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紀念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出版150周年之際，國內外針對《資本論》的研究日益活躍，關于《資本論》的研討會、著作、論文也不斷集中涌現。再談《資本論》的當代價值對于批判馬克思主義過時論，并用《資本論》指導實踐具有重要意義。
一、《資本論》的出版及傳播
《資本論》是偉大無產階級革命導師馬克思花了40年，或者說是用他畢生精力創作出來的一部偉大的科學巨著，出版后被譽為“工人階級的圣經”。《資本論》的產生是時代的產物、理論的總結、革命的需要。此后，恩格斯又花了十年時間來延續由于馬克思逝世而中斷的事業。正如《資本論》第一卷序言中所說：“在科學上沒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勞苦沿著陡峭的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達到光輝的頂點。”[1]馬克思光彩奪目的名言，也是他寫作《資本論》的真實寫照。為了寫作“體大思精”的《資本論》，馬克思犧牲了自己的健康、幸福和家庭。恩格斯也認為，這個一輩子也搞不完的東西使馬克思在身體、精神和經濟方面都被壓得喘不過氣來。馬克思夫人燕妮曾說過：“恐怕沒有一本書是比這更困難的條件下寫成的，我大概可以就此寫本秘史，它將揭示出很多、多到無限的暗自的操心，憂慮和苦惱。”[2]習近平同志在《擺脫貧困》一書中，不僅多處引用馬列經典語句，還講了這樣一個故事：“馬克思說，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后解放自己。馬克思就是在他一生中最貧困潦倒的時期寫成《資本論》的。他在1852年2月給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寫道：‘一個星期以來，我已達到非常痛苦的地步：因為外衣進了當鋪，我不能再出門，因為不讓賒賬，我不能再吃肉。’即使這樣，馬克思也沒有屈服，沒有停止工作。”[3]
《資本論》第一卷出版后，資產階級妄圖通過陰謀扼殺這部偉大著作。粉碎這一陰謀的重擔主要落在恩格斯身上，恩格斯為《資本論》第一卷寫了一系列書評，迫使資產階級的辯護士一個個跳出來攻擊和誹謗《資本論》，但適得其反，《資本論》更廣泛地傳播開來。為了增進人們對《資本論》的理解和盡快入門，恩格斯在《資本論》第一卷出版后不久，為它寫過一個簡潔明了的《綱要》。
《資本論》第一卷的出版受到各國工人階級的廣泛歡迎。國際工人協會及其各個支部的機關報和民主報刊，紛紛向馬克思表示熱烈祝賀，用英文、法文、德文刊載其序言。1868年國際布魯塞爾代表大會還作出關于《資本論》的專門決議，論述其巨大意義，要求譯成各種文字廣為傳播，之后各種譯本紛紛出版。《資本論》第一卷的第一個外文譯本，是1872年在俄國彼得堡出版的俄文譯本，之后法國(1872—1875年)、意大利(1886年)、英國(1887年)陸續出版了法、意、英文譯本。
《資本論》出版后非常暢銷，第一卷很快就出了第二版，一直出到第四版。外文譯本也很暢銷，如《資本論》英文版，“銷路好得驚人，連該書的出版人對自己的業務都贊嘆不已”［4]。各國的社會主義者和進步學者都在積極翻譯和出版《資本論》，工人們都在學習討論和宣傳《資本論》。對《資本論》的廣為傳播，特別是在工人中的廣為傳播，馬克思十分自豪，他說，“《資本論》在德國工人階級廣大范圍內迅速得到理解，是對我的勞動的最好的報酬。”[5]恩格斯逝世以后，據不完全統計，《資本論》至少出現了140多種版本。蘇聯解
體前，《資本論》在世上流行的版本，第一卷以德文1890年的第四版為基礎，第二卷以德文1893年為基礎，第三卷以德文1894年第一版為基礎，第四卷原用考茨基編的版本，后用蘇聯編的版本。在柏林墻倒塌、蘇聯解體后，《資本論》在世界的翻譯、出版、傳播和研究一度大幅縮減，在西方甚至某種程度上可謂乏人問津。但21世紀以來，隨著新自由主義導致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爆發，特別是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資本論》及其手稿再度成為熱門讀物，介紹、解讀《資本論》的書籍也大量涌現，如弗朗西斯·惠恩(FrancisWheen)的《馬克思〈資本論〉》(2006年)、肯尼斯·史密斯(KennethSmith)的《〈資本論〉三卷本導讀》(2012年)、本·法因(BenFine)等合著的《馬克思的〈資本論〉》(2010年)、斯蒂芬·夏皮羅(StephenShapiro)的《如何閱讀〈資本論〉》(2008年)、本·福克斯(BenFowkes)的《1863—1865年經濟學手稿》(2015年)、大衛·哈維(DavidHarvey)的《資本論解讀》以及弗雷德里克·詹姆遜(FredricJameson)的《重讀〈資本論〉》(2014年)等。
在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介紹馬克思和《資本論》的是蔡爾康，他在1899年《萬國公報》上寫到馬克思著有《資本論》一書。梁啟超在1902年和1903年的《新民叢報》上，馬君武在1903年的《譯書匯編》上，都多次提到馬克思以及《資本論》的思想觀點。中國第一個較詳細地介紹《資本論》內容的人是朱執信，1906年他在《民報》上發表了《德意志社會革命家小傳》，評介了《資本論》的理論；1919年李大釗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中介紹了《資本論》的基本思想；1930年3月，上海昆侖書店出版了由陳啟修(后改名陳豹隱)根據德文版并參照日文版進行翻譯的《資本論》第一卷第1分冊(即第一卷的第一篇)；1932年北京有兩種譯本出版，一是由國際學社出版的王慎明、侯外廬的譯本，另一個是由東亞書局出版的潘冬舟的譯本。商務印書館在1934年5月出版了《資本論》第一卷第1分冊(包括第一卷第一、二篇)，由吳半農譯，千家駒校。