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瞿秋白《多余的話》的寫作動因，人們比較注重研究其“遠因”，也就是瞿秋白過去的經歷，如國內外種種思想文化的影響、性格特點、黨內遭遇等。對該文寫作目的的研究則大多指向未來，如“暴露內心”或者“總結黨內斗爭經驗教訓”等。那么《多余的話》的寫作有沒有“近因”，即“當下”的因素在起作用呢？他的“最后的最坦白的話”到底是寫給誰看的呢？他到底想要說清楚一些什么事情？他為什么必須在臨死前說清楚這些事情呢？
帶著這些問題，筆者對《多余的話》進行了詳盡細致的文本梳理和分析，主要解讀該文的卷首語、序言《何必說？（代序）》和結尾《告別》，從這些方面入手，對《多余的話》的寫作動因和意圖再作一番尋蹤。
其實，《多余的話》一開篇，瞿秋白就明確表達了他寫作該文的直接原因。在他的生命即將走到盡頭之際，有某些現實的外界因素產生了比較直接的作用，促使他必須說明一些事情，回答一些他認為在死前必須回答的問題。這個訴求，即是他最直接的寫作動因所在。諸般“遠因”，包括傾訴沖動的“文人”式性格，都只是蓄勢已久的“火藥桶”；而這個寫作訴求則是“觸媒”，或者“導火線”。遠近多種因素的混合作用，促成了《多余的話》的寫作。
《黍離》詩的解讀與瞿秋白的“心憂”
《多余的話》卷首語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凡研究《多余的話》的人，都意識到這句詩對解讀《多余的話》全文的重要性。特別是“心憂”二字，尤為關鍵。《多余的話》可以說就是因為他的沉重“心憂”不可排解而作。現在研究出來的種種《多余的話》的寫作動因，都可以歸結為“心憂”二字。關鍵是，他到底在“心憂”什么？這是多年來眾人爭議之所在。可見，這句話不可不反復琢磨。還有一個關鍵字，就是“我”。這兩句詩里連用四個“我”字，故主題是“我”，強調的是“我”。所以，從卷首語可以看出，《多余的話》寫的是“我”的“心憂”，是從“我”這個“個人”的角度出發的。
瞿秋白
研究一下瞿秋白引用的這兩句詩的出處《詩經?王風?黍離》很有必要。全詩如下：“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毛詩序》將此詩解讀為：“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閔周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受此影響，后人多認為此詩是在“抒寫亡國的哀痛”。但也有人認為其立意只是“游子抒寫憂憤”。因此，有人認為瞿秋白是在抒發類似所謂“黍離之悲”的一種對革命失敗的痛惜；也有人認為瞿秋白是在“心憂”“黨的命運前途”，所以要“為黨總結經驗教訓”。可以看出，這些解釋跟《黍離》之詩的傳統題解的影響很有關系。
眾所周知，傳統上《詩經》的解讀是政治化的，連《關雎》這樣明顯的愛情詩也要用政治來詮釋。毛萇是漢初之人，他對《黍離》的解讀沒有任何文本依據，可能是因為該詩是“王風”之首篇，而“王”是指“王畿” ， 是當年東周王朝的直接統治區域。《周禮?夏官?職方氏》：“其畜宜牛馬，其谷宜黍稷。”“黍”“稷”其實就是以兩種糧食作物泛指一般糧食作物， 也就是泛指莊稼。《黍離》是以長得繁茂的莊稼由“苗”而“穗”而“實”來起興，表現隨著時間轉換，其“心憂”愈盛的感情遞進，與詩歌實際要表達的中心內容并無直接關系。因為毛萇的解釋演繹想象成分太多，后來有人已摒棄了此解， 而泛泛地認為是在抒發“游子的憂憤”。
