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黨風廉政建設
汪裕堯
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黨風和廉政建設一直是黨十分關注并著力加以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長期奮斗中，在理論和實踐上都為此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他們不僅反復論述了加強黨風廉政建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深刻分析了黨內產生腐敗現象的主客觀原因，而且為拒腐防變創造和積累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經驗，制定了適合實際情況的方針、政策和辦法，并以自己的模范行動為全黨樹立了永久的楷模，培育了我們黨勤政為民、廉潔從政的優良傳統。重溫毛澤東關于黨風廉政建設的理論和實踐，對于新時期加強黨的建設和政權建設，深入開展反腐倡廉斗爭，提高廣大黨員和干部拒腐防變的能力，具有深刻的啟迪和借鑒作用。
本文擬從六個方面論述毛澤東對中國共產黨黨風和廉政建設的卓越貢獻。
一、把黨風廉政建設始終當作關系黨和政權建設全局的大事
黨的作風建設是黨的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它同黨的思想建設、政治建設、組織建設構成緊密聯系的有機整體，相輔相成地推動整個黨的建設不斷向前發展。在我們黨開辟革命根據地建立人民政權，特別是執掌全國政權之后，廉政問題既是黨的作風建設的一個重要內容，又是政權建設的一個重大問題，深刻地影響著黨和政權建設的全局。
毛澤東一貫重視黨風廉政建設，在治黨治國治軍的長期實踐中，對它的重要性有許多深刻的闡述。在創建工農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之初，就重視培育黨和軍隊的優良作風，親手擬訂了三大紀律六項注意，規定“不拿工人農民一點東西”、“打土豪要歸公”等紀律要求和注意事項，用以規范共產黨員和紅軍指戰員的行為。1929年，他為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起草的古田會議決議，尖銳地指出了當時紅軍黨內思想作風上存在的種種錯誤，深刻分析了這些錯誤產生的根源和危害，指明了糾正的辦法。他把這些思想作風問題同執行黨的路線問題聯系起來，指出它們“對于執行黨的正確路線，妨礙極大”，必須堅決糾正。①在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期間，他親自領導了中央革命根據地反對貪污和浪費的斗爭，強調“應該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員明白，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②抗日戰爭時期，他以陜甘寧邊區為典型，在修改審定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時，專門為廉政建設加寫了一條，規定邊區政府要“厲行廉潔政治，嚴懲公務人員之貪污行為，禁止任何公務人員假公濟私之行為，共產黨員有犯法者從重治罪。”③把廉政要求明文規定在政府的施政綱領中，體現了人民政權的性質，顯示了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區別，是我們黨風廉政建設史上的重要一頁。
在長期革命斗爭實踐中，毛澤東深刻地認識到黨的作風建設對于黨的事業成敗有著重大的影響。為了端正黨的作風，奪取革命斗爭的勝利，毛澤東在延安發動著名的整風運動，提出“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④學風和文風也都是黨風。這次整風運動從1942年開始，到1945年結束，歷時三年多。他在談到這次整風運動的重要性時說：“我們要完成打倒敵人的任務，必須完成這個整頓黨內作風的任務”；“只要我們黨的作風完全正派了，全國人民就會跟我們學”，“就會影響全民族”。⑤這是毛澤東在加強黨的作風建設方面的一個創造。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延安整風取得了豐碩成果，基本達到了把全黨思想統一到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方向上來的目的，從而為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奠定了思想基礎。
