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金沖及
新民主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既有聯系，又有區別。
事情本來很清楚，大體說來，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56年，一共七年。這時的中國還不能說是社會主義國家，而是新民主主義國家；1956年，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基本上建立起來，從這時起中國就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階段大約需要100年，也就是到21世紀中葉，中國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我們現在正處在這個階段中。
既然事情是清楚的，為什么還要把這個問題提出來討論呢？因為事實上存在著不同的看法。例如，有的同志認為，1953年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就是放棄了新民主主義，要搞社會主義；也有的同志認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其實是回歸到新民主主義。這兩種看法，恐怕都不符合實際。
新民主主義社會，本來就是一個向社會主義發展的過渡性質的階段。1949年人民政協討論《共同綱領》，有人提出既然如此，就應該明確地把這個前途規定出來。周恩來當時回答：“籌備會討論中，大家認為這個前途是肯定的，毫無疑問的，但應該經過解釋、宣傳特別是實踐來證明給全國人民看……所以現在暫時不寫出來，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鄭重地看待它。而且這個綱領中經濟的部分里面，已經規定要在實際上保證向這個前途走去。”①
可見，說新民主主義社會是一個過渡性質的階段，是要走向社會主義的。并不是過渡時期總路線突然提出來的新問題。
新民主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根本區別在哪里？最重要的是看公有制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是否處于主體的地位。
新中國成立、建立起新民主主義國家時，公有制經濟遠沒有處于主體地位。雖然由于沒收了官僚資本主義企業，把它變成社會主義的國有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已處于領導地位，但那時的中國還是一個落后的農業國家，加上長期戰爭的破壞，生產力水平十分低下。拿工業和農業的總產值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到：1949年，農業總產值是326億元，工業總產值只有140億元，而且大部分國土的土地改革還沒有進行，還保存著地主土地所有制；到1952年，農業總產值增長到484億元，工業總產值增長到349億元，仍低于農業。雖然經過土改，農村經濟中占支配地位的仍是一片汪洋大海似的個體小生產者的私有經濟。這是當時的基本國情。直到1956年，工業總產值才超過農業總產值。②再看城市工商業：1949年，工業總產值的公私比重為43.8％和56.2％之比；商業經營總值中的公私比重為44.4％和55.6％之比；私營的比重都明顯大于公營。③
總之，在新民主主義社會中，無論城市或農村，公有制經濟都沒有占主體地位，在廣大農村中尤其如此。這自然稱不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從這里也可以看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同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根本區別所在。
最早談到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是在1952年9月的一次中央書記處會議上。那次會議聽取周恩來赴蘇聯同他們商議第一個五年計劃輪廓的匯報。周恩來在去蘇聯時準備的材料中談到一個重要事實：到1952年，工業總產值中的公私比重已變成67.3％與32.7％之比，商業經營總值中的公私比重已變成62.9％與37.1％之比。④也就是說，在工商業中，公有制經濟都已占六成以上。農村中，這個問題還沒有解決，但合作化運動正在順利開展，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成分正在逐步增加。
人的認識總是在實踐中接受檢驗和發展的。原來沒有完全預見到的事實，使中共中央的認識發生了變化。這個變化并不在于要不要搞社會主義，只在如何過渡到社會主義上。
本來，許多人認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大概要停步一個時期，然后到某一天，宣布資本主義工商業國有化、土地國有化，一步跨入社會主義。上面所說的事實，卻使人們發現：從新中國成立那天起，事實上已經在逐步向社會主義過渡，也就是說，社會主義經濟成分一直在不斷發展，它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正在一天天增長，這是過渡的基本途徑。過渡時期總路線還提出：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在條件成熟時可以采取“贖買”的辦法，農業合作化可以分步驟過渡。要說變化，變化是在這里。那時預計的時間是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
這種辦法可以減少社會震蕩，有利于社會生產力不間斷地向前發展，顯然比原來的設想更為妥善。它不僅符合實際情況，而且是中國共產黨對怎樣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創造性貢獻。并不是忽然拋棄了新民主主義，要搞社會主義了。所以，《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說：過渡時期總路線是完全正確的。
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基本內容，通常稱為“一體兩翼”或“一化三改”。主體是社會主義工業化，兩翼是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其中最重要的、又恰恰被不少人忽略或遺忘的是：在中國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的主體是靠社會主義工業化。經歷過那段歷史的人都記得：從1953年起，在中國大地上掀起了歷史上從來不曾有過的熱氣騰騰的大規模經濟建設。多少人的青春年華無私地奉獻給它。作為它的骨干的156項重點工程中，包括：鞍鋼的三大工程、武鋼、包鋼、北滿鋼廠、富拉爾基重型機器廠、白銀有色金屬公司、洛陽拖拉機廠、第一汽車制造廠、哈爾濱儀表廠、洛陽礦山機械廠、蘭州煉油廠、沈陽和南昌的飛機修理廠等等。這些都屬于全體中國人民所有。沒有它們，就談不上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也就沒有以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可言。
不能把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看成主要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結果，或者過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這一點上。舊中國留下的民族工商業力量實在很薄弱，在三座大山的壓迫下到解放前已近奄奄一息。1956年底清產核資時核定的私人資本共24億1864萬元，其中工業16億9345萬元，商業和飲食業5億8639萬元。當然，由于種種原因，當時有低估的問題，同清產前的賬面金額對比，武漢低了43.91％，重慶低了24.62％。⑤但即便算高一點——低了一半，也沒有到50億元。而且這些私營企業十分分散，企業大多很小。最大的榮氏家族，經營的紡織（申新集團）、面粉（茂新集團）、印染、機械工業企業，加起來只有24家。號稱煤炭大王、火柴大王的劉鴻生自己說：他的資本總額是2000萬元。⑥
