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社會主義及左翼力量仍未走出低潮 發展面臨諸多挑戰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資本主義深陷結構性危機，對資本主義批判的聲浪席卷全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活力彰顯，極大鼓舞了國外社會主義及左翼力量的發展，成為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最大亮點。越南共產黨、老撾人民革命黨、古巴共產黨等執政地位穩固，革新開放事業不同程度推進。社會主義國家依然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中流砥柱。西方再度出現“馬克思主義熱”，被稱為民主社會主義者的桑德斯在美國2016年大選中受到選民熱捧。

但是在各種因素復雜作用下，除日本共產黨等少數政黨力量有所發展外，多數社會主義及左翼政黨沒能抓住機遇，把批判資本主義的“聲勢”轉化為提升政治地位、壯大自身力量的“勝勢”。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反資本主義思潮由于缺乏有效的政治引領，正加快向民粹主義轉化，進而助推了民粹政黨的快速崛起，結果擠壓了社會主義及左翼力量的生存空間。在傳統右翼和民粹政黨夾擊下，多數共產黨、社會黨陣營中的“中左派”以及發展中國家一些左翼政黨，處境更加艱難。

在前蘇聯地區，“共產黨聯盟—蘇聯共產黨”是地區社會主義力量的主要交流平臺，俄羅斯共產黨在其中占主導地位。

一、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發展面臨“二次探底”風險

法國共產黨、希臘共產黨、葡萄牙共產黨等影響力在低位徘徊、議席萎縮，意大利重建共和共產黨人黨以及德、英、美、加、澳等國共產黨游走在政治邊緣，有的甚至無緣國家政治生活。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2011年失去在西孟加拉邦長達34年執政權，尼泊爾共產黨(毛主義)和尼泊爾共產黨(聯合馬列)矛盾不時激化。摩爾多瓦共產黨人黨不斷分裂，元氣大傷，影響式微；烏克蘭共產黨生存環境惡化，從第一大黨淪為沒有越過議會門檻的小黨，直至被列為非法政黨；俄羅斯聯邦共產黨國會議席不斷減少。智利共產黨、巴西共產黨因左翼政府下臺而失去參政地位。

二、政策取向帶有一定社會主義色彩的民族民主政黨處境也不容樂觀

在非洲，這部分力量相對穩定，但面臨“顏色革命”壓力。如坦桑尼亞革命黨、埃塞俄比亞人民革命民主陣線、納米比亞人組黨、莫桑比克解放陣線、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等。在拉美，高舉“21世紀社會主義”大旗執政的左翼力量開始走下坡路。查韋斯主義在實踐中遭遇挫折，委內瑞拉統一社會主義黨時隔16年后首次被反對派擊敗。厄瓜多爾的“美好生活社會主義”和玻利維亞的“社群社會主義”遭遇到不同程度困難，兩國總統謀求連任受挫。右翼力量在巴西、阿根廷、秘魯等國重掌政權。拉美左翼僅在中小國家執政，地區政治天平“左降右升”。

三、社會黨中的左派力量和影響持續下滑，前景堪憂

其一，發達國家社會黨在民粹政黨強力沖擊下，頹勢明顯。社會黨雖仍在法國、瑞典等執政，但支持率持續走低。英、澳、日、丹麥、希臘等國曾一度或長期執政的社會黨紛紛丟權，有的一蹶不振，淪為邊緣小黨。德國社民黨乏善可陳，意大利民主黨總理倫齊因修憲公投失敗而辭職。

其二，前蘇東地區社民黨走弱。在前蘇聯地區，社會黨力量薄弱，處境艱難。在中東歐地區，社會黨一度占據16國半壁江山的局面不再，目前僅在阿爾巴尼亞、黑山、捷克、斯洛伐克等少數國家執政。

