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思想史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繞不過的環節。研究者們無論對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是持肯定態度還是否定態度，都不能完全不理會它，或者完全不去研究它。中國的研究亦是如此。自20世紀初開始到現在，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在中國經歷了一個從肯定到否定再到重新認識和研究的過程。自20世紀初到20世紀40年代末，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向中國人傳播的馬克思主義中，就包含了大量的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羅莎·盧森堡、李卜克內西、蔡特金、倍倍爾、拉法格、普列漢諾夫等人的著作和思想，都是在這一時期傳入中國的，并對中國人的思想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中國人對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是持肯定態度的。進入20世紀50年代后，由于受到蘇聯馬克思主義的強烈影響，中國學術界轉而對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采取了全盤否定的態度，第二國際也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的禁區。盡管如此，中共中央編譯局還是較系統地整理和譯介了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者的著作及其相關的研究資料。當然，這些材料大都是以內部資料的形式發行的，少量采取公開出版形式的著作都被注明了“供批判用”，或在序言、后記中指出介紹對象在馬克思主義立場或觀點上的錯誤。在這一時期，要想對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進行思想史的研究自然是不可能的，但這一時期的資料整理與翻譯工作卻為20世紀80年代開啟的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研究做了史料上的準備。20世紀80年代，在思想解放運動的推動下，中國學術界開始從學術上評介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及其價值，出版了一些研究專著。在這些專著中，有的是從問題入手，勾勒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的全貌，也有的是專論人物思想的個案研究，這其中也包括對第二國際修正主義代表人物伯恩施坦的研究。在此基礎上，先前已經出版的第二國際代表人物的著作也得以再版。但是，從總體上看，中國學術界對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的研究，無論在論著的數量上，還是在學術的影響力上，都明顯地弱于馬克思思想和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研究，當然，更不能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研究相比了。造成這種研究狀況的原因，并非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不值得研究，而是我們的研究語境出了問題。因此，要改變現有的研究狀況，推進中國學術界對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的學術研究，開發其思想史的價值，就必須反思我們先前的研究語境，建構起新的研究語境。

一、研究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的兩種語境及其形成

自20世紀30年代開始，人們對第二國際的研究主要是在兩種語境下展開的：一種是意識形態的語境，一種是思想史的語境。這兩種語境在歷史上是交替產生的，而在邏輯上則是相互否定的。我們要反思中國研究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的語境，必須首先了解這兩種語境的內容、特點及其相互否定的關系。

研究第二國際的意識形態語境，應該說，早在列寧批判第二國際機會主義的斗爭中就已經形成，但是，它作為一種被人們普遍接受并對非俄國黨起作用的語境，則是在第三國際建立之后，并在蘇聯于1938年出版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以尖銳的形式表達出來。該書在“結束語”中，首先指出了布爾什維克黨與第二國際黨在意識形態上的對立，強調第二國際黨是“西歐類型的社會民主黨，那種在國內和平條件下熏陶出來、被機會主義分子牽著走、幻想‘社會改良’而害怕社會革命的黨”，而布爾什維克黨是“新型的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主張社會革命的黨，能夠訓練無產階級去同資產階級決戰并組織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的黨”^[1]；進而，以這種意識形態的對立來評判兩者在理論上的對錯，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布爾什維克黨的理論，這是真正的、適合于當代歷史進步的理論，因為它“向前推進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用新的經驗豐富了這個理論”，而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者則把這個理論向后拉，把它的一個原理變成了教條”^[2]。在這里，意識形態的沖突與理論上的對錯成為邏輯上的遞進關系，意識形態的沖突是基礎，而理論上的對錯是意識形態起作用的必然結果。正是這樣，當蘇聯用第三國際的革命和戰爭理念去批判第二國際的和平理念時，第二國際的理論也就不值一提了。在這種語境下，第二國際不是被斥之為修正主義和機會主義，就是被定為唯心主義、機械唯物主義或庸俗唯物主義等。這就構成了研究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的強意識形態語境。

