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構想，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內容。鄧小平對中國國家統一事業的理論貢獻在于: 提出了“和平統一”的幾條重要戰略原則，完成了“一國兩制”構想的幾大理論創新: 從“和平解放”轉變為“和平統一”，是從對抗到非對抗、從解決敵我矛盾到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重大戰略性調整; 從“一綱四目”到“一國兩制”，是從過渡性、階段性政策安排到長期共存制度確立的重大性質轉變; 將“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確定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內容; 從國際視野進行戰略決策，為世界和平發展作貢獻。
【關鍵詞】鄧小平理論; 國家統一; 治國理政; 戰略決策
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在開啟中國當代和平統一道路的過程中，逐步形成中國特色國家統一理論的基本理論———“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它成為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內容。“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構想，是鄧小平在深刻審視國際國內時代趨勢，繼承和發展中共第一代領導人對國家統一戰略思考的基礎上形成的。在世界上一些區域存在著民族分離、民族分裂傾向的今天，這一構想更體現出其戰略遠見，不僅指導著我國和平統一事業的進行，而且正在為世界和平發展作出貢獻。本文擬主要以鄧小平對臺灣問題的闡述和思考為依據，適當參考他對解決香港問題的思考和實踐，探討“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構想這一創新成果對中國特色國家統一理論的奠基性貢獻。
一、“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構想的形成
1979 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臺灣同胞書》，宣告中國當代國家統一之路正式啟動，以“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實現國家統一的構想作為一種理論形態，也從此開始形成。從公開文獻看，該構想主要經由《告臺灣同胞書》、“葉九條”、“鄧六條”等的闡發，并結合解決香港問題的思考與實踐，逐步醞釀、發展成熟。
( 一) 《告臺灣同胞書》正式提出了實現中國國家統一這一現實政治命題，闡明了統一的必然性、時機和方式
《告臺灣同胞書》是對海峽兩岸拋棄前嫌、共謀統一的熱情呼吁，它涉及對中國當代國家統一理論如下方面的闡述:
其一，關于兩岸統一的必然性。從國家民族歷史來看，臺灣自古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海峽兩岸都屬黃帝子孫。臺灣同祖國的分離是人為的，是違反我們民族的利益和愿望的。從政治文化傳統來看，中華民族是偉大的民族，享有悠久的歷史和優秀的文化，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盡管歷史上有過多次外族入侵和內部紛爭，都不曾陷于民族長久分裂。從現實情形來看，自從1949 年臺灣同祖國不幸分離以來，兩岸來往斷絕，親人無從團聚，民族、國家和人民都受到了巨大的損失。因此理應結束分裂狀態，早日實現統一。
鄧小平曾多次強調中國人基于民族感情對于國家統一的執著追求。他說過: “實現國家統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統一，一千年也要統一的”（鄧小平文選: 第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59，否則中國人就將“死不瞑目”。他也強調實現統一對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和穩定兩岸局勢的重要性。美國記者華萊士曾尖銳地提出: “大陸現在的經濟發展水平大大低于臺灣，為什么臺灣要同大陸統一?”鄧小平回答: 第一，中國的統一是自鴉片戰爭以來包括臺灣人民在內的中華民族的共同愿望。第二，臺灣不實現統一，臺灣作為中國領土的地位就沒有保障，“不知道哪一天會被別人拿去”。而如果統一了，“哪怕它的制度等等一切都不變，但是形勢就穩定了”。（鄧小平文選: 第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219 － 220
其二，關于兩岸統一的時機和條件。從國際上看，中國的世界地位已發生根本變化，國際作用越來越得到重視。世界上普遍承認只有一個中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最近又簽訂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實現了中美關系正常化。世界對我們維護亞洲和世界和平穩定，都寄予極大期望。這正是兩岸中國人盡快結束分裂，形成合力，為全人類作貢獻的好時機。從國內來看，目前形勢安定團結，大陸人民正在為實現四個現代化而積極奮斗。而臺灣當局一貫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反對臺灣獨立，這是兩岸共同的立場、合作的基礎。這些都奠定了雙方趨向統一的政治條件和基礎。因此，鄧小平反復強調，當前天時地利人和，種種條件都對統一有利。