其三，發展中國家社民主義化的大黨影響力不再。加入社會黨國家的突尼斯憲政民主聯盟、埃及民族民主黨在“阿拉伯之春”中覆亡。印度國大黨2014年大選得票率不足10%。

在2016年12月4日結束的奧地利總統大選中, 中左派人士范德貝倫戰勝極右翼候選人霍費爾，讓歐洲松了一口氣。然而隨后，意大利憲法改革公投的失敗卻又讓整個歐洲的空氣再度緊張，右翼民粹主義的崛起正在給歐洲敲響警鐘。

多邊交流活躍但分歧矛盾仍錯綜復雜

國外社會主義及左翼力量堅持通過全球與地區性機制開展多邊交流，觀察世界、宣示理念、協調政策。

一、全球性平臺和機制

一是世界共產黨與工人黨國際會議。該平臺由希臘共、葡共等于1998年創建，囊括世界120多個成員黨，是共產黨開展國際交流的重要平臺，其宗旨在于“團結世界共產主義進步力量，反帝反資、建設社會主義”。歷屆會議主題均著眼于交流新形勢下反帝反資經驗、爭取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權利、增強各國無產階級團結合作等話題，并不定期發表聯合文件，就“兩個主義”及國際上一些重大問題等共同發聲。中共、古共、越共、老撾人革黨以及一批參政共產黨定期與會，視之為觀察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和廣泛聯系各國共產黨的窗口。2016年10月在越南河內召開的第18屆會議系世界共產黨與工人黨國際會議首次在社會主義國家舉辦，數十個國家一百多名代表與會，會議發表了聯合文件，具有一定的國際影響力。

二是社會黨國際。該機制源頭可追溯至1864年在英國倫敦成立的“第一國際”和1923年在德國漢堡成立的“社會主義工人國際”。二戰時期社會黨國際曾一度瓦解，戰后在英國工黨、美國勞工聯合會等倡議下重新活動，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后開始向廣大亞非拉地區發展，并于20世紀90年代社會黨紛紛上臺執政的“粉紅色歐洲”時期得到進一步擴張。作為社會黨多邊合作的全球性組織，該平臺目前擁有160多個成員黨和4000多萬黨員，其宗旨是“加強成員黨之間的聯系，通過協商一致方式求得政治態度的一致”。隨著社會黨國際不斷擴員，印度國大黨、南非非國大、墨西哥革命制度黨等一批帶有一定左翼和社會主義色彩的發展中國家民族民主政黨也相繼加入。目前，社會黨國際已召開24次大會，議題多著眼社會黨自身和全球性問題并提出對策。如2003年召開的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曾就“全球治理”問題系統闡釋了社會黨的應對之道，“全球治理”議題開始進入各國政治視野并成為全球性議題。該平臺還下設專門的國際執行局，就某些重大國際事務呼吁和敦促國際社會采取相關行動。

二、地區性平臺和機制

在拉美，巴西勞工黨等48個左翼政黨于20世紀90年代發起旨在“加強各國人民之間的相互支持和聲援，發揮左翼政黨在反帝反資尤其是反新自由主義斗爭中的作用”的圣保羅論壇，迄今已經舉辦22次大會，成員增至80多個。該論壇的成立和發展對近年拉美左翼的崛起發揮了重要推動作用。

在歐洲，2004年法共、奧共、意大利重建共、塞浦路斯勞動人民進步黨、德國左翼黨(當時叫德國民主社會主義黨)、希臘左聯黨(當時叫希臘左翼運動和生態聯盟)等15黨共同組建歐洲左翼黨。其綱領在繼承傳統社會主義理論主張基礎上加入了一些新社會運動元素，初衷是建立一個統一的歐洲左翼政黨組織，盡快消除蘇東劇變對歐洲左翼力量造成的負面影響，并以建立一個民主、福利、生態主義、女權主義的和平的歐洲為己任。目前該機制已成為地區左翼力量的重要交流平臺，其制定的原則性綱領用于指導左翼黨參與歐洲議會選舉。歐洲議會內部也設有左翼黨團，協調各左翼黨立場和行動。

