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社會民主黨是德國歷史最悠久的政黨，其足跡一直可以追溯到1848年革命[i]。在歷史上的第一個百年里，德國社民黨一直是一個階級黨，代表了工人階級的利益；是一個綱領黨，有著鮮明的路線和方針；是一個黨員黨，有著嚴密的組織結構和決策機制。無論遭受了怎樣的打擊和壓迫，德國社民黨都始終保持著堅韌的毅力和高昂的斗志，不斷成長壯大。
二戰以后，德國社民黨完成了從政治邊緣到權力核心，從純粹反對派到主要執政黨，從產業工人黨到職員/工人黨的轉變。1959年，社民黨通過了著名的《哥德斯堡綱領》，完成了從工人階級政黨到（左翼）人民黨的轉變，在組織、綱領、決策機制和競選戰略等方面都進行了適應時代發展的新嘗試。與此同時，在維護傳統價值抑或進行現代化改革的問題上，黨內也始終存在著爭論。在一定意義上說，社民黨悠久的歷史既是其寶貴的財富，也是其沉重的包袱。
自從2005年大選后與基民盟組成大聯合政府以來，社民黨的黨員不斷流失，已經喪失了德國第一大黨的地位。同時，社民黨的民意支持率持續走低（一直徘徊在30%以下），2009年的最高值只有26%。一些右翼政黨人士稱社民黨已經不再是人民黨了。的確，一個只得到不足三分之一民眾支持的政黨還能稱為人民黨嗎？社民黨的問題究竟在哪里，它的前景如何，在即將到來的2009年大選中會有怎樣的表現？
一、施羅德時代：想象中的“新中間”？
1998年和2002年，施羅德兩次領導德國社會民主黨贏得聯邦選舉，組成紅綠聯盟政府。但是社民黨的黨員并未因此而感到成功的喜悅；相反，黨內卻出現了持久的爭吵。基層黨員對傳統價值觀的堅持、對歷經長期奮斗才獲得的基本權利的維護同以施羅德總理為首的改革派所推行的削減財政開支和社會福利支出的福利改革路線發生了嚴重沖突。黨的領導層和基層黨員之間的異化現象日益嚴重。在2005年聯邦選舉失利之后，社民黨不僅喪失了對聯邦政府的主導權，而且在聯邦州層面也損失慘重。目前，該黨僅在極少數的聯邦州執政或參與執政。普通民眾對社民黨的認同度也持續走低。
究其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社民黨在指導思想上提出的“新中間”路線，二是社民黨在執政中實施的社會福利改革——“2010規劃”。
1999年6月，時任德國總理的施羅德和英國首相布萊爾聯合發表了綱領性文件，即被廣泛宣揚的第三條道路，在德國則被更多地稱為新中間道路。德國在經歷了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教育擴展之后，許多工人子弟接受了大學教育，提升了社會地位，成為大學教師、政府公務員和公司白領等中間階層人士。包括施羅德在內的許多社民黨精英人士就是這樣進入主流社會的。“新中間”就是將社民黨的選民重點定位于所謂的新中間階層，不再完全依賴傳統的產業工人。這種調整部分適應了德國社會的發展現實，但重心的轉移也在事實上拋棄了社會最下層的民眾，致使這部分民眾或是退出政治生活，不參加選舉投票，或是轉而支持其他政黨。“在20世紀使工黨和社民黨賴以生存的工人階級的機構和文化或消失或喪失了其社會生命力。……‘第三條道路’政策未能阻止社會的分化。經過為期10年的社會民主黨的政府之后，階級不平等依然是社會的決定性結構特征。通常所說的生活機會，即教育和培訓方面的成功依然取決于個人的家庭背景。”[ii]現在，已經有學者提出疑問，即“新中間”階層是否存在，或者是否能夠代表多數民眾，支持社民黨贏得大選？
德國是一個高社會福利國家，但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德國社會福利的支出已遠遠超過國家的支付能力，加之遭遇全球化浪潮的沖擊，要求進行社會福利改革的呼聲日漸增強。施羅德領導的紅綠政府于2003年提出的“2010規劃”即是順應這一要求的改革，其核心是大幅削減社會福利支出，并提出了促進就業的一系列強力措施。這是一場右翼政黨長期想做而不敢做，最終由左翼政黨推行的帶有新自由主義色彩的改革，許多改革措施比德國傳統保守派的主張更加自由化，因而遭到公眾的抗議和來黨內的批評，并引發了社民黨內改革派精英與基層黨員、傳統選民的分裂，社民黨深陷于身份認同的危機。不少社民黨人紛紛退黨，其中包括很多擁有幾十年黨齡的老黨員和工會會員。
