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兩個月來，新一屆中美高層互動順暢。奧巴馬新政府上任一個月后，3月19-20日，美國總統特別代表、財政部長雅各布.盧訪華。4月13-14日，美國務卿克里到訪中國。4月21和24日，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鄧普西和美常任副國務卿伯恩斯分別訪華。美外交、財政與防務4位高官接踵而至，與中方共同商討雙邊經貿、匯率、科技、兩軍交流以及朝鮮半島等地區熱點問題，反映了雙方最高領導層非常重視兩國關系。中美關系正常化迄今40載有余。無論是雙方認同要“努力建設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伙伴關系”，還是中方提出共同探索建立“新型大國關系”的構想，都有必要以歷史與現實的眼光，觀察40多年中美關系的“變”與“不變”，把握兩國關系的脈絡、癥結與走向。
一、四十多年交往的歷史軌跡
歷史總是給人們對現實的理解和行為提供智慧和啟示。中美關系40余年，歷經了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和習近平5代中國領導人，和尼克松、福特、卡特、里根、老布什、克林頓、小布什和奧巴馬8位美國總統。20世紀70年代初，美蘇和東西方在歐洲冷戰達到高潮。在亞洲，美國深陷越南戰爭，試圖收縮戰線，遂運用“均勢戰略”，利用中美蘇“大三角”關系來平衡蘇聯的擴張攻勢。中國也期望借助美國來抗衡迫在眉睫的蘇聯軍事威脅。于是，1972年2月尼克松訪華，改變了自1949年以來美對華實行的封鎖、制裁和軍事包圍的敵對政策，打破了中美關系的“堅冰”，兩國恢復正常交往，進行雙邊貿易與人員往來。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立外交關系，隨即鄧小平訪美，成為到訪美國的首位中國領導人，雙方又展開科技、文教等領域交流合作。在美國內對華“好感”升溫，掀起了一股“中國熱”。當時影響中美關系的主要問題是，美國會制訂并通過《與臺灣關系法》和美政府對臺軍售。還有一個當時雙方未有直接涉及的釣魚島行政管轄權問題。
80年代初里根政府執政，視蘇聯為“邪惡帝國”，制訂“星球大戰”計劃，通過振興美國經濟和軍備競賽拖垮蘇聯。同時，中美結成“戰略聯盟”共同抗衡蘇聯在阿富汗和世界其他地區的擴張。當時美國視中國為亞太“地區性強國”，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并向中國出售軍事裝備，雙邊軍事與戰略交流增多。因美實施《與臺灣關系法》和向臺灣出售先進的FX戰斗機，兩國發生激烈爭執，中國不惜讓中美關系倒退的態度迫使美國讓步，美承諾“不尋求執行一項長期向臺灣出售武器的政策”，“準備逐步減少它對臺灣的武器出售，并經過一段時間導致最后的解決”。中美《八一七聯合公報》發表后，兩國關系得以緩和。1989年6月，中國發生“六四風波”。布什政府以“民主”、“人權”為由，對中國進行全面制裁，包括暫停對華軍售、商業性出口、兩國軍事領導人互訪和助理國務卿以上級別官員的高層互訪，推遲考慮國際金融機構對華提供新的援助與貸款，1990年又簽署法案對華實施全面經濟制裁，公開支持所謂的中國“民主運動”，把“中國的人權狀況”列入美國務院年度《人權報告》，并作為改善美中關系的條件。
1992年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二戰后形成的世界格局徹底改變。在制裁沒有徹底動搖和改變中國之后，1993年9月，克林頓執政后調整對華政策，由全面制裁轉為奉行“全面接觸”政策。11月，中美兩國元首在西雅圖會晤，兩國重新恢復正常關系。1996年后，兩國開啟元首與高層會晤和互訪機制，美無條件延長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90年代中后期，臺海局勢緊張，美“中國威脅論”抬頭，1999年中國駐南使館被炸。小布什執政后，美國對華奉行“接觸+遏制”政策。2001年發生南海中美軍機相撞事件，同年美給予中國永久性最惠國待遇，支持中國加入WTO。911事件發生后，中美元首會晤并贊同全面推進兩國“建設性合作關系”，加強反恐合作、遏制臺獨，中國發起朝核問題六方會談機制。2005年美副國務卿佐利克對華提出“利益相關者”和“中國責任論”。奧巴馬執政后，2011年兩國元首達成“共同建設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伙伴關系”共識，同時美實行“重返亞太”政策和“再平衡”戰略。從兩國關系歷史演變，便可看到美對華政策調整變化，以及兩國關系起伏的癥結所在。
二、中美關系的“變”與“不變”
過去40年里，兩國關系的“變”體現在，一是，雙邊經貿投資規模增幅巨大。1972年中美貿易額僅11.47億美元，1978年為24.52億美元，1989年達到122.73億美元。1990年降為117.7美元，1993年又增至276.52億美元，1997年為410億美元。中國加入WTO后，2002年雙邊貿易額為971.8億美元，2003年增至1263.3億美元，2005年升到2116.3億美元，2007年為3020.8億美元，2011年為4467億美元，2012年為4847億美元。中美互為第二大貿易伙伴國。2011年美在華投資企業6萬多家，合同金額1623億美元，實際投資702億美元。同年，中國企業對美投資為65億美元。2012年中國持有美國國債1?2萬億美元，
二是，兩國對話交流合作涉及諸多領域。自1996年后，中美形成了元首與高層互訪機制。2006年開設了“戰略經濟對話”機制，舉行了5次。2009年改為“經濟與戰略對話”，進行了4輪。2011年中美又舉行首輪安全戰略對話。目前中美政府間涉及諸多領域的對話交流磋商機制約有60多個。但是，雙方軍事交流得到恢復，但合作是有限的，還曾先后中斷過5次。美對華高科技產品出口仍實行嚴格的管制，松動也有限。
