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導》周報上的筆名“致中”與蔡和森、陳獨秀考辨

李永春

[摘要]《向導》周報上的筆名“致中”，有人考證為鄧中夏，有人推測為尹寬，更多的人認定是陳獨秀。考諸“致中”文章的語言風格、用詞特點和主要思想觀點，再證諸陳獨秀、鄧中夏和蔡和森的活動軌跡，可知《離間中俄感情之宣傳》《喪盡利權之魯案協定》《北京政變與孫曹攜手說》出自蔡和森之手，《統一的國民運動》《廣州事變之研究》《憲法與自治學院》為陳獨秀的手筆。因此“致中”是蔡和森和陳獨秀共同使用的筆名，部分署名“致中”的文章是蔡和森代陳獨秀寫的。

《向導》周報是黨的第一份政治機關報，其中許多文章是黨的領導人以筆名發表的。考證這些文章的真實作者，對于深入研究《向導》以及黨的早期領導人的思想與活動都具有重要意義。關于《向導》上的筆名“致中”，有人考證為鄧中夏，有人推測為尹寬，更多學者認定是陳獨秀，并將署名“致中”的文章收入陳獨秀的文集和年譜。“致中”到底是誰的筆名，仍值得深入考辨。

一、署名“致中”的文章不可能出自鄧中夏之手，也不可能全是陳獨秀的手筆

有研究者認定“致中”是鄧中夏筆名的主要根據是，“致中”在《向導》的作者中的位序與鄧中夏在第二屆中央委員會的排名大體一致，如《向導》第 13期“致中”的文章排列在張國燾文章之前，馬林在 1922年 8月 12日至9月 7日工作記錄中說“張太雷與陳獨秀和鄧[中夏 ]會談后決定，邀請北京參加會議”，在1923年 3月 30日關于罷工問題的討論記錄也說“鄧——蔡——張太雷討論湖北代表與張國燾之間的分歧”，都將鄧中夏排列在陳獨秀之后、蔡和森之前，說明鄧中夏在第二屆中央委員中排序第二。從“致中”的文章在《向導》的排列與鄧中夏在第二屆中央委員中的排序一致，可證“致中”即鄧中夏。（參見李繼華、馮鐵金、周芳編注《李大釗軼文輯注與研究》，線裝書局 2013年版，第 281—282頁。）其實，馬林上述工作記錄中關于鄧中夏的位序，與當時鄧中夏在中央委員中負責勞動運動的分工有關系，但不能由此得出鄧中夏在第二屆中央委員中排序第二的結論。揆諸史實，鄧中夏在第二屆中央委員中也并非排序第二（參見中共二大史料編纂委員會：《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共黨史出版社 2006年版，第 156頁。），“致中”的文章并非都排在《向導》相應各期第二位。從“致中”的文章排序和鄧中夏在中央委員中排名的設定，來推論“致中”就是鄧中夏，是經不起推敲的。

推測“致中”為尹寬的筆名，尚未見實據。《向導》上署名“致中”的文章大多刊發于 1922—1923年，與尹寬當時在法國、蘇俄的活動軌跡不符，尹寬 1922年 6月參與組織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1922年 10月至 1923年 2月任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1923年 2月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改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總支部，任總支部執行委員會委員、共產主義研究會主任（至 1923年 12月）。1923年 12月赴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1924年夏回國后擔任中共中央局秘書，協助陳獨秀處理中央日常事務。因此不可能是尹寬的作品。

署名“致中”的文章在《向導》上共計 6篇，即第 13期《離間中俄感情之宣傳》（1922年12月 23日）；第 14期《喪盡利權之魯案協定》（1922年 12月 30日）；第 20期《統一的國民運動》（1923年 2月 27日）；第31、32合期《北京政變與孫曹攜手說》（1923年 7月 11日）；第 49期《憲法與自治學院》（1923年 12月 19日）；第 148期《廣州事變之研究》（1926年4月 3日）。《向導》早期基本上按期出版，所以上述“致中”文章的發表時間是相對準確的，其中《離間中俄感情之宣傳》和《喪盡利權之魯案協定》兩文發表于 1922年 12月，正值陳獨秀出席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期間，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于 1922年 11月 5日—12月 5日召開。陳獨秀在 1922年 10月初回安徽，之后組織中共代表團赴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會議，1923年 1月 10日從莫斯科回到北京。這兩篇文章按理是不可能出自陳獨秀之手的。曾經參與《向導》編輯工作的羅章龍證實，陳獨秀主編《向導》時幾乎每期都執筆為文，但是“在一九二二年十月出國參加共產國際第四次大會時中斷了一個時期”。（羅章龍：《椿園載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89年版，第 284頁。）這也印證了上述“致中”的兩篇文章不可能是正在參加共產國際會議的陳獨秀之手筆。

