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紀初至80年代，共產主義運動幾乎遍及東南亞所有國家，既是這個時期東南亞地區和各國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亞洲興衰的一個重要體現。二戰前，共產主義運動在歐美國家殖民統治之下的東南亞國家興起，并成為各國民族獨立運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太平洋戰爭期間，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為東南亞各國的抗日斗爭作出重要貢獻，并在戰后崛起為重要政治力量。二戰后，東南亞各國在爭取民族獨立和建設民族國家的過程中存在著錯綜復雜的矛盾，同時被迫卷入以美國和蘇聯為首的兩大陣營之間的對峙，東南亞地區成為冷戰的重要戰場之一。各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是這種內外形勢的重要反映。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隨著冷戰走向結束以及東南亞各國政府以和平方式解決共產黨武裝斗爭問題，各國共產黨的反政府武裝斗爭才基本結束。自冷戰擴展到亞洲以來，國外學者一直關注東南亞共產主義運動，從地區、國際和國別的視角進行的研究取得了許多成果。筆者目前收集到的相關成果以英文著述為主，還有少量法文著述。

一、關于地區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視角的研究

20世紀40年代末，隨著源起于歐洲的冷戰向亞洲擴展，以美國學者為首的西方學者開始關注東南亞地區和各國的共產黨活動，50年代出版了弗吉尼婭·湯普森和理查德·阿德羅夫著的《東南亞左翼》、馬爾科姆·肯尼迪的《東亞共產主義史》、亞歷克斯·喬西的《亞洲社會主義》、杰克·H.布里米爾的《東南亞共產主義》、索爾·羅斯的《南亞社會主義》和弗蘭克·N.特拉格編的《東南亞的馬克思主義》等著作，梳理并初步研究了20世紀初至50年代的東南亞共產主義運動。

其中，布里米爾的著作是最為系統的一部力作。他以俄國十月革命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為背景，研究了列寧關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理論、東南亞各國共產主義運動的肇始、共產國際與亞洲首次共產主義運動高潮、共產國際“七大”與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推動下的東南亞第二次共產主義運動高潮、從共產國際解散到1948年東南亞各國共產主義運動的變化，以及從共產黨情報局成立至50年代和平共處時期東南亞各國的共產主義運動，涉及印度尼西亞、馬來亞、印度支那、菲律賓、泰國和緬甸等國。

關于60年代東南亞共產主義運動的研究成果，有羅伯特·A.斯卡拉皮諾編的《亞洲共產黨革命》和鮑大可編的《亞洲共產黨戰略》兩本論文集。《亞洲共產黨革命》研究這個時期的亞洲共產黨及共產黨國家，其中探討了越南、老撾、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緬甸等國共產黨的政策與活動以及中蘇分裂對它們的影響等。《亞洲共產黨戰略》比較研究了亞洲的共產黨政權和政黨、同蘇聯陣營其他國家以及國際共運的關系，尤其是中蘇兩種模式以及中蘇沖突對亞洲共產主義運動的影響，涉及的東南亞國家有越南和印度尼西亞。

于斯特斯·M.范·德·克羅夫著的《東南亞共產主義》把關于東南亞共產主義運動的研究延伸到70年代，探討各國共產黨的誕生及早期歷史、東南亞各國共產黨關于民族政治及經濟環境的策略和訴求、東南亞地區非共國家的反共政策等，比較了各國共產黨的綱領、社會訴求和組織結構、中國和蘇聯對東南亞各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影響等。

關于80年代東南亞地區共產主義運動的研究成果，有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地區戰略研究項目編的兩本論文集《東南亞共產黨武裝運動》和《東南兩本論文集研究至80年代初泰國、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緬甸等非共產黨國家的共產黨武裝斗爭產生的原因，共產黨的政治綱領、戰略和戰術的變化，對國外共產黨意識形態立場的變化，以及相關國家政府同反政府力量斗爭的政策及其成敗。

