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購統銷，是國家對關系國計民生最重要的商品實行有計劃的統一收購和統一供應的一項政策。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時任政務院副總理兼中財委主任的陳云，在主持全國財政經濟工作期間，針對國內糧食緊張的嚴峻形勢，先后在全國范圍內實行了對糧食等幾種主要農產品的統購統銷政策。在當時經濟發展水平比較低、基本商品匱乏的情況下，這項政策的實施，有效地保障了廣大人民基本生活資料需要，穩定了市場物價，從而促進了經濟建設。在新中國經濟發展史上，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頁。雖然糧食統購統銷政策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但研究這項政策的產生及其發展，至今仍然有著深遠的歷史意義和重大的現實意義。
一、研究概況
50年來，理論、學術界對陳云與糧食統購統銷的研究，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初步探索階段。從1953年11月糧食統購統銷政策開始實行到1980年11月《陳云同志文稿選編（1956—1962年）》一書出版（黨內發行）之前。
這一階段關于糧食統購統銷的文章，主要是工作層面上的，而較少研究性的。大致有三類：一類是統購統銷政策出臺后新聞媒體的宣傳報道，如：林洪的《政法部門應保障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的貫徹執行》【《人民日報》1954年3月7日。】、《農村糧食統購統銷工作的新發展》【《人民日報》1955年8月29日。】；一類是各省市地區間的情況介紹和經驗交流，如：《華東地區糧食統購工作的主要經驗》【《新華月報》1954年第10號。】、《便利群眾有利國家安徽改變糧食供應辦法》【《人民日報》1957年10月30日。】；一類是政策實施一段時間后的總結評價，如：康偉中的《糧食統購統銷的重大成就》【《人民日報》1954年11月3日。】等等。需要說明的是，雖然這些文章反映了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下人們的認識水平，有一定歷史局限性，但是，這些文章對以后研究陳云與糧食統購統銷這一課題，還是具有重要史料價值的。
第二階段，全面評述階段。從1980年11月《陳云同志文稿選編（1956—1962年）》出版（黨內發行）到1983年。
這一階段出版的《陳云同志文稿選編（1956—1962年）》和《陳云同志文稿選編（1949—1956年）》兩本書，比較集中地反映了陳云建國后13年的主要經濟思想和實踐活動，它不僅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正在進行的經濟調整工作和總結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指導，而且也推動了人們對陳云經濟思想的全面研究。尤其是這兩本書中的《實行糧食統購統銷》、《食油產銷情況及處理辦法》和《堅持和改進糧食的統購統銷》等歷史文獻，為研究陳云與糧食統購統銷思想提供了重要根據。
這一階段，對陳云與糧食統購統銷思想的評述和研究，多出現在學習輔導讀物和學習體會文章中。如：梅行為《陳云同志文稿選編（1949—1956年）》一書撰寫的后記中，第一次對陳云提出實行的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的形成背景和形成過程，政策的改進和發展，以及必要性和作用，作了比較全面的述評，為讀者提供學習指導。曾在陳云身邊工作過的周太和發表的《建國初期經濟戰線上的“三大戰役”》一文，對陳云當年制定和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的過程進行了全面回顧。紅旗雜志社理論教育編輯室編的《陳云同志建國后一個時期的論著學習提要》一書中，專門有一章論述陳云提出的糧食統購統銷政策。鄧力群在《向陳云同志學習做經濟工作》一書中，曾兩次談到陳云提出的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等等。一些學術刊物登載的學習《陳云同志文稿選編》心得體會文章中，也對陳云的糧食統購統銷思想有專門論述，如邵華澤的《堅持求實精神——學習陳云同志1949至1956年的部分文稿札記》【《哲學研究》1982年第10期。】、顧明的《農業?市場?比例——學習陳云同志經濟論著筆記》【《學習與研究》1982年第9期。】、陶和的《學習陳云同志建國后一個時期的論著》【《文匯報》1983年10月26日。】、阮方確的《搞經濟建設要按唯物辯證法辦事》【《求實》1982年第8期。】、龔士其的《學習〈陳云同志文稿選編〉之一至之五》【《理論與實踐》1982年第4至第9期。】等等。
