〔摘要〕

毛澤東與黑格爾有著長達幾十年的、超越時空的思想交往。在不同歷史時期毛澤東的理論語境中，黑格爾的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價值和意義。黑格爾哲學或辯證法不僅是毛澤東青年時期改造哲學進而改造國民思想的理論武器之一，也是其在革命實踐中理解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批判黨內教條主義、經驗主義，構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重要理論質料，同時還是他晚年用以表述外交戰略或國際政治思想觀點，以及進行思想路線斗爭的工具。

施拉姆（Stuart Schram）曾言：“尋求毛澤東思想中辯證法嗜好的淵源是思想史上一個吸引人的——盡管或許是不可能解決的——問題。”在毛澤東辯證法的理論來源問題上，與國內學者主要集中于中國傳統文化、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等內容不同，國外學者對此眾說紛紜。無論是從國外“毛澤東學”還是西方馬克思主義流派對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研究來看，毛澤東以《矛盾論》為核心的辯證法與黑格爾辯證法的關系一直是他們關注的一個重要理論問題。例如，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與萊文（Norman Levine）分別基于結構主義和新黑格爾主義的理論視域提出了相互對峙的“斷裂說”與“復活說”；特里爾（Ross Terrill）和斯塔爾（John Starr）認為，毛澤東受到黑格爾思想強烈或深刻的影響；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則斷言：“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和動力的黑格爾哲學基本信仰全部被中國共產主義者吸收——黑格爾—馬克思主義信仰一個歷史性的拯救過程。”

更值得回味的是，原聯邦德國總理施密特（Helmut Schmidt）在其回憶錄中說，毛澤東把黑格爾視為他感興趣的三個德國人之一。與施密特同行的梅奈特（Klaus Mehnert）也在文章中提到，毛澤東說黑格爾是對他世界觀的形成產生了很大影響的人之一。

國外學者所言是否屬實呢？國內學者的研究初步證實了其中一些論斷。比如陳晉就從毛澤東讀書史的角度梳理了毛澤東與黑格爾哲學大致的交往過程，并指出：黑格爾并沒有缺席毛澤東“哲學思想形成的理論準備過程”。張仲民等則認為，從史實來看，無論是西方哲學在中國傳播，還是20世紀30年代的新哲學運動以及“兩論”創作期間，黑格爾的著作從沒缺席過。

國內對毛澤東與黑格爾關系的研究，整體上還比較粗疏。尤其就毛澤東辯證法與黑格爾辯證法的關系研究來說，對于“如何把握黑格爾哲學遺產在毛澤東《矛盾論》中的定位”這一重要學術問題，“在以往國內學界的相關研究中卻鮮有關注”。之所以產生這種問題，應該與關于毛澤東為什么對黑格爾感興趣以及黑格爾如何“涌向”或影響毛澤東的研究很不充分有關。本文試圖以施密特與毛澤東的談話為切入點，結合毛澤東在不同歷史時期與黑格爾哲學有交集的文本及其語境，對毛澤東話語中的黑格爾進行初步探究。

一、毛澤東國際政治理論語境中的黑格爾

毛澤東在和施密特談論哲學時提到了兩個讓人相當詫異的人物——海克爾與黑格爾對于毛澤東與海克爾的關系，筆者已經進行了初步研究。。不過，與海克爾不同，黑格爾之所以讓人詫異，不僅因為他在20世紀70年代的中國思想戰線上是被嚴厲批判的對象，而且還因為毛澤東一方面說“理想主義（這里實質上指的是唯心主義——引者注）并不是好東西”，另一方面卻坦言對黑格爾感興趣。從二人談話的內容看，可以肯定的是，施密特確實沒有搞清楚毛澤東為什么會提起黑格爾。他只是回復說：“德國有些人把國家這個概念神秘化，他（指黑格爾——引者注）對此負有很大責任。”

