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起草《共同綱領》初稿時間考

陳揚勇

　1949年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簡稱《共同綱領》），是中國歷史上一份極其重要的歷史文獻。周恩來為《共同綱領》的制定作出了重要貢獻。他不僅主持了《共同綱領》的制定，而且還親筆起草了《共同綱領》初稿。

　周恩來親筆起草的《共同綱領》初稿名為《新民主主義的共同綱領》。關于《共同綱領》初稿的時間，因周恩來留下的《共同綱領》手稿過程稿未標明具體時間，學界都是根據當時有關工作人員的回憶，認為周恩來是在1949年6月下旬，把自己關在中南海勤政殿一個星期，集中起草《共同綱領》。《周恩來年譜》和《周恩來傳》均持此說。這一說法是基于這樣的事實根據：1949年6月15日，由23個單位、134人組成的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在北平成立。籌備會下設6個小組，分別進行新政協的各項籌備工作。第三小組負責《共同綱領》的起草。周恩來親自兼任第三小組組長。6月18日，周恩來主持召開第三小組成立會議。會議決定“委托中共方面負責草擬，于7月15日以前交稿”【1949年6月18日第三小組成立會議記錄。】。根據當時有關工作人員的回憶，再從負責《共同綱領》起草的第三小組的成立時間和原計劃的初稿交稿時間來判斷，認為周恩來起草《共同綱領》的時間在6月下旬。

但是，計劃趕不上變化。事實最終還是要根據籌備工作的實際進程而變化。周恩來起草《共同綱領》初稿的時間也未能按照第三小組成立會議計劃的時限。筆者根據新近收集到的有關歷史文獻并進行一番研究后，推斷周恩來集中起草《共同綱領》的時間應該在8月上中旬。這一判斷主要基于以下四方面的分析。

首先，從《共同綱領》起草的工作程序來判斷。根據6月18日《共同綱領》起草小組成立會議的決定，起草小組成員按照“自由認定”原則分為政治法律、財政經濟、國防外交、文化教育、其他（包括華僑、少數民族、群眾團體、宗教等）五個分組，各分組先就各自承擔部分內容進行討論，“寫出條文，供起草人參考”。這就是說，從起草小組工作程序上看，先是由各分組提出有關條文的意見，然后周恩來在各分組意見的基礎上草擬初稿。會議要求各分組在6月25日以前拿出書面意見交周恩來。后來的實際情況是，討論政治法律的第一分組、討論文化教育的第四分組、討論民族宗教等的第五分組按照會議規定在6月25日均向周恩來提交了討論的書面條文；討論財政經濟的第二分組是6月30日交出書面條文，比會議規定交稿時間遲了5天；討論國防外交的第三分組因為分組召集人羅瑞卿工作忙，直到7月12日還沒有交出。筆者新近看到一份新政協籌備會秘書處1949年7月12日發出的《關于小組動態及其問題之報告》，在談到第三小組的工作進度時是這樣說的：第三小組于6月18日下午4時舉行第一次會議，決定由中共負責起草《共同綱領》初稿，組員則分五個分組討論，寫出條文，供起草人參考。現“除第三分組（國防外交）外，各分組已將條文送達宦鄉處。第三分組有關國防外交的條文亦已由羅瑞卿代表草擬完畢，經該分組組員提供意見，現正由羅代表作最后文字修正，即可交宦鄉秘書。”【新政協籌備會《關于小組動態及其問題之報告》，1949年7月12日。】從這份各小組工作進度情況的報告看，至少直到7月12日，《共同綱領》起草小組還是在各分組討論分別擬寫條文的階段，還沒有進入到周恩來動手草擬階段。在各分組還沒有把相關部分的條文意見全部提出來之前，周恩來是不大可能集中時間草擬《共同綱領》初稿的。這份小組工作進度報告只字未提中共方面已經在著手起草的意思。如果在各分組分別擬寫條文的同時，周恩來就已在集中時間草擬初稿，相信這份工作進度報告是會提到的。在8月23日發出的關于各小組工作進度的報告中，就提到“《共同綱領》草案正在起稿中”【新政協籌備會《關于各小組工作的報告》，1949年8月23日。】。

