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德國歷史最為悠久的政黨，社會民主黨（以下簡稱“社民黨”）的前身是1863年成立的全德工人聯合會和1869年成立的德國社會民主工黨。這是第一個在民族國家范圍內建立的無產階級政黨，也是第二國際時期各國建立的28個工人政黨中最強大、最有影響的一個。
經過長期發展，社民黨逐步完成了從革命黨到改良黨、從政治邊緣到權力核心、從純粹反對派到主要執政黨的轉變。自1966年首次進入大聯合政府后，社民黨于1969至1982年同自民黨聯合執政，1998年至2009年又先后同綠黨和聯盟黨組成大聯合政府。
2009年9月27日，德國第17屆聯邦議會大選落下帷幕，執政的社民黨得票率僅為23%，是該黨自1949年以來最糟糕的選舉紀錄。可以說，社民黨當前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方向危機，進而引發了認同危機、信任危機和領袖危機，面臨嚴峻考驗。
危機探源
“新中間”路線——20世紀90年代起指導思想上的右轉。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社民黨深受馬克思主義影響，是一個階級黨，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是一個綱領黨，有著鮮明的路線和方針；是一個黨員黨，有著嚴密的組織結構和決策機制。盡管曾遭受殘酷的打擊和壓迫，社民黨都憑借其堅韌毅力和高昂斗志而不斷發展壯大。
二戰結束以來，社民黨一直進行著適應時代發展的嘗試，不斷調整自己的定位。1959年《哥德斯堡綱領》的通過，標志著該黨在政治理念上的徹底轉變：不再把馬克思主義視為黨的指導思想，主張世界觀的開放性和多元化。1999年6月，社民黨領導人、時任總理的施羅德和英國首相布萊爾聯合發表了綱領性文件《歐洲：第三條道路》。第三條道路在德國則被更多地稱為“新中間道路”。“新中間”政策的最大特點是淡化意識形態色彩，將社民黨的選民重點定位于所謂的新中間階層，不再完全依賴傳統的產業工人。
隨著“新中間”路線的推行，社民黨的政策、理論不斷向右轉。這種調整部分適應了德國社會的發展現實，但重心的轉移不可避免地與傳統的選民基礎發生沖突，事實上拋棄了社會最下層的民眾，致使這部分民眾或是退出政治生活，不參加選舉投票，或是轉而支持其他政黨。
“2010規劃”——社會福利改革導致嚴重分裂。施羅德政府于2003年提出的福利改革方案——“2010規劃”，涉及社會各個方面，其核心是大幅削減社會福利支出，并輔之以一系列強力措施，因而極大地觸動了民眾利益，在社民黨內部及全德國都引起了強烈反響。這是一場右翼政黨長期想做而不敢做、最終由左翼政黨推行的帶有新自由主義色彩的改革，許多改革措施比德國傳統保守派的主張更加自由化，因而遭到公眾的抗議和來自黨內的批評，并引發了社民黨內改革派精英與基層黨員、傳統選民的分裂，使社民黨深陷身份認同的危機。
最強烈的反抗來自工會：2005年1月，反對“2010規劃”的德國西部工會人士和一些社民黨人在哥廷根成立了一個“站在社民黨左側”的新的左翼組織——“選舉替代——勞動與社會公正”。2005年大選前夕，“選舉替代”同民主社會主義黨組成參選的共同名單，最終獲得8.7％的得票率。2007年6月，“選舉替代”和民主社會主義黨合并成立了德國左翼黨，徹底改變了德國的政治版圖，對德國政治走向產生了重要影響。
迷失自我——自身定位和身份認同迷惘。新世紀以來，社民黨傳統的思想體系和價值觀同全球化時代社會轉型需要發生激烈沖突，從前的政策已經難以應付這一切了。執政期間艱難而痛苦的改革歷程表明，社民黨始終在理想與現實之間苦苦掙扎：一方面不想放棄“社會公正”這一核心理念，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犧牲民眾的部分利益。社民黨沒有成功地在理想與現實這對矛盾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既能使自己新的“社會公正”理念付諸實施，又能使廣大民眾理解并接受改革。