克里斯蒂的著作是研究20世紀初到80年代影響東南亞政治的思想。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方面，他研究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對1900年至1940年東南亞反殖民運動的影響、共產主義世界觀與冷戰、1948年至1965年印尼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基礎、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東南亞的勝利即1975年印度支那各國共產黨的奪權勝利、中越沖突中的意識形態問題、中國與東南亞共產主義革命和文化、紅色高棉革命的意識形態特征等。

上述成果體現了國外學術界對亞洲和東南亞地區共產主義運動研究不斷發展的歷程。總的來說，這些研究明顯受到亞洲冷戰形勢發展的影響，使用的資料大多是政府出版物和新聞報道。

此外，華盛頓出版的《外國廣播信息服務處（FBIS）公報》，用英語翻譯了各國共產黨尤其是一些共產黨秘密電臺對外廣播的各種聲明和報道。比如馬來西亞共產黨秘密電臺“馬來亞革命之聲”播出的內容，當地媒體對泰國、菲律賓、西馬來西亞等地共產黨武裝同政府安全部隊沖突的報道。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自1966年起每年出版《國際共產主義事務年鑒》，綜述了有關國家共產黨的活動及其同國內外的政治聯系等。關于東南亞各國共產黨的綜述由相關專家撰寫，并附上前一年出版的相關成果目錄，是十分有用的研究資料。

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視角研究東南亞共產主義運動的成果較少，主要有克塞尼婭·約科夫·尤汀等編的《1920—1927年蘇俄與東亞》、查理·B.麥克萊恩著的《蘇聯的東南亞戰略》、杰伊·泰爾的《中國與東南亞》等。

《1920—1927年蘇俄與東亞》輯選了1920年至1927年蘇聯對亞洲政策的相關文件，東南亞地區涉及了印尼和印度支那。文獻大多來源于蘇聯政府和俄共，記錄了俄共和共產國際在亞洲的非官方活動。編者為這些文獻作了背景介紹。《蘇聯的東南亞戰略》研究了從列寧時期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蘇聯東方政策在東南亞的實施以及蘇聯同東南亞共產主義運動的關系。涉及1917年至1928年蘇聯東方政策的演變，20年代蘇聯政策在東南亞的實施，1930年至1935年蘇聯東方戰略的失敗，1935年至1941年蘇聯統一戰線政策在東南亞的實施，1941年至1947年東南亞共產主義運動的暫停，1948年至1954年蘇聯卷入東南亞共產主義運動與退出。資料來源主要是蘇聯和共產國際的出版物。

亞政府與叛亂》以及克萊夫·J.克里斯蒂著的《東南亞的意識形態與革命》。

二、關于越南、老撾和柬埔寨共產主義運動的研究

法屬印度支那由越南、老撾和柬埔寨構成。無論在面積和人口方面，還是在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越南都居于支配地位。從20世紀30年代持續至70年代中期的印度支那共產主義運動亦凸顯了越南的這種地位。三國共產主義運動之間的關系密切而復雜。

（一）越南共產主義運動

越南共產主義運動肇始于20世紀20年代中期，1930年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成立了包括老撾和柬埔寨在內的印度支那共產黨。在太平洋戰爭后期，以共產黨為核心的統一戰線組織——“越盟”在越南北部開展抗日斗爭，并在日本投降后奪取政權，控制了越南北部。此后，越南勞動黨及其政府在中國和蘇聯的大力援助之下，經過抗法和抗美戰爭，于1976年統一全國。由于抗法和抗美戰爭是冷戰在東南亞地區最主要的表現形式，因此越南共產主義運動格外引人注目。關于越南共產主義運動的研究成果，可以從三個方面進行概述。

