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穿《戚本禹回憶錄》中的謊言（上）

——關于《在中南海工作的日子》部分

逄先知 呂澄 沈棟年 王象乾

 

前不久，戚本禹在香港出版了一本《戚本禹回憶錄》（以下簡稱《回憶錄》）。原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幾位同戚本禹共過事的老同志，對這本書進行了座談。他們是：

逄先知，1950年3月2日調入中共中央書記處政治秘書室（在中南海，后改為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其他幾位同志以及調入的時間，分別是：

呂澄，1949年8月9日，當時在香山。

沈棟年，1950年5月6日。

王象乾，1950年3月2日。

李公綽，1949年5月，當時在香山，是第一個幫助田家英處理群眾來信的。因年老體弱行動不便，此次座談時，他通過電話表達意見。

除逄先知外，其他4人都是戚本禹在《回憶錄》中所說的“八司馬”的成員。

 

以下是這次座談的紀要。

座談中，大家對下面幾個問題形成一致意見。

第一，戚本禹是什么人？

我們同戚本禹都相處十多年，對他不是一般的了解。他很用功，愛鉆研問題，有能力，能說會道。但毛病實在不少：極端個人主義，不擇手段地盡力向上爬，總想出人頭地，嫉妒心十分強，整起人來下手很狠，還愛拉幫結伙。他的這些毛病，在“文革”中惡性膨脹，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成為北京市紅衛兵“五大領袖”之上的“戚大帥”，干了許多天怒人怨的壞事。毛主席說：“王、關、戚要打倒總理、老帥”，“不是好人”。周總理說：“戚本禹是到處伸手的野心家”。陳毅說：“不抓戚本禹，黨心不服，軍心不服，人心不服。”1983年11月，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打砸搶罪，判處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

戚本禹犯罪事實，人所共知，件件落實。以其自以為是的膨脹個性和根深蒂固的頑固立場，他對自己的罪行不思悔改，對給他帶來“人生輝煌”的“文化大革命”無限留戀，也是不難理解的。

第二，戚本禹為什么要寫這樣一本《回憶錄》？

大家一致認為，《回憶錄》謊話太多。他在去世前拋出此書，給人的印象是要在身后留下所謂“真相”，以此博得不了解那段歷史的讀者的好奇和好感，甚至是“同情”。但戚本禹的真實用心，卻不這么簡單，必須揭破。

一是他打著擁護毛主席的旗號，極力美化江青，為他自己“文革”中的罪行翻案。在戚本禹的所謂“回憶”中，許多老一輩革命家，無論他是否接觸過，在他筆下都不是好人，讓人覺得“文革”前的領導干部中，似乎真的存在一個龐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老一輩革命家應該被打倒。

二是他自吹自擂，抬高身份，洗刷罪行，為自己叫屈翻案。戚本禹寫的“文革”前的內容，就一個主題：自己如何能干，同事們如何不行，自己如何受到毛主席的重視和江青的信任。寫的“文化大革命”的內容，也是一個主題：處處為自己洗刷罪行，他犯下的惡行，似乎都事出有因，而且壞事都是別人干的，相反自己做了許多“好事”。

第三，《回憶錄》敘述的事情有怎樣的迷惑性？

確實要承認，戚本禹很會寫“回憶”。可惜，他的才能在政治上沒有用在正道，在《回憶錄》里也是把假的說成真的，把道聽途說的事情編得很圓，因此很有迷惑性。其迷惑性有三：一是，他在中南海有18年的工作經歷，又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名人”，介入了許多事，人們會認為他的回憶揭了許多“秘密”，“有價值”。二是，他很善于編造一些“故事”情節，添枝加葉，用一些生動的語言，細致的描寫，吸引讀者的眼球。三是，戚本禹是筆桿子出身，有一套歪理，能把一些事情聯系起來加以發揮，把“故事”講圓，使之看起來很有邏輯。

戚本禹在《回憶錄.后記》中，信誓旦旦地說：“我更看重我在《回憶錄》中描述的歷史事實的真實性。史料的真偽應是研究歷史的人最為看重的。我對《回憶錄》中我描述的歷史事實的真實性負責。”但是，在當事人、知情人看來，特別是同中央檔案館保存的檔案相對照，情況正好相反，而且很容易看出他的敘述破綻，很多都是謊言。

我們幾個都是與戚本禹共過事的人。以下大體按照《回憶錄》的順序,按照他所講到的一些事情，我們根據同他接觸中所了解的情況，并運用一些檔案材料，來揭穿戚本禹的謊言，還原事實的真相，以正視聽。至于他在“文革”中的種種更惡劣的表現，因為我們幾個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受到迫害，有的還被長期關在秦城監獄，就只能期待熟悉那段實際情況的人來澄清了。

 

一、為毛主席讀報、摘報的來龍去脈

1950年5月間，中央辦公廳秘書室的工作分為兩個組。一個是信訪組，任務是處理群眾給毛主席的信件；另一個是讀報組，為毛主席讀報，搞摘報，這是毛主席交給的任務。為此，每省的報紙都訂了一份，按地區分到每個人。讀報組組長是呂澄，組員有韓瑞定、戚本禹、張冠儔、馬芷蓀、逄先知等。除戚、逄外，都是大學生。室領導彭達彰分管讀報組，辦了一個內部資料《讀報摘要》。每一個人分看一個地區或兩三個地區的報紙。各人把當天閱讀過的報紙中認為重要的內容摘出來，交彭達彰選擇、匯總、定稿，再打字送毛主席。

關于讀報摘報的情況，《回憶錄》專門列了一章，寫了一段很長而又很詳細的文字，不知情的人很容易受騙。

《回憶錄》說：

當時，我主要負責閱讀、摘錄華北地區的報紙，如《石家莊日報》、《河北日報》、《山西日報》等。當我看到《山西日報》上一篇關于山西省農民合作化的報道后，就把它送給主席了。這篇報道主席劃得滿篇都黑了。這份報紙應該不會銷毀的，主席雖然沒批話，但滿篇有劃道，有劃圈，要能找出來，那就是一份很重要、很珍貴的歷史文件。李順達就是在50年代的合作化運動中，成為全國勞動模范后聞名全國的。還有山西申紀蘭搞合作化的事跡，也是我報告上去之后，引起主席重視的。其他地區的報章，由秘書室其他人負責，但我有時也瀏覽，凡看到農村出現新富農、出現新的兩極分化的情況，我立即把有關報道報告上去了，這類報告主席都會劃圈。

