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中期以來，環境問題如同在其他發達國家一樣成為日本各界議論和研究的一大熱點，環境方面的出版物逐年增多。現在年平均每天就有10多篇環境論文問世。在各領域、各學科的環境研究熱中，哲學人文科學的研究，即環境思想的討論也十分活躍，并具有重要意義。環境思想包含了從許多角度展開的議論，受篇幅限制，本文只選擇其中比較主要的議題做一簡單介紹。
一、公害問題及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
鑒于當今日本環境思想與60-70年代日本公害·環境思想有著繼承關系，首先介紹一下當年的公害·環境思想。
戰后日本大城市化和重工業特別是重化學工業高速發展的結果，造成由企業污染引起的環境破壞和疾病的爆發，污染由廠區附近擴大到周圍農村，各地相繼發生的企業污染蔓延成為全國性的公害問題。當時，日本政府克服環境污染的努力主要集中在采取一些應急措施，沒有觸及企業公害發生的根源，因此不可能從根本上克服公害。批評者認為，企業公害的發生是有深層的社會歷史原因的。這種對造成企業公害的社會歷史原因的探討就形成了關于公害的思想。
起初，關于公害原因談的比較多的是技術的發展、人口的劇增、工業化、大城市化等“一般原因”。其中斷定新的科學技術的發展必然會帶來公害等災難的觀點，被稱做“科學技術原罪論”。1964年，宮本憲一和莊司光合作發表《可怕的公害》一書，開辟了從資本主義體制批判的角度展開公害論的思路。在該書中他們斷言：“公害是伴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發生的社會災難。它是以資本主義企業及個人經營的無計劃的土地-資源使用和社會資本不足、城市規劃失敗為原因，危害農民和市民生產生活的災害。因此，公害是階級對立的反映。加害者主要是資產階級，受害者主要是農民和工人階級。”這種觀點被稱做“生產關系說”。支持這種觀點的有都留重人、中村孝俊、中村靜治、加藤邦興等人。
“生產關系說”從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的角度挖掘公害發生的原因，比立場曖昧的工業化論或城市化論等更尖銳，比態度悲觀的科學技術原罪論等更積極，從而使反對公害的思想和運動深化了。但是，“生產關系說”遭遇了來自反對者的詰難：難道社會主義國家就不會發生公害嗎？對此，支持“生產關系說”的人們始終沒有找出能夠自圓其說的回答。70年代日本人逐漸知道了前蘇聯發生的公害問題后，特別隨著環境問題開始成為世界性問題，“生產關系說”也就逐步被放棄了。80年代末，宮本本人在反省“生產關系說”的簡單、片面性錯誤的基礎上，提出“中間系統論”，認為應當從全部現存的政治經濟結構、而不僅僅從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去說明環境破壞的原因。
“生產關系說”實際上否定了處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條件下克服環境破壞的可能性。因此，現在在環境問題上繼續堅持資本主義批判立場的馬克思主義學者，比較傾向于把環境破壞的根源歸結為“資本的邏輯”。所謂“資本的邏輯”是指資本追求利潤、追求增殖的本性。資本邏輯把生活資料作為商品進行生產是為了獲取利潤,它在生產過程中會盡可能地降低成本。從資本的邏輯來說,如果沒有法律制約的話,無償地從自然中獲取大氣和水等自然資源,把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廢水廢氣排放到環境中去是天經地義的。對此，他們主張以“生活的邏輯”、即有益人的健康和共同生存的生產生活方式去抵制和削弱資本的邏輯的支配。并認為這種“生活的邏輯”是存在于當今社會制度中且日趨成為社會決定的重要因素。
二、現代性批判
從現代性批判的角度談論環境問題的，并不是一個觀點一致的派別,它包含了觀點各異、研究領域各異的許多人。從批評的立場推動社會反思和進步，是有其積極意義的。但是其中個別人把結論引向復古主義、非理性化、甚至反民主主義，的確潛藏著危險。鑒于文明批判的環境論在現實中具有很大影響，在此枚列幾種。
梅原猛的森林文明論。梅原猛把工業文明之后發生的環境破壞視為人類第二次環境破壞，第一次環境破壞發生在因農耕·畜牧需要砍伐森林、消滅了森林之神，并建立了城市文明之時。因此，梅原猛認為解決當代環境問題要從第一次環境破壞的源頭起反思，即徹底放棄征服自然的文明方式，與自然中所有一切包括寄居于自然中的神靈共生。具體來說就是要屏棄西方的、農耕（小麥農業）畜牧的、基督教的自然觀，返歸東方的、水稻農業的、佛教或神道教的傳統。他提議現代人應該向古代人學習智慧,例如神道的自然崇拜思想就為今天人類的環境保護提供了榜樣。
