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3年1月24日晚，當代著名哲學家、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黃枬森先生不幸逝世，享年92歲。這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界的重大損失。黃枬森教授生前高度重視、密切關注并大力支持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編譯和研究工作，與中央編譯局的專家學者結下了深厚友誼。2012年初春，中央編譯局韋建樺同志兩次登門拜訪黃枬森教授，并就哲學研究的一系列重要問題當面求教，相互切磋。
本文是韋建樺同志與黃枬森教授這兩次學術對話的完整記錄。韋建樺同志長期從事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研究與編譯工作，是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工程經典著作譯文審訂首席專家和理論工程咨詢委員會委員，近年來先后主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列寧專題文集》、新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等一系列經典著作和經典作家傳記，曾任中央編譯局局長(1996—2010年)；黃枬森教授是帶頭倡導馬克思主義哲學創新的領軍人物，在長達70余年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學與研究歷程中，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建設、馬克思主義人學研究以及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研究做出了卓越貢獻。兩位學者的問答和交談以黃枬森教授的求學經歷和治學生涯為切入點，圍繞哲學學習和研究這一主線，對哲學與自然科學的關系、哲學與政治的關系、馬克思主義哲學與西方哲學的關系、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學科建設、哲學研究的學風建設、哲學工作者的思想文化修養和社會責任以及經典著作的編譯事業與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關系等重要問題進行了討論，并根據切身體會坦誠地表述了各自的見解。
這是黃枬森教授在他一生中接受的最后一次學術訪談。為了進行對話和討論，他抱病進行了認真周詳的準備，事后又對記錄全文作了仔細審核和修訂。讀者可以從文中真切地了解黃枬森教授的奮斗歷程、學術追求和真誠品格。本文曾以《關于哲學的十個問題》為題，刊載于中央編譯局主辦的《馬克思主義與現實》雜志2012年第6期。哲人已逝，風范長存。現將此文重新刊出，以表達我們對黃枬森教授的緬懷與景仰之情。
黃枬森教授針對有關哲學問題闡述自己的觀點與看法
一、哲學與自然科學
韋建樺：首先感謝黃老師接受我們的請求，圍繞哲學學習和研究這個主題進行訪談。我們都知道，從上個世紀40年代至今，在70余年的學術研究生涯中，您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建設、馬克思主義人學研究以及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研究等領域做出了創造性的貢獻。您在一系列著作中提出的問題和觀點，使我們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研究和編譯工作中深受啟發。
今天的訪談是一個難得的機會，我們有許多問題要向您求教；我想，我們的問答和討論能否從您的求學經歷和治學生涯切入，因為您在過去70多年風雨歷程中的親身經歷和深切體會，本身就是年輕一代學人所珍視的學術財富，其中也蘊含著認識和解決當前問題的一系列重要啟示。
通過閱讀您的回憶文章，我了解到您早年在大學期間學習的專業原本是自然科學，后來才下決心轉而攻讀哲學。您能否告訴我們，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在青年時代作出了這個重大的選擇，并在數十年的人生道路上堅持這個選擇？
黃枬森：是的，我起初學習的并不是哲學，而是物理學。1942年秋，我考入西南聯大物理系，后來才轉入了哲學系。
從物理系轉到哲學系，對我來說是思想發展的必然。我從很小的時候就對哲學產生了興趣。我的父親是前清秀才，我自幼跟隨他學習中國古典文獻，這段時間的學習對我影響很大。
在熟讀四書五經之外，父親要求我每周寫一篇文章，多為論述文。通常的方式是以《論語》、《孟子》等著作中的某一句話為題，寫作一篇史論或政論性質的文言文。這種訓練養成了我勤于思考和進行理論分析的習慣。1939年，我進入四川省自貢市蜀光中學讀高中。這所學校由張伯苓先生主持，教學設施很好。在上高中之前，我對哲學一無所知，甚至連哲學這個學科的名稱都沒有聽說過。高中時期，我開始接觸艾思奇、潘梓年等人寫的書籍，并且閱讀從蘇聯翻譯過來的有關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讀物，例如《新哲學大綱》等等。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哲學，知道了世界上有一門學問叫“哲學”，而且我第一次接觸的哲學就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我對這門學問很感興趣，從那時起我就有了一個觀念：哲學是一門科學，哲學是離不開科學的。那時候，我們的高中課程很少涉及哲學。我之所以能接觸哲學，是在國文教員王冶秋先生提倡下，通過閱讀課外讀物才獲得相關的知識。 在對哲學感興趣的同時，我的物理學和數學成績也很不錯。我們的班主任是物理學老師，他鼓勵我報考物理系。于是，我報考了西南聯大物理系。我當時的想法是，我最終是要研究哲學的，而哲學離不開科學，科學包括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知識可以通過自學獲得，自然科學特別是物理學知識就很難通過自學來掌握。我對物理學的理論是很感興趣的，學習過程也有很多收獲。但是西南聯大的實驗儀器太過簡陋，物理實驗的數據與標準結果差距太大，這影響了我繼續學習物理學的興趣。我原本打算是要學習哲學的，西南聯大轉系也很容易，于是我從理科轉到了文科，進入哲學系學習。
韋建樺：離開物理系轉入哲學系，這對于您來說不是一個偶然的決定。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熏陶，馬克思主義哲學普及讀物的影響，使您在青少年時代產生了對哲學的向往。當時在您的心目中，哲學研究的對象和功能是什么？
黃枬森：那時候我就思考過，哲學到底要研究什么？我認為要研究兩個方面：一個是研究宇宙的奧秘，另一個是研究人生的真諦。要研究宇宙的奧秘，就不能不懂物理學，它對揭示宇宙的奧秘有直接的作用。我除了在大學用一年時間系統地學習物理學，高中的時候我還學習了化學、生物學等學科，掌握了基本的科學概念，具備了基本的科學素養。在西南聯大哲學系，我還選修過高等微積分，當時的老師是楊振寧先生的父親楊武之教授。此外，我學習過華羅庚先生講授的數論，聽過他的報告，還到他家里去過幾次。我一直對自然科學很關注，對科學的學習使我認識到哲學并非很隨意、很自由、很浪漫的東西。后來我也經常思考，物理學的學習對我攻讀和研究哲學有什么幫助呢？我認為，物理學的學習經歷對我后來堅持哲學就是科學的觀點有重要影響，對我后來哲學觀念的樹立有很大幫助。
韋建樺：說到物理學與哲學的關系，我想起了丹麥著名物理學家玻爾，他曾經指出：“物理學對于一般哲學思維的發展所起的重要作用，不僅僅表現在我們對于自然界不斷深化的認識方面所做出的貢獻。物理學的重要作用就在于，它不斷向我們提供了修改和完善我們作為認識方法的概念系統的機會。”[1]您的經歷證明了玻爾的論斷包含著深刻的真理。僅僅一年的物理學訓練，就對一個馬克思主義哲學工作者產生如此深遠的影響，可見深切關注和深入研究自然科學，對于整個馬克思主義哲學事業具有何等重要的意義。
