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1月20日特朗普擔任美國總統以來，美歐一些自由派學者、主流媒體人士對他的政策做法提出批評就一直沒有間斷過。同時，對英國“脫歐公投”后2016年美國大選中刮起并蔓延到歐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特朗普旋風”(Trump Whirlwind)或“特朗普現象”(Trump Phenomenon)，他們也發表了一些各自分析的看法，認為特朗普的“美國優先”就是倒退到“孤立主義”狀態的做法，放棄了領導世界的責任，損害了西方聯盟的內部團結，造成世界更加分裂和混亂，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阻礙了全球貿易自由化的發展進程。那么，究竟該如何看待“特朗普現象”呢？
所謂“特朗普現象”，可分為兩個時期：一是指美國大選期間特朗普在競選中非同尋常的表現，他漠視共和黨陣營建制規矩，采取了反傳統套路的競選策略和手法，且出乎意料地贏得選舉，讓人們大跌眼鏡。二是指特朗普就任總統后在內政外交施政上令人迷惑和難以捉摸的表現。
特朗普總統的經歷個性、言談舉止、施政風格和政策特點，的確與人們所見的最近幾任美國總統很不一樣。特朗普政府的執政環境也不同于前幾屆政府。在國內，他要面對“通俄門”調查和國會民主與共和兩黨的尖銳爭斗，以及主流媒體對他持續不斷的批評和作對。在國際上，他要面對奉行“美國優先”和采取諸多單邊行動引來的盟國與非盟國的不滿和抗議。但毋庸諱言，特朗普執政以來的所做作為，正在影響和逐漸改變冷戰結束以來人們對全球化與當代國際關系的思維認知方式。其執政理念和行為方式大致有這樣四個特征和趨向。
第一，對國家與國際關系的理念是保守和傾向于傳統的。特朗普信奉“有原則的現實主義”和“以實力求和平”，從商經歷與經驗使之堅信市場及競爭，必須在競爭中處于主動、獲勝及達到利益最大化。同樣，他與他的核心顧問們認為，國家間關系本質也是一種競爭角逐的關系，關系交往和處理方式須堅持美國至上、本國利益優先。凡與美國利益不符的多邊協議、條約和組織機制，要么退出廢止，要么重新談判。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巴黎氣候協議》和對全球輸美鋼鐵與鋁產品征稅、威脅要盟國交納“保護費”等，均是“美國優先”論的體現。也是基于競爭之理念，他注重以雙邊而不是多邊為主解決問題、形成新規則、逐步改造目前已有缺陷、不利美國繼續主導的國際秩序。美歐自由派人士和主流媒體批評特朗普背棄了美國的世界責任，則是習慣以過去美國的理念和行為方式來看待特朗普行為的“另類”。事實是，特朗普政府并沒有把美國帶回到“孤立主義”、放棄美國要繼續領導世界的意愿，而只是它認識世界的思維和行為方式變了。同時也客觀反映了這個世界太過依賴美國，而特別關注特朗普政府在國際事務上的一舉一動。
第二，注重名望、喜好榮耀、個人決斷、掌控一切。特朗普極想在自己的執政期成為改變現狀和“創造歷史”的總統。他崇拜和欣賞前總統里根創造的成就和巴頓將軍的果決風格;他不時提醒美國民眾注意到他在很短時間里兌現了競選承諾和執政成就，期盼提高執政的民意支持率，并有意想連任下屆總統。他抨擊“通俄門”調查是“政治迫害”，炮轟主流媒體制造“假新聞”。他當著顧問們不經商討便決定同意舉行美朝首腦會晤。他在個人推文上時常在白宮發布正式聲明前公布或改變自己的決定，還在公眾演說和個人推文中不時使用“偉大”的字眼。若美朝首腦會晤成功，他期待“諾貝爾和平獎”能到自己手中。他還喜好“電話外交”和注重與別國領導人的私交關系。
第三，被視為是一位務實的“交易型總統”，特朗普核心團隊成員多數具有豐富的從商從軍經驗，反對華盛頓“官僚政治”的繁文縟節，不循規蹈矩，重行動和效果，多次公開表示本屆政府奉行的是“以結果為導向”的政策，并采用“工作小組”的形式來協商談判處理雙邊關系問題。過去一年里，特朗普政府在處理貿易、外交和安全問題上有兩個鮮明特點：一是通過談判達成交易，認為所有問題都可通過雙方達成交易解決，否則便采取單邊行動。二是通過高壓和制裁謀求改變對方行為方式。這兩點在制裁俄羅斯、退出伊核協議并對伊朗實行最高級別制裁、對朝極限施壓和有關美朝首腦會晤談判、用談判交易和征稅大棒并舉來改變所謂“不公平的貿易和投資行為”上，都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第四，“不確定性”是特朗普政府為達到政策目標而反復運用的一種策略。不確定性的存在和多少，是紛繁復雜的國際局勢和國際關系的一種常態。不同于前幾屆政府，特朗普政府在決定或處理其在國際重大貿易、外交與安全政策舉措時，往往打破常規、不按傳統套路出牌。時而用其推特和演講，時而又通過白宮聲明和新聞發言人宣布政策決定或更改，其主要官員在闡述政策的口徑上也有時會制造一種差異性，這些做法既為決策和實現政策目標提供了靈活性，也給對方和觀察家們造成了其政策和行為的不確定性。
（作者為國際關系與中美關系研究學者）
（來源：環球網2018-0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