第一是從歷史的角度研究越南革命和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歷程。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多。如約翰·T.麥卡利斯特的《越南革命的起源》、羅伯特·F.特納的《越南共產主義》、道格拉斯·派克的《越南共產主義史：1925—1976》、黃金慶的《越南共產主義：1925—1945》、威廉·J.杜克的《越南共產黨通向權力之路》、皮埃爾·魯塞的《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越南共產主義和民族主義》、拉爾夫·B.史密斯的論文集《印度支那共產主義》等。

其中，麥卡利斯特利用法國公開的檔案資料，以殖民地時期、二戰期間法國和日本的殖民統治以及戰后初期英國和中國的受降占領為背景，研究了從被法國征服到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爆發時的越南革命，強調日本占領對戰后印度支那事態發展的影響。特納利用越共出版物，研究了印度支那共產黨成立40年來的越南共產主義運動史，試圖回答共產黨如何獲得反法抵抗運動的領導權、1954年后如何控制北越以及它同國際共運的關系等問題。派克利用越南出版物，根據變節者和脫黨者的敘述以及國外訪問者的記述，研究了1925年至1976年的越共黨史，強調越南勞動黨在越南戰爭期間維持了同中國和蘇聯的關系，并成為中蘇爭端的受益者，結論是共產主義制度已經越南化。黃金慶的研究止于1945年“越盟”奪取政權，涉及了印支共產黨的發展歷程、領導人、組織結構、意識形態、戰略戰術以及它同國際共運和越南社會的關系，并介紹了相關的非共反殖民力量。杜克利用的資料是越南出版物和繳獲的文件，研究了從1900年越南革命興起到1975年推翻阮文紹政權的越共奪權之路，重點探討越共奪權的戰略抉擇、民族革命與社會革命目標之間的矛盾、動員群眾的手段、城鄉斗爭的聯系、“邊談邊打”的能力等。

第二是研究越南勞動黨與中、蘇兩黨兩國的關系。如帕特里克·J.霍尼的《北越共產主義》、W.R.斯邁澤的《獨立的越南人》和洪清源的《越共同中國的關系與第二次印度支那沖突：1956—1962》等。霍尼和斯邁澤都研究越南勞動黨在中蘇爭端中扮演的角色，它如何在中蘇之爭中維護自身利益，尤其是如何在越南戰爭期間周旋于中、蘇兩國之間。

第三是比較研究英國在馬來亞和美國在南越的戡亂政策、措施及其效果。如薩姆·薩爾克西安的《新安全時代的非常規沖突》、約翰·A.納格爾的《馬來亞和越南的戡亂教訓》等。薩爾克西安以越南和馬來亞的戡亂為例，為美國在后冷戰時期的新安全政策尤其是如何應對“非常規沖突”提供借鑒。納格爾從軍事角度比較了馬來亞的英軍和南越的美軍在訓練、組織和思想準備不足情況下的學習適應能力。英軍適應了這種局面，完成了平定共產黨武裝騷亂的任務，而美軍以失敗告終。

（二）老撾共產主義運動

關于老撾共產主義運動的研究，筆者收集到的成果不多，主要有保羅·F.蘭格與約瑟夫·J.扎斯洛夫合著的《北越與巴特寮》、扎斯洛夫著的《巴特寮的領導與組織》、麥卡利斯特·布朗與扎斯洛夫合著的《徒弟革命》、杰弗里·C.岡恩的博士論文《穿越叢山之路》等。