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創立，不僅有深厚的社會基礎、階級基礎和實踐基礎，而且有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前提。歐洲進入19世紀以后，近代自然科學的發展邁進一個嶄新階段，一些揭示自然界各種物質形態之間的聯系的新學科紛紛建立。特別是恩格斯高度評價的“三大發現”，即細胞學說、能量守恒和轉化規律以及生物進化論的創立，使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世界觀受到沉重打擊，同時也促使人們將哲學革命的歷史任務提上日程。馬克思和恩格斯以無與倫比的理論勇氣承擔了這一偉大使命。在創立新世界觀的歷程中，他們一方面深入研究人類社會的歷史與現實，研究社會科學的各種論斷與方法，一方面密切關注并潛心思索科學技術的發展趨勢，撰寫了一系列內容豐富的著作、筆記和書信，成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經典文獻，豐富了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的理論內涵。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講話中這樣描述馬克思一生對自然科學的高度重視：“在馬克思看來，科學是一種在歷史上起推動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門理論科學中的每一個新發現——它的實際應用也許還根本無法預見——都使馬克思感到衷心喜悅，而當他看到那種對工業、對一般歷史發展立即產生革命性影響的發現的時候，他的喜悅就非同尋常了。例如，他曾經密切注視電學方面各種發現的進展情況，不久以前，他還密切注視馬塞爾?德普勒的發現。”[2]這段話說的是馬克思，同時也是恩格斯本人的真實寫照。
他在與杜林論戰時，曾經這樣敘述自己從事自然科學研究的經歷：“馬克思和我，可以說是唯一把自覺的辯證法從德國唯心主義哲學中拯救出來并運用于唯物主義的自然觀和歷史觀的人。可是要確立辯證的同時又是唯物主義的自然觀，需要具備數學和自然科學的知識。馬克思是精通數學的，可是對于自然科學，我們只能作零星的、時停時續的、片斷的研究。因此，當我退出商界并移居倫敦，從而有時間進行研究的時候，我盡可能地使自己在數學和自然科學方面來一次徹底的——像李比希所說的——‘脫毛’，八年當中，我把大部分時間用在這上面。”[3]
我每次閱讀這段話，總要想起我們中國哲學界的狀況。同樣是面對自然科學的發展進步，中國哲學界的普遍反應與馬克思恩格斯當年的態度形成了對照。在我們這個時代，科學技術的新發現層出不窮，其數量和影響超過了馬克思恩格斯時代。如果馬克思和恩格斯還活著，他們會懷著多么喜悅的心情注視科學技術領域的新成果，并以深刻的理論概括來豐富唯物史觀和唯物辯證法的思想寶庫！面對當代自然科學技術在天體物理、物質結構、人工智能、生命科學、信息科學、材料科學、能源科學、航天技術等領域取得的重大突破，中國的自然科學家們對各種新發現的學術價值、社會影響和哲學意義做了認真的評述和廣泛的討論，但在這樣的重要討論中，中國哲學家的聲音，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工作者的聲音卻沒有給人留下應有的深刻印象。
近代以來，從笛卡兒到黑格爾，從霍布斯到費爾巴哈，在這個漫長的時期內推動哲學家們在辯證法和唯物主義研究領域前進的力量到底是什么？恩格斯的回答是：“推動哲學家前進的，決不像他們所想象的那樣，只是純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動他們前進的，主要是自然科學和工業的強大而日益迅猛的進步。”[4]恩格斯還進一步指出：“隨著自然科學領域中每一個劃時代的發現，唯物主義也必然要改變自己的形式。”[5]恩格斯的這些重要論斷說明，哲學的發展與自然科學的發展具有不可分割的聯系。在《自然辯證法》中，恩格斯進一步詳細論述了各門自然科學的發展及其成果對于證明和豐富唯物辯證法的巨大意義。相形之下，我們中國哲學界缺少馬克思恩格斯那樣的眼光、魄力和襟懷。中國古代哲學長期滿足于對“天地運行”、“天人合一”、“大化遷流”和“萬物演進”的想象和猜測，缺少像歐洲哲學那樣重視自然探索和實證研究的歷史傳統，也缺少像古希臘羅馬時代和歐洲文藝復興以來涌現的大批具有自然科學造詣的哲人。今天，我們在中國的哲學研究領域依然能夠看到舊傳統的影子。我認為這種狀況需要通過一代又一代人的自覺努力去改變。
我們應當從馬克思和恩格斯從事哲學研究的實踐中受到深刻的啟發。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MAGA2）第4部分即筆記部分，我們看到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對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的經驗進行總結、對社會科學各個領域的問題進行思考的同時，一直以鍥而不舍的精神潛心研究數學、物理學、化學、地質學、生物學等領域的最新發現及其方法，研究各種前沿技術的最新成果及其應用，研究這些發現和成果在人類社會生活和理論思維中引起的革命性變革。他們留下的大量筆記、摘錄、圖表和批注說明，他們絕不是抽象地談論自然科學研究與哲學研究的關系，而是在具體深入的探索中將兩者結合起來，并在這種結合中豐富和修正已有的結論，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使這種哲學始終敏銳而又準確地反映自然科學和工業的每一個重大進步，從而具有無可辯駁的科學性和說服力。我認為這正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界在今天應當認真進行的工作。
我發現，您已經注意到這方面的問題。您主持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創新研究”這一重大課題，專門設立了“現代科學技術與馬克思主義哲學創新”這個子課題，并且取得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6]我們希望這樣的研究在哲學界不斷拓展，蔚然成風。
黃枬森：您所指出的傾向確實存在。我們習慣于將哲學與社會科學合稱為“哲學社會科學”，而沒有將哲學跟自然科學聯系起來。同時，也有人主張取消“哲學社會科學”的這個說法，建議改稱“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所謂“人文科學”是指文史哲，“社會科學”則包括政經法；在此范圍之外，是自然科學。現在文理分科的結構，就認為哲學從屬于文科。而事實上，哲學一半是文科，一半是理科。哲學應當既是人文的、社會的，也是自然的，這樣的定位才是準確的，目前的傾向是取消“哲學社會科學”的說法，以“人文社會科學”取而代之。我認為這種主張不妥當。我們將哲學研究所置于中國社會科學院而不是置于中國科學院，我看這種做法也并不合理。由于對哲學的認識不完整、不準確，哲學界就出現了一種流傳很廣的觀點，認為哲學不是科學。
長期以來，我們一直是一條腿走路。這種狀況應當改變。錢學森同志在辯證唯物主義指導下，努力在具體的自然科學學科與基本的哲學理論之間架設橋梁，使兩者相互銜接，這是比較成功的例子。
二、馬克思主義哲學與西方哲學
韋建樺：您在進入西南聯大哲學系以后，最初攻讀的是西方哲學。您當時把理論興趣集中于這個領域。幾年后，您把目光轉向馬克思主義哲學，并且在此后幾十年中以極大的熱忱和堅定的信念堅持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和歷史的研究。這個轉變是怎樣發生的？
黃枬森：對我來講，這個轉變是自然而然發生的，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必然的。出現這種轉變主要是受外部影響。從高中時候開始，我就對哲學，特別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有了一定的了解，也立下志向要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我在西南聯大轉系時，實際上想學的就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那時候我十分看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科學性，認為它的任務就是探索宇宙奧秘和人生真諦；至于它的革命性，我沒有明確的認識。進入聯大哲學系以后，我卻始終見不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蹤影。不但老師在課堂上不講，各種參考書里也只字不提。當時我們看到的各種教材，例如蒂利和韋伯的西方哲學史教科書，根本不提馬克思主義哲學。這種情況讓我十分不解：馬克思主義哲學如此重要，為什么在哲學史里一點地位都沒有呢？后來我才了解到，是當時的政治形勢在客觀上使我失去了接觸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機會。
在這種情況下，我的學術興趣慢慢轉移到了西方哲學。在這個廣闊的領域中，有許多觀點和學說。我對康德哲學和黑格爾哲學尤其感興趣，他們的哲學思想對我影響很大。當時講授康德哲學的是鄭昕先生，我同他比較接近。通過聆聽鄭昕先生的課程，同時通過閱讀康德的原著，我的思想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我那時的認識是：不學習康德哲學，就根本不清楚什么是哲學；學習了康德哲學，我有了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