1945年，我們黨在延安整風的基礎上召開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毛澤東在向大會提出的書面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中，對我們黨在長期革命斗爭中積累的加強黨風廉政建設的歷史經驗，從理論上作了精辟的概括。他說：“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中產生了新的工作作風，這主要的就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作風以及自我批評的作風。”⑥毛澤東在過去的講話和文章中，對這些作風都分別有所論述，但是把它們集中起來，概括為黨的三大作風，并系統地加以闡述，這是第一次。特別是他在報告中把這三大作風稱為“中國共產黨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三個“顯著的標志”，更是點睛之筆，含義十分深刻。在這里，他把黨的作風同我們黨的思想路線、黨的性質和宗旨、黨內生活的準則聯系起來，把黨風建設的重要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這是對馬克思主義黨建理論的重大貢獻，同時也具有重大的實踐意義。
中國共產黨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為指導建立起來的，但是如何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之“矢”射中國革命之“的”，這個關系到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在長時期內沒有得到很好解決。從全黨來說，這個問題真正從思想上解決，確立起正確的思想路線，是在延安整風總結黨的歷史經驗之后。我們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這個問題在建黨之初就明確了的。而要真正起到先鋒隊的作用，關鍵是要同人民群眾保持緊密的聯系，時刻了解群眾的疾苦，傾聽群眾的呼聲，汲取群眾的智慧，代表群眾的利益，為群眾辦實事，這樣才能帶領群眾不斷前進。黨如果脫離群眾，就失去了先鋒隊的作用，必將一事無成，黨的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也就成了一句空話。毛澤東把密切聯系群眾歸結為黨的三大作風之一，正是抓住了保持黨的性質，履行黨的宗旨，使黨永遠立于不敗之地的關鍵。自我批評對于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我們黨能夠去掉不良作風，保持優良作風，始終保持勃勃生機，就是由于我們黨掌握了這個強大的思想武器。毛澤東關于黨的三大作風的概括和論述，具有強大的生命力，至今仍是我們黨的作風建設乃至整個黨的建設的指南。
毛澤東關于黨風廉政建設的思想，在解放戰爭時期和新中國成立后又有新的豐富和發展。主要是對如何迎接革命在全國范圍的勝利，經受住勝利的考驗，以及成為全國執政黨之后，如何防止脫離群眾，鞏固執政黨的地位問題，進行深入的思考，走出一條比較成功的路子。
全國勝利前夕，我們黨面臨著黨的工作重心將由農村轉向城市，黨的地位將由執掌解放區政權轉向執掌全國政權，黨的任務將由主要進行革命戰爭轉向主要進行和平建設的新情況。同這個歷史性的變化相聯系，在國際上，帝國主義不會甘心于他們在中國的失敗，必將繼續進行破壞和搗亂，他們不相信我們有能力建設自己的國家，而終將乞求于他們。在國內，革命勝利之后，我們同民族資產階級將繼續保持統一戰線關系，同他們的代表一起在政權內合作共事；國家在經濟上將允許私人資本主義在一定限度和一定時期內存在和發展，限制和反限制的斗爭將成為今后一個時期內的主要斗爭。特別是因為我們是勝利者，資產階級將會前來捧場；在我們黨內，有一部分人因為勝利可能滋長驕傲自滿、以功臣自居、停滯不前、貪圖享受的思想情緒。毛澤東預見到這些情況，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及時向全黨敲響警鐘，要求大家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襲擊，防止一部分意志薄弱者在糖彈面前打敗仗。他強調指出，“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革命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⑦這是毛澤東為使全黨經受住勝利的考驗，對黨風廉政建設提出的新要求。毛澤東也始終不忘以此自警。在從西柏坡向北京進發的路上，他形象地把它比作“進京趕考”，表示這次一定要考好，不能退回來，絕不當李自成。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在黨風廉政建設方面采取了兩個重大舉措。一個是1951年底發動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斗爭（簡稱“三反”）；另一個是1953年初發動反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的斗爭（通稱“新三反”）。“三反”斗爭，是在增產節約運動中發現不少共產黨員甚至某些高級干部被資產階級腐蝕，犯有貪污腐化等嚴重錯誤后，毛澤東、黨中央決定在全國范圍內大張旗鼓地開展的一場反腐敗斗爭。這場斗爭歷時半年多，取得了巨大的勝利。它不僅洗滌了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污泥濁水，有效地遏制了腐敗現象蔓延的勢頭，而且挽救了一大批干部，教育了廣大群眾，大大改變了社會風氣。經過“三反”，在黨和政府機關工作人員中，呈現出同舊時代截然不同的一派清正廉明的新風。
