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際范圍內，盡管列寧主義曾經產生過巨大的時代影響，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歷史上，盡管列寧哲學的地位曾經獲得過充分肯定^[1]，然而，由于列寧主義與時代息息相關的命運，以及列寧哲學獨特的政治實踐性特質，使得其誕生之日起，遭遇的非難和批評就從未止息。蘇聯解體后，國內外一些學者更是將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何以政治意識形態化的病因，追溯和歸咎于列寧哲學。由此，承認與否認列寧哲學是“哲學”，通過辨析列寧哲學的理論屬性重識其理論地位和理論價值，便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中，仍然值得關注的問題。

一、列寧哲學與列寧主義

在西方學者看來，就列寧作為思想家而言，他的學術活動主要體現為政治方面和實踐方面，因而他只是政治思想家而不是哲學思想家；就列寧的哲學著作而言，其代表作之一《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因其“幾乎沒有持久的哲學興趣”而在哲學上顯得落后，只不過是“俄國經濟發展落后的產物”^[1]，而他的《哲學筆記》也主要是摘錄黑格爾著作，是本人使用的讀書筆記，且其中的思想片段零散，因而列寧并沒有獨立而完整的哲學著作；就列寧哲學理論的層次而言，他的唯物論不過是近代機械唯物論的翻版，他的認識論也不過是機械反映論，他的歷史觀則具有經濟決定論和唯意志論的沖突^[2]，因而列寧的哲學理論顯得落后、矛盾重重、漏洞百出，缺乏長久的理論價值和名不副實的理論地位。

弄清列寧哲學是否成立，首先需要看清列寧哲學與列寧主義兩個概念之間的關系。

從理論形式看，列寧主義是包括列寧的哲學思想、經濟學思想、社會主義理論在內的馬克思主義學說，列寧哲學不過是其構成要素或組成部分之一，兩者體現為整體與部分的關系。

從理論內涵看，列寧主義既是20世紀初帝國主義經濟與政治的發展，特別是俄國資本主義經濟與政治的發展，致使作為實踐的無產階級革命被提上議事日程的產物，又是列寧在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等領域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結果。對此，20世紀20年代的蘇共主要領導者在列寧逝世后皆有論述：托洛茨基在《論列寧》一書中具體描述了列寧的思想；加米涅夫為《格拉納特百科辭典》寫過“列寧主義”詞條；布哈林在大量文章中指出，“列寧是最杰出的農民問題理論家，有關工人階級與農民關系方面的學說，是列寧對馬克思主義所作特殊貢獻的基石之一”^[2]22；季諾維也夫則在批評托洛茨基忽視農民的作用時，在《列寧主義·列寧主義研究導論》(1925年)中，將列寧主義定義為“帝國主義時代和在一個農民占多數的國家里直接開始的世界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2]23；斯大林在斯維爾德羅夫大學《論列寧主義基礎》(1924年)的講演中，則將列寧主義定義為“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確切些說，列寧主義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策略，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策略”^[3]185，并在《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中，指責季諾維也夫將俄國的落后性、農民性置入“列寧主義”的定義“是把列寧主義從國際無產階級的學說變成俄國特殊情況的產物”^[3]396。綜觀上述，加米涅夫、布哈林、季諾維也夫等人注重列寧主義的民族特色，斯大林則強調列寧主義的國際性和時代性。至于列寧哲學，它作為列寧主義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方法，是列寧主義的理論基礎和理論核心。

從理論容量看，列寧主義是以列寧為主要代表的“十月革命”前后的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如何從俄國國情出發，從不同的學科角度，理解、研究、傳承或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結晶。他們既包括列寧，也包括與列寧同時代的俄國無產階級革命家如布哈林、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等人。而列寧哲學則專指列寧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方法論于俄國現實問題的研究，在這種研究中又如何體現、闡釋、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

