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瞿秋白和方志敏的生活經歷、精神歷程很不相同,他們在獄中的心理狀態、獄中文稿的寫作動因也各有特色。在他們犧牲后的幾十年里,他們文稿的遭遇差異很大,這對他們的政治評價和人格評價產生了十分深遠的影響。瞿、方二人的獄中文稿雖然風格迥異,但都準確記錄了兩位襟懷坦白、正直真誠、勇于思索的共產黨人的思想高度和精神境界,對研究王明時期共產黨人的思想狀態極有價值。
〔關鍵詞〕瞿秋白;方志敏;獄中文稿
生死同年的兩位烈士瞿秋白和方志敏先后被捕入獄后,都留下了數量不等的文稿,其中包括他們的自傳性文稿—瞿秋白的《多余的話》和方志敏的《我從事革命斗爭的略述》。這些文稿多年來不僅未被人遺忘,而且長期引起人們研究的濃厚興趣。它們的珍貴價值和永恒魅力,從此可見一斑。
瞿秋白和方志敏的生活經歷、精神歷程和個性都很不相同,他們在獄中的心理狀態、獄中文稿的寫作動因也是各有特色的。他們心中都有一些非說不可的話,但說話的理由,說話的內容,尤其是文稿中體現出來的思想感情,有很大的不同。在他們犧牲后的幾十年里,他們的文稿有著很不相同的遭遇,多年來對他們兩人的政治評價和人格評價產生了十分深遠的影響。這一切,值得人們對歷史進行精細、客觀的梳理和思考。
一、瞿秋白與方志敏獄中心理狀態比較
瞿秋白和方志敏被捕后,都為能被營救出獄作過積極的努力,當然最后都失敗了。但這說明兩位烈士都沒有消極等死,而是在可能的情況下付出最大的努力去贏得萬一的生還機會。但他們由于在入獄前的經歷和個人性情的差異,心態有所區別。
在身份未暴露之前,瞿秋白曾積極爭取獲救出獄。但1935年4月10日,福建省委書記萬永誠之妻被捕叛變,導致4月底5月初瞿秋白的真實身份暴露。以此為分界線,瞿秋白的心態發生了極大變化。在此之前,瞿秋白有著強烈的生存欲望,并竭盡全力為之努力,但一旦身份暴露,便明白自己的前途只有兩個,一個是死,一個是降,非此即彼,決無他途。他不可能降,只能選擇死。因此,他打消了一切生還念頭,除了一種無法遏制的心理需要促使他一口氣寫下《多余的話》,零星寫過兩封信,幾首詩詞外,就是安靜地等待死期。沒有證據表明瞿秋白在長汀獄中曾動過任何越獄的念頭。可能他病體衰弱,看不到一點成功的希望吧。由于在他的內心,政治使命已經完全消解,同樣也看不到自己的文稿能送到自己人手上的希望,他也沒有考慮將文稿進行處理,秘密送出。但據當時的獄中軍醫陳炎冰回憶,瞿秋白與他的交談對他是產生了很大的政治影響的。陳原是共產黨員,后脫黨。在瞿秋白的影響下,后來陳炎冰再次加人了共產黨。這說明瞿秋白在獄中還是進行了一定的革命宣傳。
方志敏剛被俘時,因為是在戰斗中被擒,而且很快確認了身份,所以以為很快會死,于是安心等死,“既被俘,殺了就是’,（《方志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4頁。）。他寫《我從事革命斗爭的略述》時,懷著必死之心,豪言壯語比比皆是。后來得知案子“緩辦”,才改變了等死的消極想法,開始做兩手準備,活動求生。從此到被殺,基本未放棄過生還的想法。《死!》記述了他的思想轉變。他認為,應該“萬死中求一生”,要“以必死的決心,圖謀意外的獲救”,因此一直不知疲倦地進行努力,決不屈服。而且他的實際活動能力極強。他對獄方采取“應付敷衍”的對策,對獄卒進行教育、拉攏,買通看守,竟然差點越獄成功。越獄雖然沒有成功,但他終于利用被他的宣傳和個人感召力影響的看守和有辦法的國民黨方囚犯,成功地將廢寢忘食地寫出的文稿秘密送出。
瞿秋白和方志敏對死亡都抱著英勇不屈的態度。但由于思想中的文化承載有所區別,他們兩人對死的看法是各具特色的。
