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敗后，處在國民黨軍事圍剿中的中央蘇區革命根據地，戰斗頻繁，條件極為艱難。但就是在這種條件下，中國共產黨和紅軍仍然盡最大努力出版馬克思主義著作。他們想方設法，用土紙、油印、石印、木板印來印制、出版了多種馬克思主義著作。在瑞金，曾用木板印刷了一批《共產黨宣言》。
中央蘇區的馬克思主義傳播
據不完全統計，僅1930年至1934年，蘇區就出版各種不同的教科書28種，各種報紙和雜志16種，政治讀物和社會科學書籍69種，其中介紹馬克思主義的通俗著作和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占大部分，例如《國家與革命》的全譯本、《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等。黨的機關刊物《斗爭》也發表了若干列寧著述，如《革命軍戰斗隊的任務》、《致圣彼得堡委員會戰斗委員會》、《為戰勝高爾察克告工農書》、《游擊戰爭》等。
在極端艱難的戰爭環境里，毛澤東仍然非常重視學習馬克思主義著作，想方設法收集馬列書籍。他反復研讀的《反杜林論》譯本，就是在1931年紅軍攻打漳州時，他親自在縣城里尋找到的。毛澤東對自己收藏的馬克思主義著作譯本十分珍視。長征途中他丟棄了許多衣物，卻始終把馬列著作像寶貝一樣帶在身邊，帶到了陜北。
據《反杜林論》的譯者吳亮平回憶，在中央蘇區，毛澤東多次邀請他到自己住處，研究《反杜林論》中的理論問題，同時運用馬克思主義有關理論原則，來深入探討當時的革命實際問題。毛澤東以“大禹治水之功”比喻吳亮平翻譯《反杜林論》的功績，說他“功不在禹下”。
毛澤東重視對馬克思主義著作的學習，更注重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的結合。中國共產黨自創建之日起，就致力于探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早期的中共創始人李大釗、陳獨秀已經意識到必須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毛澤東是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杰出代表。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深入中國各地做了大量的調查研究，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全面深刻地分析和認識中國實際，先后寫出了一系列經典著作，如《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井岡山的斗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對本本主義》以及《才溪鄉調查》、《尋烏調查》、《長岡鄉調查》三部名震一時的調查報告，提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著名論斷，找到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
國統區的馬克思主義傳播
1930年3月2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今天的上海多倫路201弄2號中華藝術大學宣告成立。這是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下的革命文學團體。
“左聯”以筆為戟去戰斗，積極傳播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翻譯、介紹了大量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關于文學藝術的論述和蘇聯早期一些文學家關于革命文藝理論的文章，推動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研究，對確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文藝思想界的領導地位起了很大的作用。1930年，魯迅翻譯出版了普列漢諾夫的《藝術論》。1932年，瞿秋白將馬克思、恩格斯、拉法格論述文藝的信件，整理、編譯成《現實——馬克思主義文藝論文集》。這是我國傳播馬克思、恩格斯論文藝的開篇巨著，受到魯迅的稱贊和革命文藝工作者的歡迎，對于當時的革命文藝運動起了積極的指導作用。馮雪峰、茅盾等許多“左聯”的同志在這方面也作出了許多的努力和貢獻。
在今天繁華的北京東城區美術館東街22號，坐落著一家具有光榮歷史的著名出版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簡稱三聯書店）。它的前身是20世紀30年代在上海創立的生活書店、新知書店和讀書出版社。在極其險惡的環境下，三家書店員工冒著生命危險、英勇機智地堅持出版馬克思主義著作，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貢獻。
在革命時期，生活、讀書、新知三家書店，被譽為“革命文化的堡壘”。1948年10月26日，為了集中力量加強出版工作以迎接新中國的誕生，生活、讀書、新知三家書店在香港合并，正式成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毛澤東等黨中央領導人高度贊揚了這三家進步書店的工作。1949年7月，中共中央在關于三聯書店今后工作方針的指示中說：“三聯書店（生活、新知、讀書出版社），過去在國民黨統治區及香港起過巨大的革命出版事業主要負責者的作用，在黨的領導之下，該書店向國民黨統治區域及香港讀者，宣傳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黨在各個時期的主張，這個書店的工作人員，如鄒韜奮同志等，作了很寶貴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