那時候我的學習興趣相當廣泛，我選修了外語課程。我的英語一直不錯，在大學的時候就能夠比較順利地閱讀哲學原著。除了英語外，我又開始學習德語，因為我認識到，對于學習哲學來講，德語尤其重要。我的德語老師是楊業治教授，那時候我就能用德語馬馬虎虎看些書。我還學習了法語，老師是聞一多先生的弟弟聞家駟教授。為了掌握這三門外語，我花了不少時間。解放后，我又在中國人民大學學習俄語，也能夠馬馬虎虎看點書。外語學習增進了我對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學的了解和興趣。
我再度轉向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受形勢的影響，是由于工作的需要。1948年大學畢業后我原本想到解放區去，由于北平面臨解放，組織上希望我能留下來做些工作。我考取了鄭昕教授的研究生，繼續攻讀康德哲學。事實上，我沒有多少時間用來讀書。我當時是一名地下黨員，參與了許多地下工作。1949年北平解放，我的時間就更顯得緊張。我是研究生中唯一的黨員，北大開展全校師生理論學習，我就被安排去講政治課。當時的政治課包括社會發展史和中國現代革命史。我一邊聽教育部組織的各種馬克思主義理論報告，一邊將聽來的東西作為自己的講課內容。當時很多高校的政治課都是這么進行的。我將西方哲學的研究暫時擱置一旁，而把主要精力用于講授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些課程。后來我到人大馬列主義研究室進修了一年，再后來轉到哲學研究室繼續學習。1953年我調回北大，做了蘇聯哲學專家的助手。這樣，我就從講授新民主主義、社會發展史、馬列主義基礎，最后落腳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專業上。在這三、四年間，我從西方哲學不由自主地轉向馬克思主義哲學。這個轉移不是我爭取的，是時勢的需要。當然我是愿意的，沒有引起任何思想上的矛盾。 要是追問我當初為什么走上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這條路，我認為主要原因在于我自己有這方面的思想基礎和強烈愿望。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是我在青年時代就確立的志向。早在1947年，我就參加了黨領導的進步組織“臘月讀書會”，接觸了許多進步書刊，專心致志地閱讀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并且每個星期都參加討論。所以，在轉向馬克思主義哲學方面，我是有思想準備和知識準備的。這種轉變對于我來說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我轉向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工作的需要，也就是政治教育的需要，是馬克思主義教育的需要。從此，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和教學成為我的終身事業。甚至在我被開除出黨、不讓我再講授馬克思主義哲學課程的情況下，我也從來沒有想過放棄。
韋建樺：如您所說，在轉入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之前，您在大學本科和研究生階段攻讀了西方哲學，特別是康德和黑格爾哲學。我們希望了解您在這方面的學習和積累對您后來研究工作的意義；如果可能，我們也希望您根據切身體會談一談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與西方哲學研究的關系。
黃枬森：我感到，了解西方哲學的發展歷程對于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具有重要意義。我本人對德國古典哲學的學習和認識，特別是對康德和黑格爾哲學的學習和認識，對我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有很大的作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內容，包括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基本范疇，其直接的理論來源都是德國古典哲學。應該說，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在革命實踐中自然而然地從德國哲學中分化出來的；它是科學的哲學、實踐的哲學，與傳統哲學存在著本質的區別。由于從淵源關系上來講，馬克思主義哲學就是西方哲學中的一支，所以從研究西方哲學到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這個轉變是很自然的，它內在地符合哲學史本身的發展，也符合我本人思想發展的歷程。至于談到今天二者的關系，我有一個看法。西方哲學今天的主要趨勢仍然是否定本體論研究，哲學家們熱衷于各種部門哲學的研究，特別是社會哲學、政治哲學、道德哲學、心靈哲學等等，但是，本體論與部門哲學不可偏廢，二者是互補的，我認為對現代西方哲學的研究，不但有利于豐富馬克思主義部門哲學的內容，也可以推動馬克思主義本體論的發展。
韋建樺：我在閱讀您的著作，特別是閱讀您關于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著作時，常常深切地感到，深入了解和探究西方哲學傳統，確實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專業工作者的必修功課和必備基礎。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實現哲學革命的過程中，不僅批判地繼承德國古典哲學成果，而且廣泛涉獵和研究古希臘羅馬哲學和歐洲中世紀哲學，特別是對歐洲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哲學思想進行了全面的探討和精辟的論析。因此，不熟悉西方哲學史，就不可能全面理解馬克思恩格斯哲學思想形成和發展的歷程，這一點是沒有疑義的；問題是除了“史”以外，馬克思主義哲學專業工作者對現當代西方哲學的若干重大命題有沒有必要進行研究并參與討論呢？我認為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應當是肯定的。馬克思主義的本質決定了它必須敏銳反映、廣泛吸納并集中代表各個時代在科學上的最新成就；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深刻性及其力量，不僅表現在對同時代各種哲學思潮的消極影響“善于批判”，而且表現在對其積極因素“能夠吸收”并“進一步發展”。正如列寧所說：“馬克思一方面能夠吸收并進一步發展同中世紀封建勢力和僧侶勢力斗爭的‘18世紀精神’，另一方面又能吸收并進一步發展19世紀初那些哲學家和歷史學家的經濟主義和歷史主義（以及辯證法），這就證明馬克思主義的深刻性和它的力量，證明把馬克思主義看做是科學上最新成就的見解是完全正確的。”[7]對照經典作家的論述和實踐，我們在這方面的欠缺是明顯的。長期以來，在我們的哲學研究中，“中、西、馬”的分野和壁壘劃得過于機械和僵硬，缺少一種打通、超越和融匯的學術氣度和理論眼光，更缺少與此相應的扎實嚴謹的分析和綜合、概括和提煉。在傳統格局中，中與西常常只是被批判的思想資源，而這種批判又常常帶有簡單化的傾向。我們希望馬克思主義哲學界的同志以經典作家為典范，率先下功夫開創一種嶄新的局面，而且不僅僅局限于一般性的中、西、馬“對話”。這是一項重要的任務，因為迄今為止陳陳相因的格局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內在要求，有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人類智慧和普遍真理的影響力，因而不利于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鞏固和加強。
三、哲學與政治
韋建樺：哲學與政治的關系問題，是60多年來中國哲學界一直關注和討論的重要問題。新中國成立初期，學術界圍繞這個問題有過熱烈的爭論；文革結束后，類似的討論再度發生。您也曾在文章中說過：“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哲學專業工作者，我感到必須處理的最重要的、也是最難處理的問題，是哲學與政治的關系。”[8]我認為這個問題不僅涉及哲學的研究方向，而且也關系到哲學研究的方法和學風。