瞿秋白被捕前幾年,長期遭受宗派主義分子的迫害,“在精神上已經判了死刑”,而他也逐漸有對政治的不適應和隔膜感,對自己能否真正地作為一個共產黨員發揮作用產生了懷疑,對無休止的黨內斗爭極端厭倦。早在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突然發布《中共中央關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錯誤的決定》的幾天后,1933年9月28日,瞿秋白在上海寫了一篇散文《“兒時”》,已隱隱露出了頹廢和凄涼的情緒。如今身在囚牢,無法活命,雖然并不怕死,他的心態,已是一個觀念上的“人”,是可以進行自身觀照的“人”。他認為,他的死只是靈魂的永恒安息。
瞿秋白在《多余的話》中表達了他彼時對死亡的態度:“我早已感覺到萬分的厭倦……好了,現在已經有了‘永久休息’的機會。”“我只要休息。”“我時常說,感覺到十年二十年沒有睡覺似的疲勞,現在可以得到永久的‘偉大的可愛的’睡眠了。”他受佛老思想的影響,聯系自己一生的際遇,認為死亡是一種對人生痛苦的永恒解脫,甚至是一種令人渴望的“甜蜜”的休息。假如他不死,就必須被迫繼續扮演他所不適合的政治角色。臨刑前的一個夜晚,瞿秋白做的那個“寒流幽咽”的夢,正是古人詩文中墳地的典型意象。關于這個夢,當時在獄中為瞿秋白看過病的陳志剛多年后仍有印象。“他(指瞿秋白—引者注)說,最近情緒不太好,一天晚上做了一個夢,在森林中漫步,陰森的,這是不好的兆頭。”（《瞿秋白在獄中側記—訪鹽城衛校陳子剛先生》,瞿秋白紀念館、瞿秋白研究會編《瞿秋白研究》第3輯。）日之所思,夜之所夢,這是瞿秋白對他死后安眠之所的詩意想象,也充分體現了他那敏感多思的文人特性。
而方志敏則在政治上時刻也沒有脫離自己的時代角色的位里。因此他臨死前與平常時的心態沒有什么區別。在觀念上,他仍然是紅軍的指揮員,他所應負的一切使命和責任,至死都牢牢扛在肩上。他也在日夜不眠地思索:如果當初如何如何,是可以避免失敗被俘的。他身患重病,但仍然斗志昂揚,精力旺盛,思路敏捷。他沒有興趣分析自己,而是爭分奪秒地分析革命斗爭的歷史,試圖從中總結出經驗,以有益于黨將來的斗爭。他一方面準備從容赴死,一方面又尋找機會越獄,到死的態度都是積極向上的。他認為死就是為主義殉身,是孟子的“死得其所”,是有意義的死。他在獄中也做夢,“他往日的睡,總是做著許多惡夢”,但我們已經無從知曉那是一些什么樣的夢了。在寫完《可愛的中國》的那個晚上,由于心情比較舒暢,他還設想“能夠安睡,不做一點夢,或者只做個甜蜜的夢”。
瞿秋白為什么不像方志敏那樣密寫文稿,托人送往中央?這是因為,瞿秋白和方志敏的文稿,各自有著自己的“設想閱讀對象”。瞿秋白所寫下的文字,能夠到達親人手中的希望極其渺茫,誰能看到,他已經無法估計。(李克長的《瞿秋白訪問記》中記述,瞿秋白向記者出示了《多余的話》,并說“甚想有機會能使之出版”)他的假設讀者只能是不定的,可以是世界上所有的人,敵人,友人,親人。也可能是后人。但同時,他也預料是可能不會被人理解的,所以他才會在《多余的話》的開頭寫上“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這樣一句詩。這篇奇文,好像就是為未來研究歷史的后代準備的,因為他預料得不錯,他的同時代人,包括自己的同志和親人,都無法理解他到底“何求”,而幾十年后,歷時愈久,人們反而愈理解了他那復雜、深邃的內心世界。由于他的寫作偏重于“心靈的感受”,與方志敏的文稿相比,在時空上具有超越性的特點,文學意味也比較濃。