1936年6月，以“世界名著譯社”名義出版了《資本論》第一卷中冊、下冊，由玉樞、右銘(侯外廬，又名玉樞；王思華，原名王慎明，又名右銘)譯，至此，《資本論》第一卷的第一個中文全譯本出齊；1938年8—9月，上海讀書生活出版社出版中譯本《資本論》(三卷本)，由郭大力、王亞南合作翻譯，并于1953年由人民出版社進行了重印，其中第一、二、三卷分別于3、5、12月出版，同時在1956—1958年，人民出版社又兩次重印了《資本論》(一、二、三卷)的中文全譯文；1963—1966年，郭大力、王亞南根據德文原文，并參照《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23、24、25卷以及英譯本，對照原有譯本進行了修訂，由人民出版社分別于1963年12月、1964年11月和1966年6月出版《資本論》的第一、二、三卷修訂本；中央編譯局根據相關德文版和俄文版，并在參考郭大力、王亞南譯本的基礎上，對《資本論》(三卷本)進行翻譯，并收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3、24、25卷，由人民出版社分別于1972年9月、1972年12月和1974年11月出版；根據中共中央決定，自1986年起中央編譯局著手編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該版本將《資本論》三卷分別編為第44、45、46卷，由人民出版社于2001年6月、2003年4月和2003年5月相繼出版；2004年中央組織實施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按照工程任務要求，中央編譯局編譯了十卷本《馬克思恩格斯文集》，于2009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第5、6、7卷為《資本論》第一、二、三卷。《資本論》第一卷法文版由人民出版社于2016年12月出版，并收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3卷。
二、《資本論》的當代價值
當人類社會進入第二個千年交替之際，西方媒體紛紛推出千年風云人物，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無產階級的偉大導師卡爾·馬克思在多家西方媒體評選中名列第一或第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由于《資本論》正確揭示了經濟危機的根源，因而在西方世界深受推崇并被搶購一空。越來越多的知名學者、政要和主流媒體關注并肯定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分析。2011年，英國學者特里·伊格爾頓(TerryEagletor)發表了《馬克思主義為什么是對的》一書，引發熱議。法國經濟學家、巴黎經濟學院教授托馬斯·皮凱蒂(ThomasPiketty)分別于2013年9月和2014年3月出版了法文版和英文版著作《21世紀資本論》，引起廣泛關注。同時，在西方以馬克思主義為研究對象的社會學習團體影響越來越大，較具代表性的有德國的“馬克思夜校”、美國的“讀《資本論》小組”和日本的“《資本論》學習會”。2017年4月10日，德國特里爾市市長沃爾拉姆·利比(WolframLeibe)先生到中央編譯局訪問時介紹，在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即將來臨之際，馬克思在德國引起了熱烈的討論，其金融思想尤其引人關注。《資本論》能夠跨越時代和社會階層，在150年后仍被廣為傳播和重視，原因就在于其本身所具有的當代價值。
(一)《資本論》的創新思想為21世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建立提供了科學指導
創新是建立科學理論體系的關鍵。《資本論》是創新的典范，馬克思為建立自己的經濟學理論體系，提出了三大嶄新因素。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信中提到了《資本論》的三個嶄新因素：“(1)過去的一切經濟學一開始就把表現為地租、利潤、利息等固定形式的剩余價值特殊部分當做已知的東西加以研究，與此相反，我首先研究剩余價值的一般形式，在這種形式中所有這一切都還沒有區分開來，可以說還處于融合狀態中。(2)經濟學家們毫無例外地都忽略了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既然商品是二重物———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那么，體現在商品中的勞動也必然具有二重性，而像斯密、李嘉圖等人那樣只是單純地分析勞動本身，就必然處處都碰到不能解釋的現象。實際上，對問題的批判性理解的全部秘密就在于此。(3)工資第一次被描寫為隱藏在它后面的一種關系的不合理的表現形式，這一點通過工資的兩種形式即計時工資和計件工資得到了確切的說明。”[6]馬克思以“三個嶄新因素”為創新點，在繼承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科學成分的基礎上，形成了《資本論》的創新體系。
馬克思的這三大嶄新因素相互聯系、層層遞進，串聯起批判繼承古典經濟學理論，形成了對資本主義經濟整體的呈現，構建起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馬克思首先對勞動進行了區分，把勞動區分為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提出了科學的勞動二重性學說，勞動二重性學說是由馬克思首先批判地創立的，它是“理解政治經濟學的樞紐”[7]。勞動二重性學說為勞動價值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家已經有了勞動創造價值的理論，但他們沒有創立勞動二重性學說，不了解具體勞動只是轉移舊價值，抽象勞動創造了價值。馬克思第一次把生產商品的勞動區分為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在勞動二重性學說的基礎上，把勞動價值理論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馬克思進而區分了勞動和勞動力，論證了勞動不是商品，沒有價值，在資本主義社會勞動力成為商品。