在前蘇東地區，由原蘇聯共產黨改組而來的“共產黨聯盟—蘇聯共產黨”是地區社會主義力量的主要交流平臺，囊括了該地區仍然存在的絕大多數共產黨(部分沒有合法地位)。其中，俄共是主導力量，各黨通過該平臺交流情報、分享經驗。

在非洲，南非共產黨創辦了非洲左翼力量論壇，旨在把非洲共產主義力量連結成網絡，分享信息與經驗，迄今已舉辦三屆，非洲大陸數十個共產主義性質的政黨和組織與會。

在亞洲，目前并未形成社會主義及左翼力量的多邊機制和平臺，但地區共產黨能夠通過亞洲政黨國際會議等平臺，開展多邊接觸，中共、越共、尼共(聯)還是亞洲政黨國際會議的常委會成員。

雖然上述國際機制和平臺一定程度地促進了不同社會主義及左翼力量的交流互動，但不容忽視的是，長期以來形成的各種分歧、矛盾和恩怨仍深深困擾著這些政黨的國際合作。

在亞洲，目前并未形成社會主義及左翼力量的多邊機制和平臺，但地區共產黨能夠通過亞洲政黨國際會議等平臺，開展多邊接觸，中共、越共、尼共(聯)還是亞洲政黨國際會議的常委會成員。

其一，共產黨內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理論分歧困擾有效合作。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等基本問題，各黨還存在分歧。一些黨不愿糾纏于教條式的理論爭論，更關注治國理政等現實問題。但也有一些政黨熱衷搞理論上的“唯我獨左”，常以“評判者”姿態對他黨獨立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努力指手畫腳，從而影響了共產黨間的彼此認同與團結合作。二是交流主題空泛，口號多于行動。由于多數共產黨國際影響力和政治能量有限，多邊交流往往回避社會主義建設現實，而關注自身無法施加實質性影響的國際議題。一方面，多邊場合中“推翻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之類的口號喊得震天響；但另一方面，落實到具體實踐中卻根本拿不出任何切實可行的方案。三是宗派主義情結與黨派利益交織。由于互不認同，不少共產黨無論在一國內部，還是國際層面，都難以開展有效對話。一些游走于國家政治邊緣的小黨視野狹窄，看不到世界發展和社會主義運動大勢，熱衷于顯示影響和存在。有的黨甚至將某些多邊平臺視為勢力范圍，打壓排擠其他建設性力量的參與，阻礙了社會主義力量間正常的交流與合作。

其二，社會黨內部的問題主要表現為領導力和向心力危機。隨著社會黨國際不斷擴員，組織機制僵化、管理不力和官僚化問題突出。同時，由于自身結構性問題，社會黨國際內部較有影響的傳統大黨同占據數量優勢的邊緣小黨在權利和義務分配等問題上矛盾日益激化，導致整個平臺凝聚力與向心力持續弱化。2013年5月，因長期不滿于機制內部人事及相關安排，德國社民黨、英國工黨、瑞典社民黨、俄羅斯公正俄羅斯黨、南非非國大、歐洲議會社會黨黨團等70多個該機制成員，借慶祝德國社民黨成立150周年之機，在德國萊比錫“另起爐灶”，組建“進步聯盟”，對社會黨國際形成了重大沖擊。

影響下滑的成因復雜走出困境仍需時日

主客觀多重因素導致當前國外社會主義及左翼力量仍處于“守勢”。主觀上，國外共產黨發展的最大瓶頸，在于不能提出適應時代變化、反映主流民意、切實可行的行動綱領和方案。在國際金融危機面前，“暴露了自身意識形態上的真空”，不僅對危機根源的認識不深，也未能提出超越資本主義框架的替代性選擇。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一直沒有很好地解決理論、道路問題，一些黨自我變革和創新的意愿、能力不足，是其既缺乏改變現狀的有效對策，又不斷陷入分裂的根源。正如日共所指出：“迄今為止，世界并沒有在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經濟、社會基礎上開展社會主義變革的經驗。”社會黨左派目前的困境則緣于“第三條道路”理論和政策上對右翼的趨同，多數社民黨為迎合選舉而日益喪失政治特色，在危機面前治理能力不足、政策手段有限的弊端暴露無遺。包括拉美左翼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左翼政黨則在理論、黨建和治理能力上存在諸多問題。