“ 知我者, 謂我心憂， 不知我者, 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這是遠古詩人（或歌者）吟唱再三的詩句，同樣也是瞿秋白在臨死前久久縈繞心中的疑問。反復吟讀“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前后比較，可以感覺到，語氣的重點是在后半句，即相對于“知我者謂我心憂”，作者更為感嘆的是“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可見，作者認為自己是不被多數人理解的，所謂“知者”寥寥，“不知者”眾。那么，作者的寫作用意，就是要把不被人知曉和理解的他的“心憂”寫出來，讓眾多的“不知者”了解。這是他的題旨所在。
如果拿《黍離》詩意來推斷瞿秋白的作意，那么就要讀讀緊接著這句詩后面的句子：“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傳統上受《毛詩序》等的影響，多將其解讀為：“蒼天啊，這是誰的罪過呢？”這就使得詩歌主體（不論是周大夫還是流浪者）的反復吟嘆變成了對“是誰造成周衰亡”的質問了。其實，這句詩的字面含義是：蒼天啊，我到底是個什么人呢？（“彼”是指黍稷等他者，“此”解為“我”更貼切。）暗含的意思是：蒼天啊，別人為什么不知道我到底是什么人呢？也就是：為什么我得不到別人的理解呢？落腳點落到“我”這個“個人”身上。所以，近年來有人撰文認為《黍離》絕非抒寫“亡國之痛”，而是對“我是誰”的哲學追問，“此何人哉”意思就是：“我到底是誰？”我認為，這樣理解比那些腐儒好得太多了，是真正的文學解讀，但又可能走得有點遠。這首詩最樸素的解讀就是：一個人眼看著（或者心想著）禾苗青青，轉而出穗，轉而果實累累，季節變換，時間流逝，卻依然得不到別人的理解：別人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不知道他的所作所為到底是為了什么。他只好向蒼天發出痛苦的呼號：我到底是個什么人呢？至于不理解他的人，可能是國君，可能是上司，但更可能是泛指“眾人”，因為有“知者”，有“不知者”，這些人應當是復數。
解讀完這首詩，驀然發現：這不正是瞿秋白寫作《多余的話》時的心情嗎？
瞿秋白為什么說《多余的話》是“多余的”
《多余的話》的開篇， 是《何必說？（ 代序） 》。所謂序言， 就是作者本人對文章寫作原因、立意的交代。如此，則這一部分在整篇文章中有提綱挈領的重要作用，研讀的時候不可放過。關于《多余的話》的寫作動因，人們多年來爭論不休。其實，瞿秋白用這個序言十分明確地說明了他本人的“寫作動因”。
序言的題目就是“何必說”；而第一句話就說：“話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說呢？已經是走到了生命的盡頭，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來算，甚至不能按星期來算了。就是有話，也可說可不說的了。”為什么多余呢？后人大多認為是因為寫它會損害瞿秋白本人的形象，因為從后來《多余的話》對瞿秋白的實際影響來說，的確十分多余。但這只是別人的看法。瞿秋白清楚地說：這些話說出來，是否會損害自己的形象，他是不在乎的。——相反，他十分厭惡那個有著顯赫經歷和名聲的、他視為虛假的形象，這是他貫穿全文的一個思想。他后來還說，“決不愿冒充烈士而死”。他之所以認為話是多余的，是因為他快死了，說了也沒有用了。——反過來說，假如他沒有死，這些話或許是有用的，不是多余的了！文人的話，總是有一些婉曲難猜的。筆者以為，“多余”不“多余”的這些表達，都是深有余意的。
