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閱讀史略（五）
陳晉
十一、晚年歲月：閱讀的憂思讀書與“文化大革命”的矛盾
毛澤東晚年，主要指“文化大革命”十年。這期間，他一如既往地勤苦讀書，但對讀書又多有非議之辭，看起來很有些矛盾。
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他在公開場合質疑讀書的說法多了起來。最典型也最激烈的言辭，是1966年4月14日在一個批示中說的：“書是要讀的，但讀多了是害死人的”；“許多無用的書，只應束之高閣。就像過去廢止讀五經四書，讀二十四史，讀諸子百家，讀無窮的文集和選集一樣，革命反而勝利了”。單從文字看，這些話并沒有大毛病。革命確實不是靠讀無用之書和大量經史子集干起來的，更非靠這些取得勝利，人們一般不會把無用之書、經史子集與革命的勝利聯系起來。講這些話，比較明顯地是在傳達一種不滿情緒，與他自己的閱讀愛好也存在矛盾。
毛澤東晚年，不僅倡導并帶頭閱讀馬列著作，還要求高級領導干部多讀點中國古代文史哲著述。他在1972年12月27日的一次談話中明確講：“歷史要多讀一些”。他本人閱讀大字本古籍，更是常態。1974年10月在長沙，聽工作人員讀《人民日報》報道的一個消息，說到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簡牘、帛畫等珍貴文物，國家正在組織專業工作者進行整理、修復、釋文和研究中時，毛澤東隨即約請參與主持挖掘工作的同志談話，提出：不知這批帛書什么時候能夠整理出來，印不印書。印了書，也給我一本看看。其閱讀古籍新資料的急迫心情，溢于言表。
毛澤東晚年在讀書問題上的矛盾，頗耐人尋味，卻也不難理解。總體上講，主要反映他對文化意識形態領域的現狀不滿。所謂“文化大革命”，本來就發端于文化學術領域的批判運動。他當時在讀書問題上多有非議之辭，大致有三個方面的原因。
一是和毛澤東本人當時對學校教育方式不滿，進而提倡教育革命有關。毛澤東一貫反對從書本到書本、從概念到概念的死記硬背。1964年2月13日，在教育工作座談會上，他批評學校教育，課程講得太多，是煩瑣哲學，“煩瑣哲學總是要滅亡的”，“馬克思主義的書要讀，讀了要消化。讀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為書呆子，成為教條主義者”。由此他提出：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讓學生學工、學農、學軍。為推動這些改變，他對啃書本現象，自然要說一些非議的話。
二是和毛澤東當時對人民群眾創造歷史這個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的理解有關。由于舊中國社會結構和中國革命的特殊性，知識分子在很長時間里沒有被劃入勞動群眾范疇，沒有列入工人階級隊伍。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一直希望培養和建立起一支“無產階級的文化大軍”。從1958年“大躍進”運動開始，他不斷講學問少的人勝過學問多的人，世界上百分之七十的創造發明都是文化低的人和年輕人干的，即已體現出對讀書少的勞動群眾成為創造發明主力軍的強烈期待。這種愿望，反映在處理實踐與書本的關系上，就是反對“煩瑣哲學”式地閱讀，更多地宣傳知識來源于社會實踐，更看重在實踐中運用書本知識的能力。他常常講高爾基、瓦特這些大文學家、大發明家沒有上過大學，孔子也是自學成才，寫出《紅樓夢》的曹雪芹不是進士出身，就是這個意思。
三是和毛澤東當時對思想文化界的現狀估計直接相關。毛澤東認為知識界、教育界、文化界受“封資修”思想的影響太深。1966年12月21日會見外賓時，對方問起中國搞“文化大革命”的內容。毛澤東的回答是：“抓住整個階級斗爭和還沒有完成的反封建主義斗爭，反孔夫子的影響。這種影響存在于大學文科如歷史、哲學、文學、美術、法律等領域。他們灌輸帝王將相觀點，灌輸資產階級法權思想。”1968年10月31日，他在擴大的八屆十二中全會閉幕會上又講：“大學里頭讀歷史、讀經濟學、讀哲學、讀法律，讀四五年大學，不懂得什么叫馬克思主義，不懂得階級斗爭”。顯然，毛澤東當時主要是對讀什么書有意見，認為學生讀“封資修”方面的書太多了，思想受到不好的影響，進而把這種情況同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斗爭聯系起來。這多少是拿讀書說事，像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實際上傳達的，是他當時想推動的同舊的傳統思想決裂的主張。
此外，在讀古書的問題上，作為政治家，毛澤東多少也把自己的興趣愛好與社會倡導作了些區別。他喜歡讀古書，但反對青年人讀那么多經史子集；他喜歡讀一些看起來可不必去讀的閑書、雜書，但不贊成學生去讀。這容易讓我們想到他喜歡寫舊體詩詞，但同時又說舊體詩“不宜在青年人中提倡”；也容易讓我們想到魯迅曾經花若大工夫去整理古籍，還寫出《漢文學史綱》《中國小說史略》這樣的經典著述，卻勸青年人不要去讀古書。怎樣理解這種明顯的矛盾？汗牛充棟、浩如煙海的經、史、子、集，確實不宜讓青年人普遍陷進去，但又不能不去適當了解。其間的分寸，很難把握。毛澤東拿捏的分寸，就是他常講的：古書不可多讀，但經史子集，也要硬著頭皮讀一下，不讀《二十四史》，怎么知道帝王將相是壞的？你不懂帝王將相，你就不大好反對。他的這些說法，考慮現實政治的因素比較多些。
“聯系實際用好馬列主義更困難”
“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對讀馬列著作，始終抓得很緊。現實中遇到難題，他比較習慣強調讀馬列。多次講，我們黨不讀馬列的書，不好。最典型的，要算為批判陳伯達的“天才論”，閱讀推薦9本馬列經典的事情。
1970年夏天，在廬山召開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陳伯達根據林彪、葉群布置，搜集整理出《恩格斯、列寧、毛主席關于稱天才的幾段語錄》和林彪論述“天才”的語錄，在會上散發，為毛澤東一直同意的設國家主席的方案造勢，由此攪亂了會議進程。對這些反常活動，毛澤東無法容忍。于是找來陳伯達搞的《恩格斯、列寧、毛主席關于稱天才的幾段語錄》，在上面批示：“這個材料是陳伯達同志搞的，欺騙了不少同志。第一，這里沒有馬克思的話。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話，而《路易?波拿巴政變記》這部書不是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寧的有五條。其中第五條說，要有經過考驗、受過專門訓練和長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夠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領袖，這里列舉了四個條件。別人且不論，就我們中央委員會的同志來說，夠條件的不很多。”
顯然，毛澤東是把陳伯達搞的這個材料，作為突破口，來扭轉被搞亂的會議傾向，也作敲山震虎之用。同時，他還思考這樣一個問題：陳伯達搬出馬列經典作家語錄講“天才”的做法，能在中央委員中引起這么大的共鳴，說明不少人的唯物史觀還不牢固。毛澤東由此在《恩格斯、列寧、毛主席關于稱天才的幾段語錄》的批示中說：“這個歷史家和哲學史家爭論不休的問題，即通常所說的，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們創造歷史，人的知識（才能也屬于知識范疇）是先天就有的，還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論的先驗論，還是唯物論的反映論，我們只能站在馬列主義的立場上，而決不能跟陳伯達的謠言和詭辯混在一起。”為了照顧林彪的情面，毛澤東說這是他和林彪“兩人一致”的觀點。
接下來，毛澤東順勢提出：高層領導干部要讀馬列原著，真正弄懂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在中共九屆二中全會閉幕會上，他專門講道：“現在不讀馬列的書了，不讀好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呀，就照著吹呀。那末，你讀過沒有？沒有讀過，就上這些黑秀才的當。有些是紅秀才喲。我勸同志們，有閱讀能力的，讀十幾本。”會后，毛澤東9月16日又同汪東興談到提出讀馬列的針對性：有些同志自己不懂馬列主義，沒有看過馬列主義這一方面的書，發言時又要引用；我看還是要進行教育，還是要在250多人（指中委、候補中委）中指定讀點馬列主義的書，30本太多，可在30本書內選些章節出來；此事請總理、康老辦；我還可以提選一些；不讀馬列主義怎么行呢？結果就被陳伯達擺弄了。
周恩來等根據毛澤東的要求，把1963年確定的30本馬列著作書目和毛澤東的有關批示找出來，從中選出9本著作書目，請毛澤東審定。周恩來等挑選的9本書是：《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反杜林論》《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國家與革命》《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毛澤東在周恩來的報告上批示：“九本略多，第一次宜少，大本書宜選讀（如反杜林）。”11月6日，中共中央下發關于高級干部學習問題的通知，其中引用毛澤東的話說：“黨的高級干部，不管工作多忙，都要擠時間，讀一些馬、列的書，區別真假馬列主義”。
毛澤東這次推薦馬列經典，所要解決的思想問題，是人民群眾創造歷史還是英雄創造歷史。但細細琢磨，主要還是現實政治斗爭的需要，是為扼制林彪、陳伯達等人在要求設國家主席這個問題上所體現的政治意圖而扔去的一塊“石頭”。
一年后，在1971年8月29日視察南方途中，毛澤東再次同汪東興等人談到讀馬列著作的問題。他說：我經常提到這個學習問題。大家在這方面口頭上是同意的，但在實際中看法就不統一了；要學好馬列主義是不容易的，聯系實際用好馬列主義更困難。
離開具體的政治背景，來看毛澤東的這個感慨，很讓人深思。《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毛澤東“在嚴重犯錯誤的時候，還多次要求全黨認真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還始終認為自己的理論和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的，是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需的，這是他的悲劇所在”。這個分析點出了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理論認識同實踐的矛盾，也反映了他在讀馬列和實踐的關系上陷入的困境。
毛澤東的這種認識困境，與“文化大革命”前的中蘇論戰是有關聯的。中蘇兩黨關系惡化后，在意識形態上相互指責，都認為自己堅持了真正的馬列主義。分歧不限于理論認識，而且導致國家關系的緊張。由于蘇聯不斷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對中國施加壓力，使毛澤東更加有理由堅信，蘇聯違背了馬列主義，進而使他閱讀和提倡閱讀馬列著作時，不斷地從中尋找反對修正主義的觀點和詞句。結果，就像鄧小平后來總結的那樣，論戰雙方都難免說一些錯話。