應該說明的是，這時期雖然已經開始改革開放，但仍然是“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觀點占主流地位，人們對“商品經濟”的認識水平還很低，對計劃經濟體制下實行的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的認識仍有一定局限性，因此這一階段論著的特點是：正面、積極的宣傳輔導和心得體會較多，理論性研究較少。
第三階段，深入發展階段。從1984年至今。
這一階段，對陳云統購統銷思想研究的主要特點，呈現出研究內容的逐步深入和論著形式的多樣化。由于1984年7月《陳云文選（1949—1956年）》的公開出版，由于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所指出的：社會主義經濟“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由于1983年后農業上糧棉等農產品供應緊張狀況大大改善的新趨勢，這三個客觀因素的存在，使學術界、理論界對我國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關注和探討成為一個熱點。毫無疑問，這里自然要涉及到對陳云提出的統購統銷政策的重新評述和思考。尤其是1985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又取消糧食、棉花等農產品的統購政策，實行多種渠道經營，糧食統購統銷政策至此基本完成它的歷史使命，人們更加覺得有必要對陳云提出的統購統銷政策進行重新審視和全面評價，并且這種評價和反思很快就形成了又一輪研究高潮。
這一時期比較具代表性的論著有：吳碩的《糧食流通體制的戰略性大改革》【《經濟研究》1985年第3期。】、崔曉黎的《統購統銷與工業積累》【《中國經濟史研究》1988年第4期。】、朱丹的《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在湖北的實施及影響》【《當代中國史研究》1995年第1期。】、武力的《中國計劃經濟的重新審視與評價》【《當代中國史研究》2003年第4期。】等。在一些研究陳云經濟思想的專著中對此有比較系統完整論述的有：王杰的《陳云經濟論著研究》【王杰：《陳云經濟論著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陳光林的《陳云經濟思想研究》【陳光林：《陳云經濟思想研究》，山東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劉鳳岐的《陳云經濟思想研究》【劉鳳岐：《陳云經濟思想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等。還有，在一些權威研究機構編輯的書籍中對這一政策的評述也汲取了近年來學術、理論界的新認識，如：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修訂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撰寫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1年版。】、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撰寫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版。】等。這些成果都具有很強的理論性和學術性。
特別要提到的是，2000年，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的《陳云年譜（1905—1995）》的出版，不僅為陳云生平和思想的全面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第一手材料，同時，也為陳云與統購統銷的研究增添了大量新的史料內容。
此外，這一階段，對陳云提出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的全面記錄和評述，還出現在其他一些形式的作品中，如回憶錄、紀實文學、紀念文集等。其中《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一書，作者薄一波以主要當事人之一的身份，全面而詳盡地評述了當年實行糧食統購統銷的決策、發展過程，有很強的學術性和史料價值。還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組織編輯的《陳云與新中國經濟建設》、《陳云和他的事業——陳云生平與思想研討會論文集》【《陳云與新中國經濟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陳云和他的事業——陳云生平與思想研討會論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孫業禮、熊亮華的《共和國經濟風云中的陳云》【孫業禮、熊亮華：《共和國經濟風云中的陳云》，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一書，劉國新的《大業雄圖——1954年的中國》【劉國新：《大業雄圖——1954年的中國》，中國工人出版社2000年版。】一書等，也有相當的影響。