除此之外，還有一種弱意識形態語境。這種弱意識形態語境是由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葛蘭西、科爾施和盧卡奇創造的。柯爾施、葛蘭西和盧卡奇都是第三國際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在意識形態上，他們都贊成第三國際的革命和戰爭理念，主張社會主義革命，反對第二國際的和平理念，在理論上，他們以列寧的革命學說為標準去辨析第二國際的政治觀點，斥責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滑到庸俗唯物主義和機械唯物主義那里去了，但是，他們并不主張全盤否定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而是努力發掘其中有價值的思想，并把這些思想作為自己哲學思想的來源。柯爾施明確地把梅林、羅莎·盧森堡作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先驅^[3]；葛蘭西稱贊拉布里奧拉把“對歷史的一般解釋變成一種一般的哲學”^[4]，從而開創了“實踐哲學”發展的新方向；盧卡奇概括了羅莎·盧森堡《資本積累論》中的總體性方法，并由此而把這部著作與列寧的《國家與革命》并稱為“馬克思主義的再生在理論上由以開始的兩部基本著作”^[5]。柯爾施、葛蘭西、盧卡奇對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所做的這些思想的開掘，可謂在蘇聯的強意識形態語境中打開了一個缺口。

不僅如此，柯爾施還歷史地考察了蘇聯主張的強意識形態語境的形成，分析了強意識形態語境的弊端。他認為，蘇聯馬克思主義建構的強意識形態語境，最早可追溯到列寧那里。自1905年開始，列寧與各種思想派別展開斗爭，主要地不是出于理論研究的需要，而是意識形態斗爭的需要，比如，他批判馬赫的“經驗批判主義”和“新康德主義”，首先不是因為這些派別在理論上的錯誤，而是因為這些派別是“從黨的工作的角度看來完全錯誤的意識形態”^[6]。為此，列寧不得不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思考哲學的理論問題，“根據非哲學的考慮和結果來決定哲學問題”^[7]。這就形成了一種意識形態化的理論研究語境。蘇聯在列寧主義的口號下，強化了列寧的這一語境，并把它推廣到俄國以外的其他國家的共產主義運動之中，以此來評判一種哲學是唯物主義的，還是唯心主義的。柯爾施把蘇聯的這一做法稱為意識形態的布爾什維克化的運動，指出：“俄國黨的領導在‘宣傳列寧主義’的口號下，在那時開始了一場使共產國際中所有非俄國黨的意識形態‘布爾什維克化’的運動。這與為了列寧主義的遺產而在列寧的繼承者中間開展的尖銳的斗爭是一致的(這在他活著的時候就開始了)，也與德國1923年10月和11月的事件相一致，這些事件是西方國際共產主義政治實踐的主要挫折。這種‘布爾什維克化的’意識形態的中心環節是一種宣稱恢復了真正未經竄改的馬克思哲學的完全哲學的意識形態。在此基礎上，它企圖反對工人運動內部一切其他的哲學派別。”^[8]在這里，柯爾施要表達的核心思想有兩點：其一，反對蘇聯領導人將俄國黨的意識形態強加于共產國際中的非俄國黨，這里所表達的是布爾什維克的意識形態化運動與反布爾什維克的意識形態化運動之間的沖突；其二，反對把意識形態作為判定哲學理論的對與錯、是唯物主義還是唯心主義的標準，以解決意識形態的方法來解決馬克思主義陣營內部的理論論爭，強調馬克思主義有著自身的理論價值，理論的問題只能通過理論本身的研究來解決。正是基于這一觀點，他提出要重新思考馬克思主義和哲學的關系，亦即意識形態和哲學理論的關系問題。由此可見，柯爾施提出討論馬克思主義和哲學關系問題的真正意義，就在于去布爾什維克的意識形態運動，建構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語境，以便開放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研究，強調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的特殊性。柯爾施的這一立場和態度，連同他和葛蘭西、盧卡奇對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理論價值的開發，一并構成了弱意識形態語境。然而，無論如何，弱意識形態的語境，總歸是意識形態的語境。在這種語境中，人們只能看到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個別價值，而不可能把第二國際作為一個整體、一種理論形態納入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史中加以研究。