由于老撾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與越南的支持和幫助密不可分，因而這些著作大量探討了北越與巴特寮的關系。前兩本著作是蘭德公司的研究報告，在內容上的相關性較強。《北越與巴特寮》參考老撾高官提供的文件以及對53位老撾和北越變節者的采訪，研究了1962年之前的老撾革命史與1970年之前北越與老撾的關系。兩位作者認為，老撾革命者在1949年同老撾獨立運動決裂后，為了生存而同北越人結盟。北越對巴特寮的幫助，如戰場上的直接軍事援助、提供建黨建議、安插軍事和民政管理干部等，并未引起老撾人的反感。《巴特寮的領導與組織》使用的資料主要是1967年至1972年作者對巴特寮囚犯和變節者的采訪、無線電廣播和公開的信息，研究了領導層、老撾愛國戰線、老撾人民黨和老撾人民解放軍等巴特寮組織的運行機制，探討了老撾人民黨的影響如何滲透到巴特寮組織的各個層面，并對越南勞動黨如何通過對它的影響來協調雙方的戰略進行了梳理。《徒弟革命》利用法國殖民檔案、對老撾人民黨官員的訪談以及該黨的文獻，研究了1930年至1985年的老撾共產主義運動史尤其是巴特寮與越南之間的關系。越南勞動黨幫助巴特寮遴選領導人、建構革命理論、保衛其根據地等，推動了老撾人民黨的發展。1975年老撾人民黨掌權后，按照越南模式建立政治和經濟制度，同越南保持“特殊關系”，在中越沖突中支持越南。

（三）柬埔寨共產主義運動

關于柬埔寨共產主義運動的研究，因1975年至1978年紅色高棉在柬埔寨實施大規模種族屠殺而備受關注。自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柬埔寨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歷程、紅色高棉執政時期的內外政策、90年代柬埔寨問題的解決以及紅色高棉的覆滅，都引起了西方學者和新聞記者的極大興趣。研究成果如克雷格·艾奇遜的《民主柬埔寨的興起與滅亡》、菲利普·肖特的《波爾布特》、伊麗莎白·貝克的《當戰爭結束時》、本·基爾南的《波爾布特政權》等。

其中，基爾南研究了1975年至1979年波爾布特政權在柬埔寨實施的內外政策，尤其是種族屠殺的政策及其實施。貝克是美國記者，從1973年起在柬埔寨進行新聞報道，歷經了朗諾的高棉共和國、波爾布特的民主柬埔寨、韓桑林和洪森的柬埔寨人民共和國以及拉那烈和洪森的柬埔寨王國，他試圖全面講述紅色高棉的歷史，了解他們如何適應柬埔寨國家歷史發展和開展共產主義運動，探究他們因何且如何在柬埔寨進行這樣一場毀滅性革命，最終如何導致了柬埔寨同越南的戰爭并被越南占領。

三、關于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菲律賓共產主義運動的研究

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菲律賓是東南亞地區以馬來人為主體的海島國家，1948年至1960年“緊急狀態”時期馬來亞共產黨的武裝斗爭、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印尼共產黨的發展壯大以及堅持到80年代中期的菲律賓共產黨武裝斗爭都十分引人注目。

（一）印度尼西亞共產主義運動

印度尼西亞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十分曲折。印尼共產黨建黨的時間比中共還早，是20世紀20年代印尼民族獨立運動中的重要力量。荷蘭殖民政府殘酷鎮壓了1926年起義，令印尼共遭受重創，其組織瀕于崩潰。二戰結束后，印尼各階層再次掀起民族獨立斗爭，重建的印尼共是其中一支重要力量。1948年9月，印尼共為爭奪獨立斗爭的領導權而發動茉莉芬起義，在印尼共和國政府的殘酷鎮壓下遭受了第二次毀滅性打擊。50年代再次重建的印尼共采取了同蘇加諾總統合作、開展合法斗爭的策略，到60年代初發展為除中共和蘇共之外的世界第三大共產黨，成為左右印尼政局的主要力量之一。然而，由于1965年“9?30”事件及印尼軍方的血腥鎮壓，印尼共遭受了第三次毀滅性打擊，淪為影響不大的秘密組織。

