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怎樣讀談拿破侖
陳晉
【作者簡介】陳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北京 100017
西方各國的歷史，毛澤東最熟悉法國近代史。在法國近代史中，他最感興趣的是法國大革命和巴黎公社，最喜歡談論的政治人物是拿破侖。毛澤東明確表示過，“拿破侖對我們很有影響。他的一些著作，我都看過”①。如果要量化的話，從1910年到1973年，毛澤東讀談拿破侖，不下40次。這只是為寫這篇文章，查閱毛澤東著作和談話記錄的初步統計。
關于毛澤東閱讀拿破侖的具體情況，以及他為什么喜歡談論法國大革命，筆者已有專文敘述②。本文要梳理的是，在不同時期毛澤東是怎樣根據實踐需要來讀談拿破侖的，他希望從拿破侖身上總結出什么樣的歷史經驗？
一、豪杰霸王：早年讀談拿破侖
清末民初，有兩個外國歷史人物在中國政壇和知識界享有特殊盛譽，一個是美國的華盛頓，一個是法國的拿破侖。當時的人們，顯然是把華盛頓和拿破侖這樣的人物當做解國危于倒懸的希望。譬如，1903年益新譯社和上海文明書局分別發行兩種題為《拿破侖》的傳記，前者的“譯序”一開始就說：“古今之英雄，孰不推拿破侖為第一？稍知學問者，無不震之于拿破侖之名”。后者的“傳序”說得更徹底：“中國人心之不振久矣，醫國者無術以喚之起，不得不借助于人。拿破侖其扁鵲乎？”
毛澤東讀談拿破侖，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始的。1910年他在湘鄉東山小學堂讀書時從同學那里借來一本《世界英杰傳》，讀到華盛頓、拿破侖這些人物的事跡，曾感慨地說：“我們中國也需要這樣的人物”③。在他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以后，回顧年輕時的思想探索，談論中也總是涉及華盛頓和拿破侖。他經常講，自己早年，“根本不知道世界上還有什么帝國主義，什么馬克思主義。進了學校，也只曉得幾個資產階級的英雄，如華盛頓、拿破侖”④。“聽過的是孔夫子、拿破侖、華盛頓、大彼得、明治維新、意大利三杰，就是資本主義那一套。”⑤“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就沒有聽說過，只知道拿破侖、華盛頓。”⑥“小時候信孔夫子的封建主義，后來進了學校就信資本主義，覺得華盛頓、拿破侖了不起。”⑦“開頭相信孔夫子，后頭相信康德的唯心論。什么馬克思，根本不知道。我相信華盛頓，相信拿破侖。”⑧ 從20世紀40年代到70年代的這些回憶中，反復出現當時“只知道”，很“相信”，覺得“了不起”，是“英雄”，“中國也需要”等等，表明華盛頓和拿破侖，已經成為毛澤東早年思想旅途中兩個難忘坐標。⑨
五四運動前后，隨著毛澤東的獨立思考日益深入，他對拿破侖的認識，有了新的角度。華盛頓和拿破侖雖然都是資產階級革命家，但華盛頓的主要功績在反對英國的殖民統治和獨立建國方面，毛澤東一生對他都贊譽有加，甚至用“我們可以追認他為‘共產黨’”⑩ 這樣的話來表達好感。拿破侖則不同，他于法國大革命開始10年后的1799年發動政變，后來又改行帝制，搞軍事獨裁，不斷地對外發動戰爭，企圖把大革命的成果連帶法國的利益擴展到整個歐洲。人們耳熟能詳的“沙文主義”這個政治概念，由狂熱擁護擴張政策，主張用暴力建立法蘭西帝國的拿破侖士兵沙文而得名，也絕非偶然。五四運動前后，站在中國這樣的弱國立場看拿破侖，其英雄形象自然要打不少折扣。
于是，“拿翁，豪杰也，而非圣賢”(11)，成為拿破侖在毛澤東筆下第一次登場的模樣。他固然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但靠的只是不世功業。在青年毛澤東看來，圣賢，是有德有業、德業俱盛的人；豪杰，則欠于品德，只有大功大名(12)。
從客觀上講，毛澤東的這個評價，很可能緣于他的倫理課老師楊昌濟。楊昌濟在其《論語類鈔》中引王夫之的話說：“豪杰而不圣賢者有之矣，未有圣賢而不豪杰者也。”(13) 毛澤東的聽課筆記《講堂錄》里記下此語，并說了上面那些圣賢與豪杰區別的話，才斷言拿破侖是豪杰而非圣賢。此外，在楊昌濟之前，中國知識界在傳播拿破侖事跡的時候，即有人是從這個角度來描述的。在可能是毛澤東第一次接觸拿破侖事跡的《盛世危言》里，便有這樣的描寫：“拿破侖之鞭笞宇宙，固已囊括歐洲，幾成大一統之雄圖。惟以兵力壓人，不行仁政”，“拿破侖之悍鷙，其殘民求逞，倏忽敗亡，亦固其所”。書中還寫到這樣一個細節，拿破侖打敗普魯士后，要求普魯士賠償巨資，普魯士哀求減少一點，拿破侖非但不答應，還傲慢地回斥：“汝德人何敢與我戰乎？”儼然是一個只行霸道、不行仁道的人，很有些像中國歷史上的秦始皇。這樣的描述，自然會對青年毛澤東的認知產生影響。
從主觀上講，毛澤東當時崇尚的，主要還是思想上、文化上和道德上有革命意義的“圣賢”人物，用他當時的話來講，“革命非兵戎相見之謂，乃除舊布新之謂”。據此，他當時崇拜的是康德、托爾斯泰這些“大革命哲學家，大倫理革命家”，是譚嗣同、陳獨秀這些“真理所在，毫無旁顧”的“魄力頗雄大”者。(14) 兵戎相見的拿破侖，固然“魄力頗雄大”，但毛澤東當時還不覺得他有“真理所在”，故而也難成為他心目中的正面英雄。不唯如此，一旦聯系中國的現實，毛澤東甚至把拿破侖視做雖勢焰熏灼卻最終敗亡的反面梟雄。例如，袁世凱稱帝敗亡后，毛澤東便把袁世凱比做拿破侖，進而認為袁世凱以及勸袁稱帝的人，不懂歷史，沒有汲取中外歷史上“王莽、曹操、司馬懿、拿破侖、梅特涅之徒”的教訓，乃世間“最愚者”(15)。
