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四光是中國現代地質學的開拓者和新中國地質事業的主要奠基人。新中國成立后，他擔任地質部部長和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等職，根據國家經濟建設的需要，大力推動新中國地質事業的開創和發展，揭開了新中國地質事業的輝煌篇章。他運用地質力學理論指導了全國石油地質普查的戰略選區工作，驅散了“中國貧油”論的迷霧，對我國東部油田的發現作出了重大貢獻。他在研究地殼構造和地殼運動規律中，運用力學觀點，創立了地質力學這門新興的邊緣學科，編寫出版了《地質力學概論》這部重要著作。他以近 70高齡加入中國共產黨后，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國地質事業中去。晚年他在地震預報探索工作和地下熱能開發利用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貢獻。

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十分重視科學技術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的重要作用。廣大科技工作者也以嶄新的精神面貌，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工作中去，他們克服重重困難，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為新中國建設默默貢獻著力量。李四光是近代以來在中國歷史演變的時勢中產生的一位卓越的科學家，是中國現代地質學的開拓者和新中國地質事業的主要奠基人。他的一生給我們留下了珍貴的科學遺產和寶貴的精神財富。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黨和國家領導人，對李四光的一生給予高度評價，稱贊他是中國科技界的一面光輝的旗幟。

粉碎“四人幫”后，時任國家地質總局局長的孫大光提出，要在地質系統開展學習李四光活動，設立李四光地質科學獎，以鼓勵廣大地質工作者獻身地質事業，編寫《李四光傳》正是學習活動的一個組成部分。于是，我們先后在李四光身邊工作過的五位同志，從不同部門集合在一起，邊學習、邊研究、邊工作，承擔了這項不容推辭的使命。[ 這五位同志，即黃孝葵、段萬倜、張祥光、作者和周國鈞。我們在編寫過程中得到了李四光夫人許淑彬，女兒李林、女婿鄒承魯兩位院士，以及同李四光來往較多的同事、學生的幫助。]經過大約 6年的努力，《李四光傳》于 1984年 6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是新中國成立后公開出版的第一部自然科學家傳記。

2017年 10月 31日，黨的十九大勝利閉幕僅一周，習近平總書記帶領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中共一大會址，深情地說：“我們黨的全部歷史都是從中共一大開啟的，我們走得再遠都不能忘記來時的路。”[ 《人民日報》2017年 11月 1日。]世上本沒有路，路是人一步一步走出來的，前人到達的地方就是后人繼續前進的出發點。這也是我們編寫李四光傳記的初衷。

現將這部傳記記述的，1948年 8月李四光出席在英國倫敦舉行的第 18屆國際地質學會后，在周恩來總理關懷下，沖破臺灣國民黨企圖阻撓的陰謀，經瑞士、德國、意大利等地，于 1950年 3月回到新中國，主持全國地質工作的主要內容作一介紹，以此緬懷李四光為新中國地質事業的開創和發展作出的杰出貢獻，同時激勵后人繼承前輩遺志，繼續向前奮進。

一、揭開新中國地質事業輝煌篇章1950年 5月中旬，周恩來總理前去看望了

3月初回國剛到北京的李四光，希望他把全國地質工作者組織起來，使地質工作更好地為國家建設服務。[ 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7年版，第 40頁。]當時，舊中國留下來的地質工作者很少，建設新中國的地質工作任務又很重，如何把大家組織起來？李四光思考著這個緊迫的問題。他親自擬定了一份征求意見的信，發給全國所有的地質工作人員，一共發了 200多封，到 8月間陸續收到大部分回信。經李四光綜合考慮，并同有關方面協商，最后提出成立“一會、二所、一局”的意見。一會：中國地質工作計劃調配委員會；二所：中國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一局：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礦產地質勘探局。這個意見，經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和中央文化教育委員會于 8月 22日聯名報告周恩來總理，并于 8月 25日經政務院第 47次政務會議通過，通過時將“中國地質工作計劃調配委員會”改為“中國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同時，任命李四光為主任委員，尹贊勛、謝家榮為副主任委員，譚錫疇、田奇.等 21人為委員，章鴻釗為顧問。

