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孫中山先生誕辰150周年。
對中華民族來說，這150年極不尋常，它使中國的命運發生了根本性改變：中國人民從受盡屈辱、瀕臨滅亡的苦難歲月中走出來，建立起一個新國家、新社會，今天正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大踏步前進，創造出舉世公認的光輝成就。這是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前赴后繼、頑強奮斗取得的成果。
在救亡圖存、振興中華的志士仁人中，孫中山處在怎樣的地位？毛澤東同志在60年前曾稱他為“站在正面指導時代潮流的偉大歷史人物”之一。黨的十五大把他和毛澤東同志、鄧小平同志一起，稱為20世紀中國三個“站在時代前列的偉大人物”。在中華民族歷史上受到這樣崇高評價的，能有幾人？
站在時代前列的偉大人物
為什么對孫中山可以作出這樣高的評價？這需要從他所處的時代大背景和他在那個時代所起的特殊作用來考察。可以這樣說，他在當時所想和所做的一切，既是時代的產物，又能夠“站在時代前列”并“正面指導時代的潮流”。
孫中山走上歷史舞臺時，中國面對的悲慘境遇使每個有愛國心的中國人都感到痛苦。中華民族蒙受外國侵略者的恣意蹂躪和宰割，被視為“劣等民族”；君主專制制度像沉重的枷鎖壓在人們肩上，百姓被視同草芥，沒有絲毫權利可言；民生凋敝，廣大貧苦民眾在饑餓和死亡線上掙扎。有鑒于此，戊戌維新運動的志士譚嗣同滿腔悲憤地寫下了這樣的詩句：“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
但是，單靠悲痛和憤怒并不能解決中國面對的問題，局部的改良和舊式的農民戰爭也不能改變中國的悲慘遭遇。中國需要的是通過一次大變革，闖出一條和以往不同的路子來。
“振興中華”這個口號，是孫中山在中日甲午戰爭期間第一次喊出來的。10年后，他發表了一篇向美國人民呼吁的文章——《中國問題的真解決》。在文中他動情地寫道：“一旦我們革新中國的偉大目標得以完成，不但在我們的美麗的國家將會出現新紀元的曙光，整個人類也將得以共享更為光明的前景”。這些話是他在100多年前中華民族正處在苦難深淵中時說的，但充滿著民族自豪和民族自信的激情，沒有半點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常見的一味崇外媚外的可憐相。這正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最需要的風骨和品格，也是孫中山能吸引那么多人追隨他共同奮斗的重要原因。
振興中華，需要怎樣做？
近代中國面對的問題可以說是千頭萬緒，孫中山提出了“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張，也就是說要實現民族獨立、民主政治、民生幸福。這就從近代中國面對的無數矛盾中提綱挈領地抓住了三個帶根本性的問題，并且明確主張要用革命的手段來解決這些問題。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的中國有不少思想家和政治家，他們在這個或那個具體問題上也許提出過比孫中山更深刻的見解，但在對中國問題的整體認識上沒有人能超過孫中山；對中國歷史前進產生的影響，在當時也沒有人能超過他。
中國共產黨把孫中山的這個歷史貢獻稱為“開創了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這是一個了不起的創新，在中國近代歷史上值得大書一筆。稱他“站在時代前列”“正面指導時代潮流”，首先就是指這些來說的。
推翻君主專制制度
孫中山不僅“坐而談”，更重要的是“起而行”。他不顧個人的安危得失，全身心投入革命。在他逝世一周年的時候，魯迅寫了一篇文章。文中寫道：“他是一個全體，永遠的革命者。無論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無論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終于全都是革命。”這是一個很高的評價。
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香港大學醫學院的前身）受過系統的醫學教育，是該校首屆第一名畢業的優秀學生，又是取得西醫行業執照的第一個中國人，醫術高明，在澳門、廣州行醫，被上流社會爭相延請。但在他看來，國家民族的命運比個人的什么都重要。為此，他先后組織興中會、同盟會等革命團體，發動反清武裝起義，并同改良派進行了尖銳的斗爭，屢經挫折而愈挫愈奮，終于在辛亥革命時推翻君主專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體。在這場斗爭中，他是中國革命民主派的旗幟。
推翻君主專制制度，這是20世紀中國第一次歷史性的巨大變化。
君主專制制度在中國已經存在了幾千年，從來沒有改變過。它有一個“頭”，就是皇帝。國家的一切權力全都集中在皇帝手里。皇帝被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天子”，他的話被稱作“金科玉律”，人民沒有任何民主權利。辛亥革命一旦把這個“頭”砍掉，整個舊有的社會秩序就全亂了套。這以后，無論袁世凱也好、蔣介石也好，都再也建立不起一個統一的、穩定的統治秩序來，這就為舊社會的崩潰和革命的勝利創造了便利條件。