拿破侖作為專制和靠武力說話的人格形象，在毛澤東那一代人成長過程中留下的印記是比較普遍的。因為他們立志改造中國和世界的一個思想動因，便是反對軍閥的壓制和列強的侵略，拿破侖靠武力稱霸之舉，很容易使他們聯想到中國所處的現實。因此，直到1943年，周恩來在批判蔣介石專制統治時，還講到蔣介石所為，是近代“湘、淮軍傳統思想和拿破侖的武力統一思想的結合物，所以又叫做新軍閥主義，也就是新專制主義”。“他辦黃埔，不是以革命的戰略戰術思想教育學生，而是以《曾胡治兵語錄》及《拿破侖傳》為之先的。”(16) 蔣介石辦黃埔軍校，周恩來當過政治部主任，讓黃埔生讀《拿破侖傳》，當為不虛之事。需要說明的是，近現代中國的許多軍閥，也多少想學拿破侖，但多少也歪曲了拿破侖。拿破侖是有主義的，而絕大多數軍閥沒有主義，他們只看到拿破侖擁有的槍桿子。唯有點像拿破侖的是蔣介石，他有主義，也有槍桿子。中國共產黨早年恰恰是只要主義和群眾，而沒有特別重視槍桿子，因此吃了虧。
逞強而以勢迫人，最終都會因遭遇劇烈的抵抗而失敗。這是五四運動前后，毛澤東援引拿破侖事跡的習慣角度。在讀《倫理學原理》的批語中，為了論述“人類之勢力增加，外界之抵抗亦增加，有大勢力者，又有大抵抗在前”的觀點，毛澤東舉的史例，即“歐洲各邦群起而圍巴黎之對于拿破侖之戰勝是也”(17)。這里說的，是1814年3月31日，由英、奧、普、俄等歐洲國家組成的反法聯軍攻入巴黎，迫使拿破侖退位一事。如此引用拿破侖的遭遇，在青年毛澤東的文章中絕非孤例。他立論的角度是，人的沖動欲望一旦沖破理智，就會不顧一切地勇猛前進，只有遇到了比欲望擴張更大的抵抗力，才可以將它打回。比如，“凡做過皇帝的，沒有不想再做皇帝的”，因此西方歷史上為了杜絕禍根，處死國王的例子很多，像“拿破侖被囚于圣赫利拿”，“總算很便宜的”(18)。又如，歷史上凡是專制主義者，“非等到人家來推倒，決沒有自己肯收場的。有拿破侖第一稱帝失敗了，又有拿破侖第三稱帝。有袁世凱失敗了，偏又有段祺瑞”，對這樣的人和事，“是不能以些小教育之力推翻的”。(19)
青年毛澤東還從這個角度來評論當時的國際關系。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巴黎和會訂立的《凡爾賽和約》，使德國讓出1/8的領土，并支付巨額戰爭賠款。在德國被迫接受條約后，法蘭西舉國高興。毛澤東則提醒法國人不要高興得太早。為什么呢？他想到了法國爆發大革命后，“深惡法國的民權自由”的歐洲各國組織同盟軍干預并幾度躪蹂法境，“結果遂崛起拿破侖，而有躪蹂德國，令德人頭痛的事”。此后，拿破侖又重蹈覆轍，他的性格比他的天賦更不能安于和平和節制，“拿破侖躪蹂德意志，分裂他的國，占據他的地，解散他的兵。普王屈服，稱蕃納聘。拿破侖何等高興”。結果呢？卻為后來普魯士攻陷巴黎埋下了歷史的伏線。由此，毛澤東提出疑問，《凡爾賽和約》針對德國的苛刻要求，“和拿破侖對待德國，有什么不同？”“包管20年后，你們法國人，又有一番大大的頭痛”。(20) 歷史正如毛澤東預料的那樣，在強勢壓力下被迫接受的《凡爾賽和約》，像一把利劍深深刺傷了德國的民族感情，也埋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伏筆。時間恰恰是20年，德國人真的給法國帶來“一番大大的頭痛”。
正可謂大擴張必遭大抵抗，大屈辱必起大反復。拿破侖時代的歐洲格局，一國之所得，便是他國之所失，每次戰爭雖然都以拿破侖的勝利并強迫戰敗者接受自己的條件告終，但同時也播下了新的戰爭種子。這是青年毛澤東在拿破侖身上看到的國際關系中強者和弱者的大反復，而拿破侖捍衛法國大革命成果進而影響歷史進程的傳奇，在他眼里，不免有些模糊。歷史本來就是一個多棱鏡，承載歷史的中心人物，其性格和主張以及行事原則，自然也不會是單純的。
二、軍事成敗：延安時期讀談拿破侖
延安時期，拿破侖的形象，在毛澤里眼里發生一些變化。在總結中國革命戰爭經驗，闡發抗日戰爭方針的過程中，拿破侖作為軍事統帥的形象在毛澤東眼前凸顯出來。
拿破侖一生幾乎是在“馬背”上度過的。他一共指揮了大小50多個戰役，這個數字大大超過了此前西方歷史上的任何一個軍事統帥。長征結束后，毛澤東筆下第一次出現有關拿破侖的事，卻不是用兵，而是用筆。他在1936年12月寫給女作家丁玲的那首《臨江仙》里說：“纖筆一支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這里引用的是拿破侖的名言，即“一支筆勝于三千毛瑟槍”。三年后，他在題為《一二九運動的偉大意義》的演講中再次說：“筆桿子跟槍桿子結合起來，那末，事情就好辦了。拿破侖說，一支筆可以當得過三千支毛瑟槍。但是，要是沒有鐵做的毛瑟槍，這個筆桿子也是無用的。你們有了筆桿子，再加一條毛瑟槍，根據拿破侖的說法，那末，你們就有三千零一支毛瑟槍了。有了這，什么帝國主義也不怕，什么頑固分子也不怕。有了這，這些狗子敢來咬一口嗎？”(21) 在中國革命史上廣為宣傳且大有效果的“兩桿子結合”思想，竟然是從拿破侖的一句話中引申出來的。
不過，對中國革命和正在進行的抗日戰爭來說，“兩桿子”中最要緊的還是槍桿子，即怎樣指揮“毛瑟槍”來打敗敵人。為了研究戰爭和戰略問題，毛澤東在1938年精讀了德國軍事學家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每天讀了多少頁，他都記下來，時間是1938年三四月間。(22) 此后，毛澤東又專門組織了一個讀書小組集體閱讀這本書，還請懂得德文的何思敬直接從德文原版譯出來，譯一章討論一章。
正是在精讀《戰爭論》的過程中，毛澤東對拿破侖的軍事指揮藝術有了更多的了解。克勞塞維茨參加過歐洲反法聯盟對拿破侖的戰爭，他研究了1566年至1815年間所發生的130多個戰例，并總結了自己所經歷的對拿破侖的幾次戰爭的經驗才寫成《戰爭論》。該書對毛澤東影響很大的觀點除他經常引用的“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外，還有戰略上最重要的準則是集中優勢兵力，防御和進攻是互相轉化的等等。據參加《戰爭論》讀書小組的莫文驊回憶，當時討論得最多最熱烈的是集中兵力問題。毛澤東說：“克勞塞維茨的作戰指揮實踐不多，但集中兵力問題講得好。拿破侖用兵重要的一條也是集中兵力。我們以少勝多也是在戰術上集中比敵人多5倍到10倍的兵力。”(23)