此外，在德國左翼黨于2006年成立之后，社民黨受到左翼黨和基民盟的雙重夾擊，傳統生存空間被大大擠壓。社民黨前主席拉方丹退黨之后成為左翼黨的主席之一，他對社民黨的社會福利政策提出尖銳批評，自稱是堅持社會公正的政治家。因此，社民黨必須左右突圍，以保持必要的活動空間，即一方面要維護自己追求社會公正的基本價值，另一方面又要兼顧經濟增長和就業率，防止國際競爭力下滑。
這就是《漢堡綱領》之前社民黨人面臨的兩難困境。
二、《漢堡綱領》：黨內左翼的呼聲
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其140多年的歷史中，參與執政的時間并不長。在絕大多數的時間里，社民黨都處于受壓制、受排擠的地位，至多充當反對派的角色。社民黨在發展進程中不斷調整自身的角色和定位，是其能夠歷經磨難而生存至今的重要原因。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該黨于1959年通過《哥德斯堡綱領》，順應戰后社會發展，實現了從無產階級工人政黨向人民黨的重要轉變，其選民基礎擴展到社會所有階層。《哥德斯堡綱領》突破了階級斗爭的傳統思想，社會主義被看作長遠目標；而1989年的《柏林綱領》則吸收了20世紀80年代新社會運動的一些重要思想，社民黨由此告別了單方面的進步思想和增長思想。但另一方面，《柏林綱領》并沒有預料到柏林墻的倒塌和德國的統一，更沒有關于全球化的論述，因而只是反映了部分現實。
2007年10月26―28日，德國社會民主黨在漢堡舉行黨代表大會，希望修正施羅德時期社民黨的改革政策，賦與該黨更多社會公正的特點，從而使社民黨擺脫士氣低落、民心喪失的危機。大會通過了該黨歷史上的第7部黨綱《漢堡綱領》[iii]。社民黨一向重視基本綱領的作用。對于制定新黨綱的原因，該黨認為是社會條件發生了根本改變，新挑戰層出不窮，舊黨綱已不再適應時代發展的要求。此外，這部黨綱還是在大聯合政府的情況下制定的，因而也是與基民盟彼此界定，確立自我形象的舉措。同時，社民黨是綱領黨，黨綱對于社民黨比對于基民盟更加重要。
《漢堡綱領》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在二戰之后通過的第三部綱領，也是第一部在該黨執政期間通過的綱領。新黨綱旨在對21世紀所面臨的諸多新挑戰作出反應。鑒于社民黨目前所面臨的黨員與選民大量流失的困境，新黨綱在“出新”的同時不忘繼續強調社民黨的傳統，繼續將“民主社會主義”作為自己的政治理想。輿論普遍認為社民黨在漢堡黨代表大會上進行了政策修改，重新向左傾斜。
《漢堡綱領》明確了社民黨的基本價值觀和長遠目標，其突出特點就是重新強調社會公正，并在綱領中保留了社會主義這一概念。《漢堡綱領》的要點如下：再度確認“自由、公正和團結互助”是社民黨的最基本價值；主張“質的經濟增長”，認為全球化創造了就業崗位并為全世界帶來富足的機會，但全球化中的金融和資本市場更加需要監控和透明化；提出預防性福利國家（Vorsorgende Sozialstaat），即在個人責任和國家保護中尋求平衡；主張人人都有“好的工作”并實現充分就業；提出建立德國和歐洲的最低工資標準制度，繼續主張解雇保護、員工參與企業決策權、建立勞資社會權利平等的企業基本章程、勞資自主權和行業普遍工資標準制度；強調教育對保障生活機會平等和社會整合的作用，主張政府更多地投資教育事業；把歐盟看作是“對全球化的回應”。關于國家與市場的關系，強調從政治上對市場進行調控的必要性，反對極端市場化；在能源政策方面，拒絕核能；在社會福利政策方面，社民黨希望實施公民保險，并擴大法定保險范圍，要求自由職業者等高收入者參加法定保險；在教育政策上，反對大學收費。
