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歷史的幾個根本問題
金沖及
中國近代史究竟指什么？它的時間范圍是什么？對這個問題大致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比較早一點，認為是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19年五四運動；另外一種說法是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些年來第二種說法被比較多的人認可。此外，解放以前國內和海外也有些人認為中國近代史從明清之際開始，但這種說法目前在我們國內沒有多少影響。
以往我們比較多的把中國近代史說成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這大體上是從1949年以前流行起來的。那時范文瀾寫過一部《中國近代史》，指的是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張聞天編寫了一部《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講的是五四運動以后的中國革命史。當時把近代、現代那樣劃分很容易理解，因為那個時候還處在1949年以前，當然不可能把近代說到1949年，現代只能說是五四運動以后了。現在新中國成立已經50多年，近代現代的概念應該有個變化。更為重要的是，從鴉片戰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是一個完整的發展階段，它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它是中國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歷史。這一時期中國人所要解決的是一個共同的問題。所以這個看法現在得到了越來越多人的認可。
從1840年到1949年的100多年，是決定我們民族生死存亡的100多年，是中國從極度衰敗、備受各種屈辱以至于瀕臨滅亡的邊緣，到能夠重新站立起來并開始大踏步走向現代化的一個重大的轉折時期。像中國這樣一個有著幾億人口的東方大國，在100多年間能夠發生這樣的翻天覆地的變化，在人類歷史上是罕見的。這樣一個變化，可以說是幾代中國人前仆后繼、頑強斗爭的結果，是付出了很大的代價才換來的。
在中國的歷史上，如果用更寬廣的眼光來看這段百余年的歷史，可以說它是處于承上啟下的地位。在此以前是古代的中國，而在此以后是開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中國。它處在這么一個過渡的過程中。
江澤民在黨的十五大報告里說：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以后，中國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華民族面對著兩大歷史任務：一個是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一個是要努力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前者是為后者掃除障礙、創造必要的前提。這幾句話把這一段歷史所處的地位講得很清楚了。如果把20世紀一分為二地看，上半個世紀從1901到1949年，主要要解決的是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而從1949年到2000年這后半個世紀，所要解決的是努力實現國家的繁榮富強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前面將近50年的奮斗，正是為后面的50年掃除障礙。走不好前一步，就談不上走后一步。江澤民用的提法是“創造必要的前提”，所謂“必要”，就是不可缺少的、繞不開的前提。
下面闡述三個問題，也就是中國近代歷史上三個根本性的問題。
一、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是貫穿整個中國近代歷史中的一個非常突出、響亮的口號。這里說的復興跟一般的講發展不同。復興是指它曾經有過光輝燦爛的過去，要重新振興，這叫復興。如果過去一直處在非常落后的狀態下，今天只能叫發展，不能稱復興。眾所周知，中國是一個有著5000年歷史的國家，曾經創造過燦爛的古代文明。漢唐盛世曾在世界上處于領先地位。18世紀來康熙至乾隆時代，中國在很多方面仍處在世界的前列。那時康熙大帝和俄羅斯的彼得大帝及法國的路易十四，處于差不多的年代，中國在很多方面并不遜色于世界的其他地方。盡管如此，也需要看到那時候我們已經暴露出一個很重要的弱點，就是中國社會內部缺少能夠使得社會迅速發展的一種內在機制。所以到19世紀，中國就落后了，而到1840年，英國發動鴉片戰爭，強迫中國簽訂《南京條約》，中國就開始逐漸變成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為什么鴉片戰爭被稱為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開始呢？這可以從兩方面來考察。我們稱它為半殖民地國家，那么，它還是一個半獨立國家，假如它完全喪失了獨立，那就是殖民地而不是半殖民地了；所謂半封建國家，其另外一面又是一個半資本主義的國家，沒有這一面，也就談不上半封建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形成有一個過程。鴉片戰爭給中國帶來的一個標志性后果，就是中國開始喪失完全獨立的地位，走上了半殖民地的道路。中國近代史劃分從這里開始，是有道理的，中國社會面對的主要問題逐漸成為反對外國侵略者和本國的封建勢力。