其三，關于統一方式。文告指出: “我們的國家領導人已經表示決心，一定要考慮現實情況，完成祖國統一的大業，在解決統一問題時尊重臺灣現狀和臺灣各界人士的意見，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辦法，不使臺灣人民蒙受損失。”這正是鄧小平在中美建交談判期間及正式建交前后，向外界尤其是美國人多次反復闡述的思想。文告并宣布立即采取實際行動。一是提出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臺灣當局商談結束軍事對峙狀態，為此決定從即日起停止對金門等島嶼的炮擊。二是提出啟動兩岸人員交流，希望雙方盡快實現通航通郵、探親旅游，發展文化經貿關系。
《告臺灣同胞書》明確了對臺方針的總依據、總原則，提出了改善兩岸關系的初步舉措，其內容“實際上構成了鄧小平‘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的基本思想”（光輝的文獻歷史的篇章: 紀念《告臺灣同胞書》發表二十周年［N］． 人民日報，1999 － 01 － 11．）。
( 二) 兩岸統一政策“清單”: 從“葉九條”到“鄧六條”
1981 年9 月30 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向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闡述了關于臺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九條政策（一國兩制重要文獻選編［M］． 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5，后來被稱為“葉九條”。它是在統一總方針確定后，對中國共產黨的兩岸統一具體政策主張的詳細闡述，涉及諸多臺灣方面及海內外關注的實質性問題。
其一，關于兩岸正式談判的對象。根據從臺灣方面反饋回來的意見，從原來設想的兩岸當局商談，改為國共兩黨對等談判。同時鼓勵臺灣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民眾團體通過各種渠道、采取各種方式提供建議。
其二，關于國家統一后臺灣的政治地位及各項制度安排。國家實現統一后，臺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并可保留軍隊。中央政府不干預臺灣地方事務。臺灣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同外國的經濟、文化關系不變。私人財產、房屋、土地、企業所有權、合法繼承權和外國投資不受侵犯。總之，除了臺灣取消“國號”，變成特別行政區這一政治地位變化外，臺灣現狀幾乎完全不動。這些都是鄧小平在各種談話中反復闡述過的內容。
其三，關于國家實現統一后，臺灣作為特別行政區可額外享有的權利。臺灣當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擔任全國性政治機構的領導職務，參與國家管理。臺灣地方財政遇有困難時，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補助。
其四，關于推動兩岸交流的具體措施。提出實現“通郵、通商、通航”的“三通”; 歡迎臺灣各族人民、各界人士回祖國大陸定居，保證妥善安排，不受歧視，來去自由; 歡迎臺灣工商界人士回祖國大陸投資興辦企業，保證其合法權益和利潤。
“葉九條”經過多位中共中央領導人的反復斟酌，既體現了鄧小平的思想指導，又是集體智慧的結晶。鄧小平曾總結說: “九條方針是以葉副主席的名義提出來的，實際上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鄧小平年譜( 1975 － 1997) : 下［M］． 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797
1983 年6 月26 日鄧小平會見美國學者楊力宇時，對中共解決臺灣問題的立場和主張作了一次詳細、鮮明的闡述，后來在海外公布，被人們概括為“鄧六條”（一國兩制重要文獻選編［M］． 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12 － 13。“鄧六條”的內容與“葉九條”基本一致，而又具有強烈的針對性，重點很突出，即關于兩岸統一后臺灣的政治地位問題。這是兩岸統一議題中最要害的問題。
對于大陸方面提出的和平統一呼吁和政策主張，臺灣當局以“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予以回應。對于中共方面列出的“統一條件清單”，臺灣及海外一些人還提出了種種“反要求”，很多試圖突破中共的底線。為此在“葉九條”內容的基礎上，鄧小平著重強調了對于中國國家統一來說最核心的幾個要點:
其一，必須堅持“一個中國”的主權統一。兩岸統一必須以“一個中國”為前提和目標，不接受實質是“兩個中國”的所謂“完全自治”，并明確在國際上只能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后來在20 世紀90 年代初，臺灣當局提出一個“一國兩府”方案，鄧小平也堅決予以駁斥，認為其要害是有兩個中央政府，實質還是“兩個中國”，不能接受。（鄧小平年譜( 1975 － 1997) : 下［M］． 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1315