中蘇論戰這個背景，還促使毛澤東越加重視國內的防修反修，進而把國際斗爭和黨內、國內的一些矛盾攪在一起，對現實國情做出錯誤估計，把一些工作上的意見分歧，視為階級斗爭和修正主義的表現。這種判斷，進一步促使毛澤東重視從馬列經典著作中去找依據，找答案，找思想武器。結果越是這樣，越容易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方位和現實國情出現誤判，越發感到現實危機日益迫近，以至于認為形勢嚴重到不進行一場全黨和全社會的“大革命”，就不足以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最終在理論認識上導致對馬列觀點的一些誤解。思想和政治悲劇由此出現。
毛澤東晚年的這個認識困境告訴人們，讀馬列著作，當然要結合實際，但到底結合什么樣的實際，也很關鍵。每個人頭腦里的“實際”，都是被主觀認識“過濾”過的。真實的實際，符合客觀規律的實際，畢竟更多地要靠深入社會的調查研究才能正確把握，而不只是從書本知識和主觀判斷的框架中得來。
借三篇古文，道人事心曲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常常借古代文史，道今日心曲。其中，運用發揮李固《遣黃瓊書》《戰國策?觸詟說趙太后》《后漢書?劉盆子傳》三篇古文，所道心曲，均涉人事，有深意存焉。
關于李固《遣黃瓊書》。1966年7月8日，毛澤東在武漢寫給江青那封著名的信，林彪事件后曾經作為文件傳達，如今已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中全文披露。該信寫得文采飛揚，氣韻生動，更以其分析自己的個性，使人耐讀。全信用典不少，其中幾句，給人印象深刻：
我曾舉了后漢人李固寫給黃瓊信中的幾句話：峣峣者易折，皦皦者易污。陽春白雪，和者蓋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這后兩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會上讀過這幾句。人貴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會議，我表示了對于朋友們那樣提法的不同意見。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會議上還是那樣講，報刊上更加講得很兇，簡直吹得神乎其神。這樣，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借助鐘馗。我就在20世紀60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鐘馗了。
在這封信中，毛澤東表達了對大搞個人崇拜的忐忑和憂慮，以及面對林彪等“朋友們”的吹捧，所體現出來的無奈和勉強接受的心情。信中所云“為了打鬼，借助鐘馗”，多少道出他在“文化大革命”發動時期，在重大政治問題上難以言狀的復雜心理。特別是引用李固《遣黃瓊書》中，“峣峣者易折，皦皦者易污。陽春白雪，和者蓋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這幾句話，比較恰當地反映了他的真實心境。毛澤東這封信還透露，他曾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講過李固《遣黃瓊書》中的這幾句話，表達“人貴有自知之明”的意思。
毛澤東不僅借李固《遣黃瓊書》，透露自我心曲，也用它來誡告別人。1974年11月，江青給毛澤東寫信抱怨，說自己從九大后基本上是閑人，“沒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毛澤東回信批評：“你的職務就是研究國內外動態，這已經是大任務了”；隨即要求江青：“可讀李固給黃瓊書。就思想文章而論，都是一篇好文章”。意思很明顯，是要江青小心謹慎，“人貴有自知之明”。江青只好給毛澤東回信，說自己“缺自知之明，自我欣賞，頭腦昏昏，對客觀現實不能唯物的正確對待，對自己也就不能恰當的一分為二的分析”。
關于《觸詟說趙太后》。毛澤東多次在會議上不無深意地對高級干部們講起《戰國策》中的這篇文章，也給自己的孩子們講過。原文說的是：秦國進攻趙國，趙國請齊國派兵解圍，齊國提出，要把趙太后的小兒子長安君送到齊國做人質，才肯出兵，趙太后因溺愛長安君不愿意。大臣觸詟勸她：各諸侯國的子孫，受封為侯的，三世之后就沒有繼嗣的了，原因不是子孫們“不善”，而是不經世事，從小“位尊而無功，俸厚而無勞”。如今，你給長安君那么高的位置，那么肥沃的土地，不及時叫他為國家立功，您去世后，長安君能在趙國立足嗎？不讓他去齊國做人質，不是真正的愛他。趙太后覺得有道理，即刻把長安君送到了齊國，齊國也就派兵解了趙國的圍。
1967年4月，“文化大革命”進入高潮的時候，毛澤東在一個材料上又加寫了下面這段文字：
這篇文章（即《觸詟說趙太后》）反映了在封建制代替奴隸制的初期，地主階級內部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這種再分配是不斷地進行的，所謂“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就是這個意思。我們不是代表剝削階級，而是代表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但如果我們不注意嚴格要求我們的子女，他們也會變質，可能搞資本主義復辟，無產階級的財產和權利就會被資產階級奪回去。
把教育和鍛煉下一代同國家的未來聯系在一起，不使他們“位尊而無功，俸厚而無勞”，既是毛澤東的一貫想法，也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號召年輕人到大風大浪中去鍛煉的初衷。
關于《劉盆子傳》。毛澤東晚年，從經歷農民、戰士和工人三種角色的年輕人中，看到了一個苗子，但不久就失望了。這個人就是王洪文。1973年，王洪文到中央工作后，毛澤東對他的表現不滿意，要他讀《后漢書》里的《劉盆子傳》。劉盆子是景王劉章（劉邦的孫子）之后，新莽末年，參加了赤眉農民起義軍。這支隊伍為能夠號令天下，要找一個劉氏宗室來做皇帝。起義軍中有70多個劉邦后人，于是就采取抽簽的方式來選，結果讓15歲的放牛娃劉盆子抽中。但當上皇帝的劉盆子卻依然故我，不務正業，經常和一班放牛娃嬉戲，終于沒有出息。毛澤東讓王洪文讀此傳，無非是提醒他，憑資歷、能力，你還不夠格，你要有自知之明。千萬不要學劉盆子，要注意學習、長進。對王洪文的隱憂，傳達無遺！
面對文史哲研究的無奈和期待
在50年代至60年代，毛澤東閱讀了一批當代學者寫的中國通史、中國哲學史、中國文學史、中國思想史，其中包括范文瀾修訂的舊作《中國通史簡編》、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任繼愈的《中國哲學史》、楊榮國的《中國古代思想史》、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展史》等。毛澤東在范文瀾和任繼愈的書中分別留下一些批注文字，1965年還曾向郭沫若推薦楊榮國的思想史，同劉大杰當面交流對文學史的一些看法。
“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澤東反復要求領導干部讀中國古代文史哲方面的研究著述。1970年8月，在九屆二中全會閉幕會上的講話中，他向中央委員們提出，“讀幾本哲學史，中國哲學史、歐洲哲學史”；1971年8月，視察南方的途中，對汪東興講，“光讀馬列主義的書還是不夠的，還要讀點歷史，讀點經濟學，讀點小說，讀點哲學史”；1973年5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政治局委員懂得一點歷史，當然不僅中國史、世界史，分門別類的政治史、經濟史、小說史也懂一點；1975年1月4日在江青來信上批示，“我已印兩部文學史（指劉大杰著《中國文學發展史》兩冊），暇時可以一閱”；1975年底到1976年初，關于理論問題的談話中又說，“我建議一二年內讀點哲學，讀點魯迅。讀哲學，可以看楊榮國的《中國古代思想史》和《簡明中國哲學史》”。
毛澤東晚年，書房里擺著“文化大革命”前高教部主持編寫的《中國文學史》、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展史》、陸侃如與馮沅君合編的《中國文學史簡編》、北京大學中文系55級學生集體編寫的《中國文學簡史》、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文學研究所編寫的《中國文學史》。他同工作人員談過對這些文學史著述的評價，有肯定的，也有不同意的。工作人員問：要不要把這些意見轉告作者？毛澤東回答說：不要了，學術問題要百家爭鳴，要說是我說的，就不好了，改吧，人家又不同意，所以還是不要告訴作者為好。
毛澤東晚年如此熱衷于閱讀和推薦中國文史哲研究著述，明顯與“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思想文化氣氛不合拍。他的熱衷，大致有兩個原因：一是中國古代文史哲是他向來關注并有興趣研究的領域；二是在他看來，破除“封資修”思想，創造新的思想文化，并不是無視中國傳統文化的存在，應該了解它，研究它，特別是需要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來進行科學總結。1968年10月31日，在擴大的八屆十二中全會閉幕會上的講話中，他就流露此意，談到應該怎樣對待郭沫若、范文瀾、吳晗、翦伯贊、馮友蘭、楊榮國、任繼愈、趙紀彬、楊柳橋、周谷城、劉大杰這些學術權威的問題時說：帝王將相這一類，我們不大熟悉，特別是年青人不熟，你如果要問帝王將相，還得請教他們；有少數人去搞，不是講以后再出帝王將相，而是說帝王將相這個歷史要有人注意。1973年5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他說得更直接：“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應該總結，從烏龜殼（甲骨文）到共產黨，這一段歷史應該總結。”盡管這方面的總結研究不盡人意，但畢竟還是要靠那些學有專長的學術權威們來做這件事情，這既是沒有辦法的事，也是必要的。
毛澤東讀得比較熟的幾部中國文史哲研究著述，恰恰是這些學術權威們“文化大革命”前甚至是新中國成立前的舊作。對它們在一些問題上的論述，毛澤東并不很滿意。在1972年12月27日的一次談話中，毛澤東說，“我看了許多家，越看越頭昏”。他希望各“家”能夠結合時代的發展和需要，運用新的方法來研究中國古代文史哲，期待有所突破和進展。1968年7月20日，“文化大革命”高潮時，他委托女兒李訥給范文瀾傳話：“中國需要一部通史，不僅是古代的，也包括近代的，希望你能用新的觀點，重新寫一部中國通史。”范文瀾說：“我的觀點已經不行了，太舊了。”李訥說：“我爸爸說，如果你感到有困難，在沒有新的寫法以前，就用你原來的那種舊法寫下去。”無奈和期待交織之狀，不言自明。在隨后舉行的擴大的八屆十二中全會閉幕會上，談到學術權威們的著作毛澤東只好說：你要叫他離開那套觀點也很難。改了就行，不改也可以。
對一些主動修改舊作的學術權威，毛澤東總是熱情支持。楊榮國補充修改其1962年出版的《簡明中國思想史》，易名為《簡明中國哲學史》，于197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當時影響很大，就與毛澤東認同其觀點進而推薦有關。毛澤東還特別重視劉大杰對舊作《中國文學發展史》的修改，將其未定稿的修改本印成大字本來讀，多有批注。受此鼓舞，劉大杰給毛澤東寫信，請教文學史上的幾個問題。盡管寫字已很不方便，毛澤東還是在1976年2月親筆回信：“我同意你對韓愈的意見，一分為二為宜。李義山無題詩現在難下斷語，暫時存疑可也。”實事求是，尊重學術之意，躍然紙上。
在“西學”領域的追問和思考
