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中國道路的幾個認識
陳晉
一、中國道路在今天
道路是旗幟，是形象，是方向。人類社會總是沿著一定的路子向前發展，任何一項偉業目標的實現，都離不開對道路的探索和選擇，堅持和發展。
中國道路，就是圍繞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根本問題，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從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大開幕詞里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個重大命題以來，從黨的十三大到十八大，全國黨代會報告標題，都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主題詞突出出來，對中國道路的論述，都有標志性的拓展。
十八大報告的標題，“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鮮明展示了當代中國的旗幟、形象和方向。報告還強調，“道路關乎黨的命脈，關乎國家前途、民族命運、人民幸�！�。黨的十八大后，習近平總書記在多次講話中都突出道路問題的重要性。他在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時提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貫穿十八大報告的一條主線”，只有抓住這條主線，“才能把黨的十八大精神學得更加深入，領會得更加透徹，貫徹得更加自覺”；他在國家博物館參觀“復興之路”基本陳列時，要求全黨必須牢記，“道路決定命運，找到一條正確的道路多么不容易，我們必須堅定不移走下去”；他在中央黨校對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講話中又說，“黨的十八大精神，說一千道一萬，歸結為一點，就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問題是關系黨的事業興衰成敗第一位的問題，道路就是黨的生命”。在十八屆二中全會的講話中提出，把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學習貫徹十八大精神的聚焦點、著力點和落腳點。
在當今中國，我們黨如此強調中國道路，與清醒認識世情、國情、黨情的變與不變，重要戰略機遇期內含和條件的變與不變有關。如何理解變與不變，是一篇內容豐富的大文章。這里只拎出下面三點來說明，我們黨突出強調中國道路，事實上是對現實需要的明確回應。
關于中國道路的幾個認識
第一，從中國道路的階段性目標來看。
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是中國共產黨30年前對歷史、對人民、對民族的鄭重承諾，現在只剩8年時間了。十八大報告把過去常用的“建設”改為“建成”，在標題和主題中，都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作為關鍵詞，并對實現這個目標提出了新的要求，就是為了突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緊迫性和壓力�！敖ǔ伞钡臉藴�，也遠不只是經濟數字上的“兩個翻番”。越接近目標，人民群眾對經濟收入、文化生活、政治權益、社會公平和生態安全各方面的需求不斷增長，對小康社會的要求越來越具體和豐富。對領導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執政黨來說，就像跑馬拉松一樣，最考驗意志和毅力的，是最后一段路程�！靶邪倮镎甙刖攀�，越接近小康目標，壓力越沉重，步子越艱難，尤其需要凝聚力量，走穩路子，防止折騰�，F在人們在熱議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的名著《舊制度與大革命》，書中講的一個道理是，社會翻船常常發生在人們生活處境開始變好，而執政者在改革中對新的社會需求處置不當的時候。這樣，走什么路，如何堅持和發展業已證明有效的中國道路，才不辜負人民對未來的新期待，穩妥邁向全面小康社會，這個緊要的問題，便引出來了。
第二，從中國道路攻堅克難的現實需要來看。
從沒有一個人口如此眾多的國家，在如此短的時間里，發展如此之快。多年的持續發展已經把中國帶到了一個沒有先例可循的位置。中國道路的主要開創者鄧小平，在晚年就預見到，“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頁。)。在經濟全球化快速推進的今天，我們不再擁有其他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從容處理社會需求和矛盾的時間，改革發展的復雜性也非往日可比，特別是利益格局的多樣化和分化趨勢明顯，甚至出現“利益固化”現象；人們對改革發展的訴求和預期日漸多樣，影響社會穩定的矛盾日漸增多；凝聚改革共識，統籌兼顧各方利益，比過去更難了。好比越劇《西廂記》里的一段唱詞：“做天難做二月天，蠶要暖和參要寒。種菜哥哥要落雨，采桑娘子要晴干。”目前，我們的改革進入攻堅期、深水期，發展中又面臨急需解決不平衡、不協調、難持續的問題。凡此等等，怎么辦？解決現實中的新問題，繼續前進，必須要有共識，而且要花大力氣，才能凝聚共識。凝聚共識，當然不是像1978年那樣“在路口”的爭論和選擇，不是為了重新選擇道路方向，而是為了更好地“在路上”逢山開路、遇水架橋。所謂共識，就是思想認識上的“最大公約數”。在當今中國，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共同理想”，就是思想認識上的“最大公約數”，更是當代中國攻堅克難最為需要的旗幟、形象和方向。方向決定成敗，只有凝聚中國道路這個共識，堅持這個方向，才能夠穩妥解決不同利益群體的訴求，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才能夠有定力排除各方干擾，形成合力，扎實地前進。
第三，從中國道路和當今世情的關系來看。
