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一些人生關節點上的重要選擇，總引起人們無盡的回味和遐思。毛澤東若干“獨辟蹊徑”的成就，似乎都與這些異乎尋常的悄然選擇有著若隱若現的關聯。例如他早年曾有過三次離開眾人汲汲之路而另辟他途的選擇：一次是早年放棄赴法勤工儉學；一次是大革命中回湖南搞農運；一次是八七會議后毅然“上山”。當然，這些選擇之“關鍵”，多是事后回溯時人們的總結，但換個角度來看毛澤東遇事如何“拆招”，可以從中獲得一些啟示。
留學熱潮中，選擇立足國內做調研
毛澤東早年曾主張“大留學政策”，去國外求學本是他的夙愿，在新民學會成立初他就計劃過去日本，但未成行。不久各地掀起赴法勤工儉學的熱潮，許多后來成為共產黨人的有志青年都紛紛奔涌而去，毛澤東也于1919年春組織大批新民學會會員赴法。但他本人卻選擇留在國內，轉回湖南當了一名小學教師。為什么作出這樣的選擇？毛澤當時的解釋是：第一，是“看譯本較原本快訊得多”，可以在“較短的時間求得較多的知識”；第二，“吾人似應先研究過吾國古今學說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學才有可資比較的東西”；第三，“吾人如果要在現今的世界稍為盡一點力，當然脫不開‘中國’這個地盤。關于這地盤內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實地的調查及研究。這層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來的時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關系，恐怕有些困難。不如在現在做了”。這樣說來，他對于留學目的有著十分清晰的認識：總要先把需解決的問題搞清楚了，再去尋找可能的答案，才能有的放矢。總之，毛澤東對留學有如此清醒鎮靜的態度，確實體現出特立獨行的氣質和勇氣。
當日后毛澤東成就了偉業，人們頗贊嘆毛澤東這次選擇的“先見之明”。其實問題并非這么簡單。在當時，雖然毛澤東在國內從事革命工作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但在黨內的地位卻并不如選擇了赴法留學、較深地接觸馬克思主義的人，更不必說留法學生群體后來也大多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精英。可見選擇留學還是放棄，本身并不能說明哪種選擇更為高明；而如果僅看這一次選擇，也難以看清毛澤東特立獨行的性格。
毛澤東在中共一大上的表現，就很有意思。毛澤東是新民學會的領軍人物，湖南黨組織的創建者。在新民學會關于選擇什么道路的熱烈討論中，他侃侃而談，論辯能力十分突出。但是在一大關于建黨原則等問題的極其尖銳的爭論中，卻很少聽到他的聲音。參會的李漢俊、劉仁靜、李達等都精通外文、飽讀馬克思著作，在會上慷慨陳詞，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也經常用英語大聲演說。而毛澤東則顯得“老成持重，沉默寡言”。整個一大上，他除了負責會議記錄以外，只發過一次言，主要是在“傾聽”。他常在住的屋子里“走走想想，搔首尋思”，乃至“同志們經過窗前向他打交道的時候，他都不曾看到，有些同志不能體諒，反而說他是個‘書呆子’、‘神經質’”（李達回憶）。這簡直與他在湖南“驅張運動”和“湖南自治”中奔走活動的形象判若兩人。回到長沙后，毛澤東便借在船山學社養病的時間抓緊讀書，特別是“把英文作為主課，每天多少必讀幾句，誠已曉得非讀不可了”！為什么呢？與他當時計劃在國內再作幾年準備，然后赴外國求學恐怕有關系。沒有留學經歷，毛澤東一直引為遺憾，以至于后來“學英文”成了他的一個小小情結，到了晚年還在擠時間學習。
此次選擇，毛澤東錯過了不少“風景”，錯過了直接、深入接觸馬克思主義，提高理論修養和開闊視野的機會。但凡事有失才有得。他從此次選擇中得到的，則是比大多數人更為深刻的對中國社會的了解和實際斗爭經驗。所以，日后，恰恰是放棄“留學”這條取經之路，深深扎根于本國土壤的毛澤東，為成功探索救國之路作出了最令人矚目的貢獻。
大革命中，選擇前往鄉村搞農運
歷史走到1924年底至1925年初，毛澤東又作了一次選擇。這次是因“嚴重的神經衰弱”，他離開在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工作，回湖南養病。從他回鄉后不知疲倦地積極進行農村調查、開展農運來看，毛澤東的病確是出于精神困擾。此間關于中國共產黨如何與國民黨進行黨內合作，是一個大難題。毛澤東原本與黨內大多數人一樣，堅決反對這種特殊的合作方式，但他是一個善于思索的人，不喜歡固守某種定式。經過建黨后兩年領導工人運動的實踐，他逐漸感到聯合陣線對于革命斗爭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大批工農加入國民黨可以改造它的成分而為我所用。因此在中共三大上關于是否接受黨內合作的激烈爭論中，毛澤東贊成黨內合作。
