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實踐論文化哲學研究的理論前提
哲學總是面向于人自身的存在，是人建立起來的關于人自身的神圣形象。具體說來，它或者是面向于人的本體性自我，或者是面向于人的現實性自我，這就意味著，從內容上來看，哲學或者表達著人的本體性自我，或者表達著人的現實性自我，而從存在基礎上來看，哲學或者源于人的本體性存在，如源于人的求知本性的古代希臘哲學，或者源于人的現實性存在，如源于人的現實生活世界之苦難的中國傳統哲學，前者作為確證人之存在的人的一種生存方式，形成了以知識智慧為本質的本體論哲學，并確立了自身作為科學本質的思維和根本關懷，后者作為尋求擺脫人的現實生活世界之苦難的理論精神，則形成了以智謀智慧為本質的實踐論哲學，其結果決定了自身作為倫理和政治本質的思維和理論追求。這樣，哲學對作為本體性的人和作為現實性的人的兩種不同面向就形成了兩種迥然相異的哲學傳統——古代希臘的哲學傳統與中國的哲學傳統，而這兩種不同哲學傳統又塑造了兩種具有不同人文精神的哲學家。
在古希臘的哲學傳統中，尤其是在古希臘早期的哲學傳統中，哲學家更多地把哲學作為自身的一種生存方式，他們并沒有賦予哲學以強烈的歷史使命意識和關注現實生活的時代觀念，哲學作為形而上學與人類自身現實的生活實踐是完全脫離的，具體的實踐也完全被排除在神圣的理論之外，強調理論并不務以致于現實之用為目的，真正的理論對人類生活的現實及其實踐是不關心的。對此，我們不單可以從古希臘早期哲學家所追問的問題中得到說明，如以泰利士為代表的眾多哲學家所共同表現出的對世界本原問題的關心，對于人類現實的生活實踐來說并無裨益，而只是緣于人類自身的求知理性，而且也可以從亞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學》中找到根據，在亞里士多德看來：哲學就是關于真理的知識，“就從早期哲學家的歷史來看，也可以明白，這類學術不是一門制造學術。古今來人們開始哲理探索，都應起于對自然萬物的驚異。”[1]（P5）這種驚異就其本質來說就表現為人類求知的本性，而求知作為人類的本性，亞里士多德認為“我們樂于使用我們的感覺就是一個說明；即使并無實用，人們總愛好感覺。”這也就是說，正如我們不能停止人們的呼吸一樣，也不能停止人們求知的這一理性本能，盡管它對于我們的生活實踐可能并無實用。同時，亞里士多德的學科劃分理論也在說明著古希臘哲學傳統作為理論知識超越現實實踐的本質。以實用目的為標準，形而上學、物理學、制造學術即實踐技術是亞里士多德關于學科最基本的劃分，前兩者屬于理論知識的學科，后者則屬于實用知識的學科，亞里士多德認為“哲學被稱為真理的知識自屬確當。因為理論知識的目的在于真理，實用知識的目的則在其功用。”[1]（P34）“所有其他學術，較之哲學確為更切實用，但任何學術均不比哲學為更佳”。至此，我們可以看出，古希臘哲學作為人之求知本性的表達，本質上是人特定的一種生存方式，它確證著人的與人的現實生活實踐無關的理論理性和理論興趣。
與古希臘哲學的生存論傳統不同，富有強烈的歷史使命意識和社會責任觀念的人文精神表征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實踐論特質，也塑造了中國知識分子實踐論的理論精神。中國的傳統哲學并不源于人類求知的本性，非起于對人之外萬物的驚異，而是導源于人自身的現實生活世界的苦難，是人為了擺脫現實生活世界的苦難而建立起來的關于自我的神圣形象。如所周知，中國的哲學傳統形成于中國歷史上最為動蕩不安的春秋戰國時期，人的現實生存是這一時期人們面臨的最為重要的問題，它不僅使幾乎所有的人們無暇把目光投向還沒有對人的現實生存呈現出意義的外在自然，而且對于人類自然性存在之外作為人的本體性存在的精神性本身也無暇眷顧，而現實生活的艱難則使衣、食、住、行等人類最基本的自然性生存問題凝聚了人們最廣泛的智慧，從而演繹出了人們求生存的實際能力和對國家與社會發展的無限關切：“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等都在綻放和塑造著中國知識分子最堅決的歷史使命意識和社會責任感，也正是這種對人們求生存能力和對國家與社會發展的無限關切最終形成了具有倫理和政治特征的實踐論中國哲學傳統。