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歷史地位
金沖及
●有著幾億人口和幾千年文明史的中國,要發(fā)生一場歷史性巨大變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革命從來不會無緣無故地發(fā)生。要千百萬人民不惜拋頭顱、灑熱血,作出巨大自我犧牲,更不是哪個人或者少數(shù)人的鼓吹就能辦到的。它有著深刻的社會原因。到辛亥革命前夜,民眾對清政府的不滿和憤怒已發(fā)展到十分普遍的地步。辛亥革命的發(fā)生到這時是不可避免的。
●辛亥革命“開創(chuàng)了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在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進程中提出了一個新的奮斗目標,這個意義非同小可;推翻了統(tǒng)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體,這是其最大的歷史功績,是了不起的事情;在思想領域內也引起十分深刻的變化,主要表現(xiàn)為民主精神高漲和思想得到很大解放。
●辛亥革命沒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沒有改變,中國人民的悲慘境遇也沒有結束。這是當時中國新舊社會勢力的力量對比所決定的,也是中國還不成熟的社會條件所決定的。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敗從正反兩個方面教育了中國的先進分子,起了某種階梯的作用。10年后成立的中國共產黨,一開始就顯示出中國以往任何政黨不曾有過的全新特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的面目為之一新。
辛亥革命是20世紀中國發(fā)生的第一次歷史性巨大變化。它在很多重要方面改變了中國,成為一個新的起點,為中國以后的進步打開了閘門。辛亥革命過后只有7年多,中國便發(fā)生了五四運動,又過2年多便產生了中國共產黨,這當然不是偶然的。
巨變從何而來
有著幾億人口和幾千年文明史的中國,要發(fā)生一場歷史性巨大變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晚清以前,中國雖不能說停滯不前,但變化十分緩慢。這并不奇怪,農業(yè)社會生產的發(fā)展本來就是緩慢漸進的。從世界范圍內比較,中國的封建社會已經發(fā)展到十分成熟的地步,很多方面已接近凝固。長期以“天朝大國”自居,更形成一種盲目自滿的心態(tài)。“天不變,道亦不變”,正是這種社會心態(tài)的反映。傳統(tǒng)是無形的,卻常能支配人們的思想和行動。如果沒有受到異常強烈的刺激,歷史性的巨大變化是不會出現(xiàn)的。
但外部世界這時已發(fā)生太大的變化。18世紀和19世紀之交,英國工業(yè)革命和法國大革命后的西方國家把中國遠遠地拋在后面。1840年的鴉片戰(zhàn)爭使中國開始喪失作為獨立國家的完整主權,領土完整也遭到破壞,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到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局勢越來越危急了。中日甲午戰(zhàn)爭的失敗和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的簽訂,是巨大的轉折。它深深刺痛了中國人的心。親身經歷這場事變的革命前輩吳玉章回憶道:“我還記得甲午戰(zhàn)敗的消息傳到我家鄉(xiāng)的時候,我和我的二哥(吳永錕)曾經痛哭不止。”“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國條約!它使全中國都為之震動。從前我國還只是被西方大國打敗過,現(xiàn)在竟被東方的小國打敗了。而且失敗得那樣慘,條約又訂得那樣苛,這是多么大的恥辱啊!”