拿破侖在20年間，曾指揮法國軍隊同幾乎整個歐洲的軍隊作戰。雖然在兵力上處于劣勢，但是在絕大多數的戰役中都取得了勝利。從指揮藝術上講，最突出的原因就是毛澤東說的集中優勢兵力。集中優勢兵力，對軍事統帥來說似乎是個常識，但在兵力處于劣勢的情況下如何集中兵力，并且能夠打敗強敵，卻不是一般統帥能夠辦得到的。拿破侖指揮的奧斯特里茨戰役可稱為經典。當時，法軍有7.3萬人，俄國和奧地利聯軍有9萬人。拿破侖以1萬法軍吸引聯軍4萬人，集中6萬人攻擊5萬聯軍，結果大勝，第三次反法同盟瓦解。對這樣的戰役指揮，毛澤東習慣于從辯證法的角度作分析，認為客觀事物的矛盾不是死的、凝固的，而是生動的、附條件的、可變動的，都依一定條件向它們的反面轉化著，“拿破侖的多數戰役……都是以少擊眾，以劣勢對優勢而獲勝。都是先以自己局部的優勢和主動，向著敵人局部的劣勢和被動，一戰而勝，再及其余，各個擊破，全局因而轉成了優勢，轉成了主動”。(24)“為什么拿破侖一生的戰爭大都與勝利聯系著，而滑鐵盧一戰卻軍敗身俘一蹶不振呢？”原因就在于“過程就發生矛盾，而且矛盾互相依存又互相變化”(25)。
關于拿破侖軍隊的戰斗力來源，毛澤東后來還從別的角度談論過。比如，在軍隊作風上，他說拿破侖領導軍隊時，不許打人罵人(26)。在武器裝備和作戰方式上，毛澤東認為：“熱武器，能打八百公尺的步槍，只有幾百年的歷史。拿破侖的軍隊就是使用這種步槍的。恩格斯說，因為有了步槍這種武器，法國軍隊的組織就改變了，戰斗力大大加強了(27)。拿破侖之所以能橫行歐洲，在軍器上的原因，就是這個。在政治上是因為他解決了農民的土地問題，所以法國農民愿意跟著他打仗”(28)。
但是，當毛澤東把目光從歷史的大過程收回到具體的戰場，拿破侖指揮的入侵俄羅斯的戰爭，在毛澤東筆下，則成為優勢與劣勢、進攻與防御相互轉化的一個反面例證。
拿破侖入侵俄羅斯的戰爭，第一階段（1812年6月至9月）是法軍進攻，俄軍敗退，直至莫斯科淪陷；第二階段（1812年10月至12月）是法軍退出莫斯科，俄軍開始反攻，到法軍被徹底擊敗，退出俄境為止。在1938年5月的《論持久戰》中，為強調抗日戰爭是一場持久戰，不要輕易講戰略決戰，毛澤東提出要勇敢地采取“以土地換時間的正確的政策。歷史上，俄國以避免決戰，執行了勇敢的退卻，戰勝了威震一時的拿破侖。中國現在也應這樣干”。(29) 這年10月，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作的《論新階段》報告中，毛澤東進一步發揮說：歷史上的戰爭有一個階段就完結的，例如1905年的日俄戰爭，只有日軍進攻，俄軍敗退，就結束了。還有一類戰爭，“雖則兩軍強弱不同，但弱者善于利用其他優良條件，給以正確指導，故于退卻之后，接著反攻，戰勝敵人”，因此是“以兩個階段宣告完結。例如法俄戰爭，拿破侖從進攻到退卻，俄國從退卻到反攻，雙方都有兩個階段”。(30) 原先占優勢的一方之所以會從進攻轉向防御，原因是“占地越多，危險也越大，如拿破侖，如馬其頓王亞歷山大”(31)。
為捍衛和擴大法國大革命的成果，拿破侖率領他的軍隊踏遍歐洲大陸，并建立了許多“衛星國”。但正如毛澤東所說，此時的拿破侖，“占地越多，危險也越大”。當拿破侖在1812年把戰爭之劍指向妨礙他主宰歐洲的主要障礙俄羅斯的時候，戰爭的轉折點出現了。無論對正在艱苦卓絕進行抗日戰爭的中國人，還是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同盟國，發生在拿破侖對外戰爭中的這個轉折點，都格外有現實的啟迪意義。毛澤東在一篇題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轉折點》的文章中，就從1812年拿破侖兵敗莫斯科，聯想到了1942年的斯大林格勒保衛戰，歷史好像在一模一樣地重演，相隔100多年的兩場國際戰爭的轉折點居然在同一個地方發生：“拿破侖的政治生命，終結于滑鐵盧，而其決定點，則是在莫斯科的失敗。希特勒今天正是走的拿破侖道路，斯大林格勒一役，是他的滅亡的決定點”。(32)
100多年前的俄國人，是怎樣戰勝強大的拿破侖軍隊的呢？解釋其中緣由，對正在領導敵后抗戰的中共領導人來說，尤其具有現實意義。抗日戰爭初期，黨內外不少將領比較輕視游擊戰。毛澤東、朱德和陳昌浩、劉亞樓、蕭勁光、郭化若等人經過反復討論，撰寫了一批關于抗日游擊戰的文章。1938年7月，延安據此印行了一本署名“毛澤東等著”的《抗日游擊戰爭的一般問題》。在這本書中，專門用俄軍打敗拿破侖的戰例，闡述了在敵強我弱的條件下，開展游擊戰的重要性：
1812年9月，法國拿破侖以氣吞全歐之勢，率領十萬步騎炮的大軍侵入俄國。當時在俄國弱而無備的正規軍實行集中之前，主要的是用堅壁清野與哥薩克騎兵及一部分農民自衛的游擊隊，節節妨礙法軍的前進。在鮑諾丁之役，俄軍戰無結果之后，斷然放棄莫斯科，重整兵力，而以各五百人的九個游擊支隊，加上廣大的農民自衛游擊隊，不斷擾亂，疲憊與打擊法軍，使其再不能進展。10月，法軍因凍餓受困不得不實行退兵之時，沿途的游擊隊大大地起來，配合正規軍的戰略反攻，截擊和追擊敵人，打敗法軍，使雄絕一時的拿破侖大軍幾于全軍覆滅。游擊隊俘獲不少的官兵，繳來不少的槍炮。俄軍的這一全勝戰，雖然有它當時制勝的各種條件，主要的還是依靠俄國的正規軍，然而游擊戰的作用是極其偉大的。
1938年，延安還印行過署名“朱德、毛澤東著”的《游擊戰講話》，里面再次引證了1812年俄國抗法戰爭中農民參加游擊戰的史例，還充滿感情地描述說：“當時俄國的農民奇擊的功勞是不小的。這些武裝的農民非常勇敢，胸上佩著十字架，手里揮著農具，來參加最悲壯的戰斗。他們的奇擊，簡直使得當時法國的軍隊一睡一飲之無暇，周章狼狽，流離敗竄。”(33) 一直到晚年，毛澤東談到拿破侖的莫斯科之敗，依然不無感慨：冬天不能度過俄國的嚴寒啊，也沒有糧食，主要沒有群眾擁護，俄國人民不合作(34)。
