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在有關中國人口的問題上，流傳著這樣一種說法：建國后前３０年我國人口之所以驟增數億，主要原因就是２０世紀５０年代毛澤東錯批了馬寅初和他的“新人口論”。所謂“錯批一人，誤增三億”的說法，就很具有代表性。
筆者根據現已發表的有關文獻資料，經過分析和探討，認為這種觀點不僅不符合歷史事實，妨礙了人們對中國人口增長問題的正確認識，而且還在很大程度上歪曲了毛澤東的人口思想。事實上，毛澤東有關計劃生育的思想是相當豐富而精彩的，他對我國計劃生育國策的提出和實施，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奠基性的作用。
一、毛澤東計劃生育思想的提出
２０世紀五六十年代，世界人口空前膨脹，中國也是如此。從世界人口增長規律來看，往往在戰爭結束以后，都會出現一個人口迅速增長的階段。新中國成立后，由于社會安定、生產發展和醫療衛生條件的改善，人口再生產出現了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的勢頭。一方面由于人口快速增長，另一方面由于舊中國長期黑暗統治造成“一窮二白”的局面一時難以扭轉，相對落后的生產力難以承受人口迅速膨脹的壓力，使國家在安排人民群眾衣、食、住、行、醫療、教育、就業等方面都遇到很大困難。因此，節制生育的問題開始受到一些有識之士的關注。
據有關資料記載，早在１９５０年，新中國政務院政務委員、有“和平老人”之稱的邵力子就提出了節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長的主張。【《陳云與馬寅初》，華文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１月版，第１０４頁。】１９５４年９月，邵力子又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發言中強調要節制生育和傳播避孕知識。同月１８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他的發言。無疑，這個信息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當時最高領導層的認同態度。
另一位對新中國人口問題高度關注的是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他根據１９５３年我國第一次人口普查的結果和他連續三年在浙江老家調查得到的大量材料，通過分析和研究，認為我國的人口增殖率（約２０‰）已大大高于資金積累率，這樣下去勢必會影響國民經濟的發展，因此，必須控制人口增長。１９５５年７月，已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的馬寅初，在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作了題為《控制人口與科學研究》的發言，提出了他的人口控制理論。１９５７年６月，馬寅初在一屆人大四次會議上再次作了書面發言，闡述他的人口控制理論。７月５日，《人民日報》第一版整版刊登了他的發言，標題就是后來引起軒然大波的《新人口論》。《新人口論》的主要觀點是：（一）我國人口增殖速度遠遠高于資金積累速度。（二）要加速積累資金。（三）批判馬爾薩斯人口理論。（四）從工業原料、促進科學研究以及糧食等方面考慮，主張非控制人口不可。（五）建議國家定期進行人口普查，制定人口政策；節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長；提高人民科學知識水平；提倡晚婚、避孕，實行計劃生育；政府對生育要有具體干預措施，等等。
建國初期嚴峻的人口狀況，同樣也引起了中央領導人的注意，他們開始在不同場合先后提出了節制生育、實行計劃生育的主張。
從現有資料看，在中央領導人中，最早提出節育主張的是鄧小平。１９５３年８月，時任政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敏銳地感到節育對中國的經濟與社會發展有著重大意義。針對當時衛生部未經認真研究就草率地采取反對節育的政策，他指出，應立即糾正禁止避孕藥和用具進口的做法。在他的敦促下，衛生部于１９５４年７月修訂下發了《避孕及人工流產辦法》。
１９５４年１２月２７日，劉少奇專門就節制生育問題召開有關單位負責人座談會，并作了《提倡節育》的重要講話。他說：“現在我們要肯定一點，黨是贊成節育的。”【《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１２月版，第１７１頁。】他還指出：節育問題除口頭宣傳之外，可先搞一個黨內指示，在黨刊上發表，統一黨內思想。