緊接著,西方列強紛紛在中國劃分勢力范圍,八國聯(lián)軍又武裝占領中國首都北京達一年之久。居民門口要分別懸掛占領軍的國旗。這一連串冷酷的事實把一個異常尖銳的問題擺在中國人面前:中國是不是要滅亡了?它像可怕的噩夢那樣,沉重地壓在每個愛國者的心頭。孫中山先生在1894年冬興中會成立時的宣言中沉痛地寫道:“蠶食鯨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實堪慮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聲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廈之將傾”。像這樣強烈地指出中國面對的嚴重民族危機,在以前還不曾有過。他響亮地提出“振興中華”的口號。這個口號深深地打動了幾代中國人的心,激勵中國人民前赴后繼,為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
在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機面前,當時統(tǒng)治中國的清政府抱著怎樣的態(tài)度呢?同八國聯(lián)軍簽訂《辛丑條約》后,清政府變本加厲地對外屈服,向外國大舉借債,竭力保護外國人在中國的特殊權益,嚴厲鎮(zhèn)壓民眾的愛國行動。國家的命運不是掌握在中國人自己手里,而是任人擺布和宰割。正如陳天華一語道破的那樣:“列位,你道現(xiàn)在的朝廷,仍是滿洲的嗎?多久是洋人的了。”“難道說這洋人的朝廷,也不該違拒么?”那時,國家的權力都掌握在清政府手中,不把它推倒,一切根本變革都無從談起。為什么辛亥革命把推翻清政府作為自己的直接目標?這并不奇怪。既然清政府已把自己同外國侵略者緊緊地拴在一起,成為外國侵略者統(tǒng)治中國的工具,民眾也就自然地把反抗外國侵略者、振興中華的要求同反對清朝統(tǒng)治者緊緊地聯(lián)結在一起了。
不僅如此,清政府對民眾經濟上的榨取也大大加重。《馬關條約》和《辛丑條約》規(guī)定的對外賠款共達白銀六億八千萬兩(還沒有包括利息在內),而清政府每年的財政收入只有八千萬兩左右,國家財政已完全破產。而到宣統(tǒng)三年,財政收入猛增到三億兩。在當時農業(yè)社會的歷史條件下,這自然不是生產發(fā)展的產物,而只是對民眾敲骨吸髓盤剝的結果。貪官污吏又乘機巧立名目,層層加碼。原本已極端貧窮、掙扎在生死線上的老百姓更加活不下去了。
反動統(tǒng)治勢力總是把權力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越當他們統(tǒng)治地位不穩(wěn)、日益孤立的時候,就越對周圍一切人都不放心,越把權力緊緊地攥在自己手里。1908年8月,清政府在“預備立憲”的旗號下,頒布一個《欽定憲法大綱》。這個被一些人起勁鼓吹的《欽定憲法大綱》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讀一下很可以開人眼界。它一開始就規(guī)定:“大清皇帝統(tǒng)治大清帝國,萬世一系,永永尊戴。”一切頒行法律、召集開閉解散議院、設官制祿、統(tǒng)率海陸軍、宣戰(zhàn)媾和、訂立條約、宣布戒嚴、司法等等大權,全在君主一人手中。特別是用人、軍事、外交等權,議院不得干預。憲政編查館、資政院在會奏這個憲法大綱時明白地說:“憲法者,所以鞏固君權、兼保護臣民者也。”國內一部分人希望清朝能自己進行重大改革、實行立憲,而等來的卻是宣統(tǒng)三年的“皇族內閣”,13個大臣中滿人占8個,皇族又占了5個。連原來十分溫和的立憲派發(fā)動的請愿早開國會運動,也在清政府的高壓下失敗。人們真是無法再對它抱什么希望了。盡管現(xiàn)在還有人說:如果實行了君主立憲制,現(xiàn)在的中國會更美好。要是睜眼看看事實,真覺得同這種論調進行認真的討論實在是多余的。
孫中山先生在1904年就講了:“滿清政府可以比作一座即將倒塌的房屋,整個結構已從根本上徹底地腐朽了,難道有人只要用幾根小柱子斜撐住外墻就能夠使那座房屋免于傾倒嗎?”