又說：

我這個中學生搞的報告，主席劃圈最多，有的還批示轉發下去，而名牌大學的高才生搞出的東西主席看也不看。這個情形引起了副主任彭達彰的注意。田家英開始重視我也是從這時開始的，因為我搞的東西，主席退回來都經他手的，他看到了主席都劃圈，而且還條條道道的。一次他對我說：你送的東西主席都看過，都劃過。而且，更讓他們奇怪的是，不光是這類重要事我送上去主席就劃圈，而且別人送上去的一些名人軼事主席不看，而我送上去的一些趣聞、軼事，主席卻又喜歡看。田家英也奇怪，說我運氣怎么這么好啊。他真沒搞明白其中的道理，干脆我送的東西都不壓，立即送主席。

呂澄、逄先知都是讀報組的。王象乾當時管打字和收發工作，一切上報的和毛主席批下來的東西，都要過他的手。當時，只報送《讀報摘要》，不送報紙。戚本禹卻說，他看到《山西日報》上有一篇山西省農民合作化的報道后，將報紙送給了毛主席，“這篇報道主席劃得滿篇都黑了”。大家讀到戚所說的這些，覺得十分可笑，戚本禹竟能如此厚著臉皮說謊話，編故事，把自己吹到天上，把別人貶得一錢不值。

參加座談的同志回憶，報送毛主席的《讀報摘要》都不退回，更未見過毛主席有什么批示，辦了幾個月就停了。為什么停呢？毛主席不滿意。他還是得自己親自看報紙，《讀報摘要》不能滿足他的要求。大家記得很清楚，宣布撤銷讀報組那天，秘書室主任師哲向讀報組全體人員講話。他很生氣，說：“我本來以為你們是鋼筋水泥，實際是火柴桿，撐不起來！”這個“你們”當然包括戚本禹在內。彭達彰當即作了自我批評。

關于《讀報摘要》停辦，戚本禹是怎樣說的呢？他說：

新華社知道了主席經常要看報摘，就說他們掌握的情況更多、更全面，應該由他們來為主席搞報摘。彭達彰一聽就說，那好啊，你們能弄那最好了。我們人手不夠，你們弄了，我們給你們送主席。這之后就誕生了新華社的《內部參考》，秘書室讀報的工作就停下來了。

《讀報摘要》報送范圍很小，只送毛、周、劉、朱等，任何一位領導都未作過批示，新華社怎么會知道？關于《讀報摘要》停辦的原因，戚本禹諱莫如深，不愿意說實話。如果實話實說，他吹的那些牛皮就會炸開了。事實很清楚，新華社辦《內部參考》同《讀報摘要》停辦是毫無關聯的。戚本禹卻憑空把這兩件不相關的事扯在一起，企圖掩蓋毛主席對戚參與的《讀報摘要》不滿意這一真實情況。

 

二、1950年安徽大水災，有災民被毒蛇咬死，毛主席是看了誰的報告而落淚的？

《回憶錄》說：

1950年夏天，淮河流域發生水災，災情百年不見，淮河也潰堤了，淮北地區陷入汪洋大海，安徽、河南兩省有上千萬人遭災。當時，我特別關注有關報道和群眾來信來電，就把讀到的各種相關情況做了摘要交給領導，由他們向毛主席報告。毛主席在得知了有災區的人民為避洪水爬到樹上去、結果被毒蛇咬死時，難過得流下了眼淚，并在1950年7月20日批示：除目前防救外，須考慮根治辦法，現在開始準備，秋起即組織大規模導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導淮，免去明年水患。

實際情況是怎樣的呢？毛主席得知有災民避水爬到樹上被毒蛇咬死而落淚，是在1950年8月5日看了時任皖北區黨委書記曾希圣等人8月1日的來電，而不是別的什么報告。這有檔案為證。毛主席在曾希圣等人來電中的“被毒蛇咬死者”六個字下面劃了一條橫線。戚本禹竟然謊稱毛主席落淚，推出治淮決策，是由于看了他的“摘要”。戚本禹硬把8月5日毛主席“難過得流下了眼淚”而作的批示，說成是毛主席1950年7月20日的批示。其實7月20日的批示，是毛主席看了華東防汛總指揮部7月18日的報告后作出的。這個報告里，并沒有災民在樹上被毒蛇咬死的記載。戚本禹為了表功，就是這樣不顧歷史的真實，張冠李戴地胡亂編造。戚本禹分工閱讀的是華北地區的報紙，安徽屬華東地區，淮河流域大水災的消息如果有報道，也應登在《安徽日報》和河南省的報紙上，這不屬于戚分工閱讀的范圍。戚本禹不在信訪組，怎么又會看到群眾來信來電呢。可見，所謂他搞的關于安徽水災“摘要”是沒有的事。

戚本禹在《回憶錄》中還說：

如果那時候每個同志……不能把全國各地群眾生活的真實狀況和群眾中出現的積極的進步的社會變革思想，及時報告給主席，那當年治理淮河水患就不會有了，合作化在全國的推廣也不會發生了。

戚本禹的這句話可不要小視，這是他編造謊言之后再加深問題，是點睛之筆。他的寫法用的是假設句式，乍看起來好像并不顯山顯水，沒有說到他自己怎么樣。其實，這句話的真實意思是：正是我戚本禹將這些情況及時報告給毛主席，才有了當年淮河水患的治理和農業合作化的推廣。戚本禹貪天之功據為己有，真是太厚顏無恥了。

 