1951年，全國開始進行大專院校的部分院系調整工作，經高教部和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共同商議，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地質系及有關學系的基礎上，擴大建立了北京地質學院，李四光親自兼任北京地質學院籌備委員會主任。在東北各有關院系的基礎上，加上原中央研究院部分地質工作人員，擴大建立了長春地質學院。隨后，又在南京大學、重慶大學等6所大學地質系中增設了專科班，還籌辦了 9所中等地質技術學校，設有鉆探、化驗、測繪等專業。[ 1952年夏，筆者曾就讀于設在南京的中國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測繪學校（后改稱地質部南京地質學校）。由于工作需要，1954年初，這一屆近 500名同學提前畢業。大家懷著把青春獻給祖國的豪邁心情，分赴全國各地從事艱苦的地質、測繪工作。筆者參加了地質部工程水文地質管理處（后改稱地質部水文地質工程地質局）新組建的黃河上游地質隊。這個隊的任務是對黃河上游龍羊峽、劉家峽、黑山峽、青銅峽等幾個峽谷進行地質普查，目的是選擇壩址，梯級開發黃河水力資源。]所有這些，都是為全面開展地質勘探工作培訓技術干部作準備的。當時流傳的《勘探隊之歌》，生動地描繪了地質工作者的工作、生活和情懷。[ 這首歌的作詞是佟志賢，作曲是曉河，首刊于 1953年 12月 22日《中國青年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于1954年 1月 18日開始廣播教唱。歌詞是：“是那山谷的風，吹動了我們的紅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們的帳篷。是那天上的星，為我們點燃了明燈；是那林中的鳥，向我們報告了黎明。是那條條的河，匯成了波濤大海；把我們無窮的智慧，獻給祖國人民。我們有火焰般的熱情，戰勝了一切疲勞和寒冷。背起了我們的行裝，攀上了層層的山峰，我們滿懷無限的希望，為祖國尋找出豐富的礦藏。” ]

1952年，隨著國家經濟建設有計劃地大規模地開展，地質工作需要先行的任務越來越重，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的組織形式已經不能適應形勢需要。8月 7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 17次會議決定成立地質部，李四光被任命為部長。先后擔任副部長的，有何長工、劉杰（黨組書記）、宋應、許杰、卓雄、劉景范、李濟寰、劉漢生、曠伏兆、胥光義、張同鈺、鄒家尤、李軒等。1956年，劉杰調到第二、第三機械工業部擔任副部長后，何長工擔任地質部黨組書記。

1952年 11月下旬，地質部召開全國地質工作計劃會議。12月 4日，政務院副總理兼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陳云到會講話。他指出：“從前，地質工作是做多少算多少，國家沒有整體計劃。現在不同了，地質工作要根據國家建設的需要”，“在一定時間以內，探明一定的儲量”。“地質事業在國家經濟建設中已成了一項最重要的事業了。”同時，他也指出，擺在地質工作者面前的困難是很多的。這些困難在其他部門也同樣存在，最主要的就是任務大，力量小。必須正視這個困難，積極解決這個困難。解決困難有兩種方針：“一種方針是按照現有的力量規定地質工作的任務”，這就將要推遲我國工業化的進度；“另一種方針，就是按照國家的需要，力爭完成國家的計劃。力量不夠，就研究增加力量的辦法。”我們應該采取后一種方針。[ 參見《陳云文選》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 182-183頁。]經過討論，地質部明確提出：1953年的地質工作，“必須是大轉變的一年”，絕不能因為地質勘探力量不足推遲國家建設的速度，相反，必須迎頭趕上，服從國家的需要。

地質部成立之后，國家逐年給地質部門調配了大批干部，加上各院校培養輸送的專業人員和經過培訓的工人，到第一個五年計劃末，全國地質隊伍已發展到 20多萬人。其中，受過高等教育的地質工作者為新中國成立前的 60倍。新中國成立前全國僅對 18種礦產作過調查，而且未探明儲量，到第一個五年計劃末，地質部門已對 71種礦產進行勘探，其中有 64種礦產取得了儲量。地質工作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

二、驅散“中國貧油”論的迷霧，科學指導油氣資源的開發

20世紀 50年代，李四光運用地質力學理論指導了全國石油地質普查的戰略選區工作，對我國東部油田的發現，作出了重大貢獻。他對石油普查的指導，概括起來，主要表現在：第一，沖破舊有理論的束縛，驅散“中國貧油”論的迷霧，指出中國有豐富的油氣資源；第二，判斷出松遼、華北等面積遼闊、覆蓋層厚、很少巖層露頭、更缺油氣顯示的地區的含油遠景；第三，在突破松遼盆地之后，又及時指出要到那些和松遼盆地處于同一大地構造體系的不同段落的地區找油的正確方向。實踐證明，這種戰略性的指導是很正確的。在當時我國石油地質工作十分薄弱的情況下，能作出這種科學判斷是難能可貴的。關于中國石油資源的遠景，在 20世紀 50年代以前，不少地質學家抱有悲觀的看法。[ 1915年至 1917年，美孚石油公司的克拉普（中國名字叫馬棟臣）和菲爾勒（中國名字叫王國棟），率領一個鉆井隊，在陜北膚施一帶，打了 7口探井，花了 300萬美元，因收獲不大就放棄了。1922年，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布萊克威爾德來中國調查地質，回去寫了《中國和西伯利亞的石油資源》一文，發表在《美國礦冶工程師學會會報》上。他在文中作了一些地質現象分析后斷言：“中國東南部找到石油的可能性不大；西南部找到石油的可能性更是遙遠；西北部不會成為一個重要的油田；東北地區不會有大量的石油。 ”從此，“中國貧油”論就流傳開來。 ]但是，李四光根據他對我國地質的深入研究，對“中國貧油”論一直持反對的態度。早在1928年，他在《燃料的問題》一文中指出：“美孚的失敗，并不能證明中國沒有油田可采。中國西北方出油的希望雖然最大，然而還有許多地方并非沒有希望。”1935年，李四光在英國倫敦、劍橋、伯明翰等地的 8所大學演講《中國地質學》時，分析了新華夏構造體系沉降帶發育的特點后指出：“這個新華夏系的內陸沉降帶，我們有證據認為是白堊紀內陸盆地的發展。如果在華北平原下部，鉆探到足夠的深度，似乎沒有多大問題會遇到白堊紀地層，并且用地震的方法進行勘測時，可能揭露有重要經濟價值的沉積物。”這里指的就是石油。