資本主義工資不是全部勞動的報酬，而是勞動力價值的轉化形式，科學地揭示了資本主義工資的本質。勞動創造的新價值既包括勞動力自身的價值，又包括剩余價值；馬克思不是單純地按照周轉方式的不同把資本分為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而是根據不同部分在價值增殖過程中的不同作用把資本分為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從而揭示了剩余價值的真正源泉，創立了剩余價值理論；馬克思在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創立了資本有機構成(C/V)理論、資本積累理論、資本主義再生產理論、平均利潤理論、生產價格理論與地租理論等。通過三個嶄新的因素，最終形成了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發展和滅亡的系統理論。可見，創新是建立理論體系的基礎。
我們要豐富和發展21世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以重大發展問題為導向推動經濟發展理論創新，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創新理論體系。
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帶領全黨、全國人民，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體實踐相結合，成功地實現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新發展。這包括：(1)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立場的繼承和發展，是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目標的具體要求，是社會主義價值追求的體現，為開辟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指明了方向。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就是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人民至上，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2)基本經濟制度的新論斷。馬克思設想的“自由人聯合體”，實行以公有制為基礎的基本經濟制度。《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基。”我們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不動搖。(3)經濟新常態的理論。2014年，習近平同志在河南考察時第一次提出了“經濟新常態”概念。之后，他又多次強調，要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這是在綜合分析世界經濟長周期和我國經濟
發展階段性特征基礎上作出的重大戰略判斷。(4)創新市場與政府的關系，科學回答了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習近平同志指出：“在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問題上，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機統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開來、對立起來，既不能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8](5)發展理念的創新。中國的“十三五”規劃建議中強調必須牢固樹立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十八屆五中全會正式提出了“五大發展理念”，創新發展解決發展動力問題，協調發展解決發展不平衡問題，綠色發展解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問題，開放發展解決發展內外聯動問題，共享發展解決社會公平正義問題。“五大發展理念”是面向未來的發展理念，是對我國和世界發展規律的新認識，極大地深化了對發展規律的認識。(6)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
改革。2015年習近平同志首次提出“供給側改革”。習近平指出：“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國供給能力更好滿足廣大人民日益增長、不斷升級和個性化的物質文化和生態環境需要，從而實現社會主義生產目的。”[9]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是黨中央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作出的思想深刻、內容豐富的系統理論創新，中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同于凱恩斯主義需求決定論，也不同于以薩伊定律為核心的供給經濟學，更區別于羅丹和劉易斯的結構主義政策。(7)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利益共同體”新理念，提出國際秩序新原則和人類社會關系新愿景。習近平指出：“在當今世界，各國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10]