“新三反”斗爭，是黨中央在發現縣區鄉三級干部中存在許多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的壞人壞事，而上級領導機關對此不甚了了，或雖有所覺察但熟視無睹，不積極予以解決，采取官僚主義的態度后，決定開展的另一種意義上的反腐敗斗爭。毛澤東在為黨中央起草的指導這一斗爭的文件中深刻地指出：“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在我們的黨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個大問題，就是在一個很長時期內還將是一個大問題。”他從社會根源、領導作風、領導方法和干部工作等幾個方面分析了產生這個問題的原因，指出：“就其社會根源來說，這是反動統治階級對待人民的反動作風（反人民的作風，國民黨的作風）的殘余在我們黨和政府內的反映的問題。”⑧這場斗爭，對于轉變黨的作風，保持黨和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系，制止壞人壞事和腐敗作風的發展，起了良好的作用。
毛澤東把脫離群眾看作執政黨面臨的最大危險。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整個過程中，他始終關注著這個問題，對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保持高度的警惕。他反復強調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要深入實際，深入群眾，調查研究，使我們的決策符合群眾的利益和要求。他強調領導者要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同群眾打成一片，和他們同命運共呼吸，想群眾之所想，急群眾之所急。鑒于蘇聯和東歐一些國家的歷史教訓，他提出：“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⑨后來，他又進一步提出要防止黨和國家改變顏色、防止“和平演變”的問題。毛澤東把執政黨的黨風廉政建設問題同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這個思想是十分深刻的，很值得我們深思。
二、分析腐敗成因，明確黨風廉政建設的方向
腐敗現象的滋生和蔓延是一個復雜的社會現象。它既有深刻的社會歷史根源，又有現實的社會環境影響，也有黨本身的工作問題。
毛澤東把貪污腐敗現象稱為“舊社會留下的污毒”，深刻地揭露了這種現象產生的社會歷史根源。在中國，封建社會有幾千年的歷史，封建時代雖曾出現過極少數勵精圖治的皇帝和清正廉明的官吏，但是封建統治階級的本性決定了他們根本不可能解決腐敗問題，相反歷代王朝的覆滅往往同他們的腐敗密不可分。整個說來，吏治腐敗是封建時代的普遍現象，所謂“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就是這種吏治腐敗的真實寫照。進入民國時代，新舊軍閥和國民黨政府的官吏，繼承封建統治者的衣缽，貪污受賄，敲詐勒索，無所不為，真有過之而無不及。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對此曾有一段生動的描述。他說：“利用抗戰發國難財，官吏即商人，貪污成風，廉恥掃地，這是國民黨區域的特色之一。”⑩因此，有時他把這種貪污腐敗現象也稱為“國民黨作風”。中國共產黨是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武裝起來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是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政黨。黨的這種性質和宗旨決定了我們黨同損害人民群眾利益的貪污腐敗現象是根本不相容的，黨內絕不容許貪污腐敗現象的存在。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還說過：“艱苦奮斗，以身作則，工作之外，還要生產，獎勵廉潔，禁絕貪污，這是中國解放區的特色之一。”（11）可見，共產黨內出現腐敗現象，從社會歷史根源來說，是受舊社會污毒和國民黨作風的影響。
在毛澤東看來，社會環境對黨的思想作風的影響，是黨內產生腐敗現象的現實原因。他總是根據社會環境的變化適時地提出黨的建設方面應當注意的問題。1936年紅軍長征到達陜北，為了爭取國民黨聯合抗日，我們黨派遣一批干部到國民黨區域工作。他們從農村革命根據地進到國民黨統治的中心城市，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為此毛澤東特地給當時在西安負責此項工作的葉劍英等寫信，提醒他們注意教育這些同志“無論何時不要喪失我們的立場，不要接受別人的饋贈”，“一切用費均需報賬”，并且語重心長地指出，“苦久了的人難免見風華而把握不住”，因此要作為一個問題提出來，做教育和警戒工作。（12）毛澤東對社會環境給黨的影響一直保持高度的警戒。在同資產階級聯合抗日時期，他告誡全黨：“在這個時期內一部分共產黨員被資產階級所腐化，在黨員中發生資本主義的思想，是可能的，我們必須和這種黨內的腐化思想作斗爭”（13）。同時，他又提醒大家不要把這種斗爭錯誤地移到社會經濟方面去反對資本主義經濟成分，要學會在復雜的環境中工作。革命在全國范圍的勝利，使我們黨成為掌握全國政權的執政黨。在黨的地位和社會環境發生歷史性變化面前，毛澤東清醒地預見到，可能有一些共產黨人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而在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襲擊下要打敗仗，因此及時向全黨敲響了警鐘。可是，新中國成立不久，就有不少黨員干部在資產階級的腐蝕和他們腐朽的思想作風和生活方式的引誘下，跌入貪污腐化的泥潭。這種情況表明，這些黨員干部忘記了毛澤東的警告，對社會環境變化給黨的肌體的影響，缺少深刻的認識和高度的警覺。