關于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前印尼共產主義運動的研究成果較多。如J.彼得魯斯·布盧姆貝格爾的《荷屬東印度的共產主義運動》、露絲·T.麥克維伊的《印度尼西亞共產主義的興起》和《蘇聯對印度尼西亞革命的觀點》、喬治·M.卡欣的《印度尼西亞民族主義與革命》、阿諾德·C.布拉克曼的《印度尼西亞共產主義》和《共產主義在印尼的崩潰》、萊斯利·帕爾米爾的《印尼共產主義者》、安·斯威夫特的《走向茉莉芬之路》和雷克斯·莫蒂默的《蘇加諾統治下的印尼共產主義》等。

其中，《印度尼西亞共產主義的興起》是研究1914年至1927年印尼共早期歷史的力作。它關注印尼共在國內事務和國際共運中的作用以及二者之間的聯系。印尼共奉行同革命的民族主義者進行聯合的方針，成為最受群眾支持的政黨，同其他政治力量也維持了良好關系。在建構二戰后印尼獨立斗爭的歷史時，卡欣研究了1948年茉莉芬起義。斯威夫特則以1948年初爪哇政治力量、印尼獨立形勢、美蘇冷戰等為背景來研究茉莉芬起義。布拉克曼的兩本著作從西方視角研究印尼共發展壯大的歷史，試圖討論印尼共在“9·30”事件中的行為動機、其群眾運動突然崩潰的原因、蘇加諾的作用、中國的作用以及印尼共的失敗與中國“文化大革命”的關系、蘇聯的反應、印尼事態與美國在越南干涉的關系等問題。帕爾米爾研究了1914年至1965年的印尼共歷史，強調印尼共與蘇加諾出于相信極權政治而成為盟友。莫蒂默研究了1959年至1965年印尼共力量的迅速壯大及其所遭遇的滅頂之災。

（二）馬來西亞共產主義運動

馬來亞共產黨誕生于20世紀30年代初，成員主要是華僑、華人和越僑。它在太平洋戰爭期間同英國當局合作抗日，戰后初期成為馬來亞政治中的重要力量。1948年春夏之交，馬共發起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的武裝斗爭。英國當局宣布實行“緊急狀態”，全力鎮壓馬共活動。至1960年“緊急狀態”結束時，馬共力量遭到嚴重削弱，被迫轉移到泰國和馬來亞接壤的邊境地帶活動。英國對馬共的鎮壓被視為東南亞地區戡亂的成功范例。

對馬共歷史的研究，既有親歷者又有學者。親歷者的記述和研究成果，如理查德·邁爾斯準將的《追殺》、埃德加·奧巴蘭斯的《馬來亞》、理查德·克拉特巴克少將的《漫長的戰爭》、陳劍主編的《與陳平對話》、陳平的回憶錄《我方的歷史》、應敏欽的《第十支隊與獨立》等。

奧巴蘭斯認為，1948年春馬共武裝起義的目的是奪權，以便把馬來亞變為共產黨國家。由于英國和馬來亞政府的共同鎮壓，馬共的武裝斗爭被消滅在游擊戰階段。作者探討了雙方的措施及勝敗原因。克拉特巴克研究了1948年至1960年馬來亞“緊急狀態”，探討它如何取得勝利，并同美國在南越的平叛活動進行比較，總結二者的經驗和教訓。

陳平從1947年起一直擔任馬共總書記。《與陳平對話》記錄了1999年2月澳洲國立大學南方華裔研究中心“與陳平對話工作營”的對話，內容有馬共的早期歷史、日據時期、1945—1948年合法時期、1948年采取武裝斗爭及1948—1955年馬共策略、50年代及60年代游擊戰及英國的戡亂策略、1955年華玲會談、反對馬來西亞、與印尼共產黨及婆羅洲友黨的關系、從馬來亞獨立到70年代“第二次緊急狀態”以及1989年停火期間的馬共策略。《我方的歷史》以馬共與英國軍方在1942年至1945年合作抗日為背景，談到了陳平如何走向共產主義道路，記述了萊特事件、二戰后與英殖民政府的對抗、“緊急狀態”、布里格斯計劃、李明事件、華玲會談等重大事件。陳平首次公開了馬共與中共、越共的關系，他到北京后同中國和北越領導人的交往，馬共在中蘇爭論中的立場，以及馬共內部的肅反及合艾和談等。陳平以當事人的身份，試圖澄清相關歷史事件，反駁學者對馬共的負面評價以及殖民政府的不實宣傳和指控。