石油是工業的血液，中央領導同志十分關心。1953年 12月，毛澤東、周恩來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把李四光請到中南海，征詢他對我國石油資源的看法。毛澤東對李四光說：要進行建設，石油是不可缺少的，天上飛的，地面跑的，沒有石油都轉不動。李四光陳述了他不同意“中國貧油”論調的理由，深信在我國遼闊的領域內，天然石油資源的蘊藏量應當是豐富的，關鍵是要抓緊做地質勘探工作。這次談話之后，李四光在中國地質學會第 29屆學術年會上傳達黨中央的指示時說：目前我們要積極尋找“二由”，不是文學家說的“紅樓二尤”，而是目前國家最迫切需要的“石油”和金屬“鈾”這兩種礦產。[ 為了加強國防建設，發展核能工業，1954年春，李四光在他擔任主任的地質部普查委員會內設立了第二辦公室，專門負責鈾礦資源的普查勘探工作。1955年 1月15日，毛澤東主席召開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聽取李四光、劉杰、錢三強關于我國原子能科學研究現狀和鈾礦資源情況的匯報。會后經中國科學院黨組與二機部黨組聯合報請中央政治局批準，成立中國科學院核科學委員會，李四光擔任主任委員，張勁夫、劉杰、錢三強擔任副主任委員，錢三強負責核委的日常工作。]

中央領導同志贊成李四光關于我國石油資源遠景的意見，周恩來總理在一個報告中提到了這件事。他說，石油在我們的工業中是最薄弱的一個環節，首先是勘探的情況不明。地質部長很樂觀，對我們說，地下蘊藏量很大，很有希望。我們很擁護他的意見。現在需要去做工作，所以要有一個單獨的石油工業部。[ 參見 1956年 5月 3日周恩來總理在國務院司局以上干部會議上傳達毛澤東主席關于《調動一切力量為社會主義服務》（即《論十大關系》）的報告。]在我國遼闊的領域內，如何選定可能的含油地區，對我國石油普查勘探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李四光從構造地質學角度出發，認為油區是生油和儲油條件比較優越的地區，而油田是儲油條件特別好的地區。找油要先找油區，再找油田。1954年 2月，李四光應邀到燃料工業部石油管理總局作了題為《從大地構造看我國石油勘探的遠景》的報告。這個報告長達一天。李四光說：“我認為提出下面兩點，對我們的石油勘探工作有很大關系。一是關于沉積的條件；二是關于地質構造的條件。這兩點不是孤立的，當然是有聯系的。”接著，他明確指出：“可以這樣考慮：從東北平原起，通過渤海灣，到華北平原，再往南到兩湖地區，可以做工作”，“物探、鉆探都可以上，看來是有重要意義的”。1955年 1月 20日，地質部召開第一次全國石油普查工作會議。李四光致開幕詞，許杰副部長作了《關于 1955年石油、天然氣普查工作的方針與任務》的報告。會后，地質部組成新疆、柴達木、鄂爾多斯、四川、華北 5個石油普查大隊。6月，又決定組織松遼平原踏勘組。1956年 1月下旬，地質部召開第二次全國石油普查工作會議。會議決定：“1956年將在 12個地區派遣 93個地質隊，包括 430個地質人員進行石油普查和部分詳查細測。”會議聽取了松遼平原踏勘組的報告后，決定組成松遼石油普查大隊和 112物探隊，開展全盆地的石油普查工作。會議期間，陳云副總理找李四光談話，詳細詢問石油地質普查情況。李四光在同地質部其他領導同志和石油工業部領導同志交換意見之后，于 2月 4日就如何在總結過去所獲得的勘探成果的基礎上，在選定的油區內迅速發現油田，從而對我國天然石油遠景作出可靠的評價問題，向陳云副總理作了書面報告。