習近平指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同改革開放新的實踐結合起來，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形成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許多重要理論成果，這些理論成果，是適應當代中國國情和時代特點的政治經濟學，不僅有力指導了我國經濟發展實踐，而且開拓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11]
(二)《資本論》對于我們深化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為人類社會發展貢獻“中國方案”提供了依據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得出了“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這一重要結論。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揭示了“兩個必然”規律。馬克思根據對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即社會化生產與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矛盾的分析，揭示了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歷史趨勢。“資本的壟斷成了與這種壟斷一起并在這種壟斷之下繁盛起來的生產方式的桎梏。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12]“兩個必然”論斷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對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分析的基礎上提出的，它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同時，馬克思在1859年寫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提出了“兩個決不會”，“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
的”[13]。這兩個著名的科學論斷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
進入21世紀，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表現形式、存在特點雖然有所不同，但仍然是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盡管資本主義產生了新的變化，但它并沒有改變“兩個必然”的歷史趨勢。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首先在資本主義核心區域爆發，并引發主權債務危機，福利國家制度陷入困境，逆全球化浪潮和保護主義傾向抬頭，資本主義弊端日益凸顯。相反，社會主義的中國社會穩定、經濟發展，表現出勃勃生機，顯示出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深化了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國方案”。習近平同志指出：“馬克思、恩格斯關于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分析沒有過時，關于資本主義必然消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也沒有過時。這是社會歷史發展不可逆轉的總趨勢。”他還強調：“必須認識到，我們現在的努力以及將來多少代人的持續努力，都是朝著最終實現共產主義這個大目標前進的。同時，必須認識到，實現共產主義是一個非常漫長的歷史過程。”[14]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遵循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強調要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推動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利益共同體，堅持中國發展和人類社會發展的有機統一，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建設，努力為完善全球治理貢獻中國智慧。
(三)《資本論》的分析框架和體系結構為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奠定了基礎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分析了社會再生產中生產、交換、分配、消費四個環節的辯證關系：“一定的生產決定一定的消費、分配、交換和這些不同要素相互間的一定關系。當然，生產就其單方面形式來說也決定于其他要素。”[15]《資本論》以剩余價值為中心，前三卷分別論述生產、交換、分配問題。第一卷介紹資本的生產過程，重點闡述剩余價值的生產問題。第二卷介紹資本的流通過程，重點闡述剩余價值的實現問題。第三卷介紹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重點闡述剩余價值的分配問題。第四卷介紹剩余價值理論，中心是分析介紹剩余價值的理論史。馬克思沒有專門論述消費的章節，其消費理論體現在各卷次中。這四卷中心突出、結構嚴密、邏輯清晰，是一個非常完整的科學體系。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進一步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習近平指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要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指導，總結和提煉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經驗，同時借鑒西方經濟學的有益成分……要加強研究和探索，加強對規律性認識的總結，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推進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經濟學科建設。”