盡管中國社會已發生那樣一個變化，但是當時的中國人并不是立刻就能夠清醒地看到這一點。甚至在長達半個多世紀里，中國人還是沒有充分認識到自己已經處于那么一個災難深重的危險的局面。鴉片戰爭簽訂了那樣屈辱的《南京條約》，中國人怎么還沒有能夠很好地覺醒呢？當時中國能夠睜開眼睛看世界的先進知識分子魏源，寫了一部《海國圖志》，介紹世界各國的情況。序言中講到這次戰爭的失敗給中國人帶來很大的恥辱，但他并不認為中國從此又進入一個不同的歷史階段。他以清朝康熙、雍正、乾隆盛世時平定新疆準噶爾叛亂為例，認為只要我們了解世界，采取“師夷長技以制夷”等辦法，大清帝國就不難恢復到過去那樣“一怒而四海秋，一喜而四海春”的局面。魏源是當時最先進的知識分子，其認識也只是到這個地步。
此后又發生了第二次鴉片戰爭。咸豐皇帝逃到承德避難，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逼迫中國簽訂了《天津條約》、《北京條約》，這更是一次奇恥大辱。但那時許多人仍沒有覺得中國已經處于危亡的邊緣。相反，因為在英法聯軍之役結束以后，他們反過來支持清朝政府平定了太平天國起義。當時的知識分子絕大部分可以說是地主階級士大夫，他們感到這已得到了足夠的甚至超過他們預期的補償。他們認為這次英法聯軍不但沒有侵占中國的土地，相反還幫助朝廷解決了國內的問題。加之那時曾國藩、李鴻章推行洋務運動，搞了一些工業，訓練了一些新軍，這些在當時確實也起過一些積極作用，在人們心里造成一種虛幻的安全感，感覺到中國有辦法了。當時沒有人說中國已經衰敗，反而都說這是中興。現在海外有些人寫的中國歷史仍把這時稱為所謂的“同治中興”。后來又發生中法戰爭，中國又失敗了。但很多人認為，這次戰爭中國人打得并不差。鎮南關大捷后，中國軍隊一直打到諒山，由于李鴻章賣國，最后簽訂了屈辱的條約。甚至到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前夜，許多人還盲目地自以為是在“盛世”。鄭觀應曾寫了一本《盛世危言》，影響非常大。毛澤東青少年時候就讀過這本書。可以說鄭觀應是當時思想最先進的知識分子之一。他提倡改革，認為應該要說幾句危言聳聽的話讓大家驚醒。但是他還不敢說現在中國已經到了一個衰世，只能表示在盛世發幾句危言。可見，一直到甲午戰爭前夜，人們對這樣嚴重的民族危機仍然認識不足。這也不足為怪，因為中國幾千年的文明可以說是建立在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基礎之上的，是一種農業文明。農業經濟總是春夏秋冬周而復始，這樣一個環境對人們思維方式的影響根深蒂固，再加上中國多少年來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明，建立了統一的國家，更造成人們一種所謂“天朝大國”的心理，覺得一切都不會有大的變化。恩格斯說過，傳統是一種巨大的惰力。這種狀況不經過非常強烈的刺激，是很難改變的。結果，周圍客觀的狀況已經發生巨大變化，人們對這些卻沒有足夠的認識。
甲午戰爭就不一樣了。甲午戰爭中國被日本打得慘敗，簽訂了《馬關條約》，中國割讓臺灣給日本，最初還把遼東半島也割給日本，賠款2億兩白銀。以后因為要收回遼東半島，又加了3000萬兩白銀。還允許外國人在中國開設工廠。這對中國的影響很大。當時曾經經歷這次事變的吳玉章在回憶錄里說，我那時候在四川很偏僻的榮縣，聽到甲午戰爭失敗的消息傳來，我和二哥痛哭不止。《馬關條約》是空前未有的亡國條約，全中國都為之震動！以前我們只是敗給西方的大國，而現在是敗給一個東方的小國，而且又敗得那么慘，簽訂的條約又那么苛，這是多么大的恥辱啊！嚴復寫給朋友的信中說，“大抵東方變局不出數年之中”，自己曾經“中夜起而大哭”，“嗟乎！誰其知之！”意思是說有誰知道這種痛苦的心情呢。甲午戰爭真是把中國人從睡夢中驚醒了。
人們熟悉的許多口號都是那時提出來的，如“振興中華”，就是1894年孫中山在檀香山興中會成立時提出來的；再如“救亡”，是嚴復在1895年的一篇文章《救亡決論》里提出來的。從他們喊出來這兩個口號以后，可以說影響了幾代的中國人。中國近代歷史的主旋律是拯救祖國。那時有一份《中外日報》指出：我們在以前（指洋務運動時期）還講什么自強、求富，現在別再講那些門面話了，倒不如直截了當地講救亡。
1900年爆發了義和團運動，隨即發生了八國聯軍進攻中國的戰爭，強迫中國簽訂了《辛丑條約》。在世界歷史上還從來沒有過所有帝國主義強國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日本、沙俄等等聯合起來向一個半殖民地國家發動武裝進攻的歷史先例。列強們在中國的首都占領了整整一年之久。新中國的第一任教育部長馬敘倫，在解放前出版的回憶錄里面說到，他那時在杭州讀書，當聽到首都陷落、皇上和皇太后逃難到西安的時候，覺得好像天都塌下來一樣，立刻放聲大哭。鄧小平在1990年曾說：我是一個中國人，我懂得外國侵略中國的歷史。當西方七國首腦會議決定制裁中國的時候，我就立刻聯想到1900年八國聯軍對中國的武裝進攻。這七國除了加拿大以外，再加上俄國和奧地利，就是這個八國聯軍。他說，我們要懂得一點歷史，這是中國發展的一個精神動力。可見八國聯軍侵華對中國人刺激之深。
中國曾經有過那樣燦爛的過去，到這個時候，卻淪落到將被瓜分的悲慘境地。兩者之間形成極為強烈的反差，所以孫中山提出“振興中華”，嚴復喊出“救亡”的口號以后，會產生那么大的影響，因為他們喊出了所有中國人的共同心聲。
進入20世紀以后，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日本越來越成為中國的最大威脅。從強迫中國接受“二十一條”到發動九一八事變占領中國東北，再到以后制造華北五省自治運動，一直到盧溝橋事變，不斷加緊侵略中國。在近代，整個中華民族的共同命運把這個多民族的國家更加緊密地凝聚為一體，因為日本侵占東北以后，各民族同胞都淪為亡國奴。正如那時很流行的歌曲《松花江上》所唱的“分什么你的我的，敵人打來，炮毀槍傷，到頭來都是一樣”。這就是共同的命運。只要國家民族沒有前途，就沒有什么個人前途可言。所以到1935年的時候，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義勇軍進行曲》唱出了“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首歌在全國各地到處傳唱，大家痛感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確實是中國前進的一種精神動力。所以1949年新中國成立，討論國歌的時候，馬敘倫第一個提出是不是在正式國歌制定前，把《義勇軍進行曲》作為代國歌。當時大家都表示贊成。也有人提出，歌詞是不是需要改一下，因為情況變化了，今天不能說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周恩來總理說：還是不改為好，只有唱起“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才能夠把我們這種感情唱出來。這首歌真正代表了中國人的心聲，一直到今天。