地質部松遼石油普查大隊經過 1956年、1957年兩年的地質、鉆探和物探工作，對松遼構造得到了進一步的認識，肯定了松遼盆地是很有希望的含油盆地。這時，石油工業部的隊伍也開進松遼平原。從此兩支兄弟隊伍，同心協力，并肩戰斗在茫茫草原上。1958年 2月，石油工業部和地質部共同發出了“三年攻下松遼”的戰斗號召。5月 12日，何長工副部長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發言指出：“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找到中國的巴庫是有可能的”，表達了地質部的決心和信心。這時，地質部松遼石油普查大隊在吉林省扶余縣前郭旗的一個鉆井中，首次遇見厚達 70厘米和 50厘米的含油砂巖層。6月 17日，又在公主嶺西北楊大城子鎮附近的一個鉆井中，遇到了一個新的厚度在 3米以上的含油砂巖層，巖芯取出后有原油滲出。6月 25日，新華社根據這一資料報道說：“松遼平原不久將成為我國重要的油區之一。”[ 《人民日報》1958年 6月 26日。]

1959年 9月 16日，李四光會見松遼石油普查大隊負責人韓景行等，詳細聽取了他們在松遼地區所取得的地質工作成果的匯報。他深情地說：“松遼出油，別開生面。”“現在出油的地區，是站住了。”還說：“搞石油要把眼光放遠一些，要從長遠考慮，不能僅限于現存老油區附近。”“在松遼盆地南面的隆起上找油，可能希望很小。”在松遼石油普查大隊向地質部匯報的時候，李四光再次指出：“看來松遼油區，大局已定，今后該是我們跳出門坎（指

公主嶺以南地區地下埋伏的東西隆起帶）往南移動的時候了（意指遼河下游、渤海及華北平原）。”

國慶 10周年即將來臨的 1959年 9月 24日，石油工業部在黑龍江省肇州縣高臺子構造松基 3井，首次獲得自噴工業油流；緊接著 9月 26日，地質部在吉林省扶余縣雅達紅構造扶 27井，也獲得工業油流。從此我國東部找油取得了具有歷史意義的重大突破，迎來了 1960年大慶油田大會戰的勝利。

1961年 9月 22日，李四光根據當時已經取得的地質資料，進一步分析我國東部油田的分布規律，給地質部黨組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最近石油勘探工作的進展，令人感到振奮。華北和華中若干鉆探地點多層油砂的發現，很清楚，不僅標志著其中某些地區是具有工業價值的油田，而且在更廣泛的意義上，甚至可以說，在更重大的意義上，再一次證明了把華北平原、江漢平原和松遼平原聯系起來作為新華夏系沉降帶中的三個段落的看法是正確的。”他認為，明確了這種地質構造上的關系，對今后一個時期石油勘探工作的部署可能有好處。

1962年 9月，石油工業部在山東廣饒東營的深鉆，突破了富集油層，高產原油連續噴出達數月之久，創造了當時國內產量的最高紀錄。這就是后來的勝利油田。地質部在沾化縣的義和莊、黃驊縣的羊三木，也發現了不穩定的油流和相當厚的多層油砂。這就是后來的大港油田。把華北平原作為一個油區的預想，經過勘探實踐，繼松遼之后，也得到了證實。

1963年 11月 17日，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在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所作的關于 1963年國民經濟計劃執行情況和1964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的報告中，宣布了松遼油田的成就，并指出這一成就，是在我國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方針指導下取得的。與會代表非常振奮。我國需要的石油，過去絕大部分依靠進口，現在已經可以基本自給了。

1964年元旦的下午，李四光接到毛澤東主席辦公室打來的電話，說：“主席請李老晚上 7時半到懷仁堂觀看現代豫劇《朝陽溝》。”演出前，李四光向毛澤東簡要地匯報了石油地質工作方面的一些新進展。毛澤東一面聽，一面高興地說：“你們兩家（指地質部和石油工業部）都有很大的功勞！”演出結束后，毛澤東請李四光同中央領導同志一起接見演員，合影留念。

12月 21日，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勝利召開。李四光出席了大會，聽取周恩來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周恩來在報告中指出：“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起來的大慶油田，是根據我國地質專家獨創的石油地質理論進行勘探而發現的。”李四光聽到這里，眼中涌出了熱淚。會議的前一天，李四光剛走進人民大會堂，一位工作人員對他說：“李老，請你到北京廳去一下。”李四光來到北京廳門口，剛跨進一只腳，發現毛澤東在里面，他抱歉地說：“主席，對不起，我走錯了門。”這時，毛澤東走過來，緊握住李四光的手，親切地說：“沒有走錯，是我找你。李老，你的太極拳打得不錯啊！”一時間，李四光不明白毛澤東這話的意思。當毛澤東請李四光在沙發上坐下來，談的卻是石油問題時，李四光才恍然大悟，原來毛澤東說的打太極拳是指找油。