再看“代序”最后一段里說：“雖然我明知道這里所寫的，未必能夠到得讀者手里，也未必有出版的價值，但是，我還是寫一寫罷。”這里說明，瞿秋白認為《多余的話》多余，還因為他知道寫出來后可能被毀、被封藏等等，不一定有人能看到它，他是在白費功夫。而據李克長的訪談錄，記者曾問瞿秋白是否想出版《多余的話》，他說：“甚想使之出版。”顯然他非常希望有人能看到。也就是說，瞿秋白認為這些話“多余”，不是因為這是些可有可無的廢話，相反，在他那里，這是些非常重要的話；而是因為知道現在說這些，已經沒有實際的意義和價值，甚至可能寫完就被毀掉。“可說可不說”，就是說了等于沒說。
既然是“多余的”，為什么一定要講
既然瞿秋白知道話是如此“ 多余” ，為什么還要說呢？ 瞿秋白本人對此也有清楚的交代。原因是： 他卷入了“ 歷史的糾葛”（大意是卷入了政治風云之中），“直到現在外間好些人還以為我是怎樣怎樣的”，“我不怕人家責備，我倒怕人家‘欽佩’”。這里所說的所謂“外間好些人”，顯然不是黨內的人，而是黨外的公眾。這些人以為他“ 怎樣怎樣” 的， 聯系后文， 應當指他們以為他寫的東西“是代表什么什么主義”的，因而對他很“欽佩”。這句話即是瞿秋白對寫作《多余的話》的一個題注，應當引起極大的重視。正是在這個情境下，瞿秋白內心產生了“不可遏止的沖動”，要“亂談”一下，進行一番自我剖析。
瞿秋白在長汀遇害前的留影
看來，黨外的民眾至今還給他戴著“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宣傳家”之類的頭銜，對他表示“欽佩”，這件事情十分違背他的內心意愿。而且他的心情非常急切，所以一定要“寫一點最后的最坦白的話”，來糾正“外間”對他的這個“誤會”。所以，《多余的話》的寫作，從文本分析來看，確實不是莫名其妙地無端地突然出現的，也不僅緣于他的性格、心理特點以及他最后四年的政治遭遇，而且是有一個現實的“觸媒”激發的。從這一段看，這個“觸媒”就是“外間”對他的一些議論和評價的刺激。
“直到現在”，說明這些刺激瞿秋白的“外間”的議論就出現在他動筆寫《多余的話》的時候。曾經叱咤風云的共黨“匪首”瞿秋白“落網”，在當時是一條轟動性的重大新聞。《中央日報》、《大公報》刊登了此消息后，引起不小震動。可以想見，報刊上會刊登一些關于他的生平行狀之類的文章，稱贊他的功績和才華的同時，也可能會對他以非常的才華而最終“落到如此地步”表示惋惜。《大公報》主編王蕓生當時就曾回憶起從曾讀過的瞿秋白早期作品那里受到過的思想影響，從而努力想刊發一些有關他的文章。李克長的長篇訪談錄就是在王蕓生的間接鼓勵下促成的。從瞿秋白暴露身份到他開始寫作《多余的話》大約有一周時間。從一些資料可知，瞿秋白雖然階下為囚，但國民黨為了感化他，給了他比較寬松的生活環境，他因此可以讀到一些書籍和報刊。他應當就是在監獄的報刊雜志上看到這些議論的。瞿秋白強烈地感到，很多人并不了解他的經歷、在黨內的真實情況和真實想法。《多余的話》的主體部分的寫法，給人的感覺也是在向不熟悉他的人介紹他的經歷和某些重大事件，很多內容對黨內的人們（特別是黨中央領導層）來說都并不陌生，而黨外的人們卻鮮有知曉。
那么，根據瞿秋白本人的陳述，他寫作《多余的話》最直接的動因，就是黨外的、社會上的人們誤以為他“至今還是”黨內代表著“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而他強烈而迫切地希望在他離開人世前把關于這一點的真實情況披露給人們。這個“真實情況”就是，他“早就不是”了而且確實也不配被稱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了。根據《多余的話》的后文，可以完整地說，他想告訴人們，相反，他犯了很多錯誤，不僅有黨內批判他的那些“錯誤”，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自認為犯了的那些不可饒恕的錯誤。他在文中對此進行了十分冷酷的剖析和嚴厲的批判。