您在青年時代就參加了地下黨，積極投身于我們黨領導的政治斗爭。新中國成立后，您同北大廣大黨員和師生一起，密切關注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對重大政治、政策和理論問題表達自己的見解，發揮積極的作用。作為一名學者，您數十年來的學術生涯是同您的政治實踐緊密相連的。您在這個實踐過程中貢獻過力量，遭遇過挫折，經受過鍛煉和考驗。就這一點來說，您不僅與那些崇尚“純學術研究”的學者不同，而且與那些沒有經歷過政治斗爭風雨的年輕學者也不一樣。所以，您對哲學與政治的關系的認識，就不會僅僅局限于純粹理論的層面。在《黃枬森文集?自序》中，您一開始就概要地談到您對“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性和學術性的關系問題”的思考和認識。[9]您所說的“意識形態性”，實際上也就是政治性。今天借這個機會，我想請您談一談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不斷明確和深化的過程。
黃枬森：您這個問題實際上可以解析為兩個問題，一個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學術性和政治性問題，另一個是一般哲學的學術性和政治性問題。首先，關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學術性和政治性，這個問題比較容易談清楚。馬克思主義哲學是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世界觀，是一門科學。目前存在一種普遍的傾向，就是否定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學術性和科學性，不承認馬克思主義是一門科學；與之相對應的是另外一種傾向，就是只承認它的學術性、科學性，而否定它的政治性。其次，人們在討論哲學的學術性與政治性之間的關系的時候，往往將二者割裂開來，將問題推向兩個相反的極端。要么是一些學者只研究學問，而從不關心政治；要么就是所謂的政客研究哲學，只是為他的政治服務。就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境遇來看，主要的極端是否定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科學性。我認為，在處理哲學的學術性與政治性的關系這個問題時，要有一種正確的態度，要弄清楚兩方面的關系，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在這兩方面的關系，進而弄清楚一般哲學在這兩方面的關系，不能將二者割裂開來、對立起來，不能用一方否定另一方。
解放后不久，北大哲學系曾經就這個問題展開過討論。一種觀點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政治性和學術性應該結合起來，學術性越強、科學性越強，政治性也就越強。政治性越強，又反過來推動學術性和科學性。因為馬克思主義哲學要正確認識客觀世界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并以此指導革命實踐，所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科學性越強，就越能達到革命實踐的目的，它的革命的政治性也就越強。反之，如果達不到這個目的，那就是一種失敗。另外一種觀點則認為，學術性和政治性是沒有辦法結合的。如果是政治，就不能是學術；如果是學術，就不能是政治，二者不能兼容。這場爭論沒有得出結論。
過去受極“左”思潮影響，人們往往過分強調政治性而否定科學性，往往把學術問題當作政治問題來處理，沒有注意到學術性和政治性原本是應該結合起來的。學術追求真理、糾正謬誤，判斷的標準是“真假”和“是非”，探求的是客觀世界內在的規律性；政治則主要關注利益，以政治目標能否實現來論成敗，重視的是“利益”和“好處”。所以學術性和政治性兩者是有區別的，我們的工作就是要將這兩者結合起來，實現相互推動，防止片面化、極端化，避免無限地突出一方，因為二者不可偏廢。過去在極“左”思潮影響下，人們認為政治可以沖擊一切，而最高的政治就是領導人的觀點和意見。如果堅持這種主張，那么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科學性和學術性就被抹殺了。但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僅僅當作學術來研究，而抹殺其政治性。如果無視甚至背離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宗旨和方向，那么，這種哲學肯定不可能保證其科學性和正確性。
建國后的前30年，我們在進行學術研究的時候，常常強調科學性與政治性的高度結合。當然，在這30年中，也有錯誤地將學術問題視為政治問題的時候，具體表現在夸大學術問題的政治性，導致學者不敢講真話，不敢實事求是地研究問題，只唯上不唯真，這就壓抑了學術和科學的求真精神，造成的最極端的后果就是“兩個凡是”的提出。單純地用政治性來領導學術性，必然造成科學性的喪失和學術研究的失敗。改革開放以后，這兩者之間的關系處理得就比較好了。當然，在改革開放初期，學者們還心有余悸，多多少少還會懷疑講真話是不是要受到打擊。然而后來的實踐證明，我們的學術環境確實比較寬松了，政治不會隨便干預學術問題的討論，允許提出不同的學術觀點，努力實現百家爭鳴。所以我覺得現在這個問題處理得是比較好的。
從我個人的體會來講，我認為科學性和政治性是可以結合的，而且應當相互結合。不過就馬克思主義哲學來講，科學性和政治性畢竟有差別。這樣就難免出現一些矛盾。出現矛盾的時候怎么處理？我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可以選擇“不講”，在思想上堅持理論的正確性和獨立性，但是不公開發表，保留自己的意見。采用這種方式雖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但是能夠緩解問題的矛盾。不說不合適的話，但是仍然堅持思想的獨立性。
1958年，因為我在“反右”時說了一些話，組織上給我留黨察看兩年的處分，1959年春又改為開除出黨。我很不服氣，認為自己是在黨內與黨員同志交流思想，屬于在內部發表意見，沒有到黨外講，也沒有公開發表。黨章上明確規定黨員有這個權利，為什么要處分我？而上級認為黨章是適用于正常情況的，“反右”時期是非常時期，暫時不適用上述規定。這沒有道理，但是我也沒有辦法，只能承認錯誤，進行檢討。當然，文革以后，我的問題也完全澄清了。1978年，在我被開除出黨19年以后，未經申訴和討論，我的處分就被取消了，也恢復了黨籍，并且連續計算我的黨齡。
現在的環境比較寬松，大家不再需要有這方面的顧慮。我認為現在的問題是，群眾中總有一種看法，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就是政治，而不是學術、不是科學；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只是為政治服務的。這種觀點忽略了一個事實，那就是馬克思主義哲學蘊含著很多科學真理，比如，唯物主義就完全是一個科學的問題，不僅僅馬克思主義堅持唯物主義，很多非馬克思主義者也贊同唯物主義，因為唯物主義是符合客觀事實、符合客觀規律的。
韋建樺：您剛才提到群眾中存在著一種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片面性認識。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為什么群眾中會出現這樣的看法？我們應當如何認識和解決這個問題？我想在下面討論“哲學工作者的思想文化修養和社會責任”這個題目時，再談一談我不成熟的想法。
您對60多年來中國哲學與政治關系史的回顧和論述使我深受教益。這段歷史使我們受到了多方面的啟示，其中重要的一條是：哲學與政治的關系如何，在特定的時代條件下并不取決于哲學本身，而是取決于哲學所面對的政治是什么樣的政治。如果這種政治比較清明，比較民主，比較寬厚、寬容、寬松，哲學研究就不會經常受到無端干涉和無理壓制，哲學家也不會在緊張的政治氣氛中痛感哲學與政治的關系是“最難處理的問題”。相反，如果政治和政策環境不是如此，哲學家在學術生活中就會時時有臨深履薄之感，動輒得咎，無所適從，怕講真話，言不由衷，甚至在政治形勢變化之后依然心有余悸。不僅哲學家是如此，經濟學家、歷史學家、法學家、社會學家、文學藝術家等等也莫不如此。撫今追昔，展望未來，我們要深刻總結這個沉痛的歷史教訓，倍加珍惜今天的政治局面和學術環境。這種局面和環境為哲學實現科學性與政治性的結合奠定了必要的基礎，從而使哲學有可能為推進社會變革發揮先導作用。改革開放以來，從打破“兩個凡是”的禁錮，到擺脫“姓社姓資”的束縛；從提出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發展目標，到確立“以人為本”的科學理念，哲學在引領社會進步的歷程中顯示出蓬勃的生機和思想的魅力。可以肯定，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哲學作為馬克思所說的“文化的活的靈魂”[10]必將對整個民族不斷作出新的貢獻。