中國道路在30多年形成發展過程中，經受了各種風險和考驗。在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社會主義運動遭受重大挫折，被西方宣布“不戰而勝”、“歷史終結”的壓力中，在亞洲金融風暴、國際金融危機、歐洲債務危機以及西亞北非的亂局中，一些國家被難倒，被翻倒了，中國雖然付出了一些代價，但最終都化險為夷，并且發展得更好。中國道路的生命力由此可見。目前，世界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很明顯，有的國家政治和社會走向也出現了不確定性。在一些國家反思、總結自己走的路子時，中國道路的影響力也顯現出來，以至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于2011年6月在接受中國《參考消息》記者采訪時表示：“中國的發展模式，無論對中國自己還是對世界其他國家都具有重要的意義�！边@便是西方世界喜歡討論“北京共識”、“中國模式”的原因。西方一向期望按他們的模式來塑造發展中國家，現在多少覺得，可能確實存在中國道路這種不同于西方資本主義模式的發展道路。但在討論中，不少人對中國道路有誤解，有懷疑。有的發出中國現在搞的究竟還是不是社會主義的疑問，有的“捧殺”中國道路而導致“威脅論”，有的“棒殺”中國道路而喊出“崩潰論”。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僅需要亮明堅定不移走中國道路的態度，還有必要自信地把中國道路的特點和內含清楚地宣示出來。
在風險和機遇中前進的中國，清楚地知道走什么路，為什么要走這條路，以什么樣的精神狀態走這條路，至關重要。這就需要我們保持定力，認認真真地去解決原有的問題和勢必會繼續出現的新問題，遇到再大的難題也不動搖意志，改弦易轍。要說大局，這就是當代中國最根本的大局。
二、中國道路是什么?
中國道路，是具有實踐特色、理論特色、民族特色、時代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社會主義在各國的實踐千差萬別。蘇聯東歐的社會主義，在世界上曾是很有影響的模式。越南、朝鮮、老撾、古巴這樣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其道路也各有不同。在歐洲政壇，至今還有勢頭不減的社會民主主義（有時叫民主社會主義）思潮。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在90多個民族獨立國家中，約有半數先后宣布實行社會主義或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由此出現各種民族社會主義道路。非洲相繼出現“阿拉伯社會主義”、“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村社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在拉丁美洲，委內瑞拉的“21世紀社會主義”、玻利維亞的“印第安社會主義”至今還有影響。在理論上，國外還有許多沒有執政的共產黨和“新馬克思主義”各種流派，也都各有其社會主義觀。中國搞社會主義，曾照搬過本本，也模仿過別人，吃過苦頭，才走出同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擁有鮮明區別的道路。它既不是“傳統的”，也不是“外來的”，更不是“西化的”。中國道路根植于中國的國情和傳統，適應中華民族的發展和進步，反映中國人民的意愿和選擇，體現中國共產黨的使命和理想，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又回答了在人口這么多，底子這么薄，資源這么貧乏，發展這么不平衡的中國，建設什么樣的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根本問題。
關于中國道路的具體內容和特點，從 1981年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開始，黨的重要文獻，便根據改革開放實踐提供的新經驗，不斷進行總結和概括。和以前的文獻比較起來，十八大的總結和概括，更集中、更系統、更完整了，在不少方面作出了理論創新。據此，我們大體可從以下四個角度，來概括和理解中國道路是什么。
第一，從形態構成講，中國道路是途徑、理論和制度三種形態，在實踐中有機統一。
中國道路，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總稱。作為中國道路構成形態之一的具體道路，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現途徑，主要包括“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以及在基本路線上延伸出來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和諧社會和生態文明這五大建設途徑等。中國道路的理論形態，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它們是30多年來改革開放實踐的思想結晶，黨的十五大、十六大、十八大，先后把它們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是中國道路的行動指南。中國道路的制度形態，包括中國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法律體系、基本經濟制度，以及各方面的體制，它們是堅持和發展中國道路的根本保證。
科學的和有生命力的道路，總會在途徑、理論、制度三種形態上落實和顯現，并呈現出自己的特色。否則，它可能只是一種解釋世界而不能改造世界的學說，或者是一種靈機構想但卻未必成功的實驗。十八大報告提出，中國道路的途徑、理論和制度“統一于實踐”，是一個很重要的論斷，表明三種形態不會單獨形成，而是互為表里，互為印證，相互促進的。同時也說明，中國道路不是在屋子里琢磨出來的，也不是“論戰”中“憋”出來的，而是在實踐探索中干出來，和逐步完善起來的。中國道路能夠不斷發展、走向成熟的原因，就在于中國共產黨人總是自覺地把成功的實踐上升為理論，用正確的理論指導新的實踐，把成功的和成熟的實踐確定為制度。中國道路的特色和品格就在這里，中國道路的科學性和深刻性在這里，中國道路在中國之所以管用，特別有效率，之所以對全黨有凝聚力，對全社會有吸引力，原因也在這里。
第二，從宏觀規定講，中國道路的形成和發展，有其總依據、總布局和總任務。