客觀上，“資強社弱”基本格局未變，資本主義雖遭遇危機，但仍有一定的調適余地和發展空間，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仍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特別是國際金融危機的深度發酵加劇了民眾身份認同的“碎片化”，傳統勞工階層已不再是社會主義力量“天然”的社會基礎，其政治“流動性”不斷加大，在現實壓力和極端主義蠱惑下，很容易從一個陣營轉投另一個陣營。隨著危機向政治、社會領域蔓延和現有體制回應不力，民粹主義憑借鮮明的反精英、反體制旗幟異軍突起，贏得了眾多支持，不斷搶奪社會主義及左翼力量的政策空間、民眾基礎。

當前，國外社會主義及左翼力量短期難以擺脫發展困境。一是西方式選舉體制客觀上對共產黨參與國家政治生活形成了高門檻，也使其他中左力量時常受制于政黨輪替的“鐘擺效應”。二是民粹主義加劇了民眾身份認同的“碎片化”，迫使社會主義及左翼力量必須重新對社會基礎“尋錨”定位，而這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比如，法國社會黨明確表示，20世紀七八十年代，英國工黨、德國社民黨，都曾經歷十余年的變革轉型才重新贏得政權，法國社會黨也已做好了類似的心理準備。三是在多數資本主義國家，民眾對現狀的不滿雖有所上升，但反抗與斗爭意識多有情緒化成分，易為民粹力量所綁架；反思和批判仍停留在政策和技術層面，少有制度層面結論；對于作為意識形態、社會制度、政策主張而存在的“社會主義”存有一定偏見。此外，全球工人階級仍處于分散狀態，且彼此存有競爭沖突，也嚴重制約著社會主義運動的深入發展。四是隨著拉美左翼、發達國家社會黨普遍在國內政治中走衰，有關國際機制和平臺的影響力恐將繼續下滑。國外社會主義及左翼力量內部由來已久、成因復雜的分歧與矛盾短期恐難破局。

突破創新、砥礪前行是走出困境的現實選擇

歷史告訴我們，社會主義及左翼力量的發展從來都不是一帆風順的，總是迂回曲折、砥礪前行，在每次大發展之前都伴有一段蟄伏期。無論共產黨、社會黨還是發展中國家的左翼力量，今后相當長一段時期內的首要任務就是積蓄力量、重塑意識形態、完善組織結構、改進活動方式等。

許多政黨已經意識到，必須創造性地對時代特征、當代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實現社會主義的方式路徑等一系列基本問題做出有說服力的回答，才能有效吸引、領導本國民眾開展斗爭。但是，理念突破與創新不僅需要國際視野和戰略思維，更需要政治意志和政治勇氣，這恰恰是這些力量特別是發達國家共產黨面臨的核心難題。

令人欣慰的是，雖然許多共產黨在理論政策上的分歧難以彌合，但普遍認同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必須繼續打破由一個中心指導、走唯一道路、建設唯一模式的束縛，走符合各自國情黨情的道路。這已成為凝聚國外共產黨的“最大公約數”。

與此同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實踐，不僅創造性地完善了非西方發展模式，而且打破了西方的制度神話，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了另一種全新的選擇，豐富了政治文明的多樣性。一方面，以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和管黨治黨經驗為載體和主要內容的中國模式乃至中國制度，對國外社會主義及左翼力量形成了巨大吸引力；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一貫主張，各國應根據各自國情自主探索發展道路和制度模式，客觀上增進了這些力量對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親近感與信任感。在此背景下，深入總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創新經驗，特別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和管黨治黨經驗，并加強思想引領，將其轉化為具有世界意義與影響的“中國方案”，或可為深陷思想迷茫、理論困惑、政策匱乏、行動失措等多重窘境的國外社會主義及左翼力量提供有益參考借鑒。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