社民黨逐漸背離了其傳統的基本價值觀——社會公正和社會團結，轉而實行有利于雇主的新自由主義的改革政策，因而同保守的聯盟黨的界限日漸模糊。為此，在2009年的大選中，數百萬社民黨的傳統選民選擇了沉默，9月27日大選當天呆在家里而沒有去投票給社民黨。
危機帶來的啟示
堅定理想信念，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保持黨的先進性。據統計，自1990年以來社民黨黨員人數持續下降，大批黨員紛紛退黨，包括很多具有多年黨齡的老黨員和知名黨員、工會會員也放棄了自己的政治家園。探究其根源，不難看出社民黨最大的失敗在于迷失了方向，進而失去了傳統的社會基礎，特別是失去了其主體選民的支持。
這鮮明印證了一個道理：政黨決不能割裂同民眾的血肉聯系，否則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要堅持理想信念教育，不斷鞏固黨的自身建設，使黨永葆生機活力，增強凝聚力和吸引力。
加強和完善黨內民主建設，不能丟棄黨內民主。社民黨曾以注重黨內民主而著稱。然而，近年來社民黨在許多重大決策和人事問題上日益背離黨內民主的原則。2009年的聯邦選舉，社民黨的總理候選人就是由幾個高層人物私下擬定，并直接經媒體透露給社會，連時任社民黨主席的貝克本人都被蒙在鼓里，直到報道出來后才恍然大悟，致使貝克最后不得不辭去黨主席職務。
大選失利后，社民黨重新確定了新的領導人，但同樣是少數高層人物決定，然后交由黨代表大會通過。這種對黨內決策機制的漠視，破壞了黨內的民主原則，干部和黨員對此非常有意見。
同時，社民黨的領導人愈來愈依賴媒體的作用，更多地運用權威、直接利用媒體推行自己的政策主張，爭取獲得選民的支持。這些做法勢必削弱黨組織的作用，也嚴重打擊了黨員和干部的積極性。
提高拒腐防變能力，杜絕公權私用。腐敗現象是世界上各國政黨面臨的共同問題，社民黨也不例外。2009年大選前，社民黨人、大聯合政府的衛生部長公車私用去西班牙度假，結果汽車被盜竊。這一事件給社民黨的競選帶來很大負面影響。
另一個更加嚴重的普遍現象是：黨內一些干部與資本家“打成一片”，拿股份，給方便。施羅德就曾被黨內很多同志稱作“資本家的總理”，就在臨卸任之際還同外國的石油公司簽訂巨額合同，為自己離任之后的生活鋪平道路。
加強交流與溝通，鞏固同工會的伙伴關系。同根同源的社民黨和德國工會聯合會雖然相互獨立，但又有廣泛的共同目標和行動上的相互支持。工會是社民黨擴大選民和黨員方面的主要依賴力量，也一直是競選時期社民黨真誠可靠的伙伴。社民黨最好的選舉結果是通過工會實現的——1972年大選時，工人選票占到了社民黨總得票數的70%，黨的領導人勃蘭特因而被稱作是“工人的總理”。
毫無疑問，社民黨作為經典的工人政黨和工人利益代表的時代已經結束。社民黨推行的大規模社會福利改革引發了工會與社民黨的尖銳矛盾，爭論不僅在于某些細節，如多一點還是少一點解雇保護，而是關乎整個體系。社民黨因而逐漸喪失傳統選民基礎，而且也不能持續吸引新的選民階層，由此在競選時喪失多數，而多數的喪失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政治能力的喪失。
這就告訴我們，在新的時代背景和社會條件下，工人階級政黨在綱領和政策方面需要重新做出必要的調整，力爭做到改革與維持傳統價值的統一。同時，要加強與工會的聯系和溝通，構筑新的相互信任與協作的基礎，鞏固和發展傳統伙伴關系，繼續維持歷史性聯盟以持續獲得工人階級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