十八大報告中提出的三個“總”，著墨不多，但有助于我們理解中國道路的真諦和要義。所謂總依據，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當代中國最大的國情，它是中國道路的出發點。沒有出發點，就沒有依據去探索、開創和發展中國道路。毛澤東當年如果不弄清、不牢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國情，也不會鮮明確立新民主主義道路，今天，我們也必須牢記國情，牢記出發點，才不會動搖走中國道路的決心。十八大報告再次重申，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就是為了這個；所謂總布局，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和諧社會和生態文明，“五位一體”，整體推進。提出這個總布局，反映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內在要求，意在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必須全面、協調和可持續地推進各方面、各領域的工作；所謂總任務，就是中國道路的目標方向，即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總依據、總布局和總任務，是中國道路的應有之義，簡明扼要地指明，為什么要走這條道路，在這條道路上主要做什么，朝著什么樣的目標去做。
第三，從基本要求講，中國道路有八個方面必須堅持的內容。
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堅持推進改革開放，堅持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堅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堅持促進社會和諧，堅持和平發展道路，堅持黨的領導，這“八個堅持”，是十八大報告第一次提出來的，被確定為走中國道路奪取新勝利的基本要求。所謂基本要求，事實上是對中國道路內容的又一種概括方式。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不斷深化對中國道路的思考和概括，先后形成了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基本經驗。黨的基本要求，從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角度，總結了中國道路的新鮮經驗，涉及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國內社會關系和國際政治關系各個方面，體現了中國道路最本質的內容和最鮮明的特點，既是對黨內外、國內外關注中國道路時提出的一些重大問題的積極回應，也是對中國道路前進規律、途徑和方向的具體揭示。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基本要求和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基本經驗一起，是中國道路中管全局、管方向、管長遠的內容。
第四，從實踐領域講，中國道路是一個體系，由不同方面、不同層面的若干具體道路組成。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由諸多具體道路構成的我國發展的總道路。全面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反映在實踐工作領域，必然延伸出不同方面、不同層面的具體道路。十七大報告就曾概括出了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中國特色軍民融合式發展路子等。根據十八大報告，我們可以進一步概括為：以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要內容的經濟建設道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三者有機統一，以實現更廣泛、更充分、更健全的人民民主為目標的政治發展道路；增強文化軟實力，以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為目標的文化發展道路；以改善民生和創新社會管理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建設道路；以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生態文明建設道路。此外，在國防和軍隊現代化方面，在推進祖國統一方面，在處理國際關系方面，在黨的建設方面，所走的路子，十八大報告都有具體論述和新的要求，特別是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上講，突出強調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以上諸多方面的道路下面，還有一些具體層面的道路內容。例如，在經濟方面，走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四化”同步發展的道路，以及科學技術上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在國防和軍隊現代化方面，走中國特色軍民融合式發展道路；在國際關系方面，走和平發展道路；在黨的建設方面，走中國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等等。
不同方面、不同層面的具體道路，是對中國道路實現途徑的細化、豐富和發展。
三、中國道路從哪來？
人們對道路的探索和選擇，不會是隨意而為，道路更不會憑空而來，它總是和一個國家長期形成的文化傳統、發展水平、政治演進和人民訴求緊密相連。歸根到底，被多數社會成員認可的道路，都是為解決其國家面臨的根本歷史課題，它一頭連接著國情，一頭連接著理想。
中國道路的形成和發展，其來有自。
第一，中國道路的開創和發展，直接源于改革開放新時期的實踐和理論創新。
如果不準確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國情，如果不推進改革開放這個偉大實踐，如果不奔向社會主義現代化這個根本目標，就不可能有中國道路。中國道路，由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艱辛開創，經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奮力推進，到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的堅持和發展，才走出今天的壯景。這個論斷，是十七大報告以來重要文獻的一貫表述。其意義在于，確認了中國道路有其開創性的標志，即我們常說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有其現實的實踐依據，即我們常說的“改革開放”；有其明確的主題內含，即我們常說的“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有其階段性的前進過程，即在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成功開創”、兩個世紀之交的“成功推進”和新世紀新階段的“成功堅持和發展”。這個論斷，是對30多年來中國道路開創和發展過程情形及其特點的簡潔概括。