其二，關于統一后臺灣的地位和權利。統一后臺灣成為特別行政區，可以有自己的獨立性，并保留現有各種制度。特別提出臺灣司法獨立，終審權不須到北京。臺灣還可以有自己的軍隊，只是不能構成對大陸的威脅。大陸不派人駐臺，不僅軍隊不去，行政人員也不去。臺灣的黨、政、軍等系統，都由臺灣自己來管。
其三，關于統一后的兩岸關系。針對臺灣當局提出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鄧小平特別強調: 和平統一不是大陸把臺灣吃掉，也不能是臺灣把大陸吃掉。后來他還說過，“一國兩制”的方式，你不吃掉我，我不吃掉你，這不很好嗎?（鄧小平文選: 第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86也就是兩岸應是和平共處、相互尊重的關系。
其四，關于兩岸統一談判。由國共兩黨進行平等談判，達成協議，不提中央與地方談判。但外國人不能插手。“葉九條”提出的“對等談判”在這里改成了“平等談判”，減少因“不提中央與地方”而造成“兩個中央政府”即“一國兩府”的誤解和故意曲解。
至此，“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構想基本具備了完整的理論形態。1987 年中共十三大報告指出: 按“一國兩制”實現國家統一的構想和實踐，是中華民族政治智慧的偉大創造。（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N］． 人民日報，1987 － 11 － 04．）
1997 年中共十五大報告正式將鄧小平關于中國國家統一的思想概括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
( 三）“一國兩制”之“香港模式”的特點
“一國兩制”的概念，是在1984 年6 月22—23日鄧小平分別會見兩批香港人士對中國的國家統一方針政策進行闡述之后，變得更加廣為人知的。他說: “我們的政策是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具體說，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十億人口的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臺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鄧小平文選: 第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58這個為解決臺灣問題所作的設想，在實踐中卻先行運用到了解決香港問題上并獲得成功。在此過程中，“一國兩制”設想也得到了豐富和補充，形成了人們后來所稱的“一國兩制”之“香港模式”。
鄧小平曾請英國人在考慮香港問題時“研究一下我們對臺灣問題的立場”。他對該立場的概略表述是: “他們的生活方式、政治制度不變，也不降低臺灣人的生活水平和經濟收入，甚至可以允許他們保留自己的軍隊; 要求他們取消的只是國號和國旗。”（齊鵬飛． 鄧小平與香港回歸［M］． 北京: 華夏出版社，2004．）71而關于解決香港問題的政策，他也有過明確闡述: 解決香港問題，“就是一個原則，1997 年香港一定要收回”，“同時宣布以后的政策”: “香港收回后作為特別行政區，制度、生活方式等都不變，力求保持現在的國際貿易中心、金融中心的地位。打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稱為‘中國香港’。香港的管理，北京不派人，香港自己找人管，香港必須由愛國者為主體的香港人管理。”兩相比較，除了對香港未提軍隊駐防事宜外，對臺和對港政策基本一致。后來通過談判斗爭后確定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香港，這是一個大的差異。
鄧小平非常重視并親自指導了中英香港問題談判的全過程。他認為這可以為將來解決臺灣問題作一個試點，同時向世界展示“一國兩制”的可行性。在收回香港總方針的指導下，中英雙方經過艱苦的談判，逐漸形成了一整套解決香港問題的詳盡具體的政策方案，為解決臺灣問題提供了寶貴經驗。
二、鄧小平關于“和平統一”決策的重要戰略原則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構想，是鄧小平為實現中國國家統一事業而進行的“頂層設計”即宏觀戰略思考的成果。在此過程中，他始終堅持如下幾個重要原則，既體現了他鮮明的政治個性，也展示了中國共產黨的治國理政風格，以及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大國的國際政治戰略特征。
( 一) 堅持國家統一必須獨立自主完成，其中任何一方都不能接受外力操縱和制約