三、戚本禹是怎樣管理毛主席圖書的

《回憶錄》把管書和編《毛澤東選集》作為先后接續的兩件事來寫。實際上不論是戚本禹還是逄先知，作為田家英的助手（當時還不叫秘書），這兩件工作都是同時做的。

關于管理圖書，《回憶錄》用了不小的篇幅進行了細致描述。他不去講毛主席喜歡讀什么書，要過什么書，卻借管書這事自我吹噓了一番。其中有幾點肯定說得不對。

比如，戚本禹說：“毛主席還喜歡買書，他要買的書，有的是江青的警衛買的，有的是書店的，有的是田家英或其他人吩咐我買的。”逄先知說：“根據我管毛主席的圖書那16年的親歷親見，毛主席只是說要看什么書，從來沒有說要買什么書，更沒有江青的警衛去買書的事。毛主席的書主要是田家英帶著我到舊書店去買，北京的琉璃廠、西單商場、東安市場、隆福寺、前門打磨廠等賣舊書的地方都買遍了。田家英出差到上海、杭州等地，首先要去書店為毛主席買書。有一次在上海，柯慶施來看望田家英，見到桌子上擺著很多舊書，柯批評說：‘田家英，你凈搞這些封資修的東西。’其實，田家英買的書都是毛主席喜歡看的。毛主席手不釋卷的那部《二十四史》，就是田家英通過鄧潔弄來的。戚說：‘現在有人說，是田家英創建了毛主席的藏書室。不能這么說，因為那不是田家英有計劃做的，而是毛主席喜歡讀書的這么個推動力之下的一個自然積累的過程，是大家努力的結果。’這些話顯然是針對我在《毛澤東的讀書生活》中說的一段話：‘這里要特別提到，為建設毛澤東的個人藏書室，田家英所做的貢獻是不應當忘記的，他是花了很多心血的。沒有他的具體幫助，建成這樣的圖書室是困難的。’戚本禹的說法，只靠‘毛主席喜歡讀書這么個推動力’而沒有人具體去做，圖書室就能自然而然地形成嗎？他說‘是大家努力的結果’，這個大家是誰？應該不包括戚本禹，他不但沒有管好書，還把書給弄壞了。”

又比如，戚本禹說：“主席曾說過：‘我的書，警衛戰士們都可以看的。’所以警衛戰士來借書，我也都給辦理，登記個名字就借出去了……《西行漫記》看的人本來就多，警衛戰士和他們的家屬也看。”逄先知說：“我為毛主席管書，從來沒聽毛主席說過他的書可以隨便往外借，連警衛戰士的家屬都可以看。到我那里借過書的只有李訥、毛遠新、孔令華。毛主席非常愛惜他的書。在延安的時候，給他管書的一位同志把他的書弄丟了，主席很生氣，批評了他一番，直到解放后他還提起這個事。有一次他發現《四部備要》中的一本書被老鼠咬了，問田家英是怎么搞的。從此田家英就養了一只貓。”

戚本禹還說：“逄先知的歷史知識有限，為了彌補他的這個不足，田家英就干脆把軍委辦公廳的老秘書、書法家陳秉忱聘請過來，幫助他補習歷史知識和關于古典書籍的知識。”戚本禹又瞎說了。1954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毛澤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隨即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辦公廳，任命張經武（原任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為主任，田家英為副主任。陳秉忱從軍委辦公廳調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辦公廳，與逄為毛主席管書的事沒有一點關系。從《回憶錄》里看，戚是看不起管書這個工作的，但在這一章的文末又言不由衷地說：“我雖丟掉了管理毛主席的圖書這樣一個光榮的工作”如何如何，并在字里行間，抬高自己，貶低別人。

王象乾說：“戚本禹沒有給毛主席買過書。他說毛主席的書通過他的手借給警衛戰士看，也是沒有的事。”

戚本禹在《回憶錄》里編造了一個毛主席與江青共同批注《資本論》的故事。他說：“毛主席讀過的《資本論》第1卷，從第1章開始就都是密密麻麻的批語。有的是《資本論》的重點，復述一下；有的是主席自己的看法，比如對商品該怎么認識；有的是他做評論。不僅主席看了《資本論》而且江青也跟著看了，江青在上面也有批字，江青的字和主席的字有點像，但我能分辨。主席的批語已經是密密麻麻的，江青再一批字，就把那個書都批滿了，空白都沒有了。這也可以見證主席跟江青的關系是很好的。第2卷、第3卷主席批得比較少。”

逄先知說：“毛主席有一本解放前出版的《資本論》第1卷。毛主席在扉頁寫了兩個年代：‘1938年’、‘1867——在70年之后中國才出版’。在《資本論》第1卷第2頁上寫著：‘1867年距今87年’。書內有毛主席用紅藍鉛筆劃的線，沒有批語。這本書現在保存在中央檔案館。以上情況說明毛主席讀過《資本論》，但使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戚本禹會這樣地胡編亂造。如果是為了駁斥有人說毛主席沒有讀過《資本論》，那也不能靠造謠的辦法，而應當實事求是地說明毛主席讀《資本論》的情況。當然，沒有留下批語，不等于沒有認真讀過。戚本禹居然說‘江青也跟著看了，江青在上面也有批字’，顯然是捏造。戚本禹什么時候也忘不了吹捧江青。”

 

四、關于編《毛澤東選集》

戚本禹在《回憶錄》里說：

我離開管理毛主席的圖書這個工作崗位不久，田家英就安排我參加編輯《毛澤東選集》的工作，具體任務是做校對和收發。毛主席在1949年12月底到1950年2月第一次訪問蘇聯期間，就和斯大林商量過出版自己選集的事，回國后不久就打算讓秘書室開始整理編輯《毛澤東選集》。1951年2月底、3月初，毛主席決定正式啟動《毛澤東選集》編輯工作。編輯工作正式啟動后，由劉少奇任“編輯委員會”主任。《毛澤東選集》編輯進度是很快的，1951年2月、3月正式啟動項目，同年10月第1卷就出版發行了；1952年4月第2卷也上了書店的書架；1953年4月第3卷也與讀書見面了。我從頭到尾參加了這三卷的編輯校對工作。