[16]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也必須對社會主義社會再生產中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四環節進行全面分析。另外，還應包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三大基本結構：市場主體、市場體系和宏觀調控的內容。由此可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框架應包括八個方面：(1)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鄧小平同志認為社會主義的首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力。習近平同志也指出：最根本、最緊迫的任務還是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的需要，是社會主義本質要求。(2)基本經濟制度：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由于生產力的多樣性，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仍然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3)實現共同富裕。最終達到共同富裕也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習近平同志把實現共同富裕看做是我們黨的重要使命，他強調：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我們黨的重要使命。[17](4)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是中國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新發展。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社會主義意味著消滅商品和貨幣，實行完全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但是，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實踐表明，在生產力落后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搞市場經濟才符合社會發展實際。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就是逐步由計劃經濟體制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創造了“中國奇跡”。(5)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包括商品市場、生產要素市場和產權市場。(6)實行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為主的原則。馬克思認為，社會主義社會對個人消費品實行按勞分配。中國實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原則，允許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7)獨立自主與對外開放、參與經濟全球化相結合。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實行對外開放是中國的一項基本國策。(8)建立以間接管理為主的宏觀調控體系。主要依靠市場配置資源，政府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
(四)《資本論》對我國國民經濟保持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指導作用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理論界存在一種盲目崇拜西方經濟學的傾向，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重視不夠。這種傾向和態度是極為有害的。因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不僅是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科學揭示，對資本主義具有深刻的警示性價值，而且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更是具有不可估量的建設性價值。尤其是《資本論》第二卷對資本流通過程的分析，為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理論支撐。
《資本論》第二卷共有三篇內容：第一篇是資本形態變化及其循環，第二篇是資本周轉，第三篇是社會總資本再生產和流通。
第一篇資本的形態變化及其循環重點介紹了單個產業資本循環的三個階段，即購買、生產和銷售。三個階段分別采取貨幣資本、生產資本和商品資本形式。資本按順序從一種形式轉化為另一種形式，這就形成了貨幣資本循環、生產資本循環和商品資本循環。產業資本正常運行的條件是這三種循環形式保持統一，并且每一種形式都能順暢地完成自己的循環。馬克思指出：“決定生產連續性的并列存在之所以可能，只是由于資本的各部分依次經過各個不同階段的運動，并列存在本身只是相繼進行的結果。”[18]但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對抗性和無政府狀態，必然使得這種連續性不斷被破壞。社會主義企業管理人員可以從中得到企業管理的很多有益的啟示，合理分配資金，使其購買、生產和銷售按一定比例占有資金，同時每一類資金又順利完成自己的循環，保持產業資本循環的連續性。