《向導》作為黨的政治機關報，中央主要領導人幾乎都參與編輯和撰稿。馬林在 1923年2月 4日至 10日工作筆記中證實，“整個中央委員會——《向導周刊》撰稿人”；還談到下一步“計劃”為“陳，蔡，鄧，上海《向導周報》”，大意是說陳獨秀、蔡和森和鄧中夏三人負責編撰《向導》。（李玉貞主編《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光明日報出版社 1989年版，第121、124頁。）從此期鄧中夏的活動來看，他在 1923年 2月因為組織開灤等工人罷工，遭到北洋政府通緝，但仍堅持留在北京處理“二七”慘案的善后事宜。因此，《向導》1923年 2月 27日刊發的《統一的國民運動》一文，不大可能出自鄧中夏之手。《向導》“北京政變特刊號”（7月 11日出版）的署名文章中，陳獨秀、蔡和森、毛澤東、劉仁靜以及共產國際代表孫鐸都在廣州，聚集于《向導》編輯部，他們無論是在撰稿還是編輯方面都有便利條件。而鄧中夏在出席黨的三大后回到上海，從 6月19日至 7月 9日一直忙于黨和團的指導工作以及上海大學教務（參見馮資榮、何培香編著《鄧中夏年譜》，中國文史出版社 2014年版，第 143—144頁。），所以從撰稿或郵寄（從上海到廣州）的流程來看，7月 11日發表的《北京政變與孫曹攜手說》一文，就不大可能出自鄧中夏之手。就《向導》而言，當時具體負責編輯事務的主要是陳獨秀和蔡和森，蔡和森“堅持原則，積極工作，著重協助陳獨秀進行政治宣傳，處理政治問題。他在中央局內的作用僅次于陳獨秀”。（王健英：《中共歷屆中央領導集體述評》上卷，中共黨史出版社 2007年版，第 43頁。）《向導》編輯部即設在主編蔡和森的住所，他有編輯和撰稿的便利條件。正如曾經擔任《向導》編輯的鄭超麟所說： “《向導》的靈魂是蔡和森，每期都是以他的文章為中心。”（《鄭超麟回憶錄》（上），東方出版社 2004年版，第 213頁。）因此，在陳獨秀出國期間《向導》上署名“致中”的文章，應當首先考慮是否出自蔡和森之手。

二、從文章內容推斷部分署名“致中” 文章的真實作者

鄭超麟指出：判斷一篇文章歸誰所寫，“可以根據當時黨內的宣傳形勢，文章的風格來分析，不難得出結論”。（《鄭超麟回憶錄》（下），東方出版社 2004年版，第 139頁。）就陳獨秀、鄧中夏、蔡和森的語言風格來看，陳獨秀不愛寫長文章，不喜歡用典故。他的古文根底好，用詞簡潔，文字樸實，寫文章習慣于用排比句式，抒發議論，一氣呵成。他有時候用詞隨便，“老頭子慣用的字眼，有一些同我們現在慣用的不同，有些字眼，我們以前用的，現在不用了，但他繼續用。例如，我們現在用的是‘階級斗爭’，但他仍用‘階級爭斗’”。（轉引自《鄭超麟回憶錄》（下），第 656頁。）在陳獨秀出國期間，《向導》上署名“致中”的文章，與此前及后來可以認定為陳獨秀的文章在風格上并不完全一致。鄧中夏是我黨早期的著名理論家，但主要是研究工人運動、青年運動和群眾運動，撰寫的時事評論文章并不多見。他在《向導》上沒有發表過署名文章。《統一的國民運動》經過考訂為陳獨秀的文章，也可以否定“致中”是鄧中夏在《向導》使用的筆名。蔡和森是中共早期理論家，他的文章理論性強，而且善于抓住現實中的重大問題，從復雜現象中揭示事件的本質，說理透徹，觀點鮮明，