逄先知說：“1950年8月，中央決定讓田家英參加《毛選》編輯工作。不久，田家英就把戚本禹調去協助工作，同時做兩件事，一是為毛主席管書，一是參加《毛選》校對等技術性工作。戚說，毛主席從蘇聯回國后不久就打算讓秘書室開始編《毛選》。根本沒有這回事，秘書室是專門處理群眾來信來訪的，沒有能力承擔編《毛選》的工作。戚還說，1951年2月底、3月初《毛選》編輯工作正式啟動后，由劉少奇任‘編輯委員會’主任。這又說錯了。劉少奇任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主任是1966年7月20日，怎么扯到1951年這里來了？《毛澤東選集》1—4卷出版時，編輯單位的署名用的是‘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這只是出書時使用的名稱，并沒有實際的機構。”

逄先知是1950年11月調到田家英那里工作，接替戚本禹的。戚在田那里工作，為毛主席管書，校對《毛選》，前前后后一共只有三個月左右的時間，戚本禹卻說：

我從頭到尾參加了這個三卷的編輯校對工作。當時完成的《毛澤東選集》一、二、三卷的標點符號，最后都是由我校對的。這也是文字基本功之一。把《毛澤東選集》一、二、三卷校對完后，我原來不會寫的字會了，不會的文法也會了。自那以后我寫起文章來，就輕松多了。后來我能寫出一些有點氣勢的文章，可以說就是得益于這個時期校對《毛澤東選集》。校對完《毛澤東選集》1至3卷，我對毛主席的思想的領悟有飛躍性的提高，寫起文章來就會自覺地、自然地去融會進去一些毛主席的思想，帶著一點毛主席的風格。我那時的報告送上去，他看了喜歡，喜歡就批注，恐怕就有這樣的道理在其中。

凡是做過校對工作的人都知道，校對時必須聚精會神，像對待“敵人”那樣一個字一個字地對校，不能有稍許分心，更不可能分心去學習、理解文章的思想和文法，往往校對完了甚至連文章講的什么意思都沒有印象。如果真像戚本禹說的那樣，他通過校對《毛選》就“對毛主席的思想的領悟有飛躍性的提高”，那他肯定是一個不稱職的校對者。這也許就是田家英不讓他繼續參加《毛選》工作的原因：不好好地搞校對。

總之，戚本禹用了那么多篇幅講他參加《毛選》校對工作，目的是為了說他參加了《毛選》1—3卷全部校對工作。大家都知道，《毛選》1—3卷到1953年才出全，他只做過三個月的工作，怎么談得上參加了1—3卷的全部校對工作？戚說：“1951年2月底、3月初，毛主席決定正式啟動《毛澤東選集》編輯工作”，那時他早已離開田家英那里，由逄先知接手了。逄接手，正是參加《毛選》第1卷的校對、抄寫等工作。

關于《矛盾論》的修改，戚本禹又編造了一篇假話。《回憶錄》中說：

《矛盾論》是主席在一、二、三卷中用功夫最多的一篇，改動也最多，它原來是毛主席1937年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講課的提綱，后來是把這個講課記錄稿印出來給全黨學習。毛主席在準備這個講課提綱的時候，經常和艾思奇一起討論。這次編輯《毛澤東選集》收錄此文，主席先是對照原來的講課記錄稿口述修改和補充，當時胡喬木、陳伯達、田家英都在場。田家英回來跟我說過，他記都記不下來，聽也聽不懂。

這段話首先就鬧了一個笑話。艾思奇到延安之前，毛主席在1937年8月7日已經寫成了《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矛盾論》是這個講授提綱的第3章第1節“矛盾統一法則”。而艾思奇是1937年10月才到延安的。毛主席在準備這個講授提綱的時候，怎么可能在延安同遠在國民黨統治區的艾思奇經常一起討論呢？毛主席修改《矛盾論》的情況，戚并不知情，居然也信口開河，瞎說一氣，仿佛他真的很知道內情似的。毛主席修改自己的文章，尤其是像《矛盾論》這樣的理論文章，從來都是自己親自動手，怎么會口授修改意見讓別人記錄呢？看看毛主席從石家莊寫給陳伯達和田家英的兩封信吧。一封信中說：“伯達、家英同志：《矛盾論》作了一次修改，請即重排清樣兩份，一份交伯達看，一份送我看。論形式邏輯的后面幾段，詞義不暢，還須修改。其他有些部分也還須作小的修改。”另一封信中說：“家英同志：《矛盾論》的原稿請即送來。凡校對，都須將原稿連同清樣一起送來。”這兩封信說明，毛主席不但親自修改，還親自校對清樣，哪來什么口述修改之事。這兩封信的時間分別是1951年3月8日和3月15日。這時戚本禹早已經調去處理群眾來信了，再也沒有接觸過編《毛選》的任何工作，他卻偏要裝得好像他在場并且一清二楚似的。他在這里乘機把田家英貶了一通，說田對毛主席的話“記都記不下來，聽也聽不懂”。田家英在延安馬列學院學過哲學，當毛主席秘書也三年了，能是戚本禹所貶損、挖苦的那樣嗎？

講到《論持久戰》，戚本禹說得更離奇了：

毛主席《論持久戰》的手稿，保存在中央檔案館，誰去調都調不出來，連總理都調不出來，我們要校對其中的一些文字，就必須親自跑去檔案館。手稿是主席用毛筆寫的，有的地方則是江青用鋼筆謄寫完了，主席再在上面改一改。這是怎么一回事？我后來去問過江青，江青跟我說，那是因為當年主席原來寫的地方比較亂了，她就在邊上重新謄寫一遍，主席再在她謄寫的地方用毛筆做修改。