君主專制制度不僅體現為政治、經濟、軍事統治，而且形成了一整套嚴密的意識形態控制網絡。人們從童年起，就被灌輸了上下尊卑分明的一套綱常倫理，認為那是天經地義的，違背它就是違背了做人的規矩，就會受到周圍人的指責和非議。這種無形的思想束縛，有時比有形的強制起著更大的作用。辛亥革命在相當程度上也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原來被看作至高無上的皇帝都可以打倒，還有什么陳腐的、不合理的東西不可以拋棄？在《臨時約法》中，國民開始被看作國家的主人。孫中山做了臨時大總統，仍把自己稱為國民的“公仆”，也給人們帶來一種全新的觀念。盡管離真正的民主政治還很遠，終究有了一個新的開端。辛亥革命離五四運動只有很短的7年多時間，可以說沒有辛亥革命就很難出現五四運動。
當然，辛亥革命從另一方面來看又失敗了：它并沒有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也沒有改變中國人民的悲慘境遇。這是因為這次革命沒有明確的反帝反封建的科學綱領，很多人認為一旦推翻清政府的革命目的已經達到，就可以停頓下來進行經濟建設，包括孫中山特別看重的鐵路建設了；這次革命沒有發動并依靠廣大的下層勞動民眾，而同改頭換面的舊勢力達成了妥協；這次革命更談不上形成一個由有共同理想和嚴格紀律的先進分子組成的革命政黨作為核心，把革命繼續推向前進。孫中山雖然“開創了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但畢竟只是“開創”，并沒有找到真正實現這些主張的道路和方法，更無法確立更長遠的目標。孫中山不能不受到歷史和階級的局限。
與時俱進，實行國共合作
辛亥革命以后，孫中山仍然堅持救國救民的理想信念，依然在艱難的環境中繼續奮斗。但是，他苦苦追求的理想信念一直沒有實現。接著出現的是袁世凱復辟帝制、軍閥割據和軍閥混戰，國家的情況一天天壞下去。孫中山努力發動的護法運動一再失敗，連他一手培育起來的陳炯明在羽翼日益豐滿后也背叛了他。孫中山陷于巨大的苦悶中。
五四運動后，一支新的社會力量登上了中國歷史舞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進步思想界得到迅速傳播，中國共產黨成立了。在第一批中國共產黨人中，林伯渠、董必武、吳玉章、朱德等不但參加了辛亥革命，而且加入過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同盟會。比他們年輕一些的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也都受到過辛亥革命很大影響。他們都從辛亥革命中受到深刻教育，在思想上比以前跨出了一大步，隨后又發現辛亥革命的嚴重不足，汲取它的教訓，繼續向前探索。
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后的最初幾年間，堅持的仍是原有的思想觀念。“護國運動”是為了維護辛亥革命建立的共和政體，“護法運動”是為了維護他在南京擔任臨時大總統時制定的《臨時約法》。但他總是努力隨著時代的進步而進步。他的思想，包括對帝國主義、對列寧領導下的蘇俄、對群眾運動的認識，都在一步步發生變化。在陳炯明叛亂給了他很大打擊后，孫中山對許多事都覺得要重新考慮。
孫中山是這樣一個人：他的信念和決心是不會輕易改變的，但如果客觀事實一再證明他原有想法行不通時，他能夠斷然作出使周圍人都感到吃驚的新的選擇。
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的：“孫中山在絕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孫中山歡迎十月革命，歡迎俄國人對中國人的幫助，歡迎中國共產黨和他合作。”在中國共產黨人的幫助下，他下決心改組國民黨，召開國民黨一大，對三民主義重新作了解釋。他說：民族主義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是中國的民族自求解放，二是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他還說：“本黨此次改組，如果我們還不能把反帝國主義的綱領提出來，中國革命至少還要遲20年才能成功，可嘆！”對民權主義，他說：過去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使它成為壓迫平民的工具，我們提倡的民權主義是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是少數人所能私有的。對民生主義，他認為最重要的是兩條：一條是平均地權，一條是節制資本。對平均地權，他后來又提出“耕者有其田”的主張。所以毛澤東同志說：孫中山對三民主義的新的解釋，跟共產黨在中國民主革命階段的政綱基本上是相同的，雖然也有不同的地方。
不幸的是，孫中山在這以后不久就過早地逝世了。他在遺囑中說：“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這是他從自己一生奮斗中總結出來的根本的經驗教訓。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一個漫長而又前后相續的歷史進程，需要經過好幾代人堅持不懈的努力。像一場接力賽那樣，后幾棒總是以前一棒已經到達的地方為出發點，而又遠遠地跑到它前面去了。正如習近平同志所說的，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業績來。以孫中山為杰出代表的先驅者辛勤開創的業績，將永遠值得后來人銘記和懷念。
（作者為中央文獻研究室原常務副主任）
（來源：《 人民日報 》2016年1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