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年 12 月 3 日 ，習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和方法論進行的第十一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推動全黨學習和掌握歷史唯物主義，更好地認識規律、更加能動地推進工作。他強調指出：“黨的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要原原本本學習和研讀經典著作，努力把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自己的看家本領。”毛澤東把馬列哲學的學習、領悟和運用當做“看家本領”，正是首先建立在潛心研讀馬列經典著作基礎上的。我們從毛澤東研讀馬列經典著作四個具有獨創性的方法，即以學功課的方式來讀、當作“工具”來練習使用、結合讀歷史來讀、在與實踐相結合中學，來看他是如何“原原本本學習和研讀經典著作”的。
以學功課的方式來讀
毛澤東是以學功課的方式，以對待教科書的態度，來下苦功夫研讀馬列經典的。具體方法是：第一，反復多次閱讀、溫習。第二，“不動筆墨不讀書。”他總是圈畫不斷，勤于做筆記，做批注，寫感想。毛澤東一生對馬列經典都可以說是手不釋卷。比如 1932 年 4 月紅軍打漳州時繳獲了《反杜林論》《兩個策略》《“左派”幼稚病》等馬列著作，毛澤東如獲至寶。長征中他患著病，忍著饑餓，躺在擔架上通宵達旦地啃讀著這幾本來之不易的寶貝，還不停地圈畫，到了延安也反復研讀不止，直至把書翻得十分破舊。新中國成立后，不論到哪里，都帶著一批經常讀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少則幾本，多則二三十本。馬恩列斯的許多經典名作，他都不知讀過多少版本、多少遍。
毛澤東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推薦倡導、集體學習。在延安時期，在他的倡導下，全黨從高級干部開始，組成了各種理論學習小組，毛澤東親自組織和參加中央研究組及高級學習組的學習，交流學習心得體會，共同進步。新中國成立后，他還多次號召集體學習。如 1959 年 12 月至 1960 年 2 月間，他親自在杭州組織了一個讀書小組，專門研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后來他整理了一個近 10 萬字的談話記錄出來。
此外，毛澤東還多次在會議上向與會者講解馬克思主義理論。比如他曾在 1942 年 11 月 21 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級干部會議上結合中共黨史做長篇演講，詳細地講解斯大林《關于德國共產黨的前途和布爾什維克化》一文中提出的“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他的一些名篇如《實踐論》《矛盾論》等，最初都曾是在延安關于馬克思主義哲學黨課的講稿。
當作“工具”來用
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是讀得很熟的，但他并沒有像教條主義者那樣當作神像供奉起來，到處言必稱馬列。他是把馬克思主義拿來當作“工具”使用的。實際上，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性品格，就必然要求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毛澤東多次引用列寧的經典論斷“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十分重視運用理論工具認識和分析實踐，從而指導實踐。他說過：“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要能夠精通它、應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應用。”更直接說過：“要把馬克思主義當作工具看待，沒有什么神秘，因為它合用，別的工具不合用。”
毛澤東這里所謂的“工具”，有時又叫思想武器，實則就是世界觀方法論的同義語。毛澤東閱讀和提倡學習馬克思主義，最看重的就是思想方法論，而不是什么個別的詞句和一些未必適合于中國革命情況的具體論斷。這個思想方法論，指的就是唯物辯證法。毛澤東不僅把唯物辯證法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組成部分，而且把它作為整個馬克思主義哲學來看待，從唯物辯證法是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統一出發，去強調哲學的方法論功能。
在延安整風中，毛澤東格外關注的就是要使全黨真正學到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論，用以正確地指導實踐。為此根據毛澤東的要求編輯了《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一書要求黨內干部學習。后來毛澤東長期強調學習馬克思主義思想方法論的重要性。新中國成立后他還多次提出，要求大家學馬克思主義哲學，逐步地學會使用辯證法這個科學的方法。
毛澤東根據中國革命和建設不同時期的不同實際需要，來選擇閱讀馬列經典的重點。他從這些經典中所汲取的，首要的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則，其后是具體方針策略，再而后是更具體的直接指導。相對而言，毛澤東比較看重的是馬恩著作中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原理，列寧對馬恩著作的哲學闡釋、普及和發展以及他對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革命的策略原則，及斯大林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重要總結。而貫穿于其中的、對于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最重要的就是思想方法論。毛澤東在某一時期有選擇地選讀某些經典，與這些經典作為“工具”，在當時當地對具體的時代任務是否“合用”有著密切的關系。