方志敏的獄中文稿,期待閱讀對象都是很明確的,特定的,即自己人、黨中央。所以他的文章絕對不能被敵人看到,必須秘密甚至密寫送出。同時在寫作中要有政治原則,不允許對中央的終極懷疑。雖然他在所謂中央派員那里吃盡了苦頭,但對中央依然抱著極大的熱忱和希望,也懷著絕對的忠誠。《可愛的中國》是比較有文學意味的,閱讀對象稍微擴大一點,“寄送不知其名的朋友們均啟”,有一定的超越性;但同時它的寫作目的也是非常明確的:“這是說明一個xxx員(隱指共產黨員),是愛護國家的,而且比誰都不落后以打破那些武斷者誣蔑的讕一言!”（《方志敏文集》,第143頁。）
二、瞿秋白與方志敏獄中文稿的寫作動因比較
關于瞿秋白《多余的話》的寫作動因,曲折復雜,眾說紛紜。筆者也曾對此作過探討,認為它是瞿秋白對自己一生思想政治道路的回顧和內心剖白。促使他寫下該文的不是政治需要,而是他一生坎坷的心路歷程和復雜的文化吸納造成的一種袒露內心的深刻心理需要（詳見拙文《瞿秋白的<多余的話>寫作動因新探》,《中共黨史研究》1999年第2期。）。而對于方志敏獄中文稿的寫作動因,沒有太多爭議,一般認為主要是兩個:一個是總結革命經驗教訓,一個是表達對黨和祖國的忠誠、熱愛之情和英勇獻身的決心（陳忠:《方志敏撰寫獄中文稿的緣由》,《方志敏印象集》。）。
對瞿秋白和方志敏獄中文稿的寫作動因的探討和爭鳴,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于他們對黨內斗爭特別是王明等人所控制的中央的態度。
由于他們兩人文稿的假設閱讀對象有所不同,對于黨內斗爭等的敘述既有相同之處,也有所不同。瞿秋白的文稿是公開的,所以他寫到在黨內的經歷時,都采用公開的敵人已知的內容,不去細說,在不泄露黨的機密的前提下暢所欲言。而方志敏的文稿,寫作目的明確為為黨總結經驗教訓,有益于后來者,而且計劃秘密送黨中央,所以他是真正地暢所欲言,對贛東北蘇區工作中的成績、不足、錯誤都毫不諱言。對王明中央的態度,二人都做到“知無不言”,同時又保持極強的組織紀律性。對中央政策實在想不通時,瞿秋白是“不懷疑”,不思考,成了一個他所自嘲的“十足的市儈”;方志敏則首先服從組織決定,同時按照組織程序向中央陳述意見。在事關生死存亡的軍事決策上,他從大局出發聽從調遣,在具體的戰事方面則適當地相機而動,靈活行事。
王明等人所控制的中共中央對瞿秋白個人的政治迫害,及其對他的身心造成的嚴重傷害,我們今天已經能看得很清楚了。按照一般的道理來推斷,遭到如此無理而粗暴的待遇,是應該有所反抗的,至少會感到委屈。但大家知道,瞿秋白是一個黨性和組織原則很強的人,同時他的性格趨于內斂,由于“改造世界觀”的結果,他幾乎是不假思索地將集體的利益置于個人“小我”的細膩感受之上(這也是那時多數正直的共產黨人的共同特點),甚至將后者忽略的,因此他在寫作《多余的話》之前,極少流露出不滿和消沉的情緒。《多余的話》真實地記述了他長時間遭受壓抑的痛苦感受,對他所經歷過的歷次黨內路線斗爭多有涉及,情緒十分消沉,加上對他那種極端坦白、毫不諱飾的文風很不習慣,人們寧愿相信他是借自貶自責來揭露和批判王明路線。但是,無需給在死前終于在精神上回歸于真實自我的瞿秋白抹上如此光輝的色彩,他和他的絕大多數同時代共產黨人都達不到這樣的高度。（拙文《瞿秋白的<多余的話>寫作動因新探》對此有詳細闡述。）