讀到這里，感到戚本禹簡直是在編造“天方夜譚”式的“神話”。《論持久戰》手稿根本就沒有保存下來。中央檔案館長期負責保管毛主席手稿的齊德平說，從未見過《論持久戰》的手稿。很奇怪，戚本禹卻能看到根本不存在的東西。他還特別看到手稿上有江青謄清的筆跡，這真是癡人說夢。事實上，《論持久戰》在1938年就已由毛主席親自定稿，在延安出版了單行本。《毛澤東年譜（1893—1949）》記載，1938年6月27日，毛主席校完《論持久戰》第一、第二部分清樣，告知出版科《論持久戰》擬出單行本。當時單行本大量印行，后來出版的晉察冀版、晉冀魯豫版和東北版的《毛澤東選集》都編入了這篇著作。新中國成立后編《毛選》，根本不需要用手稿去“核對其中的一些文字”。戚本禹為了“證實”自己的話，在《回憶錄》里寫了一大段文字，據說是江青向戚本禹說的她如何精心護理毛主席寫《論持久戰》，說得繪聲繪色，這就是戚本禹所說的《論持久戰》手稿背后的“感人故事”。戚本禹無中生有地造出了一個《論持久戰》的手稿問題，一是為了吹噓自己，二是為了吹捧江青。但他弄巧成拙，暴露出《回憶錄》中謊言太多，更使讀者看破了那本《回憶錄》究竟有幾分真實性。

 

五、關于群眾來信來訪

戚本禹在《回憶錄》中說：

《毛澤東選集》搞得差不多了的時候，田家英找我談話，說群眾來信已經成堆，來信組人手不夠，調你去當組長，你把手上的工作移交給逄先知，送審、校對工作都由逄先知代替。

戚本禹1950年11月間回到秘書室，由逄先知接替他的工作。那時，田家英參加《毛選》編輯工作才三個月左右，照戚本禹的說法，1951年2月底、3月初，《毛選》編輯工作才正式啟動，怎么能說已經搞得差不多了？

關于戚本禹是否調去當信訪組組長問題，沈棟年、王象乾說：“戚本禹是1950年冬天回到信訪組。信訪組并沒有組長，由彭達彰直接領導，下面由各人按來信內容分工處理。1952年開始，按來信地區分三個組，才設立組長、副組長職務。”

戚本禹做群眾來信來訪工作還是努力的，稱職的，但他在《回憶錄》里處處標榜自己，把別人的貢獻攬到自己身上，又壓低別人，甚至貶損周總理、劉少奇等同志和朱老總。

在講到反映失業問題的來信越來越多時，戚本禹說：

我琢磨，這樣一件件送不行，一件件解決也不行，應該給主席一個報告，講清楚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于是，我就把失業工人的信拿來、把農民的信拿來、把其他什么人的信都拿來，綜合在一起，把主要問題擺出，把統計數字搞準，寫了一個關于市民和工人失業的專題報告。田家英看了說，寫得不錯，我們送上去，這一封信頂幾百封信，主席就不用看幾百封信了。田家英沒改幾個字就送上去了，用的是“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報告”的名目。用這個名目給主席寫報告，一般是年終報告，不是專題報告。我起草的這份關于失業問題的專題報告，恐怕是建國以來中辦開先河的一次。

戚本禹在引了毛主席批示大意后說：

其實，總理當時掌握的情況比誰都多，比主席也多，可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一直沒給主席匯報。主席批了以后，總理馬上就通知全國，起草文件，找人調查，全國開會。各地一看中央要重視了，都實話實說反映情況了。由于給主席的報告是我起草的，總理要我去參加會議，到各個小組去旁聽。通過這件事，我親身體會到了什么叫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偉大英明不是像一些人說的是吹出來的。這個問題就擺在那里，那么多中央委員，包括總理、劉少奇、朱總司令，都同情工人，怎么沒有一個人主動去想法解決？最后還是我們這些小秘書把情況反映到主席這里來了，主席批示了才重視起來，才去想法子解決。

參加座談的同志，都知道戚本禹說的不是事實。王象乾說：“關于秘書室向毛主席寫報告分為總結性的即年終報告和專題報告，這樣的大主意是田家英提出來的。田家英說，信訪工作不僅處理具體問題，更要綜合反映問題。要給中央起耳目作用，特別是把剛剛露出地平線苗頭的問題，及時向中央反映。戚本禹說他寫的關于失業問題的專題報告是建國以后中辦開先河的一次，太自我標榜了。”

最早調去幫助田家英處理事務的大學生李公綽說：“我們這些人從來沒有起草過給毛主席的報告，這類報告都是彭達彰寫的。”

戚本禹說報告是他起草的，總理要他去參加會議。大家說，以秘書室名義給毛主席的報告，從不署個人名字，周總理怎么知道是戚本禹寫的，叫他去參加會議？在戚本禹筆下，在解決群眾失業問題上所起的作用，連周總理等老一代革命家，還有那么多中央委員，都不如戚本禹這個“小秘書”，太狂妄了吧！

我們參加座談的同志都在毛主席身邊工作，為他老人家服務十幾年，對毛主席有著深厚的感情，深切體會到毛主席十分關心人民群眾疾苦。同樣，周總理、少奇同志、朱老總都十分關心群眾疾苦。戚本禹在這里有意貶損周總理，突出他這個“小秘書”，實在太不像話了。

戚本禹在《回憶錄》中說：

田家英就因為處理群眾來信不及時，受到主席一次嚴厲的批評。1951年8月北京石景山發電廠的一個書記，反映工人工資比較低，工資沒調整，物價又上漲，所以工人生活很困難。那信開始是我接手處理的，我整理后給了田家英，但不知什么原因，他沒交到主席那里，可能是因為當時這樣的信太多，他見怪不怪了，所以不大重視。恰巧不久林老去石景山，看到了工人的實際困難，就聽工人們說他們給毛主席寫過信反映情況。林老回來后就到主席那里說起這信的事來，主席聽說工人有信給他就查問，一查果然有。田家英趕緊拿了送去。主席看到有信來卻不給他就很生氣，批評田家英說，你的工作就是向我反映工人、農民的情況，這么重要的反映工人生活困難的信，你壓了那么久不送給我看，這是個對工人的感情問題，是立場的問題。工人的疾苦，就是黨的最大的問題，我們黨是干什么的，就是給老百姓解決問題的，怎么能掉以輕心呢？你是不是不想干了，不想干了你就打報告，我再找人……主席的這個批評應該說是很嚴厲的，田家英當時就吃不消了。我沒有在場，田家英也沒跟我們全講，我聽他跟別人講了幾句，知道主席批評得很厲害。彭達彰安慰他說，信是我管，我沒盡到責任。