毛澤東認為，黨內腐敗現象的滋生雖然有其社會歷史和現實的原因，但是是否沾染腐敗的思想作風，還是取決于黨員、干部自身的素質和黨的工作。他在分析黨內出現腐敗現象的主觀方面的原因時曾經指出：“很多黨員，甚至負責干部，沉埋于事務工作，政治思想極不發展，黨內生活極不健全，因此許多人陷入了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的泥坑。”（14）雖然這種現象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初，百廢待舉、萬業待興、工作千頭萬緒的情況下發生的，但它告訴我們，埋頭業務、忽視政治、黨不管黨帶來多么嚴重的后果。毛澤東一針見血地指出的這個深刻教訓，永遠值得我們記取。在分析腐敗現象滋生和蔓延的主觀原因時，毛澤東還指出：“各方面存在著的各種程度的官僚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工作作風，是貪污和浪費現象所以存在和發展的根本原因”，因此強調在反對貪污、浪費的同時，必須反對官僚主義。他提出，對那些所在單位發生嚴重的貪污浪費現象，而事前毫無覺察、事后又不厲行懲治的嚴重官僚主義分子，“雖然沒有親手參加貪污行為或浪費行為，亦應以失職論處，決不寬恕。”（15）這就是說，要追究那些發生嚴重貪污浪費現象的單位領導者的政治責任。之所以要這樣做，是因為這種官僚主義分子實際上已經成為貪污腐敗現象賴以存在和發展的防空洞和保護傘。不堅決反對這種官僚主義，就不能徹底查處貪污腐敗分子，遏制這種現象的滋生和蔓延。至于有些單位的領導者本身手腳就不干凈，屁股上有屎，對于他們就不只是追究領導責任的問題，而是首先要揭發和查處他們的腐敗行為，否則，反腐敗斗爭在那里必然會流于形式和走過場。
在這里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往往把反對貪污同反對浪費相提并論。對于這一點，他在“三反”斗爭開始時專門作了說明。他說：“浪費和貪污在性質上雖有若干不同，但浪費的損失大于貪污，其結果又常與侵吞、盜竊和騙取國家財物或收受他人賄賂的行為相接近。故嚴懲浪費，必須與嚴懲貪污同時進行。”（16）因此，在反腐敗斗爭中，對于給國家財產造成重大損失的揮霍浪費和幾近貪污受賄的行為，同樣必須嚴加查處，不能輕易放過。
三、注重思想教育，筑起拒腐防變長城
毛澤東歷來重視黨員、干部的思想教育工作，認為“掌握思想教育，是團結全黨進行偉大政治斗爭的中心環節。”（17）在黨的建設方面，他強調把思想建設放在首位，提出“為要從組織上整頓，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頓，需要展開一個無產階級對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斗爭。”（18）共產黨員不僅要組織上入黨，而且要思想上入黨。他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的長時期內，總是緊緊圍繞形勢和任務，堅持不懈地對黨員、干部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教育，黨的理想和信念教育，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教育，以及艱苦奮斗、勤儉節約的作風教育，全面提高廣大黨員和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質，提高黨的戰斗力和拒腐防變的能力。
為了提高全黨的思想理論水平，毛澤東一生傾注巨大的精力于理論創造工作，他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為指導，研究總結中國革命的實踐經驗，寫出了一大批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從思想上武裝全黨。他還通過延安整風大大地推進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推動全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很好地結合起來。