除馬列著作和中國文史典籍外，毛澤東晚年還曾比較多地讀談西方哲學和自然科學著述。他先后讓出版機構把一些西學著述印成大字本書籍給他讀，包括摩爾根的《古代社會》，海思、穆恩、威蘭的《世界通史》，法國福爾的《拿破侖論》，蘇聯塔爾列的《拿破侖傳》，達爾文的《物種起源》，楊振寧的《基本粒子發現簡史》和李政道當時尚未正式發表的論文《不平常的核態》，還讀《動物學》雜志、《化石》雜志等讀物。
毛澤東也不是漫無目的讀談西學著述。從下面幾則談話，可大致體會到毛澤東晚年讀談西方哲學和自然科學關注的重點。
據王任重1966年2月3日的日記記載，毛澤東當時在武漢，正在讀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和摩爾根的《古代社會》，并告訴王任重，要在武漢讀幾本經典著作。1970年12月18日會見斯諾時，他說：“科學上的發明我贊成，比如，達爾文、康德，甚至還有你們美國的科學家，主要是那個研究原始社會的摩根，他的書馬克思、恩格斯都非常歡迎。從此才知道有原始社會。”
德國生物學家和哲學家恩斯特?海克爾在自然科學領域是唯物主義代表和無神論者，是達爾文學說的發揚者。毛澤東年輕時讀過一本《赫（海）克爾一元哲學》。新中國成立后，翻譯出版了海克爾的代表作《宇宙之謎——關于一元論哲學的通俗讀物》。1967年1月13日晚上，毛澤東和劉少奇在人民大會堂進行了他們兩個人之間的最后一次會面和談話。談話中，毛澤東向劉少奇推薦了海克爾這本書，還有法國啟蒙思想家狄德羅的《機械人》。1975年10月30日，毛澤東會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總理施密特時，曾問在座的外賓，是否看過海克爾的著作。只有施密特和他的顧問克勞斯?梅奈特看過，其他外賓有的還不知道海克爾其人，年輕的翻譯甚至將海克爾譯成了黑格爾。毛澤東立刻糾正，“是恩斯特?海克爾”。施密特在他的回憶錄《偉人和大國》中說，他和毛澤東花了十分鐘的時間，討論了“海克爾那部粗糙的唯物主義著作《宇宙之謎》”。
法國的拉普拉斯提出了關于太陽系起源的星云假說，由于和康德的學說基本論點一致，后人稱之為“康德—拉普拉斯學說”。蘇聯數學家、天文學家、地球物理學家施密特（今譯施米特）在20世紀40年代提出了太陽系起源的“隕星說”，又稱“俘獲學說”。毛澤東晚年對這兩種學說都很關注。1969年5月19日同李四光的談話時表示：我不大相信施密特，我看康德、拉普拉斯的觀點還有點道理。不知為什么，毛澤東常常講起拉普拉斯的貢獻。比如，在1973年6月22日會見馬里國家元首穆薩?特拉奧雷時，大概因為馬里是法語國家，毛澤東對他講：拉普拉斯“對康德的學說大有發展，建立了星云學說，就是說，整個宇宙開始都是云霧狀的，后來慢慢凝結，形成火球，變成現在的太陽系這個樣”。
1974年，在會見美籍華裔物理學家李政道時，他又詳細談到：英國的培根信宗教，他的宇宙力學現在被批判了，因為它要用一個外面的推動力，第一次，以后就自己動了。英國的達爾文、萊伊爾、培根都是了不起的學者。英國湯姆生編著的《科學大綱》，由中國很多人翻譯出來，我讀過那本書；它那里邊有一部分講神學，你們大概不看那一部分。
凡此等等，不難看出，毛澤東晚年讀談西方哲學和自然科學，體現出對宇宙和人類的起源、對物質的構成和運動，對古代社會的起源，有著濃厚的興趣，似乎要從根本上追問和思考，“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到哪里去”這些自然科學和哲學的終極課題。
毛澤東晚年為何喜歡這類話題，很值得研究。1975年10月30日陪同施密特和毛澤東談論海克爾《宇宙之迷》的克勞斯?梅奈特曾思考過這個問題。1975年11月30日，他在德國《世界報》上發表文章介紹西德總理施密特訪華的情況。文中說：“海克爾怎么會給這位深居紫禁城的偉大老人留下那么深的印象？” 梅奈特的分析是：海克爾秉持一元論哲學，馬克思主義也堅持一元論哲學，但作為自然科學家的海克爾走得更遠，海克爾認為，一切在流，一切在變，世上萬物沒有終極目標，有的只是狀態。或許，“隨著年事漸高，毛越來越成為哲學家了，也越來越把目標稱之為狀態”。人類發展不會停留在某一個階段，“具體到革命上，也要繼續革命，不斷革命”。現錄存這個分析，聊備一說。
讀談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背后
毛澤東晚年比較集中地閱讀了一些反映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生平的書籍。
他當時讀過多種版本的拿破侖傳，曾囑印大字本的法國福爾的《拿破侖論》和蘇聯塔爾列的《拿破侖傳》來讀。身邊工作人員回憶：有一次，毛澤東選了幾種有關拿破侖的書來讀，“跟他一起讀的同志一本還沒有看完，他卻三本都看完了”。1970年5月1日，毛澤東對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說，自己讀過“法國社會主義者馬蒂葉（今譯馬迪厄）寫的法國革命史”，“寫法國革命史的人很多，我也看過一個蘇聯人寫的，太簡單。還看過一個英國人寫的，英國人寫法國的事，總是要罵娘的了。但是我看的那個英國作家寫的書，還是比較實事求是的”。從這個評點，可知毛澤東當時還讀了研究法國大革命最權威的法國歷史學家馬迪厄的《法國革命史》、英國霍蘭?羅斯的《拿破侖一世傳》。
毛澤東對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的熟悉程度，讓一些法國人也感到驚訝。擔任過法國駐華大使的馬納克曾回憶：“毛澤東對法國18世紀以來的歷史，對于法國革命，對于19世紀相繼進行的革命，對于巴黎公社，都有深刻的理解，他認為法國革命是一個很重要的歷史性運動的起點。此外，他對波拿巴特別了解，甚至了解那些細節問題。”馬納克說的是他親身經歷的事情。1970年10月14日，他陪同法國前總理德姆維爾和毛澤東見面時，毛澤東和他們討論了“拿破侖究竟害了什么病死的？”談到法國大革命時期，英國是否曾經占領法國土倫港的問題，毛澤東和馬納克還出現了爭論。
毛澤東在1964年1月30日會見法國議員代表團時曾說：“法國出了一批唯物論者，除了《民約論》作者盧梭及伏爾泰，還有法國的山岳黨。拿破侖對我們很有影響。他的一些著作，我都看過，法國的文化對中國也有很多影響。還有你們的巴黎公社，《國際歌》也出自你們的國家。”顯然，在毛澤東心目中，中國和法國的關系，在西方世界里有特殊性。
毛澤東晚年喜歡讀談法國大革命，是因為在西方資產階級革命史上，其過程之復雜，形態之劇烈，內容之徹底，影響之廣泛，無出其右，可以從中看出更多的社會演進的規律和特點。他在1970年5月1日對西哈努克講，要搞革命，就要研究法國革命、美國革命。1973年9月12日，在會見法國總統蓬皮杜時，他又說：“法國人的歷史，我們感興趣，特別是對法國大革命。”
毛澤東晚年喜歡讀談拿破侖，關注的重點是法國大革命時期歐洲各國的干預和包圍，以及拿破侖打破包圍又反過來稱霸歐洲，侵略他國的戰略失誤。
就歐洲各國干預和包圍法國這點講，不能不讓人想到當時蘇聯在中國北部邊境陳兵百萬的現實。這不僅使中國領導人感到威脅，也使外國人也看到了中國所處的不利環境，并且有意無意地把中國的處境和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情形聯系起來。1970年10月14日，毛澤東會見法國前總理德姆維爾時，說到法國大革命“整個歐洲都反對你們，打到巴黎附近”時，法國駐華大使馬納克便直接比喻說：“當時我們被包圍的形勢比現在中國被包圍的形勢還要嚴重，整個邊界上都是武裝的軍隊。”
毛澤東肯定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打破歐洲五次反法聯盟的正當性，但拿破侖后來超出為捍衛革命成果而戰的范圍，去侵占別國領土時，性質便發生了變化。1973年9月12日，毛澤東會見法國總統蓬皮杜時又明確講：“我們總感覺西方各國有一股潮流要推動蘇聯向中國。蘇聯野心很大呢。整個歐洲、亞洲、非洲，它都想拿到手。”隨即和蓬皮杜談起拿破侖稱霸歐洲而遭受失敗的具體情況。這事實上是直接把拿破侖稱霸的國際戰略和蘇聯70年代的國際戰略直接聯系在了一起。
從1968年到1973年，毛澤東十多次同外賓談到拿破侖國際戰略失敗的教訓。其核心觀點是：拿破侖“吃虧就吃在侵略的地方太大了，樹立了太多的敵人”。在1972年7月10日同法國外長舒曼討論拿破侖失敗時，毛澤東甚至說：“你（拿破侖）讓人家來，好打，你去打人家，就是不好打。現在我是事后諸葛亮。我那個時候還沒有出生，又沒有當他（拿破侖）的參謀長。我是打過仗的，我不是搞文的，是搞武的啊，打了二十幾年仗。所以誰要來打，人要想一想。”
“誰要來打，人要想一想”，所指再明顯不過了。70年代初，正是毛澤東著手改善中美關系，實現聯美抗蘇這一重大戰略轉變，同時和一批西方國家建立外交關系的關鍵時刻，也是全國落實他提出的“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應對措施，大搞防空洞建設的時刻。從強大的拿破侖軍隊的最終失敗中，毛澤東看出失道寡助的歷史規律，彰顯出中國不怕霸權國家侵略威脅的信心。
關于“評法批儒”和“評《水滸傳》”
“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澤東著眼于復雜的政治現實，越來越多地把閱讀視野投向歷史文化，思考歷史和現實的關聯。
“九一三”事件發生后，按那時風氣，必然引出一個必須回答的問題，即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為，屬于極“左”還是右？說其極“左”，可能意傷“文化大革命，由此提出一個新的概念，叫著“形左實右”。這樣的右，不是一般的右，而是極右。這樣講，比較符合當時的思維習慣。
事也湊巧，從林彪的住處發現他抄有“克己復禮”之類的孔子語錄；林立果搞的“五七一工程紀要”，也把毛澤東說成是“當代中國的秦始皇”。這就為批判林彪的“形左實右”提供了依據，由此引發毛澤東把現實問題和歷史文化聯系起來思考，進而把對儒法兩家的評價推到討論的焦點位置。因為提倡“克己復禮”的孔子從理論上代表儒家，秦始皇從實踐上代表法家，他們的歷史發展觀是不同的。一個向“后”，一個向“前”，用今天的說法，恰如一“右”一“左”。
事實上，從50年代后期開始，毛澤東讀談中國思想史，就表達出“揚法抑儒”觀點。“文化大革命”中，這個觀點越來越鮮明。在擴大的八屆十二中全會閉幕會上，毛澤東明確講：“我這個人比較有點偏向，就不那么高興孔夫子。看了說孔夫子是代表奴隸主、舊貴族（的書），我偏向這一方面，而不贊成孔夫子是代表那個時候新興地主階級。”他還對在場的郭沫若說：“你那個《十批判書》崇儒反法，在這一點上我也不那么贊成。但是，在范（文瀾）老的書（指《中國通史簡編》）上，對于法家是給了地位的。就是申不害、韓非這一派，還有商鞅、李斯、荀卿傳下來的。”
把“評法批儒”同“批林整風”聯系起來，是1973年點的題。這年8月5日，毛澤東同江青談到：歷代有作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們都主張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則滿口仁義道德，主張厚古薄今，開歷史倒車。這期間，毛澤東還寫了《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一詩：“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祖龍魂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唐代柳宗元的《封建論》這篇史論，闡發了設置郡縣、廢除分封、加強中央集權、反對藩鎮割據的主張，屬于偏向秦始皇的法家一路。毛澤東讀之，聯想到郭沫若《十批判書》中“揚儒抑法”觀點，寫詩“呈郭老”，也屬自然，似不關涉現實中對郭老的政治定性。