二、主要問題
多年來，學術界對陳云與糧食統購統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
（一）關于陳云提出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多數研究者認為：陳云1953年提出并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是由當時的具體歷史條件所決定的，因而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主要論點有二：
其一，最直接的原因是為了解決當時日趨緊張的糧食供求矛盾。隨著國民經濟和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開始，城市和工業對糧食的需要大量增加；農民生活逐步改善，食用糧增多，商品糧減少；加之糧食自由市場的存在和投機商的搗亂；再加上1953年東北水災糧食減產和農民因此產生的余糧惜售思想等等。這些因素，致使國家糧食收購計劃難以完成，而銷售計劃卻大大突破，造成市場供應緊張。如果不設法加以解決，“將不可避免地出現一個嚴重的供銷脫節的混亂局面”；而實行統購統銷政策，“在現在的條件下可以妥善地解決糧食供求的矛盾，更加切實地穩定物價和有利于糧食的節約”。【《中共中央關于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與計劃供應的決議》，《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77—488頁。】
其二，最根本的原因是大規模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和我國落后的小農業經濟之間的矛盾尖銳化。我國從1953年開始“一五”計劃建設，它的主體是建立社會主義工業化，優先發展重工業，但問題在于：首先，工業化建設需要大量資金投入，而剛剛建立起來的新中國是人口眾多、經濟落后的農業國，加上帝國主義的經濟封鎖等等困難，資金嚴重短缺。因此，“為了集中有限的資金保障經濟建設和城市居民的生活，我國實行了統購統銷制度，農產品的收購、城市的物資供應、城鄉之間的勞動力調配，都納入了計劃經濟軌道”。【張化：《建國后城鄉關系演變芻議》，《中共黨史研究》2000年第2期。【其次，工業化建設需要物價穩定，而在當時“糧價穩定是整個物價穩定的關鍵”，因此，“統購統銷決策的實行，是創造物價穩定的決定性步驟”【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81—282頁。】。否則，由糧食供求緊張所導致的混亂局面，將“牽動全面的物價波動，影響整個的國家建設計劃”。【《中共中央關于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與計劃供應的決議》，《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77—488頁。】
所以，“無論從社會主義實行計劃經濟的角度來看，或者從保障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的角度來看，糧食等主要農產品及其加工品的統購統銷，都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必須堅持下去”。“我們的統購統銷，是在農業比較落后的條件下實行計劃經濟的一個必要措施”。【梅行：《我國過渡時期經濟戰線上的三大“戰役”》，《陳云與新中國經濟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19—22頁。】“陳云同志強調，我國實行糧棉計劃管理，是一個長遠大計，只要我國的農業生產還沒有很大提高，就必須堅持這個政策。它是現階段我國為了保證國家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需要而取得主要農產品的基本形式。”【程子華：《回憶解放初期在陳云同志領導下的工作片斷》，《陳云與新中國經濟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88—91頁。】
另外，從改造小農經濟的角度上講，當時我黨已經認識到，糧食供銷緊張現象的出現不是偶然的，“其本質是反映了國家計劃經濟與小農經濟和自由市場之間的矛盾，反映了工人階級領導與農民自發勢力和資產階級反限制的立場之間的矛盾，歸根結底，是反映了社會主義因素與資本主義因素之間的矛盾”。因此，實行統購統銷政策，就是在現在的條件下，“把分散的小農經濟納入國家計劃建設的軌道之內，引導農民走向互助合作的社會主義道路和對農業實行社會主義的改造，所必須采取的一個重要步驟，它是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的一個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中共中央關于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與計劃供應的決議》，《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77—488頁。】