在這種實踐論的哲學傳統中，理論如果不面向實踐就不會有任何意義，理論的本質也只能體現在人類自覺的社會實踐中，而理論的產生、發展和繁榮也必須以對人們生活現實的關注為基礎，理論不是出于人類理性精神的興趣，而是出于對人類現實生活世界之苦難的嘆息，這種實踐論的哲學傳統具體也就表現為“理論聯系實際”、“理論必須與實踐相結合”、“知行合一”的理論信仰，而實踐的現實和現實的實踐則是一切理論由以發生、存在和發展最為根本的基礎，對實踐現實的批判與建構理性的現實實踐則成了中國傳統文化中一切理論的最終追求。
實踐論文化哲學承載的正是中國哲學傳統的人文精神，《文化哲學》作為實踐論文化哲學研究的論綱就其存在來說并不表現為生存論的本質，因為它并不源于人的本體性存在的需要，即不是研究者自身理論理性興趣的表達，也不是作為研究者自身生存方式的結果；而是實踐論的，它彰顯著研究者強烈的歷史使命意識和社會責任觀念，這種強烈的歷史使命意識和社會責任觀念就決定了理論的興趣往往表現為對現實實踐的關懷，理論的研究則往往源于實踐現實的需要和對人與社會發展的關切，而理論的本質則從根本上表現為以人與社會的發展為核心的社會發展理論。對此，我們完全可以從實踐論文化哲學研究者衣俊卿先生關于文化哲學充分的理論自覺中得到說明：在衣俊卿先生看來，現代文化哲學的主題主要表現在“關于文化現象的一般考察”；“關于文化的社會歷史透視”和“關于文化的價值學思考”等三個主要的層面，目前中國的文化哲學研究主要是在這三個方面展開的，只是不同的研究者研究往往具有不同的研究重點，一般說來，目前中國學術界關于文化哲學研究的已有成果主要涉及關于文化現象的一般考察和關于文化的價值學思考這兩個方面，而對于文化模式、文化危機、文化轉型等關于文化的社會歷史透視則不夠系統，也就是說缺失著關于文化哲學與人和社會發展相結合的實踐論研究。然而，就目前的中國社會發展來說，關于文化的社會歷史透視則具有更為突出的現實意義，因為從中國整個社會的發展來說，已經出現的“文化滯差”或者說“文化墜距”嚴重影響了中國社會進一步的和諧發展，因此，實踐論的文化哲學研究“不會對這三個層面的主題給予同樣的關注，而主要側重于關于文化的社會歷史透視和價值學思考，即通過比較系統地建立起關于文化模式、文化危機和文化轉型的理論范式，去深入剖析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文化內涵和文化轉型機制。”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就不對文化哲學其他的主題進行研究，相反，基于對文化的社會歷史透視，我們必須結合起來對文化哲學的其他主題進行研究，但“無論在哪一個層面的主題的分析上，我們都不會把研究的重點放到學理上的系統和理論體系的完備，不會把文化哲學的研究當作一個純粹的理論理性的課題加以展開，而是把我們的文化哲學研究當作一種現實的理性反思和文化批判活動，把文化哲學研究中的理論理性課題和實踐理性課題緊密結合起來。”“在這種意義上，我們是在建構一種回歸生活世界的文化哲學，一種立足于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的文化批判理論。這種文化哲學是從文化的真正寓所和根基——現實生活世界中生長出來的活生生的文化精神，而不是我們從外部強加給社會生活的抽象理論。”[2]（P41-42）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實踐論文化哲學與其他文化哲學的不同就在于它本質上是實踐的而不是理論的。
二、實踐論文化哲學研究的興起邏輯