四、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科學定位與學科建設
韋建樺：馬克思說過：“任何真正的哲學都是自己時代的精神上的精華，因此，必然會出現這樣的時代：那時哲學不僅在內部通過自己的內容，而且在外部通過自己的表現，同自己時代的現實世界接觸并相互作用。”[11]馬克思主義的誕生宣告了這個時代的來臨，它使哲學走出書齋，走向風起云涌的現實世界，成為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謀求解放的思想武器。今天，要使哲學成為馬克思所說的“真正的哲學”，成為“自己時代的精神的精華”，在億萬人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實踐中發揮引導作用，就必須把哲學作為科學來研究、建設、運用和發展。這是您在改革開放以來反復強調的一個重要觀點。在我們看來，對哲學的科學性質和科學作用的定位，是一個意義重大的命題。這個定位關系到哲學的學科建設方向，同時也直接影響著哲學研究的方法與學風。您能否圍繞這個命題，談一談當前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領域有哪些問題亟須解決？
黃枬森：您引證了馬克思關于哲學的性質和功能的一段論述。這段話說得太好了，我想除了極端唯心主義者，不會有人反對它。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哲學家們在觀點上分歧很大，但幾乎都認可這段話。按我的理解，這是與馬克思后來的實踐觀點一致的：哲學不但要以其內容來理解世界，而且要以其功能來改造世界，哲學與時代是相互作用的。因此，80年代以來，大家都同意以馬克思的話作為新時期建設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最高指導思想。也就是說，以時代精神的精華來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以時代實踐的發展來推動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建設。21世紀初我主持了“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的堅持、發展與創新研究”這一課題，2011年推出最終成果，也就是以《馬克思主義哲學創新研究》為題的4本書。這4本書就是按上述思想設計的：一，時代精神；二，科學技術；三，哲學研究；四，體系構建。我提出，今天應當更加自覺地來從事構建一個更加科學的體系，即更加真實、更加完整、更加嚴密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體系，實際上，這就是以時代精神的發展為目標。我們是哲學專業工作者，不是國家的管理者和領導者。我們直接改造的世界，就是學生和廣大讀者的思想世界。顯然，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思想體系如果能夠更真實、更完整、更嚴密，就會具有更強大的感召力和說服力，廣大學生和讀者就會用科學的哲學思想武裝起來，就能直接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來認識和改造世界。這樣，馬克思的話就得到了完整的體現。
基于這種看法，我認為大學里馬克思主義哲學教師的科研工作，應該就是學科建設，即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建設。學科建設分為兩個方面：一，基本理論研究；二，現實的哲學問題研究。前者是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與創新的前沿問題。對于其他學科來說，所謂前沿問題比較簡單，因為那些學科一般比較成熟，它們沒有解決的問題就是前沿問題，解決一個就前進一步。而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學科而言，情況就沒有這么簡單了。在有些人看來，它能否作為一門學科都成問題，例如，它的對象是什么？它是否是一門科學？它是如何構成的？它是不是辯證唯物主義？等等。這些本已解決的問題今天還有爭論。我們應當在新的時代發展的基礎上進一步解決這些有爭議的問題。在這些問題基本解決的基礎上，才談得上對現實哲學問題的研究，即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社會中的哲學問題的研究。
五、推進哲學理論研究與樹立“誠實研究”的學風
韋建樺：把哲學作為科學來建設和發展，需要哲學工作者堅持正確的方向、科學的方法和誠實的態度。馬克思在他的重要著作《〈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說過：“我的見解，不管人們對它怎樣評論，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統治階級的自私的偏見，卻是多年誠實研究的結果。”[12]根據我的理解，“誠實研究”就是對無產階級和勞苦大眾的解放事業始終堅持忠貞不渝的真誠態度；就是在考察歷史進程、分析現實問題、研究文獻典籍、做出理論判斷時采取科學的、嚴謹的方法；就是要根據確鑿的論據和縝密的邏輯得出結論，力求讓每一個結論經得起實踐的檢驗和歷史的考驗，做到嚴肅認真、一絲不茍、信而有征、高度負責，反對穿鑿附會、弄虛作假、嘩眾取寵和輕率浮躁。在學術研究中標舉一個“誠”字，摒棄虛偽詭詐、主觀臆測、捕風捉影、斷章取義的做法，這也是我們中國學術的優良傳統。《禮記?樂記》強調“著誠去偽”；易經《乾?文言》中說：“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千百年來，中國學術界對“誠摯之心”和“質樸之學”的推崇與追求，同馬克思的治學精神是一致的。而學術界目前存在的一些傾向，既背棄了我們的傳統，又違反了馬克思主義原則。我感到，馬克思所強調的“誠實研究”的學風，在當代哲學學科乃至其他學科的研究中具有現實的指導性和很強的針對性。您能否根據多年來從事哲學研究的切身體會，針對當前存在的學風問題，談一談自己的看法。
黃枬森：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誠實的態度應該是研究任何問題不可缺少的。缺乏誠實的態度就根本談不上什么研究。誠實的態度是唯物主義認識論的根本要求，也是實事求是精神的表現。真正要貫徹這種精神，還要求胸懷坦蕩，一心為公，摒除各種偏見。因此，一個人要做到一輩子“誠實研究”，也不是容易的事。應該在理論界大力倡導“誠實研究”。
令人擔憂的是，目前違背“誠實研究”態度的情況還非常突出。我認為有幾種表現。最嚴重的是弄虛作假的行為，這其中最常見的是抄襲，把別人的成果抄襲過來，變成自己的；編造科研成果，也是一種常見的作假行為。這類事例媒體時有報道。不過，這種不誠實行為一旦被發現，就會受到社會輿論的譴責，有的還會受到適當的處分，或賠償受侵犯者的經濟損失。這是由于這種欺詐行為是容易識別的。而另有一些不誠實研究的行為則不易識別。例如，有的研究者為了某種個人目的，故弄玄虛，故作高深，甚至強詞奪理，彎來繞去，讓人感到其中有深奧道理。又如，有的研究者雖沒有抱著某種個人目的，卻認為語言越深奧越有學問，因而把簡單明了的問題說得晦澀難懂；或者認為越時髦越好，因而盲目地追風趕浪，什么觀點時髦就主張什么，不管它有沒有根據，根據充分不充分。這種研究不是科學研究，不是“誠實研究”，我們都應拒絕。
六、科學品格與科學精神
韋建樺：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科學，要求哲學工作者具有探求真理的勇氣和無私奉獻的精神。恩格斯說：“科學越是毫無顧忌和大公無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13]恩格斯認為，要使哲學研究隨著時代向前推進，就要始終保持對真理不懈追求的崇高純潔的“理論興趣”，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尊重哲學的科學品格，“對職位、牟利，對上司的恩典，沒有任何考慮”[14]。在恩格斯看來，那種“沒有頭腦的折中主義”、“對職位和收入的擔憂”以及“極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乃是科學精神的大敵，它必然會使崇高純潔的理論興趣日漸衰退直至消泯。[15]同恩格斯所處的時代相比，我們今天的研究條件和研究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但恩格斯所倡導的毫無顧忌和大公無私的精神，無疑仍是馬克思主義學風的內核和特質。堅持這種精神，是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和學術不斷發展的內在要求和迫切需要。我們看到，在今天的學術領域中，恩格斯當年痛切指斥的那種庸俗之風和市儈習氣仍然時時浮現；重溫恩格斯的教誨，可以在我們中間產生振聾發聵的警示作用。改革開放以來，您親身經歷并積極參與了關于真理標準的討論、關于人道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關系的討論、關于人學基本問題的討論、關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對象、組成部分和體系的討論以及關于中國文化建設的討論。請您結合自己參加這些重大問題研討的經歷，聯系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現狀，談一談我們在今天如何發揚恩格斯所倡導的科學精神。
