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東北黨組織是土地革命戰爭與局部抗日戰爭時期最早領導反日民族革命運動的中共地方黨組織。從“蘇維埃運動”到“反日民族革命”，東北黨組織經歷了艱難的轉型，其中既有與當時“左”傾路線的斗爭，也有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直接介入、滿洲省委隸屬關系的轉移等等。最終，東北黨組織克服了“左”傾路線的干擾，通過兩條路徑確立起“以統一戰線整合東北抗日力量，以武裝抗日領導反日民族革命”的政策主軸,實現了領導東北地區從土地革命斗爭到反日民族革命斗爭的轉型。

九一八事變后，中日民族矛盾首先在東北地區上升為社會主要矛盾，滿洲省委率先發表武裝抗日宣言，號召武裝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并通過多種方式積極開展抗日斗爭。中共東北黨組織從此投入到東北抗日斗爭之中并承擔著領導東北抗日斗爭的歷史重任，但我們并不能簡單地將九一八事變作為東北黨組織政策轉型的標志，正如社會主要矛盾的轉換一樣，政策轉型同樣經歷了一個復雜的過程。1931年中共在東北地區并未掌握成型的武裝力量，1933年初中共在東北地區僅有幾支各百十人的抗日赤色游擊隊，然而到1937年中共領導的東北抗日聯軍11個軍相繼編成，正規軍力達到3萬余人。考慮到日偽當局對東北地區嚴酷的殖民統治及東北其他抗日武裝力量的消減，東北黨組織領導東北抗日斗爭的政策無疑是成功的。美國學者李庭植（Chong-Sik Lee）認為，正是中共在東北地區暫時放棄了土地革命和階級斗爭才獲得了成功，但這個“放棄”并不容易。由于受當時“左”傾路線的干擾與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直接介入，東北黨組織由領導土地革命到領導民族革命的政策轉型之路艱難且復雜。

以往學界對抗日戰爭時期東北黨組織政策的研究多是局限于東北地區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普遍將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下簡稱“中共代表團”）發往東北的“一·二六指示信”作為中共在東北轉變革命政策的標志。該指示信確實為滿洲省委提供了突破土地革命時期下層統一戰線的政策契機并促進了東北地區抗日游擊運動的繼續發展，但是貫徹抗日統一戰線只是東北黨組織政策轉型的一個方面，絕非東北黨組織政策轉型的全貌。接受并確立抗日統一戰線政策之后，東北黨組織在1934年依然出現革命政策的“左”傾調整并重新跌入注重階級斗爭的漩渦，只有真正實現由“蘇維埃運動”到“反日民族革命” 因當時全國抗戰尚未爆發，中共代表團、東北黨組織的文件皆使用“反日民族革命”來指稱東北地區的抗日斗爭，故本文采用“反日民族革命”這一提法。的轉型，抗日統一戰線才具有領導東北地區全民抗戰的意義。然而，在政策轉型的過程中，滿洲省委如何因應“左”傾路線的政策干擾？中共代表團如何影響東北黨組織的政策轉型？東北黨組織通過什么路徑實現政策轉型？這些問題都有待探討。在本文中，筆者主要利用公開或內部出版的檔案史料及相關親歷者的回憶史料，著力考察東北黨組織政策轉型的動態過程，探析東北黨組織由土地革命道路向民族革命道路轉型的政策主線。

一、當時中共中央與滿洲省委的分歧

在當時“左”傾路線指導下的中共中央是否承認東北地區的特殊性，成為與滿洲省委政策分歧的根源。自滿洲省委成立，關于東北特殊性的討論就已經存在，但當時的東北特殊性觀點主要是認知東北地區的革命優勢。東北地區“與革命的蘇聯、外蒙接近”，“加之其有三十萬的產業工人與廣大農民”，無論與中國的哪個地區相比，滿洲省委領導的東北地區都是獨一無二的。也正是基于這樣的客觀優勢，中共中央對東北地區的革命發展曾寄予厚望。然而，東北地區革命的發展卻并不如意，不僅蘇維埃式的武裝暴動難以發動，就連大規模工人運動也無從談起，在東北的朝鮮共產黨員加入之前，整個東北黨組織的黨員數量竟從未達到300人。隨著滿洲省委對東北實際情況的研究，對東北特殊性的認識更多地是轉向東北地區革命劣勢的論述，“東北特殊性”逐漸成為東北黨組織對東北革命形勢較普遍的認知，如“滿洲農民對自己的境況仍充滿希望”，“滿洲沒有經過軍閥戰爭的直接摧殘”，“未經過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洗禮”等，都成為“東北特殊性”的主要論點。大革命失敗后，中共中央在相當長的時段受“左”傾錯誤路線的影響，認為“中國革命猛烈發展，已接近直接革命形勢”，主張以群眾暴動的形式取得蘇維埃革命的勝利，堅持東北特殊性的觀點隨即被中央認定為“滿洲特殊論”，定性為不承認客觀革命形勢的“右傾機會主義”并給予堅決打倒。東北黨組織隨后開始全力投身于“全國總暴動”計劃，其結果可想而知，于是，東北黨組織重新認識到東北地區的革命形勢“比起南方（尤其是蘇區）是落后得很遠的”。隨著九一八事變爆發，東北革命的對象從階級敵人變成了民族外敵，東北地區的特殊性有增無減，滿洲省委書記都認為“滿洲在這種特殊、落后的情況下，應該要用特殊辦法”，但深受“左”傾錯誤路線影響的中共中央仍沒有認識到東北地區的特殊性，不僅要求東北黨組織繼續創建蘇維埃，而且仍將東北特殊性的認知當作“滿洲特殊論”進行批判。