當代中國的文化哲學研究一開始并不表現為實踐論文化哲學的研究，而更多地表現為文化學元理論研究的特征，具體說來，這種文化學元理論的研究只是把文化哲學的研究當作是超越于具體文化學意義上的文化研究，即從一般的意義上對文化的概念、本質、范疇、構成、體系、價值等問題作更高一層的理論解釋，對文化學的基本概念作深入的和批判式的研究，這種文化學元理論研究最大的特點就是不把文化研究看成是關于人類自身生存與社會發展的問題的研究，而是象自然科學對自然對象的研究一樣，只是把文化當作單純的對象性存在來研究，這里的文化通常表現為與文明的統一，對于當代中國早期文化哲學研究的這種狀況我們從實踐論文化哲學研究的興起中可以得到更為進一步的理解。
首先，80年代初，以中國已故著名哲學家高清海先生為代表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前蘇聯傳統教科書體系”的反思與批判，不僅提供了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新理解，而且更為重要的是一方面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界使人們在更多的意義上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成為可能，從而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界形成了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繁榮局面，如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踐論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人學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主體性問題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價值問題研究等；另一方面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前蘇聯傳統教科書體系”的反思與批判對當代中國哲學的發展來說，也促進了多維的廣闊的學術研究視野的形成，并且在學術研究中人們對社會歷史現實問題的關注也不斷得到加強，正是由此，隨著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前蘇聯傳統教科書體系”反思與批判的不斷深入，進入90年代以后，“中國哲學研究的論題、問題、層面、方式、話語、維度、領域都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發散和多元的特征，并且這些多元的甚至相去甚遠的哲學話題取得了相對平和的、寬容的、共處的文化氛圍。”[2]（P2）以此為背景，中國的哲學研究出現了眾多與中國社會發展現實和理論發展現實密切相關的哲學研究領域和主題，如實踐哲學、生存論哲學、發展哲學、價值哲學、主體性哲學、政治哲學、社會哲學、歷史哲學、文化哲學等。而文化哲學的研究也就逐漸得以從早期關于文化學的科學研究中轉向了以社會歷史發展現實為基礎的實踐論文化哲學的哲學研究。
其次，從世界范圍的哲學研究來看，20世紀的科學危機在打破關于科學的諸多神話的同時，不僅使科學哲學自身的主題從最初興起時對科學的確證和捍衛轉向對科學的反思與批判，具體如直指現代科學的后現代主義理論，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大眾文化批判理論、技術理性批判理論等，而且也給作為主流思維方式和意識形態的科學哲學自身的存在帶來了災難，同時也由于人們關于人的本質的認識的不斷發展、人類需要從基本物質需要向精神文化需要的轉變以及哲學自身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發展邏輯等，其直接的后果就是世界哲學研究的重點開始由科學哲學的研究轉向文化哲學的研究，出現了從科學哲學到文化哲學的轉向①。雖然這種轉向的標志被認為是1984年在羅馬尼亞召開的第17屆世界哲學大會關于當代世界哲學的重點已經從科學哲學轉向文化哲學的閉幕詞宣言，但實際的文化哲學研究轉向則要更早，關于文化的研究成果已然十分豐富且極具影響力，并出現了諸如李凱爾特、斯賓格勒、本尼迪克特、湯因比、卡西爾等眾多著名的文化哲學家。在全球化尤其是中國的哲學研究深受西方哲學研究影響的背景下，世界范圍內的這種文化哲學研究轉向也就成了中國實踐論文化哲學研究最直接的催生婆。