總之，社民黨在新綱領中試圖與施羅德的“新中間”拉開距離，轉而尋求社會上“團結互助的大多數”。之所以這樣做，是希望扭轉前一時期留給世人的不再關心“小人物”利益的印象。綱領分析了當前局勢，認為社會發展正處于大變革的時代，國家和民眾都面臨著巨大挑戰，但卻未做出明確的戰略回答。從整體上看，社民黨看到了當今社會的問題和不足，因而仍將社會主義作為長遠目標；把全球化看作重要的挑戰，并且強調目前這種全球化的風險。關于自我定位，社民黨定位于“左翼人民黨”（linke Volkspartei）。社民黨在黨綱中還努力嘗試重建與工會的伙伴關系。
綱領論及了所面臨的種種挑戰，闡述了社民黨對于核心的社會政治沖突所持的基本立場，但卻并未確定是維持已有發展路線抑或轉向新的發展路徑。需要在不同社會階層和社會環境中達成政治妥協，以獲得盡可能廣泛的社會支持。
三、《漢堡綱領》之后：困難依舊，任重道遠
漢堡綱領通過之后，社民黨內并沒有出現士氣大振的局面，而是陷入了更為深刻的紛爭，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混亂和困境。有人甚至說，2008年的德國社民黨堪與魏瑪共和國時期相比。具體說來，社民黨在最近兩年遇到如下一些主要問題：
1、黨員人數下降，首次低于對手基民盟。
德國社民黨的黨員構成在過去50年中發生了巨大變化。產業工人曾長期是社民黨的重要群眾基礎，但二戰之后其工人黨員的比例卻逐步下降，現已遠遠低于職員和公務員在黨內的比例了。1956年，社民黨中40%的黨員是工人，只有14%是職員或公務員；到1999年，工人黨員的比例下降到21.2%，而職員和公務員的比例則上升到38.8%。同時，個體從業人員、家庭婦女的比例也在下降；而具有大學教育背景的黨員人數則在增加。
雖然大部分工人在選舉中仍支持社民黨，但職員和公務員所占的比例卻在提升，特別是所謂上升階層和知識分子階層的比例提升了，其中主要包括學者、擁有中高級文憑的職員、公務員和日益增多的中青年個體從業人員；而受教育程度較低、從事簡單工作的下層選民——他們曾長期是社民黨的基礎選民——今天卻紛紛轉向聯盟黨或者左翼黨了。
社民黨在2005年德國聯邦議會選舉獲得的支持率為34.2%。選舉結果表明社民黨的選民結構發生了變化，60歲以上的老人構成該黨最主要的支持者。為了克服黨員流失嚴重和年齡老化的問題，社民黨曾試圖采取措施排除障礙并創造機會。如2007年夏，大聯合政府內曾發生了關于政黨撥款問題的爭執，社民黨要求國家給各政黨的財政撥款總額增加2000萬歐元，達到每年1.53億，以緩解由于黨員減少帶來的黨費不足，難以維持政黨開支的局面。但這一提議最終未果。
1990年時，社民黨擁有943402名黨員，基民盟擁有789609名黨員。之后，兩黨人數都持續下降。2008年7月，社民黨的黨員人數為529994人[iv]，基民盟比則多出761人。這樣，基民盟首次成為聯邦德國的第一大黨。這一結果意味著社民黨選民基礎的進一步喪失，對社民黨來說是一個嚴峻挑戰，前景不容樂觀。
其實，德國各大政黨近年來普遍面臨著黨員人數減少、年齡老化的問題，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西歐社會轉型中政黨角色的變化。政黨的職責之一就是作為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中介，深入社會傾聽民意，記錄、過濾、整合社會的希望與渴求，然后再把這一切轉移到政治、國家的領域；政黨應在自己的代表和人民之間建立一種休戚與共的關系。但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也就是在20世紀的最后20年中，西歐政黨及其基本支持階層之間的依附關系日漸松懈。政黨日益脫離社會，同時卻通過在國家和半國家機構中大規模的國家資助和人員支持來彌補這種社會的缺位，結果使得政黨和人民的距離進一步拉大了。有人認為，這些政黨把自己僅僅局限于為議會和政府挑選并展示自己的政治人物。而精英招募則進一步加大了政黨和社會之間的距離。學者的比重在德國政黨中占絕對優勢——從自民黨到左翼黨莫不如此。相反，社會底層部分的35%幾乎沒有在政黨中顯示其力量。對于聯邦德國現實政治結構的塑造，社會沖突和社會分化似乎已不再發揮作用。