第二，中國道路是近代以來拯救和發展中國的先進道路逐步演進的根本成果。
開創中國道路之前，歷史不會是一片空白，道路總會有“源頭”征兆。十八大報告說，中國道路是“黨和人民九十多年來奮斗、創造、積累的根本成就”，即已鮮明回答了中國道路其來有自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在國家博物館參觀“復興之路”基本陳列的講話中，進一步從近代以來中華民族跌宕起伏命運變化角度，講了“三個牢記”：落后就要挨打，發展才能自強；道路決定命運，找到一條正確的道路多么不容易，必須堅持走下去；把藍圖變為現實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需要我們付出長期艱苦的努力。這“三個牢記”，既體現了170多年以來中華民族命運變化的歷史真諦，又揭示了中國道路何以出現，為什么要堅持和發展的內在邏輯。把中國道路放到近代以來特別是黨成立以來的歷史大背景中去看它的由來，體現了我們黨濃郁而敏銳的歷史感。所謂歷史感，就是科學掌握歷史繼承和發展的內在規律，正確地走向未來。
中國道路其來有自，還指它有著歷史的承續和承載，是在前人探索的路子基礎上開創出來的。
在中國道路形成以前，為拯救和發展中國，中國先進分子在民主革命時期，為道路的問題，先后作了兩次選擇，使民主革命從舊民主主義革命發展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經過一段時間的前進，我們黨創造性地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這才有了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前提和基礎。為了找到一條建設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我們黨又經歷了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次探索，最終才形成了中國道路。
黨的十五大把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并列為20世紀中國的三位偉人，他們的特殊貢獻，恰恰在于分別在各自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卓有成效地實踐和探索了先進道路。從三民主義道路到新民主主義道路，從新民主主義道路到社會主義道路，從實踐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到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三位偉人都是從前一代人那里汲取了經驗智慧，并且看到了前一條道路的不足，而后創新發展，實現歷史性的飛躍。說中國道路是幾代人“奮斗、創造和積累的根本成就”，真實含義即在于此。
第三，中國道路奠基于改革開放前30年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
離開創中國道路時間最近，關系最密，影響最大的，是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這段時間，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實踐探索。
改革開放前后兩個30年左右的歷史時期，當然不能混為一談。在對國情和世情的判斷上，在探索道路的方式和具體政策上，在工作中心和實際工作內容上，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有很大差別。改革開放前對社會主義的實踐和探索，開始是照搬蘇聯模式，帶來很多問題，鄧小平說，“我們很早就發現了，但沒有解決好”。（《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1頁。）“沒有解決好”，是指在探索中經歷了從正確到正確中有失誤，從正確與失誤交叉前行，到發生全局性和長時間的嚴重錯誤的曲折，因而沒有形成一條正確的道路。
但是，不管經歷了怎樣的曲折，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的探索實踐，對中國道路來說，不是一種可有可無的承續和承載。對此，十八大報告在十七大報告提出的，毛澤東那一代人為中國道路“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這個論斷的基礎上，又進了一步，增加“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物質基礎”。這些表述，很有分量，很具體。
什么是“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主要指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創建，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袄碚摐蕚洹庇心男�？不僅包括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和獨立自主這些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還有：對一窮二白的中國，社會主義還處于不發達階段，把國家建設好大概要一百年這個最大國情和歷史方位的認識；對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判斷；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到技術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上來，“是一個偉大的革命”的論述；“四個現代化”發展戰略目標的提出；遵循價值規律，發展商品經濟和做好綜合平衡的要求；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正確處理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關系的主張；正確區分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學說；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化方針，等等。