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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云經濟問題發言與經濟工作大轉折

熊亮華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經濟工作的大轉折，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總結糾正經濟工作中長期存在的“左”傾錯誤，確立了正確的指導方針，使國民經濟走上了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軌道。

在這次會議之前，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3日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會上陳云在東北組作了兩個重要發言，其中12月10日作的關于經濟問題的發言，重申實事求是的原則，提出了一系列初步糾正“左”傾錯誤的意見，為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針對經濟工作“左”的指導思想，強調弄清事實是實事求是的關鍵

陳云發言，首先指出了一個原則問題，那就是怎樣做到實事求是。他說：“我們要堅持實事求是，就是要根據現狀，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首先弄清事實，這是關鍵問題。”[①]

談經濟問題，陳云首先強調實事求是，是針對經濟工作“左”的錯誤指導思想，即“離開了我國國情，超越了實際的可能性，忽視了生產建設、經營管理的經濟效果和各項經濟計劃、經濟政策、經濟措施的科學論證，從而造成大量的浪費和損失。”[②]

建國以來經濟工作成就有目共睹，但也犯了不少錯誤，使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經歷了多次曲折。陳云指出，“開國以來經濟建設方面的主要錯誤是‘左’的錯誤。1957年以前一般情況比較好些，1958年以后‘左’的錯誤就嚴重起來了。這是主體方面的錯誤。代價是重大的。”[③]據估算，如果不發生幾次瞎折騰的情況，從1957年到1976年的20年間，工農業生產發展速度可以達到8%以上，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可以達到7%以上，按這個速度與實際比較，20年的工農業總產值少實現14000億元左右，財政收入少收3000億元左右。如果加上支出方面的損失浪費、無效投資、平調退賠和處理遺留問題等，財政上總的損失估計有4800多億元，相當于第五個五年計劃的財政收入總數。這還不包括幾次折騰造成的人民生命犧牲和耽誤發展時機等其他各種有形和無形的嚴重損失。

在實際工作中，陳云和其他領導人都曾對這些錯誤進行過抵制，并在一定程度上力圖挽回“左”的錯誤造成的損失。但是，在“左”傾錯誤領導下，還不可能總結糾正“左”的錯誤，相反，他們的努力還一再招致嚴厲批評。

正如陳云所指出，經濟工作“錯誤的主要來源是‘左’的指導思想。”[④] 但是，粉碎“四人幫”以后，黨的主要領導人不但不及時總結“左”傾錯誤的經驗教訓，反而推行“兩個凡是”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繼續貫徹“左”的方針，表現在經濟工作中，主要是不顧國情國力，一味要求“大干快上”。1977年4月19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抓綱治國推動國民經濟新躍進》。1978年初五屆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十年規劃綱要》又提出，從1978年到1985年，要新建和續建120個大項目，全國基建投資相當于過去28個的總和。這就使得經濟工作無法走上正軌,處于一種徘徊的局面。

中央工作會議開始時宣布的議題沒有涉及糾正經濟工作中“左”的指導思想問題，而不及時總結糾正“左”的錯誤，確立正確的指導方針，經濟工作還可能重蹈過去一再折騰的覆轍。有鑒于此，陳云一開始就提出了實事求是的問題。