瞿秋白在《多余的話》中說,“偶然我也有對中央政策懷疑的時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懷疑了—因為懷疑也是一種思索。”他所說的應該是一種真實情況,而且不只存在于他一個人那里。因為王明路線的錯誤和危害性,并不是那么容易在理論上搞清楚的——雖則它在實際運用中的處處碰壁慘敗人人可見。關于這一點,陸定一說得很清楚:“王明路線是很殘酷的,對黨的危害極大,但又很難反對掉。為什么呢?那時中國黨對共產國際很迷信,認為共產國際的任何決定和言詞都是正確的,因此,共產國際支持王明,王明就是正確的,就不能反對。其次,王明言必稱馬列,他是在馬列主義辭藻的掩蓋下做壞事的。那時中國黨的理論水平還不能明辨馬列主義的原理和詞句中哪些是適合中國國情的,哪些是不適合的,很容易受他們的蒙騙。再次,王明也主張反對帝國主義、資本主義,也主張土地革命,所以,很難分辨路線上的分歧。”瞿秋白和他“都明知與王明有路線的分歧,限于上述三條理由,當時都講不清楚,也不能解決反對王明路線這個問題”（孫克悠:《聆聽陸老談瞿秋白》,瞿秋白紀念館編《瞿秋白研究》第4輯,學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251頁。）。
了解王明路線的這個背景,對分析方志敏獄中文稿對王明的態度非常重要。有文章認為,方志敏對王明“左”傾錯誤沒有表現出什么懷疑和不滿,不批評中央政治錯誤,是因為一以中央威信為重,主動承擔失敗責任,二注重自己的典范形象,不愿這個形象受黨內斗爭的影響與損害。第二種成分較大。（劉曉:《文化傳統和瞿秋白、方志敏的思想性格》,《瞿秋白研究》第2輯.學林出版社1990年版,第207頁。）該文引用了方志敏的話“不要弄巧成拙,畫虎成狗,事業未成,反惹起黨的懷疑,弄得自己身敗名裂”。筆者從方志敏的《死!》一文中找到了這段引文,但發現引文是這樣的:“共產黨員不是要清高孤傲,而是要以他的行動去擊破敵人,消滅敵人。不錯,病知(即十九師參謀長王如癡—引者注)的話是不錯的,不要弄巧成拙,畫虎成狗。事業未成,反惹起黨的懷疑,弄得自己身敗名裂。這話是值得注意的,但總不能因此,就放棄一切可能而來馴馴服服的等死!”,（《方志敏文集》,第163頁。）可見,方志敏是在轉述王如癡的話,而不是他本人的想法。實際上,方志敏在獄中曾建議劉疇西和王如癡也寫寫東西,總結經驗教訓,他們兩人認為寫了也送不出去,不愿寫。這里倒鮮明地表現了方志敏和劉疇西、王如癡二人對待王明中央的不同態度。北上抗日先遣隊的戰略決策乃至戰術決策都聽命于中央,劉、王二人都非常機械地執行中央決策,很少聽從方志敏等人的正確意見。他們在主力部隊的戰術決策上是有失誤的。被俘后,方志敏反復回顧戰斗經過,殫精竭慮地抓緊一切時間寫作,總結紅軍用鮮血換來的寶貴經驗教訓。而他們只是終日以下棋消磨時間。很明顯,注重自己的典范形象、擔心言行引起“黨的懷疑”,從而身敗名裂的,是當時忠實執行王明路線的劉疇西、王如癡,而不是方志敏。但另一方面,他們的擔心在當時也是有原因的。王明宗派主義者根本不允許人們有什么主見,只要忠實執行。如果有人對它表示懷疑,那么這個人很可能落得“身敗名裂”的下場。
方志敏在歷次黨內路線斗爭中的表現,也說明方志敏是把黨的利益置于“個人典范形象”之上的。1930年7月,李立三冒險主義的決議傳達到贛東北。方志敏進行了強烈抵制,但未能如愿。他的《我從事革命斗爭的略述》一文中,有“右傾保守主義是我們最兇惡的敵人”和“肅反斗爭”兩章,分析了蘇區工作中的錯誤,態度非常誠懇。他談到中央批評他們犯了右傾保守主義,他“完全同意中央的指示”,“無情地檢閱和批評我們工作中保守主義的錯誤”。但他的“保守主義”的具體含義卻與中央大相徑庭。他還以較大的篇幅分析了肅反中的嚴重錯誤,對“中央代表”曾洪易也不點名地指出其“個人獨裁欲”和“領袖欲”太重。