臺灣問題的始作俑者是美國，解決臺灣問題繞不開與美國打交道。鄧小平多次指出，臺灣問題的癥結在于“是美國侵占了中國的領土臺灣”，“現在的問題是，美國要控制臺灣，使中國人民不能實現自己祖國的統一。”（鄧小平年譜( 1975 － 1997) : 上［M］． 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188 在兩岸問題上，臺灣方面不能受美國的控制，大陸方面也不接受美國的無理要求。他始終堅持臺灣的統一問題必須在按廢約、撤軍、斷交三個條件實現中美建交以后，在沒有美國參與的條件下，由兩岸中國人自行解決。他說: “中國人之間自己會找到一個實現祖國統一的途徑。”（鄧小平年譜( 1975 － 1997) : 上［M］． 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339 這表明中國當時作為一個國力還不強的大國，其領導人絕不受制于人、獨立自主解決自己問題的立場和決心。鄧小平態度強硬到哪怕不能建交，無非就是繼續拖下去而已，中國不怕再拖幾年。后來美國出于全球戰略調整考慮而改善對華關系，終于決定在接受中國三原則條件下與中國建交。美國在關于中美建交的聲明中說，“美國繼續關心臺灣問題的和平解決，并期望臺灣問題將由中國人自己和平地加以解決”（人民日報，1978 － 12 － 17．）
，表明美國接受將由兩岸雙方獨立解決臺灣問題的態度。當然美國并不甘心，后來又使出各種招數繼續對臺灣事務施加強力影響，阻礙著兩岸統一事業的完成，中國則始終對此進行堅決斗爭。
( 二） 堅持實現國家主權完整統一是首要前提，不容討論
在對國家統一進行戰略思考時，鄧小平始終堅持完全由中國行使主權是第一位的。鄧小平曾對美國客人表示: 臺灣歸還中國，實現祖國統一，在這個前提下，我們將尊重臺灣的現實來解決臺灣問題。1984 年5 月六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政府工作報告》的提法是“祖國統一之后可以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六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N］． 人民日報，1984 － 05 － 16．）; 1997 年十五大報告對“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正式表述為: “在祖國統一的前提下，國家的主體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同時在臺灣、香港、澳門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長期不變。”（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N］． 人民日報，1997 － 09 － 22．）
這個維護主權完整統一的基本前提，一直是中方堅持的首要原則，后來被描述為我國不容侵犯的“國家核心利益”，以彰顯其重要性。
美國人在建交談判中，總是聲稱“關心臺灣的安全”，要求中國明確承諾不對臺灣使用武力; 總想在臺灣保留半官方、實際是官方的機構，企圖搞什么“倒聯絡處”; 英國人在談判中要在香港政制規劃中作出體現英國意志的安排，或者提出“以主權換治權”，等等，鄧小平都認為是對中國主權的侵犯，堅決不能答應。他在中英香港問題談判過程中對英國方面多次強調“主權問題不容討論”，曾讓廖承志提出: 如果英方再糾纏于想繼續主導香港事務，中國方面將重新考慮收回香港的方式和時間。
比如關于香港駐軍問題的交涉，就不是小事，是一個主權問題。鄧小平就此向撒切爾夫人明確表示: “中國對香港行使主權，表現的形式主要是駐軍。”（鄧小平年譜( 1975 － 1997) : 下［M］． 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1361為什么臺灣可以保留軍隊，香港卻必須由人民解放軍進駐? 香港原來駐防的是英國軍隊，既然我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當然應換成我國軍隊;而臺灣軍隊本來也是中國軍隊，可以不換防。在這一點上必須保持頭腦清醒。
( 三) 制定實現統一的具體政策時，必須尊重現實
在主權收回、國家統一的前提下，鄧小平強調，在考慮實現和平統一的具體路徑問題時，必須尊重現實。在中美正式建交前后，鄧小平多次對美國人明確表示: “當然會考慮臺灣的實際情況，采取恰當的政策解決臺灣問題”，“中國自己解決臺灣問題時會考慮到臺灣的特殊條件”。（鄧小平年譜( 1975 － 1997) : 上［M］． 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188， 197后來他講得比較多的就是如何對待臺灣的“實際情況”、“特殊條件”的問題，表示會“尊重臺灣現實”。“一國兩制”構想的主體內容，就是在思考如何尊重臺灣現實的問題時醞釀出來的。
為什么一定要尊重現實? 就是為了在避免沖突、維護和平穩定的情況下實現國家統一。鄧小平多次說過: 如果有爭端的各方不用尊重彼此現實的辦法，就會“始終頂著，僵持下去，總會爆發沖突，甚至武力沖突”。如果想避免戰爭，就只能采取相互尊重的辦法，“這樣能向人民交代，局勢可以穩定，并且是長期穩定，也不傷害哪一方”。（鄧小平文選: 第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49