需要指出的是，曾經長期被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奉為經典的斯大林關于“列寧主義”定義，在充分肯定列寧主義的理論價值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列寧主義的歷史影響，從而暗潛著將列寧主義與列寧哲學相混淆甚至相等的危險。而簡單地將列寧主義與列寧哲學相提并論甚至等同，將難以避免在肯定列寧主義的實踐功能中，貶低或淡化列寧哲學的理論功能和學理性。

考察馬克思主義東漸俄國的歷程，我們可以發現，馬克思主義之種得以在俄國落地，離不開三個基本條件：“現實問題域”即俄國的社會革命運動能夠進入馬克思主義的視野；“理論普適性”即馬克思主義理論能夠說明、指導和解決俄國尖銳的社會矛盾；“歷史必然性與價值合理性”即問題的出現和理論指導之間的“契合”，既是符合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之果而非少數個人或某個政黨的主觀設計，又是歷史主體的能動性之果而非對歷史潮流的被動順應。它們通過以列寧為主要代表的，既包括列寧的哲學、政治經濟學、美學論著，也包括普列漢諾夫、A.B.盧那察爾斯基、B.B.沃洛夫斯基、M.C.奧里明斯基等人在“哲學、社會學、社會思想史、文學、藝術、美學問題都得到了研究”^[4]的諸多論著中，所體現的馬克思主義而得以實現。這些論著中的理論，在為馬克思主義俄國化奠基的同時，也標志著馬克思主義哲學俄國化的出場。

這里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俄國化”，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普遍性與俄羅斯國情的特殊性，兩者在互動中實現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具體化。這種“具體化”成果的集中體現，便是列寧哲學。因此，所謂“馬克思主義哲學俄國化”，主要指列寧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分析俄國現實，又在這種分析中實現了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傳承和發展。所謂“列寧哲學”，則是既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內容和理論形式與俄國現實的結合，又是包含俄羅斯民族哲學文化傳統的俄國馬克思主義哲學。

二、現實中批判：列寧哲學的品性

的確，如果按照西方哲學關于哲學是遠離實用價值的純抽象思辨活動的標準，列寧那些既非自由的學術活動又缺乏抽象思辨性的哲學思想，或許不能稱為“哲學”。但是，如果我們按照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鮮明特征——實踐現實性和價值傾向性，將列寧思想置于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去衡量，卻又不能不承認，列寧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資本主義由自由競爭進入壟斷，自然科學因物理學新發現而沖擊了傳統觀念，俄國因沙皇殘酷統治與落后經濟而革命風云涌動，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因資本主義的相對和平發展而形成機會主義等等，這些不同于馬克思恩格斯的時代條件下，通過大量著述，在探索和尋求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理論基礎和本質規律中，闡釋了富于實踐特色的哲學思想。

在列寧的諸如《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5年)、《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1908年)、《論馬克思主義歷史發展中的幾個特點》(1910年)、《馬克思學說的歷史命運》(1913年)、《〈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前言》(1913年)、《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1913年)、《卡爾·馬克思》(1914年)等著述中，他通過直接闡述馬克思、恩格斯哲學思想的發展歷程^[3]，揭示兩人皆在社會實踐中實現了思想的轉變，皆具有共同的人生理想和目標，皆兼具學者與戰士的品格等等，論證和辨析了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共性。在上述著述中，列寧還通過揭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特質，即認為它具有開放性而非宗派性特征，它的產生是“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極偉大的代表人物的學說的直接繼續”^[5]，是世界文明大道之內而非之外的東西；認為它具有發展性而非僵化性，即就其理論而言，它生成于社會生活條件的激烈變化中，隨著歷史時代、實踐活動的發展而發展；認為它具有靈活性而非教條性，即就其實踐作用而言，它是行動的指南，社會條件變化和現實需要，使得“這一活的學說的各個不同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別提到首要地位”^[6]，強調它的“精髓”與“活的靈魂”，在于“對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7]；認為它具有批判斗爭性而非調和折中性，即就其理論歷程而言，它在批判各種非馬克思主義思潮中形成和發展，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經過戰斗”^[8]，揭示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獨特理論品格。在上述著述中，列寧還特別指出唯物史觀把歷史當作一個十分復雜并充滿矛盾，但卻是一個有規律的統一過程來研究，因而它的誕生是人類理論史的創舉；強調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唯物論與辯證法、歷史主體與歷史客體的有機統一，它既深入考察了產生人們歷史活動的思想動機背后之因即物質生產發展程度，又充分闡明了人民群眾活動的作用，從而在全面概括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邏輯和內在統一性，深刻揭示其理論屬性，高度評價其理論價值的同時，表明了自己哲學的馬克思主義屬性。