一是作為康德哲學“持久和平論”的對立面的黑格爾。當毛澤東說施密特是個康德派時——施密特本人承認他贊成康德的學說——他的寓意很清楚，即借用黑格爾對康德學說的批判，來批評西方對蘇戰略的烏托邦性質。這是因為在毛澤東看來，由于西方的威懾戰略建立在“假設”，即理想主義的基礎上，因而試圖借此達到避免戰爭、實現歐洲和平的想法和做法也是虛幻的。如果聯系自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尤其在珍寶島事件之后出現的中蘇關系嚴重惡化、越南戰爭爆發等情況的影響下，毛澤東對國際形勢比較悲觀的判斷，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他為什么堅決反對“持久和平論”。毛澤東不僅多次提出“天下大亂”“要準備打仗”“山雨欲來風滿樓”，而且在多個場合明確提出“永遠也沒有”所謂的“持久和平”，“絕不相信持久和平，或者說所謂一代人的和平”。的確，作為理想主義者的康德在談論國家之間的關系時，就是設想“成立一種國際聯盟，調停每一爭端，以維護永久和平”。此時，毛澤東話語中的黑格爾起著警示西方對蘇戰略的作用。因為在黑格爾的國家理論中，永久和平僅僅是一種“饒舌空談”而已。這不僅因為“國家是個體，而個體性本質上是含有否定性的。縱使一批國家組成一個家庭，作為個體性，這種結合必然會產生一個對立面和創造一個敵人……戰爭還是會發生的”；而且即使西方能“爭取同莫斯科及其盟國建立睦鄰關系，甚至是合作關系”，這種做法和觀念也“始終是以享有主權的特殊意志為依據，從而仍然帶有偶然性的”。正是基于此，黑格爾“不唯論證了國際戰爭的不可避免性，他還指出戰爭是解決國際爭端的唯一手段或唯一仲裁者”。

需要說明的是，即使確如有的學者所言，毛澤東強調要“準備打仗”，“很大程度上還是出于國內動員的需要。相信全國動員起來，一方面可以結束國內的混亂局面，一方面也可以對蘇聯的報復有所預防，有備無患”，那么這與黑格爾所言的戰爭功效也有共通之處。因為在黑格爾看來，戰爭不僅使“特殊物的理想性獲得了它的權利而變成了現實”，“防止了內部的騷動，并鞏固了國家內部的權力”，而且“在戰爭中，國家的健康受到檢驗”。

當然，毛澤東不只想告訴施密特祈求永久和平是不可能的，而且還包括以下兩層含義：一方面，歐洲要想在與蘇聯的較量中不吃虧，絕不能依賴美國，因為美國在戰爭開始后是不會保護歐洲的。因此，歐洲只有聯合成共同體，以自己為主才有希望。在這個意義上，海克爾的出現也并不突兀。因為根據海克爾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或者“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歐洲同樣必須聯合起來。另一方面，基于一戰的教訓，西方不要試圖以“推動蘇聯向東，推蘇向華”的方式保證“西方無戰事”。因為“蘇聯野心很大”，它針對的是“整個歐洲、亞洲、非洲”，誰也別想置身事外。其實在會見施密特之前，毛澤東就判斷，蘇聯的主要戰略重點在歐洲、中東，而不在亞洲。

二是作為克勞塞維茨戰爭哲學基礎的黑格爾辯證法。毛澤東把德國古典哲學的集大成者黑格爾和世界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相提并論，不是一時心血來潮，而是有的放矢。眾所周知，毛澤東對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頗為贊賞。而《戰爭論》與黑格爾哲學有著密切的關系。列寧就指出，克勞塞維茨在“思想上曾從黑格爾受到教益”。可以說，“戰爭不過是政治通過另一種〈即暴力的〉手段的繼續”這一重大論斷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克勞塞維茨運用黑格爾辯證法基本原理的產物。在《戰爭論》中，無論是闡釋從絕對戰爭向現實戰爭過渡時所使用的從抽象到具體的研究方法，還是運用以事物的發展和內部聯系為核心的辯證發展觀來研究現實戰爭，都可以從中看到黑格爾辯證法的痕跡。特別是克勞塞維茨運用黑格爾對立統一的矛盾觀對政治與戰爭、偶然與必然、物質因素與精神力量等關系的闡釋，很容易引發熟悉黑格爾—馬克思辯證法的毛澤東的共鳴。其中，黑格爾辯證法對克勞塞維茨論述進攻與防御關系的影響就很明顯。毛澤東和施密特談話時，也是通過防御戰與進攻戰的辯證關系和歷史事實來說明防御戰的重要性。