毛澤東十分重視對黨員、干部進行理想和信念的教育，強調每位共產黨員入黨的時候，心目中就懸著為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奮斗的明確目標，在進行當前斗爭的時候，心中必須想著共產主義的大目標，并決心為實現這個理想奮斗終身。只有這樣，才不致為暫時的眼前利益而忘卻長遠的奮斗目標，在政治上迷失方向；才能克服各種艱難困苦，堅持革命到底，而不致中途發生動搖。為了進行這方面的教育，他在黨內樹立了吳玉章、徐特立等信念堅定、革命到底的典型，號召全黨向他們學習。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毛澤東對黨員、干部進行思想教育的永恒主題。黨的這個宗旨教育，貫穿在革命和建設的全過程。他指出：我們黨“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19）因此，共產黨員無論何時何地都不應把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應以個人利益服從民族的和人民大眾的利益。為了人民的利益，要勇于犧牲個人的利益，必要時甚至獻出自己的生命。對于共產黨人來說，“自私自利，消極怠工，貪污腐化，風頭主義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無私，積極努力，克己奉公，埋頭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共產黨員在政府工作中，應該是十分廉潔、不用私人、多作工作、少取報酬的模范。”（20）從黨的宗旨出發，他在選拔和使用干部問題上，提倡任人唯賢，反對任人唯親；在對待權力問題上，強調我們手中的權力是廣大人民群眾給的，必須真正代表他們的利益，平等地對待他們，為他們掌好權、服好務，而絕不能站在群眾頭上作威作福，利用手中的權力為個人或小集團謀取私利。
毛澤東歷來提倡發揚艱苦奮斗的作風。在革命戰爭年代，他把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同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一起，作為延安抗大的校風大力加以提倡。革命勝利之后，他提倡“全國一切革命工作人員永遠保持過去十余年間在延安和陜甘寧邊區的工作人員中所具有的艱苦奮斗的作風”，（21）批評那種貪圖享受、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思想情緒。在建設新中國的過程中，他始終提倡勤儉節約，反對奢侈浪費，要大家“勤儉建國”，“勤儉辦一切事業”。他反復指出，我國是一個擁有960萬平方公里國土和6億人口的大國，同時又是一個經濟文化落后的窮國，要根本改變這種一窮二白的面貌，需要幾十年到一百年的時間，經過幾代人的艱苦努力，否則是不行的。他認為“艱苦奮斗是我們的政治本色”，（22）對于共產黨人來說，這一點任何時候都不能改變。為了發揚這種精神，他大力提倡向艱苦創業的大慶和大寨學習，向拒腐蝕永不沾的南京路上好八連學習。
在毛澤東倡導下，我們黨堅持不懈地進行這幾方面的教育，收到了巨大的效果。不論是在艱苦的戰爭歲月，還是在革命勝利后進行建設的和平年代，我們黨都經受住了各種嚴峻的考驗，增強了拒腐防變的能力。注重思想教育，全面提高素質，筑起拒腐防變的思想長城，是毛澤東抓黨風廉政建設的一個特色，也是我們黨加強黨風廉政建設的一條基本經驗。
四、制定法令條例，依法嚴懲腐敗分子
注重從思想教育入手，加強黨風廉政建設，同對腐敗分子依法進行懲處，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為作用、相輔相成的。毛澤東歷來主張，反腐倡廉要把思想教育和依法懲辦結合起來，以“教育為主、懲辦為輔”。為了依法懲辦各類腐敗分子，我們黨在延安時期就制訂了對貪污腐敗行為的處理條例。新中國成立后，在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三反”斗爭一開始，毛澤東就提出要制定懲治貪污和懲治浪費的條例，作為處理這類案件的法律依據。其后不久，政務院頒布了中央節約檢查委員會《關于處理貪污浪費及克服官僚主義錯誤的若干規定》和《關于追繳貪污分子贓款贓物的規定》等法令。后來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貪污條例》。這個條例共18條，內容比較完備，不僅具體規定了貪污罪的定罪標準、量刑依據、懲治辦法，還規定了有關行賄受賄的界定和贓物贓款的處置辦法等，從而將“三反”斗爭納入了法制軌道。在依法處理的過程中，為了做好定性量刑工作，更好地體現黨的區別對待政策和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毛澤東提議由人民法院召開公審大會，選擇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各類案件進行公開審理，公開宣判。在定案處理階段，他強調“必須認真負責，實事求是，不怕麻煩，堅持到底，是者定之，錯者改之，應降者降之，應升者升之，嫌疑難定者暫不處理，”（23）做到不放縱一個壞人，不冤枉一個好人。由于堅持貫徹了這些方針和原則，“三反”斗爭雖曾在“打虎”階段一度出現斗爭面偏寬的情況，但最終還是得到了實事求是的處理，沒有留下多少后遺癥。在“三反”斗爭后期的建設階段，還集中一段時間清理思想，總結經驗，查找漏洞，建立和完善規章制度，做到亡羊補牢，為進一步加強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健全法制建設，打下了良好基礎。