《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是毛澤東一生寫的最后一首詩作。以“揚法抑儒”為主題封掉詩筆，也引人遐思。在毛澤東看來，當時中國的發展，似乎也存在著相似的選擇：是像法家那樣厚今薄古，“法后王”，向前看；還是像儒家那樣厚古薄今，“法先王”，向后看。林彪要“克己復禮”，步孔子后塵，顯然是要復辟倒退。這就涉及怎樣評價“文化大革命”這個大問題了。“文化大革命”后期，從“批林批孔”發展到“評法批儒”的基本邏輯，大體如此。
“評法批儒”運動，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無疑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1974年6月中旬，江青讓中央辦公廳把好幾篇評法批儒文章印成大字本，送給毛澤東閱讀。其中包括：梁效的《論商鞅》、燕楓的《孔丘的仁義道德與林彪的修正主義路線》、廖鐘聞的《尊儒反法的〈辨奸論〉》、鄭教文的《儒家的仁——陰險狠毒的殺人術》、慶思的《尊法反儒的進步思想家李贄》等。毛澤東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的幾次談話中，還說道：“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的情況，可以讀馮友蘭的《論孔丘》，馮天瑜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馮天瑜的比馮友蘭的好。還可以看郭老的《十批判書》中的崇儒反法部分。”這些要求，整理進了中共中央1976年3月3日發出的《毛主席重要指示》中，《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中也將其公開發表了。
與此同時，毛澤東讀《水滸傳》發表的一個談話也在當時發生了重大影響。1975年8月13日晚上，他同請來讀書的蘆荻談到：“《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屏晁蓋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斗爭。宋投降了，就去打方臘。”
這個談話，主要是表達毛澤東閱讀《水滸傳》的一些體會，反映他晚年閱讀此書，特別關注梁山起義軍最終投降朝廷的悲劇。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前讀談《水滸傳》，基本上沒有從這個角度議論過。這個變化，是從“文化大革命”后期開始的。在1973年12月的一次談話中，毛澤東第一次提出，“《水滸》不反皇帝，專門反對貪官。后來接受了招安”；1974年，他又說，“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義”。1975年集中評價《水滸傳》時，他又提出：根本點是要求把這部小說“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關注《水滸傳》的投降悲劇，不能說和毛澤東晚年對現實的憂慮沒有關聯。但是不是要搞成全國性的“評《水滸傳》”運動，那倒也未必。姚文元等人無疑是借機造勢，把批判矛頭引向黨內高層的所謂“走資派”，把毛澤東閱讀《水滸傳》略帶現實憂慮的評論，極端地引向政治現實。特別是江青于1975年9月在大寨召開的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無端大講評《水滸傳》的現實政治意義，甚至說宋江架空晁蓋，黨內有人架空毛主席。這些，顯然已超出毛澤東評論《水滸傳》的初衷，引起他強烈反感。在得知江青在大寨的講話內容后，毛澤東批評：“放屁，文不對題。”此后，“評《水滸傳》”的熱潮才逐漸歇息下來。
“誰念我，新涼燈火，一編《太史公書》”
毛澤東晚年，把不少書籍印成大字本來讀。其中，按他的要求，有計劃地校點注釋的一批大字本文史古籍，透露出他晚年的憂思所在。
從1972年10月到1975年６月，毛澤東先后開列有86篇文獻，讓人校點注釋，印成大字本。不少篇目正文前有內容提要，均按毛澤東的意思而寫。承擔校點注釋和內容提要撰寫的，是復旦大學歷史系和中文系一批專家。所印多則二十幾份，少則幾份，供毛澤東和中央少數領導人閱讀。這86篇大字本文獻已于1993年以《毛澤東晚年過眼詩文錄》為書名，由花山文藝出版社出版，內容包括史傳、政論、辭賦、詩詞、散曲等體裁。參與此事的劉修明先生，在該書序言里敘述了毛澤東交待校點注釋的情況。其中提到，毛澤東閱讀這批文史古籍，可分為讀歷史傳記、法家論著、詩詞曲賦三個階段。
毛澤東每個階段所要的古典文獻，基本上與他當時面對的國內形勢有關，與他關注和考慮的問題有關，與他在考慮這些問題時特有的心境有關。
第一個階段，從1972年10月至1973年7月，毛澤東主要讀歷史傳記。按他的要求選注了《晉書》《舊唐書》《三國志》《史記》《舊五代史》等史書中的23篇人物傳記。
林彪事件后，中央領導層進行了不小規模的重組，一批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倒或靠邊站的老同志，相繼回到領導崗位，而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四人幫”一伙則越來越明顯地抱成了一團。雙方思想分野明顯，政治格局走向尚不穩定，毛澤東很擔心黨內團結問題。他從《晉書》中選印的“謝安傳”、“謝玄傳”、“桓伊傳”和“劉牢之傳”，主題相似。這四個人均與公元383年東晉與前秦的淝水之戰有關。淝水之戰是一場以少勝多的著名戰役。東晉的勝利與朝臣“輯睦”、“同心”有關。上述四人文武融洽，在軍事上處于劣勢的情況下，打敗了南侵的苻堅大軍。這時候，毛澤東自己讀或讓一些領導人讀這類史傳，其內心的憂慮和期待，不難體會。需要說明的是，毛澤東不只是在1972年閱讀這類史傳，有8冊《晉書》的封面上，分別留下他用顫抖的筆跡寫的“1975，8”、“1975，8再閱”、“1975，9再閱”等字樣。
第二階段，從1973年8月至1974年7月，毛澤東主要讀歷史上的法家論著。按他的要求，選注了《商君書》《韓非子》《荀子》和晁錯、柳宗元、劉禹錫、王安石、李贄、王夫之、章炳麟等人的26篇文獻。
讀法家論著，與毛澤東在“林彪事件”后對當時中國的政治思想及體制的考慮有關，是借法家思想提倡革新、法治和中央的集權統一。當時閱讀這類古籍，背景正好是批林批孔和評法批儒。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恰好是在1973年8月寫《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時，布置校點注釋柳宗元《封建論》的。當時參與評法批儒寫作班子的北大教授周一良，在其回憶錄《畢竟是書生》中說：“開始批林批孔之前，《北京日報》約我寫一篇關于柳宗元《封建論》的文章。據說是毛主席欣賞此文，意在宣揚文中意旨，以防止大軍區形成割據局面。”這個回憶雖無其他確證，但毛澤東1973年12月決策八大軍區主官對調，卻是事實。這從一個側面反映毛澤東讀法家論著的現實考慮。
正式記錄毛澤東精心閱讀、布置校點注釋法家論著的材料，目前看到的是他于1974年4月4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談話。在會議上，毛澤東專門談到校點注釋法家著作的事情，他說了下面這大段話：王充《論衡》中《問孔》這一篇，上海注得不錯啊。《刺孟》搞不搞啊？不過，《刺孟》，他（指王充）不講路線，盡講一些形式邏輯、前后矛盾那些事。其他法家的書我看也要注一下，比如荀子，桓寬的《鹽鐵論》。一個荀子，一個韓非，值得好好注一下。《韓非子》只有唐朝人楊勤注了，注得好，就是太簡單了。韓非的書難讀，比如《說難》。讀懂《說難》的前半篇很不容易，后半篇容易讀。
第三階段，從1974年5月至1975年6月，毛澤東主要讀詩詞曲賦。按他的要求，選注了庾信、謝莊、謝惠連、江淹、白居易、王安石、陸游、張孝祥、辛棄疾、張元幹、蔣捷、薩都剌、洪皓、湯顯祖等人的辭賦、詩詞、散曲，共35篇。
這期間，毛澤東還讓文化部錄制了一套古詩詞演唱磁帶，有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白居易的《琵琶行》、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懷古》、秦觀的《鵲橋仙》、辛棄疾的《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懷》、陸游的《漁家傲》、岳飛的《滿江紅?寫懷》、陳亮的《念奴嬌?登多景樓》、張元幹的《賀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洪皓的《江梅引?憶江梅》、薩都剌的《滿江紅?金陵懷古》等。這套磁帶共59盒，請當時的著名歌唱家和樂曲演奏家演唱配樂。這些作品，與校點注釋的上述辭賦、詩詞、散曲大字本，篇目和主題大體相近。可見，對這類作品，他不光讀，還要聽。
讀聽這類作品，與毛澤東晚年復雜的思緒與心情有關。這些詩詞曲賦，展示的題材和傳達的情緒，多是悲壯慷慨、志氣沉雄一路。蘊含的主題，也多是把個人命運與愛國精神融在一起，很容易引發毛澤東關于社會政治和個人命運、關于理想和現實、關于壯志和暮年這樣一些問題的思考，容易在他的感情世界掀起巨大的波瀾，從中尋求到相應的心志勉勵、憂慮撫慰和情感表達。
比如，1975年4月2日，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董必武逝世。毛澤東當時在杭州，聽到這個消息，沉默不語，反復聽張元幹《賀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其上闕最后四句是：“天意從來高難問，況人情老易悲難訴。更南浦，送君去。”毛澤東覺得太悲了，提出把最后兩句改為“君且去，休回顧”。一聽一改之間，錯綜復雜的心態和至深且巨的情感，奔涌突現。
這年7月，毛澤東是聽著岳飛的《滿江紅》上手術臺做摘除白內障手術的。術后打開眼簾紗布的當晚，他讀的是大字本陳亮的《念奴嬌?登多景樓》。讀后嗚嗚大哭，引得在外屋值班的大夫不明所以。作為南宋愛國詞人，陳亮在這首詞中，反對所謂天然界限、南北分家的謬論，認為江南的形勢有利于爭取中原，歷史上六朝統治者劃江自守是自私的打算，由此批判南宋統治者的妥協投降路線。該詞下闕希望南宋當權者要像祖逖北伐那樣中流起誓，要像謝安那樣不畏強敵：“正好長驅，不須反顧，尋取中流誓。小兒破賊，勢成寧問強對！”陳亮寫此詞，是借六朝故事說南宋現實。毛澤東讀此詞，則是借古人的愛國主義情懷，澆自己晚年的胸中“塊壘”。
毛澤東要求選注的其他詩詞曲賦，諸如：辛棄疾的《水龍吟》中“可惜流年，憂愁風雨，樹猶如此!倩何人，喚取紅巾翠袖，揾英雄淚”；辛棄疾的《永遇樂》中“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張元幹的《石州慢》中“天涯舊恨，試看幾許消魂，長亭門外山重疊”；洪皓的《江梅引》中“空恁遐想，笑摘蕊。斷回腸，思故里”等等。表達的都是或壯志未酬，或暮年悲患，或遙想當年，或欲試雄風，或思念故里這樣一些情緒和心態。這種復雜的情緒心態，似乎不應同時出現在一個偉大人物的內心世界，卻畢竟是確鑿的事實。
由此想到南開大學中華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長葉嘉瑩說的一句名言：“經常有人問我，讀古典詩詞有什么用？我告訴大家，學習古典詩詞最大的好處就是讓我們的心靈不死！”
毛澤東要求選注的詩詞作品，南宋愛國詞人的作品居多。其中有一首辛棄疾的《漢宮春?會稽秋風亭觀雨（一）》。上海方面的校點注釋者寫的內容提要是：“寫景詠懷之作。詞中運用典故描繪秋天景象，并表現了懷念北方的愛國思想和在政治上遭受打擊的悲涼情緒。篇末通過對友人的答話，表現自己不甘心于長期退隱，而積極關心政治，準備有所作為。”