學者的研究成果，如E.D.史密斯的《馬來亞與婆羅洲》、白魯洵的《馬來亞共產黨游擊戰》、安東尼·肖特的《1948—1960年馬來亞共產黨叛亂》、謝文慶的《馬來亞的紅星》、柯林·亞伯拉罕的《改變馬來西亞政治發展的關鍵時刻》等。

史密斯認為，馬來亞“緊急狀態”是共產黨發動的旨在推翻英國殖民統治的內亂，英國給予馬來亞獨立使得馬共喪失了號召力。馬共在軍事和政治上的徹底失敗，最終使馬來亞成為“自由”的多民族國家。白魯洵采訪了60位脫黨的馬共華人黨員，研究他們的成長經歷、對政治尤其是共產主義的理解以及他們同這場運動的決裂，通過對馬共和其他共產黨的比較，探尋不發達國家實行代議制須克服的基本問題。肖特的研究充分利用了馬來亞政府提供的絕密文件以及英國的檔案資料。謝文慶以本地人為主角，以實地采訪和文獻研究相結合的方式，研究了自日本投降至1946年3月馬來人同以馬共游擊隊為代表的華人之間的種族沖突。亞伯拉罕從馬來西亞各族裔反殖民統治的視角，研究了20世紀30年代至1989年合艾和平協議簽訂期間的馬共斗爭。

（三）菲律賓共產主義運動

菲律賓共產黨成立于20世紀30年代中期。它在太平洋戰爭期間積極投入抗日斗爭并成長為菲律賓政治中的重要力量，在40年代末發起反政府武裝斗爭。60年代中期菲共總書記吉塞斯·拉瓦被捕后向政府投降，成為菲共歷史的分水嶺。60年代末，以學生為主力的左翼力量重建菲共，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開展反政府武裝斗爭，這種斗爭持續到80年代中期馬科斯政府垮臺。

菲共歷史的研究者主要是親歷者和新聞記者，如阿爾弗雷多·B.紹洛的《菲律賓共產主義》、第三世界研究中心編輯的《菲律賓馬克思主義》、雷納·韋寧對菲共領導人何塞·M.西森的訪談錄《菲律賓革命——領導人的觀點》、格雷格·R.瓊斯的《紅色革命》、威廉·查普曼的《菲律賓革命的內幕》等。

紹洛參加過菲共領導的胡克運動，其著作的前身是原定于1972年9月出版的《變化中的前線：今日菲律賓共產主義》，因菲政府實施戒嚴法而被擱置。作者研究了從1964年菲共書記吉塞斯·拉瓦被捕到1971年西森時代的新菲共。這個時期既為新菲共的活動奠定了基礎，同時菲共內部也出現了拉瓦派與西森派在意識形態上的分歧，拉瓦派同塔魯克派、西森派的論戰以及相關群眾組織的分裂。《菲律賓馬克思主義》由親歷者在1983年馬克思逝世百年紀念活動中的五篇演講稿及相關發言和討論構成，既紀念馬克思對人類社會所作的貢獻，又探討其思想對菲律賓社會和歷史的影響，試圖依據菲律賓的社會現實來進一步闡釋馬克思主義。西森在訪談錄中闡述了他關于菲律賓革命的立場和觀點，涉及了西森的成長經歷、菲律賓群眾運動的恢復、重建共產黨、戒嚴法與反抗、被拘押與反叛、馬科斯倒臺與阿基諾崛起、發展趨勢與前景、國際形勢等問題。瓊斯通過對菲共人員和游擊隊的采訪，研究菲共及其游擊隊的活動，試圖以實際參加者的視角來記述這場革命運動的歷史及其發展。查普曼像瓊斯一樣采訪了當事人，但重點是記述60年代中期至1986年在毛澤東武裝奪權思想指導下菲律賓共產主義運動的武裝斗爭歷程。

