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喬木和《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
金沖及
胡喬木是人們公認的“百科全書式”的學者，又被鄧小平稱為“我們黨內的第一支筆桿”。而他在擔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主任委員時為自己填寫的學術職務，用的是四個字：“黨史學者”。的確，在中共黨史領域內投入過那么大精力、并且產生了如此巨大而深遠影響的，很少有人能同他相比擬。
大家都熟知，胡喬木到毛澤東身邊工作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編輯《六大以來》《六大以前》《兩條路線》，接著便參與起草《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51年他寫的《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是新中國第一本比較完整的黨史讀本；從1979年起，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領導下，主持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些工作對中共黨史研究所起的指導作用，已不需要用很多話來說明了。
《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以下簡稱《七十年》）也是一部影響很大的黨史著作。由于這本書是胡繩主編的，人們對胡喬木所起的作用往往了解不夠。我可以說參加了這本書編寫的全過程，在胡喬木誕生100周年的時候，有責任依據當年筆記和個人記憶，把有關情況簡要地記錄下來。
一、《七十年》的編寫準備
《七十年》的編寫是中共中央黨史領導小組提出來的。這個領導小組成立于1985年3月，由楊尚昆任組長，胡喬木、薄一波任副組長（以后又相繼增加鄧力群、胡繩兩位副組長，但沒有組員）。那時，黨史著作往往只寫到1949年，少數寫到1956年，個別寫到改革開放。中央黨史領導小組早就有意盡快寫出一部完整的中共黨史，還考慮寫出一部篇幅不太大的黨史簡本。
正式提出編寫《七十年》這樣一本書，是在1990年3月舉行的全國黨史工作部門負責人座談會上。這樣的會以前還沒有開過。會上，薄一波、胡喬木、胡繩先后講話。薄一波一開始就說：現在我們急需有一部好的黨史，寫出來供大家看，現在越來越需要，刻不容緩。他特別強調這本書一定“要真實”。他還說：喬木同志非常關心這件事。胡喬木接著講話。他說：剛才一波同志提出，編寫一部正式的、好的、真實的中共黨史，刻不容緩。我完全同意他的講話，希望參加這次會的中央和地方的全體同志能夠集中力量，統一步伐，努力實現一波同志所代表的所有老同志的愿望。他還著重講了黨史工作的戰斗性、科學性、精密化、需要詳細地占有材料、加強并改善黨史和革命史的教育宣傳工作等問題。胡繩講了要重視新中國成立以來的黨史研究。
會后，胡喬木抓得很緊，立刻布置黨史研究室草擬出一份寫作《七十年》的提綱。4月20日，他看了提綱后說：對歷史要有一個觀察點，發表評論要有個思路。當然，歷史一步一步發展起來很曲折。回顧歷史，找到個脈絡，才能籠罩全書，才有這么一口氣。《七十年》要貫穿一個思想：中國搞革命，搞建設，馬列主義原則在中國實踐里面怎樣結合起來，要進行探索，要靠中國人了解情況，在此基礎上下正確的決心。這中間會碰到各種挫折，但我們黨還是總結了教訓。就基本方向來說，中國共產黨一直在為中國人民謀福利。盡管犯了錯誤，還是要為人民謀福利，把中國推向現代化。整個書要有這個思路。他叮囑：盡管現在寫出來的這個提綱，條理還顯得不清楚，看不出主要寫什么，但可以先送力群、胡繩同志看看。