再次，實踐論文化哲學的興起是文化學研究自身的邏輯發展。應該說以文化現象和文化體系為研究對象的文化學并沒有很長的歷史，思想家們理性探究的目光只是到了19世紀中葉才開始投向作為人類和人類社會深層結構的文化層面，但不長久的研究歷史并沒有影響人們對于文化的研究興趣，相反，由于文化在人類日常生活和人類社會發展中所極具的特殊意義和魅力，使文化研究成為19世紀中葉以來人類歷史上最燦爛耀眼的光芒之一，它神秘的氣質向幾乎所有的思想家都散發著無限迷人的誘惑，對此，A·L·克魯伯和克萊德·克拉克洪1952年在《文化——關于概念和定義的評論》中所列舉出的161種有影響的文化定義就是最充分的說明。這樣，“當文化層面作為人類歷史和人類社會最深層的、最重要的內蘊或制約因素為人們所關注時，文化學研究開始同哲學研究交匯，形成自覺形態的文化哲學。”[2]（P1）文化學以及與文化學相關的人類學、民俗學、民族學、文化人類學、歷史哲學、文化史學等的興起和發展就為文化哲學自身的發展一方面提供了大量的豐富的具體材料從而為文化哲學的研究奠定了基礎，如以狄爾泰、斯賓格勒、湯因比等人為代表的人文傳統的文化學研究、以泰勒、馬林諾夫斯基、博厄斯、本尼迪克特等人為代表的實證傳統的文化學研究等，同時也使文化哲學的研究超越了其早期具體文化學研究的特征，把關于文化的研究與人類生活和人類社會的發展研究結合起來，不是單純地從文化的存在去研究文化，而是直接以人類生活和社會發展為基本價值追求的文化研究，這種文化研究把文化看成是人類生活的基礎和社會發展的深層結構與原因，而這也正是實踐論文化哲學研究的價值認知前提。
最后，作為對人類生活基礎和社會發展的深層結構與原因的價值認知即是實踐論文化哲學研究得以發生的價值認知前提，也是實踐論文化哲學研究全部意義最為根本的基礎，它是基于對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具體考察，尤其是中國近代以來社會歷史發展的具體實際而形成的一種關于社會歷史發展的基本觀念。“回顧一下中國近現代匯入世界歷史的進程，就會發現，中國現代化歷史進程的重要特色之一在于，它的每一次深入，總是將文化層面的問題凸現到十分醒目的位置。”[2]（P25）自強救國是中國近代歷史的主題，而這一歷史主題在中國近代就主要體現為被迫的現代化進程，它從早期旨在于技術和器物層面引進的洋務運動經旨在于政治體制變革的戊戌維新和辛亥革命，最后集中到以科學與理性為主題的“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進入上個世紀80年代，改革和開放成了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主要任務，這里的改革仍然主要體現為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只不過與近代被迫的現代化不同，這里的現代化是一種主動的歷史選擇，在這一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首先開始的是經濟體制的改革，由經濟體制的改革推動了政治體制的改革，最后又深入到中國社會文化的轉型。至此，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中國近代的被迫現代化，還是進入上個世紀80年代后中國主動的現代化選擇，它們經歷了完全相同的過程，即從經濟到政治最后到文化的深入和演進，這種過程一方面反映了人們由淺入深的認識邏輯，另一方面則彰顯了社會歷史發展自身最基本的深層作用結構，“政治與經濟的發展常常不是純粹的政治經濟問題，它們受文化的深層次制約”，這也就是說，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從長遠來看既不能單純實現于經濟中，也不能單純實現于政治中，只有文化才是構成人類社會發展最普遍最深刻的原因。因為實踐論文化哲學不僅把文化看成是人類社會最基本的內含之一，而且文化也滲透到了人類社會其他最基本的結構并在深層影響著其他最基本的結構。