如果說，拿破侖在青年毛澤東眼里，主要是一個霸道的豪杰梟雄，那么，在延安時期的毛澤東眼里，拿破侖則主要是一個有戰爭智慧的軍事統帥。為著領導中國共產黨軍隊的對日作戰，毛澤東從拿破侖以少擊眾的勝利中，汲取的經驗是要善于集中兵力；從他以強擊弱的失敗中，看到的經驗是游擊戰戰略戰術的妙用。這兩點，事實上也是軍事大家毛澤東此前和此后在敵強我弱條件下最為推崇并且嫻熟的用兵之道。
三、革命經驗：新中國成立后讀談拿破侖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談論拿破侖，其思考的主題，是總結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捍衛法國大革命成果并擴大其影響的歷史經驗。
在西方資產階級革命史上，法國大革命發生的時間雖然不是最早的，但其過程之復雜，形態之劇烈，內容之徹底，影響之廣泛，卻無出其右，這是毛澤東感興趣的原因。他說：“法國的革命比英國的復雜，反反復復，經過多次戰爭。”(35)“在1789年，法國資產階級的大革命開始了。但這個革命失敗了。后來，就是帝制，拿破侖上臺。以后又有幾次曲折，時而共和，時而帝制；有革命，有復辟的，一直到19世紀后半葉的第二共和國。”(36) 所以，“法國人的歷史，我們感興趣，特別是對法國大革命”(37)。
的確，越是復雜的歷史事件，越是曲折的革命過程，也就越有經驗可以總結。何況，中國革命所經歷的復雜和曲折，早已濃郁地積淀在毛澤東的胸中，似乎等待著來自異國異代的典型人物，走進去扣發共鳴，實現升華。
當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挾帶著熱氣騰騰的革命經驗，出現在毛澤東的閱讀視野時，他從下面兩個方面突出感受到他們的價值：一是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依靠的力量來自何處？二是這場革命的進步意義和它對世界的影響是什么？
先說第一個問題。
毛澤東的答案是基層群眾。談到拿破侖執政之前的情況，他推崇山岳黨領袖羅伯斯庇爾，稱之為“英雄”，還說：此人是個鄉下小律師。到巴黎來結結巴巴，講不出很好的巴黎話。他就依靠那個長褲黨，穿長褲子的，就能夠打敗所有的敵人。(38) 所謂“長褲黨”，即來自法國底層的群眾。這個說法，反映了毛澤東關于革命依靠力量始終是人民群眾的一貫主張。
法國大革命時期最有力量的基層群眾，當然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法國大革命最重要的政治成果之一，則是讓農民得到土地，由此獲得廣泛的群眾基礎。大革命后期，拿破侖堅定地維護了這份政治遺產，從而使他的軍隊具有非凡的戰斗力。對此，毛澤東多次談到：
法國大革命時，保皇黨是不愿意解放農民的。吉倫特的那個黨也不愿意減租減息、分配土地。后來徹底解決法國農民的要求的是山岳黨，羅伯斯庇爾。山岳黨不是共產黨，我看比好多共產黨高明……我講法國的歷史就是說明要取得農民的擁護。(39)
在政治上是因為他（拿破侖）解決了農民的土地問題，所以法國農民愿意跟著他打仗。(40)
把地主的土地分給農民，當然還是民主革命的性質。過去法國的拿破侖政府就曾經做過。為什么拿破侖的軍隊能夠打遍歐洲呢？就是有農民的支持。當然，他是資產階級，你們是共產黨，性質不同。(41)
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是民主革命不可回避的內容，是衡量民主革命是否徹底的標志，更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獲取支持的力量來源。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法國大革命改變了拿破侖軍隊的面貌，他的士兵大部分是分得土地的農民，不少軍官都出身下層，擁有很強的戰斗力。恩格斯談到普魯士在拿破侖軍隊的進攻下節節敗退的原因時指出：“依靠經常處于被逐出自己家園的威脅之下的服徭役的農奴子弟，是無法戰勝自由的、占有土地的法國農民的子弟的。”(42) 這個說法，也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相吻合。
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是農民問題，農民問題主要是土地問題，誰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誰就得到農民的擁護，誰得到農民的擁護誰就得到中國。中國共產黨實際上就是按照這個歷史邏輯來做的，并且一直把拿破侖的做法作為一個成功的例證。例如，中共中央1927年4月發表的一個宣言指出：“若不經過農民革命，革命的民主主義的政權是不能夠建設的。法國農民擁護拿破侖20年，是因為法國大革命對于農民給了一個改善的辦法。”“法國農民幫助拿破侖戰勝封建的歐洲。中國的農民將擁護國民政府國民革命軍，使中國脫離帝國主義與軍閥的統治。”(43)
早在1925年就提出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是農民問題的毛澤東，更是經常談到拿破侖與農民的關系以及中國共產黨從事土地革命的必然性。據美國記者白修德回憶，毛澤東在延安和他談話時，便“精確地論述西歐的土地占有情況和封建主義以及在法國大革命中資產階級把土地歸還農民的進步意義”(44)。新中國成立初期曾大規模地進行土地改革，為說明這場運動的性質，毛澤東提出：分地給農民，是把封建地主私有制變成個體農民私有制，屬于資產階級革命的范圍。拿破侖也分過。(45) 他還比較了一些西方國家在民主革命中進行土地改革的不同情況，認為英國資本主義侵入農村破壞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并不是我們這樣的土地改革；德國、意大利比英國還不徹底，還保存了許多封建遺蹤；日本封建土地制直至日本投降后才由美國人進行一種極不徹底的“土地改革”；大都和我國現在這樣先進行土改，后發展工業的情況不相同。“資本主義國家，只有法國在拿破侖第一時代及其以前比較徹底地分配了土地”。(46) 意思很明顯，在西方各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經驗的比較中，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的做法，是最徹底的，因而也是最典型的。