革命從來不會無緣無故地發(fā)生。要千百萬人民不惜拋頭顱、灑熱血,作出巨大自我犧牲,更不是哪個人或者少數(shù)人的鼓吹就能辦到的。它有著深刻的社會原因。
到辛亥革命前夜,民眾對清政府的不滿和憤怒已發(fā)展到十分普遍的地步。1911年5月,長沙稅務司偉克非在給總稅務司安格聯(lián)的信中寫道:“毫無疑問,大多數(shù)老百姓是希望換個政府的。不能說他們是革命黨,但是他們對于推翻清朝的嘗試是衷心贊成的。”“我看在不久的將來,一場革命是免不了的。”他講得不錯:辛亥革命的發(fā)生到這時是不可避免的。
辛亥革命在哪些方面改變了中國
為什么說辛亥革命是20世紀中國第一次歷史性巨大變化?它在哪些重要方面改變了中國?它在中國歷史上處于什么地位?我想至少有以下幾點。
第一,辛亥革命“開創(chuàng)了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這是黨的十五大提出而似乎被人們注意得不夠的重要論斷。辛亥革命在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進程中提出了一個新的奮斗目標,這個意義非同小可。
在世界格局已經發(fā)生劇烈變動的新的歷史條件下,中國的出路在哪里?在這之前,中國人做過多種嘗試:由清朝統(tǒng)治者中一部分人推行的洋務運動,甲午戰(zhàn)爭的失敗已經證明它的破產;希望由無權的光緒皇帝來實行的戊戌變法,雖然有著不可忽視的思想啟蒙作用,但在封建頑固勢力迅速反撲下也破滅了;下層民眾自發(fā)的義和團運動,沉重地打擊了外國侵略者,但同樣沒有能夠給中國指出新的出路。
孫中山先生不愧為“站在時代前列的偉大人物”。面對近代中國千頭萬緒的社會矛盾,他提綱挈領地提出三個基本問題:民族獨立、民主政治、民生幸福(也就是他所說的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并且要用革命的手段來實現(xiàn)。這些主張,在中國歷史上還不曾有人提出過,深深地影響了不止一代的中國人。辛亥革命時期其他思想家和政治家,在某些問題上可能比他說得更深刻,但要作為一個時代的代表,沒有人能同他相比。
當然,作為先行者,孫中山先生還存在嚴重的弱點:他提出了這些目標,卻沒能真正找到實現(xiàn)這些目標的具體道路,對這些目標的理解和后人也不盡相同,更沒有實現(xiàn)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長遠目標。但不管怎樣,在中國人面前提出民族獨立、民主政治、民生幸福三大奮斗目標,主張用革命的手段去實現(xiàn)它,并且成為人們相當廣泛的共識,在歷史上是邁出了很大的一步。100年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堅持為實現(xiàn)這些目標而不懈奮斗。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直到今天,絕大多數(shù)中國人依然把自己看作是孫中山先生開創(chuàng)的事業(yè)的繼承者。
第二,辛亥革命推翻了統(tǒng)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體。這是辛亥革命最大的歷史功績,是了不起的事情。
對這個歷史性巨大變化的意義,人們往往缺乏足夠的認識。中國同盟會最早會員之一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林伯渠在1941年曾很有感慨地寫道:“對于許多未經過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義是常被過低估計的,這并不足怪,因為他們沒有看到推翻幾千年因襲下來的專制政體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中國在君主專制制度統(tǒng)治下已經幾千年了。這一專制制度不僅依靠經濟、政治、軍事的支配和統(tǒng)治,而且通過一整套嚴密的意識形態(tài)牢牢地束縛著人們的頭腦。人們從幼年時起,頭腦里就根深蒂固地被灌輸“三綱五常”那一套封建倫理觀念,把它看成萬古不變的天經地義。“天地君親師”的牌位到處供奉著。君主還被用神秘的色彩裝點起來,被稱為“天子”,仿佛代表天意站在封建等級制度的頂端。古代中國是封建制度和封建倫理觀念異常發(fā)達的國家,舊統(tǒng)治秩序經過長時期經營已編織成一個嚴密的網絡。皇帝便站在這個網絡的頂端,獨攬一切大權,成為整個舊統(tǒng)治秩序賴以穩(wěn)定的重心。
到了封建社會末期,雖然出現(xiàn)一些質疑君主專制制度的“異端”思想,但“國不可一日無君”的觀念有著根深蒂固的影響,人們設想不出還可以用什么政治制度來代替它。到了近代,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國各種進步的社會政治運動不管如何激烈,都沒有觸動這個問題。太平天國的洪秀全做了天王,其實還是皇帝。戊戌維新運動,想依靠的是光緒這個“好皇帝”來推行變法。義和團運動,旗幟上寫的還是“扶清滅洋”。中國同盟會綱領上的“創(chuàng)立民國”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全新觀念,有如石破天驚之論,逐步深入人心。
還要注意到:那時,共和政體在世界范圍內還為數(shù)很少,西方大國中實行了共和政體的只有美、法兩國,亞洲連一個共和國也沒有。處在這種狀況下,孫中山先生在中國同盟會成立前夜的一次演講中斷然決然地指出:“世界立憲,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稱為真立憲。同一流血,何不為直截了當之共和,而為此不完不備之立憲乎?”這是何等的氣概!