九一八事變后，以博古為首的中共中央雖然迅速號召武裝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但并未改變其領導東北革命斗爭的政策，為推進北方的蘇維埃革命，于1932年6月召開北方各省委代表聯席會議（又稱“北方會議”），研討“北方各省如何發動游擊戰爭、反對國民黨、建立蘇維埃政權等問題”。會議嚴厲批評“有些地方將列寧主義的革命發展不平衡的理論，曲解為北方‘落后論’‘特殊論’，以掩蓋自己富農路線”。滿洲省委代表何成湘提出東北地區政治、經濟、文化都與關內情況不同的觀點，結果“博古他們痛罵‘滿洲特殊論’和‘滿洲落后論’”。這是局部抗戰時期中共中央與滿洲省委關于東北革命政策首次出現分歧，不僅繼續要求滿洲省委“到處搞罷工罷課，武裝起義，搞紅軍，搞蘇維埃”，而且以李實取代羅登賢任滿洲省委書記“貫徹執行‘北方會議決議’，徹底肅清滿洲省委的右傾機會主義——‘滿洲特殊論’和‘滿洲落后論’”。“左”傾路線通過北方會議暫時壓制了滿洲省委實現政策轉型的意圖，仍將東北反日斗爭視為中國蘇維埃革命的一部分，東北各級黨組織被要求繼續進行土地革命并建立蘇維埃。

由于東北地區的特殊性，共產國際十分警惕日本“把東三省變為進攻蘇聯的根據地”，意圖通過東北的反日民族革命運動牽制日本的侵略勢力。1932年2月，共產國際在東方會議上提出：“在革命意識依然幼稚的滿洲，組織紅軍或蘇維埃區域之類為時尚早”，應“開展反日民族革命運動”，作為將來建立蘇維埃之基礎。同年9月，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十二次全會要求中共在東北地區應提出“建立農民委員會，抵制捐稅和政府命令，沒收帝國主義者走狗底財產，組織選舉的人民政權”等口號，而不是在東北地區開展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受共產國際影響，中共代表團于1933年初向東北黨組織發出《論滿洲的狀況和我們黨的任務》（簡稱“一·二六指示信”）。“一·二六指示信”雖未徹底突破土地革命斗爭中“下層統一戰線”的束縛，但要求東北黨組織根據各抗日武裝性質的不同采取不同的統戰策略，以領導東北的抗日斗爭。值得注意的是，“一·二六指示信”只字未提北方會議，但滿洲省委接受“一·二六指示信”的決議明確提出：“北方會議對滿洲沒有具體的估計，對于民族革命戰爭統一戰線估計的不足，過早的提出在滿洲建立蘇維埃與紅軍，籠統的沒收一切地主豪紳的土地的‘左’傾路線”，足見滿洲省委與中共中央的政策分歧。實際上，“一·二六指示信”為受困于北方會議的東北黨組織提供了有效的政策契機，使其得以借機突破“左”傾路線要求進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的政策路線。當然，這也為日后更劇烈的政策分歧與碰撞埋下伏筆。

滿洲省委接到“一·二六指示信”后立刻進行研究并報告中央：“這信雖然不是直接由中央送給，然而在布爾什維克之整個一致方面，在中央正確的路線下，在這信正確的戰爭任務的指示方面，因此，我們也就接受了這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正確的指示信，并且立刻決定把這封信發到各級黨部并很深入的去討論。”5月初，滿洲省委便通過《中共滿洲省委關于執行反帝統一戰線與爭取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決議——接受中央一月二十六日來信》，提出要“聯合一切反日力量，開展反日反帝斗爭與反日游擊運動”，并將“此決議送到上海中央局”，尋求中央對其領導東北地區反日民族革命的支持。與“一·二六指示信”幾乎同時，中共代表團以中國蘇維埃政府和工農紅軍的名義發出《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宣言——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入華北愿在三個條件下與全國各軍隊共同抗日》（以下簡稱《宣言》），號召全國士兵和民眾共同“開展武裝民族革命戰爭，反對日本及一切帝國主義”，在《宣言》發表不久，中共中央卻下發通知：《宣言》是爭取廣大群眾的宣傳手段，反對“認為這個宣言的用意是‘與國民黨合作’或者‘減輕與國民黨的斗爭’”；而且強調，“黨所提出的‘武裝民眾進行民族革命戰爭’”，“以及蘇維埃政府前后三次關于‘反日戰爭同盟’的宣言，便是揭破、打擊國民黨和孤立一切反革命的妥協黨派，以爭取大多數群眾”。由此可知，“左”傾路線更多是把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民族革命主張看作發動群眾開展土地革命斗爭的宣傳手段，而其當前的革命任務仍是通過土地革命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在滿洲省委開始依據“一·二六指示信”領導東北反日民族革命的情況下，中共中央與滿洲省委的政策分歧實際更為明顯。