客觀來講，黑格爾雖然是在哲學思辨的維度上談論國家理論與戰爭問題，也有為資本主義國家發動侵略戰爭辯護的嫌疑，但他畢竟是以國家對內對外的同一性為基礎來研究戰爭的本質，同時辯證地闡釋了國家與戰爭、戰爭與和平的關系，說明戰爭不是一種“純粹外在的偶然性”，而是帶有絕對性與必然性，“把戰爭看成是人類歷史中一種客觀的、但在歷史上瞬息即逝的階段”。可以說，在對國家與戰爭、戰爭與和平辯證關系的理解上，毛澤東、黑格爾和克勞塞維茨還是有共通之處的。在毛澤東看來，和平是暫時的、有條件的，戰爭是必然的、絕對的。他指出：“在現在的制度的條件下，把人分為階級，建立國家，那就非打不可。”按：從中可以看出，毛澤東把社會制度，特別是資本主義制度或帝國主義的存在，作為戰爭不可避免的原因。在這里需要說明的是，毛澤東曾解釋說，“永遠”不是一萬年，只是講一兩百年。這是因為在他看來，革命的傾向會壓倒戰爭的趨向。

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黑格爾并不認為只要是民主國家就能避免戰爭，而是實際上賦予戰爭以否定性的力量。黑格爾戰爭觀不僅初步體現了克勞塞維茨關于戰爭是政治的延續的觀點之部分內蘊，而且其所內含的國際政治思想絕不像施密特所說的那么不堪。從黑格爾的法哲學理論看，他雖然主張政治領導優先于軍事領導，但他同時認為，政治領導決不能懦弱到放棄采用戰爭暴力手段的信心和勇氣的地步。當然，毛澤東說自己堅信會有戰爭，并不意味著他想發動戰爭關于這一點，施密特的說法是正確的。。從那一時期毛澤東的言論來看，他的本意是以黑格爾關于“和平的可能性應在戰爭中予以保存”的觀點來告誡施密特，不要被蘇聯的“到處講和平”“到處講緩和”所迷惑。因為按照戰爭與和平的辯證法，如果不做好打的準備，就可能從思想上解除武裝，“將來要吃虧”。可以說，在黑格爾以唯心主義辯證法建構的國際政治理論中，關于由國家的至上性、排外性或者獨立自主性，以及徹底的無政府狀態性質導致的有國家就有戰爭的思想，無疑是毛澤東表述中國外交戰略、試圖說服施密特放棄和平幻想的重要理論資源。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說，黑格爾在毛澤東的外交語境中發揮著“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作用。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這只是毛澤東對黑格爾“感興趣”的原因之一。如果聯系1975年之前，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黑格爾在毛澤東話語中出現時的歷史情境，可以發現，黑格爾在毛澤東政治哲學中也扮演著重要角色。

二、毛澤東政治哲學語境中的黑格爾

如果說毛澤東在1975年會見施密特時所論及的黑格爾還基本符合黑格爾哲學要義的話，那么在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毛澤東對黑格爾感興趣的主要原因就不在于黑格爾哲學本身了，其側重點是把黑格爾哲學作為實現政治目的的工具。具體來說，黑格爾哲學的政治功能不僅體現在充當了兩次思想政治路線教育的工具，而且成為海峽兩岸思想較量的著力點。雖然黑格爾的價值意蘊在此期間有所差異，但總體上來看，毛澤東是以斗爭哲學思維來批判性解讀黑格爾哲學。

首先是“批林整風”運動中的黑格爾。當時，為了反對林彪、陳伯達所謂的“天才論”等唯心主義觀點，毛澤東根據他所認為的黨內很多人搞不清楚什么是唯物論和唯心論的判斷，發出了讀幾本哲學史，包括歐洲哲學史（黑格爾哲學無疑是其中的重要內容）的指示。此時，毛澤東話語中的黑格爾哲學具有雙重寓意：一是作為匯聚人類理性思維重要成果的黑格爾哲學。不過，雖然毛澤東有通過在思想戰線（包括哲學研究領域）對黑格爾哲學進行揭露和批判，以幫助干部群眾正確理解馬克思主義精神實質的意圖，但歸根結底還是為了繼續推動“文化大革命”的發展，因而這層蘊意被弱化了。二是作為批判林彪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工具的黑格爾哲學。此時，黑格爾哲學的唯心主義性質、政治上的保守性以及反動的英雄史觀被強化。在“唯物主義進步，唯心主義反動”的邏輯支配下，由于被視為林彪“極右”路線的“老根”之一，黑格爾唯心主義哲學成了“封、資、修”的“大毒草”、帝國主義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的思想溫床，受到嚴厲批判。

