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毛澤東早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就作出了“美國要跟中國建交”的戰略預見。毛澤東指導中國應對美國對華政策的方法主要是兩條：一是堅決斗爭，以斗爭求緩和；二是以我為主，等待時機。20世紀60年代末期，毛澤東通過乒乓外交破局，推動了中美關系由對抗狀態走向兩國關系正常化。

　　毛澤東時代的中美關系，對于當今兩國關系基本格局的形成，有著重要而深遠的影響。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美國對華采取不承認政策；一年后，雙方在朝鮮戰場兵戎相見，進入對抗狀態；1972年2月，尼克松訪華，中美共同發表上海《聯合公報》，開啟兩國關系正常化的進程。從“對抗”到“正常化”，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新中國成立22年后取得了對美外交工作的突破性成果。

　　戰略預見：總有一天，美國要跟我們建交

　　雖然在新中國成立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中美兩國處于對抗狀態，毛澤東卻以“不畏浮云遮望眼”的大格局，早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就作出了“總有一天，美國要跟我們建交”的戰略預見。

　　1955年5月底，在與印尼總理阿米佐約探討即將到來的中美談判時，在1956年9月中共八大會議期間，在1957年1月27日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在1958年6月16日與二十余位駐外大使會談時等，毛澤東都表露出盡管美國現階段“不承認”新中國，但是，“總有一天，美國是要與中國建交”的樂觀前景。其中，最具代表意義的是，中共八大政治報告指出：“為了和平和建設的利益，我們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國家，包括美國在內，建立友好關系。我們相信，這一點，總有一天會要做到的。”中共八大，是新中國成立后召開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是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規劃中國發展的開端盛會。報告中關于“中美建立友好關系”的表述，無疑是新中國向世界、向美國發出的明確和平信號。

　　毛澤東對中美建交的可能性時機，也作過多次預判。以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的講話為例，毛澤東在談到中美關系時，以蘇美建交是在蘇聯十月革命之后17年為參照，提出：“我們跟美國建交，可能要到第三個五年計劃完成以后，也就是說，要經過18年或者更長時間。”以1957年起，經過18年左右，為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如此算來，毛澤東對中美建交時間的預判，是基本準確的。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毛澤東選擇在1950年代中期作出關于“中美建交”的戰略預見？

　　最直接的動因是1955年中美大使級會談正式啟動。1955年春，中美雙方都有意向通過談判，緩解臺灣地區的緊張形勢。1955年8月，中美兩國在日內瓦舉行大使級會談。會談有兩項議程：一是雙方平民回國問題；二是雙方有所爭執的實際問題。從8月14日到9月10日，雙方達成了遣返平民的協議。9月中旬進入第二項議程后，美國采取糾纏拖延的做法，中國代表提出的禁運問題等議題均被美方拒絕，會談陷入僵局并一度中斷。雖然會談沒有解決中美雙方的實質性問題，但是在那個近乎隔絕和充滿敵意的年代，中美大使級會談是兩國進行官方接觸的唯一渠道，有助于雙方互相了解彼此的政策意圖，對緩和兩國的緊張關系起到了積極作用。

　　智者見于未萌。有了中美大使級會談渠道的建立，毛澤東并不指望中美之間的對抗能在一夜之間消除，但有理由相信兩國對抗的狀態不會永遠持續下去，有理由對中美關系的前景感到樂觀。

　　應對之道 ：一是堅決斗爭，二是等待時機

　　1956年9月30日，毛澤東同到訪的印尼總統蘇加諾談恢復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問題，話題自然就引到了中美關系上。毛澤東說：“對付美國人是要有一點辦法的，要有兩條，一條不行。第一是堅決斗爭，每天都要叫……第二是不要急，這一條是不登報的。”以1964年約翰遜當選總統為分界線，在中美關系正常化之前，美國政府對華政策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美國政府意圖通過“遏制孤立”政策，顛覆中共政權；后一階段，美國政府轉向“遏制接觸”政策，目的是遏制中國“擴張”的同時避免直接軍事沖突。毛澤東的應對之道，在前一階段，側重堅決斗爭，以斗爭求緩和；在后一階段，側重以我為主，等待時機。

　　在東西方冷戰格局下，美國對新中國采取“遏制孤立”政策，政治上不承認，軍事上威脅，經濟上禁運。面對封鎖包圍，新中國沒有屈服，在毛澤東的帶領下，上下一心，堅決斗爭，上演了一出成功的突圍大戲。