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使得中央與滿洲省委再次建立起直接的工作聯系,兩者圍繞東北革命的政策路線很快出現第二次分歧。自從1933年初中共中央遷入中央蘇區后，與滿洲省委便不再發生直接的工作聯系，直到滿洲省委派代表參加在中央蘇區召開的六屆五中全會。1933年9月，國民黨當局發動的第五次“圍剿”是中央蘇區遭受的最大規模的攻擊，中國蘇維埃革命面臨巨大的生存威脅。為動員一切力量投入蘇維埃革命，中共中央于1934年1月15日至18日在瑞金召開了六屆五中全會，并通過了《目前的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強調目前中國存在著直接的革命形勢，應當動員一切力量奪取中國蘇維埃革命的勝利，并強調在此緊要關頭應警惕右傾機會主義，以下層統一戰線號召群眾斗爭。然而，當時的滿洲省委正利用“上下層聯合”的統一戰線領導東北抗日游擊運動的新熱潮。自接受“一·二六指示信”后，滿洲省委領導的東北抗日斗爭已獲得初步進展：南滿地區“聯合反日的統一戰線（約一千多人）開始形成了我們的領導”；東北其他抗日武裝“與民眾的關系逐漸建立起來”，“很多游擊隊（如湯原、綏寧）由第一種變到第二種，有的已由第二種開始轉變到第四種的過程（如李延祿部隊）”，中共在其中的影響逐步增強。滿洲省委因此認為，“滿洲反日游擊運動總的形勢是在日益發展和深入，更帶著群眾的性質”。滿洲省委對東北反日游擊運動“更帶著群眾的性質”的認識肯定了東北的有產階級也產生了反日傾向，并認為這些有產階級已成為東北反日民族革命能夠聯合的對象，可以通過上層聯合來開展下層統一戰線，這與中共中央警惕“右傾機會主義”與“堅決地為著創造反帝的下層統一戰線而斗爭”的主張差異巨大。中共中央要求全黨警惕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以下層統一戰線動員一切力量開展土地革命，而作為地方黨組織的滿洲省委卻通過“上下層聯合”的統一戰線領導東北地區的反日民族革命。

中共中央無法認同滿洲省委領導東北革命的政策。依照中共六屆五中全會的決議精神，中央于1934年2月22日發出《中央給滿洲省委指示信》（又稱“二月指示信”），要求滿洲省委進行自上而下的政策轉變：第一，“滿洲黨必須把建立和擴大革命政權與革命根據地的任務，提到實際的工作日程上來”，并將反日斗爭與農民土地運動配合起來，“把反日游擊運動提到土地革命的階段”；第二，轉變關門主義的傾向，參與到一切反日群眾運動中，“使群眾認識反革命的欺騙而接受我們的主張”；第三，轉變“在義勇軍中時常拿上層勾結代替下層的統一戰線”的政策，全力擴展下層統一戰線，奪取無產階級的領導權。由此可見，中共中央并未回應滿洲省委要求領導并擴展東北反日民族革命的訴求，而是明確要求滿洲省委以領導民族革命為契機發動群眾繼續開展土地革命。在日偽當局加緊發動針對東北抗日游擊運動的第二期討伐之時，滿洲省委響應新的中央指示展開密集的政策調整，將政策重新拉回到蘇維埃運動的方向上來。

二、滿洲省委革命政策的“左”傾調整

自打破北方會議對滿洲省委領導東北抗日斗爭的束縛以來，滿洲省委在抗日游擊運動、職工工作、農民工作等方面均有所建樹，尤其是抗日游擊運動方面，不僅建立了黨直接領導的抗日游擊隊，還與其他抗日武裝隊伍建立起攻守同盟，聯合并領導著相當數量的抗日游擊武裝共同抗日。然而，此時的中共中央深受“左”傾錯誤路線的影響，隨著中共中央對滿洲省委進行直接的政策指導，嚴重的“左”傾錯誤路線開始支配滿洲省委。在日偽當局對東北抗日武裝加緊發動第二期討伐之際，滿洲省委開始響應中央新的指示展開密集的政策調整。

1934年5月15日、18日，滿洲省委向南滿地區相繼下發《中共滿洲省委關于南滿人民革命軍存在的錯誤及目前的戰斗任務給人民革命軍政委、政治部及全體黨員信》和《中共滿洲省委關于擴軍、群眾斗爭、建政及創立根據地等問題給盤石及海龍縣委信》，要求南滿黨組織發動群眾的經濟、政治斗爭，使之“與反日游擊運動配合起來，把反日游擊運動提到土地革命的階段”，并始終堅持下層統一戰線。6月15日，滿洲省委發布《中共滿洲省委關于五中全會決議“目前的形勢與黨的任務”的討論大綱》，突出強調了下層統一戰線，要求全黨以下層統一戰線發動廣大群眾，組織廣大群眾，領導廣大群眾，建立起無產階級的領導權。6月30日，滿洲省委向珠河中心縣委及游擊隊發出《中共滿洲省委關于堅決執行中央及省委的正確路線給珠河縣委及游擊隊全體同志的信》，指責珠河中心縣委及游擊隊繼續，要求珠河中心縣委及游擊隊通過領導和擴大群眾的政治經濟斗爭來廣泛發動群眾，實現革命斗爭的勝利。6月末，滿洲省委以“一貫的執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為理由，正式決定取消滿洲省委吉東局。撤銷吉東局后，滿洲省委便開始直接向原由吉東局領導的密山、勃利、寧安等縣委貫徹“左”傾政策。7月6日，滿洲省委給密山縣委及勃利區委下發《中共滿洲省委關于組織和領導反日反滿的武裝暴動，鞏固擴大赤色游擊區等問題給密山縣委及勃利區委的信》，要求密山縣委及勃利區委“抓緊廣大群眾反日反滿的高漲情緒，組織廣大群眾反日反滿的武裝暴動”。同月10日，滿洲省委指示寧安縣委“發動廣大群眾政治和經濟的日常斗爭”，“加緊準備武裝群眾，以便順利走向游擊戰爭與武裝暴動”。滿洲省委認為，反日反滿的武裝暴動應該“從廣大群眾反日反滿的政治和經濟斗爭的擴大和情緒的高漲中而發生起來”。這是滿洲省委于1933年放棄在東北地區開展土地革命及建立蘇維埃后，第一次闡述關于武裝暴動的政策指導。

