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這是中國人永遠無法忘卻的日子。這一天，日本軍國主義者對中國發動了全面的侵略戰爭，中國人從此奮起進行全民族抗戰。只要在當時生活過的中國人都會記得，那以后自己的生活、周圍的一切，都發生了何等巨大的變化。
3年前，習近平同志在紀念全民族抗戰爆發七十七周年儀式上，滿懷激情地說：“從盧溝橋事變肇始，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從那時起，大江南北，長城內外，全體中華兒女冒著敵人的炮火共赴國難，無論是正面戰場，還是敵后戰場，千千萬萬愛國將士浴血奮戰、視死如歸，各界民眾萬眾一心、同仇敵愾，奏響了一曲氣壯山河的抗擊日本侵略的英雄凱歌，用生命和鮮血譜寫了一首感天動地的反抗外來侵略的壯麗史詩。”
全民族抗戰開始后，中華民族內部蘊藏著的無窮無盡的巨大能量，像火山爆發般傾瀉出來，震撼大地。人民從中看到了自己的力量。這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征程中極其重要的一頁。
歷史的回顧
七七事變的發生不是偶然的。
野心勃勃的日本軍國主義勢力從19世紀末起就不停息地步步進逼，妄圖征服并滅亡中國、獨霸東亞，終于激起中華民族萬眾一心的全民族反抗。
中國這個文明古國淪為半殖民地國家，是從中英鴉片戰爭開始的。后來，日本軍國主義勢力逐步成為中國面對的主要侵略者。
中日甲午戰爭的發生，是大多數中國人事前沒有想到的。甲午戰爭后，列強大大加快了對華侵略的步伐。包括日本在內的“八國聯軍”武裝占領中國的首都北京達1年之久，強迫家家戶戶都懸掛他們的國旗；日本還強行在華北派遣“駐屯軍”，后來的七七事變就是由這支軍隊首先發動的。
這一切，怎么能不深深刺痛有骨氣的中國人的心？孫中山在甲午戰爭發生那年，響亮地喊出“振興中華”的口號。維新志士譚嗣同滿腔悲憤地寫下沉痛的詩句：“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臺灣因甲午戰爭被日本強行割占。臺灣民眾在日本占領軍到來時，在臺北、新竹、臺南等地浴血抗擊，堅持5個多月，日本侵略軍死傷32000多人。在日本統治的半個世紀中，臺灣民眾的反日運動始終未曾停止。
1927年，田中義一大將出任日本首相兼外相，召開“東方會議”，標志著軍部直接控制了日本外交。田中外交的突出特點，是把注意力首先集中在中國的“滿蒙”地區。這是日本侵華的一項重大決策，也就是所謂“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日本軍國主義者的野心是無限的，但它的實力有限，只能分步驟地推行它的計劃。
1931年，日本軍國主義者悍然制造了九一八事變。他們在沈陽以北不遠的柳條湖炸毀一小段鐵路路軌，反誣是中國軍隊所為，立刻向東北軍駐地北大營進攻，第二天凌晨占領了北大營和沈陽城。隨后，侵占中國的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1932年，他們在東北制造了一個“滿洲國”。接著，又西進蒙古族聚居的地區，先占領熱河省，隨后向察北、綏東推進。這些都是“必先征服滿蒙”戰略意圖的體現。
1933年的長城戰役仿佛越出了這個范圍。日本侵略軍兵臨北平城下，國民黨當局在華北的主要負責人黃郛、何應欽已準備放棄北平。而日本在脅迫中國簽訂《塘沽協定》后撤到長城一線。這不是出于什么善心，而是覺得條件還不夠成熟：那時世界法西斯陣線還沒有正式形成；日本侵占中國東北后的統治秩序還不鞏固；對進一步侵占華北會不會引起西方列強干預還存有一些顧忌。因此，他們留待“第一階段終了”后再跨出第二步。
中國人民是有骨氣的。盡管南京政府出于“攘外必先安內”的決策，又過于期待西方列強的干預，在九一八事變發生時實行“不抵抗”政策，但愛國軍民仍奮起抵抗。東北軍愛國將領馬占山、李杜等在黑龍江、吉林同日本侵略軍血戰，給了全國人民很大鼓舞。東北人民的抗日義勇軍風起云涌。中共中央先后派遣楊靖宇、周保中、趙一曼等到東北，加強對義勇軍的領導。從1932年起，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抗日游擊隊陸續成立。第二年，合編為東北人民革命軍。1936年，組成東北抗日聯軍，人數最多時達到3萬人，在白山黑水、林海雪原那種常人難以想象的極端危難環境中同侵略者進行艱苦卓絕的斗爭。由于敵我力量過于懸殊，從1942年起，抗聯主力轉移到蘇聯境內休整和訓練，1945年又和蘇聯紅軍一起進軍，殲滅日本關東軍，為建立東北解放區作出了重大貢獻。他們的精神和事跡是值得后人永遠景仰的。在局部抗戰時期，蔡廷鍇等率十九路軍的淞滬抗戰、馮玉祥等在察哈爾組織民眾抗日同盟軍、多路中國軍隊在1933年進行長城抗戰、傅作義指揮綏東百靈廟大捷等，也都值得后人永遠銘記。
七七事變
日本軍國主義者一直沒有停止他們的侵華步伐。他們強烈地認為，能夠供應日本短缺資源的地區需要包括整個中國大陸，他們十分垂涎山西的煤炭、河北的鐵礦等資源，從而把侵略矛頭進一步指向華北地區。