結尾《告別》一節又說：“現在，我已經是國民黨的俘虜，再來說起這些，似乎多余的了。但是，其實不是一樣嗎？我自由不自由，同樣是不能夠繼續斗爭了。”“如果不幸而我沒有機會告訴你們我的最坦白最真實的態度而驟然死了”云云。這些話的意味是什么呢？就是說，他上面所說的這些，在別人看來，尤其是“同志們”看來，似乎是“多余”的：他現在不自由，而且快死了，說什么都對他繼續斗爭沒有用了；但其實即便他自由，也早已不能繼續斗爭了。文章的主體部分，就是在說明為什么他在自由的時候已經不能繼續斗爭了：外因是受到黨內打擊和排擠，內因是自己犯了錯誤、不適合做政治工作。
當然，在序言里，瞿秋白對他的寫作動因還作過另一點說明： 1 5 年來， 他因為做政治工作，必須去“扮演一定角色”，沒有余暇說心里話。而現在只剩自己了， 所以有“徹底暴露內心的真相”的沖動，來作一番“自我分析”。也就是說，當瞿秋白是一個“政治”的人時，這些“真相”都是不能“暴露”的。這些“真相”的實際含意，也就是他對于自己從事政治工作的真實感受、真實想法。這也說明， 雖然寫作《多余的話》的“觸媒”是“外間”人們對他的“誤會”，但文中的那些想法卻是產生已久，并不是現在才有的，只是長期被政治身份所限制而埋藏在內心深處。關于這一點的研究很多，就不多說了。
總之，瞿秋白認為《多余的話》之多余，在于它對于他本人的實際境遇來說，已經沒有用了，因為他反正要死了，且又不在乎身后虛名，但對于他的精神追求——讓世人看到一個真實的自己，這不僅不是沒有用，而且十分必要，必須趕在死前把它寫出來。
瞿秋白為什么如此怕別人的“欽佩”
如果僅讀到序言這一部分，會產生一個疑問：“外間”人們的贊譽何以能夠如此刺激瞿秋白的神經，勾起他痛苦不堪的回憶？對于一個曾經“歷盡滄桑”、九死一生的共產黨人，即便人們有所誤解，也完全可以一笑了之，何必在乎？文中所述的“實情”是，他認為，他并不是像那些人以為的“代表什么什么主義”。很多研究者認為他這是謙虛，是對自己過于嚴苛的要求。而根據文本解讀，這完全是他的真實感受。他對那些贊譽之詞的感受，根本不是什么“愧不敢當”的謙虛和誠惶誠恐，而是十分反感甚至厭惡，唯恐避之不及。在結尾《告別》一節，他甚至說到1932年訛傳他死了，一些地方為他開追悼會懷念他的“好處”，他竟對被稱為“烈士”感到“不寒而栗”，也說明這是他的真實態度。
事實是，“外間”人們并不了解，在黨內，在“新的領導者”們看來，確實他早已不是“代表什么什么主義”了，他代表的是“機會主義”、“調和主義”、“反布爾什維主義”等等。現在的黨內有盛名的理論家云云，是接替他去做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的王明等人。而他早已是黨內當權者殘酷打擊的對象，動不動就要在黨內作公開的深刻檢討，恨不得被人“一棍子敲出黨外去”，甚至連生活費都克扣，一時需要魯迅收留和接濟的肺結核病人。長征的時候，他作為一個曾經頗有威望的黨的領袖，又身患重病，竟被掌權者無情地拋棄在即將淪陷的蘇區聽天由命，最終落入敵手，而“外間”卻“直到現在”還居然以為他是“怎樣怎樣的”，也就是說大概還以為他在黨內依然享有崇高地位，還“欽佩”他，這不是令人難堪的荒謬事情嗎？ 如果我們體會一下這樣的心理狀態，就不難發現，在此種情境下，瞿秋白內心的“滑稽”感、“荒誕”感、感覺自己是一個“戲子”等等，凡此種種我們往往讀了覺得不可理解的“過頭”表達，就都算不上是過敏的反應，而是十分正常的情緒。這種黨內和“外間”對他的評價的巨大反差和錯位的感覺，在瞿秋白生命的終點出現，很自然地激起了他回憶、總結、評價自己政治生涯的欲望。