毛澤東贊成與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是認為共產黨在國民黨內可以獲得更多施展才能的機會和平臺，可不想變成聯共顧問鮑羅廷所宣揚的國民黨的“苦力”，從而失去本黨的主動性和獨立性，所以他在工作中與國民黨右派的斗爭十分堅決。國民黨一大后，毛澤東作為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被派往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工作，并逐漸成為這個“國共群英會”的共方核心人物，與該部國民黨右派葉楚傖的斗爭日益公開化。1924年11月，孫中山北上途經上海，毛澤東向他面呈自己領銜抨擊右派的信，孫中山卻無暇處理，葉楚傖等人趁機“用盡辦法，把毛趕走”。加上積勞成疾，毛澤東就告假回湖南養病去了。據說葉楚傖為此特宴請上海執行部的一些右派分子，“以志慶賀”。有些文章說毛澤東回湘是因為與陳獨秀不睦，而陳又以家長制作風壓制分歧。如此看來，毛澤東竟是被葉楚傖“排擠”走的。
然而，毛澤東與國民黨右派的斗爭失利，又確實和陳獨秀的指導思想密切相關。由于共產國際在聯合陣線中過分看重國民黨的作用，要求共產黨“一切工作歸國民黨”，陳獨秀多番抵制而無效，遂不得不聽從共產國際的訓令，向國民黨步步退讓，導致中國共產黨人放不開手腳，處處被動挨打。如毛澤東在八七會議上的發言所說：“當時大家的觀念都以國民黨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轎一樣勉強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終無當此房子主人的決心。”并反思他當初“素以為領袖是對的，所以并未十分堅持我的意見”是錯誤的。
為了解決與國民黨關系問題，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的做法，主要是不停地開會討論，與鮑羅廷爭辯，實在不行就向共產國際遠東局寫信申訴和控告。這些方法，都因共產國際要求中國共產黨全力扶持國民黨、不允許奪取領導權也不允許退出黨外而無一奏效。當時陳獨秀的“消極退讓”還沒有像大革命后期那樣明顯，但在共產國際原則和相關理論的束縛下，已面臨“沒有出路”的困境。
在苦耗心神而無效之后，毛澤東卻采取了“退一步海闊天空”的辦法，避開針鋒相對的政治斗爭，也靜靜地思考下一步的路。沒想到，他回鄉之后卻意外發現了農村革命欣欣向榮的火熱場景，重新燃起希望之火，“心病”由此祛除大半，積極開展起調查研究，搞起農民運動來。這是毛澤東把目光從城市轉向農村的一個重要契機。《毛澤東選集》開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即是這次幾個月實地考察體驗后深刻思考的一個成果；1927年初毛澤東有意識地再次專程搞農村調查，之后寫出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也是建立在這次選擇的經驗基礎上的。
危機關頭，選擇“上山”
第三次選擇，就是眾所周知的“上山”了。“上山”之說未必是毛澤東的首創，據曾擔任過瞿秋白秘書的羊牧之回憶，早在中共五大剛剛閉幕不久，當時的中共中央常委瞿秋白就指出：汪精衛與蔣介石的暗中勾結，已逐漸轉向公開了，我們極有可能要被迫上梁山，要求下面的同志做“上山”的準備。瞿秋白表達的應是當時不少中國共產黨人的同感，他們都多少受到過中國古代“逼上梁山”式的農民暴動經驗的影響。毛澤東后來也說過，“上山”是逼出來的。但當時“上山”的含義可能還不十分明確，是喻指“被迫進行武裝反抗”，而未必實指“上井岡山”或者“去偏僻農村”。而當國共合作破裂，黨內討論湖南農民協會和農民自衛武裝應如何對付敵人的搜捕和屠殺的時候，毛澤東大膽地正式提出的“上山”主張，就是一個明確而具體的戰術策略了，因“上山可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可以保存革命力量。八七會議傳達了共產國際關于實行土地革命的訓令之后，他“上山”的思路更加堅定了。在8月9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第一次會議上，他發言指出：湘南暴動“縱然失敗，也不用去廣東，而應上山”。當時南昌起義部隊正在南下途中。這個與“無產階級政黨”身份相去甚遠的提議，應者寥寥，因當時黨內的主流思路還是根據共產國際訓令攻打城市和組織城市暴動。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特別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對中國共產黨來說，“上山”不僅意味著像“山大王”一樣，憑據天險，靠著幾個不怕死的人和幾根長矛破槍，與敵人軍事對峙。它更是一種象征，代指“轉入農村工作”。因此，毛澤東這一選擇預示著中國革命道路的“轉向”。而這個“轉向”，從理論依據來看，是從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整體思路轉向農村開始的，并非毛澤東的獨創。那么毛澤東主張“上山”的意義何在呢？