歷經八年的抗日戰爭勝利后，中華民族第一次戰勝了外國侵略者。戰后，國民黨要打內戰，美國又要來控制中國。又經過三年的解放戰爭，終于成立了新中國。新中國成立的前夜，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政協開幕詞中說了令人難忘的一句話：“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聽到這句話，幾乎都禁不住熱淚盈眶！這個勝利得來確實不容易。中國人受了100多年的屈辱欺壓，甚至幾乎要滅亡，現在終于站起來，這確實是一個歷史性的大變動。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目標，并不是說到新中國成立就完成了。黨的十六大報告里邊有一個在標題中沒有列出來、但貫穿始終的突出主題，就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它的導言里，先提出歷史和時代給中國共產黨的莊嚴歷史使命是什么？就是要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來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個報告的結尾，談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找到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賦予民族復興新的強大生機，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展現出燦爛的前景。結尾部分又講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就是要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不斷促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協調發展，推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報告的最后結語部分一共四個小段，其中有五處提到“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報告從導言“中國共產黨的莊嚴使命”到結語“展望我們的未來”始終貫穿著這么一個重要主題。展望未來的目標是：我們在20年內全面建設小康社會，50年內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達到世界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再往后，就是要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個主題，正是我們中國100多年來以及今后多少年為之奮斗的目標。
二、中國近代的革命和改革
怎樣能夠把祖國從危難之中拯救出來？怎么才能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怎么能夠使得經濟文化落后的中國變成一個現代化的國家？
這就涉及到一個革命和改革的問題。現在有一種說法：我們不是要搞現代化嗎？但是在中國近代歷史上突出的是革命，就是近代民族民主革命，這是不是走入誤區了呢？實際上就是說，我們過去那么多先烈拋頭顱灑熱血，那么大的犧牲，是不是多余的？是不是不需要經過革命，只要像洋務運動和清末新政那樣，中國就能夠實現現代化？當然不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從道理上說，恐怕整個人類社會一直處在一個不停頓的變革中，新的事物不斷代替舊的事物，這是誰都阻擋不住的，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但這種變革存在著兩種形式：一種是在原有的社會秩序下進行漸進的改革；另一種是在短時間內改變原有的社會秩序，然后在這個基礎上來推進各項改革。前者一般稱為改革，有時也稱改良，后者則是革命。當然從廣義上講，鄧小平說改革也是一種革命，那是從新事物代替舊事物這個意義上而言的。
這兩種方式中哪一種方式好？應該著重采用哪一種方式？這不是簡單地搬用某一個原理就可以解決的。一切都要根據當時當地的具體歷史條件來決定。一般地說，漸進的改革是人類社會前進的經常方式，而革命是它的補充方式。當然，在改革過程中，有時候也改變了原有社會秩序的某一個部分而推動歷史前進。而在一種新的社會制度建立起來以后，通常都需要經過一個漫長的相對穩定的漸進的發展過程。如果客觀條件不成熟，是不會立刻發生從根本上改變原有社會秩序的革命。只有隨著社會經濟的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時，當原有的社會秩序已經不能適應新的情況、甚至成為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嚴重障礙時，革命才會發生。而當革命成功地建立起新的社會秩序以后，又會開始比較溫和的漸進式的改革。