也有研究者不同意認為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是為工業化初期積累資金所采取的必要手段的看法。如崔曉黎認為：我國的糧食統購統銷政策，不同于前蘇聯的義務交售制，不存在以犧牲農業保工業的決策意圖。在1953至1984年間，我國從農業積累的資金通過各種渠道絕大部分又返還到農村，真正從農業積累并用于工業建設的資金十分有限。【崔曉黎：《統購統銷與工業積累》，《中國經濟史研究》1988年第4期。】
還有研究者認為，陳云提出實行的糧食統購統銷政策，是在短缺經濟條件下，搞大規模工業化建設所采取的見效最快的一種措施，是一種暫時的政策。朱佳木認為：對統銷政策，陳云早在開始實行時就說過，這只是暫時措施，“只要工業和農業的生產增加了，消費的生產增加到可以充分供應市場需要的程度，定量分配的辦法就應該取消。”而對統購政策，陳云雖然從我國國情出發，主張長期實行，但也認為應根據客觀情況的變化而加以調整，不能一成不變。【朱佳木：《陳云在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起步過程中的重大貢獻》，《當代中國史研究》1995年第3期。】
（二）關于陳云對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的貢獻
1.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的提出和制定
研究者普遍認為，1953年底開始實行的糧食統購統銷政策，是一項關系到新中國的國計民生的重大舉措，而這一政策從陳云提出到中央作出決策，僅用了半個月時間，這與陳云前期進行了大量細致的調查研究和周密系統的比較論證分不開，這是他運用辯證唯物主義思維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生動體現。
研究者主要從兩個方面論述：一是陳云運用全面、比較、反復的工作方法。“他在作決策時，為了全面了解情況，避免片面性，用百分之九十的時間搞調查研究，提出多個方案進行比較，經過反復思考再作決定。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的制定是突出例子”【王玨、楊榮紳：《怎樣認識學習陳云同志論著的重要意義》，《紅旗》1983年第12期。】。陳云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對1953年的糧食供銷狀況進行了認真的調查分析，認為必須采取堅決的措施，他提出八種方案進行反復比較，并廣泛征求意見，這八種方案是：又征又配，只配不征，只征不配，原封不動，“臨渴掘井”，動員認購，合同預購，各行其是。他還把征購和配售分別比作“黑色炸藥”和“黃色炸藥”，“如果搞不到糧食，整個市場就要波動；如果采取征購的辦法，農民又可能反對。兩個中間要選擇一個，都是危險家伙”【《實行糧食統購統銷》，《陳云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8頁。】，充分比較問題的利害。最后否定了后七種，認為可行的只有第一種方案：又征又配，即農村征購、城市配售（又稱計劃收購與計劃供應，后稱統購統銷）。二是善于抓住主要矛盾。陳云對圍繞糧食供求的各種矛盾關系進行了認真分析，認為必須處理好四種關系，即：國家與農民的關系，國家與消費者的關系，國家與商人的關系，中央與地方以及地方與地方的關系。認為其中難處理的是頭兩種，而最難的是第一種，要充分估計到處理好同農民關系的難度。只要收到糧食，分配是容易的。由于充分、系統、周密的論證，陳云的方案于1953年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上一提出，立即得到了毛澤東、周恩來等的認可和大力支持，10月16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主要體現陳云這一經濟思想的《中共中央關于糧食的計劃收購與計劃供應的決議》，糧食統購統銷政策正式實行。研究者認為，陳云的這種辯證唯物主義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對今天新時期的領導者制定方針政策也具有現實指導意義。
2.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的主要內容及其貫徹落實
研究者們認為，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的基本內容，主要有四項：一是農村征購，即對農村余糧戶實行計劃收購；二是城市定量配售，即對縣以上城市及農村缺糧人口實行計劃供應；三是嚴格市場管理，即國家嚴格控制糧食市場、嚴禁私商自由經營糧食；四是中央統一管理，即中央與地方分工負責的糧食管理政策。這四項政策互相關聯，缺一不可。這四項內容，主要反映在陳云1953年10月10日在全國糧食會議的講話中，中共中央于10月16日作出的《關于糧食的計劃收購與計劃供應的決議》中正式歸納出了這四點。