第二篇資本周轉分析資本周轉，即研究單個資本家總預付資本量的運動。資本周轉主要是講資本周轉速度問題。資本周轉速度直接影響資本的增殖。在預付資本一定的情況下，資本周轉速度的快慢，決定生產剩余價值的多少。資本周轉時間由生產時間和流通時間構成，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的構成是影響資本周轉時間從而影響速度的重要因素。固定資本的更新是危機周期性的物質基礎。這些理論對于社會主義企業縮短周轉時間、加快資本周轉有重要指導作用。
第三篇社會總資本再生產和流通闡明社會再生產是以什么形式和在哪些條件下不斷反復進行的。從理論上說，再生產包括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出于抽象分析的需要，馬克思把社會總生產分為兩大部類，第一部類是生產資料的生產，第二部類為消費資料的生產。研究社會總資本的流通過程，必須既分析價值方面的補償，又分析物質方面的替換；不僅要分析資本如何從價值方面和物質方面來補償和替換，也要分析工人和資本家的個人消費品如何從價值方面和物質方面來補償和替換，并分析資本和個人消費品這兩種補償和替換的相互交錯的關系，即探討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的實現條件。再生產要能夠順利進行，不僅要總量平衡，而且要結構平衡，不僅要在價值量上相等，而且要在使用價值的形態上相匹配。列寧總結了社會再生產過程中生產資料生產優先增長的規律。對社會總資本再生產和流通的分析表明，社會總產品的實現，歸根到底取決于各生產部門是否保持合理的比例關系。這些理論對于中國調整產業結構有重要指導作用。結構調整的最佳狀態是各部門之間的利潤平均化，其前提是資本和勞動力的自由流動。
這三篇分別闡述了經濟運行過程中的“持續”、“快速”、“比例”或“結構”問題，體現為“活”、“快”、“協”三個字。這三篇對于中國經濟保持持續、快速、健康的發展都有現實指導意義。從宏觀上來說，目前尤其要利用社會生產按比例發展及生產資料生產優先增長的規律，實行“三去一降一補”戰略，搞好中國的產業結構調整。
(五)《資本論》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和周期理論，是分析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問題尤其是國際金融危機的重要理論武器，同時也為中國有效應對宏觀經濟波動提供了應對策略
《資本論》雖然沒有專門分析經濟危機理論，但在四卷《資本論》中都涉及，尤其第二卷作了比較多的分析。《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篇分析商品和貨幣時，指出了產生經濟危機的可能性；第四篇和第七篇談到經濟危機與工人失業、貧困的關系；在《資本論》第三卷第十五章中著重分析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產生的原因。其他有關經濟危機的論述則主要集中在《資本論》第二卷。例如，第二章講到經濟危機的表現；第八章講到經濟危機與固定資本更新的關系；第九章指出經濟危機的階段，經濟危機的周期平均十年一次，特別是指出了固定資本更新是周期性危機的物質基礎；第二十章闡述經濟危機與奢侈品消費的關系；第二十一章闡述經濟危機與再生產的關系。
這些都是分析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問題的重要理論武器。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尖銳化的必然結果。危機強制地使生產和消費的矛盾趨于緩和，卻不能根本消除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因為“危機永遠只是現有矛盾的暫時的暴力的解決，永遠只是使已經破壞的平衡得到瞬間恢復的暴力的爆發”[19]。危機過后，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生產的社會化和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矛盾的作用下，再生產的平衡關系又將遭到踐踏，生產和消費的矛盾變得激烈且不可調和，又會重新爆發新的一次危機。
《資本論》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和經濟周期理論，為中國有效應對宏觀經濟波動提供了應對策略。危機的爆發是固定資本更新的大好時機，馬克思指出：“這種由一些互相連結的周轉組成的長達若干年的周期(資本被它的固定組成部分束縛在這種周期之內)，為周期性的危機造成了物質基礎。在周期性的危機中，營業要依次通過松弛、中等活躍、急劇上升和危機這幾個時期。雖然資本投下的時期是極不相同和極不一致的，但危機總是大規模新投資的起點。”[20]中國目前實體經濟不景氣、經濟下行壓力大的原因就在于無效供給過多，有效需求不足。目前，中國正在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戰略，落實“三去一降一補”重點任務。從注重需求管理轉向注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能照搬西方供給學派理論，必須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指導，著力破解當前供給端的制約因素。同時，面對實體經濟不景氣、經濟下行壓力大的狀況，中國應根據產業發展的需要，列出行業技術標準和時間表，把依次遞進的固定資本更新作為對產業結構、技術結構進行升級改造的有效途徑。
