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余的話》是瞿秋白的最后一篇重要文字, 也是人們認為謎團頗多、歧見紛出的作品。大致說來, 對《多余的話》的真實性和瞿秋白本人的看法, 經歷了否定前者肯定后者——肯定前者否定后者——既肯定前者也肯定后者這樣一個恰好是正、反、合的否定之否定的過程。對《多余的話》一文政治性思想性的評價, 也大體有否定性的、既有否定也有肯定的、基本甚至高度肯定的三類。對《多余的話》的政治思想內容的看法關系到對它的真偽的認定, 進而影響到對瞿秋白這個人物的評價。一篇文章在身后引起如此多的聚訟, 對作者的聲名起這樣大的作用, 實不多見�！抖嘤嗟脑挕繁砺兜乃枷牒托木w是復雜的, 但如找到解讀它的內容之所以復雜和充滿矛盾的鑰匙, 事情原也簡單明了, 并不如想象的那樣深奧。
瞿秋白酷愛文學, 是中國共產黨領袖中最具文人氣質者。他從東西方新舊政治思想文化的大碰撞中走出, 集革命家與文學家于一身, 這是他的特質。《多余的話》是他對一生政治、文學的思想歷程的自傳性總結。因此, 對它僅作政治的、歷史的解讀是不夠的。由于瞿秋白與文學的不解之緣和該文寫作的特殊心理環境, 要更加深刻、真實地挖掘瞿秋白寫作《多余的話》之必然。還需將它放在文化特別是文學的視野里進行考察。在促使瞿秋白在生命的最后時刻寫作《多余的話》的諸多因素中, 十九世紀俄國文學史上的“ 多余人” 心態的影響十分重要。這一組人物的內心矛盾與他有著內在的契合, 而他們清醒而嚴厲的自省精神對他產生了尤其深刻的影響。
本文試圖從文學上“ 多余的人” 這一特殊的人物形象的思想心理入手, 為診釋《多余的話》提供一個應有的視角, 并考察《多余的話》引起的各種政治誤讀。
一、瞿秋白與“ 多余人” 文學形象之緣
瞿秋白是走政治道路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典型。他的文化人格, 是在中國傳統文化與外來文化相遇之際這個特定的歷史時期形成的。瞿秋白生在世代簪纓而后破落的家庭中, 接受了良好的舊式教育, 打下了堅實的國學根底, 從小立志研究文學; 后來進俄文專修館學習, 大量接觸了深邃迷人的俄羅斯文學和思想, 眼界逐漸開闊。那時正是1 9 17 年, 俄國爆發了十月革命。隨后, 各種新思想潮水一般涌進了國門, 瞿秋白也像當時許多敏感的青年一樣, 內心被沖得七零八落。及至五四運動轟轟烈烈地展開, 客觀上也不容許他再安于在平靜的書齋中沉吟了。緊接著是赴俄。以此為契機, 他就一路矛盾地, 而又堅定地逐步走上一條艱險的革命道路。
追溯瞿秋白復雜坎坷的心路歷程, 可以發現《多余的話》中流露的思想感情并非一時突發, 而是早有發端的。在他早期的作品《餓鄉紀程》、《赤都心史》中已有很典型的段落出現。那些飄忽的、空靈的、純感受的文字, 記錄著作者內心復雜無緒的沖突。這時他已經在舉起小刀剖析自己了。例如:
“ 內”的要求驅使我, ——悲慘的環境, 幾乎沒有把我變成冷酷不仁的“畸零之人”（《餓鄉紀程》, 《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l 卷, 第15頁。）。
所謂“ 畸零之人” 是俄語“ 多余人” 的另一種譯法。他還干脆將自己命名為“ 中國之‘多余的人 ’” 。在以此為題的一節中, 他分析自己“ 生來就是一浪漫派” , 感性成分很重, 而又“ 自幼傾向于現實派的內力” , 知道剛得到啟蒙的中國社會迫切需要現實精神�！� 兩派潮流的交匯, 湍詢相激,成此旋渦— 多余的人。” 他說:
