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裕堯
偉大的毛澤東離開我們已經30年了，他的生平業績，以他為代表創立的毛澤東思想，仍深深地留在我們心中，并將永遠激勵和指引我們，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繼續前進。本文想重溫毛澤東關于建設黨的偉大工程、保持黨的先鋒隊性質的理論和實踐，以表達對他老人家的思念，并加深對胡錦濤總書記關于加強黨的先進性建設思想的認識和理解。
1939年10月，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向全黨提出：為了中國革命的勝利，迫切需要“建設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并把建設這樣一個黨的任務稱之為“偉大的工程”。毛澤東提出的這個偉大工程，不僅指明了黨的建設的目標，即建設一個像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那樣的馬克思主義政黨，而且提出了怎樣建設黨的思路，即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全方位地進行建設。這是一個偉大的系統工程，它的實質是要使我們黨永遠保持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性質，能夠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團結帶領他們為實現黨的歷史使命和崇高理想而奮斗。
為了建設這個“偉大的工程”，毛澤東付出了畢生的精力。他以列寧創建的布爾什維克黨為榜樣，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建理論同中國的黨建實踐結合起來，不斷總結經驗，進行理論上和實踐上的創新，在保持黨的先進性、發揮黨的先鋒隊作用方面，提出了許多重要的思想，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舉措。它們不但為我們在新時期加強黨的建設打下良好的基礎，而且為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繼續推進黨的先進性建設，提供有益的借鑒和啟示。
毛澤東關于建設偉大工程、保持黨的先鋒隊性質的理論和實踐，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把黨的建設同黨的政治路線、黨所面臨的形勢和任務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強調黨的建設要為黨的政治路線服務，適應不斷變化著的形勢和任務的需要。這是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建黨18年后總結出來的一條重要經驗，也是他所說的從政治上建設黨的主要內容。
他說，十八年來，黨的建設過程，黨的布爾什維克化的過程，是同黨的政治路線密切聯系著的。統一戰線和武裝斗爭，是中國共產黨政治路線的重要部分。我們的黨，是在同資產階級又聯合又斗爭中間，在革命戰爭中間，發展起來和鍛煉出來的。而我們黨更加布爾什維克化，就能、也才能更正確地處理黨的政治路線，處理統一戰線和武裝斗爭問題。他還用一個形象的比喻來說明黨的建設同政治路線的關系：“統一戰線和武裝斗爭，是戰勝敵人的兩個基本武器”，“而黨的組織，則是掌握統一戰線和武裝斗爭這兩個武器以實行對敵沖鋒陷陣的英勇戰士。”[1]這就是說，黨的建設是不能離開黨的政治任務而孤立地進行的，是要為政治路線服務，并在執行政治路線、完成政治任務的過程中，鍛煉、壯大、鞏固和發展自己。這是體現黨的先進性、發揮黨的先鋒隊作用的一個重要標志。當然，政治路線的正確，又是保持黨的先進性、發揮黨的先鋒隊作用的基礎和前提。如果黨的政治路線在某個時期出了錯，黨的先進性就會受到影響和削弱，黨的先鋒隊作用就難以正確發揮。只有在我們黨糾正政治路線上的錯誤之后，黨的先進性才得以較好體現，黨的先鋒隊作用才得以較好發揮。而我們黨能夠自己起來糾正錯誤，恰恰說明我們黨的先進性，表明我們黨不愧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在我們黨的歷史上，這種情況曾經反復出現過，我們黨也正是在這種曲折發展中不斷錘煉而成熟起來的。
黨的政治路線和政治任務的確定，要根據對基本國情和內外環境變化的正確分析和認識。黨的建設任務的提出，同黨的政治路線一樣，也要根據國情和形勢任務的變化。它既不能不顧國情，照搬他國黨的建設經驗，也不能故步自封，固守以往的經驗而不與時俱進。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東方大國，人口眾多，經濟文化落后。中國社會是兩頭小中間大，與社會主義蘇聯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不同，工人階級人數很少，在全國人口中只占很小的比例，但是他們受社會民主黨的影響也小，特別能戰斗；而城鄉小資產階級特別是農民，則占人口的大多數，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中國革命不能依靠中心城市的武裝起義取得勝利，而必須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黨將長期生活在農村，依托農村根據地，開展武裝斗爭，進行根據地建設，準備最后奪取城市。中國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三重壓迫和剝削，敵人十分強大，斗爭異常復雜和艱苦。這些不同于其他國家的社會歷史特點，決定了我們黨的建設，同黨的政治路線一樣，必須自主創新，走適合自己情況的道路。毛澤東在推進黨的建設的偉大工程中，既堅持了列寧的建黨原則，又充分考慮了我國的國情特點。按照列寧的建黨思想，共產黨應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我們黨從二大開始，就在黨章中明確地規定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抗日戰爭爆發以后，毛澤東根據國內外形勢的發展變化，提出了兩個先鋒隊的思想，即“我們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同時又是最徹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鋒隊”。