武漢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
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八七會議，由共產國際代表羅米那茲和瞿秋白共同主持，主題除了關于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方針的轉變以外，還嚴厲批判陳獨秀“沒有執行共產國際訓令”的“右傾機會主義”。多年以后共產國際解密檔案表明，陳獨秀恰恰是被動和機械地執行共產國際訓令，才導致大革命后期對國民黨步步退讓、行動失措的。當時黨內不少人，如毛澤東、周恩來、陳延年等都有對共產國際代表的尖銳批評。毛澤東就曾大罵鮑羅廷是“洋鬼子”、共產國際代表羅易“愚蠢”。他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就是共產國際指導思想是正確的，但它只是原則性的東西，共產國際代表由于對中國國情了解不深，在具體策略上也無法給豐富多彩、變化萬千的實踐提供及時有效的幫助。
于是就有了這樣一個細節：八七會議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十分欣賞毛澤東農民運動實踐及其總結的瞿秋白，邀請他到上海中央機關工作。毛澤東卻回答：我不愿跟你們去住高樓大廈，我要上山結交綠林朋友。“上山”和“住高樓大廈”，這兩種選擇頗具象征意義。瞿秋白作為黨內有聲望的理論家和領導人，對中國革命道路也做過十分艱苦的探索。然而數年間，住在上海和莫斯科“高樓大廈”里的瞿秋白，在與共產國際頻繁直接打交道中，因不時與共產國際意見相左而又堅持獨立思考而被嚴厲打擊，尤其是遭受“左”傾教條主義者王明等人殘酷的黨內斗爭，長期精神上十分痛苦，思想探索幾乎陷于停滯。瞿秋白的困境，一則是偏重理論指導，思想上脫不開共產國際總體思想偏“左”的大框框；更為重要的是未參與具體革命實踐，無法以實際成效來證明自己的主張，總有“霧里看花”的“隔膜感”。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毛澤東總結了大革命時期兩次實地調查研究，和在中共中央及國民黨內工作時直接與共產國際打交道的經驗，看出無休止的理論爭斗的實際意義有限，反而被縛住了手腳無法施展，而實踐的廣闊天地才能大有作為，給人真正有價值的啟發。毛澤東“上山”的選擇，既是去偏遠的農村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遠離中央，同時遠離共產國際，贏得自由思索和行動的寶貴空間。因此才能理解當瞿秋白1934年初終于有機會進入“可愛的家”即毛澤東開辟的中央蘇區參與實際斗爭的時候那無比激動的心情。事實正是如此：在中共中央在共產國際直接指導下不停地犯“左”傾錯誤的時候，遠離理論紛爭而埋頭于農村革命斗爭的毛澤東，用實際行動為中國革命打開了一片新天地，并很快讓共產國際也不得不因此對中國革命作出新的判斷，寄予新的希望。
以上所舉毛澤東的三次選擇，第一次從思想上看嚴格來說還不算是選擇，因為他還是一直打算再“轉”一個“身”回來出國留學的，只是由于關注點集中于國內，終于未能成行。第二次是被迫選擇，為的是回避斗爭鋒芒，作些休整，發現農民運動新契機是一個驚喜。第三次則是深思熟慮的選擇，后來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這三次選擇有一個相同點，就是都體現了毛澤東處理問題的“靈活性”。有了這樣的思想特點，就不會有“走投無路”的時候，因為一旦“此路不通”，就能夠毫不猶豫地轉到另外的方向去大膽試驗；或當眾人對某事趨之若鶩的時候，“另辟蹊徑”有時反而能有與眾不同的獨特收獲。這就是一種創新和開拓。
這三次選擇，還鮮明地體現了毛澤東注重實際的“現實性”特征。毛澤東早年就注重把握事物的“大本大原”，即從大處著眼，抓住“根本”，這樣其他枝節問題便可迎刃而解。這類似于他后來提出的“抓主要矛盾”的辯證思維。但毛澤東的思想并沒有停留在這個抽象的境界上，他認為任何思想都必須落到實處，不能脫離現實去追求虛幻的理想和價值，要爭取在人生有限的時間里“實現自我”。他說：“吾人務須致力于現實者。如一種行為，此客觀妥當之實事，所當盡力遂行；一種思想，此主觀妥當之實事，所當盡力實現。”“凡吾思想之所及，吾皆有實行之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