其次是“文化大革命”發動前后的黑格爾。把哲學斗爭混同于階級斗爭、路線斗爭，把黑格爾哲學視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對立面，這種“左”傾思維其實在20世紀50年代后期已經初見端倪。不過，與在“批林整風”運動中徹底淪為“左”傾政治工具的狀況尚有不同，此時的黑格爾哲學并沒有被完全政治化。具體來說，黑格爾在毛澤東語境中的價值要旨呈現多樣性和復雜性。一方面，黑格爾哲學體系中的“合理內核”，即辯證法，依然被重視。只是其被毛澤東借用來指責劉少奇“宣揚了形而上學”，拋棄了馬克思主義關于“任何一個人類社會，都是由對立斗爭，由矛盾而推動發展”的規律。也就是說，毛澤東認為，劉少奇抓住的只是黑格爾的唯心主義體系，而忽視了黑格爾的矛盾辯證法從當時對黑格爾哲學的理解來看，一般認為在黑格爾唯心主義體系和辯證方法的矛盾中，體系的保守性、反動性禁錮了辯證方法的革命性，矛盾統一的絕對性、斗爭的相對性導致了矛盾的調和性，其發展觀點最終陷入了形而上學。從這個意義上講，黑格爾哲學的體系和方法被毛澤東一分為二地挪借為“從政治上搞掉”劉少奇的武器。也只有在此意義上，才能理解為什么那時黑格爾的譯著總會在前言中指出：“資產階級的反動哲學流派和形形色色的修正主義者，總是死抱著黑格爾的唯心主義體系不放，或是歪曲黑格爾的辯證法（主要針對‘合二而一’論或‘矛盾調和’說——引者注毛澤東在批判“合二而一”時，曾要求收集黑格爾闡釋對立統一規律的材料。為了幫助人們批判地研究黑格爾辯證法，當時還曾將黑格爾著作中有關矛盾的論述進行匯編，其中不少小標題均與矛盾的普遍性、必然性有關。，借以攻擊馬克思主義。”另一方面，黑格爾哲學被作為突出馬克思主義哲學科學性、革命性的參照物。當毛澤東對外賓強調“黑格爾的書也必須看”時，當他把黑格爾稱為“馬克思、恩格斯的先生，也是列寧的先生，也是我們的先生”，并表示“對于馬克思和恩格斯來說，沒有康德、黑格爾和費爾巴哈的德國古典哲學，就不會有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時，其用意不只是說明馬克思主義和德國古典哲學之間的理論淵源，更重要的是明確“不讀唯心主義的書、形而上學的書，就不懂得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指認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形而上學與辯證法之間斗爭的持久性。

最后是作為兩岸思想政治斗爭中介的黑格爾。蔣介石敗退臺灣后，從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初，一直把黑格爾哲學作為“反攻復國”的思想武器。也就是說，臺灣當局把黑格爾哲學作為兩岸政治斗爭的工具，特別是把黑格爾唯心主義辯證法作為反擊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進行反共思想戰“不可缺少的武器”，極力指責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是“邪說”，“竊取”了黑格爾辯證邏輯的方法。當然，蔣介石也在不遺余力地反對黑格爾辯證法中的矛盾統一學說，并試圖用“和諧互助的辯證法”去超越和取代它。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德國漢學家繆勒（Martin Müller）指出，兩岸對黑格爾哲學采取了“一種平行關系”，即“最終感興趣的并非黑格爾本身”，而是“把黑格爾辯證法與唯心主義哲學為了政治的目的而工具化”。如果說在臺灣，它被當作對抗“共產主義唯物論”的精神武器，那么在大陸，黑格爾哲學則是“資產階級哲學的敵對象征。”

在此不得不提及毛澤東評價黑格爾時說的一句話，因為學者們普遍忽視了這句話。毛澤東說：“黑格爾是唯心主義者，他大大地發展了唯心主義的辯證法，即客觀的辯證法。”毛澤東把黑格爾辯證法稱為“客觀的辯證法”，這是口誤還是有別的緣由呢？在筆者看來，這不僅絕不是口誤，反而恰恰說明毛澤東還是比較熟悉黑格爾辯證法的。其時，不僅列寧的《哲學筆記》已經出版多年，中蘇兩國學界研究《哲學筆記》的出版物已達數十本之多，而且黑格爾的主要著作均已被譯介出版。單從毛澤東晚年的讀書情況來看，他所閱讀過的黑格爾著作，尤其是與邏輯學相關的讀物，至少有十余本。如果結合毛澤東曾閱讀過的《論黑格爾的“邏輯學”》的內容，可以這樣說，所謂“客觀的辯證法”是指黑格爾邏輯學包含“最多的客觀內容”，即黑格爾辯證法雖然是唯心主義性質的，但是其邏輯范疇充滿了自然界和社會歷史領域中辯證法的客觀內容。馬克思就指出：“黑格爾常常在思辨的敘述中作出把握住事物本身的、現實的敘述。”