第二天，他找幾個人談話時又說：商量一件事。明年是黨成立70周年，中央黨史研究室預備寫本書：《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他特別強調思路要清楚，條理要清楚。他談了對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時期許多問題的看法。例如對“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他說：兩種趨勢，結果“左”的傾向還是要起來，這根本上可以說是歷史的盲目的慣性，還是要靠階級斗爭、群眾運動。先是要“大躍進”，后來不行了，又搞階級斗爭、群眾運動。這歷史相當錯綜復雜，怎么理出一個頭緒來，很不容易。《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那是骨架。現在要寫很多的歷史事實，具體的歷史事實。
幾個月后，中央黨史研究室的同志寫出了初稿（胡喬木指定我參加寫了大革命和土地革命那兩章的初稿）。1990年8月27日，胡喬木又邀幾個人來談《七十年》這部書，鄧力群、胡繩都參加了。他一開始就說：寫一部70年的歷史，如果平鋪直敘，像老的黨史那樣，不可能吸引今天的青年和思想界的注意。這個稿子，一方面要對黨的歷史做個總結性的回顧，有所肯定、評價和批評；一方面要答復青年中一些與黨史有關的重要的思想上的問題，一些錯誤歪曲的看法。要寫出我們黨的特點，70年表明中國共產黨是怎樣的黨，這是最主要的，叫人看了以后感到確有說服力。有這個目的和沒有這個目的，寫起來很不一樣。要有五分之一篇幅帶有議論，才有話可說。
胡喬木的講話中有幾句話給我留下特別深的印象。他說：一本書，應該是一篇長的論文，不可避免地帶有論戰性，等于一個黨史的演說家在演說，要引起廣泛的興趣。他說：中國歷史上沒有產生過中國共產黨這樣的黨。那么小的一個黨很快形成那么大的一個局面，中國歷史上還沒有過。除了這個黨以外，其他黨沒法解決中國的問題。一本書雖然小，但內容是波瀾壯闊的。要有些議論，真正有啟發性的。如果老說講了多少遍的話，讀者也不會有興趣，我們也沒有興趣。歷史需要不斷重新觀察，每次觀察都要有新的內容。歷史是非常豐富的，可以從許多角度觀察。宣傳黨的70年，要看到它的豐富性和復雜性。不是老一套的重播一遍，確實是說出許多新的東西。
我當時的印象，胡喬木本來是準備由他自己來主持編寫這部書的：多次有關會議和談話都由他主持；編寫提綱的初稿先是送給他看，他再囑咐送給鄧力群、胡繩看。胡繩最初并沒有為此找我們談過話，我的記錄中，他第一次找我們談是在這年的10月9日，并且一開始就說：這本書，我有些力不從心。看來，這時候才剛剛明確要他擔任《七十年》的主編。
后來看到胡繩寫的《胡喬木和黨史工作》中間有一段話：“中央黨史研究室在一九九○下半年集中力量編寫《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準備把它作為黨史簡本，紀念即將到來的建黨七十周年。胡喬木同志很支持這個做法，還打算自己主持這部書的定稿工作，為此他在一九九○年八月二十七日約了幾位有關的同志討論這事。但是，由于健康狀況，他不可能按預定計劃來進行這項工作。”以后，又得知胡喬木是在這年9月確診患有前列腺癌的。看來，我當時那個印象（指胡喬木原來準備自己來主持編寫這部書）并沒有錯。
二、審閱和修改《七十年》
1991年1月，胡繩帶了龔育之、沙健孫、鄭惠和我到玉泉山進行《七十年》的修改定稿。6月，為了修改改革開放以后那部分內容，又增加了王夢奎。
這項修改定稿工作的大致順序是，先由胡繩談對全書如何修改的思路，再由各人按分工對初稿進行較大幅度的修改。每一章在修改前或修改后至少進行兩次集體討論，主要由胡繩談如何修改的具體意見，有些問題也一起進行了議論。再由各人按照討論意見進行反復修改。各人改定后的稿子，再陸續送交胡繩，最后由他字斟句酌地改定。修改定稿的工作足足進行了半年多。
