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馬克思看來，危機“永遠只是現有矛盾的暫時的暴力的解決，永遠只是使已經破壞的平衡得到瞬間恢復的暴力的爆發。”［1］（P278）是“一切矛盾的現實綜合和強制平衡”，這意味著，任何危機都不是絕對的危機，它不僅僅是一種瘋狂的破壞性災難，而且也是一種積極的建設性機遇。2008年，由美國“次貸”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實際上也是一場全球性的經濟危機，這場全球性的經濟危機就其對世界的影響來說，同樣也不僅僅是一種消極的和破壞性的危機，而且也是一種積極性的建設機遇。它對于一些經濟結構來說是危機，但對于另一些經濟結構來說卻是機遇；對于一些社會發展模式來說是危機，但對于另一些社會發展模式來說則是機遇；對于一些核心價值觀念來說是危機，但對于另一些核心價值觀念來說卻是機遇；對于一些國家和地區來說是危機，但對于另一些國家和地區來說則是機遇。這也就是說，和其他任何危機一樣，這場經濟危機是危機和機遇并存的危機，它包含有多少危機就會包含著多少機遇。
一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危機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已在全球范圍內產生了廣泛而深入的影響，世界上各個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都面臨著巨大的壓力，不同程度地出現了放緩甚至是倒退的情況。但是，無論其影響多么廣泛，就其實質和結果來看，仍然是一場相對的而非絕對的危機。
首先，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是以美國等為主體的經濟結構危機。由于金融利率上調和房價不斷下跌，造成大量次級貸違約，從而導致美國金融危機，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最直接的原因，而這一原因的最后形成根本上來說則是美國等以金融和房地產泡沫為基礎的經濟結構不斷發展的結果。在經歷了兩次“石油危機”之后，上個世紀80年代，美國開始了二戰后最為深刻的經濟結構調整，以市場為主導，科技電子、IT（包括網絡）、房地產和金融等先后成為美國的支柱產業與經濟增長最主要的動力。本世紀初，美國在IT泡沫破滅后，在不斷鼓勵居民購房和金融創新的過程中，就逐步形成了以發達的金融市場為基礎、借助于不斷上漲的高房價、大量發放次級貸款和金融洐生品的經濟結構。在這種經濟結構中，如果利率不斷下調，房價不斷上漲，就勢必產生房地產泡沫和金融泡沫，而一旦利率上升，房價下跌，就必然造成大量次級貸危機和一系列以次級貸為基礎的金融洐生品危機，給金融機構和金融投資者帶來巨大沖擊，最后產生金融危機。這種金融危機波及到經濟社會的各個領域，并最終形成經濟危機，而當今全球經濟的一體化特征和美國在全球經濟結構中的主導地位，就帶來了2008年全球性的經濟危機。這種經濟危機本質上正是以美國等為主體的由自由市場主導的經濟結構危機。
其次，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是以美國等為代表的社會發展模式危機。馬克思曾指出：“資本主義生產的真正限制是資本本身，這就是說，資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現為生產的起點與終點，表現為生產的動機與目的；生產只是為資本而生產，而不是相反。”［2］（P278-279）這里，馬克思深刻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的本質，即對資本增殖和利潤的絕對追求，也給我們描繪了資本主義的社會發展模式，即“資本為本”的社會發展模式。生產力和生產資料之間的社會基本矛盾，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就表現為社會化大生產和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主要矛盾，它在高度自由的市場基礎上，一方面使企業個體處于高度的組織狀態，擁有巨大的生產能力，另一方面又使整個社會生產處于無政府狀態，無法實現整個社會有組織的協調生產。這樣，在“資本為本”的社會發展模式中，由于人們對資本增殖和利潤的單純追求，就不僅極易造成生產、需求和消費之間的失衡，產生所謂的生產相對過剩，而且也極易形成給人們帶來高額利潤的經濟泡沫。如自20世紀末以來，在美國的經濟發展中，就先后形成了IT（互聯網）泡沫、股市泡沫、地產泡沫和金融泡沫。這些泡沫隨著人們對資本增殖的不斷追求而不斷膨脹，直至破裂。這些泡沫的破裂就會造成經濟的蕭條、放緩甚至衰退，從而導致經濟危機的爆發。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直接的是美國以次級貸和大量金融洐生品為基礎的金融泡沫破滅的結果，但從更本質的意義上來看，則是以美國等為代表的“資本為本”社會發展模式不斷發展的結果，是“資本為本”社會發展模式的危機。
再次，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是以美國等為典型的價值觀危機。一定社會的價值觀總是一定社會生產方式的反映，它往往決定著一定社會具體的生產、交往和消費等內容。“民主”、“平等”、“自由”等以美國為典型的價值觀，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斷發展的過程中逐步形成的，是美國等為典型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反映，它以“個體本位”為本質、基礎和核心，影響甚至決定著美國等典型資本主義國家具體的生產、交往和消費，是實現市場經濟的前提和基礎。在這種價值觀的作用下，人們追求更多的只是個人需要的滿足，整個社會的生產通常則只是表現為單個企業自身利潤的不斷增長，而整個社會本質上則只是無數單個個體的雜合。這樣，一方面是個別企業生產的有組織性，一方面是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一方面是人們的“異化消費”，即“人們為補償自己那種單調乏味的、非創造性的且常常是報酬不足的勞動而致力于獲得商品”，［3］（P494）一方面是“產業資本的再生產能力不顧消費界限的極度擴張。”［2］（P546）以此為基礎，就決定了美國等消費型社會的本質。在這種消費型社會里，所有人都把消費活動置于他們日常關注的中心位置，無論是觀念還是行動，人們都絕少會為未來買單，而是只要一有可能，人們就會不顧一切的為了享受去消費，美國作為負債型的國家和國內經常性的負儲蓄率就是消費型社會最充分的體現。以“個體本位”價值觀為基礎的這種消費型社會，正是美國政府刺激無購房能力的人們瘋狂購房，金融機構發放大量次級貸和產生大量金融洐生品的前提和基礎。因此，2008年由美國次級貸危機所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本質上也是以美國等為典型的“個體本位”價值觀的危機。