陳云將搞清“實事”稱為“關鍵”問題，是有深刻含義的。表面上，沒有人不同意“實事求是”，但到了實際工作中卻往往從主觀愿望出發，片面強調形勢好的一面，過分強調主觀能動性的力量，還美其名曰“鼓勁”，稍有不同意見就是“泄氣”、“保守”，要求總結這方面的教訓則是“秋后算帳派”。多次“左”的錯誤，都是不去搞清“實事”。“大躍進”盲目冒進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誤認為糧食不但過了關，而且多到不得了。1962年反“黑暗風”，也是因為對困難形勢的估計存在嚴重分歧。“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原因之一，也是出于對形勢完全作了錯誤的估計，并將這種錯誤估計貫穿于政治、經濟工作的全局。“文化大革命”后搞“洋躍進”，也沒有將“實事”搞清楚。李先念后來指出：“‘四人幫’垮臺以后，我們大家都看到了當時的國民經濟已經跌到了崩潰的邊緣，看到了大力恢復經濟的緊迫性，也看到了在經濟恢復中需要加強某些薄弱環節，采取過一些措施，但對整個國民經濟各方面的比例關系缺乏全面的、切合實際的分析，也由于矛盾還沒有充分暴露，因此我們對比例失調的嚴重狀況認識得很不夠。這兩年多來，特別是去年（1978年），經濟恢復取得了較快的進展，再加上全黨全國人民又都有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強烈愿望，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對順利的一面看得多了，對問題和困難的一面看得少了，對經濟發展的要求急了，步子邁得不夠穩。”[⑤]當時也有不同意見，但受到壓制。 1977年，財政部黨組書記、部長張勁夫反映黨組討論意見，認為財政困難不小，主張對“四人幫”破壞帶來的困難要充分認識夠，需要進行調整，卻受到批評。1978年是拉長基建戰線的一年，當年追加投資100億元，其中第四季度追加48億元，財政部說明中央財政要出赤字，戰線拉得太長，不宜再追加了，領導上不同意。1978年7月召開的國務院務虛會，討論加快現代化建設步伐問題，出現了急于求成的傾向，但因有的干部很不好說話，會上很少有人提出反對意見。這樣一來，實事求是只停留在表面上、口號上。

因此，陳云強調搞清“實事”是關鍵，就是要求在實踐中真正貫徹這項原則。陳云認為，有關部門的干部對“實事”并沒有認識，而不認識“實事”其他就無從談起。后來他曾這樣談到這個問題：“講實事求是，先要把‘實事’搞清楚。這個問題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⑥]

而弄清事實的方法是什么？陳云提出要“交換、比較、反復”。 “所謂交換，就是通過交換意見，使認識比較全面。交換意見，不僅要聽正面意見，更要聽反面意見。所謂比較，一是左右的比較，……二是前后的比較……所謂反復，就是事情初步定了以后還要擺一擺，想一想、聽一聽不同意見。即使沒有不同意見，還要自己設想出可能有的反對意見。”[⑦]這就是針對經濟工作中“左”傾錯誤的教條和主觀片面的思想方法的。

這些方法解放前陳云就闡述過，建國后他又貫徹到經濟工作中。50年代陳云就曾說過：“從實際出發的關鍵是，從片面的實際出發，還是從全面的實際出發”，“重要的是要把實際看完全，把情況弄清楚”。[⑧]他認為“所有正確的政策，都是根據對實際情況的科學分析而來的”，“片面性總是來自忙于決定政策而不研究實際情況”，要求大家“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時間研究情況，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時間決定政策”[⑨]。1957年1月9日他在中共商業部黨組會議上講話，強調了交換、比較、反復這個全面認識客觀事物的方法。1962年，在參加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的陜西省全體干部會議上講話時，他又再次提出，要使認識比較正確，要交換、比較、反復。

這些方針方法陳云身體力行。50年代搞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不足，提倡向蘇聯學習，但陳云在經濟工作的領導中，并不是教條地照搬照抄蘇聯經驗，而是將這些經驗結合中國的實際。他主持制訂一五計劃時，既看到有利條件，也看到制約條件，數易其稿，對當時的建設速度和規模，考慮是恰當的，一五計劃完成得比較順利，成效是顯著的。“大躍進”中他出面抓鋼鐵指標調整，在當時一片熱昏的氛中，他仍作了多方調查論證,務求全面完整地了解各方面的情況。三年困難時期，他更是在調查研究基礎上，正確估計形勢，提出有效解決辦法。

這么多年過去，陳云再次提出弄清“實事”是實事求是關鍵，方法是“交換、比較、反復”的觀點，當然并不是簡單的重復，而是對過去經驗教訓在實踐基礎上的總結和升華。在經歷了“左”的錯誤幾十年的干擾后，廣大干部群眾對“左”的錯誤有了切膚之痛，而經濟工作又面臨開創新的局面的緊要關頭，陳云再次強調這一原則和方法，對總結和糾正長期以來“左”的錯誤，有著重大的意義。