這時，胡喬木的健康狀況惡化得很快，人已十分疲乏，但他仍抱病堅持為紀念建黨70周年寫成《中國共產黨怎樣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這篇分量很重的文章，在6月25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還開始著手為寫作《回憶毛澤東》同編寫組成員進行多次談話。
鑒于這種狀況，在《七十年》的修改過程中自然不便多去打擾他。不過，胡喬木心里還是惦記著修改工作的進展。正如胡繩所說：“如果得不到中央黨史工作領導小組負責同志之一的胡喬木同志的認可，我們不能安心地出版這本書。這時，胡喬木同志在北戴河休養。從北戴河得來的信息是，他現在精力很差。他要求我們考慮是否以某種非正式的形式出版這本書，并只在一定范圍內發行，以便于征求意見，修改得完善一些再出版。于是我代表寫作班子到北戴河和他商量這件事。7月28日，我在北戴河和胡喬木同志會面。他的確神情疲乏，因為擔心我們寫的書達不到必要的水平，所以提出上述的要求。”
胡繩建議他看一下第七、八、九章的稿子，如果這部分稿子站不住，就不必考慮全書的出版了。沒有想到，重病中的胡喬木只用了不到五天的時間，就看完這部分20萬字的稿子，并且批注了許多意見，有些地方還動手做了修改。他高度評價寫作班子的工作成果，并且建議中央黨史工作領導小組批準出版這本書。
胡喬木對《七十年》批注的意見和所作的修改，胡繩在《胡喬木和黨史工作》中有詳細的介紹，這里本來不需要重復。但為了使讀者對“胡喬木和《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這個主題有一個比較完整的印象，只得從胡繩已經介紹過的內容中再簡單地選出兩個例子來說說。
在“八大二次會議”那一段中，他加寫了：“南寧會議和成都會議作為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新起點，有其積極的一面。那就是使中央和全黨打開新的思路，力求繼承中國人民長期革命斗爭中形成的獨立自主和群眾路線的優良傳統，振奮精神，尋求用更好的方法和更快的速度發展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但是后來的實踐表明，這兩個會議對中央和全黨的工作又有消極的一面。那就是兩個會議都對一九五六年的反冒進以及主張反冒進的中央領導人（他們代表黨中央的大多數，而且他們的主張得到黨的八大一次會議和八屆一中全會的確認）作了不適當的批判。從而造成如下兩個方面的影響。”他所說的兩個方面的影響是：第一，助長脫離實際的臆想和冒進；第 二，助長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的發展。
在全書“結束語”中的“曲折的經歷”一節中，談到如何發展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問題時，原稿寫道：“一般地說，在這方面世界上并沒有現成的完備的經驗；特殊地說，中國的具體的歷史條件也不允許照抄別國的經驗。”胡喬木對前一層意思加寫道：“而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原理，任何一國的歷史都不可能是另一國歷史的重復。各國黨和人民都必須尋求適合本國情況的發展道路”；對后一層意思，他改寫為：“中國由于是一個與任何歐洲國家不同的落后的東方農業大國，而又在長期革命斗爭中積累了自己的經驗，形成了自己的傳統，并且對于照抄蘇聯經驗有過十分痛苦的教訓，這就更不允許照抄別國的經驗。”
這里只是挑選的兩個例子，改動之處其實不少。誰能想到，這些思維縝密而深刻的修改，竟是一位重病在身的老人在5天內看完20萬字文稿時寫下來的。
可以對胡繩上述回憶進行補充的是，胡繩在8月3日下午給在玉泉山參加修改工作的同志寫來一封信。信中寫道：
玉泉山諸同志：