方志敏為什么沒有直接批評王明中央呢?原因在于:(1)方志敏的組織紀律性很強。最好的例子是:1933年1月,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突然來電,將紅十軍調往中央蘇區。雖然這樣立刻會使贛東北蘇區失去主力部隊,但他還是無條件服從。他認為,“作為共產黨員,不管個人有什么想法,都應該無條件的服從中央決定”（石凌鶴等:《方志敏傳》,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頁。）。并立刻送別戰友,組建新紅十軍。(2)方志敏理論上的欠缺,使其只能感覺出中央路線實際的不可行,而講不出道理來。他承認,對于立三路線,“我們反對那種錯誤,都不能從理論上圓滿地說明其錯誤的性質、由來與危險性,不過多半是覺得在實際上行不通罷了”（《方志敏文集》,第72頁。）。從他的文稿看,他對中央曾犯過的錯誤并沒有完全弄清楚,有時連李立三犯的錯誤性質都表述不清,將它與瞿秋白犯過的“盲動主義”混為一談。王明路線比起立三路線來,更具權威性和欺騙性,他就更不可能弄得很清楚了。(3)方志敏等人深受李立三冒險主義的禍害,而曾洪易等人打著反立三路線,擁護國際路線的旗號,方志敏等不可能從路線的高度上去懷疑中央的政策。方志敏寫文稿的目的不是為了標榜自己的道德情操,而是為了總結經驗教訓,以有益于黨的后來事業。一種錯誤,如果他已意識到,為了黨的利益他為什么還要掩飾呢?這不符合他的性格,也有悖于他對黨的無限忠誠。事實上,他的確對具體人的具體政策的錯誤能認識、分析得很清楚,但上升到路線的高度,就說不出什么反對的話來了。所以才會出現一面嚴厲批評肅反的錯誤,一面表明“堅信國際路線才是正確的”的矛盾現象。
認識并清算王明路線的錯誤是一個長期的集體的過程,從遵義會議糾正了其軍事錯誤開始,直到延安整風才基本完成。毛澤東也是經過多年思索醞釀,才講清楚并且解決了反對王明錯誤路線的問題。對方志敏的評判和對瞿秋白的評判一樣,都不能脫離他生活和思想的實際。
的確,方志敏受傳統儒家的道德心學影響很深,十分注重自己的道德和典范形象。但是,方志敏的道德感是出于公心的,必須一切為了黨所代表的人民的利益,付諸實際行動,在此基礎上才能建立道德功勛,才能樹立起革命者的光輝形象。眾所周知,瞿秋白是看淡死后聲名的人,但他同樣注重個人名譽。他說過:“人愛惜自己的歷史比鳥愛惜自己的羽毛更甚。”不過他的名譽必須建立在真實、坦誠的基礎上,不愿背’“烈士”的虛名。
三、獄中文稿對瞿秋白與方志敏身后評價的影響
瞿秋白和方志敏的獄中文稿,對他們的政治評價影響深遠。瞿秋白的身后命運十分坎坷。他在被作為英雄景仰了多年后,曾被打成叛徒,而惟一的證據就是《多余的話》。今天的學者們一般認為,瞿秋白的《多余的話》寫作心態可以理解,勇氣可嘉,但格調未免消沉,在客觀上起了負面作用。對于《多余的話》的政治評價,總是一言難盡,極其曲折復雜的。而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方志敏的烈士名譽從未遭到過玷污毀損,他的獄中文稿(尤其是《可愛的中國》)政治評價極高,是多年來愛國主義教育的必備范本。方志敏文稿的思想感情單純、熱烈,格調健康明朗、積極向上,容易理解,極富感染力,也具有很強的政治宣傳價值。這是它們比《多余的話》容易得到大多數人接受的原因。而《多余的話》在思想內容上的豐富、復雜、深邃、富有啟發性,使它以及瞿秋白本人更多地引起了研究者的興趣。