拿它同社會主義工業化比較一下：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國家對基本建設的投資是427億4000萬元（其中工業投資248億5000萬元，占58.2％；其次是運輸和郵電等基礎設施，82億1000萬元，占19.2％）。⑦實際執行的結果，全民所有制固定資產的投資為611億5800萬元。資金從哪里來？以1953年到1957年計算，全民所有制企業的上繳利潤占國家財政收入增加的74.7％。⑧
國家在五年內的投資是611億5800萬元，私營企業的資金總額最多也不到50億元。比一比就可以知道：中國之所以能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首先是靠全國人民流血流汗苦干出來的，而不是靠“贖買”得到的。忽視主體，只談兩翼，不說是本末倒置，至少是主次不分。
還要談一下農村的問題。農業合作化是分互助組、低級社、高級社這幾步走的。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說：“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于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的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中國的農業生產總值，1949年是326億元，1950年是384億元（這是按1952年的不變價格算的），1951年是420億元，1952年是484億元，1953年是510億元，1954年是535億元，1955年是575億元，1956年是610億元。⑨七年內將近增加一倍，可見合作化總的說是成功的。
對高級社，似乎批評的話多，肯定的話不多。這里忽略了它的一個突出的歷史貢獻：初級社是土地入股，高級社是土地公有。這對建立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制度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以后在一次次改革中，這一條始終沒有改變和動搖。為什么說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沒有改變它的社會主義集體經濟性質？因為土地仍然是公有的，改變的只是經營方式，并不是回到分田單干。現在，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土地公有”這一條的重要性，越來越明顯地表現出來，幾乎處處都會遇到。對于高級社這個重大歷史功績，應該給以充分的重視和肯定。
中國在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時，當然也有缺點以至失誤。主要是兩條：一是后期走得過快過急，因此工作就做得粗，留下不少后遺癥；二是對社會主義社會追求“純而又純”，其實無論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都不是“純而又純”的，社會主義社會也不可能、不應該這樣。
1956年底，黨中央已經多少覺察到這個問題。毛澤東說：“可以搞國營，也可以搞私營。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當然要看條件，只要有原料，有銷路，就可以搞。現在國營、合營企業不能滿足社會需要，如果有原料，國家投資又有困難，社會有需要，私人可以開廠。”“這叫新經濟政策。”⑩劉少奇說：“有這么一點資本主義，一條是它可以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另一條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會主義經濟作比較。”(11) 周恩來稍后也說：“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搞一點私營的，活一點有好處。”“主流是社會主義，小的給些自由，這樣可以幫助社會主義的發展。工業、農業、手工業都可以采取這個辦法。”(12) 可惜，1957年起，黨中央“左”的指導思想發展起來，這些可貴的探索不僅中止了，而且向著相反的方向發展得越來越嚴重，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才得到糾正。
總之，那時中國成為社會主義國家、開始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條件已經具備，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已經確立。這是中華民族歷史發展進程中的偉大變革，是中國開始全面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以后又邁向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偉大起點。對它的歷史意義應該給予充分的估計。在它的后期雖然有過缺點和失誤，那是可以在社會主義的自我發展和自我完善中來解決的，不用開回頭車。
打個也許不恰當的比喻。常話說：“十月懷胎，一朝分娩。”要能分娩，總得基本條件具有后才行，如果只有四五個月，那只能是流產，連早產也談不上。在臨近產期后期由于缺乏經驗，又急了些，有些缺點和失誤，八個月就生下來，這自然會帶來某些先天不足的后遺癥。但我們首先總得要歡呼一個新生命的誕生，這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至于先天不足留下的某些后遺癥，只能在認真總結經驗教訓后在后天加以調整補充，相信它也有在自我發展和自我完善的過程中解決這些問題的能力，總不能走回頭路，把它塞回母腹里補好了再生下來。
注釋：
①《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8頁。
②參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編《中國經濟發展五十年大事記》，人民出版社、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6、51、99頁。
③參見周恩來：《三年來中國國內主要情況及今后五年建設方針的報告提綱》，1952年8月。
④參見周恩來：《三年來中國國內主要情況及今后五年建設方針的報告提綱》，1952年8月。
⑤參見李定主編《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版，第255—257頁。
⑥參見《走在社會主義大道上——原私營工商業者社會主義改造紀實》，中國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86頁。
⑦參見《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289頁。
⑧參見董志凱、吳江：《新中國工業的奠基石——1956年建設研究》，廣東經濟出版社2004年版，第161、165頁。
⑨參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編《中國經濟發展五十年大事記》，第6、24、40、51、64、77、89、99頁。
⑩《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頁。
(11) 劉少奇在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52次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56年12月29日。
(12) 周恩來在國務院第44次全體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57年4月6日。
（來源：《黨的文獻》200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