三、實踐論文化哲學研究的基本論題
實踐論文化哲學的研究不同于理論理性文化哲學的研究，它不表現為單純的理論興趣，其意義也不在于單純的理論發展，就其實踐的本質來說，它主要基于對實踐的追求，表現為人類和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現實目的，因此，實踐論文化哲學研究的論題必不同于理論理性文化哲學研究的論題。但自人類實現自身活動從本能到自覺的轉變以后，動物性的本能活動就變成了人類的實踐活動，這種人類的實踐活動不同于動物性的本能活動根本上就在于其必有的理論基礎，這意味著，任何實踐的問題必然包含著理論的問題，文化哲學的研究亦如是，它不單純地表現為實踐環節，而且還包含著理論的環節。當然，實踐論文化哲學研究的論題在總體上也就必然包含著兩個部分即：理論理性文化哲學研究的論題與實踐理性文化哲學研究的論題。
理論理性文化哲學研究的基本論題
理論理性文化哲學的研究是關于文化的一般性研究，它超越于文化存在的具體現實，表達著理論自身的興趣，它以具體的文化研究為基礎，但又不表現為對具體文化的研究，它是關于文化哲學最基本、最抽象論題的理論。當然在實踐論文化哲學研究的視野中，理論理性文化哲學的研究在其本質上是以實踐論文化哲學的研究為目的，同樣表現著對具體人類社會歷史實踐的終極關懷。因此，實踐論文化哲學研究在理論理性層面的基本論題具體說來就表現為：
1．關于文化的概念性研究
文化的概念性研究是任何層面的文化哲學研究中最為基本的論題，是文化哲學研究的阿基米德點，對文化的具體理解往往決定著文化哲學研究的基本對象、內容、方法和價值追求，當然也是真正理解任何文化哲學研究的前提和基礎。實踐論文化哲學的研究堅持文化總是人的文化，“它是人的類本質活動的對象化，”“是歷史積淀下來的被群體所共同遵循或認可的共同的行為模式，”“具體說來，文化是歷史地凝結成的穩定的生存方式，其核心是人自覺不自覺地建構起來的人之形象。在這種意義上，文化并不簡單地是意識觀念和思想方法問題，它像血脈一樣，熔鑄在總體性文明的各個層面中，以及人的內在規定性之中，自發地左右著人的各種生存活動。文化所代表的生存方式總是特定時代、特定民族、特定地域中占主導地位的生存模式，它通常或以自發的文化模式或以自覺的文化精神的方式存在。”[2]（P7-10）
2．關于文化現象的研究
如果說文化的概念性研究是文化哲學研究的阿基米德點，那么，對文化現象的考察則是深入、具體和生動理解文化的關鍵，因為對文化的概念性理解只是在最抽象、最根本、最一般的意義上對文化本質的一種總體性把握，這種把握如果沒有對具體文化現象的考察就會顯得空洞、不可靠和沒有根基。這就意味著，“如欲對文化有更深刻的理解，我們必須回到活生生的文化現象，對它的發生或起源、內涵和外延、結構和層次、發展與變遷等做出描述和解析，”只有以此為基礎，“我們才可能得到一個包含著豐富的、多樣性內涵的文化范疇。”[2]（P49）實踐論文化哲學的研究當然也同樣要把對文化的深刻理解建立在對文化的發生及其本質規定性、文化的具體構成以及文化的存在形態等文化現象的研究基礎之上。
3．關于文化模式的研究
“文化模式是文化哲學的核心范疇。文化模式是特定民族或特定時代人們普遍認同的，由內在的民族精神或時代精神、價值取向、習俗、倫理規范等構成的相對穩定的行為方式，或者說是基本的生存方式或樣法。文化模式在功能上不同于社會的政治、經濟制度。”[2]（P91）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文化模式作為實踐論文化哲學研究的基本論題不僅是因為其在文化哲學中的核心范疇地位，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因為文化總是以一定的文化模式存在的，在人類和人類社會歷史發展中文化模式具有極為特殊的意義，對文化模式的研究有利于充分理解作為整體的文化的規定性及其演進機制，從而有利于對文化整體進行批判性的反思；對文化模式的研究有利于揭示文化在人類社會和歷史演化中的地位和變遷，從而說明人類社會和人類歷史的文化內蘊。