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就像在野外散步”，這是康克清曾經對海倫·斯諾講述的對長征的一個感受。這個感受如此輕松愉快，顯然使哈里森·索爾茲伯里感到驚奇。所以，他在1984年訪問康克清時特別向她提到了這個問題。康克清對他說：
“我很善于走路和騎馬。我總走在一群人前面幾十米，這群人中有蔡暢和幾位留過學的黨員。他們整天談論他們的經歷，談論在國外的學習情況，吃過的好東西以及去過的地方。他們每天談呀，笑呀！還開玩笑。和他們在一起感到鼓舞。他們不斷地說笑，有時還唱《馬賽曲》。我確實對海倫·斯諾說過，長征就像在野外散步一樣。與這么多有意思的人在一起，我還能說些什么呢？”
索爾茲伯里對此感慨說：“在她的同伴中，無論是男的還是女的，與她有同感的人卻并不多，大多數人認為長征是一次艱巨而又危險的行動，自始至終都是如此。”翻閱過一些長征親歷者，尤其是一些長征女戰士辛酸痛苦的回憶后，再讀《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中這一段描述的時候，的確會對康克清的長征回憶留下深刻印象。
無獨有偶，朱德在長征中也有同樣輕松愉快的感受，而且他的回憶很生動，甚至富有詩情畫意。比如過草地：
“當過草地時候，大家都認為是極困難的了，我還認為是很好玩的。有草，有花，紅的花，黃的花，都很好看，幾十里地都是，還有大的森林與樹木。草又是青青的，河流在草地上彎彎曲曲的，斜斜的一條帶子一樣往極遠處拐了去……牛羊群在草地里無拘束地自由上下，也是極有趣的。也許是因為自己帶著樂觀性吧。”
在經過十分兇險的草地時，這對革命夫妻還有閑情逸致欣賞大自然的美景，產生“好玩”、“有趣”的美好體驗，這是很多人無法想象的。看來，當時他們的身體都很強健，應該是一個重要因素。而且，朱德從小就非常喜愛名山大川，“素喜泉林，厭塵囂”，“不大喜歡熱鬧的大城市，在那兒住久了總是不大舒服，旅行中間就舒服”。若干年以后，一些經過長征的老紅軍感嘆說，其實他們走過的那些令人生畏的大草地，風景是非常美麗的，但那時的人們時刻面臨死亡的威脅，大多沒有任何心思去欣賞美景，朱德卻能看得興味盎然。
朱德還說過這樣一段總結性的話，使他對長征的獨特感受具有了超越時空的價值和意義：
“我的腦筋也是與身體相同。問題就從來沒有放松過。處處想得到，也想得遠。就是怎樣困難，也解決得開。從來就沒有認為什么是沒有辦法，相當地有點樂觀主義。”
“逢到極困難事情，一旁人看起來極復雜十分難解決了，但是我們好像沒有那么回事一樣。他也就變得好些，不那么慌張了。當為一個領導者，愈是困難，愈要鎮靜。……所謂履險如夷，也還是平平常常就過去了。愈危險，愈需要冷靜、平淡，就容易把問題處置得很恰當。在草地上，生活上，那可以說是人生極大的最艱苦的階段了。但我覺得是很有味道！雪山，草地，各種民族，很豐富了一些歷史、地理的各種經驗……”
了解朱德長征經歷的人，可以掂出朱德這段話沉甸甸的分量。他三過雪山、草地，經歷了長征中幾乎所有重大的政治和軍事事件，特別是與張國燾的斗爭，可謂驚心動魄。在那些生死存亡的時刻，如果朱德做不到“愈是困難，愈是鎮靜”、“愈危險，愈需要冷靜”，后果會迥然相異。
朱德的野外生存能力非常強。他很善于找野菜是出了名的。在荒無人煙的茫茫大草原和高海拔的康北高原上，他不僅帶著部隊挖野菜、捕魚、打獵，還號召并親自動手用羊毛捻毛線來織毛衣、毛襪等，戰勝饑餓和嚴寒。這個農家子弟從小養成的聰明勤勞和特別能耐苦的習慣此時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回溯歷史，朱德也曾經歷過人生的艱難時段。當他厭倦和失望于舊軍隊的生活，想尋找新的道路，到上海找到了陳獨秀，要求入黨時，陳獨秀鑒于他當時的身份，沒有立即接受他，而且態度冷淡，這使他感到極度痛苦，他自稱曾經歷“絕望和混亂”。但他清楚，這是因為他“一只腳還站在舊秩序中，另一只腳卻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他沒有灰心，轉而漂洋過海，終于在遙遠的歐洲加入了黨組織。“我們到達了柏林，感到很舒服，像瘋狂了一樣，身體也強，精神也有，一切目的都達到了，快樂得很。”看來，有著堅定信念的人，不論前面的道路有多曲折，都總是不那么容易慌張和絕望的。
讀了朱德夫婦的長征回憶，人們在贊嘆他們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的同時，不難從中學到一種對待人生逆境、險境的達觀態度。在長征中，朱德是一個紅軍高級軍事領導者，肩上承擔的責任重如泰山。那時他需要考慮的完全不是什么一己之安危，而是整個革命隊伍的生存問題。而細細體味朱德回憶長征的話，正是一個有著大無畏精神的革命領導者對如何應對困境、險境、絕境的深刻總結：面臨危難緊急境況時，首先應該鎮定、冷靜，而且“愈是困難，愈是鎮靜”。有犧牲的勇氣，將個人生死置之度外，是做到這一點的必要條件。如朱德所說，“個人是無所謂的”。而對于一個身負千萬人命運的領導者來說，必須動腦子，想辦法，度過難關險境。必須于緊急危困之中學會生“靜”、生“勇”、生“智”，方能“履險如夷”、“化險為夷”。
在康克清的回憶里，與她同行的人們，那些同樣久經考驗、信念堅強，而身體卻未必個個強健的革命者，在長征途中的表現也十分樂觀。這也正是中國工農紅軍這個群體能夠戰勝無數艱難困苦，最后絕處逢生的一個很大的原因。不清楚與她同行的這一群人中除了蔡暢外都有誰，但“吃過的好東西”云云，令人想起，鄧小平等人在長征中也經常在一起爭論過回鍋肉是四川的好吃還是湖南的好吃之類的話題。這些“精神會餐”，為同行的戰友放松了心情，也表達了對兇險敵情的一種蔑視，正所謂“愈是危險，愈是冷靜平淡”。再舉一例：面對敵人的圍追堵截，毛澤東一面在“用兵如神”地指揮著戰斗，一面也時時靈感如泉，用“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礴走泥丸”等樂觀豪邁的詩句，來抒發他對長征的藝術體驗。這些革命的引航者，就是這樣在或欣賞美景，或談笑風生，或詩情奔涌中，精心運籌著戰勝敵人和自然艱險的大計。
所以，朱德、康克清的“樂觀性”的長征回憶，在杰出的領導者中其實是一個如何戰勝艱難險阻的普遍經驗，我們大約可以把它概括為“樂觀的心態”、“冷靜的精神”，再加上“智慧的頭腦”。
〔作者李琦，女，中央檔案館副研究館員，北京10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