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著眼于全面治理社會主義社會這樣一個全新社會，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創造性地把“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習近平指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國家制度和制度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二者是一個有機整體，相輔相成；我們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總體上是適應我國國情和發展要求的，但并沒達到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要求。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體現了黨中央治國理政的新視野新理念新戰略。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習近平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全面者，就是要統籌推進各領域改革，就需要有管總的目標，也要回答推進各領域改革最終是為了什么、要取得什么樣的整體結果這個問題。”[1]P26站在新的發展起點，黨中央部署全面深化改革，為什么要在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如何理解和把握其科學內涵，它與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什么關系？圍繞習近平相關論述，本文試對這些問題試梳理和探討。
一、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根本考慮
我們黨領導和推進改革，根本目的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這是30多年來我們始終堅持的根本方向。十八大以來，黨中央謀劃全面深化改革，進一步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其主要考慮有三個方面。
第一,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必然要求，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應有之義。早在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就提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這個制度下的方針、政策，也將更加定型化。”[2]P372為貫徹落實這一思想，結合不同發展階段的形勢任務，江澤民、胡錦濤都對這一思想進行了豐富和發展。鄧小平為什么要強調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什么是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是習近平一直在思考的問題。在主持起草十八大報告過程中，按照他的要求，報告不僅圍繞“五位一體”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制度目標，并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必須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十八大后，在主持起草十八屆三中全會文件過程中，習近平提出，鄧小平同志講的“再有30年的時間”就是2022年，時間很緊了，必須盡早把這個戰略構想落下來。由此，在集思廣益的基礎上，十八屆三中全會把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確定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提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既是對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一種理論回答和現實回應，也是對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體系的進一步豐富、完善和具體化。這是我國改革進程本身向前拓展提出的客觀要求，也是十八大以來黨的重大理論突破和創新。
第二，從近代以來我國社會變革的歷史過程看，中國人尤其是中國共產黨始終在探索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問題。如何看待國家治理體系，習近平站在近代以來中國歷史發展的時代高處來論述這個問題。他認為，辛亥革命結束了在中國綿延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后，中國人就一直在尋找適合我國國情的國家治理體系，君主立憲制、復辟帝制、議會制、多黨制、總統制都試過了，結果都行不通。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同時也送來了一種全新的國家治理理念。在領導中國革命進程中，我們黨就不斷思考未來建立什么樣的國家治理體系問題。比如，毛澤東在黨的七大政治報告中提出“將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國家”的戰略目標，但在連年戰火沖擊下，到新中國成立前并未形成有序有效的國家治理體系，國家治理能力就更談不上了。我們黨在全國執政后，繼續探索這個問題。經過社會主義革命，黨領導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但由于后來在指導思想上“左”的錯誤，導致很長時間內在國家治理體系上還沒有找到一種完全符合我國實際的模式。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開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國家治理體系問題。早在1980年鄧小平就指出：“我們今天再不健全社會主義制度，人們就會說，為什么資本主義制度所能解決的一些問題，社會主義制度反而不能解決呢？”[3]P44“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系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3]P44鄧小平反復強調制度問題，他考慮的不僅是要解決好制約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體制機制弊端問題，而且是要解決好事關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制度現代化問題。十八大后，習近平也指出：“真正實現社會和諧穩定、國家長治久安，還是要靠制度，靠我們在國家治理上的高超能力，靠高素質干部隊伍。我們要更好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必須從各個領域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4]P548因此，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實質就是要推動實現我國社會制度現代化。
第三，從世界范圍看，怎樣治理社會主義社會這樣一個全新社會，在以往的世界社會主義實踐中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如何治理社會主義社會這樣一個全新社會，這是習近平始終在思考的重大問題。科學社會主義創始人馬克思、恩格斯并沒有經歷全面治理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他們關于未來社會的設想很多是預測性的。列寧針對社會主義產生的問題曾提出一些創造性政策舉措，但未來得及深入探索就逝世了。之后，蘇聯在這個問題上取得了一些成功經驗，但也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好這個問題。東歐劇變、蘇聯解體有多方面原因，沒有形成有效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從世界歷史來看，任何一個政權要穩定下來必須加強制度建設，而形成比較完備的一套制度往往需要較長甚至很長的歷史時期。英國從1640年發生資產階級革命到1688年進行光榮革命，用了幾十年的時間形成君主立憲制度，且距離成熟尚有時日。美國從1775年開始獨立戰爭到1865年結束南北戰爭，用了近90年時間，總統制才大體穩定下來。由此看來，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也必定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習近平指出，古往今來，大多數社會動蕩、政權更迭，原因最終都可以歸結為沒有形成有效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從這個意義上講，致力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體現了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對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探索全面治理社會主義這一全新社會的歷史使命感、緊迫感和責任擔當。