黃枬森：恩格斯倡導的“毫無顧忌和大公無私”的科學精神，確實是科學研究和學術事業的靈魂。沒有這種精神，科學研究和學術就不可能創新，不可能發展繁榮起來。經典作家是這種精神的典范。歷史上大科學家、大哲學家沒有一個是不具備這種精神的。這種精神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理論勇氣，它與堅持真理、敢于反潮流的意思差不多。這個問題也是在現實生活中經常出現的，如果缺乏這種科學精神，就必然會發表一些違心之論，在理論上也很難做出有價值的判斷。不過抽象地談這種精神好理解，而要真心貫徹這種精神，就不那么簡單了，因為這里不但需要勇氣，而且要靈活地、妥善地處理種種矛盾。例如政治與學術，就社會主義社會來講，是一致的，但也并不是絕對一致的。二者有區別，有時難免有矛盾，就要妥善處理。又如多數與真理，真理總是可以得到多數人同意的，但這是從最終意義上談的，而有時多數人站在錯誤一方，形成了思潮，也得妥善處理。因此，我認為不但要有勇氣，而且要有智慧；不但要敢于堅持真理，而且要善于堅持真理；不但要敢于反潮流，而且要善于反潮流。
七、前沿問題探索與基本理論研究
韋建樺：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離不開對東、西方哲學的歷史和文獻的廣泛涉獵，尤其是離不開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認真學習、刻苦鉆研和深刻領悟。這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工作者的基本功，也是堅持嚴謹學風和科學精神的重要保證。我們注意到，幾十年來，您在這方面付出了艱辛的勞動，可以說是鍥而不舍、持之以恒。由您主編的《〈哲學筆記〉注釋》就是一個標志性成果。這部50萬字的著作融匯了豐富的知識，進行了細致的考證，提出了中肯的見解，凝聚著大量的心血，不僅為研究列寧哲學思想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且對研讀馬克思恩格斯哲學著作也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全書內容涵蓋了從古希臘羅馬時期直至德國古典哲學時期的整部歐洲哲學史，并且力求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對一系列重要的代表人物及其著作進行介紹和評析。直到今天，在林林總總的哲學論著中，您主編的這部《注釋》仍然以其扎實的功底和獨特的價值受到學界的重視，使很多同志深受教益。除此之外，您長期堅持對照原文研讀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力求準確把握原意，做到融會貫通。您認為“這種基本功”對您的學習大有益處。[16]我們深深地感到，這種精神對于端正學界風氣、啟迪年輕學人具有重要的價值。請您談談這方面的體會。
黃枬森：千方百計地讀懂和理解所讀的經典性著作，是做學問的基礎性功夫，我從這一點獲益不少。在我學習和工作的過程中，有幾次我印象特別深刻。一次是中學老師王冶秋先生教我做讀書筆記；再一次是1951年在人大進修，蘇聯專家要求我們做列寧著作的讀書筆記；還有就是編寫《哲學筆記》注釋。蘇聯沒有專門的注釋性著作。中國有這樣的書，但只對列寧的某些批注加上注釋，至于列寧所做的大量摘錄，讀者仍然看不懂。蘇聯專家講課，主要是梳理列寧的思想，但聽后對讀懂《哲學筆記》幫助不大。碰巧在當時的北大有兩個很好的條件，一是有豐富的圖書資料；二是有掌握了豐富的哲學理論知識和外語知識的教員。我帶領幾位教師花了三四年時間，完成了編寫工作。從那以后，我沒有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再做過系統的注釋工作，但碰到疑難問題無法理解時，我還是喜歡查閱原著，并與譯文對照研究。我的體會是：第一，原著及其表達的思想都是一種客觀存在，理解、解讀原著，就是一種認識，必須堅持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原則，實事求是地解讀它。第二，一定要弄懂原著的思想再對它作評價或引申，切忌望文生義，尤忌掐頭去尾。第三，反對“六經注我”、為我所用的唯心主義認識論原則，決不按照自己的需要來理解所引證的經典作家的話。第四，經典作家的話不是絕對真理，不是自己觀點的最后證明，只有實踐才是最后的證明。
八、繼承與創新
韋建樺：本世紀初，您主持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創新研究”這一重大課題。這個課題的最終成果——4卷本《馬克思主義哲學創新研究》已經問世。正確理解和處理繼承和創新的關系，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中歷久彌新的重要問題。近年來，您在這方面有許多思考和論述。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您在倡導和推動開拓創新、與時俱進的同時，反復強調要十分尊重和公允評價前人的探索歷程與研究成果。從旗幟鮮明地反對全盤否定前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以及其他學術著述，到一再強調要重視和研究熊十力、金岳霖、馮友蘭和賀麟等老一輩哲學家的學術生涯和重要貢獻，我們深切地感受到您在這方面的歷史意識。在談到個人學術道路時，您也經常提到艾思奇、潘梓年、胡繩、許德珩、馮定、鄭昕等老一輩中國學者以及鮑羅廷、薩坡什尼可夫、格奧爾吉也夫等曾在中國任教的俄國學者，談到他們在治學方面對您的啟示。學術為天下之公器。學術的發展是一個前后相續、薪火相傳、集思廣益、不斷升華的過程，其中的每一個環節、每一個階段都凝結著人們追求真理的智慧和心血。您對歷史、對前人采取的尊重和理解的態度，不僅反映了一個學者的道德，同時也體現了一種可貴的學風。我們希望聽到您關于學術繼承和學術創新方面的具體想法，特別是您在這方面對年輕學者的期望。
黃枬森：繼承與創新具有非常普遍而又重要的意義。大家知道，人類文明今天與原始社會相比可以說有天壤之別，其所以如此就是由于繼承與創新。有繼承才有積累，有創新才有發展，人類文明才能日新月異，才有今日之高水平和大規模。創新與繼承是人類文明方方面面的永恒課題。哲學，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當然不能例外。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對人類哲學傳統的繼承與創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新形態也是對前形態的繼承與創新。不能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從以前哲學繼承過來的東西看成是以前哲學的“復辟”，也不能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當今形態從以前形態繼承下來的東西看成是“過時”的東西。
在我國思想界，有過極端化的偏向。例如，對西方哲學一概否定，對中國儒家哲學一概批判，對蘇聯的哲學體系根本拋棄，這些都是否定繼承的偏向；而復古主義、教條主義則是否定創新的表現。這些偏向都是應該糾正的。我當年也曾陷入一些偏向，今天也正在努力糾正。在我看來，抽象地承認繼承與創新并不難，但掌握好分寸不容易，因為問題總是具體而復雜的，繼承什么、繼承多少，創新什么、創新多少，都很費功夫，往往需要長期艱辛的勞動。
九、哲學工作者的思想文化修養與社會責任