當然，毛澤東也能從列寧對黑格爾邏輯學的評價中獲得這一認識。列寧曾這樣說：“黑格爾的確證明了：邏輯形式和邏輯規律不是空洞的外殼，而是客觀世界的反映。確切些說，不是證明了，而是天才地猜測到了。”這里面臨的另一個問題是，列寧曾說：“不鉆研和不理解黑格爾的全部邏輯學，就不能完全理解馬克思的《資本論》，特別是它的第1章。因此，半個世紀以來，沒有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是理解馬克思的！！”如果黑格爾邏輯學是黑格爾辯證法的主要載體，《資本論》是馬克思辯證法的集中體現，那么可以說，理解黑格爾辯證法是更好地把握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重要條件。這樣一來，我們就有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必須解決，即毛澤東在建構其辯證法理論，特別是撰寫《矛盾論》時，黑格爾辯證法是缺席的還是在場的？在這個問題上，雖然萊文敏銳地觀察到，黑格爾辯證法以列寧辯證法為中介，參與了毛澤東建構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過程，但他把馬克思和列寧的辯證法完全黑格爾化，并以此作為解讀毛澤東辯證法與黑格爾辯證法關系的前提，這無疑是有問題的。阿爾都塞則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斷然割裂兩者之間的聯系，這其實是矯枉過正了杜娜葉夫斯卡婭、格拉貝曼等人雖然也主張“斷裂論”，但他們在實質上與阿爾都塞的價值旨趣大相徑庭。因為他們是以黑格爾化的馬列主義辯證法為內在標尺解讀《矛盾論》，并把《矛盾論》排斥于馬克思主義辯證法譜系之外。事實上，早在革命時期，黑格爾及其著作就已進入毛澤東的理論視野，并成為其通達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重要理論質料。

三、革命時期毛澤東與黑格爾超越時空的交往

國外學者對此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毛澤東的《矛盾論》或辯證法理論與黑格爾辯證法之間的關系。除了萊文極力突出黑格爾辯證法對《矛盾論》的影響外，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也十分強調毛澤東辯證法與黑格爾辯證法的連續性。針對阿爾都塞把毛澤東所采用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等新概念視為毛澤東辯證法與黑格爾辯證法區別的標志的做法，列斐伏爾提出，雖然毛澤東對主要矛盾和從屬矛盾基本區別的明確闡述“具有一種重大的意義”，但這個基本區別“沒有改變辯證法的步調”，因為其早在黑格爾的著作中就已經存在了。列斐伏爾甚至認為，毛澤東在其各種文章中提出的認識、意識和社會的螺旋發展等問題，以及從一般到特殊、從特殊到一般等重要觀點，也明確存在于黑格爾的思想之中。不過，由于掌握的文獻比較有限，這些認同毛澤東辯證法與黑格爾辯證法之間存在關聯性的西方學者，并沒有闡明黑格爾著作如何多向度地涌向毛澤東。為此，筆者試圖在陳晉等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結合黑格爾哲學在中國的傳播史以及毛澤東的相關歷史文獻，進一步探索這一問題。