歷史地看，對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開展思想史的研究是從20世紀70年代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史研究中發展起來的。在這期間，也有一個去意識形態語境的問題。20世紀70—80年代，蘇聯著名哲學家們主編了兩卷本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史》。該書在論述了馬克思、恩格斯的辯證法后，并未直接進到對列寧辯證法的論述，而是在中間留出了一定的篇幅來論述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者的思想，但它并沒有用“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一詞，而是采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戰友和學生”一詞。這里所說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戰友和學生”不僅僅指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者，還包括恩格斯稱贊的工人哲學家狄慈根，至于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者，主要指拉法格，特別是普列漢諾夫。這就意味著，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不能作為一個整體進入馬克思主義思想史，只有其中的幾個代表人物的思想可以作為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腳注而出現。也正因為如此，該書在長達一千多頁的篇幅中，只用了28頁的篇幅來論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戰友和學生”的思想，并且把他們的全部貢獻歸結為運用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辯證法，而否認他們的理論有任何的創造性。^[9]由此可見，采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戰友和學生”一詞，實際上是否定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史價值，究其研究者的主導思想，不能不說還帶有意識形態語境的殘余，根本算不上是對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開展思想史的研究。

真正把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納入思想史研究的，是歐洲新馬克思主義者科拉科夫斯基和弗蘭尼茨基。他們在自己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史的著作中使用了“第二國際”這一概念，明確地把第二國際定義為馬克思主義思想史上的一個獨特的階段，并用相當龐大的篇幅來敘述第二國際內部的思想斗爭和代表人物的思想，尤其敘述了他們在發展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和創立馬克思主義的帝國主義理論方面的貢獻。科拉科夫斯基在他的三大卷的《馬克思主義主流》中把第二國際稱為馬克思主義的“黃金時代”，并用第二卷整整一卷的篇幅來論述第二國際主要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思想。他指出，在第二國際期間，有兩個事實是不可忽視的：第一，在理論上，馬克思主義的學說在歐洲各國得到了普遍的認可，而又沒有被當作不可討論的教條，而是在激烈的理論論爭中獲得了新的發展，并成為列寧主義產生的理論背景；第二，馬克思主義成為當時歐洲各國社會主義運動的主流意識形態，相比之下，各國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其他思潮，比如無政府主義思潮、小資產階級思潮等，則處于相對次要的地位。^[10]正是這兩個事實，使第二國際成為馬克思主義思想史上空前繁榮的時期，而這個時期的理論論爭，無疑打開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的新視野，創造了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新格局。在這里，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不再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腳注，而是馬克思主義思想史上一個重要的、不可或缺的階段了。此外，北美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本·阿格爾在《西方馬克思主義概論》中把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定義為“科學的馬克思主義”，并以此闡發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特色，肯定它在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史上的獨特地位。^[11]正是這些研究，創造了研究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史語境。

如果對比上述兩種語境來看中國學術界20世紀50年代以來研究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的狀況，可以說，中國學術界對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的研究經歷了一個從強意識形態語境向弱意識形態語境轉化的過程，目前正處在建構思想史語境的階段。這種轉化始于20世紀90年代。20世紀90年代，中國學術界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研究中，突破了20世紀50年代在蘇聯哲學影響下形成的強意識形態語境，開始把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納入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研究之中，但沒有采用“第二國際”一詞，而是追隨蘇聯哲學，采用了“馬克思恩格斯的戰友和學生”一詞，在人物研究和評價上，也堅持蘇聯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史》一書的基調。^[12]這一研究，可看作是從強意識形態語境向弱意識形態語境的轉變時期。進入21世紀之后，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改變了這一提法，采用了“19世紀20世紀之交歐洲的馬克思主義”一詞，并力圖把第二國際作為一個整體的現象加以敘述。^[13]這表明，中國學術界已經擺脫了意識形態的語境，但是，在如何看待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的獨特性、如何評價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理論價值上，大多數的著作還是保留了以前評價基調，只是簡單地辨析理論的對與錯，并沒有從思想史的高度加以分析。造成這種研究狀況的認識論原因，還是因為我們對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的研究缺乏方法論的反思，缺乏自覺的思想史意識。因此，反思以往研究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的語境，建構研究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史語境，應是我們開展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史研究的一項前提性工作。

二、研究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思想史的方法論原則

要建構研究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史語境，首先要確立一定的方法論原則。這個方法論原則既不能從現存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哲學的方法中隨意挑選出來，也不能從第三國際和第二國際的意識形態對抗中提取，而應該從分析第二國際的理論論爭中獲取。