關于秘書室壓信受到毛主席嚴厲批評這件事，逄先知是親歷者，他那時正在田家英那里工作。逄先知說：“信不是田家英壓的，辦信的人壓了幾天，未將這兩封信（指石景山發電廠黨總支書記王自勉1951年8月27日給毛主席的信和石景山鋼鐵廠黨委1951年8月31日給毛主席的信）及時反映上去，這兩封信反映了工人生活困難、工資存在不合理現象的問題。毛主席知道后，發了大脾氣，說：‘共產黨員不為工人階級辦事，還算什么共產黨員！’毛主席于9月12日分別給他們寫了回信，說已令有關機關迅速和合理地解決這個問題。壓信這件事，田家英是代人受過，承擔了責任，進行了檢討。我在《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的文章里，寫過這件事。我寫的是‘辦信的同志壓了幾天’，沒有點名。戚本禹是負責北京地區的群眾來信的，他自己也說信開始是他處理的。當時田家英專心編《毛選》，處理群眾來信這一攤事兒由彭達彰負責，當時彭達彰就說他自己有責任。田家英確實是代人受過，所以他感到十分委屈，喝悶酒，喝得大醉。當年的情景，還歷歷在目。可是戚本禹卻把責任全部推到田家英身上。他說，他沒有在場，田家英也沒有給他全講，只聽田家英跟別人講了幾句，那他怎么會知道毛主席是怎樣批評田家英的？戚本禹只好編造出一大段毛主席的話，說什么毛主席說‘你是不是不想干了，不想干你就打報告，我再找人……’為壓了這兩封信，毛主席會對自己十分信任的秘書田家英這樣說嗎？”

《回憶錄》中還說：

1950、1951、1953這幾年秘書室的年度報告都是我寫的。這是因為田家英看到我處理群眾來信的具體成績比較優秀，寫起來言之有物、下筆有情，而且我那時也還協助他搞《毛澤東選集》編輯，他對我了解最多，非常信任我（我還因為經常給中央反映重大情況當選過中直機關勞動模范）。但到了1954年，情況變了。有一次，楊尚昆的秘書孟凡述在吃飯的時候跟我說，秘書室的報告應該是寫給辦公廳，由辦公廳再轉給主席。我把這話向田家英做了匯報，田家英說，這個就困難了，主席說這個報告是要直接給他的。但是，田家英又怕得罪楊尚昆，就跟我說，那以后就不寫書面報告了，用口頭報告給主席吧。

戚本禹先是自我吹噓一番，說1950年、1951年、1953年的年度報告都是他寫的，而且還在協助田家英搞《毛澤東選集》編輯工作。前面說過了，戚本禹并沒有給毛主席寫過報告，報告都是彭達彰等室領導寫的。為了進一步印證這件事，逄先知是這樣用電話詢問李公綽的：這三年的年度報告是不是戚本禹寫的？李非常明確地說：“絕對不是，也絕對不可能是。這幾年的年終總結報告，怎么會是戚本禹寫的，都是彭達彰他們室領導寫的。戚本禹這樣吹牛，真可怕！”呂澄更肯定地說：“這幾年的年終總結報告絕不是戚本禹寫的。”王象乾說：“1964年前后，田家英有一次對秘書室的室務委員，帶有批評的口氣說：‘戚本禹剛來的時候，連普通信都寫不好，改來改去才能用，他現在寫的文章，你們誰能寫得出來。’”

戚本禹總愛拿參加《毛選》的編輯工作說事。其實，他只搞了三個月，田家英就把他調開了。如果田家英信任他，又認為他的工作那么優秀，為什么要調開呢？當時搞信訪工作的同志，水平比較高、辦信經驗比較多的，并不少，并不是非他莫屬。戚說，田家英怕得罪楊尚昆，就跟他說，“那以后就不寫書面報告了，用口頭報告給毛主席吧”。大家讀到這些話，非常驚訝。李公綽說：“這些話簡直是天書，完全莫名其妙，壓根兒不可能，毛主席是習慣看書面報告的。”呂澄說：“戚本禹不太像話，胡編亂造。給毛主席的工作報告，一直是用書面的形式，從來沒有做過口頭報告。”王象乾說：“沒有戚本禹說的不給毛主席送書面報告的事，秘書室一直給主席送書面報告。”

戚本禹一有機會就貶周總理，他不斷抓住信訪工作做文章，好像中辦秘書室比政務院的作用還大。《回憶錄》中說：

我的總的體會是，毛澤東對各界來信都很看重，又特別重視工人、農民反映情況和要求解決困難的來信。我是實實在在地感受到，毛主席是真心關心人民群眾的疾苦，關心普通老百姓的疾苦！周總理也關心，但我感到他總不如毛主席那樣關心。當年的政務院比我們秘書室知道的東西多，可是毛主席知情并解決這些問題，都是先由秘書室把群眾反映的問題匯報上去才發生的。又說：總理也有不匯報不請示的問題，例如上一章說過的，建國初很多地方工人、農民生活疾苦，情況很嚴重，總理比誰都知情，卻沒有把問題及時向主席匯報，請示主席怎么解決，而是在秘書室把情況反映給主席之后，在主席的敦促下，才開中央會議討論解決方案。

戚本禹不敢明目張膽地批周總理，而用旁敲側擊的辦法貶低周總理，這里面包藏著他狂妄的政治野心。

戚本禹在中南海工作期間，黨內發生了高饒事件。戚不是這一事件的親歷者，卻在其個人回憶錄中大寫特寫，或者抄襲一些不實的材料，或者胡編亂造，妄加論述，歪曲歷史。他居然說：“我親眼見到劉少奇和高崗相互斗罵，王光美哭起來了。”