首先，關于眾所周知的毛澤東接觸黑格爾的兩大間接路徑。一是蘇聯的哲學教科書主要包括西洛可夫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中譯本第三版）、米丁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上冊）以及《新哲學大綱》。。這些著作雖然是在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蘇聯哲學論戰“總清算”之后出版的，但并未像斯大林那樣簡單地把德國古典哲學視為對資產階級革命的反動。它們不僅比較客觀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哲學與黑格爾哲學之間繼承與發展的關系，而且基本闡釋清楚了列寧在《哲學筆記》中對黑格爾辯證法的批判性解讀關于毛澤東在寫作《矛盾論》時是否閱讀過列寧《哲學筆記》的問題，學界尚有爭議。霍勒布尼奇認為，毛澤東可以獲得《哲學筆記》的兩個部分，但是他指責列寧對黑格爾辯證法存在誤解。黎永泰認為，毛澤東閱讀過《哲學筆記》中的《談談辯證法問題》。萊文指出，《矛盾論》深受《哲學筆記》的影響。許全興則認為，毛澤東不可能看到《哲學筆記》。。二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相關著作或論文。其中馬克思在《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據黎永泰考證，毛澤東在此期間閱讀過這篇文章。他指出，該文早在1924年就發表在中共北方區委機關報《政治生活》第76期上，由李大釗翻譯，原名為《馬克思的中國民族革命觀》。1934年，蘇區中央局機關報《斗爭》第68期又譯載了這篇文章。但是從《李大釗全集》來看，李大釗譯文的發表時間應為1926年5月。一文中對黑格爾的對立統一規律作了充分肯定，認為其是“適用于生活一切方面的真理”，或者說是“萬應的原則”。恩格斯的《反杜林論》陳晉認為：“在馬恩著作中，毛澤東讀得比較頻繁的厚本書，當數恩格斯的《反杜林論》。”事實上，毛澤東在晚年還把《反杜林論》作為恩格斯的代表作，并因此提出，恩格斯的“畫像是應該掛的”。更是對黑格爾辯證法的歷史功績、與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關系，以及黑格爾哲學體系與辯證法的矛盾作了比較清楚的說明。雖然列寧在《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中曾批判和否定黑格爾的絕對唯心主義，但他還是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黑格爾辯證法的重要性。這些知識在毛澤東的《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中確實得到了延續。比如毛澤東指出，辯證法唯物論在辯證法層面，“不但繼承了唯心論的最高產物——黑格爾學說的成果，同時還克服了這一學說的唯心論，唯物地改造了他的辯證法”。在《矛盾論》中，他更簡明地指出，馬克思主義哲學“批判地吸取了黑格爾的辯證法的合理的部分”。張仲民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指出：“較之蔣介石對黑格爾辯證法的推崇與使用，中共領袖毛澤東則有過之而無不及。”不考慮蔣介石的解釋是否正確，有一點是明確的，即國人對黑格爾辯證法的理解往往采用與中國傳統哲學相類比的方法，可以說是“以中解西”的思路。雖然毛澤東是否也是如此理解黑格爾辯證法還需要進一步研究，不過斯塔爾認為，毛澤東所掌握的辯證法具有一種獨特的“中國特征”，即在黑格爾和馬克思有充分的理由認為自己的思想是對西方哲學傳統的一種新穎的否定和超越的地方，毛澤東卻在中國背景下，在這些思想所沖擊的中國文化和哲學的生機勃勃的共鳴中，發展了這些思想。

其次，關于黑格爾哲學在中國的傳播史。黑格爾哲學經由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譯介、批判、閱讀和使用，業已化身為中國知識倉庫中的思想資源。事實上，黑格爾哲學在中國的譯介和傳播并不是20世紀30年代之后因為黑格爾與馬克思主義之間特殊的理論淵源才真正開始的。只是在20世紀30年代，“對康德哲學的深入研究”以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傳播”，“推動黑格爾哲學傳播高潮的到來”。特別是國內文化界“自1928年至1937年的10年間，共發表有關黑格爾哲學的論文100余篇，這在當時傳播的哲學家中是最多的”。這也為愛讀書的毛澤東了解黑格爾哲學創造了條件。從1965年斯諾同毛澤東的談話來看，有兩個問題值得注意：一是斯諾為什么只問毛澤東讀過黑格爾的書沒有？如果聯系斯諾初赴延安時的疑問——“他們是不是‘純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讀過《資本論》和列寧的著作沒有？”——以及當時一些西方學者，比如杜娜葉夫斯卡婭（Raya Dunayevskaya）、阿爾都塞、霍勒布尼奇（Vsevolod Holubnychy）等人對《矛盾論》與馬克思—黑格爾辯證法關系的論爭，可以發現，斯諾也在潛意識里把是否了解黑格爾辯證法視為毛澤東能否把握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重要理論條件。二是毛澤東不僅承認在1937年寫作“兩論”之前看過一些黑格爾的文章，而且明確指出是在打游擊戰爭的時候讀的。這與黑格爾哲學在中國廣泛傳播的時間段恰好高度吻合。雖然毛澤東讀了哪些書還需要考證，但其中有兩本書值得注意。一是周谷城在1934年翻譯出版的《黑格爾邏輯大綱》。在該書的序言中，周谷城指出：“黑格爾的邏輯，與辯證唯物論的關系似已成為普通常識了。為圖正確而精深的研究辯證唯物論起見，黑格爾的邏輯，有介紹之必。”二是共產黨人沈志遠的《黑格爾與辯證法》雖然學界公認這本書首次出版于1932年，但對書名的說法卻略有不同。楊河、鄧安慶認為是《黑格爾辯證法》，沈驥如、黃見德則認為是《黑格爾與辯證法》。結合中國國家數字圖書館的文獻資料，筆者在此采用后一種觀點。此書是一本比較系統地用馬列主義學說解讀黑格爾辯證法的著作，這在20世紀30年代初期是很難得的。沈志遠在書中一方面對黑格爾哲學的意義作了很高的評價：“黑格爾是創造現代革命宇宙觀的先驅者。因為他的方法論、辯證法，是這個宇宙觀的魂靈；不管黑格爾的出發點如何不對（客觀或絕對唯心論的出發點），可是他的辯證邏輯的革命作用，確是空前無匹。”另一方面，他說明了唯物辯證法與黑格爾辯證法的區別與聯系，闡釋了辯證法與認識論、方法論以及黑格爾辯證法與列寧辯證法的關系。當然，毛澤東之所以閱讀黑格爾著作，與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重視黑格爾，特別是黑格爾辯證法，有著緊密關系。