眾所周知，第二國際的理論論爭是馬克思主義思想史上最為激烈的一段。第二國際與馬克思、恩格斯思想之間的復雜聯系，與第三國際之間的復雜聯系以及它自身的獨特性，都是在第二國際的理論論爭中表達出來的。因此，分析第二國際的理論論爭就是對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乃至19—20世紀馬克思主義基本格局的形成作一整體性的分析。

對于第二國際的理論論爭，國內學術界已經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社會主義史的角度做了許許多多的研究，這些研究不論有多么大的差別，都是在歷史的層面上展開的，它們所關注的是第二國際理論論爭的事實本身，重在分析第二國際理論論爭的階段劃分、評價論爭雙方的理論對錯。與這些研究不同，本文立足于認識論的層面來分析第二國際的理論論爭，重在考察第二國際理論論爭的歷史背景和問題，并聯系其歷史背景和問題，逐一地剖析第二國際的理論論爭，發現馬克思主義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發生轉變的內在機制及其對后世的影響。這就是研究馬克思主義思想史的歷史主義的方法論原則。遵循這一原則，我們可以從三個層面剖析第二國際理論論爭的性質和意義。

第一個層面是聯系19世紀80年代至20世紀初西歐資本主義的新變化和工人運動的發展來分析第二國際理論論爭的源起，闡明第二國際的西歐特色。

我們知道，第二國際是在恩格斯的指導、籌備和直接領導下創立的。恩格斯之所以主張創立第二國際，主要是基于19世紀70—80年代歐美工人運動發展的需要。當時，德國、法國、英國、丹麥、比利時、西班牙、意大利、荷蘭、瑞士、瑞典、匈牙利、保加利亞等歐洲國家以及美國紛紛建立了群眾性的工人階級政黨，在客觀上，要求建立一個國際性的組織，把各國的工人階級力量聯合起來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為了保證工人運動的健康發展，適應當時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斗爭的需要，恩格斯與各國工人黨的領袖建立了通信聯系，進行指導和幫助，從而推動了第二國際的成立。第二國際成立后，恩格斯領導第二國際開展了反對無政府主義的斗爭。恩格斯去世后，伯恩施坦基于他自己對當時西歐資本主義發展的認識，提出了他的修正主義觀點。他認為，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建立起現代信用制度，創造了完善的郵政、電報、客運、貨運等通訊系統，與此同時，商業統計和情報機構有了很大的改進，工業家的組織也擴展起來，這些表明，資本主義制度已經生長出新的機能，能夠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克服資本主義自身的危機，并逐步生長出越來越多的社會主義因素，因此，馬克思有關資本主義崩潰的預言和無產階級革命的原則都不再適用了，無產階級可以通過工會和社會改良的方式實行社會主義。伯恩施坦的這一觀點提出后，在第二國際內部引起了激烈的爭論，這一爭論不僅持續到第二國際的終結，而且延伸到第三國際的思想斗爭之中。對于這場聲勢浩大、曠日持久的理論論爭，以往的研究大多數關注的是對伯恩施坦錯誤的批判，很少有人去反思伯恩施坦現象產生的西歐背景和提出問題本身的意義。事實上，后者才是我們認識和評價第二國際更重要的方面。因為在人類思想史上，一個思想家能夠引起人們持續的關注，從而形成持久的理論論爭，主要地不是因為這個思想家提出了有價值的結論，而是提出了有價值的時代問題。伯恩施坦現象的出現亦是如此。伯恩施坦現象之所以能夠在歐洲蔓延并引起持續的爭論，并不在于伯恩施坦得出的結論，而在于他提出了一個有價值的時代問題。在我看來，伯恩施坦提出的時代問題的意義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伯恩施坦提出了在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如何能夠實現，以及用什么方式能夠實現的問題。第二個方面，伯恩施坦力圖用西歐資產階級的民主和自由觀念來解答這一問題，把社會主義的實現限制在西歐資產階級民主和自由的思想和制度的框架之內，這又提出了在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應當采用什么觀念的問題。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和自由的觀念呢，還是馬克思的民主和自由觀念？如果是后者，那么，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馬克思的民主和自由觀念應該包括哪些內容，具有哪些特點?從第二國際到第三國際，從19世紀末到今天，馬克思主義陣營內部的理論論爭無不是圍繞著這兩個方面的問題展開的。如果我們能夠認識到這一點，不去糾纏持續一個世紀的紛繁復雜的理論論爭的具體結論，而是追溯這場理論論爭的源頭，不難看出，第二國際最重要的理論論爭都源于西歐的資本主義發展以及與之相應的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觀念，因而必然帶有強烈的西歐特色。既然如此，那么，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優點和缺點也都必然與西歐的資本主義發展以及與之相應的民主、自由觀念相關。