伊東俊太郎認為17世紀“科學革命”時期由弗蘭西斯·培根和笛卡爾創始的機械論自然觀，將“生命”趕出了自然界，這是現代發生環境危機的根源。現在人類進入了 “環境革命”時代，應該建立與機械論自然觀相對峙的“生世界自然觀”，用“生世界自然觀”代替機械論自然觀。他說,所謂“生世界自然觀”就是恢復人對生世界的一切生命的感應，在這種意義上“生世界自然觀”與有靈論自然觀是相通的。神不是在這世界之外創造世界的超越的存在，而是在這世界推動它的力量，因此對我們來說敬神就是敬自然。這里，伊東俊太郎試圖在“生世界自然觀”的統合下消除人和自然、科學和宗教的對立。
河合俊雄則試圖對當代環境破壞的原因進行深層心理學的分析。他的結論是∶現代人的觀念中物與魂的分離是導致肆意破壞環境的根源。他認為，產業革命以前的時代，物被看做實體，被視為有“魂”寄居其中的。人們不會隨意破壞或丟棄物品，是因為他們尊敬物中的“魂”。可是在現代經濟體系中，物失去了實體性而無意義地循環著。也就是說物不是以實體而是以其使用價值被生產、消費和廢棄。再利用也只是從物的素材和物質性質考慮的，因此再利用這種積極的環境保護思想也不過是在加劇物與魂的分離的意識，加速物的實體性的喪失。河合俊雄認為回歸物的實體性意識是不可能的，所以，未來環境思想的課題將是在承認物的實體性喪失的基礎上，如何進到別的邏輯·觀念階段。
中路正恒指出，就像拉美特利《人是機器》所象征的那樣，近代以后人被看做組裝起來的生物一樣，因而形成了人是可以以某種方式加工制造的思想。這種人類身體觀導致培養順從型人格的機制，現代人、社會以及地球均被置于監視和管理之下。原田憲一則抨擊以技術征服自然，追求更高、更快、更強是人類的狂妄，貪欲的膨脹，將使后代人無以為繼。他主張要對那種不承認環境始終是自律的機械論的自然觀、不承認人是一代代向下延續的非循環的生命觀以及只承認現世幸福的及時行樂的人生觀進行全面批判。
三、從美國引進的環境倫理學及其批評
90年代日本環境思想討論日盛，與加藤尚武有關，他被視為把美國環境倫理學引入日本的第一人。他把美國環境倫理學論點概括為以下3點:自然的生存權問題;世代間的倫理問題;地球全體主義。加藤尚武認為，在進步主義的名義下發生的環境破壞，根源在于近代以來的民主主義和個人主義體制存在著嚴重缺陷。民主主義是一種當下的決議體制，而環境問題要求建立與未來連續的決議體制。
對于加藤尚武對環境倫理學的概括,現在批評意見漸多。人們指出他對美國環境倫理學的介紹不全面,尤其忽視了社會派生態主義的觀點。另外,他本人的觀點也遭到批評。比較有代表性的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牧野廣義對加藤尚武的環境倫理學思想的批評。1、關于“自然中心主義”。 牧野廣義認為這種概括方法模糊了造成環境破壞的真正原因。牧野廣義認為環境破壞的根源不是“人類中心主義”或“人本主義”,而是“生產中心主義”。在“生產中心主義”的資本主義體制下，貧困者和欠發達國家都成為環境破壞的受害者。另外，把“人類中心”和“自然中心”、“人的權利”和“自然的權利”對立起來，這種做法沒有抓住環境問題的本質，環境問題的本質就是要確立人的權利。所謂“自然中心主義”的倫理隱藏著否定“人”的倫理的危險。2、關于“世代間倫理”。 牧野廣義指出環境倫理問題不僅是現代人與未來人之間的倫理問題,它本身也是現代人之間的倫理問題。在現實中就存在環境破壞的制造者與被害者之間的倫理沖突。民主主義不僅是當下社會決議的原理，同時也是要貫徹到未來社會的原理。只有民主主義才是解決環境倫理問題的根本原理。3、關于“地球全體主義”。加藤提出地球生態保護的重要性優先于個人自由和國家自決權。牧野指出這種言論對人權和民主主義是極危險的。在承認地球有限的前提下，尊重和保障個人自由和民族自決權對于實現地球環境保護是必要的。比地球全體主義更重要、更根本的是地球民主主義。
環境倫理學在環境思想中最有力的主張是對所謂人類中心主義的批判。對于這個基本主張,發難者提出的疑問是這種人與自然關系的解說模式能否成立。巖崎允胤指出，人類及其生存的尊嚴的根據，不在于人對自然的關系中，而在人類自身。這部分思想家力圖證明人對自然的關系的本質是人對人的關系，他們反對以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取代人自身的問題。
四、馬克思主義的環境觀點