研究者認為，對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的貫徹落實，陳云也作了具體指示，他強調“必須依靠區鄉干部和黨、團員”、“高級干部也要深入農村一方面幫助基層工作，一方面總結經驗，指導全面”、“要采取很多經濟措施，同時要進行廣泛深入的政治動員”【《陳云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3頁。】等形式。由于根據這些指示，采取了全黨政治動員，各級組織層層指導，干部、黨員和積極分子帶頭等形式，有組織、有步驟、分層次地進行宣傳貫徹，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很快在全國范圍順利貫徹實行。
3.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的完善與發展
有研究者認為：在糧食統購統銷政策不斷完善和發展的過程中，陳云又進行了大量調查研究工作，提出了一系列原則和措施，主要有三點：第一，統購和統銷同時抓，才能全面落實糧食統購統銷政策。陳云深知兩種“炸藥”的危害，強調統購和統銷工作必須一齊抓，才能保持糧食供求平衡，避免市場波動。一方面，他針對由于一些農村出現了初級市場死滯、強迫命令、購“過頭糧”等現象造成了國家與農民關系緊張的情況，提出在農村實行糧食“三定”政策，即定產、定購、定銷。另一方面，對城市糧食定量供應辦法也由粗到細，不斷改善。第二，制定公道的糧食價格和指標，協調各方面經濟利益關系。統購統銷中的糧食數量和價格，直接關系到國家、生產者和消費者三者的利益。陳云認為：“征購要采取公道的價格”，“既對農民合適，也對我們有利”。關鍵是收購的指標和價格要合理、公道，既要遵循價值規律，又要各方面都能承受。這一原則，對我們今天制定農產品價格政策，也有所啟示。第三，組織工業品下鄉，促進農民多賣糧食。農民既是糧食生產者，又是消費者。他們只有賣出糧食，才能買進自己所需要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因此，組織工業品下鄉，對促進農民多賣糧食有很大作用。所以，陳云認為，國家制定工業生產發展計劃時，應盡可能照顧到農民對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需求。開辟農村這一巨大市場，不僅有利于農業生產發展，有利于糧食統購統銷，也有利于工業生產的發展。【劉鳳岐：《陳云經濟思想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還有研究者認為，對統購的產品，不要全部統死，“收購松一點比緊一點好”，這也是陳云總結出的一條規律。糧食統購統銷之后，全國又陸續實行了對油料、棉布等幾種主要農產品的統購統銷。陳云指出，為了調動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在收購過程中，要主動給農民多留一些，切不可收購過頭。他提出：對統購的品種可以分成幾類，有些東西除了自留部分以外，都要給我們，比如糧食、棉花等。有些東西，我們只統購百分之七八十，其余的可以自由出賣，比如煙葉等。有些東西，可以不定任務。【詹武：《按照我國國情發展社會主義農業》，《陳云與新中國經濟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466頁。】
（三）對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的評價
第一種觀點認為，陳云主持制定的糧食統購統銷政策，是從中國的國情、糧情出發的，是具有中國特色的。
梅行認為：“我們的糧食統購，與蘇聯建國初期的余糧征集制性質不同；我們的糧食統銷，與抗日時期日偽實行的配給制更是性質相反，我們不是讓人民餓飯，而是讓人民吃飽。”【梅行：《我國過渡時期經濟戰線上的三大“戰役”》，《陳云與新中國經濟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22頁。】
朱佳木認為：統購統銷政策完全不同于前蘇聯在工業化建設初期所實行的那種近乎無償占有農民糧食的余糧征集制。如陳云所說：“國家規定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牌價，是充分照顧了農民和消費者的利益的，是完全公道的。”當然，糧食等農副產品的統購價格與工業品價格之間存在剪刀差。對此，陳云指出：“中國是個農業國，工業化的投資不能不從農業上打主意。”但又說：“縮小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這是我們的目標，共產黨政權必須這樣做，不能忘記。革命就是為了改善最大多數人民的生活……”【朱佳木：《陳云在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起步過程中的重大貢獻》，《當代中國史研究》1995年第3期。】