第二個層面是分析第二國際理論論爭的主線，從第二國際與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復雜聯系中把握第二國際的時代特征。

在第二國際的理論論爭中，伯恩施坦對馬克思恩格斯學說的批評既是一個起點，又是一個焦點。說它是起點，是因為第二國際內部的理論論爭以及由此而開展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創造，嚴格地說，是從批判伯恩施坦的修正主義觀點開始的。從馬克思主義理論更新的角度看，伯恩施坦提出修正馬克思恩格斯的學說，也是對馬克思恩格斯學說的時代意義的提問。正是這一提問，賦予了第二國際內部理論論爭的意義，從而構成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創造的新起點。說它是焦點，是因為第二國際的理論論爭始終是圍繞著伯恩施坦對馬克思恩格斯學說的批評展開的，伯恩施坦提出的有關社會主義的目的與手段之間的關系，社會主義的民主形式、工會和日常斗爭，以及研究資本主義經濟的新形式等問題，貫穿于這場理論論爭的始終，不僅如此，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中最富有創造性的觀點也都是在這場論爭中產生出來的。比如，羅莎·盧森堡的《社會改良還是革命》就是這場理論論戰的杰作。正是這一個起點、一個焦點，構成了第二國際與馬克思恩格斯思想之間的復雜聯系。

這種復雜聯系可大致概括為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對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有選擇的繼承。第二國際的理論家們，無論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還是伯恩施坦主義者，都把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作為自己理論創造的出發點，并不全盤否認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時代意義。但是，他們對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時代意義的認識卻有著相當大的差距。伯恩施坦出于論證他的“和平長入社會主義”觀點的需要，把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觀分為早期和晚期兩個階段，認為，早期的唯物史觀強調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原理，強調歷史規律的必然性和社會主義的暴力革命，是唯物史觀的不成熟形態，晚期的唯物史觀重在研究道德、法權、意識形態等問題，是唯物史觀的成熟形態，據此，唯物史觀的發展應該沿著它的成熟形態發展，而拋棄它的不成熟形態，其中最重要的是清除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的黑格爾辯證法雜質。與伯恩施坦不同，正統馬克思主義者，比如梅林和羅莎·盧森堡，強調無產階級革命對于社會主義實現的意義，堅持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主義革命思想，于是，充分肯定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觀中有關歷史規律和辯證法的思想，強調黑格爾的辯證法對于馬克思思想的積極影響。這兩種不同的態度和評價，構成了第二國際與馬克思恩格斯思想在肯定方面的復雜關系。

另一方面是對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時代意義的不同闡發。伯恩施坦雖然肯定馬克思恩格斯晚年唯物史觀的思想，但在總體上，是否定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現時代意義的，他甚至援引恩格斯在1895年為馬克思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書寫的導言中有關合法斗爭的論述來論證自己的改良主義觀點^[14]，而不顧恩格斯曾經斥責社會民主黨的個別領袖對這篇導言中的這一觀點的歪曲，進而把他說成是“一個溫順平和、無論如何都要守法的人”，并強烈地要求《新時代》全文發表這篇導言，“以消除這個可恥印象”^[15]。與之相反，正統馬克思主義者則充分肯定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現時代意義，但是在辯證法的、發展的意義上肯定，即是包含著否定的肯定。在這一點上，羅莎·盧森堡的論述是具有代表性的。羅莎·盧森堡在《馬克思主義的停滯和進步》中指出：

馬克思的創造作為科學成就來說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整體，它也已經超越了無產階級階級斗爭的直接需要，盡管它是為這一斗爭而創造的。無論就他對資產階級經濟的詳盡而完整的分析來說，還是就他的歷史研究方法及其無限的應用范圍來說，馬克思的貢獻都大大超出了實際階級斗爭的直接需要。只有隨著我們的運動逐步進入向前發展的階段并提出新的實際問題，我們才重新到馬克思的思想武庫里去探索，完成和利用他的學說的一個個新的部分。但是由于我們的運動(這同任何一種實際斗爭一樣)在舊的指導思想早已失效后還在用這些思想對付著，因此在應用馬克思的理論啟示方面進展得極為緩慢。^[16]