二、五條意見重在糾正冒進

在闡釋了經濟工作實事求是原則之后，陳云在發言中提出了對當時經濟工作的五點具體意見。這五點意見，是在實事求是地分析當時經濟情況的基礎上，經過深思熟慮后提出的，主要針對的是當時的“洋躍進”。

陳云很注意了解情況，特別是當年7月開始舉行的討論加速經濟建設步伐的國務院務虛會，重要發言他都看了。在這次的發言中，他談到經濟工作的一些矛盾，如：糧食問題上對農村壓力太大，農民喘不過氣來，建國快30年了，還有討飯的，其他經濟作物生產也緊張；工業引進項目沒有循序漸進，一擁而上，造成窩工；各省市機動財力不足；生產和基本建設安排規模過大，造成材料供應緊張，等等。

當時的“實事”是不是像陳云說的，工農業生產都有這么嚴重的問題呢？經過有關部門更全面的了解，情況確實如此。李先念1979年4月5日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說得更清楚。他指出：農業長期落后，遠遠不能適應人口增長、工業發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需要，許多地方農民口糧不足甚至嚴重不足；輕工業長期落后，市場供應緊張，產品缺乏出口競爭力；能源、交通、原材料工業滯后，因為缺電有20％工業生產能力發揮不出來，鐵路干線的一些薄弱區段只能滿足運輸需求量的50％－70％；“骨頭”與“肉”關系處理得很不好，工人、農民收入長期沒有增加，人民生活方面欠帳很多；全國2000萬人需安排就業，其中急需安排的就有800萬人。基建戰線長，投資效果差，浪費驚人。1978年“洋躍進”增加了這些矛盾：第一，基本建設投資一加再加，投產項目和新增生產能力的計劃都完成得很差。第二，引進工作搞得急了，重點又不突出，1978年同外國簽訂了22個大項目，金額高達78億美元，這還只是一部分，全部簽完還需要50億美元。這給外匯支付和國內配套都造成了不少的困難。第三，工業生產本身比例失調，相當普遍地存在著追求產值、產量而忽視提高質量、增加品種、降低消耗的傾向。第四，1979年計劃在基建規模、生產指標、財政收支、利用外資等方面都安排大了，在物力和財力上留了不小的缺口。燃料短缺1500多萬噸，鋼材、木材、水泥的供應滿足不了457億元基建投資的需要，財政收入有50多億元落實不下去 ，打算借用的外債高達100億美元，財政預算中出現的赤字擴大到100多億元，市場商品供應量同購買力相差100多億元。

這些“實事”進一步說明，陳云發言中指出的矛盾是符合實際的，也說明調整已經是當時面臨的緊迫任務。為此，陳云指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既要積極又要穩妥。而當時的“洋躍進”，顯然是只求積極不管“穩妥”。因此，他主要針對當時冒進出現的問題，指出了5點具體的意見：大規模增加糧食進口，以放松農民征購壓力；引進工作要循序漸進；計劃安排上不能留材料缺口；給地方以真正的機動財力；大力發展旅游業。

工農業比例長期嚴重失調是國民經濟重大比例關系失調的最大問題。為著手解決這個問題，陳云提出：在三五年內，每年進口糧食可以達到兩千萬噸，先把農民這一頭安穩下來。進口糧食的時間，不只是三五年，時間還可能長些，數量則可能少些。陳云強調說，這是大計，是經濟措施中最大的一條。