(六)用《資本論》中的競爭價格決定理論指導中國價格改革實踐，實現公平分配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系統闡述了價格決定理論，馬克思的價格決定理論是競爭的價格決定理論。而馬克思為分析問題的需要，將競爭分為部門內部和部門之間的競爭，這兩種競爭在價格的形成上發揮了不同的作用。
部門內部競爭的結果是形成同一部門內部所有同類商品的同一市場價值。市場價值，“一方面，應看做是一個部門所生產的商品的平均價值，另一方面又應看做是在這個部門的平均條件下產生的、構成該部門的產品很大數量的那種商品的個別價值”[21]。價格是價值的貨幣表現，因此，在市場上同類商品只能按同一價格出售。由于資本為追求利潤的最大化有可能在不同部門間轉移流動。因此，在價值水平上的“利潤率”相等會實際地發生。只有部門之間的競爭才形成平均利潤和生產價格，部門之間競爭的結果是使等量資本獲得等量利潤，即各部門會形成大體相等的平均利潤率。
平均利潤率=社會的剩余價值總額/社會預付總資本。平均利潤就是根據資本的大小，按照平均利潤率獲得的利潤。
平均利潤形成以后，商品就不再按價值出售，而是按照生產價格來出售。生產價格=成本價格+平均利潤，生產價格是商品價值的轉化形式。
從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絕對意義上的平均利潤率是永遠不會存在的，平均利潤只是作為一個假定的平均數或作為一種趨勢而存在，即作為自由競爭所顯示的經濟規律而存在。
馬克思的競爭價格決定理論是對資本主義同時也是對市場經濟的價格形成的科學反映，對指導中國價格改革深具意義。企業的利潤是通過自由競爭實現的，企業商品的價格不由或不完全由壟斷企業或組織決定，而是取決于市場力。競爭的市場價格的形成過程，就是價格機制分配社會總勞動量的過程。同時，按照馬克思的平均利潤率規律，各部門利潤率應大體相等，這有利于克服壟斷，實現公平分配。在中國，由于行業壟斷的存在，壟斷企業提供的產品和服務大多具有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加上有些壟斷行業帶有行政色彩，甚至也參與起草一些行業準入標準的全國性文件，因此，會不自覺地保護自己的利益，把部門利益法制化。這使得壟斷行業產品的不合理定價問題非常突出。行業行政壟斷造成的社會平均利潤率難以形成，行業壟斷程度是我國行業收入產生差距的最重要因素，這是目前中國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要徹底遏制住這種現象，需要依靠進一步深化改革，按照馬克思關于平均利潤率規律，要求破除行業的進入壁壘，實現各市場主體平等競爭局面，高額利潤才會在公平競爭中消失。同時進行工資制度改革，防止工資侵蝕利潤，通過人才自由流動，形成同城同待遇，同行業同級別工資水平大體相當，實現公平分配。
總之，《資本論》是馬克思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研究政治經濟學的典范，它仍然是分析批判資本主義經濟社會的強大思想武器，也是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寶庫，顯示出無限的生命力，其理論光輝仍具有重要的當代價值。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頁。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598頁。
[3]參見習近平《擺脫貧困》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8頁。
[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頁。
[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版第4卷第466—467頁。
[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頁。
[8]《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正確發揮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載于2014年5月28日《人民日報》。
[9]《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載于2016年5月10日《人民日報》。
[10]《習近平對世界如是說》，載于2015年11月23日《人民日報海外版》。
[11]習近平《立足我國國情和我國發展實踐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載于2015年11月25日《人民日報》。
[1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4頁。
[1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2頁。
[14]《共產主義是共產黨人的最高理想》，參見新華網。
[1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頁。
[16]《習近平主持召開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強調堅定信心增強定力堅定不移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載于2016年7月9日《人民日報》。
[17]《“平語”近人———習近平論黨的使命》，參見新華網。
[1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9—120頁。
[1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7頁。
[2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7頁。
[2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9頁。
（作者：中央編譯局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