三是，雙邊問題日漸增多。從1979年中美建交時的臺灣問題和1989年人權問題，到后來的宗教、西藏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問題，21世紀又擴大到經貿、匯率、氣候、環保、太空、通訊、網絡、南海和釣魚島等問題。遺留的老問題與引發的新問題交織在一起。
四是，“中國因素”和“中國問題”對美內政影響增大。從克林頓競選總統開始，到后來歷次美國大選，中國問題不同程度地都被列入兩黨總統候選人競選議題之一。有關中國事務、中國問題和中美關系的研究與報道，成為美主流媒體報章及智庫報告的一個重要內容。更加關注中國國內的狀況和未來發展的走向。
五是，兩國所處的全球和地區性國際環境發生變化。過去40年，對中美兩國影響最大的變化莫過于：跨國公司、貿易與金融全球化，市場經濟一統天下，貿易自由化和地區經濟一體化，冷戰兩極對抗格局終結，互聯網與全球信息化，國際恐怖主義興起，核擴散、氣候暖化、環境污染、傳染疾病流行、能源和資源短缺等問題愈益突出。正是這些變化，使中美兩國在地區與世界事務上的角色和作用也發生了改變，雙方的認知也有了新的不同。
中美關系相對“不變”則表現在：一是，雙方所處的地緣關系沒有改變，由此相關的政治、外交和戰略思維沒有根本性變化。兩國共居太平洋，地緣政治、地緣戰略仍主導著兩國外交與國防政策。
二是，兩國的社會制度、意識形態與價值觀沒有改變。美國是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三權分立制衡的國家，崇尚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民主、人權與宗教價值觀。中國仍是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的是共產黨領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強調集體主義、國家整體意識。
三是，雙方各自的國際地位沒有改變。美國仍然是世界“超強”的發達國家，其戰略是全球性的。雖然國力不斷增強、國際影響力與日俱增，但中國依然是世界發展中的大國和亞太地區大國。
四是，影響中美關系起伏的長期性的基本問題沒有根本解決。如臺灣、釣魚島等歷史遺留問題和1989年之后兩國關系中的人權問題，都沒有徹底解決，只是在不同時期有所緩和或突顯。
五是，彼此都對對方的政策目標與戰略意圖仍抱有深深的疑慮。由于意識形態、價值觀和社會制度和體制不同，加上彼此政策與戰略目標的相互疑慮，作為兩個世界大國間的政治互信尚未形成，要建立戰略互信更需時日。
三、理解和把握中美關系
從兩國關系40年的歷史軌跡和“變”與“不變”中可以看到，中美關系的矛盾是結構性的，是雙邊之間制度與社會及國際地位差異性和歷史遺留問題造成的。而雙方相互依賴、誰也離不開誰，則是全球化進程、彼此的經濟利益以及在一些地區與世界事務上有著相似或共同利益決定的。就前者而言，是一時難以解構或解決的；對后者而說，是可以通過對話交流、協商合作加以處理的。因而，兩國關系也就形成了目前所呈現的“相互依存、互有所求、利益交織、摩擦不斷”的局面。
其次，從幾個歷史時間點也可看到美國對華政策與中美關系演變原因和脈絡。1949年和195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和朝鮮戰爭爆發，美對華采取封鎖遏制的敵對政策。1972年和1979年，因美蘇冷戰對抗達到高潮，美欲結束越戰，中國實行以經濟和現代化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政策，促使了尼克松訪華和實現中美建交。1989年和1993年，中國發生六四風波，美國制裁中國，而后蘇聯解體、冷戰結束，鄧小平南巡和中國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美由制裁轉為實行對華全面接觸政策。2002年和2011年，中國加入WTO，美國發生911恐怖襲擊事件，中美經貿快速增長，地區安全問題與全球性問題增多，中國國力增強，美愿同中國發展建設性合作關系，同時奉行“接觸+防范”以及“重返亞太”與“再平衡”政策。可見，美對華政策每一次重大的調整與改變，都與美當時所處的國際環境、戰略目標以及中國國內的變化相關。
再次，從歷史上看，美國立國以來，追求商業、貿易利益一直是美國對外政策的優先目標，這是由美國自由經濟制度、拓展海外利益經驗，和維持其世界經濟地位與超強國力所決定的。美國的價值觀、使命感以及強勢，決定了不會輕易放棄將中國納入其規則體系的方針，其“接觸+防范”、“鼓勵+施壓”的戰略策略一時也難以改變。這也就是中美兩軍交流合作有限，美對華高科技出口限制并未完全解除，中美還未形成全面的、穩定的國家關系原因所在。和中國與其他大國關系相比，中美關系可謂是一種較為特殊的大國關系。
中美關系是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之間最重要的雙邊關系。要確保中美關系未來能管控分歧、避免對抗、增進合作、長期穩定，就需要兩國相互適應世界發展潮流和大勢，超越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差異，適當調整各自的政策與戰略思維，尊重和重視彼此的國家利益與關切，不損害對方的核心利益，擴大合作領域，維護建設性的合作關系和共同利益，推進中美關系全面的、健康的發展，直面相互的分歧與對方的訴求，通過對話交流、協商談判，找到緩和摩擦、解決問題的有效辦法和行為規則，不讓一時某個突出的問題和摩擦影響和損害兩國間的正常關系，大力推進公共外交、民間外交，增進和加深兩國民眾與社會相互間了解和包容。這樣才能扎實地、逐漸地走出一條建立“新型大國關系”的路子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