[2]黨作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無疑是全中國人民和整個中華民族利益的忠實代表，這是題中應有之義。毛澤東在堅持黨是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同時，鮮明地提出黨又是民族解放的先鋒隊，把堅持黨的階級基礎和擴大黨的群眾基礎統一起來，是為了順應形勢發展的需要，更有利于高舉民族解放的旗幟，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團結帶領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打敗日本侵略者，實現中華民族的解放。
黨的建設為政治路線服務，適應形勢的發展變化，突出表現在中國革命即將取得全國勝利，黨的工作重點將由農村轉到城市，由革命轉到建設時，毛澤東在為迎接全國解放而舉行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對黨的建設及時提出了新的任務和要求。他要求黨的各級領導干部和廣大黨員，適應變化了的情況，努力學會管理城市和領導生產建設，提高執政的本領；同時要求全黨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襲擊，“務必”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提高拒腐防變的能力。毛澤東對黨的建設提出的具有前瞻性的新要求，對于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保持黨的先進性，鞏固人民政權和維持黨的執政地位，是十分及時、十分必要的。
二、著重從思想上建黨，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先進理論武裝全黨，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教育全黨，不斷克服黨內各種非無產階級的思想影響。這是毛澤東建黨理論和實踐的一個顯著特點，也是從思想上保持黨的先進性的可靠保障。
列寧曾經指出，只有用先進思想和先進理論武裝起來的黨，才能實現先進戰士的作用。毛澤東十分重視列寧從思想上建黨的傳統，自己率先精心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注重實際情況的調查研究和不斷地總結實踐經驗，致力于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使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化，寫下了許多光輝的理論著作。同時，他又認真組織廣大黨員、干部，特別是黨的高級干部，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努力掌握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他強調指出：“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于實際運動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3]新中國成立后，又進一步提出：“全黨都要注意思想理論工作，要建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隊伍，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和宣傳。”[4]在理論學習和研究方面，他一貫提倡發揚馬克思主義的學風，理論聯系實際，反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
毛澤東歷來認為，“掌握思想教育，是團結全黨進行偉大政治斗爭的中心環節。”[5]對黨內的思想教育工作一貫抓得很緊。他特別注重對黨員、干部進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教育，并同一切違背黨的宗旨的各種錯誤思想作斗爭，從思想上解決為什么要入黨和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的問題。從井岡山時期開始，毛澤東就提出“無產階級思想領導的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邊界各縣的黨，幾乎完全是農民成分的黨，若不給以無產階級的思想領導，其趨向是會要錯誤的”。[6]他在1929年12月起草的“古田會議”決議中，嚴肅批評了當時紅四軍黨內存在的各種錯誤思想，列舉其表現，分析其危害，挖掘其根源，并一一指出糾正的方法。這個決議，對于黨和人民軍隊的建設，產生了十分重要和深遠的影響。他反復強調，中國共產黨是中華民族與中國人民利益的最忠實的代表，“共產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7]“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8]因此，共產黨員必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個人利益必須服從黨和國家、民族、人民的利益，堅決反對不顧國家和集體利益，片面追求個人利益的思想和行為。為了克服個人主義和其他各種錯誤思想，他大力提倡運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武器，在黨內開展積極的思想斗爭，反對各種形式的自由主義。