再說第二個問題。
毛澤東對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的進步意義的推崇，在新中國成立后一以貫之，這反映在他對法國大革命具體過程的描述之中：
法國1789年到1799年革命，開頭是搞民主，但要皇帝，搞君主立憲，是改良主義。到1791年，皇帝也維持不下去了，想跑到東部去找保皇軍，到中途被抓回去了。你要跑，又要投降敵人，1793年就把皇帝殺了。這一下，就把歐洲惹翻了，因為歐洲國家大多有皇帝，就引起國際干涉，英俄組織五次反法同盟軍，占領了土倫。保皇派軍官也跑到外國去了。后來才解決了土地問題，當然不像我們的土改，并組織了國民自衛軍。(47)
羅伯斯庇爾資產階級左派專政時，法國擴大到了萊茵河流域。那時，法國完全孤立，英國、荷蘭、西班牙、比利時、俄國都起來反對法國政府，反對法國大革命。(48)
砍了路易十六的頭，全歐洲都攻你們，全歐洲聯盟都進攻你們。說你們把國王殺了，犯了大罪啊。歐洲的國王一齊來反對你們。對賣國賊，殺得好。(49)
對改變全世界的政治形式，法國的影響很大。我所說的形式，就是說君主制改變為民主制。那個時候，整個歐洲都反對你們，打到巴黎附近。總之后來羅伯斯庇爾、拿破侖把所有的包圍圈都打破了。(50)
這些談話，傳遞的中心意思是，法國大革命最根本的貢獻是把封建君主制變為資產階級民主制。法國在中世紀是封建制度的中心，隨后又成為統一的等級君主制的典型國家。大革命粉碎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純粹的資產階級統治，這是當時歐洲任何其他國家所沒有的進步。唯其如此，這場革命無論是在法國內部還是在法國與其他歐洲國家之間，都以罕見的沖突形式向前滾動。在國內，有革命派與保皇黨的斗爭；在國際關系上，有五次反法聯盟的圍攻；即使革命陣營，也有左右之爭。在如此亂局中，拿破侖脫穎而出，也就勢所必然。革命年代需要并能夠創造出這樣的強勢英雄。拿破侖在國內捍衛和鞏固大革命的成果，在國外打破歐洲各國的包圍，也就有了非他人所比的進步意義。法國大革命這種典型過程，也從一個角度讓人想起中國革命的劇烈而曲折的進程。這或許是毛澤東反復同人談起法國大革命過程，肯定拿破侖的興味所在。
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的意義還不止此。拿破侖稱帝，搞軍事獨裁，確有為后人詬病之處。但恩格斯仍然認為，拿破侖帝國是“法國革命的最后階段”(51)。在這個階段，拿破侖軍隊所到之處，客觀上就像清掃骯臟的牛圈一樣，使神圣羅馬帝國的軍隊和各國貴族僧侶們的封建統治土崩瓦解，由此“修筑了文明的交通大道”(52)。毛澤東正是從這個角度，肯定了法國大革命這艘攜帶暴風雨的船，在拿破侖的操縱下，從兩個方面為歐洲“修筑了文明的交通大道”，一是推翻封建制度，二是促進小國林立的民族地區變成統一的大民族國家：
法國人，把歐洲的封建制度掃得差不多了。馬克思、恩格斯對于拿破侖的前一段都是肯定的。(53)
19世紀初，意大利有十幾個國家，是經過戰爭統一的。開始是加里波第從西西里島向北打。后來拿破侖把北部統一了，這也是個貢獻。拿破侖一倒臺，各國又紛紛“獨立”，后來是資產階級統統把這些王國削平，把意大利統一了。(54)
拿破侖使歐洲一些國家變成大民族國家，也起了作用，德國、意大利，原來分成許多小國(55)。
在留給后人的政治遺產中，拿破侖本人最為看重的，是他主持起草并以他的名字傳世的《拿破侖法典》（《法國民法典》）。在最后的歲月里，他曾說過一段名言：“我真正的光榮并非打了40次勝仗，滑鐵盧之戰抹去了關于這一切勝利的記憶。但是有一樣東西是不會被人忘卻的，它將永垂不朽——那就是我的民法典。”(56) 恩格斯也高度評價說，《拿破侖法典》“總結了革命的全部法規”(57)。今天的法國人不是因為拿破侖打了許多勝仗才稱他是“天才”，是因為他有自己的政治思想，他的政治思想主要凝聚在這部法典當中，并成為法國人現行憲法和制度框架的基礎。對此，毛澤東也是欣然認同的，并且不只一次地補充說：“拿破侖研究過羅馬法典，他搞了個拿破侖法典”(58)。“羅馬法典，他也讀過啊。他所以能創造法國的法典，就是因為他讀過羅馬法典。”(59) 在這兩次談話中，毛澤東還以自己沒有研究過《羅馬法典》和《拿破侖法典》而引為憾事。
走筆至此，細心的讀者不難發現，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后談論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都出自會見外國來訪者的場合。原因說來簡單，這與他當時對世界形勢的判斷有關。他的判斷有一條主線，就是革命與戰爭的問題，特別是一些國家爭取民族獨立、實現民主革命的運動，最為他所關注。這是他不斷同亞非拉國家一些政治家談論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的原因之一。譬如，他和委內瑞拉的客人說：“前些時，南非聯邦共產黨派人來中國學經驗，我告訴他，資產階級的革命經驗我們也要研究，比如孫中山的革命經驗、法國和英國的資產階級革命經驗，都可以作為歷史過程加以研究。”(60) 他又和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講：“要搞革命，需要了解幾個國家的革命史，美國革命、法國革命、德國革命。”在講了法國大革命的具體過程后，毛澤東還補充一句：“我講法國的歷史就是說明要取得農民的擁護”(61)。毛澤東談論法國革命經驗的針對性，不言而喻。
