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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晉:深入理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

作者:陳晉    發布時間:2017年11月13日    

十九大報告中的新表述講的是社會主要矛盾,而非經濟發展或物質文化生活的主要矛盾——

深入理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

陳晉

核心觀點

●十九大報告中的新表述講的是社會主要矛盾,而非經濟發展或物質文化生活的主要矛盾。必須緊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這個主題進行思考,著眼點不能偏移,要把握住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及其主要方面,思路不能窄。

●至于基本國情,則主要是從一個國家最根本、最本質的社會性質角度來定位的。經過努力奮斗,隨著一般意義上的國情演變的積累,基本國情會出現某些階段性局部性變化,有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但這是個漫長的歷史過程,發生根本轉變很不容易。

●主要矛盾的變化,反映的是由較低層級供需矛盾向中高層級供需矛盾的轉變,從“數量短缺型”供需矛盾向“優質不足型”的供需矛盾轉變。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個新的社會主要矛盾,是判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科學依據,也是新時代的重要特征。全面深入領會這個新的重大論斷,是準確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邏輯前提。

理清社會主要矛盾是制定正確方針政策的基礎

此前關于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表述,源于1956年黨的八大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當時處于實現社會主義改造任務,中國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新的歷史方位,八大明確提出:“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

理清社會主要矛盾,是黨和國家制定正確路線方針政策的基礎,是確立發展理念和發展戰略的依據。在后來的一段時間內,我們黨對社會主要矛盾的認識,堅持得不夠明確和牢固,甚至還經歷了一些曲折,這給國家建設和發展帶來了負面影響。

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歷史轉折,反映在對社會主要矛盾的認識上,就是重回八大的有關表述。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社會主要矛盾作了正式概括:“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國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表述對比八大的提法有兩點變化:一是不再從國家發展層面講“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二是把“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之間的矛盾”,改成“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兩處改動,既承續了八大表述的本質內容,也反映了國情的某些變化,使社會主要矛盾的表述更精煉、內容更集中。

此后,歷次黨代會都要重申社會主要矛盾問題。同時,隨著生產力不斷發展和社會各方面的進步,從十六大開始,在重申的同時語境有了一些變化。基本都要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在發展中具有了一些新的階段性特征,然后在社會主要矛盾前面加上“仍然是”,或者在后面綴上“沒有變”。這是因為,十六大提出我國“總體上實現了由溫飽到小康的歷史性跨越”,“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發展階段,從那以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階段性特征越來越明顯,社會主要矛盾確實隱含著將來會出現轉化的可能。

緊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這個主題進行思考

十九大報告提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這一新的社會主要矛盾,把“需要”和“生產”的矛盾,改為“需要”和“發展”的矛盾,表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內容更豐富更充實更升華了,在社會主要矛盾的兩個方面,都切實和及時地反映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

關于“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

其一,人民需要的內涵大大擴展。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更高要求,而且還從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的角度提出了更多需求,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需要日益增長起來了。人民的需要,已經從物質文化領域,擴大到物質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制度文明和生態文明各個領域。

其二,人民需要的層次大大提升。在告別了短缺經濟時代后,人民追求質量更高的生活,比如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更豐富的精神文化生活。這些需求是多樣化、個性化、多變性、多層次的。

關于“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總體上顯著提高,社會生產能力在很多方面進入世界前列,確實已經不是“落后的社會生產”那樣一種局面了。但和西方發達國家的發展水平比較起來,我國一些領域的生產力水平仍然相對落后甚至差距還比較大,面對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在社會供給上還有許多差距。由此,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客觀上在新時代凸現出來,成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約因素。

所謂發展不平衡,從區域發展上看,有的地方快一些,有的地方慢一些,生產力布局還不平衡,比如城市和鄉村,東部和西部。從發展各領域來看,既有達到甚至引領世界先進水平的生產力,也有大量傳統的和相對落后的生產力,既存在產能過剩的情況,又存在有效供給不足的問題,特別是在群眾就業、教育、醫療、居住、養老等方面面臨不少難題,社會文明和生態文明建設領域還有不少明顯的“短板”。從發展成果的共享看,不同群體之間也有不平衡,比如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貧富差別比較明顯,社會上存在不少困難群眾和弱勢群體,貧困人口還有4000多萬。