１９５５年２月３日，周恩來在國務院干部會議上作《動員和團結全國人民完成國家過渡時期總任務和反對國內外敵人的斗爭》的報告，其中指出：“要在我們干部中間提倡邵老提議的節育的辦法。”【《中國計劃生育全書》，中國人口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３月版，第１４０５頁。】１９５６年９月，他在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作的《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中又指出：“我們贊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適當的節制。”“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必須繼續發展衛生醫療事業，進一步開展體育運動，并且適當地提倡節制生育。”【《周恩來經濟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２月版，第３２４、３２３頁。】１９５７年８月２０日，陳云副總理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的發言中指出：“中國人多，必須提倡節制生育。這是有關經濟建設的大問題。”“節制生育的措施，要十年、二十年以后才能見效。中央和各省市都要成立專門委員會，來抓這件事情。”【《陳云文選》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５月版，第６８頁。】那么，作為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和主要決策者的毛澤東，又是什么時候開始重視“節育”這個問題，并進而提出計劃生育思想的呢？從目前已公開發表的材料看，毛澤東最早提出節育和計劃生育的思想，是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１２日同南斯拉夫婦女代表團的談話中。他指出：“過去有些人批評我們提倡節育，但是現在贊成的人多起來了。夫婦之間應該訂出一個家庭計劃，規定一輩子生多少孩子。這種計劃應該同國家的五年計劃配合起來。目前中國的人口每年凈增１２００萬到１５００萬。社會的生產已經計劃化了，而人類本身的生產還是處在一種無政府和無計劃的狀態中。我們為什么不可以對人類本身的生產也實行計劃化呢？我想是可以的。我們有一位民主人士叫邵力子，他就提倡節育。”【《毛澤東文集》第７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６月版，第１５３頁。】毛澤東的這段話主要有三層意思：一是提倡節育；二是提倡家庭有計劃的生育，家庭的生育計劃應該同國家的生產計劃相配合；三是人類應該有計劃地控制人口再生產。應該指出，這里所說的節育與計劃生育的內涵是有所區別的。所謂節育，是指夫妻采用各種避孕方法節制生育，是計劃生育的重要措施之一。所謂計劃生育，則是指有計劃地生育子女。根據我國８０年代憲法的解釋，計劃生育是指按照實際情況，除人口稀少的少數民族地區和有些地區以外，提倡晚婚和節制生育，采用科學方法，有計劃地安排生育【《辭海》，上海辭書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９月版，第１５９２、１０９０頁。】。毛澤東在這段話里，不僅贊同提倡節育的做法，而且提出了計劃生育的思想。可以說，他是黨和國家領導人中提出計劃生育思想的第一人。
稍后的１９５７年２月２７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強調：“要提倡節育，要有計劃地生育”；“要研究有計劃地生育的辦法”。在３月１日的會上，針對馬寅初關于人口控制理論的演講，他說：“這個問題很值得研究，政府應該設機關，還要有一些辦法”。【《中國計劃生育全書》，中國人口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３月版，第１３１頁。】從這里不難看出，毛澤東在十分莊重而嚴肅的重要會議上，已經正式提出了計劃生育的主張。
毛澤東在５０年代中期就開始提倡計劃生育，不僅說明了毛澤東的戰略眼光，也說明善于接受新思想、新事物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對我國人口問題的重視程度。相對于當時整個國際社會還普遍未對世界人口膨脹作出快速反應的狀況，這是多么難能可貴！
二、如何正確理解毛澤東的計劃生育思想
在研究毛澤東計劃生育思想的過程中，存在一個讓人頗為困惑的現象，即毛澤東的論述中出現過一些前后似乎矛盾的提法。不承認或回避這個現象，不是科學的態度。只有客觀地、科學地去分析，才能使人比較全面、準確地理解毛澤東的計劃生育思想。
第一，應從戰略角度認識和理解毛澤東的計劃生育思想。
毛澤東關于計劃生育的思想，是從戰略意義上講的，它不同于我們通常講的計劃生育政策。毛澤東的計劃生育思想，既不是就人口論人口，也不涉及某種計劃生育的具體模式，因此，不能片面地把它理解為一般意義上的有計劃地限制人口增長的政策。正如毛澤東１９５７年３月１日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的那樣：“總而言之，人類要自己控制自己，有時候使他能夠增加一點，有時候使他能夠停頓一下，有時候減少一點，波浪式前進，實現有計劃的生育。”【《中國計劃生育全書》，中國人口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３月版，第１３１頁。】在這里，毛澤東的基調是控制人口增長，但是他同時又認為，計劃生育并不等于減少人口，而是主張有時多生一點，有時少生一點，這樣有計劃地生育，波浪式地增長。
在毛澤東看來，正如社會生產必須做到計劃化一樣，有計劃地進行人類自身的生產即計劃生育是非常必要的。為了實現計劃生育，節育、避孕作為一種手段、一種措施，也是非常必要的。因此，計劃生育、節育和避孕，這些都是要長期提倡和堅持的，是具有戰略意義的。而對我國某地某時的人口究竟是多是少，是否需要控制增長，以及我國人口達到多少是控制限度等等問題，毛澤東認為它們是隨著當時當地的人口多少、人口增殖率、群眾的接受程度和生產力發展的速度、糧食供應情況以及國際國內環境等等因素的變化而變化的。在和平的國際國內環境下，在人口多、生產力發展速度較慢、糧食短缺的地區，人口出生率可降低一點；在生產力發展速度較快的時候，人口出生率可再提高一些。