最后，關于毛澤東閱讀過的德波林文本中的黑格爾。無論是在《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還是在《矛盾論》中，毛澤東都對德波林派的“主觀主義”、德波林的“形而上學的外因論、機械論”，特別是差異是否是矛盾的問題進行了批評。可是，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卻說，他在蘇區受排擠期間，別人給他的“狹隘經驗主義”稱號，“對我有很大幫助，讀了幾本書”，其中“德波林的《歐洲哲學史》，就是打水口期間讀的。原來不懂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是什么東西”。在此先要加以說明的是，德波林并沒有寫過《歐洲哲學史》這本書，倒有一本《近代哲學史》。但如果按照陳晉對“打水口”時間的解釋，《近代哲學史》又不符合條件。按時間以及內容來看，德波林的《辯證法的唯物論入門》倒比較符合陳晉的說法。當然，由于這兩本書的內容是基本一致的《近代哲學史》和《辯證法的唯物論入門》最大的差別在于后者有德波林的第三版序言，其他內容大體一致。這兩本書的確論述了從培根到馬克思的歐洲近現代哲學發展史。，所以毛澤東記錯書名，倒也情有可原。如果把時間推后至紅軍長征之前的話，毛澤東不僅可以看到與《歐洲哲學史》名稱相近的《近代哲學史》，也有可能看到1933年版的德波林《伊里奇底辯證法》。這里僅對《辯證法的唯物論入門》加以說明。雖然德波林寫作此書時（1907年）在政治上是孟什維克主義者，但他在當時的俄國還是一位具有一定影響力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在此書中，德波林對黑格爾辯證法的內容、方法之本質（“超越的思維，是作為以內面的矛盾為媒介而發展和運動著的邏輯的概念而思維著自己”）、本質規定（自我揚棄或自我否定，并且向對立面轉化）以及黑格爾哲學的原理（不是凝固了的不變的存在，而是生成；絕對精神的運動構成一切自然現象的基礎）、基本邏輯結構等都作了比較清楚的說明。同時，德波林還對黑格爾辯證法與馬克思辯證法的本質區別——倒置著的唯物論，以及新唯物論（辯證法唯物主義）不同于舊唯物論的要點（吸收了觀念論中內蘊的辯證法的方法，即關于發生、發展及消滅觀察現象的方法）進行了解釋。如果毛澤東所言不虛，那么德波林在駁斥伯恩斯坦等人關于馬克思主義哲學與黑格爾哲學沒有任何聯系的觀點時所說的“沒有黑格爾哲學尤其是沒有辯證法，我們便不能理解馬克思主義”應該給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從毛澤東當時閱讀的價值旨趣看，德波林在“辯證法的唯物論與經驗象征論”一章中對尤什凱維奇的經驗象征論的批判，也會引起他的理論興趣。