四、國際戰略：晚年讀談拿破侖
最后說說毛澤東對拿破侖失敗原因的解讀。這是毛澤東晚年談論拿破侖的主要話題，并且與他當時對國際局勢及中國處境的判斷有關。
毛澤東在總結法國大革命經驗時，多次談到歐洲各國的干預和包圍，不能不讓人想到新中國成立后長期被封鎖包圍的現實。20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先后與中國臺灣、日本、韓國簽訂雙邊條約，以及同其他周邊國家簽訂《馬格達條約》、《東南亞條約》等，在中國的東、南、西三面形成了包圍圈。60年代后期中蘇兩國關系惡化，蘇聯在中國的北部又陳兵百萬。這些，不僅使中國領導人感到威脅，即使外國人也看到了中國所處的不利環境，并且有意無意地把中國的處境和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情形聯系起來。1970年10月14日，毛澤東會見法國前總理德姆維爾時，說到法國大革命“整個歐洲都反對你們，打到巴黎附近”時，法國駐華大使馬納克便直接比喻說：“當時我們被包圍的形勢比現在中國被包圍的形勢還要嚴重，整個邊界上都是武裝的軍隊”。1973年9月12日，毛澤東會見法國總統蓬皮杜時又明確講：新中國成立后，一度“全世界都反對我們，主要是兩個國家，一個美國，一個蘇聯。美國說我們比希特勒還要壞。阿登納在回憶錄里說，赫魯曉夫請他幫助反對中國。他把這個話講給戴高樂將軍，講給杜勒斯，總而言之逢人就講。他高興赫魯曉夫反對中國。所以我們總感覺西方各國有一股潮流要推動蘇聯向中國。蘇聯野心很大呢。整個歐洲、亞洲、非洲，它都想拿到手”。隨后，毛澤東便和蓬皮杜談起拿破侖稱霸歐洲而遭受失敗的具體情況。
立足于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毛澤東肯定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打破歐洲五次反法聯盟的正當性，但拿破侖后來超出為捍衛革命成果而戰的范圍，去侵占別國領土，性質便發生了變化。雖然多數戰役的勝利不斷增強了法國的地位，但始終無法實現獨霸歐洲的目標。這時候的拿破侖，在毛澤東心目中也就成為了“大資產階級的代表”(62)，甚至是“大殖民主義者”(63)。不知道毛澤東在作出這些評價的時候，心里是不是想著當時被他認為“野心很大”的國家，以及試圖“推動蘇聯向中國”的國家。但有一點是明確的，凡是野心勃勃地侵占別國的國家，結果都會失敗。
關于拿破侖的失敗原因，毛澤東從政策和戰略角度有不少具體評述：
他（拿破侖）是偏要侵略別的國家的。他吃虧就吃在侵略的地方太大了，樹立了太多的敵人。幾乎所有的歐洲國家都同他作戰。法國當時的人口是2800萬，這是講法國本土。當時德國、荷蘭、比利時、盧森堡、意大利，都被他占領了。后來他還占領了西班牙和葡萄牙。這以前還占領過埃及和敘利亞。他占領得太多了。樹敵太多。(64)
拿破侖時農民擁護，后來的政策就不好了。他犯了兩個錯誤，攻打西班牙和葡萄牙吃了虧，西班牙家家戶戶打游擊，然后是打俄國。他和英國是死對頭，也不講一點妥協……得罪的人太多了。拿破侖后來的政策是不好的。(65)
（拿破侖）這個時候力量就不足了。他的失策是不應當進攻俄國和西班牙。西班牙用游擊戰爭牽制了法國二十萬還是四十萬軍隊。(66)
后頭拿破侖占領了差不多整個歐洲。此人后頭犯了錯誤，政策也是不大對了。第一是不該去占那個西班牙，第二是不該去打俄國。又是冬天，你不能過冬。入冬為什么不可以呢？俄國人燒房子，就沒房子住。打莫斯科不打彼得堡，一下子把沙皇抓住……拿破侖還犯了一個錯誤。他的海軍比英國弱，跟英國打了一仗，就被消滅了。(67)
拿破侖晚年的政策不那么高明。一個不該占領西班牙，引起廣大的農民游擊戰爭反對他。二不該去打俄國。不曉得為什么，不論拿破侖也好，希特勒也好，到了俄國就不行了。(68)
拿破侖占領埃及，激發了人民的革命感情。拿破侖不該殺死幾千投降的軍隊。(69)
他反對英國，封鎖英國貨物的政策搞得不好。結果封鎖不了。主要在棉布、白糖、咖啡這些物資。再呢，海軍不該跟英國海軍打。如果保存海軍，拿破侖最后失敗了，也可以跑到美國去。(70)
毛澤東反反復復地談論這些，有對歷史的總結，有對英雄的惋惜，有立足現實國際關系的考慮，更透露出中國受到當時霸權國家威脅的一種特殊心境。什么心境呢？毛澤東1972年7月10日同法國外長舒曼討論拿破侖失敗時說的一段話，或許傳遞出一些信息：
你讓人家來，好打，你去打人家，就是不好打。現在我是事后諸葛亮。我那個時候還沒有出生，又沒有當他（拿破侖）的參謀長。我是打過仗的，我不是搞文的，是搞武的啊，打了二十幾年仗。所以誰要來打，人要想一想。
顯然，毛澤東晚年談論拿破侖四面樹敵的國際戰略，已經同20世紀70年代美蘇稱霸世界的國際格局，以及中國當時面臨的戰爭威脅，緊緊地聯系在了一起。從強大的拿破侖軍隊的最終失敗中，他看出失道寡助的歷史規律，彰顯出中國不怕霸權國家威脅的信心。
五、結論
結論之一：毛澤東總體上怎樣看拿破侖
“去打人家”的拿破侖最終失敗了，但他依然是英雄。這是毛澤東晚年評價拿破侖的基調。對如此這般的英雄，毛澤東很關注歷史上同拿破侖有瓜葛的一些國家對他的評價。1970年10月14日，毛澤東同法國前總理德姆維爾談到，英國人“一派是同情拿破侖的，一派是不大同情拿破侖的”，“幾十年前在延安的時候，有個俄國人，(71) 我問過他對于拿破侖的認識怎么樣。他表示很尊敬，說拿破侖是了不起”。毛澤東還說：“不曉得有多少拿破侖的傳記，有法國人的，有俄國人的，有英國人的，就是沒有中國人寫的。”但他明確表示：“中國人是歡迎他的。”1973年6月22日會見馬里國家元首穆薩·特拉奧雷時，毛澤東說：拿破侖，無論怎么樣，使后人向他表示學習。你不要說我是天才，你說拿破侖好了。這樣好一點啊，那個人相當聰明。