那么如何做到尊重現實呢? 這對于臺灣，對于所謂關心臺灣其實是關心自身利益的美國來說，意味著什么? 鄧小平的思路是不斷豐富、細化的。最初鄧小平講到的是尊重美日在臺灣的經濟投資。他說: 如果臺灣歸回中國，中國對臺灣的政策將根據臺灣的現實來處理。比如說，美國在臺灣有大量的投資，日本在那里也有大量的投資，這就是現實，我們正視這個現實。（鄧小平年譜( 1975 － 1997) : 上［M］． 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396 后來又說: 在解決臺灣問題時，我們會尊重臺灣的現實。比如，臺灣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動，美、日在臺灣的投資可以不動，那邊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動。（鄧小平年譜( 1975 － 1997) : 上［M］． 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430后來才明確指出: 臺灣的社會制度同我們現在的社會制度當然不同，在解決臺灣問題時，會照顧這個特殊問題，“中華民國”的名稱要取消，它可以成為地方政府。根據現實情況，可以保留它的資本主義制度。（鄧小平年譜( 1975 － 1997) : 上［M］． 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442 最后形成向外界公布的具體政策主張。
從后來的兩岸關系發展軌跡可以看出，在主權統一即堅持“一個中國”的根本前提下，“尊重臺灣現實”是一個總的政策原則，而如何做到這一點的具體內涵，則是隨著環境條件和實際情況的變化而一直在不斷變化發展、拓寬加深的。
( 四) 在力爭“和平方式”的同時，強調必須堅持“兩手”策略，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并將此明確為實現國家統一的重大戰略原則
20 世紀五六十年代形成的中共第一代領導人解決臺灣問題的戰略思想，就具有明顯的“兩手”特征。“一手”是政治和外交手段。一方面通過外交努力，恢復聯合國席位，同世界大多數國家建交; 一方面闡明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主張和誠意。“另一手”，就是提高軍事能力，特別是加緊研制核武器。這當然并非直接為打臺灣，而主要是謀求在臺海地區與美國的軍事平衡，以此為籌碼最終把美國逼出臺灣海峽，將臺灣問題真正變成海峽兩岸“自家的事”。而臺灣問題變成兩岸內部事務之后，是否還運用“兩手”策略，當時還屬于遠景的問題。后來對這個問題作出明確闡述的，是鄧小平。
鄧小平對毛澤東的“兩手”策略有著深刻的領會。他就這個問題對美國人作過十分坦率的闡釋。他說: 要我們聲明承擔不使用武力的義務不可能。就我們來說，要力爭使用和平方式解決祖國的統一問題。但正如1973 年毛主席對基辛格說的，中國人同你們一樣有兩只手。解決臺灣問題就是兩手，用右手爭取和平方式，用右手大概要力量大一點，實在不行，還得用左手，即軍事手段。（鄧小平年譜( 1975 － 1997) : 上［M］． 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254 － 255
為什么在確定了和平統一方針的同時，還要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呢? 這正是中美談判中長期糾纏的一個問題。這里體現了鄧小平關于國家統一戰略思考時的方法論原則，即要講辯證法，必須堅持文武“兩手”的策略。根據環境和條件的變化，對以何種方式為主可以靈活調整，但不能完全偏廢一方，否則會陷于被動。鄧小平對美國記者直率地解釋說: “我們當然力求用和平方式來解決臺灣回歸祖國的問題，但是究竟可不可能，這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能承擔這么一個義務: 除了和平方式以外不能用其他方式來實現統一祖國的愿望。我們不能把自己的手捆起來。如果我們把自己的手捆起來，反而會妨礙和平解決臺灣問題這個良好的愿望。”（鄧小平會見二十七位美國記者的談話［N］人民日報，1979 － 01 － 06．）
鄧小平將這個“兩手”策略明確表述為“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并確定為在籌謀中國統一事業時必須堅持的一條戰略原則。他在中顧委的一次重要會議上鄭重提醒說: “我們堅持謀求用和平的方式解決臺灣問題，但是始終沒有放棄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們不能作這樣的承諾。如果臺灣當局永遠不同我們談判，怎么辦? 難道我們能夠放棄國家統一? 當然，絕不能輕易使用武力，因為我們精力要花在經濟建設上，統一問題晚一些解決無傷大局。但是，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們要記住這一點，我們的下一代要記住這一點。這是一種戰略考慮。”（鄧小平文選: 第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87
后來兩岸關系的曲折發展，證明了這個戰略考慮的深刻遠見。從戰略上講，堅持“兩手”策略，是中國大陸掌握兩岸關系主導權的重要保證。
三、鄧小平對“一國兩制”構想的理論創新
鄧小平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構想，是在繼承中共第一代領導人國家統一思想的基礎上，順應時勢而形成的創新性思想。鄧小平在幾個重大理論問題上的突破和發展，使之成為中國特色國家統一理論的基本理論，豐富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涵，并為解決國際爭端、維護世界和平提供了有益的路徑參考，作出了積極貢獻。
( 一) 從“和平解放”轉變為“和平統一”，是從對抗到非對抗、從解決敵我矛盾到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重大戰略性調整
