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義的意義在于它在重大歷史時刻高舉紅旗
金沖及
要談南昌起義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所處的特殊地位，不能離開它的歷史大背景。
南昌起義前夜，中國共產黨正面對一個生死關頭。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汪精衛宣布反共，持續了四五年的國共合作頓時破裂。昔日的盟友忽然變成兇殘的劊子手，到處在搜捕，到處在屠殺。中國共產黨黨員從原來的近六萬人一下減少到一萬多人。對這種突然襲擊，共產黨人缺乏足夠的精神準備和應對經驗。許多地方的黨組織被摧毀，一些不堅定的分子紛紛脫離組織，報上經常可以看到他們的“悔過啟事”，有的甚至帶著敵人搜捕原來的同志。黨內的思想相當混亂，不少人不知道該怎么辦。
擺在中國共產黨面前的，有兩種可能性：或者是滅亡；或者是不屈不撓挺身站立起來，把革命推向新的階段。這是生活在平靜日子里的人難以想象的生死考驗。剛成立六年的中國共產黨是好樣的。正如毛澤東所說：“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并沒有被嚇倒，被征服，被殺絕。他們從地下爬起來，揩干凈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們又繼續戰斗了。”
在血與火的生死搏斗中，只有用革命的武裝力量來反對武裝到牙齒的反動派。但由于以前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領導并沒有重視掌握武裝，能夠由黨掌握的軍隊主要是賀龍、葉挺率領的在九江的兩支部隊，而汪精衛等已經決定對這兩支部隊下手。這真是千鈞一發的時刻。以周恩來為書記的總前委，還有朱德、賀龍、葉挺、劉伯承等同志，毅然決然地排除張國燾等的干擾，義無反顧地在南昌領導部隊打響了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這種在極端險惡的環境中表現出來的大無畏的英雄氣概，85年后的今天回想起來，依然令人景仰。
在南昌打響的第一槍，是出乎許多人意料之外的。它使人們在一片混亂中重新看到共產黨的力量依然存在，看到新的出路，燃起新的希望。李立三在1930年初說：“南昌暴動在革命歷史上有他的偉大意義。在廣大群眾沒有出路的時候，全國豎起新的革命旗幟，使革命有新的中心，南昌暴動是很重要的時期。”接著是八七會議的召開，秋收起義、廣州起義的發動。所以南昌起義的意義，不僅僅表現在占領南昌和繼續南下，甚至也不只在它的首先發難，而且在于它在重大歷史時刻高舉紅旗，把革命事業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
南昌起義和它以后局勢的發展，還逐步改變了中共中央對軍事工作的認識。這在中國革命歷史上是一個有著極端重要意義的大事。
前面說到，中共中央在大革命時期忽視了軍事工作的重要性。毛澤東在八七會議的發言中說：“對軍事方面，從前我們罵中山專做軍事運動，我們則恰恰相反，不做軍事運動專做民眾運動。蔣、唐都是拿槍桿子起的，我們獨不管。現在雖已注意，但仍無堅決的概念。”“以后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毛澤東所說的“仍無堅決的概念”，一個重要的表現是：土地革命初期，中共中央最看重的仍是工農暴動，常把軍事運動、特別是做正規軍的工作，嚴厲批評為“軍事投機”，不同意多做這方面的工作。事實上，在長期持久、規模不斷擴大的軍事行動中，如果缺乏既有革命思想，又受過嚴格軍事訓練、遵守組織紀律的軍隊作為骨干，只臨時發動缺乏嚴格軍事素養的工農暴動，是很難戰勝敵人的。
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隊伍中，如果沒有以盧德銘為首的原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團這支部隊的參加，單靠平江、瀏陽的農民自衛軍和安源路礦的工人武裝，是很難取得上井岡山后那樣大的發展的。
朱德、陳毅率領留守在三河壩的南昌起義余部，以北伐勁旅葉挺獨立團為基礎，有著很強的戰斗力。這支隊伍保留下來，朱毛會師，對井岡山斗爭的發展起到很大作用。譚震林同志說過：“朱德、毛澤東井岡山會師，部隊大了，我們有力量打下永新。當然，在這之前打了茶陵、遂川，也占領了寧岡縣城。那時候不敢走遠，因為國民黨來上兩個團，我們就打不贏，可是朱毛會師我們力量就大了，所以一打永新，二打永新，尤其是七溪嶺打了一仗。這樣就把江西來的三個師打敗了。”
當然，在這以后還有一個把這支軍隊進一步鍛煉和改造成為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軍隊的問題。但再沒有人把這些稱作“軍事投機”了。
南昌起義失敗了。周恩來把它的教訓沉痛歸結到一點，就是沒有“就地鬧革命”。這也不奇怪，中國共產黨還很年輕。在軍事方面，以往參加過的只有廣東東征和北伐那種以占領重要城市為目標的正規軍作戰；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這樣的事情先前還不曾有過。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實踐中來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最初的目標也是進攻長沙，失敗了，在實踐中取得教訓，才決定南下，以后上了井岡山。
人總是容易根據自己原有的經驗來處理新遇到的問題。南昌起義也是這樣。通常需要在實踐中經過多少次勝利和失敗的反復比較，才能把原來不清楚的事情逐漸認識清楚。這也叫“摸著石頭過河”吧！
（來源：《黨的文獻》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