關于“物質基礎”，則包括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和“兩彈一星”等各方面的建設成就。以上，都屬于十八大報告說的“黨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的獨創性理論成果和巨大成就”。至于“寶貴經驗”，既包括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積累的許多正確有效的做法，也包括“文化大革命”那樣嚴重的錯誤經驗。這些，都從不同方面為中國道路的開創，積累了必不可少的直接有用的資源。如果沒有此前奠定的政治前提，沒有從干部到制度、從實踐到理論、從物質到精神的基礎準備，改革開放就很難推進，就不會有中國道路的出現。出現了，也不一定堅持得住，發展得好。
關于從改革開放前到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演進特點，鄧小平在1980年主持起草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時，說得很清楚：“從許多方面來說，現在我們還是把毛澤東同志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當長的時期，還是做這件事。當然，我們也有發展，而且還要繼續發展。”（《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頁。）概括起來實際就是四層意思：在開創中國道路的過程中，我們黨做的事情，一是把毛澤東那一代人提出來、設想過但沒有去做的事情做起來；二是把毛澤東那一代人做錯的事情改正過來；三是把毛澤東那一代人做得不夠好，但總體上還可以去做的事情進一步完善起來；四是做毛澤東那一代人沒有遇到過的新事情。這四層意思，具體地回答了中國道路是怎樣起步的，同時也說明，20世紀70年代末的中國共產黨人，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在他們選定的歷史條件下進行創新，而是在他們直接碰到的，由毛澤東那一代人奠定的基礎上開始改革開放的。
第四，中國道路的本質靈魂是對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繼承和發展。
沒有主義，如果這個主義不科學，道路就沒有靈魂。中國道路，是社會主義道路，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同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征相結合的產物，支撐它的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鄧小平關于社會主義本質下的重要定義，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3頁。），這個論斷，鮮明體現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
說中國道路其來有自，很重要的一點，是因為它的本質屬性和基本原則有其思想來源，有其傳承的“道統”。社會主義思潮誕生以來，人們對它的實踐探索，經歷了好幾個時間段。其中的“道”，就是內容邏輯，主要指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所謂“統”，就是歷史發展過程，主要指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這幾個階段的形成發展。正是從“道統”的角度，我們一直強調，中國道路的理論體系，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和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既一脈相承，又是與時俱進的發展。
毛澤東曾經說過，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意味著“中國就改變了方向”。改變了方向，是因為樹立了社會主義這個新方向。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時候，中國政壇上有300多個政黨，卻單單是中國共產黨搞成功了，說明這個新方向符合中國社會的要求，是對頭的。中國道路，就是沿著社會主義這個新方向不斷前進的結果。
從實踐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到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飛躍中，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沒有變，理論基礎沒有變。改革開放不是對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推倒重來，而是一個辯證發展、螺旋式上升的過程，是在回答“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根本問題上，認識更清楚了，而且越來越清楚；實踐上更有成效了，而且成效越來越明顯。不論中國道路怎么發展，都是社會主義不斷在更高形式上走向成熟和完善，都是更好地做到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邏輯和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的辯證統一。
歷史是一條通道，現實由此而來。
弄清楚中國道路從哪里來，正確理解中國道路的“前世今生”和歷史邏輯，正確把握中國道路的形成和發展規律，結論就是：新民主主義道路的成果絕不能丟失，實踐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成就絕不能否定，中國道路的前進方向絕不能動搖。
四、中國道路怎樣走？