該詞下闕為：“千古茂陵詞在，甚風流章句，解擬相如。只今木落江冷，眇眇愁余。故人書報，莫因循，忘卻莼鱸。誰念我，新涼燈火，一編《太史公書》。”大字本作如下譯解：
漢武帝的《秋風辭》流傳千古，它的章句真是文采風流，能和司馬相如的作品相比美。看到木落江冷的秋天景象，不免像屈原那樣心中憂愁。老朋友來信，勸我不要忘記退隱。誰會想到，我在新涼的秋天，一燈之下，還拿著一部《史記》在研讀呢？
研讀風云變幻、政治興衰、歷史遷革的《史記》，不是“閑坐說玄宗”式的消遣和無聊，恰恰表明對現實社會走向的執著關注和牽掛，在憂思中期待著繼續作為，引領時局。
“誰念我，新涼燈火，一編《太史公書》”——不僅傳達了毛澤東第三階段選讀詩詞曲賦，思考時事，悲患憂國的心曲，或許也折射出他晚年選讀86篇文史古籍時內心世界的總體感受。
(本文作者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 北京 10017）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13年第10期）
毛澤東閱讀史略（六）
陳晉
十二、毛澤東的學用之道
習近平總書記2013年3月1日在中央黨校的講話中提出：“我們黨歷來重視抓全黨特別是領導干部的學習，這是推動黨和人民事業發展的一條成功經驗。”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創造這一成功經驗，并帶頭讀書學習的典范，首先要算毛澤東。
在中外歷史上，像毛澤東那樣既經歷如此大的起伏曲折，如此多的驚濤駭浪，而又如此酷愛讀書，并且讀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的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確實罕見。
未知的東西，對毛澤東總有一種極強的吸引力。他試圖以有涯之生，盡量包容、囊括那未被掌握的知識空間。對普通讀者而言，讀書屬于一種興趣和達到自己追求的途徑選擇；對學問家來說，讀書是一種職業習慣；對毛澤東來說，讀書還是一種精神存在和思想升華的必要方式，是一種生活常態，是一種歷史責任。在閱讀中，同古今中外的人、事、理進行“對話和交流”，他覺得是很愉快的體驗，能夠實現求知的心理期待，得到智慧愉悅和審美滿足，然后是如魚得水，運用自如。
（一）毛澤東喜歡讀什么書
毛澤東一生究竟讀了多少書，讀過哪些書，無法作完備統計和周詳介紹。不過，可以從他的藏書中，從他的批注中，從他的著述和談話中知其大概。毛澤東去世后，在中南海住處留存的藏書，種類繁多，汗牛充棟，約1萬余種，近10萬冊，一些書中留下了他的批注和圈畫。他讀而未藏，以及讀過藏過但后來丟失的書籍，更不知幾何。
為了全面反映毛澤東一生的讀書情況，中央文獻研究室組織專家學者，歷經7年時間，匯集毛澤東批注評價和引用發揮的1000余種著述作品的材料，編纂出《毛澤東讀書集成》。該書分為馬克思主義、哲學、自然科學、社會政治、經濟、軍事、歷史、文學、書法、報紙雜志、叢書工具書，共11編。這是迄今為止公開出版的規模最大、內容最全，并且是有次序、有重點地反映毛澤東讀書生活和讀書方法的類書。其博覽群書的情形，遂現出輪廓。
毛澤東博覽群書，不只表現為數量大、領域多，他還注重閱讀一些在特定環境中流傳不廣，作為革命家和政治家可以不去關注的書。其閱讀視野，常常越出各知識領域“大路貨”，喜歡閱讀學術性、專業性很強很深的文史和自然科學論著，以及古代筆記和各種笑話作品這類“閑書”。在這個意義上說，他的閱讀不僅廣博，而且專深。
例如，有一本清朝嘉慶年間出現的很偏的書，叫《何典》，20世紀20年代經魯迅推薦，才為人知。這是本講鬼故事的滑稽章回小說，毛澤東最晚在1941年就讀到了。這年，他挑選一批書帶給遠在莫斯科的兩個兒子，其中就有《何典》。晚年還把這本書印成大字本供高級領導干部閱讀。在中央會議上，他引用書中“藥醫不死病，死病無藥醫”這句話，來說明對那些頭腦如花崗巖的人，實在是不可救藥，怎么做思想工作也做不通。
讀書之專深以至于偏深，來自于興趣。閱讀興趣濃厚而且廣泛，便會關注和記住那些別人不太注意或偶爾一過的細瑣論述。中央文獻研究室在編輯整理毛澤東的著作和談話時，對一些引文做注釋，需要查很多書，有的就很難查到原始出處。比如，他1938年《在魯迅藝術學院的講話》中提到徐志摩說“詩要如銀針之響于幽谷”，1939年《一二九運動的偉大意義》中提到拿破侖講“一支筆可以當得過三千支毛瑟槍”，詢訪了一些文史大家，也未知原始出處。足見其閱讀之專深和精細。
閱讀范圍雖廣博和專深，但也不是漫無目的，沒有重點。毛澤東的閱讀重點，排在前三位的，是馬列、哲學和中國文史。
關于讀馬列著作。對于馬克思主義政治家來說，把馬列著作放在閱讀首位，緣由不言自明。對毛澤東而言，還有一個很現實的因素是，他始終感到，全黨理論水平落后于實際，與中國革命和建設的豐富內容很不相稱。此事常使他苦惱。1940年他在延安新哲學年會上講，“中國革命有了許多年，但理論活動仍很落后，這是大缺憾”。在讀蘇聯西洛可夫等人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的批語中，他直率寫下“中國的斗爭如此偉大豐富，卻不出理論家”這樣的話。他希望通過閱讀馬列著作，精通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實際結合起來，進而在中國革命和建設過程中，有理論和實踐上的新創造。
隨著實踐的發展，毛澤東對黨內閱讀馬列著作的期待越來越強烈。1938年，他提出黨內要“有一百個至二百個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志”；1949年，他推薦12本馬列主義著作，提出黨內“有三千人讀通這十二本書，那就很好”；1963年，他推薦30本馬列主義著作，提出中級以上干部有幾萬人學習，“如果有兩百個干部真正理解了馬列主義就好了”。1970年，他又指定250多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讀9本馬列著作，并說學好馬列主義不容易，聯系實際用好馬列主義更困難。
在馬列原著中，比較起來，毛澤東更強調也更喜歡閱讀列寧的書。或者說，他從馬恩著作中汲取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念和思想方法，而更多地從列寧和斯大林的著作中獲取中國革命和建設能夠參考和運用的一些重要戰略、政策和策略思想。原因是列寧以及斯大林所看到和經歷的，比馬克思、恩格斯更進了一層，其理論更擴大和更具體化了，和中國的實際聯系更緊密。在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他說得很明確，“列寧說的和做的許多東西都超過了馬克思，如《帝國主義論》，還有馬克思沒有做十月革命，列寧做了”。在延安的時候，他甚至講到，讀列寧、斯大林的著作，看“他們是如何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蘇聯革命的具體實踐互相結合又從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就可以知道我們在中國是應該如何地工作了”。據毛澤東自述，他覺得列寧的論著，還有一個特點：“說理透徹，把心交給人，講真話，不吞吞吐吐，即使同敵人斗爭也是如此”。
關于讀哲學。毛澤東為什么喜歡讀哲學？根據他的有關論述，原因有四：第一，他把哲學歸結為世界觀和方法論，認為是塑造人們靈魂和思想的根本前提。第二，哲學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不懂哲學很難弄通馬克思主義。第三，哲學是認識和改造世界、總結實踐經驗、解決一切問題的“思想工具”。中國共產黨曾經屢次犯錯誤，就是思想方法不對頭，由此要求“全黨都要學習辯證法，提倡照辯證法辦事”。第四，毛澤東從青年時代起就喜歡讀哲學，追求萬事萬物的“大本大源”，這既是個人興趣，也是進行理論工作的必要前提。他說過，“馬克思能夠寫出《資本論》，列寧能夠寫出《帝國主義論》，因為他們同時是哲學家，有哲學家的頭腦，有辯證法這個武器”。
毛澤東既讀馬列經典中的哲學書，也讀艾思奇、李達、普列漢諾夫、愛森堡、西洛可夫、米丁、尤金、河上肇這些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來論述哲學問題的中外學者的書；既讀柏拉圖、康德、黑格爾、杜威、羅素這些西方哲學家的書，也讀中國古代老子、孔子、墨子、莊子、孟子、荀子、韓非、王充、朱熹、張載、王陽明諸子的哲學論著，以及中國近代以來康有為、梁啟超、章士釗、胡適、楊昌濟、梁漱溟、馮友蘭、潘梓年、周谷城、任繼愈、楊榮國等人研究哲學和邏輯學的論著。
關于讀中國文史。毛澤東對“二十四史”、《資治通鑒》這類書籍興趣之濃，用功之深，眾所周知。為什么要學習歷史？因為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發展，不了解、不總結歷史，就不可能真正讀懂今天的中國，也等于是割舍了應該擁有的經驗和智慧，也就難以正確地走向未來。毛澤東的一些名言，更直接地道出他為什么酷愛讀史的緣由：“讀歷史是智慧的事”；“只有講歷史才能說服人”；“看歷史，就會看到前途”；“讀歷史的人，不等于是守舊的人”；“馬克思主義者是善于學習歷史的”。
歷史是人類過去經歷的百科全書，包括政治、軍事、經濟、哲學、科技、文學、藝術各方面的內容。因此，讀歷史其實是個大概念。毛澤東讀史，對各方面的內容均不偏廢，很注意史書所載的理政之道、軍事戰例、經濟政策、治亂規律等。他還閱讀了不少“五四”以來的學者們寫的中國通史、思想史、哲學史、文學史。傳統治學，講究文史不分家，他對古代文學作品尤其感興趣，包括詩詞曲賦、散文小說、疏策政論、筆記志異，均精讀不少。他喜愛曹操及李白、李賀、李商隱“三李”詩作，研讀《楚辭》，背誦《昭明文選》的一些散文，反復讀談《紅樓夢》等古典小說，使他擁有罕見的古典文學素養。
說毛澤東的閱讀重點是馬列、哲學和中國文史，人們大體認可，也比較了解。關于西方著述，有人可能認為他讀得不多，或者說不大了解。毛澤東讀中國古代文史著述確實比讀西方著述要多，而且興趣更大，但不能說他對西學不了解，或不愿意讀。事實上，在那個時代的讀書人中，他讀的西方著述并不算少。
青年時代，毛澤東自覺地接觸西學，那時叫“新學”，思想受到不小影響。他在1959年5月15日會見智利外賓時回憶說，青年時代，“我相信亞當?斯密的政治經濟學，赫胥黎的天演論，達爾文的進化論，就是資產階級的那一套哲學、社會學、經濟學”。五四運動前后，他十分注重閱讀譯介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的書刊。在當時，所謂“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其實就是西方文化、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和西方19世紀以來流行的各種社會政治思潮。毛澤東當時對西方近代思想家、哲學家諸如托爾斯泰、克魯泡特金、柏格森、杜威、羅素等，很感興趣。1920年經營長沙文化書社，他也主要是向讀者推薦譯介西學的著述，包括柏拉圖的《理想國》，羅素的《政治理想》《社會改造原理》，杜威的《美國之民治的發展》《現代教育趨勢》等。
從延安時期開始，大量閱讀馬克思主義著作，是毛澤東了解西學的一個重要途徑。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西學之一種，在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后，才從西學思想中獨立出來。讀馬列著作，不能不大量涉及西方的哲學、經濟、政治、文化、歷史；不了解這些領域的西學基本內容，就難以讀懂馬列，就弄不清楚馬列主義產生和發展的來龍去脈。列寧有本《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是他讀黑格爾《邏輯學》時所作的筆記，毛澤東就很喜歡讀，經常引用該書的一些話。他在1970年9月19日提出領導干部要加強學習時，就舉例說：要使大家知道馬列主義是怎么發展起來的，就應該讀《拿破侖第三政變記》《法蘭西內戰》。