對于文化模式的研究就是要從共時態和歷時態這兩個不同的維度對不同的文化模式進行具體的分析。《文化哲學》就在共時態的視野中對民族心理和文化模式、文明形態和文化模式兩個方面以及在歷時態的視野中對原始社會的文化模式、傳統農業文明的文化模式、現代工業文明的文化模式、后現代主義的文化模式等四個方面對文化模式進行了深入具體的分析。
4．關于文化危機的研究
文化危機和文化轉型是文化發展和變遷的基本環節。“文化危機的最基本的含義可以簡單地界定為特定時代的主導性文化模式的失范。即是說，當一種人們習以為常地、自在賴以生存的自在的文化模式或人們自覺地信奉的文化精神不再有效地規范個體的行為和社會的運行，開始被人們所懷疑、質疑、批判或在行動上背離，同時一些新文化特質或文化要素開始介入人的行為和社會的活動，并同原有的文化模式和文化觀念形成沖突時，我們斷言，這種主導性文化模式陷入了危機。”[2]（P135）文化危機的發生通常存在于兩個層面，一是在現實的個人生活和社會生活中所發生的文化觀念自覺或不自覺的沖突與裂變，二是在社會的精英階層對發生的文化沖突所進行的自覺的反思和檢討。研究文化危機對于實踐論文化哲學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為通過對文化危機時期的文化觀念和文化精神的沖突、裂變、離散、懷疑、反思、反省、批判等，可以深刻透視人類社會和人類精神的深層變化和進步，可以全面了解人類生活和人類社會運行機制的深層原因。實踐論文化哲學對文化危機的研究主要表現為在文化失范和文化沖突、文化反省和文化批判等視域中，對文化危機的本質、文化危機的表現形態、前現代視角的文化批判理論、現代視角的文化批判理論、后現代視角的文化批判理論等論題的深入研究。
5．關于文化轉型的研究
與文化危機相同，文化轉型也是文化發展和變遷的基本環節，只是文化危機在本質上是解構的，而文化轉型在本質上則是建構的，因此，從發生的邏輯上看，文化危機表現為文化轉型的前提，而文化轉型則不僅內在地包括著文化危機而且也是文化危機的最終結果。因此，關于文化轉型的研究也必然是實踐論文化哲學研究的主要論題。“所謂文化轉型，是指特定時代特定民族或群體所習以為常地賴以生存的主導性文化模式為另一種新的主導性文化模式所取代。”[2]（P167）實踐論文化哲學對文化轉型的研究就必須對文化轉型的內在機制、文化轉型的途徑和方式以及文化轉型的深刻意義等進行考察，《文化哲學》就具體揭示了文化的超越性與自在性的永恒矛盾和自覺的文化與自在的文化之互動是文化轉型的內在機制，內在創造性轉化的文化創新和外在批判性重建的文化整合是文化轉型的基本途徑，人的發展與社會的進步是文化轉型的根本意義。
實踐理性文化哲學研究的基本論題
對人類生活實踐和社會發展現實的直接關注是實踐論文化哲學研究最根本的特征，也是實踐論文化哲學研究的意義基礎，如果沒有對人類社會現實的具體關注，只是對文化作超越于人類生活和社會發展現實的一般性抽象研究，那就會背離實踐論文化哲學的終極追求。因此，實踐論文化哲學的研究也必然表現為對實踐理性文化哲學研究的基本論題的關注，表現為在具體的人類生活和社會發展現實的存在中對文化的具體研究，具體到中國的實踐論文化哲學研究，它立足于中國的社會生活和歷史發展，面對中國社會實踐的現實，在實踐理性文化哲學研究的層面，其基本論題就必然是：
1．關于中國傳統文化轉型的研究
進入近代以來，現代化是中國社會發展最重要的歷史進程，但無論是近代的被迫現代化，還是80年代以后中國主動的現代化選擇，最終都是將文化層面的問題突現到醒目的位置，文化轉型的問題總是作為經濟政治進一步發展的深層制約根源被最后發現出來。中國的傳統文化作為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深層原因從根本上制約著中國現代化的總體發展，“現代化遇到的最大阻力正是文化轉型的遲滯，它使我們的現代化進程舉步維艱。”因此，在這一意義上，我們完全可以說中國傳統文化的轉型正就是中國現代化問題的關鍵，當然，“對于這一問題做出深刻的理論分析和解說，提出深刻的實踐變革方式，對于我們的文化批判而言，是最重要的主題之一。”[2]（P204）中國的實踐論文化哲學研究在實踐理性層面就必須把中國傳統文化的轉型作為自己最重要的內容構成，具體說來就要對“文化熱”、文化激進主義與社會轉型期具體的文化沖突等問題進行深入具體的研究。