走好中國道路，其實就是一句話：牢牢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問題無非兩個：怎樣堅持，怎樣發展。
第一，關于怎樣堅持。
十八大報告標題突顯了“堅定不移”四個字，正文中“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也是指堅持說的。中國道路事實上成為最高意義上的黨和國家意志，怎樣才能做到對黨和國家意志的牢固堅持呢？有兩點很明確。
一是在認識和實踐中樹立自信。
十八大報告提出增強“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樹立自信，既要根據鄧小平提出的“三個有利于”判斷標準，來認識和承認中國道路給中國帶來實實在在的發展進步這個基本事實，也要清楚中國道路總是在發展中不斷完善的。在“三個自信”中，樹立制度自信，最為關鍵。走中國道路，在任何方面的進步和完善，最終都應該落實到制度建設上面；任何方面的動搖，最終都可能反映在制度上的動搖。現在西方一些人談論中國道路，往往把社會制度和經濟成就分割開來，承認中國的經濟發展得好，但不認可中國的制度。一個簡單的事實是，如果沒有制度保證，要讓中國經濟在長達30多年的時間里快速發展，是不可想象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走中國道路的根本保證，如果對制度沒有自信或信念不堅定，如果對制度不持敬畏之心甚至任意踐踏，其保證作用很難發揮，對人們走中國道路的信心會帶來根本性的傷害。
懂得遠比知道重要。所謂自信，來自道路的科學性及其魅力，來自人們對道路科學性的真正了解和懂得。在懂不懂的問題上，來不得半點含糊。還是反復講的那個道理：真學才會真懂，真懂才會真信，真信才會真實行，真實行才會真有效。真有效了，道路的魅力韻味就出來了，自信就有了，牢固了。要堅持好中國道路，內在邏輯大體如此。
自信還是不自信，也不光是關起門來的自我判斷，也不只是跟自己以前的道路相比如何。我們沿中國道路前行，已經過了這個階段。要敢于和國外比，敢于和現在比，也要敢于比未來。中國當然還存在不少問題，每個國家都存在問題，不同的階段存在不同的問題，解決問題的同時會帶來新的問題。因此，有問題并不可怕，關鍵是能不能在這條道路上不斷解決問題。中國道路解決問題的能力讓世界矚目，中國道路為世界發展注入越來越多的正能量，也讓世界矚目。只要我們沿中國道路走下去，讓中國的改革、發展和穩定的大勢再鞏固一些年，讓對中國總體有利的世界經濟政治局勢再持續一些年，有關中國道路的種種誤解、曲解乃至惡解，勢必將逐漸淡去或是不攻自破。那時，中國道路將會在世界范圍內得到更多的尊重和正確評價。
二是知道哪些路子不能走。
堅持走好中國道路，不僅對中國道路“是什么”要有認識上的自覺和自信，還要清楚哪些路是不能走的。黨的十八大再次重申，“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就是為了突出堅持走中國道路這個要求。
“老路”和“邪路”，是過去經常講的指意明確的一個比喻。不走“老路”，不是說對過去的探索都不尊重，而是說，實踐已經證明，過去以蘇聯模式為代表的以及像“文化大革命”那樣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已經走不通了，所以才通過改革開創出新路。不走“邪路”，不是說，對外國各種道路中好的東西不尊重，不需要汲取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和其他國家的先進經驗了，我們的改革不前進了；而是說，各個國家可以有各種不同的發展道路，但符合中國國情的道路只有一條，換句話說，中國道路是有原則、有方向的，在改革開放中，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不能用其他什么方向來動搖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這個方向。比如，關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既不能實行社會主義高級階段才能實行的完全按勞分配制度，也不能實行資本主義國家以私有制為基礎的按資分配制度，而只能實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實行這種制度，不搞平均主義，不同社會成員的收入不可能沒有差距，但不能差距過大，更不能兩極分化。黨的十八大關于中國道路的概括中，強化了“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和“堅持走共同富裕道路”，說明我們黨越來越重視收入分配領域里出現的新情況，同時也說明，要不要解決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問題，要不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絕不僅僅是收入分配領域的問題，而是關系到我們的改革是不是體現了社會主義本質的問題。總之，不走“邪路”、“老路”的具體含義，就是堅決抵制拋棄社會主義的各種錯誤主張，絕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同時，要自覺糾正超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錯誤觀念和政策措施。不走“老路”和“邪路”，都突出了對中國道路的牢牢堅持，并要求與時俱進地創新發展。二者互為依托，是統一的。
第二，關于怎樣發展。
中國道路不是僵化的模式，對中國道路最好的堅持，就是與時俱進地發展。發展中國道路的最大動力，是在實踐中深入推進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當然也是發展中國道路的關鍵一招。盡管現在推進改革矛盾多，難度大，但正如習近平總書記2012年12月在廣東考察時所說，“不改不行。我們要拿出勇氣，堅持改革開放正確方向，敢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既勇于沖破思想觀念的障礙，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
推動中國道路往前發展，人們從不同角度，都會認為有當務之急，諸如民生，法治，公平，生態，收入差距，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反腐倡廉，周邊事態，等等。站的角度不同，從事的職業不同，關注的重點不同，答案自然不同。這就需要進一步調查研究，作出戰略判斷，確立主攻方向，推出頂層設計。