對于這一思想，毛澤東曾有多次表述。在１９５７年２月２７日至３月２日召開的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他一方面提出“要提倡節育，要有計劃地生育”；一方面又在會議結束語的提綱中寫到：“控制在六億人口（控制一個時期少增長，以待條件具備，再作適當增長）。”【《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６冊，中央文獻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１月版，第３６２、６３６頁。】在１９５８年１月２８日召開的最高國務會議第十四次會議上，毛澤東一邊說：“人多好還是人少好？我說現在還是人多好”；一邊又說：“我是贊成節育的，并且贊成有計劃地生育的。”【《中國計劃生育全書》，中國人口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３月版，第１３２頁。】１９５８年７月９日，毛澤東同邵力子、陳叔通、黃炎培、章士釗等民主人士談話，在談到人口問題時，他一面說：“人口問題，目前還不嚴重，可在達到八億時再講人口過多”；一面又講：“但對計劃生育，仍應實施。”【《陳云與馬寅初》，華文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１月版，第１５２、１４３頁。】歸納以上毛澤東的論述，可以看出，在戰略大局上，毛澤東是主張計劃生育的；但是在具體政策措施上，譬如人口控制數量究竟是六億合適還是八億合適，他心里又確實沒有定數，所以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前后不相協調的提法。
第二，應從當時中國特定的環境來分析和理解毛澤東的計劃生育思想。中國擁有豐厚的人口資源，這是歷史形成的。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國，面臨著如何快速發展經濟這一難題，也是歷史造成的。人口眾多，給國家的發展造成巨大壓力，而換個角度看，這也是一種優勢。這一點，毛澤東已經看到了，如他在１９５７年２月１４日接見全國學聯委員時指出的：“中國人多也好也壞，中國的好處是人多，壞處也是人多。”【《中國計劃生育全書》，中國人口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３月版，第１３１頁。】并且在一定時期內，他比較多地強調人多的優勢一面。這在物質基礎和科技水平十分落后的情況下，確曾起過積極的作用。
對于人多的優勢一面，毛澤東早在建國前夕就有論述。他在１９４９年寫的《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一文中指出：“中國人口眾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辦法，這辦法就是生產。”“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毛澤東選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６月第２版，第１５１１－１５１２頁。】這兩段話從人的主觀能動性上說明了人多的好處。中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以后，在毛澤東看來，建設速度問題是一個突出的政治問題。由于中國的科技水平和工業化程度都很低，要想在短時間內提高生產總量，就必須增加勞動總量和提高勞動效率。這樣，就造成了對人口資源和勞動力資源的依賴。１９５８年１月２８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指出：“現在人多一些，氣勢旺盛一些。”“我是不怕的，再多兩億人口，我看問題就解決了。”【《中國計劃生育全書》，中國人口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３月版，第１３２頁。】３月２３日，他又在成都會議上陶魯笳發言時插話說：“要破除迷信，‘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多年來認為耕地太少，其實每人二畝五分地就夠了，宣傳人多，造成悲觀空氣，不對。應看到人多是好事，實際人口七億五到八億時再控制。現在還是人少，難叫農民節育……”【《中國計劃生育全書》，中國人口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３月版，第１３２頁。】之后，《紅旗》雜志創刊號上又發表了毛澤東４月１５日寫的《介紹一個合作社》，文中指出：“除了黨的領導之外，六億人口是一個決定的因素。人多議論多，熱氣高，干勁大。”不難看出，在這里毛澤東不是從整個人口政策角度講的，而是從人在生產建設中的主體地位方面強調了人多的優勢一面。
第三，應從思想發展變化的全過程來看毛澤東的計劃生育思想。前面講到，毛澤東是計劃生育思想的決策者和奠基人之一。但是，他關于計劃生育和控制人口的思想，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其中也出現過起伏和曲折，產生過片面性。大體上說，在１９５８年發動“大躍進”以前，他是積極主張實行比較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的。