很顯然，羅莎·盧森堡雖然肯定馬克思恩格斯學說的現時代意義，卻反對把馬克思恩格斯的學說當作一成不變的教條，機械地運用于實際的階級斗爭，而強調要通過研究實際的階級斗爭，創造新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這樣，才能使馬克思、恩格斯的學說成為現實斗爭的武器。在這里，羅莎·盧森堡打開了馬克思主義思想創造的巨大空間，從而把聯系現實的斗爭而創新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作為這一時期馬克思主義的主要任務。

上述兩個方面的復雜聯系表明，第二國際雖然是以馬克思恩格斯的學說為理論的出發點，但絕不是復制或照搬照抄馬克思恩格斯的學說，而是結合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西歐資本主義的變化和工人運動的新發展，有批評、有創造地對待馬克思恩格斯的學說，正是這些批評和創造，構成了第二國際與馬克思恩格斯時代的斷裂點，從而展示了第二國際的時代特征。

第三個層面是分析第二國際與西方馬克思主義之間的復雜關系，發現第二國際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影響。

第二國際，由于它自身的西歐特色，在蘇聯馬克思主義和西方馬克思主義中遭遇了不同的命運。在蘇聯馬克思主義中，第二國際的理念連同它的理論觀點受到了全面的批判和否定，而在西方馬克思主義中，第二國際雖然在意識形態的理念上受到了批判，但其左派的哲學傳統卻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從上述柯爾施、葛蘭西和盧卡奇對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的評價中，不難看出，第二國際與西方馬克思主義之間存在著一種既否定又肯定的關系。否定，是針對第二國際的和平理念，它所體現的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在時間點上的斷裂；肯定，是針對第二國際左派主張的歷史辯證法的哲學傳統，它所體現的是西方批判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傳統的繼承。^[17]對此，柯爾施直言不諱。他公開宣稱，西方馬克思主義是“所有歐洲左派馬克思主義者，所有在羅莎·盧森堡和弗蘭茨·梅林的理論傳統中培養起來的人”^[18]，由此而指出并強調了歐洲左派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傳統與以列寧為代表的蘇俄馬克思主義哲學傳統的對立：以列寧為代表的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傳統是“一個更狹義的認識論或‘知識論的’”^[19]辯證唯物主義，而歐洲左派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傳統是一種總體性的歷史辯證法。當然，由于意識形態理念的對立，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總體性的歷史辯證法與第二國際左派的總體性的歷史辯證法又是有區別的：第二國際的總體性的歷史辯證法強調的是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筑的決定作用，強調歷史發展的客觀必然性，而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總體性的歷史辯證法強調的是意識形態的能動性，強調革命意志在歷史進程中的主動性。正是由于柯爾施、盧卡奇和葛蘭西對第二國際左派的歷史唯物主義思想所做的這些開掘和創造性轉換，第二國際左派的批判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傳統才得以保存下來，并滲透到20世紀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之中。從這個角度看，第二國際左派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又是我們研究當代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必要一環。

以上三個層面是我們研究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思想史的方法論路徑，穿越這三條路徑，我們看到的是：第二國際的理論論爭本質上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自我革新運動；馬克思主義陣營內部開展理論論爭本身就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具有無限的開放性和充滿內在活力的體現，而這場理論論爭所提出的問題及其所帶來的理論更新又使馬克思主義學說經受住了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世界歷史變革的檢驗，從而成為了20世紀的重要思潮之一。