所謂發展不充分,主要指創新能力不夠強,實體經濟水平有待提高,發展的能力和水平還需要加強,發展質量和效益還不高,轉變發展方式還處于攻堅階段,客觀上還存在發展不夠穩定和不持續的情況。這就要求社會生產必須向形態更高級,結構更復雜,分工更合理,產品更精細,供給更有效方面發展;這就要求激發全社會創造力和發展活力,努力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

問題是時代的聲音,矛盾是前進的動力。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勢必帶來很多復雜的社會矛盾和問題。十九大報告提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是關系全局的歷史性變化,對黨和國家工作提出了許多新要求。關系全局的變化,說明它不只是帶來經濟發展方面的新要求,而是在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的總布局,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上提出了新要求;歷史性變化,主要指發展是一個動態過程,不平衡不充分是永遠存在的,當我國發展到當前階段,不平衡不充分成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時,便意味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進入了新時代。

我們必須要有這樣一種清醒的認識,物質文化需要相對比較具體,主要是一些硬性的需求;而美好生活的需要,則不僅要以物質文化需要為基礎和前提,還包括人們的主觀價值判斷和選擇,常常從自己是否感到“滿意”來理解美好生活,而社會不同群體和階層的理解又是千差萬別的。因此,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的需要,既是我們黨的勇敢承諾,也是一個比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更高層級的努力方向。解決新時代的社會主要矛盾,過程會更復雜,遇到的問題會更多,遭受的挑戰會更大,需要的努力會更為艱辛。

這里有一點特別值得注意,十九大報告中的新表述講的是社會主要矛盾,而非經濟發展或物質文化生活的主要矛盾。必須緊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這個主題進行思考,著眼點不能偏移,要把握住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及其主要方面,思路不能窄。

怎樣理解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并沒有改變基本國情

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沒有改變我們對我國社會主義所處歷史階段的判斷,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怎樣理解這里說的“變”與“不變”的關系?

這首先涉及到怎樣理解一般意義上的國情和作為社會性質判斷的基本國情的問題。一般意義上說的國情,主要指國家面貌和時代特點,人們使用這個概念比較寬泛,比如我們這些年經常說世情、國情、黨情發生了深刻變化。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就是這種意義上的國情所發生的變化。

至于基本國情,則主要是從一個國家最根本、最本質的社會性質角度來定位的。經過努力奮斗,隨著一般意義上的國情演變的積累,基本國情會出現某些階段性局部性變化,有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但這是個漫長的歷史過程,發生根本轉變很不容易。近代以來的中國,基本國情只經歷了一次根本性轉變,就是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變革到社會主義社會初級階段,這個轉變,經歷了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的漫長歷史過程,有一百余年。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則起碼有“上百年”的時間,這是我們黨制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的國情依據,也是強調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的歷史依據。

社會主要矛盾是在基本國情的基礎上延伸出來的涉及奮斗任務的一種定位。它雖然也相對穩定,但比較起基本國情來,則容易變化一些。它會因為一些階段性奮斗目標的實現,或一些影響全局的重大變革的發生,出現新變化,從而使黨和國家事業的發展擁有新的歷史方位。

據此,十九大報告在提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變化的同時,強調基本國情沒有變,就比較好理解了。“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這個新的社會主要矛盾的出現,雖然表明基本國情在局部的量上起了變化,但實質上仍屬于社會需求和社會發展方面的矛盾。不是說舊的社會主要矛盾就不存在了,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依然存在,生產力在某些方面、某些領域依然比較落后,舊的社會主要矛盾實際上隱含到新的社會主要矛盾之中去了。主要矛盾的變化,反映的是由較低層級供需矛盾向中高層級供需矛盾的轉變,從“數量短缺型”供需矛盾向“優質不足型”的供需矛盾轉變。這個變化確實是關系全局的歷史性變化,但還不足以改變我國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的國情,不足以改變我國仍屬于最大發展中國家這個最大的實際。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基本國情的變化,是和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聯系在一起的。

深入全面地理解社會主要矛盾變化背后“變”與“不變”的關系,要求我們牢牢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為核心內容的基本路線。這是我們黨和國家的生命線,人民的幸福線。從革命、建設到改革不同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一次又一次地從把握時代到引領時代,就在于能夠把對基本國情的認識和對社會主要矛盾的分析,科學辯證地聯系起來,在和時代一道前進的過程中,既不割斷歷史,又不迷失方向;既不落后于時代,又不超越階段。

(作者為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

(來源:《北京日報》2017年1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