到晚年，毛澤東也時常讀談西學。他讓出版機構把一些西學著述印成大字本給他讀，包括摩爾根的《古代社會》，海思、穆恩、威蘭合著的《世界通史》，福爾的《拿破侖論》，塔爾列的《拿破侖傳》，達爾文的《物種起源》，楊振寧的《基本粒子發現簡史》等。
比較起來，在西學方面，毛澤東讀得比較多的是西方哲學、西方近代史、西方自然科學。
關于西方哲學。毛澤東了解得比較多的是古希臘哲學、德國古典哲學和現代英美哲學。在1964年2月9日同外賓的談話中，他曾梳理過自己對西方哲學從古希臘到馬克思主義這中間的代表人物的認識，然后總結說：黑格爾是“馬克思、恩格斯的先生，也是列寧的先生，也是我們的先生”。
關于西方近代史。毛澤東比較注意了解資產階級革命的歷史，大概是因為西方近代資產階級革命和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在一些內容和過程上有相近的地方，前者的經驗可作參考。1970年5月1日會見西哈努克親王時，他明確提出，“要搞革命，需要了解幾個國家的革命史，美國革命、法國革命、德國革命”。在各國革命史中，他尤其喜歡閱讀和談論法國革命史，大概是因為中國革命和法國革命在復雜、劇烈、徹底的程度等方面比較接近。
關于西方自然科學。毛澤東說，在這方面“東方人要向西方學習”。他讀西方自然科學，比較感興趣的是天體史、地球史、生物史、人類進化史等方面的代表性論著。關于康德和拉普拉斯的星云學說，關于達爾文的進化論，關于遺傳學領域摩爾根學派和米丘林學派的爭論，關于土壤學，關于物理學界的基本粒子新概念，關于楊振寧、李政道提出的宇稱不守恒理論，毛澤東都曾花功夫去閱讀和了解。
（二）毛澤東為何讀書
關于讀書，人們有各種各樣的說法和比喻。有人說，讀書是一種生活態度、一種工作態度、一種精神追求、一種生活方式；有人說，讀書是一種享受，也是一種風度，人適當有些書生氣，是可愛的；有人說，讀書養心，它改變的是你面對世界的態度。這些，都從一個側面傳達出為什么要讀書的意思。人們的閱讀目的，雖各種各樣，總體上說，無非是為樹信仰、求真知、促實踐、養心智、達情意。毛澤東酷愛讀書，自然也包括這些追求。
毫無疑問，毛澤東從年輕時就養成了對書本的親近感，培養出鮮明的“讀書人”本色。但這還不能從根本上揭示，他作為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為什么那樣酷愛讀書的關節所在。他的閱讀動力，若具體分析起來，或可用另外的方式來概括。比如，毛澤東本人就留下力道甚足、意味甚深的名言：“學習的目的，全在于運用。” 所謂“運用”，就是通過閱讀來滿足個人或社會實踐的需要。由此，把毛澤東為什么閱讀這個問題，放到他一生的大事業、大追求行程中來理解，答案或許會更為具體。比如：
在學校求學的年代，他的讀書目的便已和一般學子有所區別，不單純是為了修學儲能，更多的是為了尋求他心目中能夠變動天下人之心的“大本大源”；
五四運動期間，他的閱讀是為了樹信仰，求真知，在各種救國方案的比較中，選擇和確立一種為之奮斗的“主義”；
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時期，他的閱讀，圍繞所從事的實際活動來展開，或為推進國民革命發揮宣傳教育作用，或為立足國情探索中國革命道路尋求理論依據；
長征到達陜北和抗戰前期那段時間，他的閱讀，主要是為總結土地革命戰爭的經驗教訓，指導全民族抗戰的新實踐，進而作理論上的闡述和創新；
延安整風前后，他的閱讀，主要是為轉變和改造黨內不良的學風、文風和黨風，進而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新中國成立前后，他的閱讀，比較明顯的針對性體現在三個方面：防止黨內驕傲自滿情緒，在全社會普及馬克思主義教育，為鞏固和建設新中國掌握此前不甚熟悉的東西；
1956年前后，他的閱讀，更多的是從經濟、政治和文化上探索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道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出現嚴重失誤后，他為糾正各種錯誤認識和不良風氣，更是孜孜不倦地讀書、薦書和講書；
60年代前期，他的閱讀，比較注重從中蘇論戰和國內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需要出發，目的是防修反修；
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間，他的閱讀依然很執著，但有困惑，甚至不乏感性，充滿對現實和未來的憂慮。
這些簡單梳理，可以看出，著眼于現實實踐，圍繞中心工作，是毛澤東閱讀的需求主線。但也不能說，他的閱讀，都是為了實用，是實用主義的。他看不少“閑書”，看政治家不必去關注的“雜書”，體現的是個人興趣和書齋樂趣。比如，他喜歡讀《茶花女》，喜歡看古人隨筆和各種笑話集子，甚至翻小人書，那樣執著地研讀書法，等等，就看不出與工作實踐有直接關聯。事實上，這類閱讀也不是全然無用，有消遣養心，增智達情，積累知識，開闊視野之效，只是在事功方面不立竿見影罷了。
毛澤東有如此多的動力酷愛讀書，又該怎樣理解他1930年提出的“反對本本主義”口號呢？
解開此疑不難。那時，中國革命正在探索正確道路，遇到百怪千難的事情。毛澤東在“山溝里”急于讀到一些能夠用作實踐指導和參鑒的馬列著作，卻非常困難；一些在“洋樓里”能夠遍讀馬列著作的教條主義者，因照搬書本上的詞句，而一再壞事。有的人讀了很多書，但用錯了方向；有的人在實踐中摸到正確道路，卻難以得到理論上的論證和支撐。這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層當時面臨的奇特矛盾。
于是，毛澤東當時花相當大的精力如饑似渴地去讀另一本“無字大書”——中國農村社會，并寫了大量調查報告。從1927年上井岡山到離開中央蘇區，他做了10多次社會調查。1930年寫的《尋烏調查》，達8萬字左右。寫得非常詳細，尋烏縣城有多少雜貨店，是什么樣的人在經營，經營的本錢和貨物，都詳細列出。全縣和有代表性的家族，出過多少秀才、舉人和進士，他們在對待革命的態度上的區別，也都寫上了。正是通過大量的農村調查，毛澤東對中國革命道路的獨特性，有了越來越實際的感受，由此反對“本本主義”。隨后，他讀到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這類相應的理論書籍，把書上說的內容和現實感受一結合，便產生“恍然大悟”或“點石成金”之效。這種閱讀效用，和那些號稱“百分之百布爾什維克”的人形成鮮明對比，使毛澤東越發覺得“反對本本主義”的必要。
“反對本本主義”的實際含義是：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離開調查研究，就會產生脫離實際的唯心主義領導方法；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的情況。顯然，這些都是針對教條主義的，反映了毛澤東在讀書問題上一個鮮明而科學的主張：要把“有字之書”和“無字之書”結合起來讀。要善于運用所學，就必須既入“書齋”，又出“書齋”。這就是他后來反復強調的理論聯系實際的學風。
答案很明顯，毛澤東并不反對“本本”，而是反對“唯本本是從”的學風。
他不僅不反對“本本”，甚至把讀“本本”當作調查研究的一種重要途徑。
調查研究有多種形式，如蹲點察看、座談了解、聽人匯報，也包括閱看相關報告、材料和書籍。毛澤東1961年3月23日在廣州中央工作會議上舉例說：“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那些原理原則是經過調查得出的結論。如果沒有倫敦圖書館，馬克思就寫不出《資本論》。列寧的《帝國主義論》，現在印出來是一個薄薄的本子，他研究的原始材料，比這本書不知厚多少倍。列寧的哲學著作《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是他用好幾年時間研究哲學史才寫出來的。”
把讀書視為調查研究這個提法，反映出毛澤東酷愛讀書的又一層原因。他是理論家，理論家總是要通過閱讀來汲取前人和別人的思想成果，不斷開拓新的認識領域，進而創造出自己的東西。他是著眼和立足于實踐發展的理論家，習慣于把閱讀和不斷發展的實踐聯系起來進行理論思考。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毛澤東強調：馬克思這些老祖宗的書，必須讀，但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任何國家的思想界，都要創造新的理論，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他感慨地說：“在第二次國內戰爭末期和抗戰初期寫了《實踐論》《矛盾論》，這些都是適應于當時的需要而不能不寫的。現在，我們已經進入社會主義時代，出現了一系列的新問題，如果單有《實踐論》《矛盾論》，不適應新的需要，寫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論，也是不行的”。
在閱讀和理論探索上，毛澤東常懷未竟之志。1961年12月5日在會見委內瑞拉外賓時，他很有幾分遺憾地說：馬列有很多書都要看，但其中有幾卷特別值得仔細看的，就是列寧所說的馬克思主義的最本質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是對于具體情況的具體分析，就是說深入分析具體情況。像《資本論》《反杜林論》這樣的著作我沒有寫出來，理論研究很差。人老了，也不知道還能寫出什么東西來。
（三）毛澤東怎樣讀書
事業發展沒有止境，學習也沒有止境。毛澤東1939年說過一句話：“如果再過10年我就死了，那么我就一定要學習9年零359天。”1959年，他再次講：很有些時候，我也不喜歡自己。馬克思主義各個部門的學問我沒有學好。學一種外國文吧，也沒有學好。經濟工作現在剛剛開始學習。但是，我決心學習，除死方休。講這些話，是希望領導干部們抓緊時間讀書學習，以適應新的形勢，學會新的本領；同時也傳達出他自己生命不止、探索不止、讀書不止的執著信念。
求知的欲望和理論探索的使命感，使毛澤東的閱讀似乎一刻也不能停下來。從60年代起，年齡大了，他不斷讓人把一些經典書籍印成大字本來讀。1972年會見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時，毛澤東指著堆積在書房里的書說：“我有讀不完的書。每天不讀書就無法生活。”1975年，他眼睛不好，還專門請一位大學老師給他念書。逝世前，他已經說不出話來，但腦子清醒，仍然堅持看書。可確切知道的是，他當時看的是宋代筆記《容齋隨筆》和剛剛編譯出版的日本《三木武夫及其政見》。三木武夫當時正在競選自民黨總裁，看來他在臨終前很關注此事。毛澤東是1976年9月9日0時10分逝世的。根據病歷記錄，9月8日那天，他全身都插了管子，時而昏迷，時而清醒，清醒過來就看書、看文件，共11次，用時2小時50分鐘。最后一次看文件是下午4時37分，7個多小時后便辭世了。這樣的情形很感人，已經不是活到老，讀到老，而是讀到死。
毛澤東讀書，是發自內心的對知識、對真理追求的一種渴望。有這種渴望，才可能用心用腦去真讀、真學、真思考，而非淺嘗輒止。用他的話來說，就是“攻書到底”。