三、研究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視角

馬克思主義學說不僅具有理論的品格，而且具有實踐的品格。其中，理論品格是在學術思想的創造中獲得和體現出來的，而實踐品格是在理論的普及和實際運用中獲得和體現出來的。由此決定，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其發展過程中產生出兩種不同的話語系統：一種是以學術語言來表達的思想史的話語系統；一種是以通俗語言來表達的應用性的話語系統。前一種話語系統是由馬克思恩格斯創造的，它所表達的是以新唯物主義標示的全新的、具有原創性的思想。正是有了這種創造，馬克思主義學說才成為了一種思想體系，從而成為人類思想史的一部分。后一種話語系統是由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們創造的。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們為了使工人階級能夠理解和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學說，寫了大量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通俗讀物，這類通俗讀物不僅在語言上力圖通俗化，而且思想上也力圖把馬克思恩格斯創造的理論簡單化。考茨基的《卡爾·馬克思的經濟學說》就是其中的典范之作。這部著作通俗地闡述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的基本原理，使許多無產階級革命家和廣大的工人階級理解了馬克思的資本論的思想，因而在各國的工人運動中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這就形成了以通俗語言來表達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應用性的話語系統。如此一來，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就在兩種話語系統中發展起來：一種是在激烈的理論論爭中發展起來的思想史的話語系統，這個系統中的大部分成果被冠之以“機械唯物主義”“庸俗唯物主義”“歷史決定論”，或受到批評，或被否定；一種是在宣傳和普及馬克思主義思想過程中寫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式的通俗讀物，這些通俗讀物產生了深廣的社會影響，卻因其缺乏理論的原創性而難以進入思想史。由于這兩種話語系統在社會影響上的差異，研究者們往往選擇一些著名的通俗讀物作為藍本，研究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這就形成了從馬克思主義宣傳和傳播的層面來研究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視角。以這樣一種理論視角進行研究，人們得出了這樣的結論：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毫無創新之處，因而不能構成馬克思主義思想史的一個階段。可見，我們若要否定這一結論，首先要變換我們的理論視角。這樣一來，重建研究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視角就成為建構研究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思想史語境的又一個必不可少的方面。

所謂重建研究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視角，就是從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的層面重新研究和評價那些對當時的實踐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在激烈的理論論爭中創造出來的新思想、新理論。從這個視角看，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在科學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歷史唯物主義三大領域都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首先來看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在科學社會主義領域所做出的獨特的理論貢獻。列寧在《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中把馬克思主義學說概括為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三個組成部分。這是對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基本構成的概括。但是，在馬克思主義思想史上，這三個組成部分并不總是并行發展的，而是因各個時期的研究主題不同，其中的某個部分的理論發展得更為充分一些，其地位也更突出一些，從而形成一定的理論結構。而這些不同的理論結構又彰顯了不同時期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特色，進而呈現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階段性變化。從這個角度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從19世紀到20世紀，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經歷了三次結構性的變化：第一次結構性的變化是馬克思恩格斯學說創立的時代。在這個時代，馬克思恩格斯為了解答市民社會的難題，重點研究了政治經濟學，于是，政治經濟學成為這一時期的重心，得到了最為充分的研究，從而形成了以政治經濟學為核心的理論結構。在這個結構中，哲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建構不僅要通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而實現，而且其中的基本原理也都要到政治經濟學中找到說明。第二次結構性變化是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時代。在這個時代，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者面對歐洲工人運動的蓬勃發展和社會主義運動出現的新問題，重點研究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不僅如此，他們還把馬克思主義學說定義為社會主義學說，結合當時社會主義運動的實踐，對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問題進行了新的理論探討，比如，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與手段的關系，工會、日常斗爭與社會主義革命之間的關系，社會主義民主與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問題，社會主義本質與人民群眾的意志的同一，社會主義政黨與人民群眾之間的關系，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和法律體系的建立，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構成及其建設，社會主義民主與無產階級專政，帝國主義戰爭與社會主義革命等問題。這些問題的提出和研究，極大地豐富了科學社會主義學說，同時也使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結構發生了一次重大變化。在新的理論結構中，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占據了馬克思主義學說的主導地位，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和唯物史觀都是圍繞著社會主義的主題而展開的，并被當作科學社會主義的基礎和方法論加以研究。第三次結構性的變化發生于20世紀初。由于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者輕視馬克思主義哲學本體論的研究，最終引發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乃至整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危機，于是，自20世紀初開始，蘇聯馬克思主義者和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把建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本體論作為研究的主題，把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學說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內容加以研究，這就形成了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中心的理論結構，從而使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研究進入了一個哲學的時代。