1935年8月，日本陸軍省提出所謂《關于對北支政策》，明白地提出要把華北五省變為“自治色彩濃厚的親日‘滿’地帶”。11月中旬，日本軍方策動的“華北自治運動”公開出臺。1936年，日本駐在華北的“中國駐屯軍”從1771人增加到5774人。他們完全置中國主權于不顧，擠走中國駐軍，非法進占北京南部盧溝橋附近3條鐵路的會合處豐臺鎮，并且設立軍事指揮部。他們在平津近郊舉行多次大規模的“軍事演習”，從每月一次增加到三五天一次，從一般演習到實彈射擊，從白晝演習到夜間演習。日本空軍的飛機也在平津上空任意盤旋。一切都在緊鑼密鼓地進行著，華北各地早已是一派“山雨欲來風滿樓”的肅殺景象。
這一切，不能不使每個有愛國心的中國人感到再也無法忍受下去。一個從南方到華北讀書的學生寫信給《大眾生活》主編鄒韜奮說：“敵人的飛機盡在我們頭上掠過，所謂野外演習的炮聲震得教室的玻璃窗發抖，機關槍不斷的響著在打靶。這一顆顆的子彈，好像每顆都打在我們心上一樣的難過。先生，我們能念書嗎？”這也許是今天的青年學生難以想象的。
這種悲憤的情緒郁積著、奔騰著、增長著，整個中國就像一座噴薄欲發的火山。從平津學生開始，掀起了席卷全國的一二九愛國運動。以上海為中心，成立起各界民眾的救國會。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經歷長征，到達陜北。張學良、楊虎城發動的西安事變促成了全國停止內戰、合作抗日。這是全民族抗戰能夠實現的深厚的社會基礎和群眾基礎。
就在1937年7月7日這天晚間，駐豐臺的日軍在盧溝橋附近進行夜間軍事演習。演習中，日軍稱有一名士兵“失蹤”，要求進入盧溝橋東的宛平縣城搜查，這種無理要求遭到拒絕。20分鐘后，那個士兵自行歸隊，但日軍仍圍攻宛平城，中國駐軍奮起抗擊。戰爭就這樣開始了。
事變的性質和是非沒有任何可以爭論的余地，但日本一些右翼分子卻還要就此胡攪蠻纏。其實事情很清楚，中國在日本并沒有一兵一卒，而日本卻不顧中國主權，把軍隊強行駐扎在中國的領土上，任意采取軍事行動，圍攻中國縣城，威逼平津和華北，使中華民族面對生死關頭。這不是侵略是什么？硬要狡辯，只能說其不知羞恥為何物。
七七事變發生后，中共中央在7月8日發出通電：“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蔣介石也看到：“今日的北平，若可變成沈陽，南京又何嘗不可變成北平。”他在7月17日廬山談話上說了一句名言：“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這句話受到國人普遍贊揚。
中國的全民族抗戰就這樣開始了。
全民族抗戰帶來了什么
前面說到，習近平同志在紀念全民族抗戰爆發七十七周年儀式上的講話中動情地說：“從那時起，大江南北，長城內外，全體中華兒女冒著敵人的炮火共赴國難”。
歷史總是一環緊扣一環地不斷發展而又有它的階段性。“從那時起”四個字不能小看。作為新的“起”點，“那時”以后和以前有什么不同？從局部抗戰到全民族抗戰，不只是軍事行動范圍和投入力量的擴大，更重要的，還需要進一步分析它使中國發生了哪些有著全局性意義的變化。
毛澤東同志在1941年5月提綱挈領地指出：“一個民族敵人深入國土這一事實，起著決定一切的作用。”第二年3月，他在《如何研究中共黨史》中，從宏觀的大視角出發，把黨的歷史分為三個階段，并且指出這三個階段革命的任務、聯合的群眾、革命打擊的目標都有所不同。其中，他這樣說：“革命的任務，三個階段都是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第一個階段直接的表現是反對北洋軍閥，第二個階段直接的表現是反對國民黨，第三個階段表現為反對日本侵略者及汪精衛漢奸。”
從這樣一種全局性考察出發，可以清楚地看到全民族抗戰爆發后給中國帶來了什么：
第一，中華民族的民族覺醒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長期經濟文化的密切交流和近代以來反對外來侵略者的共同斗爭，使各民族之間形成強烈的認同感，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的命運共同體。從20世紀初開始，中華民族這個名稱已越來越成為中國各族人民的共識。
日本軍國主義者的對華侵略，在七七事變以前和以后最大的變化是：從局部性侵略發展到全面侵華。日本侵略軍的鐵蹄深入中國內地，占領了中國將近一半人口生活的廣闊土地，在不少地區實行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改變了幾乎所有中國家庭的生活。這種狀況是以往中國歷史上的任何時候都不曾有過的。