2．關于中國傳統文化內在結構的研究
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在結構不同于其他文化的內在結構，這主要表現在中國的傳統文化結構因為其沉重而普遍的傳統日常生活構成而具有超穩定的內在特質。在這種超穩定的文化內在結構中，自覺的文化契合并認同著自在的文化，從而沒有對自在的文化層面形成超越的維度，在自覺的文化和自在的文化之間缺少內在的必要的張力，因而保守、穩固、自在就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在特征。在不同的視野中對中國傳統文化內在結構的研究和分析，必然有助于深刻認識中國傳統文化模式的保守性和頑固性的原因，從而以真正認識到中國傳統文化轉型的意義、特殊途徑和方式。
3．關于中國傳統文化轉型機制的研究
文化轉型機制的探索即對文化轉型途徑和方式的研究是內在于實踐論文化哲學研究的邏輯之中的，對于文化轉型機制的自覺研究是實現文化轉型自覺的邏輯前提。在《文化哲學》中，對中國傳統文化轉型機制的研究首先通過對原有的文化啟蒙和文化轉型方式的檢討與批判，揭示了以往表層文化啟蒙的局限性，看到了必須發揮哲學等人文學科通過對精英文化和市民文化的梳理、交匯與整合，從而使文化啟蒙由表層的、外在的向生活世界內在的、深層的轉化；同時依據中國傳統文化的超穩定結構，實踐論文化哲學研究對新文化啟蒙和文化轉型的途徑和方式進行了探索，提出了日常生活的批判與重建的基本思路，即第一要建立理性的和人本的新文化精神對民眾的普遍的啟蒙機制；第二要建立民主化和理性化社會體制對民眾的普遍的制約機制；第三要建立現代化的、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對民眾的普遍的教化機制。
4．關于全球化時代中國新文化精神的研究
實踐論文化哲學的研究不同于一般的文化批判理論，尤其區別于后現代視野以消解一切確定性為特征的文化批判，因為對于實踐論文化哲學的研究來說，反思與批判并不表現為最終的目的，而只是達到其建構新的文化精神的手段。作為中國的文化批判理論，實踐論文化哲學的研究就旨在于通過對中國傳統文化轉型、中國傳統文化內在結構、中國傳統文化轉型機制的批判和研究，以建構一種中國的新文化精神。當然，在全球化與文化日益整合的今天，中國的這種新文化精神的建構必然要立足于中國的實踐現實而又超越于中國的實踐現實，在全球化的時代文化精神這一大背景中進行，由此，實踐論文化哲學研究以“總體的人”或人的總體性的生成作為衡量社會現代化乃至整個人類社會進步的最根本的發展尺度，堅持類價值與歷史價值相統一、道德與歷史相統一的發展觀，認為中國的文化發展并不能象后現代的文化精神所設想的那樣，而主要面臨的仍然是“從傳統農業文明的自然主義和經驗主義的文化模式向現代社會的理性主義的文化模式的轉型，”從而提出了中國社會歷史發展所需要建立的新文化模式或文化精神即：“理性的、科學的文化模式”；“主體性的、創造性的文化模式”和“法治型的、契約型的文化模式”。[2]（P340-342）
參考文獻：
[1] 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
[2] 衣俊卿：文化哲學．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注釋：
①詳見：胡存之、鄭廣永：《從科學哲學到文化哲學》，載《自然辯證法研究》2003年第2期。
原載于《 學術交流》2010.2.P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