把閱讀視為“攻書”，是古人的說法。毛澤東1938年3月15日在“抗大”的演講中提出：“我看這個‘攻’字是有大道理的，就是把書當敵人看，一字一句地攻讀”。攻讀的目的，是對知識精通探底。對此，1939年5月20日他在中央干部教育部召開的學習運動動員大會上作過解釋，他說，“學習一定要學到底，學習的最大敵人是不到‘底’。自己懂了一點，就以為滿足了”。攻書到“底”之法，在“擠”和“鉆”，一遍一遍地用心去讀。1945年5月31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大總結講話中向大家推薦五本馬列著作，又形象地解釋了應該如何去“擠”和“鉆”：“我們可以把這五本書裝在干糧袋里，打完仗后，就讀他一遍或者看他一兩句，沒有味道就放起來，有味道就多看幾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來了。一年看不通看兩年，如果兩年看一遍，十年就可以看五遍，每看一遍在后面記上日子，某年某月某日看的。”這是毛澤東的經驗之談，他也是這樣做的。在他留存的一些書籍上，便寫有某年某月“起讀”、“再讀”這樣的字跡。
毛澤東的攻讀之法，具體表現為以下幾種。
一是經典的和重要的書反復讀。對馬列著作，毛澤東總是常讀常新。在延安時，他對曾志說到自己讀《共產黨宣言》的情況：“遇到問題，我就翻閱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有時只閱讀一兩段，有時全篇都讀，每閱讀一次，我都有新的啟發”，“我寫《新民主主義論》時，《共產黨宣言》就翻閱過多少次。讀馬克思主義理論就在于應用，要應用就要經常讀，重點讀，讀些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對喜歡的文史哲經典，他同樣經常讀。50年代，他對人說自己已經讀了5遍《紅樓夢》，此后，他又15次索要過《紅樓夢》，這在工作人員的記錄中有明確記載。同一本書，反復讀，因每次閱讀背景不同、任務不同、心境不同，理解和發現也會有所不同，這樣書中的價值內容也就得到最大限度的理解和發掘。
二是相同題材內容的書，毛澤東習慣把不同的甚至是觀點相反的著述對照起來讀。例如，他讀美國歷史的書，就讓人到北京圖書館、北大圖書館去借，專門寫條子說，不光是馬克思主義學者寫的，也要有資產階級學者寫的。關于研究拿破侖的書，他同時找來蘇聯、法國和英國學者寫的《拿破侖傳》和有關著述，對照起來讀。關于《楚辭》，1957年12月一次就要了50余種古今對《楚辭》有價值的注釋和研究書籍。關于研究《老子》的著作，在1959年10月23日外出時帶走的書籍中，就有“關于《老子》的書十幾種”。
與此相關，毛澤東還一直強調，要閱讀一些和自己的觀點不同，甚至觀點相反的書。1957年，他對領導干部講：要讀蔣介石的書這些反面的東西。我們有些共產黨員、共產黨的知識分子的缺點，恰恰是對于反面的東西知道得太少。讀了幾本馬克思的書，就那么照著講，比較單調。講話，寫文章，缺乏說服力。由此，他提出要編輯蔣介石全集，此外還要出孫中山全集、康有為全集，自己還熟讀梁啟超的《飲冰室文集》。1965年，中宣部根據毛澤東的意見讓有關部門編輯了《蔣介石言論集》系列，準備每本印5000冊。他批示：“五千冊太少，應出一萬冊。”60年代，他多次講，不讀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書，就不能真正懂得唯物主義和辯證法，并說“這是我的經驗，也是列寧的經驗，也是馬克思的經驗”。
三是讀書習慣于“手到”并注重討論。古人強調讀書要“眼到”、“口到”、“手到”、“心到”。“眼到”好理解。毛澤東的“口到”，不光是自己吟誦，還經常在一些場合，給人講書，直接宣達自己的閱讀體會和收獲。所謂“手到”，就是動手寫筆記，寫批注，由此體現“心到”。目前編輯出版的毛澤東讀書批注書籍，有《毛澤東哲學批注集》，收錄了他讀10本哲學書的批注和一篇讀書摘錄；《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收錄了他讀39部文史古籍和范仲淹兩首詞的批語；《毛澤東評點二十四史（評文全本）》（共5卷），收錄了他在“二十四史”中的一些書里作的圈畫和批注；《毛澤東手書古詩詞選》《毛澤東手書歷代詩詞曲賦典藏》等，則反映了他讀古代文學作品時隨手書錄的情況；《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共13冊），收錄了他讀各種書刊和文章的批示、批注和批語，數量很多，其中包括讀斯大林《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批語。
毛澤東讀書，還有一個“耳到”，即組織讀書小組由人念，大家聽，再一起討論。比如，青年時代，他組織過讀書小組；延安時期，他組織過三種形式的哲學研究小組，甚至為讀克勞塞維茨《戰爭論》，也專門組織了讀書小組；1959年底，又組織讀書小組到杭州等地研讀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晚年眼睛不好，就請人讀給他聽，邊聽邊議。
（四）毛澤東如何把書讀“活”
毛澤東之所以比同時代許多人都站得高些，看得遠些，從閱讀角度講，是因為他同時具備三個條件：一是擁有淵博的學問知識，二是注重閱讀“社會”這本更大更厚的“無字之書”，三是能夠把這兩方面所學融會貫通。融會貫通，就是把書讀“活”。
所謂讀“活”，就是把書本知識轉化為認識，把認識轉化為智慧，把智慧轉化為能力，把能力轉化為實踐，進而在實踐中有所創造。從掌握知識到實踐創造，體現了從主觀到客觀，從認識世界到改造世界的實現邏輯。貫不通這根邏輯鏈條，很可能就是教條主義。因為書本知識不能代替人們在實踐活動中的復雜判斷和艱難選擇。同一部兵書，馬謖的用法是背本本，諸葛亮的用法就不是。王明和毛澤東都讀馬列著作，王明讀的甚至更多，但他是教條主義，毛澤東不是。可見，讀書效果的好壞，關鍵在于讀法和用法，在于是不是擁有從書本到實踐，從主觀到客觀進出自如、出神入化的本事。
毛澤東有這種本事。這來自他理論聯系實際的學風，來自他反對“本本主義”的照搬照套的讀法和用法。特別是閱讀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西方著述，他尤其強調結合中國的實際來讀。怎樣才能聯系實際，把“本本”讀“活”呢？他把自己的方法概括為兩條，即讀書的時候一當“聯系員”，二當“評論員”。這是1958年11月他同陶魯笳等人談話中提出來的。
所謂“聯系員”，有兩層含義。一是把書中寫到的觀點主張、人物事件，同與這些觀點主張、人物事件有關的或對立的另一個側面，聯系起來思考和理解。例如，毛澤東讀《史記?高祖本紀》，不僅關注劉邦的內容，還聯系書中有關劉邦的對立面項羽的描寫，來作比較，進而加深理解，由此得出“項王非政治家，漢王則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的結論。再如，讀日本學者坂田昌一談基本粒子還可以再往下分的《關于量子力學理論的解釋問題》，他就聯系《莊子》里說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的觀點來理解，認為坂田昌一說的“是對的”。
“聯系員”的第二層含義，就是善于跳出書本，聯系現實來理解和發揮。毛澤東在1958年讀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批語中，表達出這種讀法的好處。他說，把書中的“‘我國’（指蘇聯——引者注）兩字改為‘中國’來讀，就十分有味道”。他針對現實工作中存在分散主義、本位主義和有禁不止的情況，要求黨的領導干部讀《史記》時，要體會秦始皇在統一六國的戰爭中，善于調動各方面的力量集中到主攻方向上來的領導方法。讀蘇聯的《簡明哲學辭典》，毛澤東就抓住其“同一性”條目只強調矛盾的對立、否定矛盾轉化這個形而上學的觀點，把它同斯大林時期蘇聯不善于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不做敵我矛盾轉化的情況聯系起來理解，進而認為，這個條目反映了斯大林晚年政治上犯錯誤在思想方法上的根源。
所謂“評論員”，就是對書中內容要有自己的看法，要有所評論，不是跟在書本后面亦步亦趨，而是從自己的知識背景和實踐需要出發，對書本知識進行創造性的發揮和運用。毛澤東的讀書筆記和談話，常常體現出政治家的敏銳和見識。例如，他讀《徐霞客游記》和酈道元的《水經注》，關注的是兩位作者通過大量的調查研究，才能寫出有所發現的 “科學作品”；讀蒲松齡的《聊齋志異》，也說蒲松齡“很注意調查研究”，否則他哪有那么多稀奇古怪的故事。這樣的評論，顯然已經離開書本的主題，借書論事，強調只有調查研究才能寫出有水平的東西。再如，《通鑒紀事本末?石勒寇河朔》敘述石勒拿不定主意是否攻取幽州，問計于謀士張賓，張賓詳細分析了王浚、劉琨和烏桓幾方面的情況，幫助他下決心攻取幽州，毛澤東從中讀到的是“分析方法是極重要的”。此外，他讀《漢書?趙充國傳》，認為趙充國建議漢宣帝實行屯田的奏折，由于分析得當，才取得了對公卿們“說服力強之效”；讀《老子》，說其中的“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一句，是告誡人們，分析問題“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讀《不怕鬼的故事》，認為《宋定伯捉鬼》一篇對“新鬼大，舊鬼小”的描述，說明對具體事物“要具體分析”。從這些評論，可以看出毛澤東是如何注重并善于從書本中讀出認識和改造客觀世界的方法論的。
當“評論員”的閱讀方法，使毛澤東常常在書中見識到一般讀書人所難見到的精妙，發一般讀書人所難發的評論。諸如，他認為過去被看作荒淫無度的商紂王，其實是一個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賦》有辯證法，歌頌了一個模范丈夫；枚乘的大賦《七發》，是批判保守主義的；賈誼的《治安策》是最好的政論；《水滸傳》里的“三打祝家莊”，反映了搞統一戰線的重要性；《紅樓夢》寫的是社會歷史甚至是階級斗爭；等等。這些評論，往往成為前人和今人所未曾言到的一家之言。
讀書只有當“聯系員”，才能有所比較和分析，進而見人之未見；只有當“評論員”，才能有鑒別和主見，進而學以致用。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離開了“評論”的聯系，就缺乏靈魂；離開了“聯系”的評論，則失去基礎。
當“聯系員”和“評論員”的攻讀之法，彰顯了理論聯系實際的學風，說明毛澤東的讀書活動同客觀實踐，是如何發生關聯的。這種關聯，激活了書本，讓一些“閑”書有用，“死”書變活；也激活了毛澤東的思考，使他常有新的思想收獲，進而在實踐中有新的運用和發揮。比如，他細讀蘇聯威廉斯的《土壤學》，與他提出 “農業八字憲法”（土、肥、水、種、密、保、管、工），不能說沒有關聯。毛澤東1964年讀了竺可楨的論文《論我國氣候的幾個特點及其與糧食作物生產的關系》后，又有新的想法，當面對竺可楨說：你的文章寫得好，“農業八字憲法”尚有缺點，還應該加上光和氣（日光和氣候），“農業八字憲法”只管地，你的文章管了天。
毛澤東的讀書理念和把書讀“活”的本事，為黨內領導層所推崇。朱德1943年10月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中說，毛澤東讀的書也不比別人少，但他讀得通，能使理論與實際合一。周恩來1949年在《學習毛澤東》一文中說，“讀古書使他的知識更廣更博，更增加了他的偉大”。劉少奇1958年3月在成都中央工作會議上的發言中講：對主席的思想、觀點、方法，認真地切實地學習，是可以學到的；但有些是不可及的，例如看那么多書，記憶力那么強，有那么豐富的理論和經驗，特別是那么豐富的歷史知識，這些在我們黨內是沒有一個人能及得到的。鄧小平在主持第二個“歷史決議”起草過程中，專門講道：現在我們很需要從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很需要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也要學點歷史。“歷史決議”中關于毛澤東同志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貢獻，要寫得更豐富、更充實，結束語中也要加上提倡學習的意思。這個要求，顯然也是從毛澤東的讀書理念和方法中受到的啟發。