農業是我國國民經濟的基礎，對農業問題、特別是糧食問題，陳云一直高度關注。50年代他就指出：“我國農業對經濟建設的規模有很大的約束力。”[⑩]他還提出，為保證國民經濟保持合理比例關系，防止建設規模超過國力的可能，出現不平穩和混亂狀態，必須適當增加農業投資的比重。他還在1979年3月8日的一份提綱中寫道：“我國社會經濟的主要特點是農村人口占百分之八十，而且人口多，耕地少。計劃機關和工業、商業部門的同志對此沒有深刻的認識。如果不糾正這種認識上的盲目性，必然碰壁。”[11]他在1979年3月21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講話中指出：“搞建設，必須把農業考慮進去。所謂按比例，最主要的就是按這個比例。這是一個根本問題。”[12]

但是，在實際的經濟工作中，卻一再出現忽視農業的狀況。基建規模太大，超過了當時農業生產力的可能，為了維持城鎮居民的口糧供應和工業生產的需要，國家需要掌握必要數量的糧食及其他農產品，不得不加大對農村的征購壓力，以至于有些農民連口糧都不夠了。“左”的錯誤長期化，使得這種超重的征購壓力也長期化了。陳云是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的首倡者，但他要求統購統銷要兼顧國家和農民的利益。由于“左”的干擾，政策越來越死，征購越來越緊，農民正當利益被忽視，生產積極性受到嚴重壓抑。雖然農業搞“以糧為綱”，并幾乎把農民和農村社隊的經營活動死死限制在糧食生產上，但糧食生產長期沒有突破性進展。

三年困難時期，為了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陳云曾經提出進口糧食、緩和農村征購壓力的主張。這一主張得到了中央的采納，從1961年到1965年，國家每年進口糧食500萬噸左右。國家集中掌握了大量糧源用于機動調度，保證了市場供應，相應減輕了農村征購壓力，使農業生產很快得到恢復并有所發展，極大地促進了整個國民經濟的調整、恢復發展。但不久“左”的干擾接踵而至，這一政策也就被中止。1976到1978這三年，國家凈進口糧食265億斤，還挖了糧食庫存幾十億斤，市場和農村征購兩頭都緊，仍然談不上放松農民征購壓力的問題。

為此，陳云再次提出大量進口糧食，進口糧食的時間，不只是三五年，時間還可能長些，數量則可能少些。糧食進口多一些也不要緊。他指出，“農民穩住了，事情就好辦了”，“農民有了糧食，棉花、副食品、油、糖和其他經濟作物就都好解決了。擺穩這一頭，就是擺穩了大多數，七億多人口穩定了，天下就大定了。”[13]國家手頭有了糧食，就可以減輕農民征購壓力。更重要的是，有意識地把進口糧食作為調整農村政策的主要手段，可以在比較寬松的環境下調整農村政策，使其能迅速發揮調整國家與農民的關系、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的威力。可以想見，如果還是增產不增收，將會嚴重影響農村政策調整的效果。如果通過進口糧食調整好國家與農民的關系，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則不但安定了幾億農民，增產糧食和其他經濟作物，發揮農業的基礎作用，為整個國民經濟的調整、改革、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

超過國力的大規模引進，是當時面臨的重大經濟問題。陳云對此提出：工業引進項目，要循序而進，不要一擁而上，不能窩工。

陳云對充分利用有利時機，盡可能多地吸收外國資金，大量引進先進技術和設備，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速度，態度一直是很積極的。五十年代，他主持制定并組織實施的一五計劃，利用當時的有利條件，以蘇聯援助為基礎，搞156項，大大加快了我國工業化步伐。“文革”后期陳云一度協助周恩來總理抓外貿，在極左路線干擾嚴重的情況下，他仍然提出要利用外國資金、技術和設備，反對把利用國外資金和市場與自力更生對立起來。。

但面對“洋躍進”的局面，他主張在利用外資時要保持清醒的頭腦，既要看到有利條件，也要根據自己的可能。當時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經濟處于“滯脹”之中，急于要為產品和資金尋找出路，利用外資時機有利，中央下了利用外資的決心。7月6日至9月9日，國務院召開了由有關部委負責人參加的關于四化建設的務虛會，主題是研究加快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速度問題。會上特別對如何加強技術引進、擴大外貿出口、采取靈活方式利用國外資金等問題，深入進行討論，提出了許多好的意見，但在發展國民經濟問題上求成過急。陳云曾提出，務虛會是否多開幾天，聽聽反對的意見，可能有些人有不同意見。陳云認為，向外國借款是可以的，中央下這個決心很對，但是一下子借太多，辦不到。有些干部只看到外國的情況，沒有看到本國的實際。我們的工業基礎不如它們，技術力量不如它們。有的國家和地區發展快，有美國的特殊照顧。只看到可以借款，只看到別的國家發展快，沒有看到本國的情況，這是缺點。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債，靠不住。