“ 我” , 一一是歐華文化沖突的犧牲, “ 內的不協調” , 現實與浪漫相敵, 于是“社會的無助”更斫喪“我” 的元氣, 我竟成“多余的人” 呵! 噫!懺悔, 悲嘆, 傷感, 自己也曾以為不是尋常人, 回頭看一看. 又有什么特異,可笑可笑（同上, 第21 9 一220 頁。）。
瞿秋白引以為同類的“ 多余人” , 是十九世紀俄國文學史上著名的文學形象系列, 鼻祖是普希金筆下的葉夫蓋尼? 奧涅金。《辭海》“ 多余人” 條的釋文為: “ 19 世紀俄國文學中貴族知識分子的一種典型。他們生活在貴族階級趨向沒落的時期, 在反動專制政體和農奴制下感到窒息, 不愿與上流社會同流合污, 但因為遠離人民, 無法擺脫貴族立場, 缺乏生活目的, 不能有所作為。” 這是一個比較傳統的論述。
近年來, 人們開始從文化視角分析傳統知識分子的命運, 并得出了更深刻的見解。劉亞丁在《十九世紀俄國文學史綱》( 四川大學出版社1 9 89 年版)一書中, 重新審視“ 多余人” , 認為在十九世紀西方文化與俄羅斯文化的猛烈撞擊中, 俄國貴族知識分子“ 對異質文化或是完全認同、或是完全抗衡、或是先認同后` 復歸’ , 完成兩種文化的融合” , 而“ 多余人” 就是“ 在兩種文化之間, 找不到位置的形象表述” 。重溫瞿秋白對自己這個“ 多余人” 的剖析, 可以發現, 上面的“ 新” 視角, “ 新” 觀點, 瞿秋白早在二十年代初就已經以他異常敏銳的心靈洞察力捕捉到了。
在新舊文化的撞擊中產生出來的“ 多余人” 是各國各個時代都有的, 而俄國的“ 多余人” 有著更深刻的內在特征, 即更加深沉的憂郁和孤獨, 更加徹底的自省和更加勤奮的探索。奧涅金、皮卻林、羅亭等著名的“ 多余人” , 都對自己進行過苛刻的分析和深刻的自省。
《羅亭》中的羅亭, 在逃避了娜達麗亞的愛情以后, 給她留下一封長信懺悔自己, 分析了自己的痛苦和矛盾, 并表示: “ 我從來還沒有向什么人這樣披露過自己— 這是我的懺悔。” 瞿秋白在《赤都心史》的《中國之“ 多余人” 》一節中, 開篇就引了羅亭給娜達麗亞的信中兩段關于“ 心” 與“ 智” (后來譯作“ 情感” 與“ 理智” ) 的話; 在《多余的話》的最后所列出的他認為“ 很可以再讀一讀” 的7 本書中, 蘇俄作品占4 部, 其中包括高爾基的《克里摩? 薩摩京的生活》(今譯《克里姆? 薩姆金的一生》, 主人公自嘆是“ 莫斯科頭等的多余人” ) 和《魯定》( 即《羅亭》) �？梢�, “ 羅亭” 這個形象對他心靈的影響是貫穿終生的。
《多余的話》中令人聯系到“ 多余人” 的地方比比皆是。事實上“ 多余人” 對瞿秋白的影響也決不僅僅是一些表面字句, 他的心靈上有一些特別的東西, 正是來自于他所傾心的那個俄羅斯民族的這些特別人群的。他始終不渝地愛好和鐘情于俄國文學, 不僅熱心于翻譯和傳播, 而且作過潛心的研究, 與組成一條閃耀著光輝的畫廊的“ 多余人” 系列產生了強烈的共鳴。他敏銳地指出這是“ 過渡時代青黃不接期間的當然現象” （轉引自張偉著《多余人論綱》, 東方出版社1998 年版, 第207 頁。）, 并以驚人的冷靜和清醒, 透視到同樣處于過渡時期的像自己這樣的中國知識分子內心的矛盾和痛苦。
二、“ 多余人” 心態對瞿秋白的深刻影響
“ 多余人” 心態對瞿秋白影響最深刻的方面, 是形成了一種極其嚴厲, 甚至過分苛刻的自我反省精神。