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９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就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方法和步驟作了指示，他在講話提綱中寫道：“人口問題：三年試點，三年維護，四年普做，達到計劃生育，是否可能？”他還在講話中指出：“計劃生育，也來個十年規劃。少數民族地區不要去推廣，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廣。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進行試點，逐步推廣，逐步達到普遍計劃生育。計劃生育，要公開作教育，無非也是來個大鳴大放、大辯論。人類在生育上頭完全是無政府狀態，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將來要做到完全有計劃的生育，沒有一個社會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來做，那是不行的。”【《毛澤東文集》第７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６月版，第１５３、３０８頁。】１３日，毛澤東又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三次會議上指出：“計劃生育也有希望做好。這件事也要經過大辯論，要幾年試點，幾年推廣，幾年普及。”【《中國計劃生育全書》，中國人口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３月版，第１３２頁。】這一時期毛澤東的人口思想有三個特點：其一，強調實施計劃生育；其二，指出計劃生育要分階段、有步驟地進行；其三，計劃生育在不同地區要有不同政策。這些寶貴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為８０年代中國大規模推行計劃生育奠定了政策性基礎。
１９５８年后，是毛澤東人口思想起伏最大的時期。為了依靠群眾運動取得經濟增長的高速度，他突出強調人多熱氣高、力量大，忽視了人口迅速增長的負面作用，因而在實踐中產生了嚴重的偏差。
進入６０年代，“大躍進”的嚴重挫折和人口反彈造成的巨大壓力，又促使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重新強調計劃生育工作。１９６０年４月，在全國人大二屆二次會議上通過的、毛澤東主持制定的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中，列出了宣傳和推廣節制生育條款，規定：“除了少數民族地區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傳和推廣節制生育，提倡有計劃地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過重的生活負擔，使子女受到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就業的機會。”【《中國計劃生育全書》，中國人口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３月版，第１４０７頁。】１９６１年９月２２日，周恩來在同外賓談話時指出：在人口密集的地方和工業區，采取節制生育，看來是有效的。節育方針應該繼續下去，節育的意義不只是在經濟上，而且還有精神方面。【《中國計劃生育全書》，中國人口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３月版，第１４０７頁。】
１９６３年９月１６日至１０月１２日，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召開的第二次城市工作會議上，第一次提出了城市人口增長指標。１９６４年１月１５日，國務院召集有關部門開會，研究成立國務院計劃生育委員會，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兼任委員會的領導工作。１９６５年８月２０日，毛澤東接見衛生部部長錢信忠時說：“天津計劃生育不要錢，看來國家出了錢，實際是劃得來的。”還說：“你們開展農村衛生工作后，要搞節制生育。”【《中國計劃生育全書》，中國人口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３月版，第１３２頁。】同年９月１８日至１０月１２日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提出，計劃生育的重點應當轉向農村。這些情況表明，在黨中央的有力推動下，我國的計劃生育工作正在走入正軌，進入大規模的實施階段。遺憾的是，１９６６年爆發“文化大革命”，黨和國家的正常秩序遭到嚴重破壞。這個時期，雖然毛澤東的節制生育思想沒有動搖，但是計劃生育工作已經失去了實施的條件和環境。國務院許多機構都被撤銷。１９６８年１１月，國務院計劃生育委員會被取消，全部工作人員都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勞動鍛煉，各省、直轄市、自治區的計劃生育機構也不能正常開展工作。因此，這一時期，形成了一個無秩序的生育高峰。