“和平解放”與“和平統一”有什么重大差異呢?一個著眼點還是戰爭，一個著眼點變成和平。前者與“和平解放北平”、“和平解放西藏”式的以武力“打”出來的、以軍事威懾“逼”出來的和平解決，仍大體屬于同類，是想“不戰而屈人之兵”; 后者則是以和平解決為宗旨，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是為了以防萬一。這一重大調整的前提是國內外時代環境和條件的巨大變化。
從前，中國在國際上長期處于孤立無援的艱難環境，美蘇長期冷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以臺灣為橋頭堡反共反華; 在美國的深度介入和軍事干涉下，兩岸政治對立、軍事對抗，實際長期處于“交戰狀態”;毛澤東等對世界局勢和國內形勢均估計較為嚴重，長期以階級斗爭為綱，還沒有探索出適合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道路。凡此種種，中共對于兩岸關系的改善抱有過高期望是不現實的。
鄧小平轉變對臺方針之時，大陸正實行改革開放，全國上下對國家發展、國力增強都有良好預期。從國際上來看，鄧小平判斷世界局勢總體趨于和緩，近期可避免大的戰爭。特別是中美關系正常化后，美國與臺灣廢約、撤軍、斷交，兩岸直接軍事對抗或對峙已無必要，客觀上形成了能夠由兩岸“自己解決”的空間; 兩岸都擁有同是中國人的強烈認同，維護著共同的民族立場和民族感情。
正如前文所論，在種種有利時代條件下，及時轉變政策，化階級矛盾、敵我矛盾為內部矛盾、非對抗性矛盾，變強調矛盾的斗爭性為強調矛盾的統一性，以雙方商談為途徑、以尊重臺灣現狀為原則實現兩岸統一，是符合時代發展趨勢、有利于國家未來發展的積極戰略抉擇。
( 二) 國家統一政策從“一綱四目”到“一國兩制”，是從過渡性、階段性政策安排到長期共存制度確立的重大性質轉變
中共中央在20 世紀五六十年代已形成一個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重要政策思路，就是“一綱四目”。一綱就是“只要臺灣歸回祖國，其他一切問題悉尊重總裁與兄( 指蔣介石和陳誠———引者注) 意見妥善處理”; “四目”就是: “臺灣歸回祖國后，除外交必須統一于中央外，所有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悉由總裁與兄全權處理; 所有軍政及建設費用，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撥付; 臺灣之社會改革，可以從緩，比俟條件成熟，并尊重總裁與兄意見協商決定，然后進行; 雙方互約不派人進行破壞對方團結之事。”（金沖及，主編． 周恩來傳: 三［M］． 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1437 － 1438這些政策主張，確實已是“一國兩制”的雛形，但二者仍有著重大差異。
“一綱四目”是在“和平解放”政策框架下形成的，它比和平解放西藏的政策更寬，規定臺灣自行處理軍政大權，但與對西藏的規定“西藏現行制度暫維持現狀”、“西藏的改革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領導人員采取協商方式解決”類似，規定其“社會改革，可以從緩，比俟條件成熟，并尊重總裁與兄意見協商決定，然后進行”。因此，“一綱四目”雖已算“富有想象力”，但仍是一個過渡性的、階段性的政策。對于西藏來說，如果達賴不跑，不發生武裝叛亂，毛澤東設想的實行民主改革的時間應當至少會到第三個五年計劃之后（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員會黨史研究室，編著． 中國共產黨西藏歷史大事記: 第1 卷［M］． 北京: 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107，但總是要改革的。對于臺灣，毛澤東、周恩來曾設想臺灣回歸祖國后可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不進行民主改革，也就是說，在“社會改革”方面的要求仍是“可以從緩”和“協商決定”，但并不是不進行改革。那么這也就類似于在建國初期的大陸主要地區，中共并沒有立刻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曾有一段“利用資本主義”的時間，但幾年后就進行了全面改造，在全國范圍內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毛澤東1949 年2 月在西柏坡對米高揚說有可能對臺灣采取“靈活”的“和平過渡”方式，很早就準確地表達了中共當年對解決臺灣問題的思路實質。
而“一國兩制”則是一個成熟的、穩定的、長期性的理論構想，其中不再強調維持現行制度期限。在醞釀收回香港辦法時，鄧小平曾指出“可以研究一下我們對西藏的解決辦法”（齊鵬飛．鄧小平與香港回歸［M］． 北京: 華夏出版社，2004．）216。后來，與對臺方針有異，與解放西藏一樣，人民解放軍進駐香港。但解決香港問題與解決西藏問題的不同，就在于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且長期保留現行制度不變。有人擔心以后會變，鄧小平肯定地說: “他們的生活方式、政治制度不變，這是我們的一項長期政策，而非權宜之計。”（鄧小平年譜( 1975 － 1997) : 下［M］． 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729“社會主義國家里允許一些特殊地區搞資本主義，不是搞一段時間，而是搞幾十年、成百年。”（鄧小平文選: 第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219“五十年不變。我們這一代不會變，下一代也不會變。”（鄧小平文選: 第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73