瞿秋白“最后的最坦白的話”是寫給誰的
關于這一點，瞿秋白在序言里說：“我明知道這里所寫的，未必能夠到得讀者手里，也未必有出版的價值，但是，我還是寫一寫罷。人往往喜歡談天，有時候不管聽的人是誰，能夠亂談幾句，心上也就痛快了。”這里說到“讀者”和“出版”，在與李克長的交談中也說到“甚想使之出版”，說明瞿秋白在動筆寫作《多余的話》的時候，期望的是在他死后能有機會出版。而且，前面也分析了，寫作《多余的話》最直接的“觸媒”就是要糾正“外間”人們對他的深刻誤解，使人們了解一個真正的自己。所以不難理解，他的預期讀者，首先就是這些“外間”的人們，即社會公眾。這樣的“不知我者”顯然很多。而且，他還希望“以后的青年不要學我的樣子”，有以他的人生道路為戒的含義，表明，往更深遠點講，瞿秋白設想，人們尤其是青年們，將會在他死后才能讀到這篇文章。因此也可以說，《多余的話》是寫給后人、寫給歷史的。這是他開始動筆時的思緒（注意，是“開始”）。
瞿秋白生命的最后四年直至被捕前的政治處境，也很難使他直接以黨內同志為預期讀者。作為對照的是，方志敏用密寫水寫作獄中文稿時， 是明確以黨中央為預期讀者的，可以說是一種思想匯報或者情況報告。方志敏這么做，起碼要有一個前提：他相信黨中央得到文稿后，一定會認真對待、認真閱讀。再看瞿秋白，不知道文章是否能到黨中央手里還在其次（方志敏也不能保證他的文稿一定能順利送到），關鍵是他很清楚，此時的中央（他不可能知道紅軍的實際行蹤和已召開遵義會議實現重大轉折），還是王明等人控制的中央，他們一直尋找一切機會對他實施殘酷打擊，怎么能指望他們閱讀他寫下的東西呢？那么，黨內其他人呢？那些同情他的遭遇，或者贊同他的主張，甚至一同挨過整的人們呢？有沒有可能是對他們寫的呢？這個情況就復雜一些。
《多余的話》這一長文，數天寫成，一氣呵成，體現出作者驚人的寫作才華和強健筆力。但在“徹底暴露內心真相”的寫作過程中，他也有足夠的時間發生情緒上的變化，或者逐漸忘記了他本是在對與他毫不相干、僅僅有點好奇心的人們或者未來的讀者們“亂談”，因而寫了很多“外間”人們不了解更完全無法理解的內容，而這些，黨內的同志們則應當是熟悉而又理解的。到了結尾《告別》一節，設想的讀者就完全轉換了。他自己就特別注解說，他在文中深情呼喚的“你們”，就是共產黨的“同志”們。此段很明顯，是寫給“自己人”看的，是在和“自己人”告別。
當回顧完自己一生的政治經歷，對自己“文人”的弱點進行了剖析、批判和總結之后，瞿秋白寫作《多余的話》的初衷應該說就已經完成了。他回答了“心憂”的問題，也回答了“何求”的問題。從內容上看，在這里結束也是可以的了。“一出滑稽戲就此閉幕了！”但是他似乎還意猶未盡。他那長久郁積的苦悶基本上抒發完畢，激動的情緒漸漸平靜下來，此時，仿佛海潮退去后海面上泛起的陣陣漣漪，他的心里似乎又產生了一些“不可遏制”的依戀之情。他想對和他有共同信仰，特別是曾經同甘共苦、并肩戰斗過的“自己人”說些什么。他反復向“同志們”告別，依依不舍的感情流于筆端：“永別了，親愛的同志們！”“永別了，親愛的朋友們！”他的思緒，從那些“外間”的人們轉到了“自己人”這里。這也說明，他很自然地想到了“自己人”讀到《多余的話》的可能，實際上也渴望他的同志們能看到他的這些心里話。雖然他很清楚，《多余的話》絕無可能直接交到黨內，但只要它能面世，他的“同志們”就一定能讀到。這也是他特別希望《多余的話》能出版的一個原因。甚至，他在這里假設他的“同志們”已經讀完了前面的話，說：“我留下這幾頁給你們——我的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實話，永別了！”他此時幾乎忘記了序言中交代過的觸動他寫作沖動的緣由，似乎一開始就是寫給“自己人”的。