韋建樺：哲學是一種從總體上把握世界的人類智慧。哲學作為理論形態的世界觀，既包含對自然以及人與自然關系的總體理解，又包含對歷史以及人與歷史關系的總體理解，同時還包括對人本身以及人生意義的總體理解。哲學的這種科學性質和科學地位，勢必對哲學工作者的思想文化修養提出很高的要求。馬克思說過：“哲學家并不像蘑菇那樣是從地里冒出來的，他們是自己的時代、自己的人民的產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貴、最隱蔽的精髓都匯集在哲學思想里。”[17]按照馬克思的這個精彩論述，專門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學者首先必須是自己研究的理論的篤信者和踐行者，同時還必須超越本專業的畛域，經常把目光投向更加寬廣的天地，去涉獵政治、經濟、法學、史學、教育、道德、科技、文藝、軍事、民族、宗教等方面的廣博知識；必須關注時代的進步和民族的命運，貼近人民群眾豐富多彩的現實生活；必須從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最新發展中汲取營養，并且在考察世界歷史、思考人類未來的過程中不斷獲取新的感悟和動力。正因為如此，公眾對于哲學家的思想文化修養有很高的期許。在公眾的心目中，“哲學家是智慧的愛好者，他不是僅愛智慧的一部分，而是愛它的全部”[18]，因此公眾希望了解哲學工作者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提高自己的修養，積累豐富的知識，保持高尚的情懷。您能否圍繞這個問題談一談自己的體會？
黃枬森：這個問題提得好，很重要，但往往為專業工作者、專家所忽視。專業是有范圍的，但專家是人，人是社會的人、綜合的人、全面的人。人不但應當有專業修養，還應當有綜合修養，也就是你提出的思想和文化修養。這對哲學專業工作者尤其重要。因為哲學之為專業，在于綜合、整合，在于全面、系統，在于普遍、一般，其為學也涉及百科，包含最廣、最多、最深，這就是說，哲學專業工作者要具有淵博的知識、全面的文化修養。至于思想修養，我認為這也是哲學專業必然蘊含的內容之一。自古以來，藝術、道德、宗教、哲學四者何者應占主導地位，一直爭論不斷。事實上，在哲學的科學形態出現之前，這個問題是無解的，因為這四個領域都在追求最后的東西，即終極的東西，難分高下。只有在哲學成為科學之后，即辯證唯物主義這一科學的世界觀出現之后，世界觀的最后最高指導作用才顯露出來。辯證唯物主義包含科學的歷史觀、科學的人生觀、科學的價值觀、科學的信仰——人類的共產主義目標。而在前科學時期，發揮最后最高的指導作用的不是世界觀，而是超物質、超自然的感情、意志、心智，或者是“全知全能的神”。至于說到我個人，很慚愧，我沒有自覺的思想文化修養，不過我的興趣是廣泛的，喜歡百科知識，欣賞文學藝術；不封閉，不自以為是；重視獨立思考，不喜追風趕浪；遵循助人為樂、與人為善的古訓。
韋建樺：您剛才提到辯證唯物主義作為科學的世界觀所具有的“最后最高的指導作用”。我想，這種最后最高的指導作用首先是指辯證唯物主義必然成為工人階級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同時也是指它應當而且能夠成為每一個人的心靈歸宿和精神家園。它應當讓千千萬萬在人生道路上艱辛跋涉的普通人獲得啟迪，從而以清醒理性、從容曠達的態度去面對浮沉順逆、進退得失、災禍疾病、衰老死亡。我相信馬克思主義哲學能夠使人活得更加清楚明白、樂觀自信，能夠引導人到達一種恬淡高潔、平和自然而又積極進取的人生境界，也就是說，它能夠使人獲得真正有益的終極關懷。您在《黃枬森文集?自序》中也表述了這樣的看法：“馬克思主義哲學也可以成為個人安身立命之處，給個人以終極關懷。”[19]然而據我所知，在現實生活中，許多人對這一點并不認同。他們在尋求終極關懷時往往只把目光投向舊時代的人生說教或現時代的流俗觀念；一些人為了走出人生困境、獲取精神撫慰而轉向了宗教，其中也有共產黨員。這個現實問題應當引起馬克思主義哲學工作者的反思。
我們應當重新思考哲學的現實功能和社會責任問題。在物欲主義和功利主義盛行的歷史環境中，哲學有責任幫助人們免于淪為自身需要和欲望的奴隸，克服貪求躁競的心態，始終作為自身的主體保持一顆堅定安靜之心，因為正如馬克思所說：“只有從安靜中才能產生出偉大壯麗的事業，安靜是唯一能生長出成熟果實的土壤。”[20]因此，哲學一方面要發揮引領社會發展的作用，一方面要關注和熱愛人自身，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不斷探索“人的解放”這個歷久彌新的重大命題。
可是我總覺得，多年來我們不太關注普通人在自覺或不自覺地追問人生意義時所產生的困惑、焦慮、憂懼和悵惘，不太重視研究、辨析和借鑒古今中外哲學在這方面的豐富資源，不太積極主動地圍繞生命歷程和歸宿問題進行學術研討和理論闡發工作，所以我們很少看到與此相關的學術成果和普及讀物。我認為這種狀況應當改變。我們要通過不懈的努力，使馬克思主義哲學直接面對和真正深入當代中國人的心靈和生活世界，并與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貫通融匯，成為億萬普通人由衷信服和自覺選擇的實踐指南、心理支柱和生存智慧，同時在這個過程中提升我們自己的思想修養，豐富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內涵。這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工作者的使命。如果不能做到這一點，我們還談什么馬克思主義的大眾化和生命力呢？您在前面的談話中曾經提到：“群眾中總有一種看法，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就是政治，而不是學術、不是科學；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只是為政治服務的。這種觀點忽略了一個事實，那就是馬克思主義哲學蘊含著很多科學真理。”我感到群眾中之所以出現您所指出的這種片面性認識，主要是由于哲學在過去的意識形態領域曾經被教條化、庸俗化、政治化，同時也由于我們的哲學詮釋和宣傳普及存在著片面性，缺少對哲學“本當是什么”和“必須做什么”的科學回答和完整說明。群眾的看法表明，我們還遠遠沒有讓馬克思主義哲學蘊含的真理，包括這種哲學所揭示的客觀規律和人生真諦深入人心，以致許多人沒有體會到這種哲學同他們日常的精神生活有何聯系；而任何科學的真理如果沒有掌握群眾，就不可能變成物質的力量。哲學發展的歷史證明：一種遠離人們日常生活的哲學，最終必然會受到大眾的漠視和疏離。
十、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與經典著作編譯
韋建樺：馬克思主義真理在中國傳播和運用的一個重要前提，就是經典文本的中國化，就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原著從歐洲語言向中國語言的轉換。實現這一轉換的關鍵，在于研究和領悟經典作家的思想，同時要辨析和判明中西文化的異同。說得直白一點，就是譯者必須透徹地理解經典作家的原意，然后設法用嚴謹規范、明白曉暢的中文將這種原意表達出來，使讀者閱讀譯本就像閱讀原著一樣；用恩格斯的話來說，就是使讀者能夠“按照作者寫作的原樣”去把握原著的核心內容和整體風格。這真正是一項“代圣人立言”的工作，責任重大，任務艱巨。對于編譯工作者來說，這既是崇高的使命，又是嚴峻的挑戰。
理論上的準確性是經典著作編譯工作的首要目標。理論上的認識和表述不準確，一切都無從談起；在這方面，任何細微的偏差都會引起讀者在理解上的巨大訛誤。您在前面曾提到：“原著及其表達的思想都是一種客觀存在，理解、解讀原著，就是一種認識，必須堅持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原則，實事求是地解讀它。”這正是我們在編譯經典著作時的指導性原則。然而要真正實現這個“實事求是”的解讀原則，并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中國和歐洲在歷史、文化、心理、語言、風俗、習慣、傳統等方面的巨大差異，給翻譯工作帶來了難以想象的困難。由于經典著作涵蓋歷史和現實生活的廣泛領域，這就要求編譯工作者具有深厚的理論功底、學術修養和語言造詣。所以恩格斯強調指出，經典著作編譯工作“是真正老老實實的科學工作。”[21]
從20世紀初到現在，中國一代又一代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翻譯家艱辛跋涉、勤奮耕耘，把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思想和學說逐步介紹給中國人民，取得了眾所矚目的成果。到目前為止，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在中國已經形成包括全集、選集、文集、專題讀本和各種單行本在內的完整的版本體系，有力地推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偉大事業。然而，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及其表達的思想”既然是一種“客觀存在”，那么，理解它的要旨、把握它的精髓就需要有一個不斷深化的認識過程。在新的形勢下，這項工作需要與時俱進，不可能一勞永逸。