最后，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還是美國等主要發達國家的危機。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嚴重影響了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并不斷深入到各個領域，已經形成了一場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就這場經濟危機的直接影響來看，它使美國等世界主要經濟體遭受嚴重沖擊，美國、歐洲、日本是對世界經濟影響比較重大的經濟體，據美國商務部公布數據，美國經濟2008年第四季度按年率計算下降6.2%，創1982年第一季度以來的最大單季降幅；歐盟統計局數據顯示，2008年第四季度歐元區15國經濟衰退加劇，出現13年來最嚴重負增長；日本內閣府公布的數據則顯示，2008年第四季度日本經濟按年率計算下降12.7%，是近35年來的最大季度降幅。由于當前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和美國等世界主要經濟體主導的世界經濟結構，在2008年世界性經濟危機中，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也會遭受更為嚴重的損失。對此，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高級副行長林毅夫就作了分析，認為發達國家因為經濟衰退，對產品和勞動力需求減少，對資金需求增加，會導致發展中國家出口減少、失業增加和建設資金不足，從而給發展中國家帶來更大影響。從2008年經濟危機的長遠影響來看，雖然美國等世界主要經濟體的國際地位短期內不會改變，但世界各國在采取措施積極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同時，也在為本國未來的發展尋求新的出路。在這一過程中，對外改變以美國等世界主要經濟體為主導的世界經濟結構和國際貨幣體系就成為世界各國政府，尤其是眾多發展中國家的共識，如加強國際金融監管合作、推動國際金融組織改革，包括改革“布雷頓森林”體系中的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鼓勵區域金融合作、改善國際貨幣體系等。對內眾多發展中國家也積極實行各種金融政策、努力調整經濟結構來擺脫當前國際貨幣體系和世界經濟結構對本國未來經濟發展的制約。這一切最終都會在根本上沖擊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影響當前美國等世界主要經濟體主導下的世界經濟結構。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可以毫無疑問地說，2008年世界性的經濟危機也是美國等主要發達國家的危機。
二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帶來的機遇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一定的危機總是蘊涵著一定的機遇，這不僅符合辯證法的基本規律，而且也符合人類歷史發展的事實邏輯。回眸人類發展史，我們就會發現，幾乎每一次真正的危機都只是舊事物和落后事物的危機，它最終暴露的是舊事物和落后事物存在的合法性危機，對于新事物和先進的事物來說則意味著一種機遇，顯示著新事物和先進事物存在的合理性。如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危機，為社會主義從理論變成現實提供了機遇；上個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為西方國家加快產業轉移、日本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升級提供了機遇。2008年由美國次級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作為一場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同樣，也不僅僅是一種單純的危機，而且也帶來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機遇。
首先，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作為“個體本位”價值觀的危機，是弘揚集體主義價值觀的機遇。在馬克思看來，“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這就不僅從認識論的意義上揭示了必須在“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中認識現實的人，也即“人的個體”，而且也在本體論的意義上揭示了人的社會性本質，批判了“假定有一種抽象的——獨立的——人的個體”的觀念。［4］（P56）并認為“只有在共同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說，只有在共同體中才可能有個人自由。”