土地革命的本質是階級革命，滿洲省委的革命政策重回蘇維埃運動模式的主要特征是重新注重階級斗爭。隨著滿洲省委對東北地區各地方黨組織及抗日游擊武裝進行的政策指導愈加“左”傾和激進，與重提“武裝暴動”這樣的“左”的革命策略相似，滿洲省委在對各地方黨組織的政策指導中也愈加注重階級斗爭，并在農民工作、抗日游擊運動和黨的組織工作中突出體現出來。在農民工作方面，滿洲省委不僅“堅決反對與富農有利的‘誰種土地、就是誰的’的口號與辦法”，號召“發動廣大群眾驅逐一切地主豪紳出領導機關”，還主張“在游擊區中必須加緊發動工人及雇貧、中農反對地主富農的日常經濟斗爭”，從經濟利益與政治權利兩個層面向農村有產者發起了進攻，甚至向各地方黨組織提出：“只有開展游擊區中的階級斗爭，才能提高游擊區群眾的無限積極性，才能更鞏固游擊區”。在抗日游擊運動方面，則更加注重“統一戰線內部開展階級斗爭”，抗日義勇軍的上層一直被中共中央及滿洲省委視為地主、富農階級的代表，因此如何對待義勇軍的上層是觀察滿洲省委調整其政策的主要指標之一。雖然“一·二六指示信”提到在促成反帝統一戰線的同時應注意內部的階級分化并建立無產階級的領導權，但當時滿洲省委在指導貫徹該路線時更注重中央指示的前半段，即盡力促成反帝統一戰線。現在情形反轉，滿洲省委在中共中央新的指示精神下開始強化對“下層統一戰線是我們活動的基礎”的堅持，要求各地方黨組織在聯合抗日義勇軍的同時，通過批評和揭露上層的反動表現來爭取下層群眾，本質上仍是敵視各抗日游擊武裝的地主、富農成員，實行抗日游擊運動內部的階級斗爭。滿洲省委在向各地方黨組織發出的指示信中也多次提及，“只有奪取義勇軍中下層群眾到我們的領導之下來，才能建立起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在黨的組織工作方面，滿洲省委在注重發展工人、貧雇農出身的黨員之時也更加排斥地主富農分子。在給密山縣委和勃利區委的指示信中，滿洲省委提出：“黨的基礎異常狹小，很多黨員是地主富農分子，他們是執行黨的正確路線的障礙物，必須從斗爭中把他們驅逐出去”，要求“必須堅決轉變把黨的基礎放在工人雇農中去”。與此同時，爭取抗日義勇軍與嘩變的地方大排隊上層分子入黨已受到中共中央及滿洲省委的嚴厲批評。此時的滿洲省委更加突出對黨員階級屬性的嚴格要求，尤其是排斥原屬于有產或剝削階級的成員。相較于六屆五中全會之前，滿洲省委1934年夏的政策指導已大踏步地向“左”轉向。當然，注重階級斗爭的政策路線并非滿洲省委的創造，而是滿洲省委的政策調整緊跟中共中央“左”傾錯誤路線的結果。

在中共中央“左”傾路線的影響下，滿洲省委開始對東北各地方黨組織及抗日游擊武裝的政策進行密集的“左”傾調整，其政策路線呈現這樣的總特征：第一，要求迅速擴大東北地區群眾性的反日斗爭；第二，注重黨的各項革命工作中的階級斗爭問題；第三，尋求將東北的反日游擊運動及群眾性的反日斗爭提升到土地革命的階段。不難看出，在中共中央“左”傾錯誤路線直接影響滿洲省委之際，滿洲省委被迫放棄了“一·二六指示信”給予的政策空間，走上重提“階級斗爭”“武裝暴動”的老路，中斷了由“蘇維埃運動”到“反日民族革命”的政策轉型。

三、滿洲省委隸屬關系的轉移

自1927年10月成立以來，滿洲省委作為省一級地方黨委隸屬中共中央直接領導。但隨著中共臨時中央于1933年1月遷入中央蘇區，留在上海的上海中央局則承擔起領導國統區斗爭、與共產國際及各地黨組織聯絡的職責。滿洲省委因屬于非蘇區地方黨委而歸于上海中央局直接領導。但自中共臨時中央遷入蘇區后，不管是中共臨時中央還是上海中央局與滿洲省委的聯系都明顯減少，對東北地區革命斗爭的指導也同樣減少。這里既有新成立的上海中央局組織較弱和交通聯系不便的因素，也有中共臨時中央忙于領導蘇區建設和軍事斗爭無暇分身的原因。