鄧小平的戰略構想突破了舊的思想藩籬，真正做到了解放思想: 允許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在一個國家內部不是暫時的而是長期的共存。他為什么能做到這樣的思想突破呢? 其現實原因是，西藏解放前實行封建農奴制，經濟社會及生活方式十分落后，進行民主改革給西藏社會帶來的是翻天覆地的發展和進步。而觀之臺灣，在20 世紀五六十年代，其社會發展程度和生活水平與大陸差距并不大; 但經過美國的扶持和臺灣當局的經營，至70 年代末已實現騰飛，經濟發達，人民生活富裕。臺灣、香港均入“亞洲四小龍”之列。在這樣的情形下，不突破“一綱四目”的過渡性、階段性框框，提出的政策目標就是不切實際的空想。
從理論上看，“一國兩制”構想的形成與鄧小平對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關系認識的突破緊密相關。不論在東方西方的傳統觀念里，都認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是敵人，只能暫時維持“均勢平衡”，絕不可能長期共存，總會發生沖突甚至對抗。鄧小平大膽沖破了這個思想局限，認為在以大陸實行社會主義為主體的情況下，完全可以長期允許臺港澳保留資本主義制度，誰也不會吃掉誰。當然，鄧小平之所以敢于超越“一綱四目”的階段性特征，還與他對社會主義制度具有高度的優越性、社會主義必將戰勝資本主義充滿信心，有著密切聯系。
( 三) 將“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確定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內容
鄧小平說: “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這個特色，很重要的一個內容就是對香港、澳門、臺灣問題的處理，就是‘一國兩制’。”（鄧小平文選: 第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218中共十五大報告也確認該構想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N］． 人民日報，1997 － 09 － 22．）
1982 年12 月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以“一國兩制”實現國家統一在國家最高法律層面獲得了法理依據和制度保證。
對于“一國兩制”構想，鄧小平本人有著充分的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他將實現祖國統一列為20 世紀80 年代中國共產黨三大歷史任務之一。當然他也曾頗有預見地指出: “‘一國兩制’是個新事物，有很多我們預料不到的事情。”（鄧小平文選: 第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221 果然，香港問題按照“一國兩制”原則順利解決后，其間新問題層出不窮，而臺灣回歸這一歷史任務更是至今還沒有完成。后來的中共領導人相繼對“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構想進行了進一步的發展和創新，以順應新的時代、指導新的實踐。鄧小平說過，解決臺灣問題不能無限期拖延，但“晚一點收回也無妨大局”。鄧小平為什么這樣有底氣呢? 就在于他把“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構想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內容。他說過: “我們為什么敢提‘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就是因為我們實行的改革開放政策，路子走對了，人民贊成，變不了。”（鄧小平年譜( 1975 － 1997) : 下［M］． 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982正是在中國共產黨尋找到了指導國家現代化發展的這一正確道路，并以全國之力滿懷信心地奮斗的基礎上，鄧小平才能提出以“一國兩制”解決香港和臺灣問題的大膽辦法。只要始終沿著這條正確的道路前進，社會主義中國就一定能建設得越來越強大，以“一國兩制”實現國家統一的底氣也就會更足。
( 四) 從國際視野進行戰略決策，為世界和平發展作貢獻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確實是當代世界上國家統一理論中從未出現過的新思想，獨具“中國特色”。撒切爾夫人曾稱之為“天才的杰作”。鄧小平本人就講: “‘一國兩制’，這是個新事物。這個新事物不是美國提出來的，不是日本提出來的，不是歐洲提出來的，也不是蘇聯提出來的，而是中國提出來的，這就叫中國特色。”（鄧小平文選: 第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218 鄧小平對這種獨創性的統一方式感到自豪: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構想是我們根據中國自己的情況提出來的，而現在已經成為國際上注意的問題了。”（鄧小平文選: 第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59 他多次跟外賓談道: 解決國際爭端，要根據新情況、新問題，提出新辦法。比如“一國兩制”，這是從我們自己的實際提出來的，但是可以延伸到國際問題。（鄧小平文選: 第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87