二、正確認識、把握和看待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治理概念在國際上流行已久。世界銀行在1989年報告中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機”的概念。之后，治理概念被延伸到政治學、公共管理、社會管理等多個領域。西方的“治理”概念原為控制、引導和操縱之意，20世紀末，西方學者賦予“治理”以新的含義。發展至今，西方治理理論已形成多個流派，但其基本政治主張和傾向則是立足于社會中心主義，主張去除或弱化政府權威，趨向于多中心社會治理，簡言之，就是政府分權和社會自治。那么，如何理解、看待我國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
第一，關于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基本內涵及其內在聯系。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國家制度和制度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就我國而言，所謂國家治理體系，是指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管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各領域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緊密相連、相互協調的國家制度；所謂治理能力，是指運用國家制度管理社會各方面事務的能力，包括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各個方面。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有機整體，二者相輔相成，單靠哪一個治理國家都不行。治理國家，制度是起根本性、全局性、長遠性作用的。然而，沒有有效的治理能力，再好的制度也難以發揮作用。同時，還要看到，二者雖然聯系緊密，但又不是一碼事，并不是國家治理體系越完善，國家治理能力自然而然就越強。縱觀世界，各國各有其治理體系，而各國治理能力由于客觀情況和主觀努力的差異又有或大或小的差距，甚至同一個國家在同一種治理體系下不同歷史時期的治理能力也有很大差距。習近平指出：“正是考慮到這一點，我們才把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結合在一起提。”[1]P28
全面深化改革歸根結底是要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就是要適應時代變化，既改革不適應實踐發展要求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又不斷構建新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學、更加完善，實現黨、國家、社會各項事務治理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同時，還要更加注重治理能力建設，增強按制度辦事、依法辦事意識，善于運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國家，把各方面制度優勢轉化為管理國家的效能，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
第二，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總體上是適應我國國情和發展要求的，但并沒達到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要求。
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內外就有人預言，共產黨軍事上100分，政治上80分，經濟上0分；或者認為，中國共產黨搞革命還行，搞建設不行。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經濟迅速發展起來了，世界上又有人說風涼話，“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中國霸權論”等一直不絕于耳。30多年來，從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到應對突如其來的自然災害和各式各樣國際經濟金融危機、政治風波，我們不僅都挺過來了，而且每場風雨過后都發展得更好，同世界上一些國家不斷出現亂局形成了鮮明對照。這說明，我們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總體上是好的，是有獨特優勢的，是適應我國國情和發展要求的。
實際上，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綜合國力的不斷提升，充滿活力的中國經濟被譽為中國奇跡、東方神話、世界引擎，同時，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肯定我們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英國《泰晤士報》在2013年一篇社論中罕見地表示，西方領導人應該學習中國的治理效率，克服西方制度弊端。曾提出“歷史終結論”的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也認為，中國作為東亞的核心國家，治理方式成為東亞其他國家的范例。這說明，我國已經走出了一條不同于西方國家的成功發展道路，而且形成了一套不同于西方國家的治理體系，也說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韌性、活力、潛能是不可低估的。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既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原則不動搖，又對制約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發揮的體制機制弊端進行改革。我們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總體上是適應我國國情和發展要求的，但相比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宏偉藍圖，相比當今世界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相比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群眾的要求，我們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方面還有許多亟待改進的地方，我們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以及黨的建設等各方面體制機制還沒有達到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要求，有些方面甚至成為制約我們發展和穩定的重要因素。比如，制度執行力、治理能力已經成為影響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充分發揮的重要因素，我們必須在提高國家治理能力上下更大氣力。習近平明確指出：“只有以提高黨的執政能力為重點，盡快把我們各級干部、各方面管理者的思想政治素質、科學文化素質、工作本領都提高起來，盡快把黨和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人民團體、社會組織等的工作能力都提高起來，國家治理體系才能更加有效運轉。”[1]P29 顯然，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學更加完善，實現各項事務治理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既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著力點、聚焦點、歸結點，也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在要求。從這個角度說，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二者是相輔相成、合二而一的。
三、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要解決好制度模式選擇和價值體系問題