上海中央局意圖停止對滿洲省委的領導。上海中央局是滿洲省委合法的領導機關，然而，作為中央派出機關的上海中央局，不僅領導上海、江蘇、河南、河北、山西、山東、湖南、滿洲等廣大非蘇區的工作，還充當著中共主要的中轉和聯絡機構，中共臨時中央與國際方面、各地方黨委的電報、資金和人員往來都需要上海中央局進行中轉。白色恐怖的環境加上巨大的工作量使得上海中央局時刻處于危險之中，自1934年6月成立到1935年2月，上海中央局的組織先后三次被破壞。為改變屢遭破壞的現狀，上海中央局在注重秘密工作之外也在醞釀著自身的轉變，即把上海中央局的工作“限定為領導中國國統區，撤銷它對其他蘇區工作的責任和與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進行聯系的責任”，“避免上海局機關臃腫”。1934年9月，上海中央局負責人盛忠亮請求中共中央“在中國國統區的最重要地區設置中共中央全權代表和改進主要省委的工作”，并“與一些最重要省份的直接聯系”，以減輕上海局的工作。同時，“在滿洲建立中共中央局”，“將滿洲省委分為在[中共]滿洲中央局直接領導下的三個省委或特委”，由滿洲中央局而不是上海中央局負責領導東北地區的革命斗爭。從盛忠亮給中央的建議不難得出這樣的認識：上海中央局雖然深知東北地區抗日斗爭的重要性，但鑒于自身并不穩定的狀態，短期來講還是希望能由中共中央加強對東北黨組織的聯系與領導；長期來講，上海局建議中共中央在東北地區設立與上海中央局平行的中共滿洲中央局負責領導工作。

自從遷入中央蘇區后，中共臨時中央就將主要精力用于領導蘇區的建設與應對日益頻繁的軍事行動，由于滿洲等非蘇區的革命工作劃歸上海中央局領導，中共臨時中央實際上已不再直接指導滿洲省委的工作。但也有例外，1934年初，六屆五中全會和第二屆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在中央蘇區相繼舉行，滿洲省委代表何成湘等前往開會并向中共中央匯報滿洲省委所領導的民族革命斗爭才打破這樣的狀態。此時中共中央號召集中一切力量奪取蘇維埃革命的勝利，還由中央組織部部長李維漢起草《中央給滿洲省委指示信》。但這只是個別現象，隨著第五次反“圍剿”斗爭的進行，中共中央再也無暇顧及對滿洲省委的領導。1934年9月，中共中央在收到上海中央局負責人盛忠亮的建議后回復：同意盛忠亮關于調整國統區工作的建議，但中央此時主要的精力在于軍事工作，“很難領導中國國統區的日常工作”，至于“在滿洲及河北要設代表，我們委托王明和康生從在莫斯科的同志中物色人選”。中共中央在無暇領導東北黨組織的情況下已經準備尋求中共代表團的支持。

為了推動東北黨組織有效地領導東北革命斗爭，共產國際除了以指導中國革命的方式影響中共以外，主要通過中共代表團施加影響，這也加劇了滿洲省委領導關系的異常變動。1932年11月2日，中共代表團團長王明在提到“滿洲問題”時指出，中共領導東北革命工作“主要的困難還在于中共中央幾乎沒有能力領導滿洲的工作”。12月11日，王明又在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會議上提到，共產國際東方書記處已經著手研究“滿洲問題”的工作，“以使我們能夠及時掌握滿洲運動的領導權”。至于這里的“我們”指的是中共中央還是中共代表團，身為中共代表團團長的王明雖未言明，但1933年1月26日，中共代表團就正式以中共中央的名義向滿洲省委發出“一·二六指示信”，開始直接在政策上指導東北地區的革命斗爭。1933年初，李耀奎又受中共代表團指派前往滿洲省委工作以“迅速傳達1月26日中央給滿洲省委的指示信”，這皆是絕好的證據，證明中共代表團已經開始爭取對滿洲省委的領導權。而中共代表團選擇領導滿洲省委的另一個因素，在于其認為中共中央“就滿洲問題通過的文件中存在著很多嚴重的策略錯誤”，不能正確領導東北革命斗爭。

中共代表團獲得滿洲省委的領導權。1934年8月，受中共代表團派遣，楊春山（蘇名斯達干諾夫）在海參崴建立中共代表團駐海參崴聯絡站，加強對東北地區的實際領導。9月16日，王明、康生在給中共中央的信中要求中共中央不要再指導滿洲省委的工作，“我們根據材料和報告，已經進一步研究滿洲問題，現在正在準備給滿洲黨幾個問題的文件”，所以“我們希望中央在沒有得到我們這些新的文件以前，不要寫給滿洲省委關于游擊運動等策略問題的文件，因為根據過去的經驗許多主要策略問題，兩方面的文件時常有不一致的意見”，“使滿洲同志發生許多難以解決的困難”。同是1934年9月，中共代表團派遣楊松（化名吳平）以滿洲省委吉東巡視員的身份到東北工作，著手糾正東北地區出現的“左”傾錯誤，并醞釀東北地區黨組織的組織變革。10月，上海中央局再次遭到大破壞，中央局負責人盛忠亮被捕后叛變，上海中央局組織陷入癱瘓并失去與中共中央、中共代表團及各地省委的聯系。同月，中共中央隨中央主力紅軍離開中央蘇區開始長征，同樣失去與中共代表團及各地省委的聯系。應該說，在中共中央開始長征、上海中央局接連遭遇嚴重破壞后，中共代表團實際上實現了對滿洲省委的唯一領導。受中共代表團委派，“1935年2月吳平第二次來到寧安”，組建吉東特委，“在組織上接替已被破壞的滿洲省委吉東局對這個地區的領導”，由此開啟了中共代表團直接領導東北黨組織的時期。