楊少橋、趙發生、周康民把這一特色概括為五個方面：其一，我們的統購，是對糧農留足口糧、種子、飼料之后余糧的統購，而且只統購余糧的80%～90%，糧農還有一定的余糧可以自由處理。其二，我們統銷的范圍，不僅是城市、工礦區的所有居民口糧和工商業用糧，而且還包括農村的經濟作物區、漁鹽林牧區、貧困地區的缺糧農民。就是說，它保證了城鄉缺糧人民和各行業用糧的供應。其三，我們的統銷，是足量的。城市居民的口糧，是按照其勞動差別、年齡大小和不同地區的消費習慣確定的，是可以吃飽，并合乎營養需要的。其四，我們的糧食統購統銷價格，是大體按市場價格確定的，是基本體現等價交換原則的。其五，我們的糧食統購統銷涉及全國人民利益，在當時幾億人口中搞糧食分配，是史無前例的，是艱巨而復雜的。【楊少橋、趙發生、周康民：《陳云與糧食工作》，《陳云與新中國經濟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254頁。】
第二種觀點認為，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在建國初期物資匱乏的條件下，有效地保證了各方面對于主要農產品的基本需要，起了穩定市場物價，安定人心，促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積極作用。
《〈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中認為：“國家的統購統銷政策，在我國建國初期經濟發展水平比較低、基本商品匱乏的情況下，起了有效保障城鄉社會主義建設需要、廣大人民基本生活資料需要和穩定物價的作用。”“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國民經濟暫時困難時期，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時期，它對保證人民群眾的基本溫飽和國家經濟建設的發展，也起了重要作用。”
吳碩認為：“糧食統購統銷，在我國糧食匱乏的情況下，對于合理分配糧食、平衡供求、調劑余缺，起了積極作用。它保證了每人都有一份口糧，大家都有飯吃，其他各項用糧也能統籌兼顧、適當安排，而且銷售價格長期穩定，同低工資狀況相適應，從一個重要方面保障了人民的生活安定和支援了各項社會主義建設。”【吳碩：《糧食流通體制的戰略性大改革》，《經濟研究》1985年第3期。】
朱佳木認為：“以后的事實證明，這一政策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不僅對穩定市場，避免由于糧價上漲或進口糧食而增加財政預算和外匯開支，起了關鍵性作用，而且大大增強了農副產品出口和工業設備進口的能力。”【朱佳木：《陳云在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起步過程中的重大貢獻》，《當代中國史研究》1995年第3期。】
第三種觀點認為，糧食統購統銷政策，促進了對私有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
梅行認為：“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的統購統銷，對于私營工商業和個體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主要的是切斷了資本家與農民的經濟聯系，使資本家在經濟上處于孤立的地位，而且難以搞投機倒把活動。”【梅行：《我國過渡時期經濟戰線上的三大“戰役”》，《陳云與新中國經濟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19—22頁。【
《陳云同志建國后一個時期的論著學習提要》一書認為：統購統銷政策，從糧食等幾種主要農產品的流通和分配方面限制了資本主義商業的活動范圍，割斷了城鄉資本主義在這方面的聯系，壯大了國營經濟，促進了資本主義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陳云同志建國后一個時期的論著學習提要》，紅旗出版社1983年版，第20頁。】
孫學文認為：對主要農副產品實行統購統銷，切斷了城鄉資本主義的聯系，是加速對私改造的外部條件。其一，國家掌握主要農副產品貨源、輕紡工業原料及重要出口物資，就等于切斷了從農村獲得貨源和輕紡工業原料的來源，逼迫私營企業接受國家加工訂貨；其二，供銷社向農民預購重要農牧商品，發放預購定金，簽訂購銷合同或協議，有利于逐步把小農經濟、個體農民生產銷售納入國家計劃軌道；其三，由國家商業在批發環節排擠私商。由于國家掌握了貨源和銷售市場，不僅有利于國營經濟、集體經濟發展，而且從外部環境上迫使私企、小商小販、手工業者接受加工訂貨、經銷代銷等初級國家資本主義形式。【《“陳云與共和國發展”專家筆談》，《當代中國史研究》2000年第3期。】
第四種觀點認為，隨著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發展，統購統銷政策的一些弊端和局限性日益表現出來。綜合起來，主要有三點：