毛澤東主席的談話和周恩來總理的報告，都是對李四光在科學工作方面的高度評價，也是對他極其親切的鼓勵。這時，李四光感到地質部在發現油田、拿下油田方面應當是開路先鋒，應該承擔這一方面的任務。而且，從現在已經探明的石油儲量來看，還遠遠落后于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要做的工作還很多。1969年3月 5日和 11日，也就是李四光逝世的前兩年，他還分別同地質部和石油工業部領導同志談開發石油的 10年規劃問題。他反復強調以下幾點：一、華北平原和江漢平原還值得進一步做工作。在松遼—華北（包括渤海）—江漢—北部灣這個帶上，我們還可以繼續有所發現。二、要突破古生代油區。四川盆地很有希望，貴州南部值得探索，塔里木盆地見油是個很大的鼓舞。三、要迅速開展海洋地質工作。

海上石油的遠景在東海。四、陜甘寧盆地是有油的。五、青藏高原—柴達木盆地值得開發。西藏的石油很有希望。六、茂名—雷州半島—北部灣地區，是值得做工作的。七、蘇北地區很值得注意。這里很可能是黃海在挽近地質時代伸進來的地區。這是李四光在石油地質工作方面留下的寶貴遺言。幾十年來石油普查勘探工作的一些新突破，證明了李四光指出的新華夏系第一沉降帶石油開發的廣闊前景。

三、《地質力學概論》的誕生

科學發展史表明，一門自然科學在理論上的突破，往往與研究方法和手段的改進有密切的關系。地質科學的發展史也證明了這一點。作為科學的地質學發源于 18世紀末的西北歐。18世紀末葉到 19世紀 30年代被稱為“地質學的英雄時代”，這是因為在方法上和理論上都有了重大的進展。歐洲工業革命的蓬勃興起，使礦業的開發、運河的開掘、路基的開挖日益擴大，揭露出地下各種巖石和大量的化石，為地質學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資源。在這個基礎上建立的將今論古法和化石對比法，為把地質學從神學中解放出來開辟了道路。

20世紀初，奧地利地球物理學家魏格納創立了著名的大陸漂移說，向傳統地質學提出了挑戰。1915年，他發表了《海陸起源》一書，綜合運用地學各領域的資料，系統論證了現今各大陸是由一個統一的原始大陸分裂漂移而來的，成為現代板塊構造學說的先驅。從此以后，地質學由于引進了物理學和化學的方法與技術，使地球物理學、地球化學、古生物學和地質學相結合，成為地球科學的綜合研究方法。地質力學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

20世紀 20年代到 40年代，正當魏格納的大陸漂移說受到抨擊而幾乎銷聲匿跡的時候，李四光把應用力學引入到地質學中，用力學觀點研究地殼構造和地殼運動的規律，創立了地質力學這門新興的邊緣學科。他認為，地球上的各種構造現象都是地殼運動的產物。地殼在運動中必然有一種力在起作用，這種力一般稱為地應力。巖石在地應力的作用下就會產生形變，留下波浪起伏的褶皺、縱橫交錯的斷裂等各種構造形跡。那么，反過來，依據構造形跡的力學特征，就可以追索力的作用方式，進而探索地殼運動的方向和起源。這種嚴密的邏輯方法，李四光稱之為“反其道而行之”。這套方法，克服了傳統構造地質學那種孤立描述構

造形態的偏向，發展了地質科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

地質力學的研究工作發展到系統化的程度，并被當作一門地質科學的邊緣學科看待，完全是新中國成立以后的事情。《地質力學概論》的問世，就是一個標志。20世紀 40年代中葉李四光編寫了《地質力學的基礎與方法》一書，此書雖然也是一次總結性的文獻，但那僅僅是地質力學誕生時期具備的一個雛形。新中國成立后，李四光又發表了一系列有關地質力學方面的著作，如《受了歪曲的亞洲大陸》《地質構造的三重基本概念》《旋卷構造及其他有關中國西北部大地構造體系復合問題》《地殼運動問題（討論提綱）》《蓮花狀構造》《東西復雜構造帶和南北構造帶》，等等，大大豐富和發展了地質力學的內容。

1959年 1月，李四光在青島療養時，開始了《地質力學概論》的寫作。李四光從自己著述的經驗中，深知寫一本科學著作，是需要耗費巨大的精力和大量的時間的。從他當時的身體情況和時間來看，必須采取一種快速而有效的形式，才能在較短的時間內完成這部著作。于是，李四光決定采取由他口述、秘書記錄，然后加以整理、再由他過目修改和補充的辦法進行寫作。這樣，經過大約一個多月的努力，整理出來的文稿共 5章，約 8萬字左右，總題目初定為《地質力學的方法與實踐》。初稿帶到北京打印后，請地質力學研究室（后改稱地質力學研究所）的同志們進行討論。大家提出的探討性的和建設性的意見，有 170多條。根據大家的意見，李四光認為，這本書的內容有擴大的必要。他又考慮，現在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急需的是尋找地下礦產資源和工程地質、水文地質等方面的應用。特別是在沉積礦產方面，如指出天然石油遠景，這已經在生產實踐中部分地得到了檢驗。關于構造體系展布的規律和分級控礦理論，看來也是行之有效的。這方面的經驗，必須總結進去。然而，李四光深感自己年事已高，要在有生之年全部總結出一個比較完整的框架是比較困難的。他想，不如總的命題還是叫作《地質力學的方法與實踐》，把這次總結作為第一篇概論看待，第二篇可以考慮叫作構造體系分論或典型構造體系各論，第三篇就寫巖石力學與構造應力場的分析，第四篇再闡明地殼運動問題。先把第一篇概論寫好，第二篇、第三篇、第四篇留到以后再做。接著，李四光在初稿的基礎上進行修改和補充。第二次打印稿，已擴充到 13萬多字了。