陳云在中央工作會議發言中指出，我們現代化建設的起點，是3000萬噸鋼。但是，不能光看鋼鐵這個指標。我們同日、德、英、法不同，工業基礎不如他們，技術力量不如他們，這兩點是很重要的。我們的工業基礎和技術力量比解放初期有很大進步，但同日、德、英、法比，還是落后的。我們也不能同南朝鮮、臺灣比，它們是美國有意扶植的，而且主要是搞加工工業，我們是要建設現代化的工業體系。要循序漸進，不要一擁而上。一擁而上，看起來好像快，實際上欲速則不達。項目排隊，如有所失，容易補上；窩工，就難辦了。

針對當時計劃安排過于龐大，導致經濟過熱的狀況，陳云提出：對于生產和基本建設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材料如有缺口，不論是中央項目或地方項目，都不能安排。

材料缺口的大量出現，實際反映了國民經濟重大比例失調、基本建設規模超過國力的客觀現實。五十年代，陳云總結了我國一五建設的經驗教訓，提出要使基本建設和國力相適應，不適應就是冒進，他并提出了防止冒進的5條重要方法：財政收支和銀行信貸都必須平衡，而且應該略有結余；物資要合理分配，排隊使用，先保證必需的生產和必需的消費，然后再進行必需的建設；人民的購買力提高的程度必須和消費品增長的程度相平衡；基本建設規模和財力物力之間的平衡，不單要看當年，而且必須瞻前顧后；我國農業對經濟建設的規模有很大的約束力。多年來，他一直強調國民經濟的綜合平衡。遺憾的是，這種平衡長期遭到人為的破壞。計劃安排上，各方面都爭上項目，建設規模一直降不下來，材料和資金難以為繼，結果是各方面都叫“緊”。

在發言中陳云指出，各方面都要上，樣樣有缺口，表面上好看，擠來擠去，胖子擠了瘦子，實際上擠了農業、輕工業和城市建設。現在采購員東奔西跑，就是由此而來的。顯然，他對于當時的基建規模，是不同意的，希望能實事求是地減下來。

陳云還談到當時財政體制準備進行的改革，希望給地方一些真正的機動財力。當時旅游部門計劃加快發展旅游事業，陳云在發言中表示支持，并要求旅游部門逐步把旅游管理由行政管理轉變為業務管理。但總的來看，他強調的重點，是針對經濟工作急躁冒進的“左”的錯誤進行糾正。

三、 陳云經濟問題發言的重要意義

陳云當時雖然沒有明言經濟工作的“左”傾錯誤性質，但從指導思想和具體的方針政策上，提出了切實可行的糾正辦法。由于他在經濟工作方面的崇高威望，他的意見受到了會議的高度重視。更重要的是，三中全會后陳云重新進入黨的最高領導集體，使他得以將這些意見貫徹到經濟建設的實踐中。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還有許多干部指出了經濟工作中“左”的錯誤，并明確提出要求在一定時期內規定經濟調整的任務。陳云的發言與這些意見一道，匯成了總結和糾正建國以來經濟工作中“左”的錯誤的先聲，無論在當時還是在今后，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首先，陳云的發言有利于總結建國以來經濟工作的“左”的錯誤的教訓，為確立正確的經濟工作指導方針打下了基礎。