在日本環境思想中，馬克思主義占據重要地位。這一方面是由于日本存在馬克思主義的公害批判論的傳統，另一方面則由于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精神就是關心人的存在、批判資本主義文明形態、爭取人從自然和社會的壓迫下最終解放。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對人們認識當代環境問題發揮著積極而有效的影響。
馬克思主義學者環境觀點主要有以下內容:1、人與自然關系問題。貫徹辨證唯物主義立場，強調人的自然本質和自然的人的本質的統一。2、反對環境論中的抽象的、非歷史的、普遍主義傾向，把環境問題·自然問題提升到人的問題、社會問題。3、堅持把對資本主義批判作為環境問題的關鍵，揭露環境破壞的根源是資本原理支配社會，提出解決環境問題的出路在于克服資本原理支配。4、重視環境問題上存在的南北矛盾，批判發達國家對落后國家的資源掠奪和環境破壞，反對發達國家利用保護環境的名義剝奪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5、主張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自然保護和社會進步的統一(環境與人、人與人的共生)，把建立可持續發展的社會(循環型社會)作為現階段民主主義的目標。
共生型社會是各種人都談的話題，不限于馬克思主義學者。所謂共生，指的是人與自然、人與人兩層意思的彼此相容、互利互惠的關系。從結構上分析環境問題，近代以來人與環境的緊張關系被解釋為人與環境間應有的共生關系遭到了破壞。馬克思主義學者強調實現人與人之間的共生，即克服人類社會關系中的對抗，是克服人對自然的異化、建立人與自然的共生關系的基礎。強調在改造人與自然關系的同時改造社會關系。強調反對資本支配、反對霸權、反對戰爭是創建共生型社會的基本要求。
循環型社會也和共生社會一詞一樣，是各種人常談論的，前近代被解釋為循環型社會。但是馬克思主義學者則試圖把它作為現階段民主主義應當爭取的比較合理的社會形態。它還不是社會主義社會，(因此不同于市場社會主義或生態社會主義的提法)，只是爭取以環境運動為契機，對抗在資本原理支配下攪亂了人與自然之間物質代謝和自然自身循環過程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爭取勞動階級肉體健康和精神健全。
日本馬克思主義學者一般的觀點是既承認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思想與當代環境運動相一致，馬克思關于自然與人的關系的論述，特別是恩格斯關于自然的報復的論斷，都是寶貴的環境思想。但是同時也承認馬克思恩格斯并沒有預見到會發生今天這樣嚴重的地球環境危機。學者們對馬克思恩格斯的環境思想多有探討, 其中巖佐茂在使馬克思恩格斯思想與當代環境問題結合這方面研究比較多。他認為，馬克思關于以勞動為媒介的人化自然與外在自然、人的身體與“人的非有機的身體”（自然）的關系表現著自然與自然本身的聯系，這個觀點對生態理論是非常重要的。在《經濟學·哲學手稿》（1844年）中，馬克思提出的異化勞動也涉及了自然的異化，這可以理解為生產和消費過程的自然破壞也是自然異化的一種形態。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批判當然包含著對生產和消費方式造成的自然破壞的批判。另一方面，巖佐茂也認為恩格斯對人認識自然的過程的看法過于簡單或樂觀。他認為恩格斯所說通過認識自然法則達到對自然的支配（駕御），是很困難的。他認為就這個問題來說，《資本論》中馬克思所說“勞動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間的過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動來中介、調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交換的過程”，可以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唯物主義關于人對自然的實踐關系的正確表述，即：不應把人對自然的實踐關系理解為人對自然的支配，而應該理解為人對自身與自然的關系的駕御。這樣，在生產或勞動方式上，就兼顧到改造自然的同時改造人與自然的關系，即自然的變革與社會的變革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