一千本拿破侖傳，就有一千種拿破侖形象。劃時代的革命及其代表人物，有的會鬧出些匪夷所思的事情，但評價泥沙俱下的歷史人物和重大事件，主要是看其代表的歷史力量和前進方向。拿破侖雖有這樣和那樣的失誤，但毛澤東一直看重他代表進步力量掃蕩舊物的革命意義。
結論之二：怎樣看毛澤東讀談拿破侖
人們總是從自己的經歷和認知水平，特別是所從事的事業角度，來理解和闡發重要歷史人物的成敗得失的。對那些不是在書齋里討生活和經營事業的革命家、政治家和戰略家來說，尤其如此。毛澤東讀談拿破侖，既是“我注六經”，也是“六經注我”，由此形成他在長達60年的時間里不同階段的思考重點：年輕時從圣賢理想角度來援引和議論拿破侖的人格形象，延安時期立足抗戰需要來探討拿破侖軍事指揮的戰略戰術，新中國成立后從國內外形勢出發總結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的革命經驗，晚年則根據中國面臨的國際環境來思考拿破侖在國際戰略上的失誤。這種閱讀，實際上是歷史和現實的對話，是思想和經驗的交流。書被讀活了，歷史人物也被讀活了。反過來說，也只有拿破侖這樣曾經影響過歷史并在許多方面留下遺產的人物，才可能在后人不斷地閱讀和思考中，綿延出這些豐富的側面，不斷地鮮活起來，從而和后人的實踐有了某種精神上的關聯。
注釋：
① 毛澤東會見弗朗索瓦·貝納爾率領的法國議員代表團談話記錄（1964年1月30日）。
② 陳晉：《毛澤東為什么喜歡讀談法國近代史》，《黨的文獻》2011年第1期。
③ 蕭三：《毛澤東同志的青少年時代和初期革命活動》，中國青年出版社，1980年，第26頁。
④ 《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90頁。
⑤ 毛澤東在北戴河同哲學工作者的談話記錄（1964年8月18日）。
⑥ 《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92頁。
⑦ 毛澤東會見澳大利亞共產黨（馬列）主席希爾的談話記錄（1968年11月28日）。
⑧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171頁。
⑨ 崇拜拿破侖和華盛頓，是清末民初有志之士比較普遍的現象。比毛澤東大7歲的朱德也曾回憶：“拿破侖算是不錯的。我小時候非常喜歡他，也喜歡華盛頓。”《朱德自述》，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3年，第8頁。
⑩ 《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第559—560頁。
(11) 《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31頁。
(12) 《毛澤東早期文稿》，第531頁。
(13) 《楊昌濟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第69頁。
(14) 《毛澤東早期文稿》，第575—576頁。
(15) 《毛澤東早期文稿》，第44頁。
(16) 《周恩來政論選》上冊，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日報出版社，1993年，第443頁。
(17) 《毛澤東早期文稿》，第160頁。
(18) 《毛澤東早期文稿》，第331頁。
(19) 《毛澤東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4頁。
(20) 《毛澤東早期文稿》，第329頁。
(21) 《毛澤東文集》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257頁。關于拿破侖的這句名言，孫中山曾有類似引用。1922年8月24日，他在《與報界的談話》中說：“今后奮斗之器，不以槍而以筆。常言謂：一支筆勝于三千毛瑟槍”。1922年10月17日在《致〈覺民日報〉函》中，他又說：“拿氏謂：‘報紙功力勝于三千毛瑟’”。
(22) 《毛澤東哲學批注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第282—283頁。
(23) 莫文驊：《永不磨滅的懷念》，《緬懷毛澤東》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166頁。
(24) 《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91頁。
(25) 毛澤東在延安“抗大”的講授提綱（1937年8月）。
(26) 毛澤東會見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的談話記錄（1968年6月21日）。
(27) 恩格斯的這個觀點參見《反杜林論》。原文是：以散兵和步兵縱隊的配合為基礎的這種新的作戰方式，“被拿破侖發展到了完善的地步。這種作戰方式之所以成為必要，首先是由于法國革命的兵士成分發生了變化。但是這種作戰方式還需要兩個非常重要的技術前提：第一，格里博瓦爾設計的較輕便野炮架，它使野炮能以現在所要求的速度轉移；第二，1777年法國采用的按照獵槍仿造的彎曲的槍托（以前作為槍管的延長部分的槍托是直的），它使射手能夠向某一個人瞄準而不會屢擊不中。如果沒有這些進步，那末使用舊式武器是不能進行散兵戰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12頁。
(28) 毛澤東會見新西蘭共產黨總書記威爾科克斯和夫人的談話記錄（1964年2月9日）。
(29) 《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07頁。