第二，從新中國的國名的變換來推斷。關于新中國的國名，曾出現過“中華民主共和國”、“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等幾種提法。1940年，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提出我們要建立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是“中華民主共和國”。【參見《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5頁。】但是，在1948年中共發布“五一口號”提出召開新政協前后，基本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這兩個名稱來回切換。1948年初，毛澤東在《關于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和《中共中央關于土地改革中各社會階級的劃分及其待遇的規定（草案）》等文稿中，已開始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名稱。到1948年8月1日，毛澤東在復香港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的電報中又用了“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的名稱。【參見《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4頁。】后來，在1948年底形成的《關于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的協議》和《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綱領草案》等文件中，用的都是“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的名稱。在1949年6月15日召開的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毛澤東在講話中使用的也是“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的提法，并呼口號“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萬歲”。【參見《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3—1467頁。】6月16日通過的《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組織條例》中對新中國國名的規定也是“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五星紅旗從這里升起》，文史資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266、267頁。】照這樣的規定，如果周恩來是在6月下旬集中起草《共同綱領》初稿的話，里面涉及新中國國名時應該是用“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因為周恩來肯定明白，《共同綱領》中的國名應當與《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組織條例》中規定的國名保持一致。但是，在周恩來起草的《新民主主義的〈共同綱領〉》中，沒有用“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而用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周恩來起草的《新民主主義的〈共同綱領〉》，1949年。】從這個細節，可以推斷周恩來集中起草《共同綱領》的時間不會是在6月下旬。之所以這樣說，是基于改“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的國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最早也應是在7月份的事實。7月8日，負責起草《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的第四小組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討論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的提綱。張奚若對“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這個國名提出了異議，認為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比用“中華人民民主國”好，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每個字都有意義，“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中的“民主”與“共和”在意義上有重疊。經過討論，最后決定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四小組起草委員會在7月9日、29日及8月17日開過三次會，寫出了《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草案初稿。8月17日，第四小組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討論通過了這個草案初稿，并把它提交新政協籌備會常務委員會。這里注意兩個時間：一個是7月8日對“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這個國名提出異議的時間；一個是8月17日《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草案初稿寫出的時間。周恩來在起草《共同綱領》初稿時沒有按《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組織條例》的規定用“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的國名，而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顯然是與第四小組草擬的《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草案初稿決定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關系的。而從最早對“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國名提出異議的7月8日這個時間來判斷，周恩來集中起草《共同綱領》初稿的時間至少是在7月8日之后，不會是在6月下旬。

第三，從周恩來給毛澤東送閱的《共同綱領》送審稿時間來判斷。從目前發現的周恩來的《共同綱領》手稿來看，從最初的提綱到給毛澤東的送審稿，其間至少八易其稿。綱領標題最早擬為《新民主主義綱領》，后來改為《新民主主義的共同綱領》。8月22日，周恩來將《新民主主義的共同綱領》送毛澤東審閱，并附信說明：“主席，只印了50份，各人尚都未送。待你審閱后看可否能做修改的基礎，然后再決定需否送政治局及有關各同志審閱。”這份送審稿是鉛印件，在這之前的稿本全部是手寫稿，且均未標明時間。從送毛澤東審閱稿的日期來推斷，周恩來集中起草《共同綱領》的時間不會在6月下旬，而在8月上中旬。因為在給毛澤東的送審稿之前的四個稿子是連貫的，一氣呵成，應該是在8月22日前連續寫下來的。通常是周恩來寫幾段，秘書幫助抄正，然后周恩來再修改，修改后接著再寫。按一般習慣，如果周恩來在6月下旬就把《共同綱領》初稿寫好了，不大可能等到8月22日再送毛澤東審閱。

第四，從新政協名稱的變換來推斷。“政治協商會議”是周恩來在重慶和國民黨談判時，由王世杰提出來的。1946年1月蔣介石在全國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壓力下，被迫同意在重慶召開有國民黨、共產黨、其他黨派和社會賢達代表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后來我黨沿用了“政治協商會議”這一名稱，加了一個“新”字，以區別于1946年召開的舊的政治協商會議。后來為什么又改名叫“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周恩來對此有過一個說明。他說：原來是叫作“新政治協商會議”，后來經過起草新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小組的討論，總覺得在“新政協”與“舊政協”兩個名稱的分別上不夠明確，也不太真實。后來發現在今天我們的一切組織和規章的名稱中都有“人民”二字，而這個產生組織規章的機構，為什么不可以叫“人民”呢？于是便修改了。又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也顯得太長一些，后來便把它簡化了，定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這是新政協籌備會常務委員會決定的。【1949年9月7日周恩來對民主人士所作的《關于中國人民政協的幾個問題的報告》。】新政協籌備會常務委員會正式決定改名是在8月26日、27日的第四次常委會上。但中共黨內討論決定“新政治協商會議”改名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在8月中旬的事。據薄一波回憶說：“1949年8月14日，我參加了中央政治局會議，會上決定：一、新政協正式定名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二、國號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三、9月10日正式開會（后因文件起草未完成，改為9月20日）。”【薄一波：《七十年奮斗與思考》，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522頁。】這一回憶，對判斷周恩來起草《共同綱領》初稿的時間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周恩來起草的《共同綱領》頭幾稿中，一直用的是“新政治協商會議”的名稱。只是到8月22日給毛澤東審閱的前兩稿，周恩來把“新政治協商會議”改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這也是目前發現的最早使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名稱的文獻。

從以上推斷可以得出，周恩來集中起草《共同綱領》的時間應在1949年8月14日前后。

〔作者陳揚勇，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北京100017〕

（來源：《黨的文獻》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