辛亥革命不僅推翻了極端專制、腐敗、媚外的清政府,掃除了中國歷史前進的這個嚴重障礙,而且一舉結束了統(tǒng)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體。中國封建社會有個頭,就是皇帝。一旦把這個頭砍掉了,整個舊秩序就全亂了套。盡管以后從袁世凱到蔣介石,一個又一個政權輪流登場,舊勢力卻再也建立不起一個統(tǒng)一的比較穩(wěn)定的統(tǒng)治秩序來。這為舊社會的崩潰和革命的最終勝利創(chuàng)造了重要條件。
有一種看法,認為辛亥革命的結果帶來的只是軍閥割據(jù)和混戰(zhàn)那種更加混亂的局面,并沒有帶來進步。這是一種膚淺的看法,沒有把事件放在長時段的歷史大背景下來考察。軍閥的割據(jù)和混戰(zhàn),在一段時間內可以張牙舞爪、胡作非為,給人民帶來極大的痛苦。但這樣一種落后于時代、極端不得人心的赤裸裸的野蠻軍事統(tǒng)治,注定是不能維持長久的。而且,它反映出中國舊社會勢力的統(tǒng)治已經分崩離析,連表面上統(tǒng)一的和比較穩(wěn)定的統(tǒng)治也難以維持,從而為以后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提供了方便。有如產前的陣痛,這正是歷史大轉折前夜常出現(xiàn)的過渡現(xiàn)象。
第三,結束君主專制制度,在思想領域也引起十分深刻的變化。它的主要表現(xiàn)有兩點:民主精神高漲,思想得到很大解放。
先說前一點:民主精神高漲。民主意識的前提是民眾對自己在國家中的地位有正確的認識。在君主專制制度下,只有皇帝是至高無上的,他的話便是“金口玉言”;國家大事只能由他作決斷,稱做“乾綱獨斷”。老百姓被稱為“子民”,根本沒有參與國家決策的權利。戊戌維新運動時的公車上書算得是轟動一時的大事,但上書的只是一小批已有舉人功名的士大夫,由于都察院拒絕代奏沒能送達朝廷,并且在上書中處處把“忠君”和“愛國”看成一回事。現(xiàn)在叫“民國”了,孫中山先生指出《臨時約法》中一定要寫上一條:“中華民國之主權屬于國民全體”,還把政府官員稱作“人民之公仆”。盡管許多事實際上依然如故,但民眾的心理有了巨大變化,覺得自己是國家的主人了,有權對國家的事情發(fā)表自己的意見。于是,社會輿論空前活躍,報紙刊物上對國事紛紛發(fā)表種種議論,各種社會團體像雨后春筍般成立,推動并組織起許多群眾性的活動。如果沒有這種變化,如果沒有形成這樣的新的社會氛圍和民眾心態(tài),7年多后五四運動的發(fā)生是很難想象的。
再講后一點:思想得到很大解放。辛亥革命使中國人在思想上得到一次大解放。皇帝在以前該算是至尊極高、神圣不可侵犯的了,如今都可以被打倒,那么,還有什么陳腐的過時的東西不可以懷疑、不可以打破?這是一種無形的力量,促使人們去想以前不敢想的問題、發(fā)表以前不敢說的主張。陳獨秀在《新青年》上寫了一篇《偶像破壞論》說:“其實君主也是一種偶像,他本身并沒有什么神圣出奇的作用;全靠眾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夠號令全國,稱做元首,一旦亡了國,像此時清朝皇帝溥儀、俄羅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尋常人還要可憐。這等亡國的君主,好像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拋在糞缸里,看他到底有什么神奇出眾的地方呢?”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辛亥革命這場歷史性巨變在人們頭腦中激起的巨大反響。思想的閘門一經打開,思想解放的洪流就不可阻擋。人們便大膽地繼續(xù)向前探索了。
辛亥革命的歷史局限和啟示
辛亥革命畢竟是20世紀中國發(fā)生的第一次歷史性巨大變化,它跨出了一大步。但這一步仍是有限的,沒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沒有改變,中國人民的悲慘境遇也沒有結束。
為什么辛亥革命這樣全國規(guī)模的革命運動依然不能解決這些根本問題?這是當時中國新舊社會勢力的力量對比所決定的,也是中國還不成熟的社會條件所決定的。
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在中國的統(tǒng)治,盤根錯節(jié),根深蒂固,推翻它、消滅它不是一兩次革命運動的沖擊所能完成的,而需要經過持久的多次沖擊。更重要的,在中國不成熟的社會條件下,當時的革命黨人確實也存在嚴重的弱點。