2、與德國左翼黨的關系：合作抑或斗爭？
德國左翼黨的成立徹底改變了德國的政黨版圖，使德國的主流左翼政黨增加到三個：社民黨、綠黨和左翼黨。左翼黨在德國西部的選民主要來自以前支持社民黨、但現在對社民黨政策感到失望的前社民黨選民以及以前對政治不感興趣、不參加選舉的那部分選民。左翼黨自成立以來，在德國西部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成功地進入了部分聯邦州的州議會。
2008年1月27日，黑森州舉行州議會選舉，基民盟得票36.8%（42席），社民黨36.7%（42席），綠黨7.5%（9席），自民黨9.4%（11席），左翼黨5.1%（6席）。左翼黨再次進入德國西部州議會，而社民黨則落后于基民盟僅僅0.1個百分點。這一結果將社民黨推入困境，不僅引發了對前社民黨副主席沃爾夫岡?克萊門特（Wolfgang Clement）的激烈批評，更開啟了社民黨與左翼黨在德國西部進行合作的先例。
在此次黑森州選舉之前，德國前經濟部長、社民黨前黨副主席克萊門發表專欄文章，批評黑森州社民黨的能源政策。因為黑森州社民黨領導人不同意在該州建核電廠或熱電廠，而克萊門特認為這將損害黑森州的工業發展。于是，他呼吁選民不要選舉社民黨的候選人。這種匪夷所思的行為在社民黨內引起了軒然大波，克萊門特的表態也極大地影響了社民黨在此次選舉中的得票率。如果沒有克萊門特的表態，或許黑森州社民黨就不會落后于基民盟0.1%，或許就能夠成功執政，而不會出現隨后的更大風波。一位社民黨的前黨副主席竟然號召選民不給本黨的候選人投票，這令很多社民黨成員難以接受，為數眾多的地方黨組織紛紛要求開除克萊門特的黨籍，社民黨也啟動了相應的處理程序。最終結果是社民黨沒有開除克萊門特，而是克萊門特自己選擇了退黨。克萊門特事件無疑加深了社民黨內的矛盾。
德國左翼黨對社民黨來說是一個禁忌。自從左翼黨成立以來，社民黨內就在爭論如何處理與左翼黨的關系：是針鋒相對地與其進行斗爭，抑或考慮與其合作，共同對抗聯盟黨。如果選擇與左翼黨進行合作，就意味著承認社民黨以往政策的失誤，可能使左翼黨更加壯大，結果反而傷及社民黨自身；如果選擇與左翼黨進行斗爭，則意味著可能永遠失去從前支持社民黨、現在支持左翼黨的那部分選民，從而削弱社民黨自身的選民基礎，進一步喪失其人民黨的地位。可以說，如何處理同左翼黨的關系問題一直困擾著社民黨。在實踐上，社民黨只允許該黨在德國東部與左翼黨進行合作，因為左翼黨在德國東部是主流政黨，離開左翼黨，社民黨很可能無法在東部各州執政。但在德國西部，社民黨一直拒絕與左翼黨發生關系。
然而，黑森州2008年的選舉打破了這種禁忌。黑森州社民黨希望取代基民盟在該州的執政地位，社民黨領導人安德麗婭·伊普斯嵐蒂（Andrea Ypsilanti）更是對州長的職位志在必得。在黑森州社民黨的強烈要求下，社民黨終于把在聯邦州層面是否與左翼黨合作的決定權下放給各聯邦州，由社民黨的州一級組織決定是否與左翼黨進行合作。這一決定引發了社民黨內右翼人士的強烈反對，對黨主席貝克的批評不絕于耳。不僅如此，就連聯盟黨也對這一決定持批評態度，因為聯盟黨擔心，社民黨在2009年大選之后也可能選擇與左翼黨合作。聯盟黨內甚至有人警告社民黨說：魏瑪共和國并不是因為納粹太多，而是因為民主黨人太少而失敗的。社民黨必須謹記歷史，和左派以及共產黨人劃清界限。
從2008年3月開始，黑森州社民黨決定與左翼黨進行合作——在左翼黨的默許下，社民黨希望和綠黨組成紅綠少數派政府。盡管這一計劃由于社民黨州議員中有人堅決反對而未能成功，但黑森州社民黨的決定在事實上卻深刻地影響了社民黨的走向，并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黨主席貝克的最終下臺。