很有戰斗性和說服力。他的文章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大多配以醒目新奇的標題，給人深刻的印象。諸如《請看外國帝國主義在中國搗些什么鬼》（《向導》第 11期）、《吳佩孚真會揀便宜貨》（《向導》第 7期）、《雙管齊下的國際帝國主義》（《向導》第 4期）。他的文筆潑辣，語言生動形象，如“胡匪賣國賊”和“紅胡子”（指張作霖）、“秀才愛國家”（指吳佩孚）、“吸血同盟”（指“九國公約”）、“聯省‘鬧劇’”（指聯省自治運動），等等。以下根據三人的語言風格、用詞特點和主要的思想觀點，結合各自的活動，對筆名“致中”的文章作進一步考證。《離間中俄感情之宣傳》，刊于《向導》第 13期（1922年 12月 23日出版）。從發表時間來看，不可能出自正在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會議的陳獨秀之手，已如前述。文章說到：中國報紙的這些反對蘇俄的宣傳“都是直接間接受外國帝國主義宣傳員之支配的”；“這又不知道是那個侵略家造的謠。或者是日本要奪取中東路，先造些謠言做藉口的資料罷。”“所有反對蘇俄的宣傳或謠言，都不過是想離間中俄人民的感情的，中俄人民的共同敵人——外國侵略家——時常使用離間計，或反令使中俄人民的關系親密罷”。這些內容不僅與《向導》第 10期《外國資本家的宣傳員真聰明》（署名“田誠”）在思想上密切相關，觀點也很相似。而且，與同期《向導》的《國人對于蘇俄的同情》（署名“和森”）所說“這種對于蘇維埃俄羅斯的同情，極其重要，不但促進兩民族的感情和利益，而且與中國的解放有很大關系，因為我們要從世界帝國主義手中解放出來，便非與蘇俄聯盟不可”，在主題上有明顯的關聯。可以說，這三篇文章都符合蔡和森此期宣傳中俄聯合思想的特點。而且，文中出現的“侵略家”“外國侵略家”等，都是蔡和森的習慣用語。從《向導》第 28期《美國不是外國，馮玉祥不是軍閥？》等文章來看，陳獨秀則喜用“外國侵略者”。此外，文中“外人為保護僑民的生命財產計，已忍無可忍，怪不得他們有這種主張”的諷刺語言，都類似蔡和森政論文章的風格。

《喪盡利權之魯案協定》，刊于《向導》第 14期（1922年 12月 30日出版）。從刊發時間來看，該文也不可能是在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會議的陳獨秀的手筆。該文與“振宇”的《可驚可駭的交還威海衛條件》（《向導》第 12期）在主題內容上非常類似，“退名不退實的假面具”等語言風格亦類似于蔡和森。而且，文章開篇就說：“本報對于山東問題，雖然發表過好幾次意見，但是還有討論之必要。 ”更接近《向導》主編的口氣，在內容上與《可驚可駭的交還威海衛條件》的“本報關于英國帝國主義退還威海衛問題，曾經指摘過幾次”也基本相同。此外，蔡和森《山東人民為威海衛交涉之奮斗》（《向導》第 46期，署名“和森”）提出的“迅速手段”是“立即動員，排斥英貨”，與《喪盡利權之魯案協定》的思想很相似，而與陳獨秀《英國帝國主義者所謂退回威海衛》（《向導》第 4期，署名“獨秀”）的思想迥異。因此《喪盡利權之魯案協定》當為蔡和森的手筆。

《統一的國民運動》，刊于《向導》第 20期（1923年 2月 27日出版）。該文與陳獨秀《怎樣打軍閥》（《向導》第 21期，署名“獨秀”）的思想基本一致，其中的一些觀點在后文中也有充分的體現，可以斷定后文就是前文的擴展。據此可以斷定該文為陳獨秀所寫。如前所述，《統一的國民運動》署名的“致中”，在 1924年《向導》匯刊第一集目次中改為“獨秀”，進一步證明該文出自陳獨秀之手。