毛澤東強調指出，共產黨員在組織上入了黨，還必須解決思想上入黨的問題。這是一個用無產階級的世界觀改造自己的世界觀的過程。為了解決好這個問題，除了經常加強對黨員的理論和思想政治教育之外，他還注意選擇適當時機，集中一段時間，采取適當方式，針對黨內存在的問題進行教育，把經常教育和集中教育結合起來。抗日戰爭時期，他采取延安整風的形式，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解放戰爭時期，在解放區結合土地改革，開展三查三整。新中國成立后，又多次進行整黨整風。黨內這幾次集中教育，特別是延安整風、三查三整和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整黨整風，對于保持黨的先進性、發揮黨的先鋒隊作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三、把培育和發揚優良作風，整頓和糾正不良作風，看作從思想上建設黨的一個重要方面。
作風是思想觀念的外在表現，它給人以直觀的印象，是一種強大的無形的力量。一個好的作風，能夠帶出一支好的隊伍。毛澤東深刻認識黨的作風在黨的建設中的重要地位，它是黨的先進性的具體的直接的體現，不僅關系到黨在群眾中的形象，而且對社會風氣和民族精神有重大的影響。他曾經說過，“只要我們黨的作風完全正派了，全國人民就會跟我們學”，“這樣就會影響全民族”。[9]他把作風問題常常同思想問題聯系在一起，把它提到世界觀和黨性的高度來論述。他在批評部隊有些干部打罵士兵時指出，有人認為這只是個作風問題，我看不是這樣，說到底，是個思想觀念問題，是對待士兵的根本態度問題。延安整風時，他尖銳地批評主觀主義這種“不正派的學風”，指出它“是黨性不純的一種表現”。[10]他說：“學風問題是領導機關、全體干部、全體黨員的思想方法問題，是我們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問題，是全黨同志的工態度問題。”[11]因此，他把延安整風看作黨內一次“普遍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運動”。延安整風，是毛澤東創造的整頓黨的思想作風、保持黨的先進性的一種好形式、好經驗，對于我們黨的建設具有普遍的長遠的指導意義。
毛澤東把我們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指導下、在黨和人民的長期奮斗中形成的優良作風，從理論上概況括為著名的黨的三大作風，這就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作風以及自我批評的作風”，并把它們看作“我們共產黨人區別于其它任何政黨”的“顯著標志”。[12]這是他對我們黨的建設的一個重大貢獻。三大作風集中體現了我們黨的優良傳統，是保持黨的先進性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也是規范我們全黨行為的重要準則，在實踐中，毛澤東對黨的作風教育常抓不懈，并善于根據內外環境的變化和黨內的實際情況，及時提出干部和黨員應當注意的作風問題。比如，在由十年內戰轉向抗日戰爭時，黨派遣一些干部到國民黨統治區去從事統一戰線工作，毛澤東及時提醒有關領導同志：“苦久了的人難免見風華而把握不住，故應作為一個問題，對同志作教育與警戒的工作。”要他們“無論何時不要喪失我們的立場，不要接受別人的饋贈”。[13]當黨的工作重點由農村轉到城市、黨即將執掌全國政權時，他又及時提醒全黨注意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襲擊，做到“兩個務必”。毛澤東的這些提示，對全黨起到了十分重要的警戒作用。
四、堅持民主集中制，健全黨內民主，嚴格黨的紀律，保持黨的團結統一。這是毛澤東從組織上建設黨的主要內容，也是黨的先進性得以保持、黨的先鋒隊作用得以發揮的組織保證。
毛澤東十分贊賞列寧時期俄共（布）的黨內生活，他曾說過，黨內生活我們是學列寧的，那個時候他們民主集中制實行得比較好，黨內生動活潑，戰斗力強。他很希望把我們黨建設得像列寧的黨那樣充滿活力。對于民主集中制，毛澤東從理論到實踐都有重大的發展。在理論上，他結合實踐經驗，從哲學的高度作了許多闡發。指出：民主集中制就是民主和集中的統一，自由和紀律的統一，它們是矛盾的，又是統一的，我們不應當片面地強調某一個側面而否定另一個側面；我們的集中，是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我們的民主，是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沒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確的集中，沒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他把民主集中制同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同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統一起來，同解決黨內矛盾的基本方法——批評與自我批評統一起來。在實踐中，為了健全黨內民主，保護黨員的民主權利，他提出要實行兩條原則和三不主義，即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以及不戴帽子，不抓辮子，不打棍子。
紀律是執行路線的保證，也是保持黨的團結和統一的必要條件。毛澤東歷來主張黨內要實行嚴格的組織紀律，對黨員、干部加強紀律教育，同破壞黨的紀律的現象進行嚴肅的斗爭。他總結黨內斗爭的經驗，為我們黨制定了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組織紀律，指出“誰破壞了這些紀律，誰就破壞了黨的統一”。[14]
毛澤東把民主集中制的原則貫徹到黨的各級領導機構，對建立和健全黨委制，改進黨委會的工作方法，提出了許多重要的思想，規定了一些必要的制度。他還用民主集中制規范國家的政治生活，提出在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政治協商會議、各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內部，都要認真實行民主集中制。要在黨內黨外“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15]這樣，不但有利于充分調動全黨和全國人民的積極性，集中他們的智慧，加快推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而且有利于對黨實行監督，把黨內監督和黨外監督結合起來，為保持黨的先進性提供必要的政治氛圍和民主基礎。