四、東北黨組織政策轉型的兩條路徑

在“實際上充當了全黨中心的角色”的特殊時期，中共代表團并沒有通過正常的組織渠道領導東北黨組織，而是通過設在海參崴的中共代表團聯絡站與楊松組建的吉東特委實現其領導權。這種非常規的領導方式造成了一種特殊的現象：吉東地區已在中共代表團直接的領導下，而東北大部分地區仍接受滿洲省委的實際領導。雖然這是一種過渡狀態，但在此狀態下，整個東北黨組織的政策調整分裂為兩條路徑，即吉東地區黨組織在楊松等人的領導下按照中共代表團的指導踐行新的政策路線，而南滿、北滿地區黨組織則由滿洲省委繼續領導回歸到接受“一·二六指示信”時滿洲省委的政策路線。東北黨組織兩條路徑的政策調整并不相同卻殊途同歸，共同消除了東北黨組織的“左”傾錯誤，完成了東北黨組織由“蘇維埃運動”到“反日民族革命”的轉型。

受中共代表團委派，楊松于1934年9月初“以省委巡視員名義來到吉東一帶”。實際上，為加強對東北地區革命工作的指導，同年8月，中共代表團已經指派楊春山在海參崴成立中共代表團駐海參崴聯絡站，強化對東北地區的聯系。此時,楊松來到東北開展工作的主要任務，是“傳達代表團關于統一戰線的新精神，糾正我們的‘左’傾錯誤”，促進東北的抗日游擊運動擴大發展，直接動機則是解決吉東地區暨東北地區嚴重的政策錯誤。楊松在巡視吉東地區的過程中發出了諸多文件，如《中共滿洲省委吉東局致饒河中心縣委的信》《中共滿洲省委吉東巡視員××的報告》《吳平致陳亞的信》《中共吉東特委致東滿黨團特委及人民革命軍的信》《中共滿洲省委吉東巡視員（平）的報告》《中共滿洲省委吉東巡視員（吳）致東滿特委的信》等等，這些文件構成了吉東地區黨組織政策調整的關鍵文獻。縱覽這些文件不難發現，楊松對饒河、密山、穆棱、東滿等地的政策調整是基本一致的，從革命任務與革命策略上轉變了中共在吉東地區領導革命的政策路線，使吉東地區黨組織徹底擺脫了注重階級斗爭的土地革命政策模式，構建起以統一戰線領導反日民族革命的政策模式。

楊松在吉東地區進行政策調整的第一個著力點，在于明確東北黨組織的革命任務是領導東北地區的反日民族革命。楊松在給吉東黨組織及滿洲省委的信件中均提到東北各級黨組織的革命任務問題，比如楊松在以吉東局名義發出的《中共滿洲省委吉東局致饒河中心縣委的信——關于饒河黨過去的錯誤及目前具體的工作任務》中提到，目前階段東北黨組織的基本任務不再是建立蘇維埃而是“推翻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政府‘滿洲國’的統治，建立東三省抗日救國政府，以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和國家統一”，而饒河黨組織作為東北黨組織的一部分，現在的迫切任務是“動員黨的群眾組織的一切力量，聯合一切反日隊伍，鞏固和擴大反日統一戰線，以擊潰日滿匪軍的‘討伐’”。同樣，在《中共滿洲省委吉東巡視員××的報告》中，楊松提出“東三省黨的政治目的，就在推翻日本帝國主義和滿洲國在東三省之統治，建立一東三省抗日救國民眾政府，以爭取民族獨立平等、國家統一”。在楊松與滿洲省委聯絡的信件中也明確提到，東北黨組織的中心任務應是推翻日帝和偽滿洲國，“建立東三省抗日救國的民眾政府以爭取中華民族獨立和國家統一”，而不再是進行土地革命和建立蘇維埃。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革命的領導者，始終以完成革命目標實現革命任務為訴求，革命任務的改變表明革命政策、革命策略的必然轉變。在共產國際及中共代表團明確要求東北黨組織領導東北的民族革命而非階級革命的情況下，楊松力圖直接告知東北各級黨組織：反日的民族革命任務才是東北黨組織的中心任務，統一戰線內部的階級斗爭和農村中的土地問題等都應當處于次要地位。既然革命斗爭策略、路線都應當以革命任務為出發點，那么東北各級黨組織的革命政策當然需要轉向反日民族革命斗爭，團結一切能夠共同抗日的力量。