我們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要往什么方向走呢？這是一個帶有根本性的問題，必須回答好。面對世界范圍內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和思想意識更加多元多樣多變的現實，習近平著重闡釋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要厘清的兩大理論問題。
第一，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解決好制度模式選擇問題。我們黨始終強調，改革開放是有方向、有立場、有原則的。把握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根本方向，首先要完整理解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即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是兩句話組成的一個整體。“前一句，規定了根本方向，我們的方向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后一句，規定了在根本方向指引下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鮮明指向。兩句話都講，才是完整的。只講第二句，不講第一句，那是不完整、不全面的。”[1]P21總目標的內涵，清楚地表明了改革的根本方向和鮮明指向，表明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方向，也清楚地回答了必須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模式下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問題。
十八屆三中全會后，國內外有一些人不斷提出，中國國家治理體系發展方向，應該實行西方的多黨輪流執政、三權鼎立、兩院制等等。按照這個政治參照系，一些人總是對我們的政治制度說三道四。從實際情況看，冷戰結束后，照搬了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國家，稱得上轉型成功者實屬寥寥。受“阿拉伯之春”影響的國家，最終卻演變成“阿拉伯之冬”。從大歷史的維度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舒爾茨總結道：在過去300年的世界經濟史上，后來居上者都是走了自己的道路，而移植“好制度”者幾乎全是失敗者。[5]
在一些重大政治問題上，我們不能以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為標準來看，也不能不知不覺就以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為標準來看。比如，我們強調全面依法治國，一些人就打出“憲政”牌，企圖拿西方標準來框定我們。習近平指出：“我們必須搞清楚，我國人民民主與西方所謂的‘憲政’本質上是不同的。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6]P21“我們是中國共產黨執政，各民主黨派參政，沒有反對黨，不是三權鼎立、多黨輪流坐莊，我國法治體系要跟這個制度相配套。”[6]P35
看待政治制度模式，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立場。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制度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決定著社會政治機器的運轉，不論是君主立憲制還是議會制、總統制，都沒有改變資本主義國家政治統治的本質。我國今天的國家治理體系，是在我國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長期發展、漸進改進、內生性演化的結果。我國國家治理體系需要改進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們要有主張、有定力。習近平借用唐代李世民“治國猶如栽樹，本根不搖則枝葉茂榮”的古訓指出：“我們治國理政的本根，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我們思想上必須十分明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絕不是西方化、資本主義化！”[7]P83治理從屬于制度，沒有超越社會制度的“治理現代化”。在政治制度模式上，我們要始終高度警惕，防止落入“西化分化陷阱”。
第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解決好價值體系問題。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我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并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臺中心，但國際輿論格局依然是西強我弱。在西方國家推動下，所謂“憲政”、“普世價值”、新自由主義等思潮在世界上大行其道，西方式的民主、自由、人權依然是他們手中打壓發展中國家的一根棍子。冷戰結束以來，在西方價值觀念的鼓搗下，一些國家被反復折騰，有的四分五裂，有的戰火紛飛，有的社會動蕩、民不聊生。我們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也一直是西方國家和敵對勢力的主攻目標，其要害就是企圖讓我們丟掉馬克思主義信仰，丟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信念。值得警惕的是，在西方和國內一些人鼓噪下，一些人盲目跟風，認識發生了偏差，有的甚至認為，西方“普世價值”經過了幾百年，為什么不能認同？西方一些政治話語為什么不能借用？接受了我們也不會有什么大的損失，為什么非要擰著來？有的人奉西方話語為金科玉律，不知不覺成了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吹鼓手。這些人里面，有的是認識模糊問題，有的是思想方法問題，有的是政治立場問題。
世界上沒有什么一成不變的“絕對真理”，任何事物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統一。所有價值觀念都是具體的、歷史的。自由、民主、人權、公平、正義等這些價值觀念都不是抽象的，都是有具體的社會政治內容的，也是隨著經濟社會條件的變化而變化的。在不同社會條件下，人們對價值觀念的認識和解釋是不同的。西方國家把他們那套價值觀念推崇為“普世價值”，其實質是借用這個名頭，從根本上抹黑我們黨、我們的意識形態，企圖給我們造成兩難選擇：要么被冠以反“普世價值”的污名，要么接受西方價值觀念，成為他們的附庸。面對國際體系的加速演變和深刻調整，習近平鄭重強調：“如果我們用西方資本主義價值體系來剪裁我們的實踐，用西方資本主義評價體系來衡量我國發展，符合西方標準就行，不符合西方標準就是落后的陳舊的，就要批判、攻擊，那后果不堪設想！最后要么就是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趨，要么就是只有挨罵的份。”[8]
作為一個有著13億多人口、56個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大國，我們必須努力構建充分反映中國特色、民族特性、時代特征的價值體系，確立反映全國人民共同認可的價值觀最大公約數，使全體人民同心同德、團結奮進。在當代中國，我們應弘揚和踐行的核心價值觀，就是“二十四字”核心價值觀。這一價值觀，把涉及國家、社會、公民的價值要求融為一體，既體現了社會主義本質要求，繼承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體現了時代精神。習近平指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核心價值觀必須同這個民族、這個國家的歷史文化相契合，同這個民族、這個國家的人民正在進行的奮斗相結合，同這個民族、這個國家需要解決的時代問題相適應。”[9]P5如果我們的人民不能堅持在我國大地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價值觀念和價值體系，而不加區分、盲目地成為西方價值觀念的應聲蟲，那我們就會失去自己的精神獨立性。如果沒有自己的精神獨立性，那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獨立性就會被釜底抽薪。正是從這個意義上，習近平指出：增強和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需要我們對核心價值觀的認定作支撐”。[9]P6在慶祝建黨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他進一步提出“文化自信”，而文化自信歸根結底就是價值觀自信。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在同資本主義國家合作又競爭的歷史斗爭中，既有硬實力的較量，也有軟實力的較量。不忘本來才能開辟未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堅守我們的價值體系，要保持戰略定力，這方面我們要有主心骨，含糊不得。
四、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體現了黨中央治國理政的新視野新理念新戰略