八月三日上午與喬木、力群同志談，喬木同志除對《七十年》作了高度評價外，說了以下幾點意見（已經改或寫在本子上的不重復）。
一，對任弼時同志要適當的說到。如他留守陜北，他的《土地政策的若干問題》，也許在西柏坡中央領導同志集合時可提到他（我未來得及復查，似手稿上是提到過，請查補）。
二，成都會議的內容要講一下。
三，“大躍進”在成就一方面要加重，如它在破除迷信、振奮精神、各地方比較普遍地建立了工業基礎等。但不必把寫在后面的材料調到前面來。
四，八屆十中全會強調階級斗爭，固然錯了，但是不是完全無中生有（地主中有“翻天賬”的，臺灣海峽形勢）。
五，《農業四十條》只是和一些地方同志醞釀形成，深耕、密植兩條全無科學根據，其所提出的指標未經過調查，無根據。
六，對“文革”要說，毛漸漸發現紅衛兵、造反派并不是對他的思想和主張的忠實的信徒。他原以為二三年即可收場，總是幻想使“文革”有一個好的結局（這類意思原文中似是有的，但可說得更明顯）。
七，說晚年脫離群眾、脫離實際還太一般化。可以說，他接近和信任的人越來越少，他對具體情況不了解，其想法就越來越抽象化。
八，“文革”中對正面人物要大樹特樹，被迫害致死、堅貞不屈的同志（劉、彭、賀、張聞天、陶等）。被結合的干部，大多數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為黨為國家任勞任怨地工作（以周、鄧為代表），還有廣大干部和知識分子，他們是真正代表黨、代表人民的。
九，醫學上的成就（如斷臂再植，還有其他），農學上的成就（雜交水稻、優種小麥，這些是對7%的耕地養活22%的人起了重要作用的），要提到。
十，結束語中要加一段，講現在還落后，必須急起直追，臥薪嘗膽，在世界形勢嚴峻、科技發展迅速的情況下，必須這樣做。
十一，在適當地方強調愛國主義。例如，廣州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可引用陳毅<？>說的，知識分子在三年困難期間同甘共苦，沒有理由不信任他們。在“文革”部分也可適當講到這點（在“文革”的災難下，但廣大群眾仍然擁護黨，愛國）。
十二，后記中不說“未經中央審定”。要歡迎提意見，以便在適當時修訂再版。
我只能簡單地復述這些意見，請考慮，再用幾天時間精心修改。附上喬木同志看過的稿子。
敬禮!
胡繩 八月三日下午
總是不停地想問題，從各個角度反復思考，指導工作具體細致，確是胡喬木的重要特點。
三、《七十年》的批準出版和評論
中共中央黨史工作領導小組開會批準《七十年》的出版，是胡喬木向組長楊尚昆提議的。
會議于1991年8月8日在北戴河楊尚昆住處召開。參加的有楊尚昆、胡喬木、鄧力群、胡繩（薄一波有事沒有參加）。列席的有逄先知、沙健孫、鄭惠和我（記不起龔育之那天為什么沒有去）。楊尚昆宣布開會后，先由胡繩詳細地報告《七十年》的編寫經過、一些重要問題是怎樣處理的、存在的不足。他報告時，胡喬木作了多次插話，主要是講一些人和重要事件如何表述。報告完后，鄧力群、楊尚昆先后發言，對這本書作了肯定。
胡喬木接著提出：我現在雖然寫封信都很困難，但我愿意為這本書寫個題記，表示對這本書負責。這本書究竟時間匆促，原來是為了紀念建黨70周年，現在實際上已成為一個比較好的——本來想說最好的，人家可能不服氣——是目前比較好的，因為篇幅和寫法都適宜作為黨史教材。有些地方有待進一步完善，歡迎大家提意見。表示這是中央黨史小組負責的，寫這么幾句好不好?他說，早希望出一部完整的黨史，薄老說希望活著時能見到。這本書實現了中央領導同志的愿望，又留有余地。寫這么幾句，也是對尚昆同志去年的話有個交代。
他又說，有幾個地方可以加幾句話，其中一個是關于探索，在探索中曲折前進。為什么要探索，好像講得不夠清楚。八大不全面，還是出現了一些新的情況和需要。要講出一些道理，減輕一些毛主席個人的責任，不然講不通。
楊尚昆在會議結束時說：今天要算個正式會議，不是座談，有結論。