五、重視加強黨的基層組織建設，加強對干部、黨員隊伍的管理和建設，發揮黨組織的戰斗堡作用、干部的表率帶頭作用、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這是毛澤東從組織上建設黨、保持黨的先進性的一個重要方面。
黨的基層組織是黨最基本的戰斗單位，是黨的一切工作的基礎，同時又是黨密切聯系群眾的紐帶。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要通過基層組織到群眾中去貫徹執行，群眾的情緒、意見和利益要求，要通過它們反映到上級領導機關。毛澤東十分重視黨的基層組織建設，早在井岡山時期，就提出要把“支部建在連上”，作為建黨的一條重要原則。在實際工作中，他一再強調要把黨的工作落實到基層，發揮基層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他還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和黨內實際狀況，適時提出對黨的基層組織進行整頓，純潔黨的組織，提高黨組織的戰斗力。在我們黨的歷史上，這樣的整頓就有好幾次。
干部是廣大黨員和群眾的帶頭人，是實現黨的政治路線的決定性力量。毛澤東指出，“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16]為了建設黨的干部隊伍，他為我們黨制定了正確的干部路線和干部政策，提倡“任人唯賢”，反對“任人唯親”，堅持德才兼備的干部標準，反對片面地選拔任用干部。他把干部看做黨的寶貴財富，十分注意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武裝干部，在群眾的實際斗爭中鍛煉干部，以提高他們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他對愛護和關心干部，識別和使用干部，教育和培養干部，以及正確對待犯錯誤干部，從實踐中總結出一整套的政策和辦法。依靠這套政策和辦法，我們黨培養了千千萬萬個德才兼備的好干部，他們支撐著我們黨和人民共和國的大廈，團結帶領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奪取革命勝利，建設社會主義國家。
黨員是黨的肌體的細胞，黨的戰斗力如何，相當程度上取決于黨員的數量和質量。毛澤東提出“建設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是從領導全中國的革命和建設的需要提出來的，它既包含了對黨員的數量要求，更包含了對黨員的質量要求。因為如果沒有人數眾多的黨員在各個地區和各個方面發揮作用，在我們這樣一個大國，黨要擔負起領導全中國的重任是很困難的。當然，如果黨員的質量不好，那末即便有了相當的數量，要實現黨的領導也不過是一句空話。毛澤東更為看重黨員的質量，一貫堅持質量建黨，從嚴治黨。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性質，要求黨員必須是無產階級的先進分子，黨的先進性要通過黨員的先進性來體現，通過黨員在各方面的先鋒模范作用來保證。發展新黨員要堅持黨員標準，注重發展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中的優秀分子入黨，同時也注意吸收其他社階級和階層中符合黨員條件的優秀分子。在他們組織上入黨以后，還要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政治思想教育，并在實際斗爭中鍛煉培養，使他們在思想上也入黨。正因如此，盡管我們的黨員大多是農民及其他非無產階級出身，但并沒有妨礙他們成為無產階級的先進分子。毛澤東非常強調共產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指出共產黨員的積極性應表現在各方面起先鋒模范作用。在著名的《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一文中，他集中提出了共產黨員應當在十多個方面成為模范，其中包括英勇作戰、執行命令、遵守紀律、團結統一、廉潔奉公、實事求是、遠見卓識、努力學習等等。
六、對加強執政黨的建設，永遠保持黨的先進性，作了多方面的探索。
全國勝利前夕，毛澤東預見到，隨著形勢的發展和黨的地位的變化，我們黨將面臨執政的嚴峻考驗。當時，一方面，迅速醫治戰爭瘡傷，恢復發展國民經濟，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已經成為擺在黨的面前中心任務，而我們對此是不熟悉的；另方面，“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下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受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因為勝利，人民感謝我們，資產階級也會出來捧場。”[17]這兩方面的問題，都關系到人民政權和黨的執政地位的鞏固。為此，他向全黨鄭重提出，“嚴重的經濟建設任務擺在我們面前。我們熟習的東西有些快要閑起來了，我們不熟習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這就是困難。”“我們必須克服困難，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18]此后二十多年間，他反復強調全黨尤其是黨的各級領導干部，要努力學習理論，學習文化，學習科學技術，學習經濟管理，一年、兩年、三年，鉆進去成為內行，做到既懂政治、又懂業務，又紅又專。他還從戰略高度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指出：“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外國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敗制度和思想作風，我們要堅決抵制和批判。但是，這并不妨礙我們去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19]同時他又強調指出，對外國，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用。要“學習與獨創結合”[20]。