在反腐敗斗爭中，毛澤東對腐敗分子疾惡如仇，主張對他們進行嚴厲懲處。他明確提出：“大貪污犯是人民的敵人，他們已經不是我們的同志或朋友，故應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將他們肅清，而不應有絲毫的留戀或同情。”（24）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人們不會忘記，在“三反”斗爭中，對于犯有嚴重貪污受賄、肆意克扣和揮霍公款、生活腐化墮落等罪行的劉青山、張子善，盡管他們抗戰時就參加革命，新中國成立之初先后擔任過中共天津地委書記，毛澤東不顧某些高級干部的說情，斷然批準處以極刑，并通報全黨全國，以平民憤、殺歪風，在全社會引起極大震動，起到了巨大的威懾作用。類似的情況，在革命戰爭年代也曾有過。那是1937年10月，在抗大學習的黃克功，對陜北公學學員劉茜逼婚未遂，竟開槍把劉打死。黃克功是參加過井岡山斗爭和長征的紅軍和共產黨員，毛澤東對有光榮斗爭歷史卻犯了大罪的黃克功雖為之惋惜，但嚴肅指出：正因為他是一個多年的共產黨員，是一個多年的紅軍，根據他的罪惡行為，根據黨的和紅軍的紀律，不能不處以極刑。否則便無以教育黨，無以教育紅軍，無以教育革命者，并無以教育做一個普通的人。這件事給當時在延安的同志以極大的教育，深深地留在他們的記憶之中。
五、依靠人民群眾，建立黨的監督機制
依靠人民群眾加強黨和政權建設，是毛澤東一貫的建黨建政思想。1941年，他在陜甘寧邊區參議會的演說中指出：“共產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它應該受人民的監督，而決不應該違背人民的意旨。”（25）1944年，他在追悼張思德的講演中又說：“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只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26）這些話說得何等的真誠和中肯啊！它從黨和政權的性質和宗旨的高度，回答了我們的黨和政府為什么必須依靠人民群眾監督的問題。根據這個觀點，當1945年黃炎培等幾名國民參政員訪問延安，向毛澤東提出中共如何跳出歷朝歷代“其興也浡”、“其亡也忽”的周期率時，他胸有成竹地回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27）這個回答，是對我們黨領導根據地政權建設歷史經驗的總結，也是新中國成立后加強黨和政權建設的重要指導思想。
但是，在實踐中如何依靠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進行民主監督，采取哪些有效的形式和途徑，是經歷了一個探索過程的。新中國成立后不久，毛澤東看到中共華東局上報的材料，談到江蘇松江縣召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共同商量、決定有關人民切身利益的重大事宜，引起他高度重視，當即批示各地“通令所屬一律仿照辦理”。他強調指出：“這是一件大事。如果一千幾百個縣都能開起全縣代表大會來，并能開得好，那就會對于我黨聯系數萬萬人民的工作，對于使黨內外廣大干部獲得教育，都是極重要的。”（28）此后，他密切注意各地召開人民代表會議的情況，在短短三個月內連續發了三個電報，進行督促和指導。在他赴蘇訪問期間，還給華東局發電了解各地召開人代會的情況和經驗，可見他對這個問題關切之深。為了進一步發揚人民民主，推進政權建設，在我國完成國民經濟恢復任務、開始大規模經濟建設時，毛澤東及時提出實行基層普選和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并親自主持制定了共和國的第一部憲法。自此逐步建立起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對各級人民政府的監督機制，把人民群眾對人民政府的民主監督推進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毛澤東把人民群眾的來信來訪看作是黨和政府聯系人民群眾和接受人民群眾監督的一個重要渠道。他指出：“要把這件事看成是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加強和人民聯系的一種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輕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義的態度。”（29）他自己也經常閱看人民來信和來訪摘報，批示處理意見。在他的提議下，縣以上各級黨和政府都先后設立或加強了處理人民來信來訪的機構，各級領導干部親自閱看人民來信，接待人民來訪，逐漸形成了制度。實踐證明，人民群眾通過來信來訪，對黨和政府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工作和思想作風提出批評建議，是實行民主監督的有效形式。在我們立案處理的貪污腐敗案件中，大多是由人民群眾來信來訪檢舉揭發，提供證據或重要線索的。