楊松在吉東地區進行政策調整的另一個著力點，在于轉變下層統一戰線策略實現上層聯合。東北地區的特殊性決定了東北黨組織應當完成反日的民族革命任務，這與動員一切力量奪取中國蘇維埃革命勝利的革命訴求完全不同，因此，東北黨組織必須踐行適合反日民族革命的政策路線。簡言之，凡是抗日的力量都應該聯合，也都能夠聯合。中共代表團甚至認為，“哪怕是反對共產主義的，但是只要在目前不投降日本帝國主義，和他做武裝流血斗爭，在客觀上都是使日本帝國主義統治減弱，因此在客觀上是革命的斗爭”，這些抗日力量也理應進行聯合。因此，“磐石、珠河、吉東等地和其他反日隊伍建立共同的總司令部不是上層勾結，而是上層聯合戰線”，而“珠河、磐石等區域正因為部分地正確運用上層聯合，同時造成下層工作基礎，才在一年來有這大發展”。至于滿洲游擊運動是否進入新階段的問題，楊松明確告知：滿洲游擊運動“還沒有走上新階段”，且“在反日戰線內部階級的政治分化尚未走向新的階段”。既然東北地區的革命斗爭并未出現階級分化或政治分化，那么聯合一切抗日力量的政策就不應當改變，這既是共產國際及中共代表團策略思想的延續，也是東北地區客觀革命現實的必然要求。因此，楊松在政策調整中不僅要求東北地區各級黨組織鞏固并發展“聯合抗日總指揮部”這類上層統戰組織，而且要求東北各地黨組織轉變反日會工作，不要“把抗日會變成第二個黨的組織”，而“要把反日會變為廣泛的工農兵商學各界的反日團體。在組織上要規定不分階級、年齡、籍貫、性別、民族等區別，凡不愿當日本亡國奴者，都得加入”，真正團結一切抗日的力量。楊松在吉東地區的政策調整力圖切實轉變下層統一戰線，從而建立廣泛的抗日統一戰線，這也是中共代表團期望東北黨組織政策轉型的關鍵一步，只有促成抗日力量的大聯合，東北抗日游擊運動才能擴大發展，東北黨組織的政策轉變才算取得成效。

1934年10月，楊光華代理滿洲省委書記后重組省委，新的滿洲省委于1934年末至1935年初在聯系較為密切的北滿、南滿地區同樣展開了政策調整工作，調整對象是1934年春夏以來滿洲省委在這些地區所推行的過分“左”傾的政策路線。該政策路線要求東北各級黨組織排斥上層聯合的統一戰線形式并注重階級斗爭，力圖將東北地區的民族革命戰爭提升到土地革命階段，這一嚴重“左”傾的政策路線給東北各級黨組織帶來了極大的政策困擾。但與楊松主要依據中共代表團關于東北反日革命的新政策指導進行政策調整不同，滿洲省委進行政策調整的依據是1933年中共代表團的“一·二六指示信”，在滿洲省委給北滿黨組織的指示信中甚至大段引用該指示信的部分內容，其政策調整的中心思想也與“一·二六指示信”高度吻合，要求東北黨組織通過上下層統一戰線整合并領導東北的抗日力量。

實際上，此時的滿洲省委尚未從組織大破壞中恢復過來。1934年4月，共青團滿洲省委書記劉明佛與團省委宣傳部長楊波相繼被捕叛變，引發滿洲省委黨團組織及吉東黨組織的大破壞，東北黨組織的外部環境嚴重惡化，省委委員“李兆麟、馮仲云因環境不好派到游擊區工作”，由中共中央參會返回的何成湘又被中央調去上海，“這時省委只有少數人在堅持工作”。9月，滿洲省委書記王德又被中共代表團調往海參崴參加工作。上海中央局在多次向中共代表團要求王德回到滿洲省委領導工作而無果的情況下，于1934年10月委派楊光華以中央巡視員身份前往滿洲省委主持工作。同月，上海中央局負責人盛忠亮被捕叛變，上海中央局組織又一次遭到破壞并與滿洲省委失去聯系，滿洲省委自此陷入“孤立無援”的狀態。原省委委員大都缺席，省委常委在哈爾濱僅剩譚國甫、趙毅敏二人，楊光華代理滿洲省委書記后，新的滿洲省委才勉強繼續工作。