實際生活的教育，是任何滔滔雄辯都無法相比的。在中國國土上發生的這種悲慘狀況，決不是個人力量所能改變的。只有當國家和民族有了前途時，才有個人前途可言。著名作家巴金1937年8月在戰火紛飛的上海寫道：“這一次全中國的人真的團結成一個整體了。我們把個人的一切全交出來維護這個‘整體’的生存。這個‘整體’是一定會生存的。‘整體’的存在也就是我們個人的存在。”多少人為保衛祖國而英勇犧牲，多少人拋棄舊怨而攜手共同救亡，這在平時并不容易做到。
中華民族表現出空前的凝聚力。這種萬眾一心的凝聚力是無形的力量，在以后一直成為鼓舞中國人民為實現民族復興而團結奮進的重要精神動力。
第二，民主觀念越來越深入人心。
古代中國經歷過幾千年的封建社會，民主傳統一直極為缺乏。全民族抗戰爆發后，面對強大的敵人，人們最關切的問題莫過于怎樣才能取得抗戰的勝利。答案很明顯：只有依靠四萬萬民眾的力量，依靠人民群眾的積極參與。而要使全國民眾積極投身抗戰事業，必須實行民主政治，切實維護民眾的利益，充分發揮民眾的積極性。隨著全民族抗戰走向深入，民主問題表現得越來越突出、越來越重要。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戰場，抗日根據地為什么能夠在那么艱難險惡的環境中生存和發展？原因就在于它能夠堅決地依靠群眾，由人民當家作主，認真推行減租減息，實行民主政治。
美國很有影響的《時代》《生活》雜志的記者西奧多·懷特和安娜·雅各布當時寫了一段報道：“共產黨的全部政治論題可以概括為下面的一段話：如果你遇見這樣的農民——他的整個一生都被人欺凌、被人鞭笞、被人辱罵，而且他的父親把祖祖輩輩傳下來的痛苦感情都轉移給了他。你真正把他作為一個人來對待，征求他的意見，讓他投票選舉地方政府，讓他組織自己的警察和憲兵；給予他權力，讓他決定自己應交多少賦稅，讓他自己決定是否減租減息。如果你做到了這一切，那么，這個農民就會變成一個具有奮斗目標的人。而且，為了保衛這個目標，他得同任何敵人——不管是日本人還是中國人——進行殊死拼搏。”為什么中國共產黨的力量和影響在抗戰期間能得到那樣大的發展？奧秘就在這里。
再來看國民黨統治的大后方。在戰爭初期，國民黨政府的對日作戰是比較努力的，在民主政治方面有過一點改進，一時出現過生機勃勃的新氣象，人們曾對它寄予很大希望。但是這種希望很快就變成失望。國民黨政府甚至變本加厲地強化獨裁統治，特務橫行，豪門資本大發國難財，力圖消滅一切異己力量。于是，爭民主的運動在大后方日益發展起來，到1944年以后更走向高潮，成為萬眾矚目的焦點。這對戰后中國政治生活的演變產生了深刻影響。
第三，中國共產黨被更廣大的民眾所了解和接受。
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是為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奮斗的。但是，在全民族抗戰以前，它的政治影響主要在各革命根據地的貧苦農民和城市里的革命知識分子中。由于國民黨當局對革命根據地的嚴密封鎖和對共產黨的造謠、污蔑，加上中共中央多年“左”的關門主義錯誤，一般民眾對共產黨的真實情況了解有限。全民族抗戰爆發后，國共兩黨實行第二次合作，共產黨人在一些地區能夠公開或半公開活動，人們對共產黨的主張和真實情況逐漸有了較多的認識和了解。
毛澤東同志在1938年發表著名的《論持久戰》，對中日雙方在戰爭中的優勢和弱點、對戰爭將要經歷的三個階段、對應該采取的政策和戰略戰術進行深入分析，批駁了“亡國論”和“速勝論”。這些都是全國民眾當時最關心的問題，而在以前還沒有人對中國的抗日戰爭及其前途作過如此系統、具體而富有說服力的分析。以后，事實的發展完全證明毛澤東同志所作分析的正確性。這就在全國范圍產生了廣泛影響。
在實際行動上，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也讓人們感到耳目一新。一些民主人士和外國記者、觀察者訪問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后所作的報道，也讓大后方許多人看到了一個過去并不了解的天地，對中國的未來產生新的希望。到戰爭結束時，國共兩黨已被人們視為可以分庭抗禮的政治力量。
除了這三點，全民族抗戰還使中國的社會、經濟、文化、國際地位等方面都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
習近平同志熱情地說道：“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為中華民族由近代以來陷入深重危機走向偉大復興確立了歷史轉折點”。他又指出：“七七事變成為中國全民族抗戰的開端”。在七七事變80周年的今天，我們對先人為國家和民族作出的貢獻充滿敬意，一定會繼承他們的遺志，大力弘揚偉大的抗戰精神，萬眾一心地繼續朝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目標奮勇前進。
（作者為中央文獻研究室原常務副主任）
（來源：《人民日報》2017年07月0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