1962年初，李四光終于完成了《地質力學概論》這部重要著作。可以說，這是李四光對40年地質工作實踐經驗的總結，是他在地質力學方面的代表作，也是我國地質力學研究史中的一個里程碑。

四、加入中國共產黨

李四光是一位自然科學家。他的科學成就，是和他在科學研究工作中，重視哲學思維的修養、重視自然辯證法的學習和研究分不開的。早在 1948年 8月出席在英國倫敦舉行的第 18屆國際地質學會之后，在博恩默思海濱休養時，他已經在閱讀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回到新中國之后，他又讀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等著作。他還主張開展自然辯證法的研究，建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1954年初，中央宣傳部組織科學家學習哲學，成立學習委員會，推舉李四光擔任主任委員。他很有興趣地說：“我覺得在這方面還能做點事情，當然我也需要學習。”中國科學院請艾思奇作辯證唯物主義的輔導演講，李四光積極參加。只要一有空，他就閱讀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和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后來他嫌中文本譯得難懂，又找去一本德文本和一本英文本，仔細地閱讀。

李四光要求參加中國共產黨，是 1957年正式提出來的。他向黨表達自己的這個宿愿，也是經過了一番嚴肅思考的。在這之前，他不敢提出來，覺得自己不夠資格。他常想，在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幾十年艱苦卓絕的革命武裝斗爭中，在無數革命先烈為共產主義理想拋頭顱灑熱血的年代里，自己沒有這個覺悟投身于革命隊伍中去，內心感到非常慚愧；現在共產黨領導人民奪取了政權，成了執政黨，在這個時候提出要求入黨，他認為當然是不夠資格的。1957年 1月，李四光因患腎臟病，經組織批準赴杭州療養，住在南山招待所。3月的一天，江南春光明媚，李四光夫婦吃完早飯正在會客室休息，突然聽到外面有人說：“周總理來了。”就在這次會見中，李四光向周恩來訴說了自己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這個多年的心愿和為什么考慮多年而又沒有提出來的原因。周恩來耐心地做了工作，使李四光在前進的道路上增添了勇氣。

1958年 10月 18日，李四光開始填寫入黨志愿書。他認真地用工整的鋼筆字寫下了這樣一段話：“幾年來，我看見不少的老朋友和許多青年同志，都努力改造自己，力求進步，終于能像嬰兒投入母親的懷抱那樣，投入了黨的懷抱。”“如果我也能夠最后光榮地參加黨的大家庭，我相信一定有更多的機會得到同志們更多的幫助。我自己決心以‘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來改造自己，使我這個個體能夠更好地在黨的領導下，為祖國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建設服務，為中國人民服務，成為一個國際無產階級先鋒隊戰斗員。”李四光的入黨介紹人是地質部黨組書記何長工和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張勁夫。12月 22日，中共地質部辦公廳第一支部召開支部大會，討論了李四光的入黨申請。會上，李四光發言結束后，大家相繼發言。李四光對同志們提出的意見，在本子上認真地記錄下來。接著，支部大會一致通過了接收李四光為中共預備黨員。12月 29日，中共中央國家機關委員會根據地質部黨委的報告，正式批準接收李四光為中共預備黨員。

195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10周年，也是李四光入黨后的頭一年。他曾對一位外國朋友說：“我個人能夠生逢這樣偉大的時代，我深深感到生活真有意義，生命值得珍貴。”這一年也是李四光寫作上豐收的一年，他一連寫下了 12篇著作。其中，有地質科學巨著《地質力學概論》初稿，有地質工作成就的總結性文章《建國 10年來中國地質工作的發展》，有專門性的地質論文《東西復雜構造帶和南北構造帶》《地質學的現在和未來》，有給少年兒童閱讀的科普文章《看看我們的地球》，等等，內容十分廣泛。

1960年 2月 27日，李四光向黨支部提出了轉為正式黨員的申請。6月 14日，中共地質部辦公廳第一支部大會一致同意李四光按期轉為正式黨員。6月 22日，中央組織部、中央國家機關黨委根據地質部黨委的報告，批準了支部的這一決定。