“歷史的功罪”如何解讀
為什么最初瞿秋白是因為“外間”人們的議論、感嘆、贊譽而產生寫作《多余的話》沖動的，目的是為了糾正他們的“誤會”，而最后卻轉而向“自己人”告別呢？這涉及到瞿秋白對自己政治生涯“功罪”的結算的問題。
在《告別》這一節中，瞿秋白反復感嘆：“滑稽戲”——即所謂“捉住了老鴉在樹上做窠”、“歷史的誤會”，也就是一個平凡的文人當了好幾年“政治領袖”——就要落幕了。在他一生即將結束的時候，“這歷史的功罪，現在到了最終結算的時候了”。如此，《多余的話》也可以看作是他本人對自己功罪的一個最后陳述和自我結算。而這功罪到底應當如何結算，瞿秋白說，還是只能由“你們”去“算賬”了。
當然，瞿秋白不是到《告別》這一節才提出“功罪”問題的。在前面的敘述中，有時似乎有個假想的“聊天”對象，對他的寫作意圖產生疑問：他在講某某事情時，是不是有為自己的錯誤辯白的嫌疑？是不是想推脫責任？所以他反復申明，他寫《多余的話》決不是為了推脫責任，該負什么責就負什么責。那么誰最可能會懷疑他是要為自己開脫呢？當然是經過或了解這些事的黨內同志了。從這些地方也可以看出，“外間”人們對他的誤解雖然是寫作的直接觸媒，但在寫作過程中，他的確設想過他死后黨內的同志們讀到《多余的話》的可能。
前面說了，他是不可能向那個想借敵人之手置他于死地的“中央”說出他的心里話的，在《多余的話》里，他稱之為“新干部”和“新的領導者”，因此，他們并不被包括在作為傾訴對象的“你們”即“同志們”、“朋友們”里面的。從《告別》一節多處說到“你們”時那親切的語氣來看，這些瞿秋白以無限深情依依惜別的人們，也應當和他一樣不是“新干部”們的“同道”，而是他所熟悉的、與他見解相同或接近、感情深厚的黨內同事和朋友。瞿秋白相信，他的“歷史功罪”將由他們來評判——而不是虛無縹緲的以后的所謂“歷史的裁判”。在《多余的話》中，瞿秋白關于自己的政治“功罪”談的最多的就是他擔任最高領導人時的經歷，而對自己最沉痛的批判是針對自己被“新干部”趕下臺后那最后四年的表現。事實上，對于瞿秋白這個共產黨領袖在黨內的政治功罪的評判，終究是要由黨內的最高領導機關來作出的。這里是否隱藏著瞿秋白一個未明言的預期，就是王明等人的統治長不了，必將由“你們”這些“親愛的朋友們”所取代？這也許值得琢磨。
當瞿秋白開始動筆的時候，并不是向“同志們”寫的，所以并沒有考慮到《多余的話》的寫作對于黨內的同志們有何意義的問題。到了結束語里，瞿秋白請求同志們清算他的“歷史功罪”，又指出了他一生克服“異己”情感的教訓，最后向他們深情告別。到了這里，《多余的話》變成了瞿秋白對同志們的臨終遺言。對他們來說，《多余的話》一是可以拿來作清算他“歷史功罪”的一個個人陳述，二是可以作為一個轉換階級情感的失敗案例，使同志們今后引以為戒。如此看來，在瞿秋白眼里，《多余的話》對黨內的同志們來說也并不多余。
再讀卷首語
再回過頭來讀“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的引語，筆者更加相信，這兩句不能如此解讀：那些理解我的人，認為我寫此文是為黨的命運擔憂；那些不理解我的人，認為既然我寫此文于黨于己都有害無益，何必要寫呢，究竟是為了什么呢？（直至現在很多人還是這么看的。當然，人們這么看瞿秋白寫《多余的話》這件事本身說不上錯，但這并不是瞿秋白本人的題意。）而應當大致解讀為：那些理解我的人，明白我這些年尤其是最近幾年心里的憂傷；那些不理解我的人，會說我去經歷那些革命、從政的曲折、痛苦，直至招致喪命的結局，是何必呢？我到底是為了什么走上這條赴死的路呢？（這應當是當時瞿秋白所了解到的輿論的實際情況）——不管怎樣解讀，這個“心憂”的主體和立足點都應當是瞿秋白個人，而不是黨。