 

六、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講話及其修改

戚本禹用了很大篇幅寫這個問題。但是他對這個問題的來龍去脈根本沒有弄清楚，更不知道其中的一些真實情況，就信口開河，冒充聆聽者，編造了許多假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文內簡稱《正處》），戚本禹說：

反右派運動開始了，為了提供反右派運動的理論指導，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報》以《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為題，發表了毛主席的這篇講話。但是，它不是原始講話。它是由胡喬木、田家英和陳伯達等人根據毛主席的原始講話文件修改而來的，與原始講話有很大的不同。

我是現場聆聽過全部講話并做過記錄的，知道原始講話和發表出來的文章之間很大的不同到底是在哪里。當時聽完講話，講話文件都要交回去，我也沒有保留下原始講話文件。不過，我用自己在上海搞地下黨時自創的“戚氏速記法”較為完整記錄下了這個講話。后來，我看到過毛主席親筆擬寫的講話提綱的手跡，就抄錄了一份。以下有一個附文，它就是我根據我自己抄錄的毛主席的講話提綱手跡和我的現場速記記錄整理出來的部分內容，可以用來與實際發表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文章進行對比。對比了就知道，哪些是主席的東西，哪些是他們后來加進去的，哪些是真正的主席的思想，哪些是黨內其他高層領導的意見。

主席當時提的是應該在全國搞民主，沒有什么反右派，沒有什么六條，沒有什么釣魚，都沒有。反右派是后來根據整風運動中右派的乘機進攻的情況加上去的，是主席在這個問題上，同意吸收不同意見補充上去的。主席是真誠地希望大家幫助黨整風。主席說了，人們總是會有些不同的意見，就是有些不對的，也不要緊，不用怕。發表出來的文章把帶棱角的話都去掉了，這不是主席個人的意見，而是代表全黨的意見。主席講話后，社會上出來那么多言論，其中有很多是攻擊黨和社會主義的，也許主席就覺得自己講話有不妥，又可能受到各種上報材料的左右，他就同意做改動，但改了的東西不如原先的好。胡喬木改的較多，以至于后來胡績偉就揭發說，胡喬木亂改主席講話。但據我所知，胡喬木改稿是根據主席綜合了黨內其他同志的意見后提出的修改意見進行的，不是他自己亂改的。

戚本禹說他是“現場聆聽過全部講話”的。這不是事實。他沒有資格出席最高國務會議（擴大）。當時中直機關的干部（大概是十七級以上的）是在中直機關禮堂聽的講話錄音，秘書室的干部呂澄、李公綽、逄先知、沈棟年、王象乾都去聽了。戚也是那次去聽的。戚說：“當時聽完講話，講話文件都要交回去，我也沒有保留下來原始講話文件。”戚本禹又瞎說了。毛主席當時只起草了一個講話提綱，供自己講話用的，根本就沒有印發什么“講話文件”。

《正處》問題，戚本禹把文章主要做在原講話記錄同后來正式發表的定稿有一些不同上面。他認為，原講話記錄是毛主席的真實思想，正式發表的定稿是主席受到上下左右人的影響，為了平衡各種力量和意見，違心地放棄了一些本來合理的主張。“六條標準”，是同意吸收不同意見補充上去的，而不是毛主席的意見。

戚本禹還說：毛主席的《正處》講話“造成這樣一個寬松的氣候，出現這樣一個百家爭鳴的局面，這本是好事。可是，黨內高層一些人本來就怕這怕那，這個時候都在底下說毛主席不好。據我當時在辦公室聽到的情況，劉少奇、鄧小平和彭真他們就說，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講話，沒有經過討論就出去了，以往什么事情都是先黨內后黨外，毛主席這次是先黨外后黨內了，一樣的內容，先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了，然后才在黨內宣傳工作會議上講。他們攻擊毛主席違反程序，把黨弄得岌岌可危，把國家也搞亂了。黨內有相當一部分人跟著他們這樣看、這樣說，埋怨主席不該放開，不該讓什么人都出來提意見……這些人都要求主席改變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的那個方針。”

戚本禹含糊其詞地說是在辦公室聽說的，又不說出是聽誰說的，這樣就可以給自己造謠留下很大的空間。

毛主席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思想淵源早已有之，而且首先在黨內多次地講。遠的不說，就從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說起。這篇文章在寫作過程中，曾經召開有中央領導人參加的九次會議進行討論，參加的人有劉少奇、朱德、陳云、鄧小平、張聞天、陸定一等。在12月2日討論初稿的會議上，毛主席就提出了這篇文章的五個要點，第四點即為：“要分清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是兩種性質根本不同的矛盾，要采取不同的方針、不同的辦法，解決不同性質的矛盾。”怎么能說《正處》的思想沒有在黨內醞釀呢？毛主席當時確實是主張放的，想營造一個寬松的政治環境。他在1957年2月16日在中南海召集中央各報刊、中國作家協會等單位負責人開會，批評了教條主義。王蒙當時因寫《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小說受到批評，毛主席為他解圍；毛主席還說批判胡適時把胡適的一切全部抹殺了，以后要寫一兩篇文章補救一下；指出只允許香花，不允許毒草，這種觀念是不對的，等等。周恩來、鄧小平、胡喬木、胡耀邦、周揚出席了會議。這一連串會議的召開，不是先黨內后黨外嗎？哪里存在什么“違反程序”的問題。說什么劉、鄧、彭“他們攻擊毛主席違反程序，把黨弄得岌岌可危，把國家也搞亂了”，這是造謠惑眾。當時，關于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理論及處理的方針、方法，黨中央是完全一致的，沒有人持反對態度。