第一,那時的革命黨人充滿著對祖國的熱愛,有著革命的決心,卻提不出一個徹底的明確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綱領。他們中許多人并未認清帝國主義的真面目,甚至天真地認為,他們既然以西方為學習榜樣,就一定能得到西方國家的援助,并且總害怕革命的猛烈發(fā)展會招致帝國主義列強的干涉,所以在革命起來后小心翼翼地避免觸動列強在中國的既得利益。他們對封建主義也沒有多少認識,大多數(shù)人把清政府看作唯一的敵人,不但看不到舊社會制度的基礎是地主階級土地所有制,而且把一切贊成或被迫同意推翻清朝統(tǒng)治者的漢族地方官僚看作自己人,不惜向他們作出重大讓步。因此,當清朝的統(tǒng)治一旦被推倒,建立了民國,許多人便以為革命已經成功,失去繼續(xù)前進的方向和動力,妥協(xié)心理上升為主流,導致革命半途而廢。
第二,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并發(fā)動了群眾,但做得遠遠不夠。革命黨人不僅在會黨和新軍中做了許多工作,并且開展了有力的革命宣傳,舉行了多次武裝起義,在社會上博得相當廣泛的同情。這是武昌起義能夠很快得到多數(shù)省響應的重要原因。可是,依靠并發(fā)動群眾的嚴重不足,尤其是沒有深入到社會底層去,同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shù)的勞動人民相脫離,又是導致它不能把革命進行到底的重要原因。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在中國的統(tǒng)治那樣根深蒂固,要推倒它們,不充分發(fā)動廣大民眾是辦不到的。當時的革命黨人恰恰做不到這一點,特別是沒有一場農村的大變動,不可能吸引廣大農民積極參與革命。這樣,他們在強大的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面前只能深感自己缺乏實力而處于孤立無援的境地,從而走向妥協(xié)。
第三,領導這場革命的中國同盟會是一個松散的組織,成員復雜。當革命開始取得勝利時,革命陣營內部便呈現(xiàn)出一派分崩離析的混亂局面:內部意見分歧,不少人轉眼間成為享有權勢的新貴而心滿意足,開始爭權奪利。吳玉章回憶道:“在南京臨時政府中,不僅原來的官僚政客毫無生氣,并且有些革命黨人也在他們的影響下,開始蛻化,逐漸地喪失革命意志,而一味追求個人的官職和利祿去了。”沒有一個堅強有力的革命政黨作為團結群眾的核心,也無法使革命進行到底。
一句話,缺乏一個能夠提出明確的科學的革命綱領、能夠發(fā)動并依靠全國最大多數(shù)民眾、由有共同理想和嚴格紀律的先進分子組成的革命政黨的領導。這是辛亥革命留下的發(fā)人深思的沉重教訓,而這又是當時中國不成熟的社會條件所決定的。
路總得一步一步走。跨出了第一步,就可能有第二步和第三步。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中的年長者,如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等早年都參加過中國同盟會,投身辛亥革命,這在當時是最進步的思想和行動。比他們年輕一點的毛澤東在武昌起義爆發(fā)后也支持辛亥革命,曾投身湖南新軍。他們正是在辛亥革命的洗禮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用新的眼光來看待中國的問題,提高了民族民主覺悟和革命決心;又從它遭受的沉重挫折中接受教訓,思考它的不足,開始新的探索。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敗從正反兩個方面教育了中國的先進分子,起了某種階梯的作用。
10年后成立的中國共產黨,一開始就顯示出中國以往任何政黨不曾有過的全新特點:有著科學的理論——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來觀察和分析中國的問題,提出明確的反帝反封建綱領;能夠到社會底層去,堅決發(fā)動并依靠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shù)的勞動民眾共同奮斗;組成一個有共同理想和嚴格紀律的先進分子的革命政黨,成為凝聚群眾的核心力量。毛澤東同志指出,“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的面目就為之一新。盡管在90年的征程中遇到了種種困難和曲折,但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立黨的根本,不斷開拓前進,取得了革命、建設、改革的光輝成就,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大步前進。
這就是歷史:后人總是以前人已經達到的位置作為出發(fā)點繼續(xù)前進,又大大超越前人。但前人的歷史功績不容遺忘,應當永遠銘記,因為沒有昨天,也就不會有今天和明天。
(作者：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原常務副主任、研究員)
（來源：《人民日報》2011年09月0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