也就是說，我們并不能以后來《多余的話》的真實遭遇來確定，當瞿秋白在囚室面對著一束白紙寫下這兩句詩的時候，是因為他已經預料到后人們對他為什么寫這個“多余”的東西產生疑問，而是當時社會上的人們，已經對他有了某種比較普遍的不真實的印象和看法，他要去糾正。而《多余的話》的內容也證明了這一點：他認真地講述了他如何由于種種“歷史的誤會”而走上政治道路，如何成為所謂“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外界關心的他當“共產黨領袖”的事經過是怎樣的，后來怎樣犯錯誤、受打擊，種種情形到底是怎樣的；在這些過程中，他的內心感受是怎樣憂傷的：文學愛好與政治身份的沖突、無法勝任領導責任的自責、遭受批判和不能獨立思索的痛苦等等。他的主題是述說他自己，類似于“答記者問”。只是由于他長期思維的慣性和情感所系，他在寫作過程中心理狀態逐漸發生轉換，到最后的告別語時，設想的讀者徹底轉換成黨內的同志們。
再體味“心憂”二字的涵義。從整篇文章，至少從字面上看不出瞿秋白對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失敗的痛惜，——這并不是說瞿秋白竟然冷血到對革命的失敗不感到痛惜，而是，從整篇文章看不出來瞿秋白認為革命已經失敗了，他痛惜的是他自己從事政治工作的失敗。相反，從《多余的話》處處看來，瞿秋白對革命前途的信心并沒有絲毫的動搖，只是對他本人參與實際政治活動失去興趣和精力，更重要的是也沒有機會了。否則，他怎么會說出“你們在斗爭中勇猛精進著，我可以羨慕你們，祝賀你們，但是已經不能夠跟隨你們了”這樣的話呢？如果以“黍離之悲”來類比《多余的話》，那么瞿秋白的預期讀者就不可能是他的同志們了，——既然他們已經失敗，他只能傷悼他們了，又何從“羨慕”和“祝賀”他們的“勇猛精進”呢？在最后回望這個世界的時候，他感到：“這世界對于我仍然是非常美麗的。一切新的、斗爭的、勇敢的都在前進。”這表明，瞿秋白至死都在憧憬著革命的光明未來，他相信他的同志們最終會取得勝利。
結 語
于是， 關于《多余的話》的寫作“ 近因”，根據文本分析，可做如下小結：瞿秋白獨坐囚室，緊張的革命斗爭包括未暴露身份前在獄中的斗爭已經結束，武器已經放下，政治身份已經解除，生命即將結束，他感到現在只剩下“自己”了，平生遭際涌上心頭。“文人”的獨特性格驅使他內心翻騰，思緒萬千。此時，在獄中翻閱的應時報刊，或許還有來來往往不斷見他、交談的各色勸降或采訪的人們，對他的種種不真實的報道和議論，使他產生強烈的欲望，想向世人暴露“真實的歷史”、“真實的自我”、“真實的內心”，對自己不尋常的政治生涯進行完整的回憶和梳理，陳述自己對本人政治功罪的看法。雖然，他知道這些話改變不了任何現實，是“多余”的，但還是提起了筆，向那些“不知我者”、將來的讀者，開始講述自己是如何走上政治道路的，重點放在最后的幾年。那也是他經受磨難最多、而外界誤會他最多，對他的政治功罪黨內黨外評說最為復雜的幾年。他認為他的功罪仍當由“黨”來評判。由此，他的述說對象從“不定”的“未來讀者群”轉到了黨內的“自己人”、“同志”身上，向他們說出了他最后的心里話。但這些人不是當時還在主事的王明、博古等“新的領導”，而是黨內那些真正與他見解相同、情感相通的同志們。最后，他向他們深情告別，完成了自己的最后心愿。心結已解，不數日他從容就義，得到了“徹底的休息”，真正做到了“視死如歸”。
（作者為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審，《黨的文獻》副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