從丁玲的回憶中可以看出, 其實, 在瞿秋白涉入政治尚未很深時, 他內心的矛盾和常進行自我剖白的特點就已經很明顯了。這時, 正是他回國, 任教于上海大學的那一時期, 回溯歷史, 在此之前, 他寫了《赤都心史》, 里面有不少內心剖白的段落。回國后, 火熱的政治生活并未醫治好他那“ 心智不調” 的病癥, 反而更加深了這種“ 不調” , 并在此后的政治實踐過程中日益發展。
1 93 0 年左右. 丁玲寫了小說《韋護》, 并在后來明確指出是以瞿秋白和他的前妻王劍虹為原型寫作的。瞿秋白后來在給丁玲的一封信中署名“ 韋護” , 表明他也認為“ 韋護” 是以他為藍本的�！� 韋護” 這個名字, 確是瞿秋白的一個別名。丁玲回憶說: “ 他曾用過` 屈維陀’ 的筆名, 他用這個筆名時曾對我說, 韋護是韋馱菩薩的名字, 他最是疾惡如仇, 他看見人間的許多不平就要生氣, 就要下凡去懲罰壞人。” （《憶秋白》, 第146 頁。）丁玲以驚人的敏銳, 準確地抓住了他的性格上的矛盾, 并在人物的刻畫中著力表現了這些特點。小說中的革命者韋護, 因為他的工作中總是無法回避令人頭痛的爭吵和辯論, 心情非常抑郁, 但他既是“ 韋馱菩薩” , 便只能走下去, 不能退卻或逃跑。這些描寫中露出了“ 心智不調” 的信息。韋護身上的“ 多余人” 味兒很明顯: 羅亭似的談鋒很健, 口若懸河, 像許多“ 多余人” 那樣愛上純真美好的天使般的姑娘, 最后又離開了她, 只留一下一段懺悔的文字。韋護當然不是瞿秋白本人, 他是瞿秋白的性情和個性中給丁玲印象最深刻的特征的文學折射。韋護為了革命事業, 離開了麗嘉, 這對作為原型的瞿秋白本人具有某種象征意義。麗嘉及她的純真好友們, 象征瞿秋白置身其中最感親切愉快的文學藝術環境(她們對藝術都是很擅長的) , 然而他為了自己的使命, 受內心責任的驅使, 卻必須舍棄這一切。要知道, 瞿秋白在找到了馬克思主義以后, 是十分心甘情愿、毫不猶豫地接受命運的安排的, 就像韋護離開麗嘉時一樣, 縱然深深地留戀, 惋惜, 在奔向他并不擅長的政治道路時, 還是義無返顧的。
在實際的政治生活中, 瞿秋白以頑強驚人的意志嚴格自律, 竭力避免這些情緒影響自己. 也不讓別人看出來�？陀^環境也不允許他表露什么。在諸多戰友的回憶中, 他總是不顧病弱. 精神飽滿、工作勤奮, 樂觀、開朗, 總給別人帶來快樂和信心。很少有人能感覺到他內心的悲哀和疲憊。但是, 他越來越深切地感到了他的位置的尷尬和荒誕) 被排擠出中央后, 他與文藝界人士的交往多起來, 言談中有了蛛絲馬跡: 他把自己從事政治比作“ 犬耕” 。但僅此而已。內心深重的憂傷, 不僅魯迅這樣的摯友不察, 就是楊之華也難以深切體會聯系到他的實際生存狀態, 可以真切地充分地明白這一點內心的痛苦太深, 而在那種情勢下又無人可訴說, 勢必在心里淤積成一塊心結, 一塊病瘤。在刑期將近之時, 他意識到自己的生命很快就要結束, 如果仍然隱忍不言, 許多真實想法和感受就要被帶入墳墓. 永遠無人知曉了。他渴望人們能體會他的真實內心。以真實面貌面對世人, 尤其是自己的同志、朋友和親人, 好也罷, 壞也罷, 至少去除了心理負擔, 輕松而釋然。壓抑太久太深的內心情感噴薄而出, 鮮為人知的沉重憂傷和痛苦, 在生命的最后時刻終于突破了意志的阻力, 呈現在世人面前。有了一吐為快的短暫機會。然而這一來, 一些話難免就講過了頭, 對他一直存有的“ 犬耕” 的勉強感、文人從政的“ 無用” 感等等過分夸大了。無怪乎《多余的話》剛面世時, 不論同志、親友都不假思索, 先認定為敵人偽造了。