四、關于緬甸和泰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研究

緬甸和泰國雖是位于東南亞大陸的兩個鄰國，但兩國的共產主義運動歷史有很大差異。緬共在緬甸獨立之初便掀起反政府武裝斗爭并堅持40余年。泰共不僅建黨的時間晚，而且深受越南戰爭和亞洲冷戰的影響。

（一）緬甸共產主義運動

緬甸共產黨在20世紀30年代末誕生于緬甸民族獨立運動之中。太平洋戰爭期間，它是緬甸抗日組織“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于對“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同英國簽訂的獨立協定不滿，緬共紅旗派和白旗派在緬甸獨立之初就先后發動反政府武裝斗爭，成為50年代到70年代反政府的重要武裝力量之一。關于緬甸共產主義運動的研究有三個方面的成果。

第一是關于緬甸共產主義運動產生和發展的記述和研究。如巴莫的《緬甸的突破》、休·廷克的《緬甸聯邦》、羅伯特H.泰勒編的《1942—1945年緬甸馬克思主義與抵抗運動》、小小查理·B.史密斯的《20世紀80年代的緬甸共產黨》、欽紐將軍的《緬甸共產黨的奪權陰謀》、貝蒂爾·林特納的《緬甸共產黨的興衰》等。

其中，巴莫和廷克研究了早期共產主義與緬甸民族主義的關系、同共產黨聯合的各派的活動以及同共產主義和馬克思主義興起相關的緬甸政治背景。泰勒編的著作記述了緬共重要人物、抵抗運動對外聯絡員吳登佩在二戰期間的活動，披露了信仰馬克思主義的緬甸民族主義者同英軍結成戰時聯盟以及緬共在抵抗運動中的重要作用。

小史密斯、欽紐和林特納的著作記述了到20世紀80年代的緬甸共產主義運動史，為研究緬甸共產主義運動提供了重要資料。其中，林特納的著作利用大量實地研究資料和緬語資料，敘述了從1939年緬甸知識分子建立緬共到半個世紀后緬共在少數民族的叛變中覆滅的歷史。他認為，緬共采取了毛澤東控制農村地區的戰略思想，聯合反政府的少數民族，并支持中國“文革”。但緬甸軍人以緬共的存在為借口，在20世紀60年代建立起軍人政權，強硬對付叛亂者、邊境地區的武裝集團以及仰光和平示威的學生。緬共在80年代末崩潰的主要原因是，緬共老衛士同年輕人尤其是少數民族干部的分裂、未在東北地區搞土地改革、未參加1988年民眾起義。書中對約40位緬共主要人物作了介紹，附錄中的大量表格、戰區圖、照片以及對12個少數民族叛亂派別的詳細記述，都是十分重要的資料。

第二是關于緬甸共產主義運動的資料匯編。除上述著作之外，如克勞斯·弗萊施曼編的《1945—1977年緬甸共產黨文件》、約翰·H.巴杰利等編的《紅孔雀》等。弗萊施曼編輯了緬共刊發和未刊發的文件、華盛頓FBIS翻譯出版的“緬甸人民之聲”播出的聲明和報道，并為不同時期的文件作背景介紹。《紅孔雀》英譯了緬甸的重要政治著作并進行分析。其中，第二部分節選的社會主義革命家的著作解釋了反對政府的理由。第三部分關于緬甸政治思想的評論認為，當代緬甸的政治觀念源于中世紀的巴厘經歷，在20世紀以民族主義的形式重現，緬甸革命家為反對英國人而同日本人結成臨時同盟，其半個世紀以來的思想范式是社會主義革命。