據楊光華回憶，上海中央局派其來到東北的任務，是“根據‘一·二六’指示信的精神，在滿洲組織抗日反滿人民政府，發展抗日軍”。雖然楊松在與滿洲省委的聯絡中轉述了中共代表團的新政策，但在缺乏正式文件的情況下，新的滿洲省委并未聽信楊松的轉述而是依據“一·二六指示信”進行自我政策調整。1935年1月15日，在《中共滿洲省委給珠河縣委的指示信》中，滿洲省委著手調整北滿地區的“左”傾政策。不僅對“訂立臨時作戰協定”的條件與“實行上層聯合”的條件進行區別分析，指出其對“一·二六指示信”存在誤解，還將與其他抗日武裝聯合作戰的條件確定為“只要他們愿意共同作戰：（一）不臨陣脫逃；（二）不趕邊豬，就可以了”。這與滿洲省委不久前點名批評北滿黨組織“放棄我們反日綱領的基本主張，放松反對反革命派別和反動領袖的斗爭”的觀點形成鮮明對比。不僅如此，先前滿洲省委曾嚴令，但在新的指示信中，滿洲省委不僅斷然否定了北滿黨組織對聯合軍組織的排斥，而且明確提出“聯合軍是可以組織的”，重新認可上層聯合的統一戰線形式。滿洲省委在南滿地區同樣進行了政策調整，刊登在南滿臨時特委機關刊物《列寧旗》的《南滿反日統一戰線執行的檢查》詳細闡明了南滿黨組織的政策調整過程。《檢查》指出，雖然南滿地區的抗日游擊運動已發生諸多變化，但“這種現勢并不能變更我們統一戰線的策略（一月二十六日信），而使我們更有優越條件和基礎來順利執行這一統一戰線的策略”。相較于先前滿洲省委堅持要求南滿黨組織“在一切義勇軍中都要拋棄過去上層勾結與改編辦法的錯誤，用一切力量去建立真正下層基礎”，以及“把民族革命戰爭提到土地革命的階段”的錯誤政策，到1935年2月，南滿黨組織不僅“證明了過去東北抗日軍總指揮部的成立是正確的”，而且堅信“應當立即拋棄沒有下層工作基礎，就不去進行上層聯合的刻板辦法，以最大限度來號召與締結抗日聯軍的行動”。在滿洲省委的指導下，南滿黨組織“徹底糾正過去過早破壞統一戰線的辦法和忽視放棄下層工作的錯誤”。南滿地區黨組織的政策調整與北滿地區相同，都源于此時滿洲省委重新突出“一·二六指示信”的指導作用，同時明顯區別于吉東地區黨組織的政策調整中對東北反日民族革命任務的界定以及對下層統一戰線策略的否定。

相較于1934年春夏以來東北黨組織嚴重“左”傾的政策路線，滿洲省委領導的政策調整給予了北滿、南滿黨組織重建上層統一戰線的政策空間，并抑制了過分強調階級斗爭的“左”傾政策思維，具備政策調整的主觀意義。雖然與楊松領導的政策調整相比，滿洲省委的政策調整要保守許多且不能完全適應東北抗日游擊運動的新變化，但我們不能因此忽視滿洲省委所做出的政策調整的努力。需要注意的是，1933年滿洲省委接受“一·二六指示信”后所推行的民族革命政策實際是一種模糊性政策路線，即在不明確違背下層統一戰線的前提下，允許各地方黨組織靈活通過上層聯合去領導反日民族革命斗爭，滿洲省委回歸這一模糊性政策，再加上當時的滿洲省委尚未從黨組織被破壞中恢復過來而缺乏對各地方黨組織的有力約束，這些地方黨組織因此所獲得的的政策空間并不比吉東黨組織遜色，而且南滿、北滿黨組織本就是通過上下層統一戰線領導反日斗爭最具成效的地方黨組織，這便是滿洲省委政策調整的客觀意義。

五、結語

九一八事變后，不僅東北地區的革命局勢發生轉變，國內主要矛盾也開始由階級矛盾轉變為中日民族矛盾。在共產國際及中共代表團等影響因素的促進下，東北黨組織意圖通過更大的政策轉型增強自身領導東北抗日游擊運動的能力，促進東北反日民族革命的發展。但這種轉型受到當時執行“左”傾路線的中共中央的批判，中共中央無法容忍東北黨組織貿然離開蘇維埃革命道路，依然要求東北黨組織“把反日游擊運動提到土地革命的階段”。因此，東北黨組織由“蘇維埃運動”到“反日民族革命”的政策轉型之路曲折且艱難。

決心集中一切力量奪取蘇維埃革命勝利的中共中央，一再要求東北黨組織繼續在東北地區開展反帝國主義的土地革命，以推進全國蘇維埃的勝利。但“執行土地革命、創造蘇維埃的任務，這就使這些剛剛誕生的隊伍脫離了群眾，處于孤立無援的境地”中共吉林省委黨史研究室、時刻警示著東北黨組織：只有改變土地革命政策路線聯合一切抗日力量，才能真正領導東北反日民族革命斗爭。經歷了與“左”傾路線的兩次斗爭、自身政策的“左”傾調整及中共代表團的直接介入，東北黨組織終于實現了從領導東北土地革命到領導東北反日民族革命的政策轉型。但東北黨組織政策轉型路徑并非是單一的，滿洲省委領導的政策調整更多的是一種政策復歸，通過回歸到接受“一·二六指示信”時滿洲省委的政策路線，給予地方黨組織重建上層統一戰線的政策空間，抑制了過分強調階級斗爭的“左”傾思想；而楊松所主導的政策調整則是全面貫徹中共代表團的新政策路線，明確領導反日民族革命的根本任務，突破下層統一戰線的局限，團結一切能夠共同抗日的力量。在地域上，滿洲省委主要領導南滿地區和北滿地區的政策轉型，楊松主要領導吉東地區的政策轉型，雖然兩種政策轉型在地域分布上涇渭分明，但隨著滿洲省委被取消和中共代表團新政策指示信的正式傳達，兩地域內黨組織的政策路線最終殊途同歸，確立了“以統一戰線整合東北抗日力量，以武裝抗日領導反日民族革命”的政策主軸，共同完成了從領導東北地區的土地革命到領導東北地區的民族革命的政策轉型，東北地區的抗日武裝斗爭自抗日義勇軍運動轉入低潮后再度呈現出蓬勃發展的態勢。

（本文作者劉會軍，吉林大學文學院中國史系教授；白路，吉林大學文學院中國史系博士生）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1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