在中國作家中, 創作受“ 多余人” 形象影響最深的當推郁達夫。遍閱他的作品, 其中暴露心理的灰暗乃至陰暗面的描寫, 達到了被有些人斥為有“ 自我暴露癖” 的程度。殊不知, 這恰恰構成了他的作品不可磨滅的獨特個性, 成就了他的深刻之處。因為不如此不足以揭示在一個黑暗無光的時代里, 人們的精神可能被摧殘到何等殘廢、軟弱、病態的地步。對瞿秋白也可作如是觀。沒有《多余的話》中那些沉痛的、憂心如焚的句子, 我們也很難切身體會知識分子從事政治的無所適從和困惑感, 以及當時王明集團為了排除異己開展的“ 殘酷斗爭” 、“ 無情打擊” 達到了何等摧殘人性的地步, 使瞿秋白這樣的高級干部, 只有在被徹底解除了武裝, 即將死在敵人的屠刀下時, 才除掉了沉重的思想負擔, 面對一束白紙傾吐出最后的心里話。
這樣一來, 似乎推出了“ 瞿秋白是個’多余人 ’” 的結論。其實不然。我們說瞿秋白身上帶有“ 多余人” 心態給予他的影響, 是從某一些側面、某一些階段、某一些心理特點上說的, 不能全面擴大化。毋庸置疑, 瞿秋白自信仰和轉向馬克思主義, 勇敢堅決地走上革命道路后, 從來沒有動搖過, 這與在新舊思想文化的交鋒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無所適從和有批判改造社會的愿望而無具體實際的行動的“ 多余人” , 有著本質的區別、。瞿秋白作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最早的傳播者之一、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領袖, 個人品質是較為完善的。不管他存在什么樣的弱點〔何況任何偉大人物無不都存在弱點）, 他對于中國革命和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不但絕不是多余的, 而且應當之無愧地在民族精英行列中占據一個重要的位置。
然而, 當瞿秋白在政治上接二連三受到排斥打擊: 被解除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職務、被逐出中央政治局和撤消一切領導職務, 離開火熱的革命斗爭中心去無奈地從事左翼文藝運動, 到中央蘇區后又被安排作教育人民委員的“ 清閑職務” , 以病弱之軀被“ 左” 傾中央領導的紅軍大部隊長征轉移時留下“ 堅持斗爭” , 直至被國民黨俘虜成為死囚, 所有這一切, 使他難免產生自己已置身于局外, 被革命隊伍所拋棄, 個人不再能起作用的感覺。而這種感覺, 與他所熟悉的俄羅斯文學和他自己早期思想中曾有過的“ 多余人” 的感受, 盡管性質不同, 形式上卻有相似之處。他感到十分痛苦: 自己似乎又一次成了多余的人。進而回首平生, 產生了諸多的困惑。投身政治卻不能忘情于文學, 自認對政治、經濟、組織、軍事不感興趣卻被推上領導武裝暴動的第一線, 病體疲憊不堪卻又勉為其難、力不從心地工作, 以至于對世界、生活、生命充滿熱愛和留戀卻又必須毅然告別和即刻走向死亡… … 種種在往昔純屬正常, 并不尖銳、并非無法調和的矛盾此時似乎一下突出起來, 使瞿秋白集中地感到, 他所扮演過的政治角色是一種“ 歷史的誤會” 。處于當時的現實條件下, 他遠沒有站到后人的高度上, 對自己的評估缺乏后人的深遠眼光, 再加對自己一貫的嚴苛標準, 便把自己過分地否定了。中國文人那無可救藥的“ 濟世” 之心, 使他把自己在政治生涯中的屢遭頓挫和力不從心, 看作是整個人生的失敗。這當然是一種不能令人贊成的錯誤說法, 瞿秋白也自知是“ 小布爾喬亞的自我分析病” 所致, 但他還是把這些話說出來了, 并由此坦承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不易。