在近代中國，當國家的命運還沒有掌握在人民手里的時候，當在國難極端深重而統治者拒絕一切根本的社會變革的情況下，進行大規模現代化建設只能是一句空話。如果事情真能用和平的辦法解決，如果這條路還有一點希望能夠走得通，那怎么會有那么多人不惜拋頭顱、灑熱血，做出巨大的自我犧牲，來奮起革命？中國人只是在國家民族的生死存亡懸于一發的不得已的情況下，才會萬眾一心地起來拼命。千百萬人奮不顧身地投身革命，決不是任何人想這樣做就能這樣做的，而是由深刻的社會原因造成的。中國近代的革命就是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已經處于被滅亡的邊緣的情況下，大家要求政府能夠領導人民抵抗外來侵略、在內部進行根本改革，為之付出一次又一次的努力，這些最后都落空了，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才迫使人們下決心，拿起武器進行革命。
孫中山在1894年成立興中會的前夜，還趕到天津去見李鴻章，提出一個溫和的改革的主張，但是李鴻章連見都不見他。所以孫中山曾說到，本來認為李鴻章也許是一個比較識時務的大吏，如果能接受自己的意見，那當然比流血犧牲要好，但到這個時候，他所抱的希望完全破滅，最后才走上革命的道路。因此孫中山說過這樣一句話，革命是萬不得已的事情，而且不能一直革下去。
再比如毛澤東，五四時期他曾編過《湘江評論》。當時他主張“呼聲革命”，也就是無血革命，認為否則就是以暴易暴。他反對“炸彈革命”，反對“流血革命”。他提出的民眾大聯合，是聯合起來向政府發出共同的呼聲，要它進行改革，所以民眾大聯合等等還是很溫和的。為什么他最后選擇了革命？在給蔡和森的一封信里面他這樣解釋：“我看俄國式的革命，是無論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不通了的一個變計，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用，單要采這個恐怖的方法。”他說那是山窮水盡而別的路都走不通才采取的辦法。如果離開當時的具體情況來評論這些問題，只能是毫無意義的空話。
有人提出，大革命時期國共合作，為什么以后要搞土地革命呢？這樣提出問題的人忘掉了一個最根本的事實：國共合作是怎么破裂的。當時國民黨下狠心大屠殺，據中共六大的報告說殺了31萬人。毛澤東在1964年的六七月間兩次接見外賓的時候說：大革命初期，我們也沒有準備打仗，我是一個知識分子，沒有學過軍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國民黨搞白色恐怖，把工會、農會都打掉了，把5萬共產黨員殺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們才拿起槍來，上山打游擊。毛澤東又說，他要打，我就打，這個方法就是從反動派那里學來的。蔣介石打我，我就打他。他可以打我，難道我就不能打他嗎？不熟悉不了解那一段歷史的人可能會說：那時合作下去多好啊，為什么要走上一條武裝斗爭的道路呢？要造成十年內戰呢？這樣做不是消耗了我們的國力，妨礙了我們的現代化嗎？事實是：敵人已經舉起屠刀殺了30多萬人，中國共產黨人的鮮血已經流得太多了！在這種情況下，是束手待斃呢？還是拿起武器來進行反抗？這個道理是很明顯的。抗戰勝利后共產黨也是盡了很大努力希望能夠得到和平的。《周恩來選集》里談到戰后國共談判有三個階段，前兩個階段我們是真心實意希望能夠和平解決的，并做了非常大的讓步，南方很多根據地都放棄了。嚴格講，政協決議提出的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這一套并不是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主張，某種程度上還是接近舊民主主義的，有點像西方式的政府向國會負責，但要是真能實現的話，它比原來蔣介石的獨裁政治來說，還是前進了一步。另外我們保證要求地方上的地方自治等各種措施，我們是真心實意想做到的。但蔣介石認為可以在3個月到6個月內消滅共產黨，用大軍壓境對共產黨進行追剿，共產黨能不反抗嗎？能等敵人把自己殺光嗎？所以1949年中央特地出了一本小冊子，也在報上刊登過，題目叫《戰爭的責任屬于誰？》，就是為了說清這個問題：這場戰爭怎么會發生？它的責任在誰？
革命確實是在一種不得已的情況下采取的手段。革命當然要付出巨大的代價。但是我們也要看到，革命在短時間內對阻礙社會前進的舊事物所起的掃蕩作用是平時多少年也無法比擬的，而且要徹底得多，從而為以后的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開辟了廣闊的道路。
考察世界歷史，也可以看到這一點。美國獨立戰爭、法國大革命，都是流血的革命。正因為通過這樣的流血革命，以及在革命的過程中對舊的社會秩序進行了比較徹底的掃蕩，才會有以后西方資本主義的大發展。美國的南北戰爭死人無數，通過戰爭把南方的奴隸制掃除，使得美國形成統一的國內市場，并且把當時先進的生產方式推廣到全國，對美國的前進起了巨大作用。再從世界近代史來看，在德國、意大利、日本，也經過了一些戰爭，但整體來說，它在歷史轉折關頭，沒有像美國、法國那樣對舊的社會秩序進行了那樣一場比較徹底的掃蕩，舊事物殘留得多，對以后產生的負面影響就大。為什么恰恰是德國、日本、意大利后來會發展成為軍國主義國家和法西斯，都與這有關。所以革命在一個短時間內，會造成損失，甚至要付出不小的代價，但從長遠的歷史進程來看，在歷史的轉折關頭，通常只有革命才能掃蕩舊的秩序，建立起一個新的秩序。當然，革命不是只憑任何人的主觀愿望和意志，你要搞革命，千百萬人就會跟著你不惜拋頭顱、灑熱血一起起來拼命。不會有這樣的事情。它是客觀歷史發展的一個結果，如果條件不成熟，是不會發生革命的。而當革命取得勝利、對舊的社會秩序進行毀滅性的掃蕩、把新的社會制度建立起來以后，情況就不同了，又得經過一個漫長的在一個相對穩定的環境里面進行一步一步的改革。