［4］（P119）因為人們“為了在發展過程中脫離動物狀態，實現自然界中的最偉大的進步，還需要一種因素：以群的聯合力量和集體行為來彌補個體自衛能力的不足”[5]（P30-31）集體主義價值觀正是人的社會性本質的反映，它超越了單純的個體利益，著眼于人類的長遠和全面發展，主張任何個體都不應該只為了個人的利益而損害他人和公共利益，堅持“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應該成為“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而不是障礙。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作為“個體本位”價值觀的危機，再次暴露了“個體本位”價值觀在實現人類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方面的局限，凸顯了無法克服人與人、人與社會和人與自然之間對立的矛盾。同時，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也再次彰顯了集體主義價值觀的當代意義，即只有在堅持集體主義價值觀的基礎上，人類經濟社會的發展才能確立長遠觀念、統籌兼顧，克服個體利益與整體利益、近期利益與長遠利益的沖突，實現人與人、人與社會和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與統一，才能節約資源、保護環境，建設生態文明、保證代際公平，實現人類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由此看來，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實際上也是弘揚社會主義集體主義價值觀的機遇。
其次，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作為“資本為本”發展模式的危機，是創新“以人為本”科學發展模式的機遇。迄今為止，人類社會的發展大致說來主要經歷了三種模式，即“以物為本”的發展模式、“資本為本”的發展模式和“以人為本”的發展模式。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社會中，人們的生產主要是為了獲取滿足自身直接需要的“物”，即人類為了生存所需要的各種最基本的物質生活資料和生產物質生活資料的物質生產資料，這就形成了人類社會發展中“以物為本”的模式。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自由競爭的商品經濟就代替了那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在這種經濟中，人們的生產不再單純是為了獲得滿足自身需要的物質資料，由于資本似乎無限的增殖能力，對資本的追求就決定了人們幾乎所有的行為，這就是“資本為本”的發展模式，在這種發展模式中，社會發展主要體現為經濟的增長。但“增長是達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目的本身包括消除貧困、文盲和疾病，拓寬人類選擇的范圍，增強人類控制自然環境的能力，從而增加自由。”［6］（P211）進入新世紀新階段，我們黨準確把握世界發展趨勢，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認真總結我國發展實踐，深入分析我國社會發展階段性特征，提出了“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堅持“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7］這是“以人為本”科學發展的模式。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作為“資本為本”發展模式的危機，實則是“資本為本”發展模式失去人本、不能統籌兼顧、無法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危機，是創新“以人為本”科學發展模式的機遇。
再次，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作為自由市場主導的經濟結構危機，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結構的機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創新性發展，是對資本主義社會發展批判和社會主義社會發展反思的結果，它超越了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傳統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既克服了自由市場經濟缺乏全面協調宏觀調控的弊端，又克服了傳統計劃經濟生機缺失否定競爭的弊端，正確解決了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與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關系，堅持“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8］P（373）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是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簡單相加，從經濟運行手段來說，它是政府宏觀調控和市場調節的有機統一，但從本質上來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根本則在于它的社會主義性質，在于“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8］P（373）它把人作為目的，以市場為基礎，通過恢復人的自由的能動性，使人獲得解放。因此，與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出發，堅決反對把“物”和“資本”作為目的，反對不顧社會整體效益只追求利潤增長的畸形經濟結構，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結構，通過政府宏觀調控與市場調節相統一，促進社會生產與人們消費相統一、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相統一、區域經濟增長與社會整體進步相統一、支柱產業發展與產業整體結構平衡協調相統一。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再次反證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結構的當代意義，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結構的機遇。