第三是關于東南亞冷戰與緬甸共產主義運動的關系。如馬修·福利的《冷戰與東南亞民族主張》、彼特·洛的《同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作斗爭》等。福利研究了1948年至1962年間英、美兩國同緬甸的關系，考察了援助在緬甸同西方、中國和蘇聯的關系中的作用，并介紹了英國對1948年共產黨武裝起義的反應、美國對1955年至1958年中蘇陣營援助緬甸的反應等。洛研究了從太平洋戰爭后期至1965年英國的東南亞政策，探討了英國如何在遏制共產主義的同時又與民族運動者達成和解。

（二）泰國共產主義運動

泰國共產黨的建立及其活動，比前述所有國家都要晚，因而在特拉格編的《東南亞的馬克思主義》中重點探討了泰國為何沒有出現共產主義運動。泰共活動的時間主要是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主要背景是，泰國在越南戰爭期間成為美國的重要盟友，并為美軍提供了大量空軍基地，這推動泰共發起反政府武裝斗爭，美國則幫助泰國政府采取戡亂措施和行動。關于泰國共運的研究有兩個方面的成果。

第一是對泰共歷史的研究。如甲諾·翁達岸的博士論文《共產主義革命進程》、托馬斯·A.馬克斯的博士論文《制造革命》、卡西安·特扎皮拉的博士論文《全面修改馬克思主義》、元拉·韋德爾著的《泰國極端分子與共產黨》、加文·楚迪瑪著的《泰國共產黨的興衰》、高橋勝幸等著的《冷戰初期的亞洲和平運動》等。

《共產主義革命進程》從政治學維度系統研究了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泰共革命斗爭。泰共革命斗爭的終極目標是奪取政權，把泰國變為共產黨國家，泰國政府的目標則是阻止泰共革命目標的實現，泰共與泰國政府分別在中國和美國的幫助下進行博弈。作者的研究涉及了泰共的組織結構、意識形態、革命戰略和黨際關系，并對泰國政府的平叛理論、平叛機構以及平叛措施進行了分析。《制造革命》同樣從政治學維度研究了泰共的武裝革命及其對泰國的影響。在書中，泰共認為泰國的主要矛盾是帝國主義同泰國之間的矛盾，接受了毛澤東的思想及戰略。但作者認為這并不符合泰國的實際。《全面修改馬克思主義》研究了20世紀20年代后期至50年代馬克思主義在泰國傳播過程中如何去適應泰國的社會文化等問題。

《泰國極端分子與共產黨》和《泰國共產黨的興衰》研究的主題是20世紀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泰國左翼學生與泰共的關系。前者采訪了22人，對他們參加泰共的動機、同泰共的分歧以及政府赦免政策的影響等進行研究。后者以親歷者的視角研究了激進學生與泰共興衰的關系，指責泰共機械地把中國的經驗應用到泰國，實際上并未全面了解泰國社會及其變化，泰共的組織結構具有封建性，既保守又低效，無法吸引左翼學生。

第二，關于中國與泰共武裝斗爭之間的關系。如丹尼爾·D.洛卡萊斯著的《中國與泰國的“人民戰爭”（1949—1969）》、徐澤榮的《中國與泰國的共產黨武裝斗爭》等。前者是研究中國與泰共武裝斗爭之間關系的開山之作。其觀點為：中國支持泰共的武裝斗爭，既是防御又是進攻，目的是消除美國從印度支那給中國造成的威脅，同時在精神上反對莫斯科支持的和平過渡，宣傳中國式的暴力革命和自力更生。后者同意上述觀點，但強調中國支持暴力革命立場的變化以及中國外交走向溫和的趨勢。作者利用中國資料，以中美在印度支那的軍事對抗為背景，研究了中國對泰共武裝斗爭的物質援助和教條式干涉。他認為，中國外交由毛澤東的極端主義向鄧小平的溫和主義的轉變，表現為中國停止支持泰共的武裝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