不僅如此，列寧哲學思想的形成過程，也直接表明了其哲學與馬克思主義哲學創始人的淵源關系。列寧世界觀形成之時，正值俄國的民粹主義漸趨崩潰而馬克思主義傳播日盛之際，因而他是在沒有遭遇曲折世界觀轉變而直接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哲學對他的影響，集中體現于他對《資本論》持之以恒的研究和哲學內蘊的發掘上^[4]。從中學時期通過閱讀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著作而開始接觸該書，到青年時代^[5]刻苦鉆研該書，再到后來在革命生涯中，運用該書的理論和邏輯分析解決俄國現實問題^[6]，系統研究辯證法^[7]等等理論活動，《資本論》的唯物史觀和辯證法，可謂體現在列寧哲學的全部，貫穿于列寧哲學的始終。恩格斯哲學對他的影響，則集中體現于他對《反杜林論》、《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等著作的閱讀、理解和研究^[8]，以及對唯物辯證的認識論、實踐觀的闡釋。

可見，列寧的哲學思想，既具有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適應歷史發展、反映時代本質、化理論為實踐、傳承民族文化等實踐現實性特點，又與馬克思主義哲學創始人的思想有一脈相承的關系。因此，當我們肯定“列寧哲學是哲學”時，其范圍首先限于它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

三、辯證中唯物：列寧哲學的基質

在此，僅以列寧的反映論為例。

人們對列寧反映論的質疑，主要集中于認為“反映論”不過是近代機械唯物論的翻版。

必須承認，“反映”是機械唯物主義者的術語。從字面上看，它確實沒有體現出認識主體向認識客體的運動。對辯證唯物主義而言，僅僅用“反映”的概念，不能劃清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與形而上學唯物主義認識論的界限，也不能完整、準確地表達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但是，我們又必須看到，字面含義不等于它的全部。就“反映”的本來意義而言，它是唯物主義的而非形而上學的，它是地道的唯物主義概念而非機械論的專門術語，它是作為與唯心主義的“思維與存在同一性”的對立面，而不是作為以辯證法的“思維與存在的對立統一”為對立面提出的。考察列寧的觀點，可以看到，列寧雖然強調“唯物主義的理論，即思想反映對象的理論”^[9]108，但他又同時強調了感覺、思想是“世界自身的主觀映象”^[9]118。“反映”是“世界自身的主觀映象”，表明認識本身既不能脫離其客觀源泉，又依賴于認識的物質載體。可見，列寧的反映論既揭示了認識內容的客觀性，又強調了主體在認識中的作用。而當列寧將“反映”視為是一個從不知到知、從不完全不確切的知識到比較完全確切的知識、從相對真理到絕對真理的過程、將“反映”明確定義為：感覺是物的“主觀映象”，認為認識是自在之物向為我之物的轉化時，則表明在認識的過程和結果中，包含著認識主體與客體之間的相互滲透和相互轉化。可見，列寧的反映論并非如質疑者所言，是“近代機械唯物論的翻版”。