當然，毛澤東與黑格爾的思想對話并不限于此，他早在青年時期已初步接觸過黑格爾。如果說毛澤東在革命時期接觸黑格爾是為了更好地理解馬克思主義并推進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中國化、大眾化，構建自身的矛盾理論的話，那么在毛澤東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前，黑格爾哲學在其致力于救國圖存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則更多的是融會中西哲學之精粹、探索宇宙之真理的理論質料之一。國內學界對此已有研究，這里僅增補一些內容。一方面，需要糾正的是，田辰山把馬君武翻譯的《赫克爾一元論哲學》當作黑格爾的著作，這是不對的（應為海克爾）。不過，毛澤東極有可能閱讀過馬君武發表在《新民叢報》上的《唯心派巨子黑智兒學說》馬君武在文中抓住并頌揚了黑格爾哲學最有價值的東西——辯證法（他用“相反者相同”來概括之）。這是因為毛澤東對斯諾說，他曾經“崇拜”梁啟超，并對《新民叢報》刊載的文章“讀了又讀，直到可以背出來”。另一方面，需要補充的是，楊昌濟對黑格爾哲學的重要觀點作過解讀，具體包括：黑格爾哲學欲以絕對之原理來說明世界之現象的生成與發展；黑格爾著名的三段之辯證法內生于其哲學之理性發展之理法；從始一致到次對立，再到調和綜合兩反對物，是一切事物發展的普遍法則；事物發展之動機、勢力是矛盾，無矛盾則無運動、無變化、無抵抗；辯證法之不斷演化過程終于絕對理念的形成。毛澤東從相關學者那里了解到的黑格爾哲學知識，或多或少在《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和《矛盾論》中有所體現。也正是基于以上原因，毛澤東說黑格爾是影響他的思想或世界觀的德國人之一，就在情理之中了。

四、結語

從毛澤東與黑格爾的思想交往史看，無論毛澤東是在從唯心主義向馬克思主義思想嬗變的過程中，還是在投身革命后繼續研讀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在延安時期惡補馬克思主義哲學知識，進而實現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中國化的過程中，直至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繼續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過程中，黑格爾哲學對其哲學思想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具體來說，黑格爾在毛澤東不同時期的心路歷程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并被賦予了不同的價值功能。黑格爾哲學，特別是楊昌濟所推崇的新黑格爾主義，是青年毛澤東在湖南省立第一師范求學期間向西方尋求真理，用以改造中國傳統哲學，進而“從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以達到治學濟世的目標時，可以借助的重要理論資源之一。尤其是黑格爾哲學極為重要的“自我意識”概念及其所推崇的精神能動性，在毛澤東當時“大雜燴”式的唯心主義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以至于在其晚年錯誤思想中折射了出來。

在毛澤東轉向馬克思主義并投身革命實踐后，黑格爾哲學在不同階段亦具有不同的鏡像。在革命初期，一方面，作為觀念史觀，黑格爾唯心主義哲學是毛澤東批判的對象。另一方面，作為“終結了從前玄學研究事物的方法”的黑格爾辯證法的主要思想，是毛澤東吸收和借鑒的對象。20世紀30年代以降，黑格爾哲學主要是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來源之一，成為毛澤東更深刻理解馬克思主義，尤其是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參照物。特別是在《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中，毛澤東13次提到黑格爾，而且強調了經典作家對黑格爾唯心主義辯證法的批判性改造。無怪乎弗朗西斯·蘇（Francis Soo）認為，雖然毛澤東的辯證法體系與黑格爾完全不同，但他的矛盾概念還是具有“黑格爾的特點”，即主張“矛盾是辯證的否定過程中的一個動態環節”、矛盾概念“包括中介或揚棄過程”。而中介或揚棄不僅是黑格爾矛盾概念或辯證法的中心，而且也是黑格爾整個體系的中心。除此之外，像德波林一樣，黑格爾在毛澤東此時的話語體系中有一種隱喻功能，即指向那些教條主義者。新中國成立后，雖然毛澤東對黑格爾興趣未減，還曾反對斯大林把德國古典哲學視為對資產階級革命的反動的錯誤觀點，也曾試圖對黑格爾的“否定之否定”規律作出新的闡釋，但是，他不僅主要“從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對于黑格爾哲學的評價出發”，而且主要是把黑格爾哲學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對立面、提高黨員群眾路線斗爭覺悟的靶子來看待的，以至于在某種程度上把黑格爾哲學過度政治化了。

總之，黑格爾及其辯證法始終在毛澤東內心深處留有一席之地。不然，他在1975年說自己對黑格爾感興趣，就難以理解了。探究毛澤東與黑格爾的思想交往，有利于更好地回到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發展脈絡中，深化對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研究。

（本文作者西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1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