所謂頂層設計，很重要的一點，是重視各領域體制改革的統籌設計。十八大報告提出“要把制度建設擺在突出位置”，意也在此。“五位一體”的總布局怎樣推進和發展，各實踐領域的具體道路怎么走，各有著力點、突破點。比如，在經濟領域，改革的關鍵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發展的關鍵是提高質量和效益。在文化領域，關鍵是培育和踐行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升中國道路的文化軟實力。但從總體上說，要走好中國道路，從制度、體制機制的改革和建設入手，無疑最為關鍵。一是因為，經過多年的實踐探索和積累，中國道路在前進中積累了不少經驗，不少方面已有規律可循，為一些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提供了條件；二是因為，如果各種制度、體制、機制仍然不協調配套，勢必出現相互牽扯甚至內耗，進而影響總體改革和發展成果；三是因為，我們既面臨提高制度建設的質量和水平的問題，也面臨如何切實遵循和敬畏制度的問題，在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做到用制度管權，靠制度辦事的問題上，還有許多事情要做。走中國道路，我們曾經擁有人口紅利，長期擁有改革紅利，再進一步，如果在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路子上取得更多更好的收獲，勢必帶來更大的制度紅利。
鄧小平在1992年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2頁。）。鄧小平說的30年，已經過去了20年。十八大報告提出，“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這是對中國道路在制度形態上的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政治發展道路方面，黨的十八大還就如何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健全協商民主制度等作了安排。在我們的制度體系中，原本有政治協商的傳統，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我們黨把協商和選舉并列為社會主義民主的兩種重要形式，近年來，又明確了協商民主這個概念，十八大報告進一步將其作為一種制度，并要求落實到專題協商、對口協商、界別協商、提案辦理協商、基層民主協商各個方面。這些部署，廣泛、多層地擴展了社會主義民主的內含，無疑將成為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發展中國道路的著力點。還有各方面體制機制的協調改革，更是一篇大文章。
推動中國道路往前發展，不僅要有轟轟烈烈的突破和轉折，更需要漸進式的改進、完善和積累。對看準了的改革，要下決心干，爭取有所突破，早有成效。對看得還不那么準，又必須有所突破的改革，則需要在實踐中探索，摸著石頭過河。
所謂摸著石頭過河，是一種漸進式的改革。中國道路的創新發展，有自己的風格，這就是，從“先易后難”的務實主義，再到“攻堅克難”的現實主義，要避免陷入脫離實際、急于求成的浪漫主義。抬頭看遠方，需要理想情懷，才不會失去目標方向；埋頭走路，需要現實主義，才不會跌跟頭。務實和現實的改革，既直面改革的難點和焦點，又強調改革的漸進過程，而不是期望短期內就能夠把想解決的難題都做完，也不是渲染還沒有條件去做的事情以作畫餅，更不幻想拿花樣翻新的口號，來說明中國道路的發展如何風光。
突破性改革總是以漸進式改革為基礎的。比如，如果沒有粉碎“四人幫”后在兩年徘徊中前進的漸進變化，就不可能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果斷停止“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宣布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如果沒有20世紀80年代市場經濟取向的漸進式改革，如果不經歷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階段，就不會在1992年來一個大突破，明確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經濟改革的目標；過去我們只強調公有制經濟，1997年把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作為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也是經過近20年的實踐探索，特別是在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后，才取得的突破性成就。這就叫積小成為大成。
當然，摸著石頭過河，絕不是狗熊掰棒子，瞎抓一氣，不知所得，而主要是摸規律，摸重點，摸突破口。這就需要善于總結經驗，在條件成熟的時候推出頂層設計。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在中國道路的前進方式中，不是分離的，而是互相促進的。
總之，堅持和發展，在走好中國道路的實踐中，是統一的。統一的途徑，在于實踐，在于實踐提出的問題。統一的效果，要接受實踐的檢驗，看解決問題的效果。統一的方式，還是鄧小平說的那四句話：對的要堅持，不足的加把勁，不對的趕快改，新問題出來抓緊解決。（參見《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08、372頁。）這就是中國道路的前進方式，也是怎樣才能走好中國道路的歷史辯證法。
五、中國道路與“中國夢”
中國道路承載著“中國夢”前進，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
中國道路到哪里去？擁抱“中國夢”！
“中國夢”就是現代化之夢，社會主義之夢，民族復興之夢。這三個含義，在十八大報告中表述得很清楚。中國道路的總任務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國道路的現狀是：已經“不可逆轉地開啟了中華民族不斷發展壯大、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進軍”。中國道路的前景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逐步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在“中國夢”的三種含義里，現代化是形態，社會主義是靈魂，民族復興是主體。