結合讀歷史來讀
毛澤東讀書涉獵極為廣泛，其中馬列經典和中國文史古籍所占的比重最大。而且，毛澤東讀馬列經典和讀文史古籍，本身就是密不可分的。他讀馬列經典，往往與讀史書相結合，二者交互影響、互相促進。在談到《共產黨宣言》等書對他的深刻影響時說過：讀了它們，“我才知道人類自有史以來就有階級斗爭，階級斗爭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我只取它四個字：‘階級斗爭’。”“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后，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也就是說，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接受，首先就是接受它對于歷史發展規律的闡釋，將它用于認識和理解歷史，然后才用以指導實踐的。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時，正是嫻熟運用已化于血脈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及其思想方法，去認識和理解中國歷史，對歷史內容進行分析評判的。
毛澤東對于讀經典與讀歷史相結合有著十分自覺的意識。他大量研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時候，往往也在大量閱讀和研究歷史。如延安整風期間，他要求結合研究黨史學馬列經典，也即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認識和總結黨的過往革命經驗，他主持起草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就是一個重大成果。同時毛澤東還十分重視研究中國歷史。親自參與撰寫了《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鼓勵范文瀾寫出《中國通史簡編》，作為供干部學習的歷史讀本。這些都是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分析中國歷史，總結中國歷史發展規律的史學著作。他倡導讀歷史要“古為今用”，如何才能“合用”？顯然還要“洋為中用”，要用馬克思主義思想方法來認識和分析，才能做到。
在與實踐相結合中學
毛澤東讀馬克思主義經典，從來不是坐在書齋里、當作教條，而是直接地為了認識中國、改造中國的偉大實踐。為此他提出了“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反對本本主義”的口號，并明確提出“馬克思主義要與中國實踐相結合”。
從某種意義上講，延安整風就是一場關于怎樣正確地讀馬列經典的運動，就是整讀馬列之風。其實質就是要批判以教條主義、主觀主義的方法學馬列的學風，代之以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結合中國實際來解決中國問題的學風。如何才能做到這一點呢？毛澤東的一大獨創，就是將讀馬列與學黨史和搞調查研究結合起來。黨史，即是黨過去的實踐活動史。為了方便人們了解和總結十年來黨的歷史及其經驗教訓，毛澤東還親自主持編成《六大以來》《六大以前》兩部文件匯編，后又編成《兩條路線》，要求人們認真研究。此外，毛澤東也十分重視當前了解實際情況、從事現實實踐活動的重要性。 1941 年 8 月中共中央作出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普遍開展了深入基層的調查研究活動。毛澤東在延安時期研讀和號召研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與研究黨史、搞調查研究的“三結合”，構成一種全面而有效的理論聯系實際形式，后來也成為黨的一個傳統。
新中國成立以后，為了完成全新的國家建設任務，毛澤東讀遍了馬恩列斯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及其經濟規律的經典論述。同時他也依然重視理論與實踐的關系，特別強調結合讀馬克思主義經典搞調查研究。“大躍進”期間，由于急于求成，他讀馬列經典與搞實踐產生了嚴重脫節。鑒于這個慘痛教訓，他在 20 世紀 60 年代初提出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并在全黨帶頭深入農村作調查。這些都體現了毛澤東對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自覺意識。
總之，以學功課的方式反復研讀，使毛澤東對馬列經典的熟悉程度和掌握深度，比那些言必稱“馬列”的教條主義者高明了不知多少，為他運用及進行理論創新奠定了堅實基礎；把馬列經典原理當作“工具”來用，是把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立場觀點方法作為手段而非書齋里的賣弄，在與解決中國實際問題之間搭起了橋梁；結合讀歷史來讀，是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原理認識和理解中國國情，同時也解決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歷史文化中的落腳點問題；在與實踐相結合中學，則充分踐行了辯證唯物主義原則，真正完成了理論與實踐的結合。毛澤東之所以成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和實踐家，他學習馬列經典著作的這四大方法或曰四大特點，對他幫助極大。
（作者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審，《黨的文獻》副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