李四光一生經歷了一條漫長而曲折的道路，而在他進入古稀之年時，他才找到了“歸宿”，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正像他在支部大會上說的那樣，他“像是一個剛出生的嬰兒，生命的新起點才開始”。此后，李四光繼續奮斗在地質科學戰線上，恨不得把他全部的智慧和力量在一刻間傾倒出來，貢獻給黨，貢獻給祖國和人民。

五、鞠躬盡瘁

1965年 2月 19日，李四光在北京醫院檢查身體時，發現左下腹有一搏動性腫塊，確診為左髂骨總動脈瘤。關于治療方案，醫生們有兩種意見：一種是采取保守療法，施行藥物治療；一種是動手術，切除動脈瘤。抗戰時期在重慶曾給李四光治過病的我國著名內科專家張孝騫是不主張動手術的。李四光很尊重張大夫的意見，決定采取保守治療。

從發現動脈瘤之后，李四光總感到自己時間不多了，但還有許多工作要做，想到這些，心情十分不安。他思索著如何加快步伐，抓緊進行未了的工作。

為了使地質力學的研究工作今后能夠繼續下去并有所發展，6月 29日，李四光特地修訂了《地質力學的方法與實踐》的提綱。夫人許淑彬看到李四光緊張地工作了一天，也不知他在趕寫什么，直到吃晚飯的時候，才看見他寫的是地質力學總結提綱，不禁心痛地說：“你在寫遺囑了吧？”

我國是一個多震的國家，地震現象較為普遍。大力開展地震地質和地震預報工作，是一件刻不容緩的重大任務。多年來，世界上不少國家都在研究地震預報但都沒有得到令人滿意的答案。我國也是如此。地震能不能預報？李四光堅信地震是可以預報的。周恩來對李四光這種“獨排眾議”的勇于探索的精神表示稱贊。但是，作為地質部和中國科學院的主要領導人之一，李四光覺得這項工作抓得晚了一點，感到十分內疚。1966年 3月 8日 5時，河北邢臺地區發生 7級以上的強烈地震，更使李四光感到十分焦慮。他決心利用這次邢臺地震的機會，把地震預報工作推進一大步。4月 22日，李四光受到周恩來總理兩次親臨災區視察的強烈感召，在地質部副部長張同鈺、地質力學研究所副所長孫殿卿等陪同下，赴堯山考察。經過這次實地考察，李四光親自指導了邢臺地震地質考察隊編寫《邢臺地震地質初步考察報告》的工作。

李四光認為，地震地質工作的主要任務，應該是偵察地震這個地下“敵人”的潛伏場所，并監視它的活動，為保衛廣大人民生命財產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安全服務。它的內容可以包括下列三項程序：首先，要對有關地區詳盡地進行地質構造調查工作，同時要盡量收集歷史地震資料，并根據這些資料研究構造體系和地震的關系。這樣，就可以發現潛在的危險地區。第二，圍繞現今還在活動的斷裂帶，進行精密大地測量和微量位移測量，并設置地震觀測網，進行微觀的和宏觀的地震觀測工作。第三，加強構造應力場的研究，觀測和分析現今地應力分布的情況、活動的方式和變化的規律，從而明確它們和當地地震的關系，并確定震源的所在和分布的范圍。經過對上述資料的綜合分析，我們就有可能推測地震發展的趨勢。

1968年 2月 12日，李四光在聽了國家科委地震辦公室匯報京津地區的地震情況之后說：“我看，北京地區處于比較安全的地位。”就在這次談話后不久，在一個深夜里，他接到國務院召開緊急會議的通知。當他趕到會議廳時已經凌晨 2點鐘，周恩來總理請李四光在他身邊坐下。這時，會議正在研究有關方面向國務院的報告，該報告認為當天清晨北京將發生較為強烈的地震。各種意見都講過后，周總理詢問李四光的意見。在給北京附近的一些地應力觀測站打電話了解到沒有發現什么異常后，李四光對周總理說，根據邢臺等地區地應力的長期觀測，有大震，一般都是有變化的，現在沒有異常，應該不會有大地震，當然要密切注意觀察。周總理同意李四光的意見，并說：“李老你年紀大了，身體不好，早點回去休息吧！”

這一夜，周總理并沒有休息，為了首都人民的安全，他在國務院辦公室監視著新情況，一直等到平靜的黎明來臨，冉冉的紅日升起。李四光的判斷被證實了。

1969年 7月 18日，渤海發生地震以后，為了加強地震工作的統一領導，中央決定成立地震工作領導小組，由李四光擔任組長。李四光感到自己的擔子更重了。為了指導全國的地震工作，保衛京津地區安全，他經常分析研究大量的觀察資料，還深入房山、延慶、密云、三河等地區，調查地震地質現象，視察地震地質工作。這時，他雖已 80高齡，而且動脈瘤隨時都有破裂的危險，但他不顧個人安危，把全部心血傾注在社會主義建設和億萬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上。直到他逝世的前一天，他還懇切地對醫生表達了要繼續做地震預報工作的意愿。