正如陳云所說，經濟工作“在‘左’的錯誤領導下，也不可能總結經驗。”[14]這次會議和隨后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全會決議反映了陳云等老一輩革命家的主張，在強調國民經濟發展高速度的同時，也強調了穩定發展，要按經濟規律辦事，并指出存在國民經濟重大比例失調狀況，要用幾年時間來解決，為迅速發展奠定穩固的基礎。這說明中央開始正視并著手解決經濟生活的矛盾，而不再一味追求“大干快上”。這可以說是弄清“實事”的一個重要步驟。

會后不久，全黨上下就開始對“左”的經濟指導思想及其危害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總結。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國務院討論了建設方針，認為搞現代化一定要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堅持實事求是，首先要把‘實事’弄清楚，從中找出它的規律。1980年6月，王丙乾在中央黨校講話指出極左思潮對經濟工作干擾的三個方面，即：（一）用政治代替經濟，忽視國民經濟發展的固有的內在規律，也就是不按經濟規律辦事。（二）憑主觀想像指導經濟，不講實事求是，急于求成，欲速不達；只講主觀需要，忽視客觀可能，往往是聞風而動，一擁而上。（三）忽視綜合平衡，破壞經濟發展中應有的比例關系。1980年12月中央工作會議，陳云在會上講話指出開國以來經濟建設方面的主要錯誤是“左”的錯誤。鄧小平表示完全同意，并說陳云講話“在一系列問題上正確地總結了我國三十一年來經濟工作的經驗教訓，是我們今后長期的指導方針”[15]。他還指出：“至于走什么樣的路子，采取什么樣的步驟來實現現代化，這要繼續擺脫一切老的和新的框框的束縛，真正摸準、摸清我們的國情和經濟活動中各種因素的相互關系，據以正確決定我們的長遠規劃的原則，然后著手編制切實可行的第六個五年計劃。”[16]李先念也認為，陳云這一論述是非常深刻的，“要徹底糾正‘左’的錯誤，就要認認真真總結經驗，并在今后工作中切實加強調查研究，堅持實事求是原則。編計劃，作預算，搞平衡，一定要從實際出發……不能做虛假文章，更不能憑主觀偏見。我們過去往往在這方面吃了虧。”[17]

經過全黨上下認真總結建國后經濟工作的經驗教訓，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明確指出，過去經濟工作中長期存在脫離國情、超越實際可能的“左”的錯誤，并且指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必須從我國國情出發，量力而行，積極奮斗，有步驟分階段地實現現代化的目標。……我們必須采取科學，深入了解和分析情況，認真聽取各方面干部、群眾和專家的意見，努力按照客觀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辦事，努力做到各經濟部門按比例地協調發展。我們必須看到我國經濟文化還比較落后這個基本事實，同時又必須看到我國經濟建設已經取得的成就和經驗以及國際經濟技術交流的擴大等國內國際的有利條件，并充分利用這些有利條件。既反對急于求成，也反對消極情緒。”[18]

其次，陳云提出的實事求是、弄清“實事”等意見，使一些領導干部從過熱的氣氛中開始清醒過來，認識到經濟工作冒進的問題。陳云等老一輩革命家重新進入黨的最高領導集體，加強了拔亂反正的領導力量，也為經濟糾“左”打下了堅實的組織基礎。三中全會后，調整工作很快提上了議事日程。

1979年1月1日和5日，陳云了解到有的部門還在留材料缺口，曾兩度批示，對計劃不要留缺口，寧肯降低指標，寧可減建某些項目。有物資缺口的，不是真正可靠的計劃。1月6日，鄧小平明確提出要從總方針來一個調整，要壓縮計劃中不可靠的高指標。根據鄧小平、陳云的指示，國家計委開始會同有關部門，著手研究和調整1979年的國民經濟計劃。但他們感到問題很多，難以確定下來。鄧小平和李先念商量后，建議國務院成立財經委員會，請陳云當主任，主持全國財經工作。這一建議為中央所接受。1979年3月14日，在中央作出決定的當天，陳云就同李先念聯名致信中共中央，提出：國民經濟比例失調情況嚴重，要有兩三年調整時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調情況大體上調整過來。3月21日，陳云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又提出要用兩三年時間進行調整。1979年4月中央工作會議提出對整個國民經濟實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要集中三幾年時間搞好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進一步為加快實現現代化奠定更穩固的基礎。

