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辯證統一關系中深化和拓展改革開放史研究

宋月紅

在具體地、歷史地認識和把握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關系的基礎上，黨史國史研究越來越突出改革開放以來歷史的研究。這是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發展對理論研究和建設的需要，也是黨史國史的當代性和時代性所規定的。當代歷史和人類社會發展到哪一步，歷史研究就應跟進到哪一步，在歷史與現實的結合上，用發展的觀點研究發展著的歷史，及時總結歷史經驗，豐富和發展對歷史規律性的認識。

對于改革開放以來的黨史國史，目前從概念上大致有如下三種表述：一是從歷史發展的主題上，謂之“開創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間段歷史”；二是從歷史發展的階段性與連續性的統一上，稱為“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歷史；三是從歷史發展的推動力上，則為“改革開放歷史”。這三種表述雖然各有側重，但在歷史時限上是一致的，在歷史內涵上內在地統一或歸因于改革開放，研究對象則集中表現為改革開放歷史。研究改革開放以來的黨史國史，突出和跟進“改革開放歷史”，合乎歷史發展實際，是認識邏輯與歷史邏輯的統一。推進改革開放歷史研究，當然需要階段性、專題性和細節性的研究，更需要從貫穿于改革開放的辯證統一關系問題入手，進行通史性、整體性和系統化的研究。只有這樣，才能夠通過改革開放歷史研究，深入推進開創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間段歷史、改革開放新時期歷史的研究，深刻揭示改革開放歷史發展的主題與主線、主流與本質。

一、從改革開放的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開創和發展史，深刻闡明改革開放是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歷史是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開創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這一歷史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其中“什么是改革開放、怎樣進行改革開放”的理論與實踐探索的根本前提是探索回答“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為此，深化改革開放歷史研究，需要突出研究如下三個基本問題。

（一）關于改革開放的發生問題。這是研究改革開放歷史的重要基礎和認識前提。改革開放前無古人，也非偶然。它合乎歷史發展潮流和時代發展趨勢，是黨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中領導人民進行的偉大創造和自覺選擇。講不清楚改革開放之所以發生、之所以這樣而非他樣發生的問題，改革開放歷史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對于改革開放歷史的認識也將處于模糊或混沌狀態，如此則難以通達改革開放歷史，也無從建立“歷史自信”。改革開放的理論和實踐是不斷豐富和發展的，改革開放的發生當然不能代替改革開放的全部和整體，但其蘊涵著改革開放的內在機理，是改革開放發展的歷史基礎與源泉。研究改革開放歷史，需要把這一歷史放在當代中國史和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中去認識和考察，特別是要講清楚改革開放的歷史緣起和邏輯起點。它包括改革開放是在什么歷史條件下發生的，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是如何作出的，改革開放實踐又是如何開啟的。它不僅要回答改革開放與之前的當代中國歷史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闡述改革開放的歷史源頭、思想來源和制度基礎，而且要論述改革開放的性質、內涵與方向。歷史地看，改革開放的發生，一是在歷史基礎上，繼承和發展改革開放前黨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的獨創性理論成果和物質基礎；二是在歷史經驗上，總結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正反兩方面經驗和借鑒世界社會主義歷史經驗；三是在道路的開辟上，走自己的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二）關于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社會主要矛盾問題。這是研究改革開放歷史的核心內容和根本點。改革開放圍繞認識和處理社會主要矛盾而展開，確立和發展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使得中國社會從生產力到生產關系、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都發生了意義深遠的重大變化，世情、國情、黨情也發生了深刻變化。但是，中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這里的“變”與“沒有變”是改革開放歷史的辯證發展和總體態勢，是改革開放在國情上的集中體現。研究改革開放歷史應與改革開放歷史發展的這一大邏輯相統一，也就是從國情實際、從改革開放的實際出發。否則，研究改革開放歷史，將偏離或失去研究的重心和基本依據。

（三）關于改革開放的歷史地位和社會性質問題。改革開放在黨史國史上具有重要轉折意義和開創意義。這是改革開放的歷史發展所賦予的，是研究改革開放歷史的重要著力點和落腳點。改革開放從一開始就是圍繞“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根本問題展開的，其轉折意義主要表現在它把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實踐探索劃分為改革開放之前和之后兩個既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歷史時期，其開創意義則集中表現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辟和拓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確立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完善和發展。研究改革開放歷史，既要研究改革開放的思想理論史、政策發展史，更要研究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并把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深刻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如何開創和發展的，科學揭示黨的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改革開放的歷史發展表明，改革開放是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社會主義是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撇開“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或不以此作為貫穿改革開放歷史發展的一條主線，研究改革開放歷史就會缺少思想靈魂或迷失科學方向。研究改革開放歷史，也需要針對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和對改革開放之社會主義性質的質疑和否定，深刻闡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實行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邏輯與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的有機統一，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

二、從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的關系上突出改革開放歷史本體論研究，深刻把握改革開放的具體歷史進程