７０年代初期，我國計劃生育工作開始重新走上正軌。這時，國內人口的總數達到八億左右（如上述，這是毛澤東曾設想的最佳人口總量的預期目標），給社會帶來的巨大壓力，使人們對人口膨脹的副作用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同時，整個社會對計劃生育工作的理解和支持程度也大大提高了。我國的計劃生育工作至此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在這個時期，毛澤東對計劃生育工作的強調程度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時期。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１８日，他在同美國友人埃德加?斯諾談到節育問題時說：“農村里的女人，頭一個生了是個女孩，就想要個男孩子。第二個生了又是女孩……一共生了九個，都是女孩子，年齡也４５歲了，只好算了。”因此指出：“重男輕女，這個風俗要改。”１９７２年７月２４日，他在一次談話中指出：“關于避孕工作，我看要送上門去。”１９７５年１月，他還提出：“人口非控制不行。”【《中國計劃生育全書》，中國人口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３月版，第１３３頁。】以上事實說明，只有從戰略角度、從發展的角度、從當時國際國內的環境來認識毛澤東關于計劃生育的論述，才能比較全面、準確地理解毛澤東的節育和計劃生育思想。
三、我國人口驟增的原因
首先，應該看到，我國的人口膨脹脫離不了世界人口膨脹這個大環境。２０世紀五六十年代是世界人口空前膨脹的時代，西方學界稱之為“人口爆炸”的時代。而當時整個國際社會對此卻沒有作出迅速反應，直到２０世紀７０年代，各國才陸續開始采取控制措施。尤其是在占世界人口３*/４的發展中地區，如泰國、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尼日利亞、巴基斯坦、墨西哥、巴西等國家，都在經歷了經濟和科技文化落后條件下的人口持續高增長所造成的痛苦之后，經過一番醞釀和準備，從７０年代起，毅然放棄了傳統的鼓勵人口增長的政策，改為采取節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長的新政策。在這種形勢下，中國作為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從７０年代開始推行計劃生育、采取堅定地控制人口增長的政策，客觀上是順應世界控制人口的時代潮流的。此前，我國的人口驟增，也是世界大潮的一部分。
其次，應該看到，即便是５０年代就開始推行計劃生育政策，如果客觀條件不成熟，仍然達不到控制人口增長的目的。比如印度，１９５２年開始實行節制生育政策，是世界上宣布實行人口控制政策最早的國家，但至今仍未控制住人口高增長的勢頭。原因主要有三點：第一，印度長期封建割據而遺留下來的種姓林立、語種繁多、宗教紛爭、大家族制等，造成政令難以貫徹執行；第二，傳統的重男輕女思想根深蒂固，造成多生育、多生男的風俗習慣；第三，印度政府雖然建立了一些與人口控制政策相關的機構，并撥有一定數量的資金從事計劃生育工作，還制定和頒布了一系列帶強制性的法律法規等，但仍然力度不夠。因此，要有效推行計劃生育政策，主客觀條件缺一不可，片面強調哪個方面都是不正確的。
同樣，我國５０年代中后期至６０年代，未能有效推行節育和計劃生育政策，也離不開主客觀因素的影響。從我國人口狀況看，２０世紀五六十年代人口的高增長雖然引起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重視，并提出了節育和計劃生育的主張，但由于當時全社會對節育和計劃生育的認識非常有限，特別是在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村，推行節育和計劃生育工作極其困難。分析原因，主要有三點：第一，幾千年封建舊思想的殘余根深蒂固，只要經濟條件許可，人們就忙著娶妻生子。第二，長期以來，人們一直把地大物博、人口眾多視為我國的優勢，是值得自豪的事。中國歷史上的繁榮時期，如貞觀之治、康乾盛世，都是以人口增長作為興盛的一個重要標志。第三，在生產力水平還很低下的農村，人們仍然把增加勞動力作為提高生產能力的一條重要途徑。因此，許多人從心底里對節育和計劃生育政策有著強烈的抵觸情緒。這些原因客觀上給我國五六十年代節育和計劃生育的推行工作造成很大困難。也許正因如此，毛澤東在節育和計劃生育問題上特別強調要尊重群眾的意愿，要考慮群眾的接受程度。他再三指出：計劃生育先要多宣傳，多教育，再進行試點和逐步推廣，通過幾年努力，然后全面鋪開；計劃生育要注意政策，少數民族地區和人少的地方暫時不要搞。“要做到完全有計劃的生育，沒有一個社會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來做，那是不行的。”有人一味指責毛澤東不早搞計劃生育，殊不知五六十年代的主客觀條件完全不同于七八十年代，七八十年代能辦得到、行得通的事情，在五六十年代就不一定辦得到、行得通。如果群眾認識不到或接受不了的事情，即便是用行政力量強行推廣，恐怕結果也只能是適得其反。當時陳云副總理也強調，提倡節制生育，要根據國情，注意宣傳教育，尊重群眾意愿。他說：“在中國社會里，節育不大好講，不但女同志怕羞，男同志也怕羞，不好意思去買避孕工具。所以，要廣泛宣傳，使大家不以為羞。”【《陳云文選》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５月版，第６８頁。】第三，把建國后我國人口驟增數億的主要原因，完全歸結為毛澤東錯批了馬寅初和他的“新人口論”，這種說法過于簡單化，是缺乏充分的事實根據的。