1969年 5月的一天，毛澤東找李四光去談話。他們從天體起源談到生命起源。臨別時，毛澤東說，他很想看李四光寫的書，能否送幾本給他。同時，還請李四光幫他收集一些國內外的科學資料，并說他不懂英文，最好是編寫成中文的。李四光問毛澤東想看哪些方面的科學資料。毛澤東用手畫了個大圈說，就是你研究范圍里的資料。

李四光挑選了《地質力學概論》一書和《地質工作者在科學戰線上做了一些什么？》這篇文章，還有章鴻釗寫的《石雅》，送給了毛澤東參閱。然后，他立即著手收集、編寫有關的科學資料，力求從前人積累的科學知識中攝取精華，系統而又簡練地把它表達出來。他初步考慮，圍繞以下 7個方面來編寫：（一）從地球看宇宙；（二）啟蒙時代的地質論戰；（三）總結地層工作的要點；（四）古生物及古人類；（五）三大冰期；（六）地殼的概念；（七）地殼構造與地殼運動。為了早日把資料整理出來，他下午不散步了，甚至連晚上也休息得很少。就這樣，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7篇科學資料整理出來了，總名定為《天文、地質、古生物資料摘要》（初稿），用大字本排印，送給了毛澤東和周恩來，以及中央其他領導同志和有關部門的負責同志。這 7篇科學資料的匯編，雖然算不上李四光的學術創作，但可以作為我們黨和國家領導人注重學習自然科學的一個見證。

地下熱能開發和利用，同地震預報一樣，也是李四光晚年常常掛在心上的一件大事。這件事，在他看來，就像人類發現煤炭、石油可作為燃料一樣重要。地熱是可供人類利用的一種新能源，也是地質工作的一個新領域。李四光逝世以后，在他經常使用的一個筆記本里還夾了一張紙條，上面寫著：“在我們這樣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里，我們中國人民有志氣，有力量，克服一切科學技術的困難，去打開這個無比龐大的熱庫，讓它們為人民所利用。”“把地球交給我們的珍貴遺產——煤炭之類內容極其豐富的財富，不管青紅皂白，一概當作燃料燒掉，不到幾十年，我們的后代，對我們這種愚蠢和無所作為的行徑，是不會寬恕的。”

自從 1965年動脈瘤確診之后，到 1971年這 6年中間，李四光知道自己的生命不長了，但他總是想到自己的一生所做的事情太少了，與黨和人民給予他的榮譽相差太遠，總希望在剩下的不多的時間里，再努一把力，為科學事業的發展和偉大祖國的繁榮昌盛，多貢獻一點力量。

1968年 12月 5日，周恩來總理召集中央國家機關各部委軍代表和群眾代表開會時說，李四光同志是一面旗幟，是辛亥革命的老同志，入黨晚了一些，政治上不是動動搖搖的，對社會主義建設作出了很大貢獻，你們要學習他。1969年 4月，在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李四光被選為中央委員會委員。

1971年 4月 20日，李四光會見了石油部641廠和國家計委地質局第二海洋地質考察隊的負責人，不知疲倦地同他們談渤海地質構造與找油的關系。這是他最后一次同基層干部談話。

4月 24日，李四光的體溫突然上升到 38攝氏度，住進了北京醫院。29日上午 8時 30分，動脈瘤突然破裂，經過 2個多小時的搶救，最終還是無效。11時，這位卓越的科學家與世長辭。5月 2日下午，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全國政協、國務院和中國科學院在八寶山公墓舉行告別儀式，沉痛悼念李四光逝世。告別儀式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主持，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致悼詞。告別儀式結束后，周總理來到參加告別儀式的人群之中，說：“你們一定要繼承李四光同志的工作！”并囑咐李四光身邊工作人員，一定要把李四光的遺著整理出來。[ 1996年 6月，景才瑞主編的國家“九五”重點圖書《李四光全集》，共 8卷 414萬字，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 70周年，也是李四光誕辰 130周年。黨和國家對包括李四光在內的曾經為祖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作出過重大貢獻的科學家們，一直是尊敬和懷念的。[ 1989年 10月 26日，在李四光誕辰 100周年之際，首都各界代表 1500余人隆重集會。國家主席楊尚昆代表黨中央、國務院發表重要講話，號召大家向李四光學習，發揚李四光精神。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科協主席錢學森作了題為《光輝的旗幟》的報告。經中共中央宣傳部批準，在李四光舊居建立了李四光紀念館，全國政協主席李先念為紀念館題寫了館名。2009年 10月，新中國成立 60周年，李四光被評為感動中國的雙百人物之一。]從新中國成立后李四光為中國地質事業的奮斗歷程中，我們可以看到他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不已的愛國情懷，看到他在科學上知難而進的創新精神，以及他堅毅不拔的事業心和嚴謹細致的治學作風。這是李四光留下的寶貴精神財富。

〔作者陳群，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編審，北京 100017〕

（來源：《黨的文獻》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