最后，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作為美國等主要發達國家的危機，還是中國等主要后市場經濟國家發展的機遇。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對于美國等主要發達國家的打擊是多方面的，最直接也是人們注意最多的主要是經濟的危機，而隨著對這種經濟的危機更為深入的反思，人們就會注意到經濟的危機背后，實質是美國等主要發達國家的“個體本位”價值觀危機、“資本為本”社會發展模式危機、自由市場主導的經濟結構危機以及人們的消費型生活方式危機等。以經濟為基礎的物質硬實力和以價值觀、社會發展模式、經濟運行結構、人們的生活方式等為主要內容的文化軟實力共同構成了一個國家的綜合實力。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雖然沒有使美國等主要發達國家的經濟遭受根本性挫折，也沒有在根本上削弱美國等主要發達國家的綜合實力，一段時期內美國等世界主要經濟體仍將是世界經濟政治格局中的主導性力量，但它也實實在在的給美國等主要發達國家的經濟帶來了巨大損失。更為重要的是，它驚醒了后市場經濟國家對于美國等主要發達國家文化軟實力的迷夢，打破了人們對于西方發達國家的價值觀、社會發展模式、經濟運行結構和人們生活方式等的認同。與之相應，以中國為代表的后市場經濟國家由于市場化程度不高等因素，在這次國際金融危機中雖然也受到了較大沖擊，但與美國等世界主要經濟體相比則要小的多，如中國的經濟在2008年仍然保持了9%的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超過20%，位居第一，另據聯合國亞太經社委員會公布的《亞洲及太平洋地區2009年經濟和社會概覽》預測，2009年中國的經濟增長仍將保持在7.5%，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一枝獨秀。而且，在應對危機中，以中國為代表的后市場經濟國家充分顯示了自身的優越性，為全球渡過經濟危機發揮著重要作用。這就非常有利于人們改變對中國等后市場經濟國家的價值觀、社會發展模式、經濟運行結構和人們生活方式的看法，非常有利于中國等后市場經濟國家提高國際地位、增強國際影響力。因此，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作為美國等主要發達國家的危機，也意味著中國等主要后市場經濟國家發展的機遇。
三 我國文化軟實力的提升
價值觀、社會發展模式和經濟運行結構共同構成了一個國家和地區文化軟實力的主要內容。“當今時代，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7］文化軟實力不僅是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重要標志，而且也是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重要因素。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對世界各國的文化軟實力都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它所彰顯的危機和包含的機遇，一方面彰顯了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的文化危機，另一方面也帶來了我國等社會主義國家增強文化軟實力的機遇。我們必須積極采取措施，抓住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給我們帶來的機遇，大力增強我國文化軟實力。
首先，要抓住危機帶來的機遇，努力彰顯我國文化的優越性。文化優越性是增強文化軟實力的重要基礎。新中國以來的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事實充分證明，我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和制度，一方面具有同心協力、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從1964年第一顆原子彈的爆炸成功，到1970年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1號”的成功發射，從2005年神舟六號成功載人的航天飛行，到2008年北京奧運會和殘奧會空前成功的舉辦。我們在經濟和科技還不發達的條件下，充分發揮我國文化制度、價值觀念的優越性，辦成了一件件讓世界矚目的大事，實現了一個個領域的跨越式發展。這是一種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優越性。另一方面具有眾志成城、同舟共濟應對重大災難和危機的特殊優勢。從1959到1961年戰勝三年自然災害，到1998年全國抗洪搶險的勝利，從2003年眾志成城的成功抗擊非典，到2008年的南方雪災、汶川地震后的災后重建。我們經受了一次次災難，也充分發揮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和制度的特殊優勢，成功戰勝了一次次災難。2008年不斷深化的國際金融危機，不僅僅是對世界各國經濟上應對危機能力的考驗，更是對世界各國文化優越性的大考驗。在應對危機中，哪個國家能夠更有力地減少危機的影響，更快地實現經濟社會發展的復蘇，哪個國家就更能夠引起世界其他各國的注意，更能夠充分顯示自己文化的優越性。在應對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中，我們國家一方面充分發揮政府的宏觀調控作用，采取積極有力的措施，切實有效地應對了危機，另一方面我們發揚萬眾一心、共度難關的精神，激發了人們的愛國熱情，實現了我國經濟社會比其他國家更好更快的全面繁榮，突出了我國在世界經濟復蘇中的特殊作用。我們應通過有效應對危機努力彰顯我國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優越性。