在認定瞿秋白的存在價值后, 他的鮮明的個性特色是應充分注意到的。人們往往習慣于從政治方面來觀察和分析他, 而他作為一個文化積淀深厚、思想情感復雜、心路歷程曲折的人, 他身上那些豐富、繁復、色彩多樣的側面, 是同樣值得研究者給以足夠的重視的。
三、對《多余的話》的幾種誤讀的辨析
“ 多余人”主要是存在于外國文學特別是俄羅斯文學中的特殊群體, 對于中國的思想文化傳統來說是陌生的; 包括中國的知識分子在內, 都很難接受他們那種對自己一無遮掩、自虐式的嚴苛的心靈審判的做法。瞿秋白獨特的、曲折的、復雜的人生經歷和思想文化性格, 在黨內和黨的領袖中都是僅見的, 這更使人們對他在臨刑前為什么寫下一篇《多余的話》難以理解。于是為尊者諱, 認定乃敵人偽造者有之; 多方索隱, 曲為之說者有之; 不加分析, 大加貶損者有之。我們試對幾種主要說法做些辨析。
偽造篡改說�，F在持“ 偽造” 觀點的人已不占學術界主流了。主流的看法是肯定《多余的話》為瞿秋白所作, 但不排除有被篡改之處的可能性。從技術的角度而言, 手稿經過轉抄, 經編輯刪節處理, 再經排印發表, 任何一個環節都有可能與原稿有出入， 對任何一篇發表了的文章都是這樣。但現在一些論者所說的可能性, 卻包含政治上留有余地的意味, 即對被認為嚴重有損瞿秋白光輝形象的文句, 一般不去提及, 實際上保留了必要時可以提出質疑的權利。從邏輯上講, 由于手稿已佚, 當然不能排除篡改的可能。但是, 事情總有一個限度。文中哪些地方可能是改過的, 哪些不是? 篡改到了什么程度? 就算它有“ 高度的真實性”（林勃: 《關于<多余的話>的評論之評論》, 《瞿秋白研究》( 7 ) 。）， 改動的幅度僅是1% , 不論分布在文章何處, 對文意的影響都是不容忽視的。有論者認為, “ 若有篡改, 也只是文字上的渲染和少量增刪, 整體結構和基本內容則是原來的” （魯云濤: 《瞿秋白評傳》, 四川文藝出版社19 1 年版, 第2 83 頁。）; 有人說對《多余的話》只能取其大體的意思, 不敢拘泥于原文。但敵人如果有必要篡改, 要改的恰恰是“ 意思” , 而不單單是文字。學術界如果依據的正好是被篡改過的“ 意思” , 對《多余的話》的研究就毫無意義了。而實際情況是, 研究者們一方面在懷疑, 一方面又在不斷引用著原文。本文認同王觀泉著《一個人和一個時代——瞿秋白傳》中的判斷: 國民黨人缺乏能篡改它的政治頭腦、文化層次及那種獨特的坦率的行文方式, 也沒有這個必要性, 應肯定我們所見的《多余的話》就是瞿秋白本人所寫。從“ 萬一” 的角度看, 如果確實被作過手腳, 也只可能是“ 刪” , 文字風格的改動、情緒的渲染和基本事實的歪曲, 都是做不到的。而這并不影響現有文本的真實可靠性。