正如鄧小平所指出：這次調整“如果要說有什么改變的話，那就是改掉我們工作中還存在的不符合三中全會精神的毛病，那就是下決心去掉不切實際的設想，去掉主觀主義的高指標，而這正是三中全會的路線要求我們必須做到的。”[19]李先念受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委托就調整問題作的講話指出：這次調整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堅決地、逐步地把各方面嚴重失調的比例關系基本上調整過來，使整個國民經濟真正納入有計劃、按比例健康發展的軌道”[20]，并宣布了調整比例關系的十二條原則和措施，其中包括：近幾年多進口一些糧食，以利農民休養生息，調動農民積極性，調整工農業比例關系，安排好城鄉人民的生活；將原定1985年鋼產量6000萬噸指標降為4000萬噸，鋼鐵生產不但不能擠輕工業，還要為輕工業讓點路、服點務，同時加快能源、原材料建設；按照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和能源、原材料供應的可能，堅決地、有秩序地關停并轉一批企業；堅決縮短基建戰線，將全國在建的1700多個大中型項目削減到1000個以下；各項計劃要互相銜接，不留缺口，嚴格控制引進規模，引進要循序前進，前后銜接，比較大的引進項目要組織各有關部門會審，1億美元以上的重大引進項目，要報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審批。從中可以看出，陳云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的意見在這些調整措施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

這些措施在貫徹實施后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979年，國家多進口了幾百萬噸糧食，從而得以降低全國的糧食征購基數，并減免了部分農業稅，這些措施與農業政策落實、農業投資增長等一系措施配套，使農業生產出現多年來沒有過的好情況，1979年農業增產200多億斤，國家庫存有所增加，其他農副產品也出現了喜人的增長勢頭，棉花增產100多萬擔，油料增長1500多萬擔，增幅達15%，全國絕大多數城市豬肉敞開供應。堅決縮短基本建設戰線方面也邁開了重要的一步，停建、緩建了348個大中型項目，開始遏制長期存在的基建規模過快膨脹的勢頭。以寶山鋼鐵公司建設計劃調整為代表，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對引進工作進行了重新部署，有的項目延長建設期限，有的推遲上馬，引進工作逐步走上正軌。經過幾年的艱苦努力，調整工作勝利完成，為促進改革開放，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步伐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陳云在中央工作會議經濟問題發言中闡述的實事求是的原則，是黨探索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過程中取得的重大成果之一，對經濟工作仍具有現實指導意義。

實事求是，關鍵是要搞清“實事”，仍然是經濟工作的重要準則。三中全會以后，中共第二代、第三代領導領導深入探索，最終形成了我們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認識，經濟工作和經濟政策必須從這個最根本的實際情況出發，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是鄧小平理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經濟工作的必須長期重視的基本認識。

要在搞清楚“實事”的基礎上，確定我們經濟工作的方針，既要勇于抓住機遇快速發展，也要勇于根據情況大膽調整，處理好主觀與客觀、速度與效益的關系。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們抓住有利時機，在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下，經濟工作邁開步子，取得了很高的發展速度，但也積累了一些矛盾，在這種情況下，1988年開始搞了三年治理整頓。此后，我們抓住機遇，加快了經濟發展步伐，但一些制約因素也開始出現，1993年以后，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審時度勢，又成功地實現了經濟“軟著陸”，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為進一步深化改革和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正是因為總結了經濟工作中長期“左”的錯誤的經驗教訓，改革開放二十年來，我們的經濟工作也出現了波折，但都沒有造成過去那種長期的災難性后果，而是及時、主動地進行調整，為更進一步地發展創造條件。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已經過去20年了。現在，國內和國際情況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我們要在充分吸取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探索中的成果的基礎上，結合實際的新發展，以鄧小平理論為指導，在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帶領下，迎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更加輝煌的新時代。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來源：《黨的文獻》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