從人口學的角度來說，我國人口驟增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這期間我國人口出生處于兩次生育高峰。第一次是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５７年。從戰后人口增長規律看，由于建國后人民生活安定、經濟恢復發展、醫療衛生條件改善，使人口出生率大增，死亡率下降，形成了第一次生育高峰。這次人口生育高峰是不可避免的。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是從１９６２年到１９７２年。這次生育高峰出現的主要原因有兩點：一是在自然災害造成的三年困難時期，由于人口出生率的大幅度下降和死亡率的提高，使人口出生率從１９６２年下半年起發生強烈反彈，一些在困難時期推遲結婚或推遲生育的夫婦補償性地加強了生育行為。二是“文化大革命”的沖擊，使人口出生處于無政府狀態，再次出現生育高峰。
再來看毛澤東計劃生育思想的發展變化同這兩次人口生育高峰的出現，兩者并無直接的因果關系。其一，在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０年“大躍進”期間，毛澤東的計劃生育思想曾一度放松，錯批馬寅初和他的“新人口論”就發生在這個時期。１９５８年５月４日，政治局候補委員陳伯達在北京大學６０周年校慶大會上講話時說：“馬寅初要對他的‘新人口論’作檢討！”【楊建業著《馬寅初傳》，中國青年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９月版，第１６９頁。】５月５日，在黨的八大二次會議工作報告中，又不點名地批判了馬寅初和他的“新人口論”，報告指出：“某些學者甚至斷定，農業增長的速度還趕不上人口增長的速度。他們認為，人口多了，消費就得多，積累就不能多”。“他們只看到人是消費者，人多消費要多，而不首先看到人是生產者，人多就有可能生產得更多，積累得更多。顯然，這是一種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１１冊，中央文獻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１月版，第３０９頁。】從此，在北大以至全國，掀起了一場批判馬寅初的運動。１９５９年在時任中央文教小組副組長兼中央理論小組組長的康生的直接插手下，對馬寅初的批判又一次升級，從學術領域擴大到理論界乃至一切領域。【楊建業著《馬寅初傳》，中國青年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９月版，第１７０頁。】
但迄今為止，尚未發現毛澤東直接批評或授意陳伯達、康生批評馬寅初的史料。按理說，這一時期的人口出生率應該有所增加，但是實際情況相反，這段時間我國人口出生率不但沒有上升，反而大幅度下降。據有關專家統計，人口出生率由１９５７年的３４.０３‰下降到１９６１年的１８.０２‰。其原因除了三年自然災害造成的經濟困難帶來的結果之外，還有１９５８年開始的“大躍進”搞人海戰術，將大批農民抽出去修水庫等等，人為造成夫妻分居。其二，在１９６２年到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之前這段時間，即我國人口第二次生育高峰時期。由于“大躍進”失敗的教訓和人口反彈造成的壓力，使毛澤東的計劃生育思想開始復蘇。這一時期，黨中央和國務院為實施計劃生育做了大量工作，成立了國務院計劃生育委員會。但由于當時社會上對計劃生育認識的局限性，以及我們對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的到來認識不足，造成計劃生育工作實施力度不夠，只在一些大中城鎮進行，未在人口占多數的廣大農村進行。這一時期，雖然毛澤東對計劃生育開始重新認識，但是并未能阻止或推遲我國人口第二次生育高峰的到來。其三，“文化大革命”時期，毛澤東的計劃生育思想不但沒有改變，而且盡可能加大了計劃生育工作的力度。計劃生育工作的歷史性轉折就產生于這一時期。但由于國家的正常秩序被破壞，計劃生育工作失去了實施環境，我國人口繼續呈現第二次生育高峰的勢頭。由此可見，毛澤東計劃生育思想的發展變化對兩次人口生育高峰的形成沒有直接影響。
通過回顧毛澤東在建國后不同時期有關節育和計劃生育的論述，可以得出這樣的基本認識：毛澤東是贊成控制人口的，在實踐中也積極主張和實施計劃生育，他對計劃生育工作想得很深，考慮也很細膩。雖然在這個過程中，由于客觀情況和主觀認識的一些變化，曾使毛澤東對計劃生育工作一度有所放松，但是，縱觀全局，應該說毛澤東最終還是計劃生育主張的堅定支持者。正是在他的領導和推動下，中國計劃生育工作步入了大規模實施的歷史階段。因此，所謂“錯批一人，誤增三億”的說法，是一種對社會輿論的誤導，不利于人們全面地、客觀地、實事求是地認識和把握新中國人口一度迅猛增長的根本原因。
(來源：《黨的文獻》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