　　對于美國拒絕承認新中國，還千方百計影響其他國家與新中國建交的舉動，毛澤東作出回擊，實行“一邊倒”“另起爐灶”“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表明：同愿在平等基礎上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的國家開展交往。中國的呼聲，得到了世界上一些國家的響應，在較短時間內，有26個國家對新中國表示了外交承認。新中國的第一次建交高潮，意味著美國拼湊不承認新中國的“共同陣線”的圖謀，從一開始就沒有取得預期效果。隨后，新中國提出并踐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1954年日內瓦會議和1955年亞非會議等國際舞臺上發揮了重要作用，與中國建交的國家越來越多，朋友圈越來越大。在聯合國席位問題上，要求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席位的呼聲也越來越高。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9月，美軍在朝鮮半島仁川登陸，很快突破“三八線”，向中朝邊境推進。朝鮮政府緊急請求中國出兵。毛澤東反復權衡，為此甚至幾天幾夜不睡覺。最終，中國人民志愿軍跨過鴨綠江，抗美援朝。毛澤東認為：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抗美援朝，就是保家衛國。從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中國人民志愿軍經過五次大的戰役，將戰線穩定在三八線附近地區。戰場的僵局，讓雙方坐到了談判桌上。經過兩年多在戰場上和談判桌上的反復較量，1953年7月27日雙方在板門店簽訂了《朝鮮停戰協定》。對于新中國來說，抗美援朝是一場立國之戰、止戰之戰，打出了新中國的尊嚴，也打出了幾十年相對安全的外部環境。

　　美國的“遏制孤立”政策還有經濟上的封鎖。除了加強與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經濟往來，新中國探索出與不同社會制度國家進行經貿活動的渠道。20世紀50年代初期，新中國與錫蘭簽訂以大米換橡膠的政府貿易協定，幫助錫蘭度過了橡膠危機。中國和錫蘭的經濟貿易，開創了中國和不同社會制度國家開展貿易的先河，其他亞洲國家也先后同新中國做起了生意。中國與日本的經貿來往則始于民間，在20世紀50年代前半期簽訂了4個《中日民間貿易協定》。利用外交場合，新中國積極推動與西歐國家的經貿關系。在1954年日內瓦會議期間，中國組織了貿易代表團訪問英國，成為中國派往西方的第一個貿易代表團。在中英貿易關系發展的帶動下，法國、瑞士、聯邦德國、挪威等國的工商界代表紛紛訪華，中國同西歐的貿易有了較快增長。對于美國主導的經濟封鎖，新中國就這樣撕開了一道道裂口。

　　從杜魯門政府到艾森豪威爾政府，再到只執政2年的肯尼迪政府，一直堅持僵硬對華“遏制孤立”的政策走到了盡頭。此時，在越南戰場，美國介入程度加深。為了避免與中國在越南重演朝鮮戰爭的一幕，約翰遜政府感到有必要改變自1958年第2次臺海危機以來中美關系一直凍結的“隔空對抗”狀態，需要對中國執行更靈活的政策。由此，“遏制孤立”政策調整為“遏制接觸”政策：在政治遏制的同時，在人員、信息和物資的交流方面放松限制。從1964年起，在有限次數的中美大使級會談中，“絕大部分的討論只不過是雙方重申人所共知的立場而已”。美方堅持它有義務援助南越以恢復和平，無意威脅中國，并謀求中國協助美國解決越南問題。中國的反應則是指責美國侵略，斥責美國行為所造成的威脅，拒絕談論干涉越南內政的問題，堅持美國應該撤出。在會談中，中方向美國明確傳遞“底線”信息：如果美國一意孤行，擴大戰爭，中國將奉陪到底。甚至嚴厲警告：如果美國“將‘中華民國’引入越南從而將中國的內戰與它的侵略戰爭聯在一起，那么等待著美國的將是災難性的后果”。

　　在兩國關系中，越南戰爭并不是影響中美關系的最大障礙，要害在于臺灣問題。新中國對美國政府在臺灣問題上的要求是：廢約撤軍，即廢除1954年12月2日在華盛頓簽訂的美臺“共同防御條約”，撤走駐扎在臺灣的全部軍事力量。面對中國的正義訴求，美國卻一直把中美兩國在臺灣地區的爭端同中國政府與臺灣當局之間的國內問題相混淆，要求中國承認美國對臺灣有所謂“單獨和集體的自衛”權利。此外，美國不斷加強對臺灣的軍援和經援，美國政府一直在試圖搞亂臺海局勢。