在新中國已經成立并且展開大規模建設以后，再搬用以往革命時期的那些想法和做法，是完全錯誤的。這種錯誤的出現，也可以理解，因為革命的時候，人們總是非常強烈地追求一種完美的理想社會的實現。這種情緒，有時達到一種狂熱的程度。當革命勝利以后，人們往往容易在思想上形成一種慣性。因為前面的勝利就是那么大刀闊斧干出來的，以為我們用同樣的方法，也能夠很快地在建設中取得同樣的成果。但是忽略了或者根本沒有認識到這樣的想法并不符合已經改變了的客觀實際，在新的客觀實際的條件下，就不能再采用過去那樣的方法。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教訓。毛澤東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說我們在春夏之間、秋冬之間，需要換衣服，但人們常常在這個時候沒有意識到這個常識，沒有換衣服，就容易得病。這個比喻很恰當。從革命時期轉到建設時期，就像春夏之間、秋冬之間，周圍的客觀情況已經變化了，人們的主觀意識、一切做法都要同它適應。如果還采用原來的辦法，就會造成很嚴重的后果。所以我們不能把過去的辦法用到今天。但是也不能把今天的想法和做法搬到過去，認為過去的革命是不需要的，甚至還認為它是對建設主要起了破壞作用，好像不發生革命，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倒還會更早地到來，這同樣也不是實事求是的，也是不符合當時的客觀實際的。
正如黨的十六大報告所指出，中華民族在近代面臨著兩大歷史任務，一個是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一個是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前者是為后者掃清障礙，創造必要的前提。路要一步一步走，每個階段有不同的歷史任務，不能把過去的事情拿到今天來做，同樣也不能把今天的事情、今天的做法，套到過去，認為過去也能夠那樣來做。
三、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責任
在近代中國，誰能夠領導人民，將祖國從危難中拯救出來，結束黑暗的舊的社會制度，使中國走上現代化的道路，誰就能夠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擁戴。
原新四軍5師副政委任質斌曾說過，抗日戰爭時期，他們到敵后去，老百姓對日本侵略者充滿仇恨，槍支又遍地都是，只要你能夠登高一呼，只要你能夠領導人民抗日，大家一下子就能夠起來。這說明，誰能夠代表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人民就擁護誰，就跟著誰走，否則就會被人民所拋棄。在這種情況下，有沒有一個核心力量是十分重要的。當近代中國處在嚴重的民族危機時，在中國社會內部蘊藏著潛在的巨大的革命力量。但要是沒有正確的引路人，那么盡管客觀條件也許很成熟，沒有正確的主觀指導，或者說抓不住機遇，喪失機遇，也會失敗，勝利的可能性不能轉化為現實性。所以鄧小平不止一次地講到毛澤東的功績：要是沒有他，我們中國人民也許還要很長時間在黑暗中奮斗。要找到一條正確的道路很不容易。能夠正確地引導我們中華民族勝利前進、符合人民解放要求的這種政治力量，在近代中國是有的，那就是中國共產黨。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前，為了替國家尋找出路，中國人進行過多種多樣的嘗試，都失敗了。
前面已經介紹，洋務運動證明，只搬用一點西方的某些工業技術和洋槍洋炮，不從根本上觸及和改變占主導地位的封建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這樣的改革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戊戌變法是想依靠皇帝的力量，不摧毀舊的社會制度而自上而下地進行改革，也沒有能夠成功。義和團運動是下層群眾自發起來的，當然各地也有一些小地主參加。義和團運動可以說是在不成熟的社會條件下產生的一個不成熟的運動。它是中國人民的正義反抗行動，但是它在這種不成熟的社會條件下又有許多落后以至愚昧的東西，沒有也不可能解決問題。這以后，又爆發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統治，使得人們的思想得到很大的解放，是一個了不起的大事。辛亥革命有很多功績。說民國是塊招牌，這不錯，但有這塊招牌跟沒有這塊招牌大不一樣。孫中山領導制定的《臨時約法》規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于國民全體。”這是觀念上一個很大的變化。所以辛亥革命后只有七年多，就發生了五四運動。從這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沒有辛亥革命就沒有五四運動。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把辛亥革命稱為20世紀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歷史性巨變，這個評價是公允的。但是報告里面也提到，它畢竟并沒有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也沒有改變人民的悲慘境遇，它使我們在20世紀的前進中跨出了一大步，但它并沒有完成歷史交給它的任務。
實踐證明，要想在中國摧毀舊勢力，建立新社會，實現國家的獨立、富強和現代化，需要具備這樣幾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要有一個能夠正確把握航向的革命政黨，作為引路人。這就需要正確理論的指導，要能夠正確地分析國情，要能提出正確的路線和政策。辛亥革命時的中心口號是“反滿”，就是反對清朝政府，“反滿”這個口號并不很科學，有人對它完全否定。事實上，在當時的中國，要抵抗外來侵略也好，要實現國內的根本社會改革也好，首先必須推翻當時統治中國的清朝封建專制政府，這是當時中國歷史前進必須抓住的一個中心環節。孫中山也多次解釋，這個“反滿”，并不是碰到滿洲人都要反對，反對的僅僅是壓迫人民的那些滿族統治者。