戚本禹還說，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報》發表的《正處》，是“由胡喬木、田家英和陳伯達等人根據毛主席的原始講話文件修改而來的”，還說什么“胡喬木改的較多”。戚本禹看過《正處》講話修改的過程稿嗎？怎么能這樣毫無根據地瞎說呢？根據檔案，《正處》講話是毛主席親自修改了十幾次、親自定稿的。怎么能把發表的《正處》說成是胡喬木、田家英、陳伯達修改的稿子呢？在檔案中保存的各次修改稿中，田家英沒有改過一個字，胡喬木只有一處文字性的修改，毛主席沒有采納，哪有什么“胡喬木改的較多”。陳伯達作了一些修改（由逄先知謄寫在稿子上），這些修改是根據毛主席征求來的意見，供毛主席參考的，取舍由毛主席決定。事實的真相就是如此。

戚本禹還假借江青之口，說他想要說的話。《回憶錄》中寫道：

1957年夏天，中央在青島召開會議，江青陪毛主席去的……后來江青對我說過：“主席這一個夏天都是悶悶不樂，我給他講青島的事，他都沒有心情聽。”我問，因為什么事。她說還不是因為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放了一炮，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結果弄得黨外進攻，黨內不滿意。我在現場聽過主席的那次講話，也看到了那之后黨內和社會上發生的種種事情，非常理解主席為什么心情不好。一方面，正是因為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了話，讓大家暢所欲言，才出現一個全國性的大鳴大放的寬松的政治氣候。等這個氣候出來了，黨又把它消滅，還要用毛主席自己的原始報告來做成槍炮把它消滅。這不等于是讓毛主席自食其言嗎？……“裴多菲俱樂部”中國的確也是有的。主席也是不希望右派翻天的。但是弄得不好，就要把好不容易出來的民主氣氛壓制下去。這是一種黨內外夾擊的復雜局面。群眾意見、民主黨派友好人士的意見以及右派的攻擊，其實還是好處理的，難的是黨的高層的批評意見不好處理。那時，劉少奇是黨內已經認可的接班人，鄧小平是毛主席親自點將到北京后不到兩年就擔任黨的總書記的，彭真雖然在延安時期就是很左的，但對于黨在延安時期的撥亂反正的貢獻是很大的，自那以來黨內地位也很高。還有大批同志跟在他們后面，也一樣對毛主席講話有這樣那樣的埋怨。

1957年7月，黨中央在青島召開的工作會議，主要是討論整風、反右、知識分子、農業發展綱要等問題。中央政治局常委全部出席。出席會議的還有政治局委員、一些省市委書記。毛主席主持會議。當時毛主席主要集中精力起草、修改《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一面征求意見，一面修改。在改出第十稿后批示鄧小平：“此是最后定稿，請你提交政治局批準。如有修改，請告知，如無修改，即可發出。”青島會議期間，毛主席的工作是很忙的。他一面要主持會議，找有關的人談話，同時又要起草和修改文件。這就是當時的主要情況。怎么能說毛主席“悶悶不樂”呢？怎么又扯上《正處》講話了呢？

人們會問，戚本禹為什么編出這樣一篇謊言，而且特別把謠言造到劉少奇、鄧小平、彭真三位老一代革命家頭上，老是把他們三人同毛主席對立起來？想想“文革”時期戚本禹得勢那當兒的情況，就不難回答。戚本禹是靠大批判起家的。他批判、批斗最厲害的，就是這三位領導人。戚本禹至死不悔，繼續傷害他們，造他們的謠言想以此證明，他當年的大批判、亂批斗是對的，為他自己翻案。

從上述戚本禹的一系列“回憶”中，人們會感到很奇怪。一個掌握“文革小組”實際大權的江青，一個搞極“左”大批判的急先鋒戚本禹，怎么忽然都“開明”起來了，說什么毛主席《正處》的原來講話，造成一種寬松的氣候，出現了這樣一個百家爭鳴的局面，這是好事；什么毛主席講了話，讓大家暢所欲言，才出現一個全國性的大鳴大放的寬松的政治氣候；什么弄得不好，就要把好不容易出來的民主氣氛壓制下去，等等。說得多么好聽啊！請問戚本禹，這些話，不管是你自己的，還是借江青之口說出來的，怎么在“文革”中連一點影子都看不見呢？那時，全國被你們這些人搞得萬馬齊喑，人人自危，哪里有什么“雙百”方針，哪里有什么寬松的政治氣候。

戚本禹對《正處》前后兩稿作對比，說到底就是為了“揭示”所謂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同志與毛主席的對立。講話稿才是毛主席的思想，而定稿塞進了劉少奇等同志及黨內一些人的東西。這是戚本禹制造這些謊言的用意所在。

《正處》從講話到正式發表，時隔近四個月。自始至終是毛主席在親自動手修改，并廣泛征求黨內意見，歷時55天，共改13稿。這中間中國政治發生了重大變化，極少數右派分子以為時機已到，向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進攻。毛主席的思想也發生了重要變化，這個變化不可能不反映到他對《正處》的修改上面。修改稿中加進了強調階級斗爭很激烈、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這些同原講話精神不協調的論述。關于評判政治思想戰線上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的六條政治標準，就是毛主席修改《正處》講話過程中，于5月25日親筆加上去的，這是在他寫的《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發表之后第十天，并不是別人強加于他的。當天，毛主席批示田家英：“我在百花齊放部分有一些重要修改，請田于今午打清樣校正一下。”毛主席所說的重要修改，主要指加上了“六條政治標準”。至于修改過程中廣泛征求意見，這是毛主席多次批示中所強調的。征求意見的范圍也是他親自定的，包括：政治局、書記處各同志，在京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當時在京參加會議的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30余人），外加田家英、胡繩、鄧力群。

應當說，毛主席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是很精彩的。經他親自修改的正式發表稿，保持了原講話的主題、原講話稿的基本內容和基本框架，理論形態更加完備，思想內容更為豐富，邏輯結構和文學表述更加嚴謹，是一篇重要的馬克思主義著作。《正處》吸收了集體智慧，但它完全是屬于毛澤東的，所謂“毛主席違心地放棄了一些本來合理的主張”云云，都是別有用心的胡說。（待續）

 

（來源：《炎黃春秋》2016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