8月15日，胡喬木把《七十年》的題記親筆寫成了。他寫道:先看了第七、八、九三章，“認為大致可以判斷這本書寫得比較可讀、可信、可取，因為它既實事求是地講出歷史的本然，又實事求是地講出歷史的所以然，夾敘夾議，有質有文，陳言大去，新意迭見，很少沉悶之感。讀者讀了會覺得是在讀一部明白曉暢而又嚴謹切實的歷史，從中可以吸取營養，引發思考，而不是讀的某種‘宣傳品’。”
他接著寫道：“當然，這部書并不是十全十美。黨的七十年歷史如此豐富，在一部四五十萬字的書中不可能說得面面俱到，這是顯而易見的。有所取，必有所舍，有所詳，必有所略。但取舍詳略之際，考慮間有未周，在所不免。而知人論世之處，作者頗具匠心，究難悉當。至于編輯性的差錯，恐怕更少不了。無論如何，寫這樣的書而能寫成這樣，是不容易的。”
除寫這篇題記以外，胡喬木還繼續對將要付印的書稿提出一些補充意見，有些還寫成書面意見。
8月底，《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終于出版。
胡喬木繼續把全書看完了。10月8日，在北京為這本書和《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的出版舉行座談會。胡喬木抱病出席，并且發了言。
他說：《七十年》印了500萬冊，《黨史》上卷印了20萬冊，在廣東一搶而空。這證明：一是讀書者需要這樣一些書，了解黨的歷史；二是這兩本書比較認真，比較能滿足需要；三是盡管出版業不景氣，許多好書不容易出版，但只要確為群眾廣泛需要的好書，讀者愿買來讀的。
他接著說：《七十年》我看完了。寫《題記》時還只看了第七、八、九章和結束語。這本書確實把黨的70年的歷史都簡要地寫出來了。在這70年里，黨曾經進行過哪些斗爭，取得過哪些成就，犯過哪些錯誤，書中可以說大致寫得一目了然，沒有吞吞吐吐，躲躲閃閃，沒有歪曲，沒有夸大。這使我看了很覺得高興。
他說：固然，對黨的歷史上的大問題，黨中央已作過明確的結論，這是這本書的指南，過去的黨史論著也對黨史上的許多具體問題作過多方面的探索，但是這本書的特色，卻在于它并不滿足于重復或引申已有的結論和研究成果，作者就黨的發展過程中的許多細節獨立作出自己的判斷，用的資料很多。體裁是夾敘夾議，這是貫穿全書的另一特色，這也使我讀了覺得高興。只敘述，難免沉悶枯燥。夾敘夾議，有些就在字里行間，與敘述分不開。希望以后出的同類著作都能采取這種體裁。書中對黨史提出不少新穎的見解，如30年代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上海的文化界如胡愈之、陳翰笙同志的工作，是過去很少注意到的，寫得很好。第七章“在曲折中的發展”，這段歷史很難寫，書中不僅提出事實，而且作了確切的解釋。
他最后說：這兩本書的成功，表明我們的學術界、理論界有工作能力，還可以同樣寫出更多的好書來。有的是沒有得到必要的指導和支持，沒有得到充分的發揮。書目可以列出很多，問題是要有人出來組織和支持。希望中宣部牽頭，把這樣的書拿出來，一、二、三年都可以。有了《七十年》的前例，使我們有信心這樣要求。
前面寫的，都是20多年前的事了。胡喬木離開我們也已經快20年。在他誕辰100周年的時候，他那輕聲細語而又滔滔不絕地說出許多深邃思想的形象依然活現在眼前。胡繩曾在《紀念喬木同志逝世一周年》的文章中寫道：“接觸過胡喬木同志的人大概都知道，他是一個極其勤于思考的人。他在深談一個問題的時候，往往好像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這個問題上去了。”“他為黨做了許多宣傳工作，但他決不是照本宣科。他是富于科學創造性的宣傳家。”我想，借用這些話來結束這篇回憶是最恰當不過的了。
（本文作者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原常務副主任、研究員）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