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確實有它獨特的地方。在世界歷史上曾經有過很多大的帝國，譬如亞歷山大統治時期的馬其頓帝國、羅馬帝國、奧斯曼帝國，甚至還有曾稱為大不列顛“日不落”帝國。但是，這些大帝國最后都崩潰或衰落了。而中國，56個民族能夠成為一個國家，而且歷久不散，共同組成中華民族的大家庭。其重要原因就是，這一個多民族國家的形成不是靠短期的武力征服達到的，它是在幾千年長時期的經濟、文化交流中間互相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逐漸成為一個整體。這一點非常重要。上述說的那些靠短期武力征服而形成的大帝國，不久就分開了。中國就不同。辛亥革命時期把反滿的口號叫得那么響，但是在辛亥革命起來以后，在中國并沒有出現漢族對滿族來個種族大清洗。要是像現在世界上一些民族沖突很激烈的地方那樣，幾億漢族人對幾百萬滿族人來個種族清洗很容易發生，但在中國并沒有發生，民國一成立就提出“五族共和”。56個民族形成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辛亥革命提出“反滿”的口號，抓住了當時的中心環節，但它沒有提出反對帝國主義的口號，沒有提出反對封建勢力的口號。這實際上沒有把革命的矛頭對準這兩個主要的敵人，好像只要把清朝政府推倒了，革命就成功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口號是到共產黨成立后才提出來的。
第二個條件，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特別是要發動并且依靠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工人和農民。這也是辛亥革命所缺少的。當時革命派主要是學生，然后聯絡一些新軍，大部分省的獨立主要是依靠新軍發動的。學生在里面做了很多工作，否則軍隊行動不起來，有些地方還依靠來自下層社會的會黨。會黨帶有一些黑社會的性質，有很大破壞性，但在共產黨成立以前，也有它積極的方面。這些人作為一股巨大的沖擊力量，能夠一下子把當地的政府推倒，但是再前進一步，就顯得力量太單薄了，依靠這一點力量，怎么來領導和管理整個社會？從全國范圍來說，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盤根錯節，力量強大，要是沒有把占人口中最大多數的工人農民發動起來，很快就會覺得自己的力量非常單薄，甚至孤立無援，這就容易走向妥協。
第三個條件，要有一個由一大批有共同理想和嚴格紀律的先進分子所組成的政黨。辛亥革命中領導革命的是中國同盟會，它雖然制定了綱領，即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但三民主義中被多數人接受的只有民族主義，特別是“反滿”。其次才是民權主義。至于民生主義接受的就更少了。這個黨在組織上十分松弛，沒有嚴格的紀律。所以辛亥革命一開始，章太炎就講了一句話：“革命軍興，革命黨消”。就是革命軍一起來，革命黨就不存在了。這樣的黨就不能再起號召與核心作用。
這三點歸結起來，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要解決中國的問題，需要有一個能夠指出正確方向的黨，這個黨能夠發動和依靠最廣大的人民，首先是工人農民，形成一個堅不可摧的力量，而且又有一批有共同理想和嚴格紀律的先進分子成為它的核心。而中國共產黨就是這樣的一個黨。在說到黨成立時毛澤東指出：連辛亥革命這樣一個全國規模的革命運動都失敗了，國家的狀況一天天壞下去，環境迫使人無法活下去，懷疑就產生了。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大家要找一條新的路。正好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辛亥革命以后十年，中國共產黨就成立了。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伊始就有兩個特點：一個是，它有著正確的理論作為指導，這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共產黨從成立開始，長遠目標就是要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社會。黨的二大提出我們現在主要反對的是帝國主義和國內的封建軍閥，即反帝反封建的目標。所以，它一開始就有正確理論的指導，而且逐步用這個理論來指導研究中國的國情，提出一個正確的綱領。另一個是，它集結起一批有獻身精神的先進分子，深入到工人農民之間去做群眾工作。第一個翻譯《共產黨宣言》的陳望道，是共產黨的最初發起組的成員。當談到黨最初開始活動的情況時說，那時他和茅盾一起，等工廠一放工，就站在廠門口向工人們演講，結果沒有人聽。后來，才慢慢找到辦法，先辦工人夜校，教工人們文化，然后逐漸進行政治教育和組織工作。
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最早做的工作有兩項：一項是宣傳馬克思主義，努力用馬克思主義分析中國的實際情況，辦了幾個雜志，包括后期的《新青年》、《共產黨》、《向導》這些雜志。另外一項就是從事工人運動，當時成立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在工人農民之間，黨是從工人工作入手的。黨的老一輩的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最初不是先搞農民運動，都是首先在城市里接受了先進的思想，到工人中間去做工作，以后再到農村。所以黨領導的中國革命的主力軍雖然是農民，但并不是舊式的農民戰爭，是用馬克思主義武裝、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力量來領導。總之，黨成立初期具備這么兩個特點，一個是有正確的理論為指導，一個是直接到勞苦群眾中間去做工作。這樣的黨是中國歷史上從來不曾有過的。這個黨一經產生，中國的面貌就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當然，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經濟文化落后的東方農業大國，要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是極不容易的，并沒有什么現成的答案。新的問題一個又一個提出來，只能在實踐中摸索前進。想要了解中國近代歷史，“探索”是一個關鍵詞。離開“探索”這兩個字，很多問題都無法理解。中國是一個在東方有著幾億人口的以農業為主體的古老大國。在這樣一個大國里，怎么進行革命，怎么進行建設，馬克思主義的書本上沒有現成的答案，西方的辦法、蘇聯的辦法都不能照搬來用，完全要靠我們自己去闖。中國的民族危機極端深重，中華民族正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周圍的變化非常快，許多問題都要立刻做出決定，不允許人們都從從容容慢慢地調查清楚以后再來解決。無論在革命時期也好，建設時期也好，在這過程中間的很多挫折，恐怕都需要跟整個探索的過程聯系起來才能理解。