總結經驗說。我們認為, 《多余的話》是以敘寫個人的經歷為主線, 以文學的手法、筆調和形式忠實地記錄瞿秋白當時真實的思想活動和人生感悟的內心獨白。它當然有很多政治的內容, 因為在瞿秋白這樣的人身上, 文學和政治本來就是密不可分的。他一生從事政治, 談自己自然不能不談到政治, 不能回避政治, 但他現在的興趣并不在探究政治的是非得失上。如果說他在一定程度上梳理、總結了黨在20 一30 年代的活動和經驗, 那也主要是從個人角度、從與他相關的方面去觸及到的。當然, 他當時擔任黨的領袖, 從這一點說, 可以說總結自己也是為黨的這一段歷史作總結, 但這二者之間畢竟是有區別的, 因為出發點不一樣。縱觀《多余的話》全篇, 夠得上與總結黨的經驗有關的文字不足六分之一。這六分之一的內容固然重要, 但據此說瞿秋白寫《多余的話》主要的目的就是總結黨的歷史經驗, 恐還缺乏充分的說服力。
從政治效應上看, 假如瞿秋白的目的果真是總結黨的經驗, 這樣發牢騷、說泄氣話的實際效果是適得其反的, 實在是很“ 多余” 。他完全可以也應該采取別的方式。可以對照的是方志敏的做法。方志敏同在1935 年被捕, 被殺, 并留下了數量更大的文稿。他寫的《我從事革命斗爭的略述》和未完成的《贛東北蘇維埃創立的歷史》等, 目的很清楚, 就是回顧革命歷程, 總結慘痛失敗的教訓, 為黨今后的工作提供參考。這些文稿當然不能給敵人看到, 所以他寫成后托人秘密送出監獄�！段覐氖赂锩窢幍穆允觥芬晃氖指逶涿耖g, 1940年, 重慶八路軍辦事處以重金買回。再看《多余的話》的命運。陸定一回憶, 在延安時, 李克農曾問他: “有人要把《多余的話》真跡賣給我們, 我們買不買? ”他當時說那是假的, 沒買。建國后聽周恩來說看過《多余的話》的真跡, 確實是秋白的筆跡, 才知道是真的。周建人也間接聽周恩來說過同樣的話。如果瞿秋白懷有前面提到的政治目的, 那么這些事實表明, 有兩種可能性: 其一, 瞿秋白文中隱含的秘密太深奧, 連他多年共事的戰友和親密的愛人都無法破譯, 誤以為是敵人偽造; 其二, 周恩來親眼見過并讀懂了《多余的話》, 卻未注意將這烈士的珍貴遺跡收回, 這是為什么呢? 只能說明《多余的話》在當時并無正面的重要政治價值。
揭露批判說。瞿秋白受到王明的排斥打擊, 對王明“左”的做法感到憤懣、不理解、懷疑, 在《多余的話》中顯然說了些反話、氣話, 這是事實。但因此將它提到揭露和批判了王明路線的高度, 則是不符合當時的實際情形的。第一, 王明路線的形成及其錯誤危害的充分暴露有一個過程, 人們對它的認識和批判也要有一個過程。早期中共領導在政治上是很不成熟的, 陳獨秀、李立三的路線都是在給革命造成巨大的損失、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才開始批判和糾正的。相比之下, 王明具有更大的迷惑性和欺騙性, 他是以批判糾正李立三路線和瞿秋白錯誤的“國際路線”的面貌出現的。鑒于共產國際在當時中國革命中具有不容置疑的權威性, 全黨認清打著國際旗號的王明路線的實質, 是較為困難, 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更大的代價的。直到被捕, 瞿秋白也沒有像他對陳獨秀和李立三路線所作過的那樣, 在黨內開展過對王明路線的分析批判。這里可能因有對政治的興趣減弱, 或沒有得到共產國際指令的緣故, 但最重要的還是認識上的原因。否則, 按瞿秋白的性格和以往的行事, 盡管身遭貶斥, 如果認清了王明路線的實質和對黨的巨大危害性而不起來戰斗, 那是不可想象的。面對死亡, 他英勇無畏, 難道還會害怕王明的打擊報復嗎? 其實不要說遠離政治旋渦中心的瞿秋白, 就是在中央蘇區遭到“ 左” 傾中央殘酷斗爭的著名的所謂反黨派別鄧、毛、謝、古, 也不過是對一些“左”的具體做法表示了意見。