如今，質疑列寧反映論的理論依據，已不再限于傳統的唯物與唯心、辯證與形而上學之辯，而更多來自現代新哲學，尤其是海德格爾的“去蔽說”。在談論真理問題時，海德格爾首先否認了真理是認識與對象之間的符合。在他看來，真理根本沒有認識與對象之間相符合的結構，因為它所涉及和證明的，是“它向之而在的存在者”，是“存在者本身被揭示的存在”^[10]，而不是認識主體與認識客體的符合，因此，認識始終只與存在者本身相關。海德格爾進而否認了“符合論”的認識論價值。在他看來，“符合論”存在邏輯悖論，因為一個是認識主體，一個是認識客體，如果主體根本不知道客體為何物何樣，那它便無法與客體相符；如果主體已知客體為何物何樣，那它就成了兩種認識之間的相符，既如此，“有關陳述還有什么值得追問的呢?”^[11]。由此，海德格爾認為，真理就是被揭示了的存在即“去蔽”。

依據海德格爾的“去蔽說”，質疑者將列寧的反映論斥為“符合論”，認為由于它在主客二分的關系框架中，將認識對象視為外在于人的客體，因而根本不可能到達陳述和判斷的“真”，它仍然屬于近代知性的思維模式。依據海德格爾的“去蔽說”，質疑者認為，事物在沒有被人揭示時，因處于遮蔽狀態而沒有意義；當它被人揭示出本來面目時，便達到了“去蔽”狀態并為人所知。因此，認識或判斷之為真，源于人(此在)的陳述、判斷和揭示。

上述質疑，雖然肯定了西方哲學從近代認識論向現代存在論的轉向，對于消解近代西方哲學主客二元對立鴻溝的意義，但卻是在懸置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這一最為基本的哲學問題基礎上實現的。“去蔽說”關于“被認識的事物在沒有被認識之前，對于人沒有意義”的觀點，雖然凸顯了人之存在對于認識的意義，但是，它卻忽略了當人們談論事物的意義(對人的價值)時，首先必須以事物如何(存在的狀態和本質)、如何認識事物(認識的途徑、方式、規律)為前提，忽略了雖然事物是否具有意義取決于“我”，但作為主體的“我”之觀之評，卻有賴于“物”的先在性。“去蔽說”關于“真理就是被揭示了的存在”的觀點，雖然將認識置于人作為存在的本體論范圍，但是，它卻忽略了任何認識領域和實踐領域的問題，都與本體論所具有的屬性相關的問題。胡塞爾的“現象”、海德格爾的“存在”，雖然將哲學研究的對象轉變為了人的生存世界，但這一“人的生存世界”，首先是人的物質生活需要而非抽象的人的本質存在，康德的實踐理性、黑格爾的實踐理念，雖然強調實踐是對象化的活動，具有客觀普遍性，但這一活動，仍然囿于人的精神倫理范圍。因此，當“去蔽說”直接針對列寧反映論的唯物主義前提(認識對象的客觀性)，否認認識是對客觀對象的反映，從而在不僅抹去了作為認識對象的客觀性，而且否認了認識主體(此在)的客觀性同時，其由近代認識論向現代存在論的轉向，只是由客觀領域轉到了主體領域，而仍然沒有超越哲學基本問題，沒有超越當年被列寧批判過的“物是感覺的符合”、“原則同格”等等經驗批判主義的哲學命題。至于“去蔽說”對“符合論”的反詰，雖然從嚴格探究哲學基本問題的角度而言，它凸顯了主體之思在再現“物”的本質時，其形式之玄妙，然而，它卻忽略了列寧關于認識辯證法、關于“現象與自在之物”之間、一級本質與二級本質之間的轉換思想。

四、實踐中出新：列寧哲學的歷程

列寧哲學的上述特質與品性，我們還可從他如何將馬克思主義哲學運用于俄國革命實踐的理論發展歷程中，看得更清。

19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列寧通過研究《資本論》、《反杜林論》、《哲學的貧困》等，而寫下的多本著作^[9]，視唯物史觀和辯證法為馬克思主義的兩大“基石”，并運用于俄國社會經濟結構、資本主義發展的分析，在批判民粹派的主觀社會學、合法馬克思主義的唯心史觀中，所闡明的唯物史觀社會經濟形態理論、社會結構理論、社會發展規律理論，都在揭示馬克思主義辯證法與黑格爾辯證法的區別中，闡述了唯物辯證法。