其次，要抓住危機帶來的機遇，切實提升我國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增強文化軟實力的重要前提。歷史上，我們一直是具有強烈文化自信的國家，這種自信甚至在最后造成了某種所謂“千年文明”“禮儀之邦”的盲目。只是到了近代，隨著西方工業文明的完成，工業生產方式逐漸取代農業生產方式成為最主要的生產方式，以農業生產方式為主的中國，開始在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方面越來越落后于西方，并不斷遭受西方列強的屈辱，由此，人們才開始不斷失去對中國文化的自信，甚至完全屈服于“西方文化中心論”的觀念，陷入“民族文化的虛無主義”。新中國成立，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社會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GDP以年均8．1％的速度增長，經濟總量增加77倍，躍升至世界第3位；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49年的不足100元提高到2008年的15781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由44元提高到4761元；財政收入由1950年的62億元增加到2008年的61317億元，增長985倍；糧食產量增長3.7倍，達到52871噸，豬牛羊肉類產量由1952年的339萬噸，增長到2008年的5337萬噸。人民安居，國家富強，國際影響力顯著增強，國際地位不斷攀升。這些成就的取得離不開建國以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文化，也為我們增強對社會主義文化的自信提供了堅實有力的基礎。在世界普遍積極應對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中，與世界其他國家經濟發展的普遍下滑、負增長不同，我國經濟仍然保持了較快增長，2008年保持了9%的增長，2009年第一季度6.1%、第二季度7.1%，這同樣也離不開我國具有特殊優越性的社會主義文化。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帶來了有效提升我國文化自信的難得機遇。我們應大力采取積極措施，結合國際金融危機中世界各國經濟社會的發展情況，加大對我國社會主義文化優越性的宣傳，切實提升我國人們的文化自信。
再次，要抓住危機帶來的機遇，大力發展我國的文化產業。文化產業是增強文化軟實力的有效載體。因為文化產業不僅滿足著人們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而且也在一定意義上表達著一個國家人們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表達著一個國家的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理念。在當今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時代，美國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就主要是通過電影、廣播電視、流行音樂、動漫、出版等產業彰顯其文化特性、輸出其意識形態和政治文化理念。我國文化產業發展起步晚，但也因此具有廣闊的發展空間，而且擁有豐厚的文化資源，發展的潛力很大。2008年金融危機給我國大力發展文化產業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遇。一方面，是因為近世以來的每次經濟危機，幾乎都會孕育一些國家文化產業的興起和繁榮，如1929年的世界經濟大蕭條，美國以好萊塢電影業為核心的文化產業異軍突起，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日本、韓國等成功實施“文化立國”戰略，重塑了自己國家的形象，轉變了經濟發展的模式。另一方面，是因為文化產業的發展具有逆勢上揚的特點。危機帶來的不僅是失業激增和通貨膨脹，更是人們精神上的焦慮與恐懼。前者要求我們要努力擴大就業和穩定物價，后者則因為對于文化產業和事業產生大規模的需求而帶來文化產業的發展繁榮。對此，我們完全可以從2008年以來我國文化產業和文化市場中“繁花似錦”的繁榮中得到確證。2008年，我國電影產量達到406部，躋身世界前三名；電影票房攀升到42.15億元，首次進入全球電影市場前10名。2009年1至5月份，電影創作已達到160部，電影票房達到19億元，同比增長40.3%。我們應該抓住文化產業發展的大好機遇，大力發展我國的文化產業和文化事業，不僅努力創造能夠滿足我國人們文化消費需求的文化產品，而且通過大量輸出具有中國氣質的文化產品等，不斷提升我國的文化軟實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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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原載于《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0.4.P137-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