從目的意義上說，改革開放具有彼此相互聯系的三個方面的基本內涵：一是進行經濟體制改革，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現代化；二是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賦予社會主義新的生機活力；三是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保持和發展黨的先進性。社會基本矛盾決定政治體制改革需要與經濟體制改革相適應，以促進生產關系更好地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改革開放是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領導人民進行的新的偉大革命，堅持和改善黨對改革開放的領導，必須以加強黨的建設為前提基礎。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相應的其他各個領域的改革。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的應然邏輯關系，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的那樣：“政治體制改革同經濟體制改革應該相互依賴，相互配合。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遇到人的障礙”，“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于政治體制的改革”【《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4頁。】。在改革開放的歷史發展進程中，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的實然邏輯關系同樣如此，并經歷了一個艱辛探索和發展的過程。然而，國內外長期以來存在著對這種關系的片面認識甚或偏見，一方面不從中國國情出發，而以西方民主為標準，認為改革開放沒有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另一方面則撇開歷史條件，認為政治體制改革嚴重滯后于經濟體制改革。這些都是不符合改革開放的歷史發展實際的。政治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是經濟社會和經濟體制改革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積極穩妥”地推進的。改革開放之所以能夠成功推進和深入發展，經濟體制之所以能夠由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發展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政治體制同經濟體制改革相適應地進行改革所分不開的。在這個意義上說，改革開放史就是一部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相適應、相協調發展的歷史。

改革開放歷史的本體在于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及其歷史邏輯關系的發展。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是改革開放的兩大鮮明主題和歷史性課題，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貫穿于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各個領域和環節，其他方面的改革都是與之相適應、相配套或由其派生出來的。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是在徹底否定“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理論和實踐的基礎上作出的。中共十七大闡明了改革開放“十個結合”的歷史經驗，其中之一就是“把推動經濟基礎變革同推動上層建筑改革結合起來”。改革開放既積極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又積極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不斷推動社會主義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相適應。同時，改革開放的實踐是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指導的。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鄧小平評價說，《決定》“寫出了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初稿，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83頁。】。《決定》指導并推動了以城市為重點的經濟體制改革全面展開。研究改革開放歷史，圍繞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及其歷史邏輯關系的發展，才能抓住改革開放歷史的“綱”，從而展現改革開放歷史這一波瀾壯闊的宏大歷史畫卷。

三、從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的關系上加強改革開放地方史和區域史研究，彰顯改革開放的全國統一性和地方特點

從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上看，改革開放是在發揮中央與地方的“兩個積極性”及其互動中不斷推進的，是上下、縱橫、點面結合的，經歷了從農村到城市，從東部到中西部，從試點到推廣，從條條塊塊到統籌協調，從市場分散到市場統一，從“摸著石頭過河”到頂層設計，從一部分地方、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到實現共同富裕，等等。比如在經濟領域，由于各地經濟發展不平衡，為縮小差距，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既立足于發揮經濟發達地區的積極性，充分利用其有利條件、基礎和優勢，使經濟更快發展，并帶動和促進經濟不發達地區發展，也立足于發揮經濟不發達地區的積極性，并對中西部經濟不發達地區積極扶持。再比如，根據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實行分稅制，合理劃分了中央和地方的事權，合理確定了中央和地方的收支比例；實行政策性金融與商業性金融分開，以及匯率并軌等等。這些改革既為了理順經濟關系，又調整了中央和地方的利益關系。在改革開放中，發揮中央和地方的兩個積極性，關鍵是處理好中央與地方、集中與分散、整體利益與局部利益的關系。

民主集中制是黨和國家機構的組織原則和領導制度，在決策實行改革開放和怎樣進行改革開放中同樣體現了這一原則和制度。各個地方進行改革開放，是在國家政策法規的統一指導下，從本地實際出發創造性地開展的。在此意義上說，改革開放歷史既包括國家層面的整體史，又包括地方層面的地方史和區域史。其中，前者是改革開放歷史的主體部分，后者是有機構成，二者也是相互交織在一起的。研究改革開放歷史，既要通過整體史把握改革開放的大局、全局和全國統一性，又要通過地方史和區域史反映改革開放實踐的多樣性和地方、區域的特點。從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上研究改革開放歷史，具有基礎性和結構性的研究對象和認識維度。

改革開放作為新的偉大革命，使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系更加緊密而復雜，新情況和新問題不斷涌現，有時矛盾還十分尖銳。改革開放歷史把人類社會發展史、思維史與自然界的歷史更加緊密地融合在一起。加強改革開放地方史和區域史研究，除了從多學科深化改革開放的地方和區域特點外，還需要發展改革開放的歷史地理研究，具體而實地地反映改革開放實踐活動的空間狀態，以及改革開放對行政區劃、經濟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影響，如城鄉交流，人口流動，經濟特區的設置，沿海、沿江、沿邊、內陸地區的開放，以及水利、能源、交通、通信方面的基礎設施建設，等等。發展改革開放歷史地理研究，有利于把這一歷史從“歷史文獻學”記憶狀態“走入”人類生活的空間，使之實物、實地化，既看得見也摸得著，彰顯歷史的鮮活性。

改革開放史研究已經成為黨史國史研究中最具現實性和時代性的專門史，是理論與實踐、歷史與現實相聯系、基礎性與應用性研究相結合的綜合性研究課題。深化和推進這一歷史研究，需要在歷史研究學科的基礎上，構建合乎改革開放史發展邏輯的學科體系和學術創新體系，進一步形成改革開放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

（本文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北京 100009）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