20世紀初到十月革命前，列寧在撰寫的哲學著作和文章^[10]中，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分析俄國現實并結合俄國革命實踐，在批判馬赫主義、折中主義、詭辯論、形而上學、機械論，在論證革命理論與革命運動的關系、辯證法與認識論的一致性時，所闡明的唯物辯證的認識論、實踐觀，所系統研究的辯證法史、辯證法；通過將唯物認識論和辯證法與剖析資本主義直接聯系起來而提出的帝國主義論，對俄國革命的理論、策略、方法、道路的解答，對無產階級革命與專政的理論闡釋，對馬克思恩格斯國家學說基本觀點和思想演變的澄清，而豐富和發展了唯物史觀。

在十月革命后到逝世前，列寧那些直接探討和解決現實問題^[11]而看似與哲學沒有直接相關性，但卻充滿哲學思維智慧的著述、文章^[12]，將馬克思主義哲學融入俄國現實問題的探討，在與“左派共產主義者”爭論中，闡明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的辯證法思想；在總結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經驗教訓中，通過豐富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而發展唯物史觀；在詳盡剖析“左”傾思潮的病狀、成因、消除途徑中，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工作方法；運用唯物史觀的社會動力論，闡明社會主義革命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運用唯物辯證法，論證文化遺產的批判與繼承關系，以及在身患重病時思考十月革命以來的經驗教訓，提出如何在經濟文化落后的俄國建設社會主義^[13]，都充分體現了唯物史觀和辯證法思想。

綜上，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重要一環的列寧思想，其哲學“身份”當之無愧。

五、民族傳統：列寧哲學的理論底色

思想之根扎于生活的沃土。這個沃土除了時代，還有民族文化傳統。作為時代精神反映的列寧哲學，既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組成部分，又是“俄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因而，它與俄羅斯民族文化傳統息息相關。19世紀的俄羅斯思想文化，在保存唯物主義傳統的基礎上，孕育了革命民主主義。這一思想傾向的代表革命民主主義者們，既有厚重的俄羅斯傳統文化素養，又非常注重吸取西歐的先進思想，注重辯證法的研究。這種思想文化氛圍，不能不給成長、成熟于其中的列寧哲學思想，予以影響并打上烙印。還在中學時期，列寧便閱讀過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的著作，后來對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么辦?》一書更是愛不釋手，反復閱讀。而他參加喀山的馬克思主義小組并閱讀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則是受普列漢諾夫思想影響的結果。

民族文化傳統對列寧哲學的影響，不僅體現在列寧哲學的基本思想是循著俄國唯物主義的傳統，而且體現在其哲學思想的表達形式，沒有離開俄羅斯革命民主主義思想文化的傳統：列寧的“社會機體”思想，在車爾尼雪夫斯基的“人類機體統一性”和普列漢諾夫的“社會五要素論”中，皆可尋蹤；列寧的“物質”定義，在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普列漢諾夫的物質觀中，皆見原型，如車爾尼雪夫斯基認為物質就是“各種不同的對象間的統一性”^[12]，普列漢諾夫認為“物質不是別的，而是一些自在之物的總和，因為這些物質是我們的感覺的源泉”^[13]502；列寧的反映論，在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和普列漢諾夫的感覺論中，皆有體現，如車爾尼雪夫斯基就認為思維就是感覺的組合，而人的感覺源自外在事物^[14]361，普列漢諾夫雖然因強調認識的相對性而從不把自己的認識論明確規定為反映論，但他卻多次引證馬克思“觀念的東西不是別的，正是在人腦中被反映和翻譯的物質的東西”^[13]499作為反駁唯心認識論的根據，他在重申認識“從內容上說決定于客體，從形式上說決定于主體”的基礎上，強調了認識是“主客體的相互作用”^[15]，而普列漢諾夫這一觀點，被學界稱為認識“形態論”，并認為列寧的反映論受到他的影響，“當列寧說任何概念任何感覺都只是對現實事物或現象的近似反映的……時候，他實質上只是重述和發揮了普列漢諾夫‘形態’學說的基本思想而已”^[16]；列寧關于“具體真理”表述，更源自車爾尼雪夫斯基“抽象的真理是沒有的；真理總是具體的”名言^[14]453……車爾尼雪夫斯基、普列漢諾夫等俄國思想家的理論脈絡，串起了列寧哲學中俄羅斯民族文化特色的底線。