在執政黨的建設問題上，毛澤東特別注意防止黨脫離群眾、蛻化變質的危險。新中國成立前夕，他就及時提醒全黨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襲擊，做到“兩個務必”。成立之后不久，一部分黨員、干部受資產階級思想腐蝕，發生了貪污受賄、腐化墮落的嚴重情況，毛澤東及時提出開展“三反”“五反”斗爭，在國家機關和企事業單位反對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并下決心嚴懲了劉青山、張子善等大貪污犯，從而打退了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蕩滌了舊社會留下的污泥濁水，增強了黨員、干部的拒腐防變意識，提高了黨在群眾中的威信，使整個社會風氣為之一變。接著，針對一部分黨員、干部中出現的嚴重脫離群眾、壓制群眾等違法亂紀情況，又提出開展反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的新“三反”斗爭。此后，為了防止和克服黨脫離群眾，他還陸續提出了正確對待群眾來信來訪，干部下放基層鍛煉，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加強黨內黨外的監督等加強執政黨建設的重要思想和措施。但在1957年后，由于受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左”的思想越來越嚴重的影響，在整風反右、反右傾、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及“文化大革命”中，出現了重大失誤，給黨和人民的利益、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造成嚴重損失，也給黨的建設帶來嚴重后果，破壞了黨內民主生活，損害了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盡管這些違背了毛澤東的初衷，但經驗教訓十分深刻，必須認真吸取，引以為戒。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以鄧小平、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認真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經驗，其中包括黨的建設方面的經驗，又總結了新時期的新鮮經驗，創造性地提出了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對黨的建設方面的經驗也作了新的概括，提出要從思想、作風、組織、制度四個方面建設新的“偉大的工程”。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為了應對國際國內形勢的新變化，適應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與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需要，根據國際上某些黨執政的經驗教訓，以及我們黨自身建設的經驗和黨內的實際狀況，進一步提出了加強黨的先進性建設和執政能力建設這兩個歷史性課題，并在全黨開展了以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主要內容的、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的教育活動。這是我們黨的建設史上的一件大事。這次教育活動，已經取得可喜的成果，對于我們黨的建設和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必將產生長遠而深刻的影響。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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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14][16]《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3、533、809、528、526頁。
[2]《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頁。
[4][19][20]《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0、42、366頁。
[5][8][9][10][11][12]《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1096、812、800、813、1094頁。
[6]《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7頁。
[13]《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8頁。
[15]《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543頁。
[17][18]《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8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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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毛澤東與20世紀中國社會的偉大變革》下2007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