在土地革命時期，黨曾經犯過三次“左”傾錯誤，這對學過黨史的人都是常識。但是也可以進一步提出一些問題：這三次“左”傾，為什么當一次“左”傾糾正以后，接下來又是一次“左”傾，而且一次比一次厲害，原因是什么？當然，這里有主要負責人的原因，有共產國際的原因，但當時黨的領導干部甚至黨員中大多數人是支持的，這又是為什么？這三次“左”傾，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又有什么不同的地方？這些都是可以探討的。
我們可以考察這三次“左”傾是怎么一次次發展起來的。第一次“左”傾跟以后兩次的不同點在于：它是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遭受慘重失敗后發生的。當時國民黨在全國進行了大屠殺，一共殺了31萬人，其中共產黨人有26000人。在那種情況下，黨內就出現了第一次“左”傾錯誤——“左”傾盲動主義。它最明顯的標志是在全國各地，不顧當地的主客觀條件，都要求起來暴動，誰不暴動就是機會主義，而且認為黨的任務就是最后在全國實現總暴動。眾所周知，大革命失敗后黨的力量遭受嚴重摧殘。大量工會、農會被解散，工人農民運動也消沉下去。國民黨的統治，在北伐戰爭以后得到了一個暫時的穩定時期。從1928年國民黨軍隊進入京津以后，一直到1929年3月蔣桂戰爭爆發，差不多9個月的時間，國內的內戰停了下來。全國的交通恢復了（包括幾條大鐵路）。民族工商業得到恢復和發展。很多人對國民黨抱有希望，因為它還打著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的旗號。在這樣敵我力量懸殊的情況下，不顧條件搞全國的總暴動是不適宜的。但是我們也可以理解，出現這種現象有兩個原因：一是在大革命失敗后國民黨的大屠殺下，不少同志犧牲了，人們有一種強烈的復仇心理。那個時候有一批人動搖甚至叛變，很多堅持下來革命的人，對那些背叛的行為充滿了鄙視和憎恨，覺得在這種情況下誰不敢起來堅決行動就是可恥的動搖和背叛。當時有這么一種心理狀態。二是大革命高潮剛過去不久，全國曾出現過轟轟烈烈的場面，北伐軍勝利北進，各地工農運動風起云涌，很多人一直沉浸在這樣的陶醉中，突然遇到這么嚴重的挫折，很不適應，總覺得這個局面不會長久，只要堅持奮斗，一個新的局面很快又可以打開。第一次“左”傾盲動錯誤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發生的。
瞿秋白當時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中國革命是什么樣的革命》，他提出一個問題：革命是低落嗎？并且這樣回答，革命潮流的低落與消沉在現實的中國必須有三個條件：一、反革命的統治能解決中國社會關系中的嚴重問題，如土地問題、勞資問題等；二、反革命的統治能夠迅速地穩定；三、革命群眾的意志潰散而消沉。現實的中國決沒有這樣的條件。所以他就得出結論，說中國革命是在高漲而不是低落，中國革命的高漲具有不間斷的性質，各地農民暴動的繼續爆發以及城市工人中斗爭的日益激烈，顯然有匯合成為總暴動的趨勢。在我們今天看來，好像當時的盲動主義很可笑，敵我力量這么懸殊，怎么還這樣硬拼呢？但讀讀瞿秋白那段話，他們當時并不只是簡單地盲目地受到共產國際的影響，也經過他們自己的深思熟慮。他提出的這些問題都是事實。在國民黨統治下，中國社會的根本矛盾一個也沒有解決。離瞿秋白講那些話只隔了三四個月，國民黨集團內部的戰爭就爆發了，它的統治并不穩定。人民的革命意志也沒有潰散。所以他得出結論，革命是在不斷高漲。但事實上，問題要看到兩面：一面這些問題確實沒有解決，因此中國的革命還會繼續一步一步地發展；另一面在當前情況下，雙方力量對比太懸殊了，所以眼前的任務還不是什么總暴動，只能是爭取群眾，而且特別要到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中去爭取群眾，一步一步走向全國革命的高潮。這次“左”傾錯誤，因為造成很多損失，持續半年就停止了。
第二次“左”傾錯誤，與第一次相隔了兩年。它與第一次“左”傾錯誤有一個很明顯的不同。第一次是在革命失敗的情況下，帶有拼命性質的蠻干，第二次“左”傾是在革命逐步走向復興，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又出現新的危機的情況下，對形勢做出過分樂觀的估計而采取的冒險主義行動。1928年黨的六大召開，它所制定的基本路線是正確的：中國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革命還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現在正處在兩個高潮中間的低潮的時候，黨的總方針是爭取群眾。六大后的兩年間，各方面的工作顯然是有成效的：一方面在國民黨統治區，原來幾乎被打散的黨組織，一個一個地重新恢復起來，并且要求大家下去做群眾工作，深入到群眾中間去；另一方面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力量有了很大的發展，1930年全國紅軍已經有了13個軍，62700多人，約有3萬支槍，建立起了大小15個革命根據地，開展土地革命，建立了自己的政權和武裝。