事實上，鄧小平在思考解決臺灣問題時，依據的是中國實際情況，卻有著廣闊的全球視野。他說:“我是把這個東西提高到國際上來考慮的。國際上好多爆發點，都是‘一分為二’，不單中國有。”（齊鵬飛． 鄧小平與香港回歸［M］． 北京: 華夏出版社，2004．）232“我們就是要找出一個能為各方所能接受的方式，使問題得到解決。過去，好多爭端爆發了，引起武力沖突。假如能夠采取合情合理的辦法，就可以消除爆發點，穩定國際局勢。”（鄧小平文選: 第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68
因此，“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構想，也是鄧小平總結20 世紀世界各國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和國際沖突的經驗教訓而作出的創新性方案。與中國的臺港澳問題相似，20 世紀世界上許多民族問題、政治分歧、領土爭端、主權爭端等都是因為國際因素造成的，有一些和平解決了，但很多例子卻是或長期僵持或演變成沖突，甚至形成一股以民族分離、民族分裂為主要特點的國際性民族主義浪潮，造成不穩定的隱患，阻滯相關國家和平發展。中國獨特的統一方式是一個極好的參考。鄧小平說: “我很有信心，‘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是能夠行得通的。這件事情會在國際上引起很好的反應，而且為世界各國提供國家間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一個范例。”（鄧小平文選: 第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68 在解決香港問題過程中與鄧小平交鋒的撒切爾夫人，也感慨地認為中英解決香港問題方式必將對世界產生積極垂范意義: “歷史上遺留下來的無法解決的問題能夠通過對未來富有想象力的做法得到解決; 國際生活中的分歧能夠通過保持有關社會的自治和特權得到解決。”（丁曉平． 鄧小平和世界風云人物［M］． 北京: 中國青年出版社，2004．）148因此，“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構想及其成功實踐，也將是對世界和平發展的積極貢獻。
總之，中國的國家統一問題，是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極其重視的我國重大戰略問題，他對此作出了卓越貢獻。當然，歷史證明，兩岸統一之路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給后繼者留下了巨大的實踐發展和理論創新空間。然而，之所以今天不管是大陸和臺灣，還是國外的學界，大多認為如果按照目前的發展趨勢，兩岸最終會實現統一，時間將站在大陸一邊。這個預期的現實基礎，首先就在于以鄧小平“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構想奠基的中國特色國家統一理論指導下的和平統一之路，是一條正確的道路。
參考文獻:
［1］（鄧小平文選: 第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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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人民日報，1978 － 12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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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N］． 人民日報，1997 － 09 － 22．）
［11］（鄧小平會見二十七位美國記者的談話［N］人民日報，1979 － 01 － 06．）
［12］（金沖及，主編． 周恩來傳: 三［M］． 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13］（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員會黨史研究室，編著． 中國共產黨西藏歷史大事記: 第1 卷［M］． 北京: 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
［14］（丁曉平． 鄧小平和世界風云人物［M］． 北京: 中國青年出版社，2004．）
【作者簡介】李琦( 1970— ) ，女，中央文獻研究室科研管理部副主任，《黨的文獻》常務副主編、編審。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科研管理部，北京西城100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