為了尋夢，就必須尋路。
中國道路從來連接著“中國夢”，“中國夢”本就是中國道路的應有之義�！爸袊鴫簟笔墙袊e貧積弱的處境刺激出來的。沒有衰落的低谷，就沒有在沉淪中崛起的夢想。負責任地構想未來，必然解決走什么路，才可能接近和實現夢想的問題。在更多的情況下，夢想未來、提出目標比較容易，選擇走什么路反倒艱難萬分，往往要經過曲曲折折的實踐探索，才可能找到一條正確的道路。反過來說，道路總是承載著信仰，沒有崇高信仰的道路，很容易滑向機會主義，終難走出一片明朗的天地。一個簡單的邏輯是：“夢”不同，“路”必不同；“路”不同，“夢”亦將不同。只有“路”和“夢”的緊密結合，才會使“夢”深刻地承載歷史，讓“路”正確地對接未來。說中國道路寄托著近代以來無數仁人志士的夙愿和期盼，承載著幾代中國共產黨人的理想和探索，就是這個意思。
在探索積累和開創發展中國道路的過程中，始終貫穿著對現代化之夢、社會主義之夢、民族復興之夢的追求。
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第一個提出了“振興中華”的目標，為了實現這個夢想，他找到的是民族主義、民主主義和民生主義道路。其中，民族獨立是民族復興的前提，民主主義則是現代化的基本訴求，節制資本、平均地權，以求“均富”的民生主義，很接近社會主義理想。
毛澤東確立的新民主主義道路，目標之一是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為了使國家復興”（《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9頁。），“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2頁。），這是民族復興的根本政治前提；目標之二，就是他說的，“我們搞政治、軍事僅僅是為著解放生產力”（《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9頁。），進而使中國由落后的農業國變成先進的工業國，
這是民族復興在現代化方面的體現；目標之三，是大家都熟悉的，走新民主主義道路，是替社會主義創造前提，前途是走向社會主義，這是民族復興的靈魂。
確立社會主義制度后，毛澤東再次探索道路問題，提出，對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正確道路”（見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系回憶錄》（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4頁。）。對這條道路的目標，毛澤東設想的精要是，讓社會主義中國“變成一個大強國而又使人可親”（《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405頁。）；實現工業、農業、科學文化和國防的現代化，從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過渡到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民族復興也不光是自己站起來，強起來，到21世紀后，“中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7頁。）。
進入新時期，鄧小平開創中國道路，一開始就自覺地提出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63頁。）。1984年，他確切地講，“總的來說，這條道路叫做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道路”（《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65頁。）。1987年，針對“中國現在干的究竟是什么事情，有些人還沒有搞清楚”這個現象，鄧小平明確把現代化和社會主義聯系起來：“我們干四個現代化，人們都說好，但有些人腦子里的四化同我們腦子里的四化不同。我們腦子里的四化是社會主義的四化。他們只講四化，不講社會主義。這就忘記了事物的本質，也就離開了中國的發展道路�！保ā多囆∑轿倪x》第3卷，第204頁。）可見，“中國夢”里現代化和社會主義這兩個含義，在中國道路的開創過程中，一開始就是不能割裂的。到十五大，我們黨正式把中國道路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個概念對接起來。十六大以后，我們黨進一步把中國道路的社會主義之“夢”，從此前的“富強民主文明”擴展描述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
“中國夢”誘人，但絕不虛幻。
在中國道路的探索積累和開創發展過程中，現代化、社會主義和民族復興，不僅始終作為目標存在，而且始終是具體的，是由一個又一個階段性目標連接起來的。比如，關于中國道路的現代化之“夢”，圍繞“小康”這個階段性目標，我們先后經歷了從解決溫飽到小康水平，從小康生活到小康社會，從總體小康到全面小康，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樣一個階段到又一個階段的實踐行程。以后，我們還要經歷從建黨一百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建國一百年時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這“兩個一百年”目標的銜接和實踐。以上不同的目標概念，語境不同，內含也不一樣，但都反映了“中國夢”所經歷的階段性特征。到實現第二個一百年目標的時候，大體就可以稱得上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了。到那時，已經發展到新的境界的中國，不僅會為維護世界和平、促進世界繁榮作出更大的貢獻，中國道路也會為人類的共同價值添加更多的資源和標記。
中國道路是著眼于現實，面向未來，催人奮進的復興大道，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共同努力和永續奮斗。走“中國路”，圓“中國夢”，無疑是當代中國最耀眼的時代主題！
〔作者陳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北京 100017〕
（來源：《黨的文獻》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