至少到遵義會議前, 全黨都尚未達到能夠揭露和批判王明路線的高度。就是在“左”禍造成的慘痛巨創下清醒起來召開的遵義會議, 也僅解決了緊迫的軍事問題, 按照當時黨內的覺悟程度, 尚不具備解決政治路線的條件。對王明路線的真正揭露、批判和清算, 是到延安后才進行, 整風運動中最后完成的。瞿秋白在長征前已有數年在黨內政治里處于比較隔膜和沉寂的狀態, 被捕后他并不了解中央紅軍在放棄中央根據地做戰略轉移后遭受重大損失的真實情況, 更不知有遵義會議。要說這時的瞿秋白揭露和批判了王明路線, 未免脫離了他的思想實際, 顯得牽強。
第二, 如果確如所言, 《多余的話》是在向黨揭露和批判王明路線, 為什么像周恩來、陸定一這樣也在共產國際呆過、同樣熟悉王明、受過王明打擊迫害的黨的高級領導干部, 竟不能看出他字里行間的這層意思, 剛開始都不相信是他寫的嗎? 這豈不是太忽視這么寶貴而重要的革命文獻了嗎? 別人不明白猶可, 而心細如發、慮事周全、有長期在黨中央工作和隱蔽戰線上對敵斗爭經驗, 又與瞿秋白多年合作共事, 四中全會上同受打擊, 差點也被逐出政治局的周恩來, 對戰友的最后呼喚也沒有回應, 這是難以解釋的。唯一可行的解釋是, 瞿秋白對國際扶持起來的“左”傾中央的路線有疑惑甚至有抵觸情緒, 盡管如此, 作為黨員, 他還是真誠地接受了“黨的”批評, 檢討自己的錯誤。當他努力去相信“黨的”正確而又實在無法理解, 并承受了種種嚴厲的處分后, 他確實產生了一些消極的想法和低沉的情緒。內心積蓄已久的思想苦悶和精神上的壓力需要尋找出路和宣泄釋放。在告別人世之際, 他需要從矛盾和痛苦中解脫自己, 以便靈魂不再為這些問題困擾, 能徹底地放松休息。而作為忠誠的共產黨員, 信仰和紀律使他在左沖右突時, 在國際和中央權威的大山前, 只能選擇轉而懷疑自己, 重新審視一生走過的道路, 猛烈地批判自我——而不是批判王明路線。
瞿秋白是襟懷坦白的共產黨員, 《多余的話》明顯受俄羅斯文學中“多余人”自我解剖方式的影響, 直抒胸臆, 流露出的都是真思想、真性情。《多余的話》的語言和思想都是直白的, 真實的。一些論者脫離瞿秋白的實際為人和該文的完整風格, 把它說得隱晦曲折, 過度地去索隱鉤沉, 分析出了許多瞿秋白本來沒有的意思。一方面承認這是瞿秋白“ 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實話” , 一方面又說瞿秋白采用了“ 曲折形式” 和“ 暗示手法” , 這樣做是自相矛盾的, 得出的結論是不夠客觀的。
四、《多余的話》涉及的對瞿秋白的評價問題
確認瞿秋白在《多余的話》中講的是直話、真話, 就必須實事求是地承認, 在主客觀原因的共同作用下, 他在政治生命的末期思想發生了一些消極的變化, 《多余的話》當時為敵人宣傳利用, 在社會上給黨造成了一些負面的影響。撇開在獄中寫《多余的話》這種做法是否得當不談——烈士已經作古, 他寫《多余的話》時以為很難出版和有讀者, 不管不顧, 放言無忌, 我們也無須責怪他考慮不周, 單就《多余的話》的思想內容本身而言, 盡管比較消極, 卻也談不上有多么嚴重的錯誤和污點, 更與動搖變節毫不相干�！抖嘤嗟脑挕分皇钦鎸嵉孛枋隽艘粋�共產黨員的心路歷程, 反映出一個革命者世界觀改造演變的復雜曲折。思想的矛盾脆弱、認識的曲折反復、情緒的好壞起伏, 這是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每個人成長過程中的正�，F象, 一般人不大去談它們, 而瞿秋白卻把這些內心深處的東西說出來了。從這點上說, 他是十分勇敢的�！抖嘤嗟脑挕穼μ接懼R分子接受馬克思主義、成長為馬克思主義者的過程及與馬克思主義的關系, 對考察黨的領袖在革命和政治斗爭中的思想心態變化, 甚至對一般人性、人格的解析等等, 均有很高的認識和研究價值。