（五）毛澤東的閱讀和他的領導力及影響力
毛澤東于讀書世界透露的春光，是一道難得的景觀。他在讀書過程中留下的那些有感而發直抒胸臆的批注，和寫進論著的對于各種書籍的引用和評論，以及在各種場合關于所讀書籍的談話，事實上已成為他的思想智慧和文化個性的組成部分。研究這些材料，可從一個側面了解毛澤東的許多思想觀點的形成發展脈絡，還可發現他某些稍縱即逝的思想探索火花，體會他卓越的領導力和影響力的一個來源。
1.毛澤東的閱讀和他的思想智慧
毛澤東的經驗、智慧和才情，來源于對中國歷史和現實的調查研究，來源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豐富實踐，也來源于他對古今中外書籍孜孜不倦的閱讀理解和發揮運用。從閱讀生活，可看出他對前人和同時代人創造的思想、提供的知識、積累的經驗，是如何吸收、揚棄和發展的。他在革命和建設中的實踐創造，多多少少可以從其徜徉的書籍世界里找到一些伏線。也就是說，毛澤東通過閱讀積累和營造的“胸中日月”，到他通過實踐積累和創造的“人間天地”，是有跡可尋的。博覽廣學，深讀細品，賦予他觀察和認識主客觀世界的科學方法，賦予他領軍、理政和治國的思想智慧，賦予他獨具魅力的人格內涵和領導能力。
毛澤東最大的領導力和影響力，來自他主導創立的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的形成，與他的豐富閱讀有密切關聯。他的理論思想，常常是在讀什么書、怎樣讀，想什么問題、怎樣想，做什么事情、怎樣做這樣一些具體過程中，逐步形成和完善起來的。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有三個來源：一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原則和方法，這仿佛是一個人的靈魂；二是豐富曲折的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這仿佛是一個人的軀體；三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包括“五四”以來優秀思想文化成果中蘊含的經驗、智慧、作風、氣派，這仿佛是一個人的血脈。沒有科學的靈魂，不可能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沒有堅實的軀體，其靈魂則無所依附；沒有暢通的血脈，其軀體則難以得到滋養因而羸弱。三者俱備，便形成鮮活生動的毛澤東思想。
2.毛澤東的閱讀和他的領導風格
駐足毛澤東的讀書世界，我們還可以看到他鮮明的政治領導風格。
作為知識分子，毛澤東是通過各種理論的比較選擇后，才確定未來道路的。他深深懂得，人們接觸到的知識、理論、觀點，對改造客觀世界的實踐影響很大。中國革命和建設，經歷了那么復雜曲折的過程，每段行程都面臨如何總結經驗、如何認識和解決新的歷史課題的問題，但黨員干部隊伍的文化知識和理論準備又往往嚴重不足，如果不通過讀書學習，使他們不斷充實新的知識，不斷提升思想理論水平和工作能力，中國共產黨要干成那么多驚天動地的事情，是不可想象的。從實際效果來講，中國共產黨正是通過延安整風學習，才全面成熟起來，才得以準備了那么多成熟干部，才能在此后的革命和建設中穿越那么多險隘，取得那么多成就。
除了社會實踐的教育，在毛澤東看來，讀書始終是革命者、建設者的必修功課。用他1939年1月27日在一個會上講的話來說，“一個人的知識面要寬一些，有了學問，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遠很多的東西。沒有學問，如在暗溝里走路，摸索不著，那會苦煞人”。因此，提倡讀書，親自編書、薦書和講書，順理成章地就成為毛澤東習慣運用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
編書、薦書、講書，前提都是讀書，而且是要精讀之后才能去編、去薦、去講，最終讓人們分享自己的讀書心得。毛澤東是政治家，又是讀書人，兩種身份的結合，自然使他把書作為動員和宣傳工具，作為理論創造和思想普及的工具。他很清楚，要培養高素質的領導干部，與其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讀書學習，就是“授人以漁”。因此，在歷史發展關頭，在重大問題面前，他總是推薦一些有現實針對性的書目讓干部們去讀，以便打通思想，或者為了解決當前面臨的實際問題，或者為了適應即將到來的新的歷史考驗。他甚至在一些會議上印發他選編的著作篇章，有時候還親自在會議上逐一講解。所謂領導力和影響力，就是通過深思熟慮，激活他人的希望和夢想，提供共同遵行的價值和戰略，拿出解決現實問題的辦法和策略。編書、薦書、講書，就屬于實現領導的橋和船。
毛澤東的這種政治領導風格和工作方法，促成黨內濃郁的讀書學習氣氛。就領導層來說，劉少奇的理論修養很高，這與他勤奮讀書有關。始終在一線日理萬機的周恩來，從來不放松讀書，這從他1973年3月26日給毛澤東的一個報告中可以看出：“凌晨讀《史記?汲鄭列傳》及太史公曰云云，深有所感，愧未能及。”朱德的名言是，“做到老，學到老，還有三分學不了”。董必武是有名的飽學之士，他在自壽詩中常常談讀書學習之事。《七十自壽》講：“革命重理論，馬恩指出早”；《八十初度》說：“觀書有得覺思清”；《八六初度》再道：“馬列至言皆妙道，細思越讀越分明”。這些，都使人強烈感受到，中國共產黨領導層是把讀書學習當作一種歷史使命和政治責任來看待的。
3.毛澤東的閱讀和他的文化影響力
中外歷史上，不是沒有粗通文墨甚至不通文墨、乃至輕慢書籍的政治家，他們也可以有所作為，甚至是大作為。不過，這樣的政治家大多是稱雄一時，不少是人亡政息。貫通古今、識見深遠、影響廣泛的政治家，多半是好讀書、好思考，進而在思想理論上有所建樹和創造的人。
毛澤東酷愛讀書，擁有多方面才華，實踐能力又那樣突出，從而散發出一種令人折服的文化氣息和人格內涵，形成很強的感染力和影響力。同各種人物打交道，都有一股吸引人的“氣場”。他同西藏的宗教領袖談論對佛教經典的理解，同來訪的外國政要談世界歷史和現狀，用儒雅高古的方式走進清末遺老、民國元勛們的心靈，這些，都使對方油然而生特殊的親近感。毛澤東深厚的學養，還使他能夠和學界大師們輕松對話，并且以自己的見識來影響他們，進而影響一代學人的學風，以及文史哲領域的一些學術話題。此外，他喜歡讀古代詩詞曲賦和書法作品，使他成為杰出詩人和獨創一格的書法家，他的詩詞和書法作品，至今仍散發著特殊的文化影響力。
即使是外國人，在同毛澤東有過一番接觸交談后，也無不折服于他的文化魅力，不知不覺間把一個政黨、一個國家的形象，同一個領袖的文化素養和個性風采聯系在了一起。
加拿大記者馬克?蓋恩在延安訪問毛澤東后，寫了一篇《不會失敗的毛澤東》。文章說：毛澤東熟知中國歷史上的政治家和哲學家，好像大家都是老朋友一樣，同時他又熟知他們的成功和失敗。他談到赤眉、黃巾、義和團，也知道為什么每一個農民起義最后都失敗了。毛澤東在侃侃談論過去的社會革命時，都反復強調他領導的這場革命不會失敗，因為這場革命有一個有紀律的黨和英明的政策。
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一篇題為《毛澤東的歷史是整整一代人的橫斷面》的文章中說：“毛澤東熟讀世界歷史，對于歐洲社會和政治的情形也有實際的了解。他對英國的工黨很感興趣，詳盡地問我關于工黨目前的政策，很快就使我答不上來了。”
日本共同社駐北京記者福原亨一寫的《一顆放射出強烈個性的光芒的巨大紅星》一文說：毛澤東的文史素養“大大有助于使他的形象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反映得更加高大，大大有助于他成為具體實現民族文化的發展和飛躍的英雄形象”。
1973年訪問中國，見過毛澤東一面的澳大利亞前總理愛德華?高夫?惠特拉姆回憶說：“我們的談話范圍涉及歷史、當前問題、亞洲地區、文學和當代的一些人物……他的智慧和歷史感深邃而又明晰。”
1974年訪問中國，同樣和毛澤東只見過一面的英國前首相希思也說：“毛澤東對國際事務的深刻理解，以及對歷史的知識，使他得以從世界戰略角度考慮問題。”
在中國，毛澤東的文化影響力又如何呢？在他去世30多年后的2008年，學者康曉光在《領導者》第2期發表《復興傳統文化現象研究》一文中，說他對10個樣本城市做了統計調查，涉及1254個統計樣本，其中一個問題是問受訪者誰是最偉大的思想家。結果，毛澤東、孔子、馬克思排在前三位，認同毛澤東的有653個，占受訪者的52.1%。被訪者對思想家的定義未必一致，但他們大體是根據自己所接受的思想影響來選擇答案的。
有意思的是，毛澤東在青年時代曾把古往今來作出重要貢獻的人物，分成兩類，一是“辦事之人”，一是“辦事而兼傳教之人”。他認為后者的道德學問和事功俱全，是理想的人格楷模。對這種理想人格的看重，好像是一條伏線，影響到他后來的一些想法。比如，其詩詞代表作《沁園春?雪》直陳：即使是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不是“略輸文采”，就是“稍遜風騷”。再如，50年代中后期，毛澤東打算退出一線，理由就是騰出更多的時間來讀書寫文章，考慮理論和戰略問題。他晚年討厭強加給自己的“四個偉大”（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卻獨獨認為可以保留“導師”這個說法，理由是在英文中，導師和教師是一個意思。這個保留，很耐人尋味。
毛澤東的讀書和倡導讀書，奠定了中國共產黨的一個優良傳統，這就是把讀書學習當作思想理論建設，增強工作本領的必需途徑。從毛澤東提出“把全黨辦成一個大學校”，到黨的十八大提出建設學習型、服務型、創新型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的重大任務，一脈相承。
習近平總書記2013年3月1日在中央黨校的講話中提出：“領導干部學習不學習不僅僅是自己的事情，本領大小也不僅僅是自己的事情，而是關乎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大事情。”“中國共產黨人依靠學習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學習走向未來。”抓好學習這件“大事情”，依靠學習走向未來，我們應該樹立正確的學習理念和方法。毛澤東作為中國共產黨內讀書學習的典范，給人們提供的啟發赫然醒目，即讀書學習的世界，必須要有三根柱子來支撐。一根叫“無信不立”，所謂信，就是信念、信仰、信心；一根叫“無學難為”，所謂學，就是學問、認識、本領；一根叫“無實必敗”，所謂實，就是實際、實踐、實事。
我們今天建設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最可靠的保證，還是這三根柱子。即讀書學習，一是“立信”，否則，會得精神“軟骨病”，人就站不住；二是“問學”，否則，就難以提升認識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三是“求實”，否則，所學就不能夠運用于實踐，很難把事情干成。
(本文作者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 北京 10017）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1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