您和許多馬克思主義學者一樣，長期關注和支持經典著作的編譯工作。我們了解到，您本人在潛心研究的同時，也曾從事各種文獻的翻譯和介紹，您還撰寫過文章，闡述編譯工作對于整個理論建設的重要意義，呼吁人們高度重視這項事業。借此機會，請您談一談對經典著作編譯工作的希望，特別是談一談還有哪些重大問題需要在理論研究和創新的過程中妥善解決。
黃枬森：對經典著作的翻譯我是一個十足的外行，不過我對這個工作的特點和甘苦是了解的。我十分尊重和尊敬這些譯者，尤其是編譯局的譯者們。我幾十年來以研究和闡述經典作家的思想作為我的畢生事業。我閱讀的主要資料都出自你們之手，我對編譯局一直抱著感激與尊敬的感情。前30年來往較少，后30年交往較多，編譯局對我幫助、支持也很大，當然了解得更多更深一些。《光明日報》的文章《一群人，一輩子，一件事》對你們的介紹和評價引起全國強烈的反響，這決不是偶然的。
我的認識可以歸結為幾點：第一，一個合格的譯者必須具備很高的條件：精通外文，精通中文，而且具有很強的文字表達能力，還要知識淵博，博古通今，學貫中西。第二，具有很強的為弘揚學術事業而自甘寂寞的精神，不僅敢于坐“冷板凳”，而且甘于坐“冰板凳”，是真正的無名英雄。第三，經典著作的譯者尤其如此，要有自我犧牲的精神。解放前，閱讀經典著作要受迫害，何況翻譯。解放后，經典著作的翻譯是一個集體的事業，署名往往是集體性的，有的甚至沒有署名。第四，近30年來，編譯局的同志們不僅在原有基礎上繼續和發展了翻譯工作，而且加強了經典著作的研究和傳播的工作，把編譯局建成了馬克思主義的文獻編譯、思想研究和理論傳播的重鎮，成為我國堅持馬克思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支重要力量。這種變化無疑是編譯局適應時代發展、與時俱進的結果。
就今后來講，我認為編譯局無疑應當繼續發揮編譯、研究和宣傳這幾方面的功能，但應該堅持以編譯為重點、為基礎。在這個改革開放和全球化的時代，理論界十分活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一方面是中國化、是創新，但是一方面必須是馬克思主義。什么是馬克思主義觀點，在許多領域都是問題，都有爭論。要堅持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觀點，離不開對經典作家理論的準確解讀，離不開文本，離不開翻譯。在這方面，編譯局的翻譯已形成真正的權威，這是基礎，是不能輕易改動的。在我看來，編譯局在經典文本的準確解讀方面，也就是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方面，具有其他單位難以取代的地位和作用。我希望編譯局一定要發揮多方面的功能，不能單打一，但編譯工作是基礎，應該利用這個基礎在準確解讀經典著作方面發揮特殊的作用。
韋建樺：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見。第一，在新的形勢下，我們確實應當在理論研究和理論宣傳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但經典著作的編譯工作仍然是具有戰略意義的基礎工程，必須毫不動搖地繼續推進。首先，我們要更加完整地編譯出版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遺著，又好又快地推進和完成70卷本《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的編譯工作，及早為理論界和廣大讀者提供一個更加完善可靠的基礎文本。其次，對于已經出版的經典著作，我們要根據新的研究成果進行審核和校訂，使譯文更加準確、編排更加科學、考證更加精當、資料更加翔實。最后，針對理論界和廣大讀者在學習和研究中提出的問題，特別是涉及版本和譯文的問題，我們應當主動承擔詮釋和說明的責任，同大家一起弄清原著要旨和理論是非。
第二，我們要繼續努力，建設一支合格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編譯隊伍。正如您所說，做一個合格的經典著作編譯工作者是很不容易的，因為這項工作不僅需要深厚的學養和嚴謹的學風，而且需要有恒心、毅力和獻身精神。我記得朱光潛先生對我說過，以經典翻譯與經典研究相比較，前者對學養、學力、學識和學風的要求更嚴。事實表明，研究工作要求的是“得其要義”，而翻譯工作除此以外還要做到“纖悉無遺”；撰寫論文可以“揚長避短”，而從事翻譯卻絕不允許“避難就易”。在經典翻譯工作中，單是譯名的確定和統一，就是一項艱巨的任務。以《資本論》為例，在過去80年中，為了確立書中數以千計的中文譯名及其體系，一代又一代人付出了艱辛的勞動。今天，我們需要通過鍥而不舍的努力，培養出一批能夠從事這種艱辛勞動的有志者，來繼承這個傳播真理的事業。
第三，我們需要同學術界一起，共同推進經典著作編譯事業。這項事業必須與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同步發展，因為這是一個不斷探求真理和認識真理的過程。當前，我們一方面要深入探討編譯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重大理論問題和語言表述問題，包括認真修訂和完善一些具有重要理論意義的譯名和譯語，另一方面要全面研究100年來經典著作編譯史中具有深遠影響的學術問題，例如經典著作翻譯與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理論建構的關系，馬克思主義理論范疇譯名體系在中國形成的歷程，經典著作譯本對中國大眾思維方式和話語體系的影響，中國歷史傳統和民族文化心理對馬列著作迻譯、解讀和接受過程的作用與影響，等等。我覺得，這些研究將在理論和學術上促使我們擴大視野，開闊思路，推動哲學社會科學和經典著作編譯工作向廣度和深度發展。
我們感謝您和哲學界的朋友們對經典著作編譯工作的大力支持和寶貴建議，衷心祝愿您健康長壽，祝愿您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領域取得更加豐碩的成果。今天的訪談涉及哲學學習和研究的許多重要問題，可惜由于時間限制，有些討論僅僅開了一個頭。我希望今后還有機會繼續向您請教，使我們的討論能夠進一步深化和展開。
注釋：
[1] 梁適編：《中外名言分類大辭典》，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748頁。
[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602頁。
[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13頁。
[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80頁。
[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81頁。
[6] 參見曾國屏主編：《現代科學技術與馬克思主義哲學創新》，載《馬克思主義哲學創新研究》第3部，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7]《列寧專題文集?論馬克思主義》第295頁。
[8] 趙為民主編：《青春的北大》，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27頁。
[9]見《黃枬森文集》第1卷，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版第1頁。
[1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卷第220頁。
[1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卷第220頁。
[1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4頁。
[1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313頁。
[14] 同上。
[15] 同上書，第312—313頁。
[16] 趙為民主編：《青春的北大》，第127頁。
[1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卷第219頁。
[18] [古希臘\]柏拉圖：《理想國》，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217頁。
[19]《黃枬森文集》第1卷，第3頁。
[2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卷第457頁。
[2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1卷第27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