《北京政變與孫曹攜手說》，刊于《向導》第31、32合期（1923年 7月 11日出版）。文中說：“國民黨能做這種違反民意的事，甘為國民公敵嗎？國民黨若真與曹錕攜手，那真是自殺了！”“若孫中山可與曹錕攜手，那末，豈不是孫中山和陳炯明沈鴻英走到一條道路？”又說：“另有一班所謂‘民黨’的人，在暗幕中鼓吹孫中山曹錕攜手，和曹錕嫡裔溫大煙燈南北呼應，這是什么一種勾當！這是什么一種民黨！”嚴厲批評國民黨要人對于孫中山曹錕攜手說的錯誤態度。陳獨秀幾乎沒有公開發表過直接批評孫中山的文章，在同期《向導》發表的《北京政變與國民黨》中說：“此時國民無論對何派人都絕望了，所希望能救國的只有國民黨。在此重大時機，國民黨就應該起來統率國民做革命運動，便應該斷然拋棄以前徘徊軍閥之間，鼓吹什么四派勢力的裁兵會議與和平統一政策。”另文《孫曹果然攜手了？》（《向導》第 26期，署名“獨秀”）也只是反對孫中山曹錕攜手，不承認孫中山曹錕攜手的說法，并沒有直接批評國民黨。只有蔡和森在《向導》上敢于公開批評胡漢民、汪精衛等國民黨要人，甚至敢于批評孫中山，而且他的批評比陳獨秀更嚴厲更尖銳。他的《辟孫曹攜手》（《向導》第 21期，署名“和森”）批評一些政客制造的孫曹攜手的空氣，“一面為軍閥政客三夢合一的產物（有夢想總統的，有夢想總理的，如溫世霖、楊度等則夢想總長）；一面為北洋派統治中國的弄猴政策，這種政策的內幕，不過是教孫中山向北洋派投降罷了。”“孫中山若可和曹錕攜手，若可夢想與北洋派妥協來統治中國，那么，早就應該效化康有為、梁啟超，何必革命？”該文的思想內容與《北京政變與孫曹攜手說》非常接近。而且，蔡和森《北京政變與各政系》（《向導》第 31、32期合刊，署名“和森”）對孫洪伊派的批評，在《北京政變與孫曹攜手說》中也得到說明。前者特別提到，對于“經紀于曹吳與英美之間的外交系”，“吾人已于另篇詳言之，此處不必贅述”，所謂“另篇詳言”就是同期的《北京政變與孫曹攜手說》，“吾人”當是蔡和森自稱，也是《向導》編輯們的自稱。此外，陳獨秀的《對等會議與孫曹攜手》（1924年《向導》匯刊成冊時，在目錄上署名“獨秀”）指出，所謂對等會議“不過是孫曹攜手的變相名詞”；所謂孫中山曹錕攜手“不過是勸孫降曹的變相名詞”，政客們提出這個名詞，“這是因為他們有的想靠曹做總理，有的想靠曹做總長”，這與蔡和森《辟孫曹攜手》的批評主題相同，但蔡和森的批評顯然比陳獨秀更尖銳更深入，故推斷《北京政變與孫曹攜手說》更可能出自蔡和森之手。

《憲法與自治學院》，刊于《向導》第 49期（1923年 12月19日出版）。陳獨秀在12月 21日給蔣夢麟、胡適的信中談到：“國立自治學院，為張君勱所主持，此院名稱不見于新學制，且北京教育費奇窘，焉有余勇本年即以七萬九千二百元舉此？究竟內容如何，京學界對此有無抗議，均求詳示。”這表明了陳獨秀對張君勱及其自治學院的批評態度。《憲法與自治學院》就說到：“請看在國立八校經費如此困難的北京政府，居然以七萬九千二百元給張君勱辦什么江蘇自治學院，聽說還是在國立名義之下，不知道這種自治學院，是否教育部規定的現行學制所有？”又說：“現在又以擁憲之功來辦理自治學院，不知要毒害多少青年。”“今后這個自治學院不知道要造就幾多‘不要戰腦袋要緊’的順民來？嗚呼憲法，嗚呼自治學院！嗚呼‘不要戰腦袋要緊’的江蘇人。 ”顯然也是堅決反對成立自治學院，而且文中所引的數據與上述陳獨秀的信完全相同，思想邏輯亦可相互印證。由此可以認為，該文應出自陳獨秀之手。