黨內監督是毛澤東歷來重視的一種基本的監督形式。這是一種以黨章黨綱和黨紀黨規為依據，依靠黨組織本身進行的一種監督，是其他監督形式不可替代的更為直接的監督。1938年10月，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的報告中指出，黨員和干部積極性的發揮，不僅具體表現在他們的“創造能力，負責精神，工作的活躍，敢于和善于提出問題、發表意見、批評缺點”，還具體表現在他們“對于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從愛護觀點出發的監督作用”，“而這些積極性的發揮，有賴于黨內生活的民主化。”（30）他還指出必須對黨員進行有關黨的紀律的教育，“既使一般黨員能遵守紀律，又使一般黨員能監督黨的領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紀律”。（31）這句話當時雖是針對張國燾破壞紀律搞分裂的問題提出來的，但具有極大的重要性。如何對黨的領袖人物實行監督，關系到黨的事業的成敗，在我們黨成為執政黨之后，這個問題更是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命運。
在實施黨內監督方面，毛澤東除了強調認真貫徹民主集中制、嚴格黨內生活、加強黨的紀檢監察機構之外，在延安時期還創造了整風運動這種行之有效的方式。全黨通過學習文件，聯系實際，總結經驗，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達到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目的。實踐證明，這種方式對于端正黨的思想作風，增強黨的戰斗力，具有重要的作用。新中國成立后，在毛澤東倡導下，我們黨多次運用整風整黨的方式加強黨內監督，加強黨風建設和廉政建設，也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毛澤東不但提倡發揚黨內民主，實行自下而上的監督，也提倡加強自上而下的監督。他反復強調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要經常深入基層，深入群眾，了解情況，檢查工作，及時發現問題，及時加以解決。這種來自上面的監督，對于我們這樣的大國大黨尤為必要。
通過黨的代表會議或工作會議討論和檢查工作，是毛澤東提倡和采取的加強黨內監督的又一種方法。1955年他在全國黨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說，這是一種“同志間互相監督，促使黨和國家事業迅速進步的好辦法。”他還特別提到“誰監督我們這些人呢？互相監督是好辦法”，（32）肯定了通過黨的代表會議對黨的高層領導進行監督的做法。我們黨在1962年召開的七千人大會，就是對黨的高層領導實行黨內監督的一次比較成功的實踐。
為了搞好民主監督，毛澤東主張把黨內監督和黨外監督結合起來。1941年他在陜甘寧邊區參議會上敞開胸懷對大家說：“共產黨并不是一個只圖私利的小宗派、小團體。不是的，共產黨是真心實意想把國事辦好的。但是我們的毛病還很多。”“我們要加強黨內教育來清除這些毛病，我們還要經過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來清除這些毛病。這樣的內外夾攻，才能把我們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國事真正辦好起來。”（33）他公開宣告：黨外人員對于違犯政府法令或黨的政策的黨員及干部，除向法庭或行政機關依法控訴外，并有權向各級黨委控告，直到黨的中央。同黨外人士合作共事，接受黨外人員監督的這個傳統，后來得到了進一步發揚。新中國成立時，合作的形式發展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這種多黨合作政治協商的新形式，通過立法固定下來，成為我國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黨內有些人認為民主黨派在我國失去了原有的基礎，沒有存在的必要了。針對這種錯誤的觀點，毛澤東在1957年2月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中明確提出，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要“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不但“共產黨可以監督民主黨派，民主黨派也可以監督共產黨。”他說：“這是因為一個黨同一個人一樣，耳邊很需要聽到不同的聲音。大家知道，主要監督共產黨的是勞動人民和黨員群眾。但是有了民主黨派，對我們更為有益。”（34）此后，遇有涉及國計民生的重大事情，在決策之前，都要召開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座談會，通報情況，聽取意見，民主協商，接受監督。這個辦法形成制度，延續至今，而且做得更加自覺，發展得更加完善。
六、自身率先垂范，樹立廉政楷模
革命戰爭年代，身為黨和軍隊的領袖，毛澤東和普通戰士一樣，過著清苦的生活，那時艱苦奮斗成為一種時尚，人人以此為榮。對這種生活和風氣，毛澤東1937年給他表兄文運昌的信中有過一段生動的描述。他說：“我們這里僅有衣穿飯吃，上自總司令下至火夫，待遇相同，因為我們的黨專為國家民族勞苦民眾做事，犧牲個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無薪水。”（35）在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歲月，由于國民黨斷絕對八路軍本來就不多的軍需供應，農民負擔隨之加重。為了生存下來堅持抗戰，也為了減輕民負，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在陜北和敵后根據地發動軍民開展大生產運動，自己動手，克服困難。他們身先士卒，親自參加開荒種地、拈棉紡紗等生產勞動，過著“工作之外，還要生產”的儉樸生活。在他們帶領下，我們黨和軍隊終于通過自己動手達到豐衣足食，自力更生渡過難關，堅持抗戰到勝利，真正做到了“艱難困苦，玉汝于成”。