其一，它限制了價值規律在農業生產和農產品經營中的作用，不同程度地抑制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市場調節作用。“糧食統購價格長期背離它的價值，也不反映供求關系和幣值的變化”。【吳碩：《糧食流通體制的戰略性大改革》，《經濟研究》1985年第3期。由于20世紀50年代后期國家糧食統購價格過低，加上工農產品剪刀差影響，農民平價賣糧，議價買化肥農藥，得不到正常收益，影響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由于糧食經營費用的增加和購銷價格“倒掛”等現象的出現，不但加重了國家的負擔，而且限制了糧食銷售市場的擴大，給地區之間的商品流轉造成困難，國家也無法利用市場機制來調節商品糧食的生產、流通和消費。
其二，它使糧食等農產品的生產與市場需求脫節，影響了農村商品生產的發展和經濟效益的提高。為了切斷城鄉資本主義的聯系，當時也切斷了糧食生產者同市場的聯系。農民完全根據國家的指令性計劃決定種什么、種多少；國家也是根據農民生產的情況決定收購什么、收購多少；并且根據收購情況決定銷售什么。長期以來，造成農產品供需脫節，只講數量、不講質量的狀況。
其三，在統購統銷政策執行過程中，也存在不足：
武力認為，1953年的糧食統購統銷，作為向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過渡過程中的一項重要措施，在推進過程中，由于既定目標與中國的國情差異較大，仍然表現出缺乏充分準備，有些倉促。【武力：《中國計劃經濟的重新審視與評價》，《中國經濟史研究》2003年第4期。】
薄一波認為，在執行政策當中，還存在統得過死的缺點。由于相當長的時期內存在購“過頭糧”的現象，使農民生產的糧食所剩無幾。結果，不僅影響農民生產的積極性，還使各方面都搞得很緊張。【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81—282頁。】
三、兩點建議
（一）加強對陳云與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的研究。近幾年，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人們把研究熱點轉向了對現實的、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關問題的探討，而對陳云與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的研究逐漸減弱，似乎統購統銷政策只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產物，是一種過時了的政策。但是，事實并非如此，對糧食的統購統銷政策，并不只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專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英國、日本等國都曾實行過，當時他們也是為了擺脫與我國一樣的糧食緊缺狀況、為了防止因糧食的生產與流通的“自由化”引起社會動蕩而采取的這項政策。而我們今天所處的國際環境復雜多變，有諸多不確定因素存在，臺海地區可能發生戰爭的危險還沒有徹底消除等等。因此，加強對這一課題的深入研究對今后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但是，同時應該特別注意，要歷史地、客觀地、公正地分析和評價這一政策的產生、形成、發展和作用，要提倡實事求是的研究，而不要“跟風走”或“隨風倒”。
（二）對陳云與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的研究有待進一步拓展和深化。多年來，對這一課題的研究工作雖然有了一定進展，但仍然是描述性作品居多，研究性成果較少。從已有的研究成果來分析，現在還缺乏對這一課題的深入、系統的全面研究，比如：1.研究內容上不平衡。目前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對實行這一政策必然性的研究、對陳云提出這一政策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研究以及對政策的歷史評價等方面。而對陳云產生這一思想的理論基礎的研究、對政策實施過程的研究以及對陳云的貢獻的研究等，卻非常薄弱，有的方面幾乎是空白，因此亟待拓展。2.研究方法上比較單一。多數成果都是采用一般正面評述的研究方法，缺少比較性的研究，比如：正反面比較、不同地區的比較、與現實政策的比較、與國外政策的比較等等，通過比較，可以總結出一些具有規律性的東西，為現實提供指導。
《陳云研究述評（上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9 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