承認列寧哲學的俄國化，不是否定列寧哲學的理論價值，而是意在說明，具有普遍性意義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之所以能在20世紀上半葉的俄羅斯產生巨大影響，與列寧善于吸取民族文化的養分分不開。

因此，當我們肯定列寧哲學“是哲學”，列寧哲學“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時，我們必須看到它所具有的民族的、國家的特點。換言之，當我們說列寧哲學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重要階段”時，我們是從實踐層面與理論層面，指出列寧哲學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俄國化”和“俄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強調這一點，不僅出于理解列寧哲學的需要，更出于在當下中國，我們能否使馬克思主義哲學切實成為改革開放實踐的理論引領之需。

注釋：

[1]在蘇聯時期，在中國現今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著作和教材中，列寧哲學被認為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重要階段，即列寧主義階段。

[2]一些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如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柯爾施、法蘭克福學派施密特等，認為列寧的認識論是機械反映論，歷史觀是經濟決定論，另一法蘭克福學派代表馬爾庫塞認為，列寧哲學是出于革命的高潮或低潮的需要，而游走于決定論與唯意志論之間。一些西方列寧學者如新托馬斯主義者鮑亨斯基、英國學者羅斯托、美國學者胡克等，則認為列寧的歷史觀放棄了馬克思的經濟決定論，是精神決定論、唯意志論、政治決定論。

[3]這種闡述不僅包括上述論著，還包括列寧的其他著作如《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國家與革命》等。

[4]受時代條件所限，列寧沒有讀到過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德意志意識形態》、有關《資本論》的三大手稿，以及晚年的《人類學筆記》。

[5]1888年秋從流放地回到喀山，以及1889年遷居薩馬拉。

[6]先后寫下《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主義者的?》、《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等著作。而在《列寧全集》的前三卷中，引用《資本論》就達百余處。

[7]《〈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提要》、《哲學筆記》、《論戰斗唯物主義的意義》等。

[8]受時代條件所限，列寧沒有讀到過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

[9]《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人?》(1894年)、《民粹主義的經濟內容及其在司徒盧威先生的書中受到的批評》(1894年)、《我們究竟拒絕什么遺產》(1897年)、《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1896-1899年)。

[10]《怎么辦?》(1901-1902年)、《進一步、退兩步》(1904年)、《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1908年)、《哲學筆記》(1914-1916年)、《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1916年)、《國家與革命》(1917年8月)。

(11)例如，如何鞏固新生的蘇維埃政權、新經濟政策實行中的問題和對策、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構想，等等。

(12)《蘇維埃當前的任務》(1918年)、《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和政治》(1919年)、《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青年團的任務》(1920年)、《論糧食稅》(1921年)、《論戰斗唯物主義的意義》(1922年)。

(13)1922年12月23日至1923年1月4日。包括《日記摘錄》、《論合作制》、《論俄國革命(評尼·蘇漢諾夫的札記)、《怎樣改組工農檢察院(向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提出的建議)》、《寧肯少些，但要好些》等論文，《給代表大會的信》、《關于使國家計劃委員會具有立法職能》、《關于民族或“自治化”問題》等信件。這些文章和信件，后被人們統稱為“列寧遺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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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