全國勝利之后，作為共和國的元勛、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毛澤東大力提倡繼續發揚延安時期那種艱苦奮斗的作風，勤儉建國，勤儉辦一切事業，反對貪圖享受，奢侈浪費。同時自己率先垂范，堅持為政清正廉明，生活節儉樸素。衣著方面，他破了補、補了穿，襯衣褲衩破得不能再補還舍不得丟掉。睡衣打了七八十個補丁還在繼續穿。吃飯也很簡單，平時主食粗細搭配，幾塊紅薯也是一餐，副食葷素加在一起也不過幾個小碟，只在來客時才加兩個菜。重慶談判時郭沫若送的一塊手表，他從1945年一直用到1976年逝世。他的稿費收入不少，但從不用于自己消費享受，而用來不斷接濟經濟困難的親朋故舊和身邊工作人員。其中通過周世釗接濟故舊好友的，先后就有二萬多元。50年代江青背著他在玉泉山用公款修建了一個游泳池，毛澤東知道后嚴肅進行了批評，并指示用自己的稿費償還，表現了他公私分明、廉潔自律的崇高品格。
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在湖南的一些親朋故舊紛紛寫信給他敘舊，并向他提出幫助舉薦工作、入校讀書、解決生活困難以及赴京治病、探望等一些要求，毛澤東都分別情況，入情入理地作了答復和處理。他的堂弟毛澤連寫信要求為他在北京謀一差使，毛澤東回信說，按你的情況還是在農村當一個農民為好，不宜外出謀事，要他安心在農村勞動。毛澤連接受他的意見，當了一輩子農民。他妻子的哥哥楊開智，向省里提出要求，希望安排廳級領導職位，毛澤東知道后寫信批評了他，要他服從省里的安排，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要提非分要求；同時寫信給省委領導，要他們根據楊開智的實際情況進行安排，不要遷就。他在唐家圫的舅家有些親戚不服當地政府的領導，毛澤東立即給他們寫信，指出因為他們是勞動人民，自己是愛他們的，正因為愛他們，就希望他們勤耕守法，服從地方政府的管理，不應有任何的特殊。對于親友要求來京探望和治病，他酌情予以處理，對同意安排來京的親友，都事先交代在京只能作短期停留，來往路費和在京食宿費用都由他負擔，并叮囑來京時不要帶任何禮物，如果有反映家鄉情況的材料可以帶來，以便從中了解農村的一些實際情況。對于要求舉薦工作的，毛澤東的答復一般都是要他們好好表現，以利相關部門考慮錄用，不宜由他舉薦。個別條件比較好的，如他妻子的好友李淑一，他向中央文史館作過推薦，因未被采納就沒有再薦，另從經濟上考慮給予接濟。總之，對待親朋故舊的要求，毛澤東都是按照黨的原則秉公處理，不徇個人私情，堅持任人唯賢，從不任人唯親，表現出了共產黨人清正廉明的高風亮節，為全黨樹立了永久的楷模，受到黨內外的一致稱頌。
在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的領導和影響下，我們黨在民主革命的征途和建設社會主義的新長征中，始終保持了旺盛的革命斗志和朝氣蓬勃的精神，經受住各種困難特別是勝利后執政的考驗，形成了勤政為民、廉潔從政的優良傳統和一代新風。這是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應當好好珍惜，加以繼承和發揚。
注釋
①② 《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134頁。
③（35） 《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5、72頁。
④⑤⑥⑩（11）（13）（17）（18）（19）（25）（26）（33） 《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2、812、1093－1094、1048、1048、793、1094、875、1004、809、1004、810頁。
⑦ 《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頁。
⑧（14）（15）（16）（21）（23）（24）（28）（29）（32） 《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4、191、209、208－209、17、204、195、4、164、405－406頁。
⑨ 《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56年11月15日。
（12） 《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3頁。
（20）（30）（31） 《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529、528頁。
（22）（34） 《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235頁。
（27）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6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