(30)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577頁。
(31) 毛澤東在延安召開的東方反法西斯大會上的講話（1941年10月），《解放日報》1941年10月31日。
(32) 《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88頁。
(33) 在其他八路軍將領單獨發表的著述中，談到抗日游擊戰爭的重要性，也常常援引俄國抗法戰爭的經驗。1938年朱德在延安出版的《論抗日游擊戰爭》一書，明確提出抗日游擊戰“是爭取這一戰爭最后勝利的主要條件之一”，例證就是1812年俄國抗法戰爭時，“由農民和小部隊的軍隊混合編成的游擊隊或單由農民編成的游擊隊，竟然完全破壞了法國軍隊的后方工作系統，并且，使法軍幾乎餓死”。1938年10月1日，葉劍英在《國民公論》上發表的《以抗戰經驗說到當前戰局》，詳細敘述拿破侖軍隊在俄國遭受失敗的過程后，進一步發揮說：“要進行廣泛的群眾動員、起來進行空室、清野。使在莫斯科對付拿破侖的辦法，在中國的各市鎮、各鄉村，普遍地采用起來。”
(34) 毛澤東會見法國前總理德姆維爾的談話記錄（1970年10月14日）。
(35) 毛澤東會見英國蒙哥馬利元帥的談話記錄（1961年9月23日）。
(36) 毛澤東會見幾內亞、馬里聯合友好訪華代表團的談話記錄（1968年5月24日）。
(37) 毛澤東會見法國總統蓬皮杜的談話記錄（1973年9月12日）。
(38) 毛澤東會見法國外長舒曼的談話記錄（1972年7月10日）。
(39) 毛澤東會見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的談話記錄（1970年5月1日）。
(40) 毛澤東會見新西蘭共產黨總書記威爾科克斯和夫人的談話記錄（1964年2月9日）。
(41) 毛澤東會見由黎筍率領的越南勞動黨中央代表團的談話（1966年11月8日）。
(42)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3頁。
(43) 《中國共產黨為蔣介石屠殺革命民眾宣言》（1927年4月20日），《向導》第194期，1927年5月1日。
(44) 白修德：《不可磨滅的印象》，阿古拉泰主編：《一百個名人眼里的毛澤東》，青島出版社，1993年，第428頁。
(45) 毛澤東在北戴河同哲學工作者的談話（1964年8月18日）。
(46)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第425頁。
(47) 毛澤東晚上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及一些軍隊領導同志談話記錄（1968年6月3日）。
(48) 毛澤東會見由意大利共產黨（馬列）中央政治局委員奧斯瓦爾多和迪諾組成的意大利共產黨（馬列）代表團的談話記錄（1968年8月13日）。
(49) 毛澤東會見法國外長舒曼的談話記錄（1972年7月10日）。
(50) 毛澤東會見法國前總理德姆維爾的談話記錄（1970年10月14日）。
(5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35頁。
(5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14頁。
(53) 毛澤東會見法國總統蓬皮杜的談話記錄（1973年9月12日）。
(54) 毛澤東會見意大利共產黨（馬列）代表團的談話記錄（1968年8月13日）。
(55) 毛澤東會見越南勞動黨中央第一書記黎筍的談話記錄（1970年5月11日）。
(56) 俞曾元：《法蘭西第一帝國皇帝拿破侖》，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34頁。
(5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35頁。
(58) 毛澤東會見意大利共產黨（馬列）代表團的談話記錄（1968年8月13日）。
(59) 毛澤東會見馬里國家元首穆薩·特拉奧雷的談話記錄（1973年6月22日）。
(60) 毛澤東會見委內瑞拉民族解放陣線代表團和巴西專家的談話記錄（1963年1月12日）。
(61) 毛澤東會見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的談話記錄（1970年5月1日）。
(62) 毛澤東會見越南勞動黨中央第一書記黎筍的談話記錄（1970年5月1 1日）。
(63) 毛澤東會見意大利共產黨（馬列）代表團的談話記錄（1968年8月13日）。
(64) 毛澤東會見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的談話記錄（1968年6月21日）。
(65) 毛澤東會見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的談話記錄（1970年5月1日）。
(66) 毛澤東會見法國前總理德姆維爾的談話記錄（1970年10月14日）。
(67) 毛澤東會見法國外長舒曼的談話記錄（1972年7月10日）。
(68) 毛澤東會見馬里國家元首穆薩·特拉奧雷談話記錄（1973年6月22日）。
(69) 毛澤東會見埃及副總統沙菲談話記錄（1973年9月23日）。
(70) 毛澤東會見法國總統蓬皮杜的談話記錄（1973年9月12日）。
(71) 指蘇聯人彼得·弗拉基米洛夫。1942年5月至1945年11月，他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身份，在延安工作。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