站在實現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黨中央創造性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重大理論突破，開拓了我們黨治國理政的新境界。
第一，體現了著眼全局對全面深化改革進行頂層設計的宏觀謀劃與戰略思維。經過30多年快速發展，我國改革已進入攻堅期、深水區，在越來越深的水中前行，遇到的阻力必然越來越大，面對的暗礁、潛流、漩渦也必然越來越多。現階段推進改革，很多重大改革舉措牽一發而動全身，這就要求我們更加注重改革的關聯性、耦合性、系統性，把握全局，注意協調，力爭最大綜合效益。習近平指出，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研究全面深化改革問題，不是推進一個領域改革，也不是推進幾個領域改革，而是推進所有領域改革，就是從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總體角度考慮的”。[4]P547換句話說，只有以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總目標、總抓手、總聚焦，才能更好地增強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調性，更好地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才能名副其實地既全面又深入地推進改革。從這個意義上說，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并把它作為改革總目標，不僅指明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有效路徑，體現了黨中央對改革的宏觀謀劃、頂層設計，也展現了我們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治國理政的全局意識、整體思維和戰略眼光。
第二，體現了對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基本內涵認識上的理念創新和與時俱進。我們黨最早提出現代化，內容是四個現代化。改革開放以來，黨對現代化內涵的認識不斷深入，到黨的十八大，基本上形成了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建設的全方位現代化。十八大后黨中央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從制度和能力兩個層面進一步豐富和深化了我國現代化建設的內涵。從現代化的視角審視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不論在新中國歷史還是我們黨的歷史上都是第一次。習近平也指出，我們黨講過很多現代化，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第一次講”。[1]P26國外有評論稱之為“第五個現代化”，認為這是中國經濟實力、物質文明發展的必然產物，是要幫助人們認識器物層面現代化并非現代化的全部，是中國政治發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10]P10同時，用“治理”代替“管理”，有著深刻含義。“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體現的是系統治理、依法治理、源頭治理、綜合施策”。[11]P142使用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概念，使我們能夠以新視角、新理念、新思維觀察和處理改革發展中的新問題。因此，提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體現了我們黨對現代化認識上的理念創新和與時俱進，標志著我們黨在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上瞄準了新目標，開啟了新征程。
第三，體現了對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走向現代化的理論自覺和責任擔當。習近平指出：“從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國社會主義實踐的前半程已經走過了，前半程我們的主要歷史任務是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并在這個基礎上進行改革，現在已經有了很好的基礎。后半程，我們的主要歷史任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為人民幸福安康、為社會和諧穩定、為國家長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備、更穩定、更管用的制度體系。這項工程極為宏大，零敲碎打調整不行，碎片化修補也不行，必須是全面的系統的改革和改進，是各領域改革和改進的聯動和集成，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上形成總體效應、取得總體效果。”[1]P27從制度化的角度把我國社會主義實踐分為“兩個半程”，前半程建立起“基本制度”，后半程要“建立起更完備、更穩定、更管用的制度體系”。顯然，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根本標志。如果預期實現，這對科學社會主義和人類政治文明、制度文明必將是一大歷史貢獻。因此，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提出，不僅開啟了我國改革開放的歷史新階段，也開啟了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現代化的嶄新歷程，表明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對現代化發展規律的認識達到了新高度。習近平指出，今天，我們黨處在這樣的歷史方位上，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重大歷史任務，就是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這充分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動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走向現代化的歷史主動、理論自覺和責任擔當。
參考文獻
[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習近平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 [Z].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
[2]鄧小平文選: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鄧小平文選: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冊 [Z].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
[5]楊光斌.觀察中國政治要有認識論上突破[N],北京日報,2016-06-06.
[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習近平關于全面依法治國論述摘編[Z].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
[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習近平關于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論述摘編[Z].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
[8]習近平.在全國黨校工作會議上的講話[J].求是雜志,2016 (9).
[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冊 [Z].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
[10]許海清.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13.
[1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習近平關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論述摘編[Z].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
（作者：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第六編研部）
（來源：《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學報》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