2009年1月17日，黑森州議會選舉結果更是出乎各方意料。社民黨慘敗，得票率僅為23.8%，基民盟得票率為37.3%，左翼黨得票5.3%，自民黨成為最大的贏家，得票率為16.4%。在聯邦議會選舉之年，這一結果無疑令社民黨面臨著巨大的壓力。
3、平庸年代：缺乏獨具魅力的領袖人物
歷史上，德國社會民主黨曾經長期遭到國家的迫害、被驅逐出境、被投進監獄；在最惡劣的時期，社民黨人曾經被嚴刑拷問、被殺戮、被處決。但這一切都未能阻止社會民主黨的發展。相反，國家的壓迫還在道德層面上提升了他們的政治使命。無論是俾斯麥的反社會黨人非常法還是希特勒的納粹獨裁統治都沒有把德國社民黨徹底摧毀。德國社會民主黨就是歷經痛苦的磨難而不斷成長的。
140多年來，德國社會民主黨內既有奧古斯特?倍倍爾、卡爾?李卜克內西這樣堅強不屈、果敢堅毅的革命者，也有愛德華?伯恩施坦、卡爾?考斯基、羅莎?盧森堡、魯道夫·希法亭等眾多具有理論原創力的思想家，還有戰后用涌現出的維利?勃蘭特、赫爾穆特?施密特、格哈德?施羅德等一批出色的政治家。這一串串閃亮的名字和輝煌成就無疑是德國社民黨獨有的精神財富和值得驕傲的寶貴傳統。
然而，自從2004年春施羅德辭去黨主席職務之后，德國社民黨就一直處于動蕩之中，再也沒有出現叱咤風云的領袖人物。施羅德雖然成功地推行了社會福利改革政策，但卻始終沒有將社民黨統一到自己的身后，未能令社民黨的主體追隨其思想路線。施羅德的繼任者弗蘭茨·明特費林（Franz Müntefering）無疑是一位有權威、有能力的社民黨領導人，但卻絕對不是一個領袖型人物。他全力支持施羅德的改革，但卻未能抵擋住黨內外左翼人士的攻擊。
2005年10月，明特費林推薦時任社民黨干事長的卡約?瓦薩哈韋爾（Kajo Wasserh?vel）擔任黨的總書記一職，但卻遭到了黨內左派的強烈抵制。在2005年10月31日的社民黨理事會選舉中，左派的安德麗亞?納勒斯（Andrea Nahles）意外高票勝出。明特費林因此宣布不再擔任下屆黨主席。事后，輿論普遍稱納勒斯為“弒君者”。納勒斯為了避嫌而表示放棄總書記提名。在同年11月15日的卡爾斯魯厄黨代會上，馬蒂亞斯·普拉茨科（Matthias Platzeck）以99.4 %的得票率當選社民黨主席。但普拉茨克只是一個過渡人物，還沒有什么作為，就因一系列的疾病困擾而于2006年4月10日辭職。此后，庫特?貝克（Kurt Beck）成為德國社民黨主席。
具有左翼思想傾向的貝克領導社民黨通過了帶有左翼色彩的《漢堡綱領》。貝克雖然總體上肯定施羅德的改革政策，但強調要重新重視社會公正，從而與時任大聯合政府副總理兼勞動部長的明特費林發生了諸多沖突。在誰將成為2009年聯邦選舉總理候選人的問題上，社民黨內出現了很多爭論，新聞媒體也推波助瀾。貝克作為黨主席似乎理應成為總理候選人，但無論黨內還是黨外都認為他缺乏領袖能力。他在民意測驗中的支持率也始終遠遠落后于聯盟黨主席默克爾。因此，現任外交部長、社民黨副主席弗蘭克·施泰因邁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被普遍看好。
2008年9月7日，社民黨在波茨坦舉行閉門會議。會議原計劃討論2009年競選策略，但在開會之前，媒體就宣布施泰因邁爾已成為社民黨總理候選人。這令貝克倍感意外，他隨即辭去社民黨主席職務，并在事后抱怨，黨內有人故意散布不實消息，使他喪失了權威。施泰因邁爾正式成為社民黨總理候選人，并臨時擔任社民黨主席。他建議明特費林再度出任社民黨主席。[v]
2008年10月19日，社民黨召開特別黨代會，施泰因邁爾獲得493張有效票中的469票，以95.13%的得票率當選2009年聯邦議會選舉社民黨候選人。明特費林獲得475票中的403票，有50票反對，22票棄權，以85%的得票率再度當選社民黨主席。施泰因邁爾之所以得票較高，是因為他要作為社民黨的代表與其他黨派競爭，這就容易獲得黨內的一致支持；而明特費林的低得票率則反映出黨內左右翼的意見分歧，雙方的矛盾仍未彌合。