　　中國在1964年10月成功爆炸的原子彈，大大增強了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使中國有底氣在談判桌上更加強硬。在越南戰場上，中國給予了北越盡可能多的援助，甚至做好了出兵準備。整個60年代，中國的對美政策都沒有表現出多少彈性，美國企圖集中討論其他問題的做法，一概為北京所拒絕。毛澤東的堅定立場是，在臺灣問題上的不可調和的分歧獲得解決以前，其他問題都不可能出現有意義的對話。新中國并不急于與美國接近，也不急于獲得被視為“美國帝國主義操縱下的反華舞臺”的聯合國代表席位。

　　破局一招：小球推動大球

　　1969年，中美接近的時機出現了。“小球推動大球”成為毛澤東在推動中美破冰的時點上，使出的破局一招。

　　1969年3月，珍寶島的槍聲，觸動了毛澤東。6月，毛澤東請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對國際形勢進行研究。四位老帥連續開了6次國際形勢座談會，形成了三份厚厚的書面報告。在報告中提出：對美蘇的斗爭，要原則上堅定，策略上靈活。現在尼克松出于對付蘇聯的戰略考慮，正急于拉中國，我們可以從戰略上利用當前形勢，打開中美關系的大門。毛澤東說：兩霸，我們總要爭取一霸，不能兩面作戰。美國為了化解來自蘇聯的戰略壓力，同樣想改善同中國的關系。中美開始小心翼翼地接近，過程也是一波三折。1969年12月，在波蘭華沙的時裝博覽會上，美國駐波蘭外交人員主動找中國外交人員傳遞美國想要修好的信息。尼克松還通過巴基斯坦總統向中國傳遞口信：想來中國，同中國領導人會面。然而，由于美軍對柬埔寨的入侵，中國拒絕了美國的“示好”。

　　推動中美破冰的關鍵支點，竟是一個小小的乒乓球。1971年3月，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在日本名古屋舉行。比賽期間，美國乒乓球隊提出賽后到中國訪問的愿望。中國外交部覺得時機還不成熟，提出擬不邀請美國隊訪華的建議。對此，毛澤東考慮了三天。最后關頭，他由不同意改為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中國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問的消息，轟動了世界。國際輿論稱這是“小球轉動大球”的“乒乓外交”。尼克松從這場“乒乓外交”中受到鼓舞，正式向中國方面傳遞口信，表示準備到北京同中國領導人認真商談，并提議由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作為特使，先期到北京會談。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乘坐一架巴基斯坦客機飛到了北京，在北京只停留了48個小時。10月20日，基辛格公開訪華，與中方商討尼克松訪華時將要發表的中美聯合公報。周恩來同他會談了10次。會談的內容范圍非常廣泛，包括了中國加入聯合國問題、兩國貿易問題、越南戰爭問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臺灣問題。美國表示承認臺灣屬于中國，不再支持“臺灣獨立”，這意味著美國表態不再執行“兩個中國”政策，而中國則在解決臺灣問題的方式和時間表上表現出一定程度的靈活性，允許美國不是一步到位地滿足中國提出的條件，而是分階段地逐步撤出其在臺力量，逐步減少其對臺影響。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如期訪華。在下飛機的一刻，尼克松快步向前，主動伸出手來與周恩來握手。離開機場時，周恩來寓意深長地對尼克松表示：你的手伸過世界最遼闊的海洋來和我握手——25年沒有交往了啊！當尼克松與毛澤東會面時，毛澤東表示：具體的問題，尼克松可同周恩來總理談，我們談哲學問題。談話結束時，尼克松握著毛澤東的手說：我們在一起可以改變世界。

　　1972年2月28日，中美在上海正式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聯合公報》（即《上海公報》）。美方明確“一個中國”的原則，并確認了從臺灣撤軍的最終目標。尼克松訪華，標志著中美關系正常化進程的開始。尼克松感慨地說：“訪華的一周是改變世界的一周。”

　　稍顯遺憾的是，尼克松因“水門事件”在1974年8月被迫辭職，中美建交問題被拖延下來。直到毛澤東逝世后的1978年12月，中美兩國終于達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關于建立外交關系的聯合公報》（即《中美建交公報》）。數十年前，毛澤東作出的“總有一天，美國要跟我們建交”的戰略預見，被證實了。此后，圍繞美國對臺軍售問題，1982年8月17日，兩國達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聯合公報》（即《八一七公報》）。這三個公報，成為穩定和發展中美關系的政治基石。

　　[參考文獻]

　　[1]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

　　[2] 《尼克松回憶錄》中冊[M]，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

　　（作者簡介：李振， 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二研究部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