《廣州事變之研究》，刊于《向導》第 148期（1926年 4月 3日出版）。該文開篇就說：“三月廿日廣州事變之真相，我們現在雖然還未能詳知其巨細顛末，而大致已經明白了：此事關系中國革命運動影響頗大，值得我們加以研究。研究之方法，不應該從自己的主觀做出發點，而且應該綜合各項消息，依據事實證明那些消息是可靠的，那些消息顯然是謠言，然后所得的結論方近于正確。”一些研究者認定，彭述之在《評張國燾的〈我的回憶〉》中交代了《中國革命勢力統一政策與廣州事變》一文的寫作背景，亦確信“致中”即陳獨秀的筆名。（參見任建樹：《關于識別陳獨秀筆名的幾點意見——兼答吳稚甫同志》，《民國檔案》1992年第 1期。）從思想觀點來看，該文揭示了有關廣州事變的最可靠的消息，批評國民黨右派的各種謠言，指出事變之主動者是國民黨右派，事變之中心問題是中山艦開赴黃埔惹起了蔣介石的疑懼。得出的結論是：“事變的主動者，無論出于共派倒蔣之陽謀或出于右派倒共之陰謀，都應該受國民及國民政府嚴重的懲治。”這與同期《向導》的《中國革命勢力統一政策與廣州事變》（署名“獨秀”）在思想上是基本一致的。后者明確指出：“國民黨內的一般右派及國民黨外的一般右派，一向號召反俄反赤反共，這是實行帝國主義者分離中國革命勢力的根本政策；廣州事變之根本原因，仍舊是這個政策的應用。 ”從而極力否認右派所謂此次劇變是由于共產黨陰謀推翻蔣介石，建立工農政府之謠言。故斷定出自陳獨秀之手，“致中”即陳獨秀的筆名。

三、結 語

從上述“致中”文章的考訂可知，其中《離間中俄感情之宣傳》《喪盡利權之魯案協定》和《北京政變與孫曹攜手說》當為蔡和森所寫；《統一的國民運動》《憲法與自治學院》和《廣州事變之研究》應為陳獨秀所作。由此看來，“致中”是蔡和森和陳獨秀共同使用的筆名。如果說“致中”是陳獨秀的筆名，則前三文是蔡和森代出席共產國際會議的陳獨秀所寫。對此，中共創始人之一的李達在 1949年 12月曾非常明確地說：“至于他（陳獨秀——引者注）在第二次大會以后所發表的東西，主要的是蔡和森、張國燾、彭述之代筆的。”（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編《黨史研究資料》第2輯，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第 17頁。）1955年 8月2日關于《第二次代表大會的回憶》李達又說：“《向導》上署他（陳獨秀——引者注）的名字的文章，大都是同志們代寫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檔案文獻選編》，中共黨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 145頁。）通過對筆名“致中”的考訂，可以證實陳獨秀的一些文章確由蔡和森等人代寫。在陳獨秀去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會議期間，蔡和森以“致中”筆名發表文章，正好填補陳獨秀遠在莫斯科不能為《向導》撰文而留下的空白，直到陳獨秀回國后繼續用“致中”的筆名撰寫文章。這也印證了羅章龍的如下說法：因為《向導》是黨中央的機關報，許多重要文章都是由蔡和森與陳獨秀親自撰寫。（參見《回憶蔡和森》，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第60—61頁。）當時擔任《向導》發行工作的徐梅坤在回憶中也證實：“陳獨秀和蔡和森負責編輯工作，也是《向導》的主要撰稿人。 ”（徐梅坤：《九旬憶舊——徐梅坤生平自述》，光明日報出版社 1985年版，第 21頁。）在陳獨秀出國期間，蔡和森以其在黨內和《向導》周報社的重要地位，不僅代理了陳獨秀在《向導》的部分編輯工作，而且完成了原來陳獨秀擔負的撰稿任務。在陳獨秀回國后因故不能撰文時，蔡和森仍以“致中”的筆名代陳獨秀撰寫文章，也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中央機關刊物和主要領導人陳獨秀在《向導》周報的權威和影響。

〔作者李永春，湘潭大學毛澤東思想研究中心教授，湖南湘潭 411105〕

（責任編輯：宿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