縱觀近幾年社民黨領導人的頻繁變更，可以明顯看出該黨缺乏領袖人物。在社民黨的歷史上，領袖人物大多是在激烈的黨內斗爭中成長起來的，具有堅強的毅志和號召力。而二戰之后成長起來的新一代領導人大都缺乏這種鍛煉，因而也就缺乏領袖人物所特有的人格魅力。目前在社民黨內贊成改革的人士當中，明特費林是舊式干部，雖然有能力、有權威，但卻不太適應新時代；施泰因邁爾則一直是施羅德的幕僚，在黨內缺乏組織基礎，他是否能夠成功地領導社民黨戰勝聯盟黨還是一個變數；左派人物貝克已經下臺；而納勒斯雖然得到黨內外的認可，也相對具備領袖氣質，但輿論普遍認為她所代表的意識形態是屬于昨天的。
在媒體社會，沒有領袖的政黨在某種程度上幾乎就是沒有前途的。
四、2009年大選：綱領與領袖、思想與行動的悖論
2009年是德國的又一個大選之年，聯邦議會選舉將于9月下旬舉行。為此，各個政黨都在緊鑼密鼓地制定各自的競選綱領。2009年4月18日，社民黨首先通過了題為《社會的與民主的》競選綱領草案，其核心要點是：首先要爭取具有法定最低工資的更多的好工作；要為金融市場制定明確的規則；經濟應服務于人類而不僅僅是逐利；不拋棄任何人的教育政策，；真正的男女平等，給家庭以更多的支持；削減核能。[vi]這份草案明顯反映了黨內左派的訴求，因而被基民盟、自民黨等右翼政黨看作是向左轉的信號。的確，這份競選綱領雖然沒有完全采納左派開征富人稅的要求，并被左翼黨稱作是虛假包裝，但它實實在在地提出了提高最高稅率、降低入門稅率和開征股票交易稅等左派的要求。這顯然是對社民黨過去10年政策的一個修正，是重新爭取因實施“2010規劃”而喪失的選民的一種嘗試。
但是，施泰因邁爾卻是“2010規劃”的具體執筆人，也是施羅德時代政策的代言人。顯然，一份偏左的綱領和一個偏右的總理候選人之間并不協調，也有悖于競選的基本原則——讓一個總理候選人去為一份自己并不完全贊同的綱領進行辯護，既是勉為其難，而且也不易奏效。
此外，社民黨主席明特費林和副主席施泰因邁爾在競選節奏上也不協調。明特費林的方針是打一場面對面的陣地戰，希望盡早進入選舉階段，所以從3、4月份就開始激烈地批評基民盟總理默克爾夫人。而施泰因邁爾作為大聯合政府的副總理仍想繼續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不愿過早地與基民盟決裂，因此他的做法是堅持站在默克爾的身后，直到最后一刻再沖出來，也就是采取了一種斗而不破的競選策略。
另一個悖論是大選之后的組閣問題。德國目前有5個主要政黨，因此存在多種組閣的可能性，但是對于社民黨來說，現實的可能性卻非常之少。施泰因邁爾希望與綠黨和自民黨聯合執政，但綠黨和自民黨卻都各有打算——都有可能和基民盟合作；從綱領內容上看，社民黨同左翼黨的合作空間更大一些，理論上有可能組成紅綠紅聯盟，但是社民黨，特別是施泰因邁爾至少在目前仍明確表示反對這種可能性。
席卷全球的國際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對德國議會選舉也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雖然德國社民黨內的左派（尤其是德國左翼黨）對資本主義的批評在諸多方面被證明是正確的，也是為廣大民眾所接受的，但對于哪一個政黨能夠更有把握地應對危機，重振經濟，選民似乎還是更傾向于信任右翼政黨。一向宣揚新自由主義、民眾支持率長期低迷的德國自民黨在過去幾個月中的民調支持率持續走高就從側面說明了這一點。社民黨能否通過綱領轉變重新爭取大多數選民的支持，再度贏得選舉，還是一個未知數。
無論如何，德國社民黨必須在傳統與創新、改革與繼承方面有所突破，并且兼顧社會公正。社民黨曾經一次次成功地度過歷史上的艱難時期，書寫了昔日的輝煌，如今，面對全球化引發的西歐社會的深刻變革，社民黨也一直在探索應對措施，而該黨內部目前的混亂狀況在某種程度上正是這種探索無著、塵埃未定的真實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