而國民黨到1930 年時卻爆發了規模空前的中原大戰。蔣介石與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等交戰雙方出動的總兵力有160萬人，在平漢、津浦、隴海這三條鐵路線上，打了四個月，顧不上用很大力量對付共產黨。但當時共產國際把蘇聯的利益和做法強加給各國共產黨。蘇聯正反對布哈林的“右傾”，就要求各國黨都要反右傾。此間共產國際給中共發來4封指示信，說中國現在又到了一個總危機的時候，“左”傾盲動主義錯誤現在已經克服了。中共六大時并沒有講明現在所處兩個高潮之間的低潮有多長時間，多少時間又可以走向高潮，而共產黨人心里一般都有很急切的愿望，希望能夠快一點渡過這個低潮，很容易接受新的高潮又要到來的理論。李立三的冒險主義并不是號召立刻舉行全國總暴動，他的計劃大體上是先搞南京兵暴，然后上海總罷工，再以后是武漢的總同盟罷工，在湖北首先取得一省勝利，建立蘇維埃政權。與第一次盲動主義時不同，在軍事上，李立三比較注意紅軍的力量，要求各路紅軍會合起來，一方面軍、二方面軍（當時是2、6軍團）、四方面軍會攻武漢。指示一方面軍先打南昌，以后進攻長沙。但是這一套計劃實際上是行不通的。他準備要首先取得勝利的是武漢，但項英到武漢考察，共產黨員只有150人，當地的赤色工會會員只有200多人，根本沒有首先勝利的力量和條件。四中全會上顧順章（后來成為大叛徒）有個發言，他說李立三曾跟他講，某地要暴動，你給我派六個營級指揮員去那里指揮暴動，顧順章回答我們一共只有三個，要我派六個怎么派？李立三就發火了，說這都什么時候了，你還討價還價？當時在革命勝利發展的形勢之下，革命力量剛剛有那么一點復興，又被勝利沖昏頭腦，對情況做出過分樂觀的估計。當然，李立三路線后來的失敗，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得罪了共產國際。
第三次“左”傾錯誤是緊跟著第二次“左”傾來的，就是那一批從共產國際派回來的王明、博古，包括張聞天、王稼祥等人（張、王二人的思想后來有了很大的變化，博古以后也有變化）帶來的。他們跟第二次“左”傾又有不同，打的旗號叫國際路線，聲稱要執行共產國際的路線。那時共產國際在中國黨內有很高的威信，中國黨在黨章里規定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要聽從它的命令。他們來后提出的國際路線，就是進攻路線。第三次“左”傾在城市工作中認為劉少奇是右傾機會主義，而重點放在紅軍和農村根據地方面。當他們沒有更多地插手紅軍和根據地前，各根據地自己做主的余地還大一些，所以很快發展起來了，而這些人一進入根據地以后，就把權拿過來了。臨時中央到中央蘇區即一方面軍那里，派從莫斯科回來的夏曦到紅2、6軍團去，派張國燾到四方面軍、鄂豫皖根據地去，各地一切要聽中央大員的指揮，情況完全發生變化。革命根據地最大的損失就是在他們來了以后。第三次“左”傾錯誤的一個高峰是1934年1月的六屆五中全會。其政治決議案是這樣寫的：目前的形勢，是中國的領土內存在兩個絕對相反的政權，正在進行生死存亡的斗爭，在粉碎五次“圍剿”的決戰面前，蘇維埃道路與殖民地道路之間誰戰勝誰的問題正式尖銳地提了出來，已經到了一個誰戰勝誰的決戰的時期。因此，王明“左”傾中央打著國際路線的旗號，制定貫徹一套更“左”的政策，在黨內統治了四年之久，使整個根據地幾乎全盤失敗，逼著紅軍走上長征路。
中國共產黨內的三次“左”傾錯誤一次一次地發展下來，也有內在的規律可以尋找。這三次“左”傾有不同的地方，也有相同的地方，歸結起來是這樣三點：一是主觀主義，主觀脫離客觀，不根據實際情況辦事，只是從主觀的愿望出發，或者是從馬克思主義的書本出發，希望革命盡快走向高潮。博古在黨的七大的發言中檢討自己說，我一碰到事情，不是先想到實際情況，怎樣去分析這個問題，而是馬上去想馬克思恩格斯的經典著作中是怎么講的，外國如蘇聯或者西班牙是怎么做的，而對中國革命的長期性、復雜性、艱苦性估計不足，總希望能夠很快地取得勝利，結果造成更大的損失。二是群眾路線問題。因為這些問題盡管是新的問題，處在第一線工作的人在碰了釘子以后，往往就提出不同的意見，但是這些意見總是在很長時間內沒有被聽取和接納。這就涉及群眾路線、黨內集體領導和黨內民主的問題。第一次“左”傾的時候，項英、王若飛等人提出過現在革命形勢不是高潮其實是低潮。第二次“左”傾即李立三路線的時候，何孟雄等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見，而紅軍領導人在要他們進攻南昌時沒有執行，認為在這種情況下不可能那樣硬打。第三次“左”傾，反對的人更多了，而“左”傾領導人批判“羅明路線”，認為是右傾保守思想，實行殘酷斗爭，無情打擊，所以錯誤不能及時糾正。三是這三次錯誤確實都跟共產國際有關，共產國際要負很大責任。中國革命要由遠在萬里之外的莫斯科指揮，怎么能不脫離實際？共產國際派來中國的代表也并不都是什么一流人才，更不了解中國情況。所以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里說，中國革命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這句話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說的。由此可見，后來毛澤東找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么一條獨特的中國革命勝利的道路，得來多么不易！
以上闡述的三個問題，第一個是主觀主義，就是不實事求是。第二個是沒有黨內民主，不走群眾路線。第三個是共產國際瞎指揮，中國黨不能獨立自主地處理自己的問題。所以《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毛澤東思想的靈魂有三條，一個是實事求是，一個是群眾路線，一個是獨立自主。這幾點確實是中國人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在實踐中間最后總結得出的最基本的經驗教訓。有了這些，中國革命才能取得勝利。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