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經歷，三個基礎
——在“任弼時與中央蘇區”學術研討會上的講話
（2015年4月17日）
陳晉
84年前的4月，30歲的任弼時率中央代表團來到中央蘇區，擔任蘇區中央局的領導工作，直到兩年后調任中共湘贛省委書記。今天我們在他曾經工作和戰斗過的革命老區研討他的思想生平和精神風范，具有重要的意義。
這里，我著重從三個方面談談任弼時在中央蘇區奮斗探索的兩年，對他的革命生涯的特殊意義。
第一，任弼時在中央蘇區的兩年，為他堅定不移地維護和實踐中國革命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礎。任弼時20歲那年從蘇聯回國，參加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長期在城市工作，在白區奮斗，雖然堅決主張進行土地革命，并且成長為了信仰堅定并且具有豐富斗爭經驗的黨的領導者，但是，土地革命應該怎樣搞，農村根據地應該怎樣搞，武裝斗爭應該怎樣搞，在來到中央蘇區之前，他還沒有直接的實踐經驗。正時在中央蘇區奮斗的兩年，使任弼時對農村工作有了實際的經驗，對土地革命的道路有了切身體驗。“實踐出真知”，這兩年的奮斗探索，對任弼時的思想成熟，起到了關鍵作用。概括起來，這兩年，是任弼時將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斗爭實踐相結合的兩年，是任弼時從理論上認識土地革命到親身投入到土地革命戰爭中的兩年，也是他實踐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革命道路的兩年。這兩年的實踐探索，為他后來主政湘贛蘇區，開創湘鄂川黔蘇區提供了寶貴經驗；為他在后來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參與推動全黨實現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奠定了思想基礎。
第二，任弼時在中央蘇區的兩年，為他后來成為黨內的組織大家，奠定了實踐基礎。任弼時的組織才能在他領導青年運動時已得到初步展現，在其后來主持留守中央時得到進一步發揮，但他組織才能真正得到大家的公認，還是從他籌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開始的。任弼時來到中央蘇區時，作為蘇區中央局的負責人，他先后負責籌備召開了蘇區黨代會和全蘇大會，建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這是土地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建立的中央政權機構，也是后來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雛形。兩個大會的籌備和召開，是在戰斗頻繁、蘇區分割、交通困難和物資匱乏的條件下進行的，任弼時從指導選舉代表，組織文件起草，制定法規，黨政軍人事安排，以至具體會址和會期，大會期間各代表團的學習計劃等，都親力親為，付出了大量的心血，顯示了高度的組織才能。正如親身參加了會議的王震所說：“您以布爾什維克組織家和教育家的高度熱情，把我們出席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的代表團化為一個訓練班。”可以說，任弼時在延安時期負責黨內組織工作，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在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重要成員中，唯一一位享有“組織家”盛名，都與他在中央蘇區這兩年的工作實踐是分不開的。
第三，任弼時在中央蘇區的兩年，為他后來成為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重要成員，奠定了政治基礎。在蘇區的兩年，他與同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在患難中經歷了從相識到相知的過程。任弼時到中央蘇區后不久，正遇到第二次反“圍剿”，在討論方針策略時，毛澤東、朱德堅決反對轉移和“分兵退敵”，力主誘敵深入，然后集中主力，避強打弱。經過討論，任弼時最終支持了毛澤東、朱德的正確主張，并從這次爭論過程中，確認毛澤東“有獨特見解，有才干”。對于這段歷史，毛澤東后來在七大上回憶說：六屆四中全會以后，中央派了一個代表團到中央蘇區，“在當時，我們感覺到如果沒有代表團，特別是任弼時、王稼祥贊助我們，反對‘削蘿卜’的主張，那就不會那樣順利”。沒有代表團“贊助我們，信任我們——我和總司令，那是相當困難的”。“相遇貴相知”，在其后的兩年里，任弼時在中央蘇區與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工作戰斗在一起，這為后來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從相識到相知，直到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核心領導地位，并共同領導中國革命從勝利走向勝利，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基礎。
中央蘇區時期是中國共產黨探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關鍵時期。在這段時期里，任弼時以中央代表的身份親身投入到這個偉大的探索當中，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可以汲取的教訓。無論是經驗還是教訓，我們都應該特別重視，因為它們是我們黨在走向成熟的關鍵時期積累下來的，成為了我們在今天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重要精神資源。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在今天這樣一個偉大的時代，我們仍然面臨著進一步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艱巨任務，仍然面臨著在實踐探索中如何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得更好，發展得更好的艱巨任務。這就需要我們緊密結合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關于中國道路和中國夢的論述，關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論述，關于“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來深入推進任弼時等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思想生平的研究。這樣的研究，正是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提出的，“勿忘昨天的苦難輝煌，無愧今天的使命擔當，不負明天的偉大夢想”這個要求。為此，希望這次會議能夠體現出這個要求，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把任弼時研究推向一個臺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