在通過《多余的話》認識、研究瞿秋白時, 我們似應注意以下三點: 第一, 瞿秋白的自我解剖與黨的自我批評方法是有區別的, 不能混同。我們黨總結長期思想斗爭的經驗教訓, 在實踐中關于批評和自我批評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原則和方法。在瞿秋白的時代, 尚沒有形成這些正確的原則和方法。批評是殘酷斗爭, 無限上綱, 自我批評也就不得不加碼升級, 變形走樣。更兼“ 多余人” 對瞿秋白的影響, 使他不能一分為二, 客觀地評價自己, 而是過分地自責、否定自己。他在病態的、非常的情況下說的過頭話, 不足以作為評價他的依據。瞿秋白當時受到的是黨內錯誤領導和敵人的雙重迫害, 在精神的高壓下流露出來的東西難免不走形失常。對瞿秋白來說, 他寫《多余的話》也可謂對自己作到了知無不言, 言無不.盡, 我們對他表露出的一些消極思想也應采取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理解和寬容的態度。
第二、評價一個人, 要有全面、辯證的觀點。瞿秋白在《多余的話》中說了一些悲觀、頹廢的話, 客觀_ t 給黨造成了一定不良的影響, 但這與他在整個獄中的表現和他的英勇就義、與他整個革命人生為黨作出的巨大貢獻相比, 仍是白壁微瑕。毛澤東說: “ 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時一事, 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歷史和全部工作, 這是識別干部的主要方法。” 以瞿秋白一生的功績和光輝為《多余的話》作注解, 認定《多余的話》“ 決無任何否定一切、自貶自污、強烈譴責等意思” , 為《多余的話》的每一句容易引起“ 誤解” 的話作辯護, 對《多余的話》大唱贊歌, 這不是科學的態度; 同樣, 以一篇《多余的話》中流露出來的思想上的迷茫、軟弱, 夸大其辭, 重墨渲染, 以一篇文章定終身, 為瞿秋白蓋棺論定, 這種做法也是非科學的。
第三、評價一個人, 要以客觀實際, 以他的行為和活動為依據。列寧說過: “ 判斷一個人, 不是根據他自己的表白或自己的看法都是主觀的, 受各種主觀因素的支配和影響, 而是根據他的行動�！� （《列寧選集》第2 卷, 第2 21 頁。）瞿秋白在《多余的話》中對自己許多不恰當的表白和看法, 這些自我評價不一定十分準確, 有的甚至與事實相去甚遠。對這些不準確的自說自話, 根本無必要為之費力洗刷, 或竭盡心思診釋出一番新意來。對《多余的話》和對瞿秋白的評價, 說到底, 是要以瞿秋白的行動為基礎, 以事實為準繩的。
(本文作者田松年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審北京100017 ; 李可玉中共中央檔案館館員 北京1000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