毛澤東對瞿秋白和方志敏的評價和態度,可以作為一個重要參照。在中央蘇區時,毛澤東和瞿秋白同為受王明等人排擠的人,彼此關系很好,“還常在一起談笑詠詩”（莊東曉:《瞿秋白同志在蘇區》,《瞿秋白》,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337頁。）。馮雪峰也回憶,在瑞金時,“毛主席對瞿秋白很有感情”（轉引自王觀泉:《一個人和一個時代》,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2頁。）。在延安,毛澤東不止一次懷念起瞿秋白和他出色的文化才能,為瞿秋白未能參加長征而遺憾和氣憤。毛澤東與方志敏的個人交往,應該比與瞿秋白的交往要少。但方志敏深入農村,帶領贛東北的窮人起來鬧革命,建立起一片寶貴的革命根據地,與毛澤東的思路和實際行動都十分相似,毛澤東對他是非常贊賞的。
但建國后,情況出現了變化。1950年12月31日,毛澤東為《瞿秋白文集》出版寫了如下題詞:“在他生前,許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對他,但他為人民工作的勇氣并沒有挫下來。他在革命困難的年月里堅持了英雄的立場,寧愿向劊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這種為人民工作的精神,這種臨難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來的思想,將永遠活著,不會死去。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腦子想問題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遺集的出版,將有益于人民的事業,特別是在文化事業方面”（《瞿秋白研究》第1輯,第2頁。）。這段題詞,給了瞿秋白很高的政治評價,也寄予了一種緬懷之情,但它最終沒有被收入《瞿秋白文集》,而在檔案館沉睡多年后才被人們重新發現。這是否因為毛澤東看了《多余的話》?沒有直接資料可以確證。據陸定一回憶,1964年或1965年,他在北京看到香港報紙刊登的《多余的話》后,在一次會后特意向毛澤東、周恩來報告了。他和周恩來都回憶了在延安看到《多余的話》真跡的事（孫克悠:《聆聽陸老談瞿秋白》,瞿秋白紀念館編《瞿秋白研究》第4輯,學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251頁。）。陸定一沒提毛澤東有沒有說什么話,但毛澤東至遲在此時應該對《多余的話》有了了解。
許多瞿秋白生前的同志、好友,由于受到當時政治環境和時代氣氛的限制,都曾長期無法真正平心靜氣地考察瞿秋白寫作時的心情,給予該文一個較為客觀的評價。相反,大多數人都更容易被方志敏式的質樸、爽朗的豪情和激情所感染。由于方志敏的豪言壯語當然符合政治宣傳需要和群眾的心理需要,他那經過徹夜不眠的痛苦思索,在文稿中總結出來的血與汗的經驗教訓、他那激情之外嚴肅的思想探索的精神、他那樸實的記敘中時時閃現的濃厚文學意味,則往往沒有得到太多的重視。
方志敏的獄中文稿,一直享有很高的榮譽。而人們對《多余的話》的評價經過多年曲折,近年來獲得了學術界應有的重視。它們雖然文字和思想風格迥異,但都準確記錄了兩位襟懷坦白、正直真誠、勇于思索的共產黨人的思想高度和精神境界,極大地豐富了中共黨史的內涵和深度,在研究王明時期共產黨人的思想狀態時尤其如此。
(作者簡介：李琦,筆名李可玉,1970年生,四川省宜賓市人。1991年從四川外語學院畢業,就讀于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文藝學專業,1994年獲碩士學位。現為《黨的文獻》編輯北京10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