考察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的構成在上述三個時代所發生的結構性變化，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者把科學社會主義定義為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本質，并由此而建構起以科學社會主義為核心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推動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結構的變化，從而體現了這一時代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特色，這本身就是一種理論貢獻。不僅如此，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者在這一理論結構下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所作的種種探討，生動地體現了這個時代西歐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特色，是我們今天研究西歐馬克思主義思想史的重要思想資源。

其次來看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在政治經濟學領域所做出的獨特的理論貢獻。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西歐資本主義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一方面是金融資本的出現，引起了資本的內在結構變化，另一方面是帝國主義現象的出現。面對西歐資本主義的這些新變化，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者站在社會主義的立場上，用批判的眼光審視了帝國主義現象，分析了帝國主義產生的經濟根源，創造了馬克思主義的帝國主義理論，使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這個新時代的標志主要體現在兩點上：其一，開展了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研究；其二，開創了對金融資本及其危機的研究。或許，人們會說，這兩個方面的研究在馬克思的《資本論》里就有了。但是，如果仔細分析，我們就會發現其中的差別。在馬克思那里，這兩個方面的研究是基于對西歐資本主義的研究，確切地說，是對當時資本主義最發達的英國的研究，因此，他對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和資本主義危機的預言都只能根據資本主義內在邏輯去推演。與之不同，第二際的馬克思主義者對這兩個問題的研究是建立在對世界范圍內資本主義體系與非資本主義體系及其相互關系以及對壟斷資本主義時代的金融資本、資本主義市場的經驗研究基礎之上的。由于進行了這種經驗的研究，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者才能發現帝國主義時代資本運動的規律，從而說明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建立的現實基礎及其本質。這其中最突出的、至今還發生著重大影響的，是羅莎·盧森堡的《資本積累論》。羅莎·盧森堡的《資本積累論》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最突出的貢獻，就是把非資本主義體系納入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之中，從貨幣化的視角研究資本積累及其危機，從而創造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新范式。這一研究成果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受到現代凱恩斯主義的青睞。1951年英國勞特利奇出版社出版《資本積累論》的英文版，現代凱恩斯主義新劍橋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瓊·羅賓遜(Joan Robinson)專門為該書寫了《導言》。在《導言》中，她贊賞該書提出和探討了馬克思《資本論》中隱藏的問題，即資本主義的擴大再生產如何可能的問題。^[20]進入20世紀90年代，由于世界歷史格局的變化，西方資本主義憑借互聯網開始重建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很快，到2007年秋美國次貸危機引發了全球金融危機，又暴露了資本主義的弊端。在這期間，羅莎·盧森堡的《資本積累論》成為了西方國家的馬克思主義學者最關注的著作之一，這部著作中的基本觀點，經過西方國家的馬克思主義學者的不斷闡釋，已經成為西方左派復興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思想資源。^[21]

最后，我們來看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者在哲學領域的貢獻。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者雖然輕視馬克思主義哲學本體論的研究，卻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方法論的研究上做出了卓著的貢獻。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者關注馬克思主義哲學方法論，主要出于三個方面的原因：一是為了滿足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的需要。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者在實踐方面的成就，就是把工人運動納入科學社會主義的軌道。為了實現這一目標，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者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等同于歷史唯物主義，進而把歷史唯物主義提升為一種方法論，從中找到對人類歷史規律的說明，以此證明工人運動的歷史合理性和社會主義學說的科學性。這就形成了以歷史唯物主義為主題的哲學方法論的研究。二是為了研究帝國主義現象。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在由自由資本向壟斷資本轉化中出現的，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新現象，要想揭示這一新的歷史現象，就需要有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思維框架，這也促使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者去重點關注哲學方法論的問題。三是為了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義的需要。伯恩施坦為了論證他的修正主義觀點，極力反對馬克思的辯證法。他認為，馬克思哲學的革命性因素以及由此而得出的資本主義“崩潰論”和無產階級革命的預言，都來自他的辯證法中的“黑格爾的矛盾辯證法殘余”^[22]，因此，要糾正馬克思預言無產階級革命的誤差，消除馬克思唯物史觀中的布朗基主義，就必須清除唯物史觀中的黑格爾雜質。這樣一來，馬克思與黑格爾辯證法的關系就成為了論證社會主義革命必要性的理論基礎。為了駁斥伯恩施坦的修正主義觀點，闡發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必然性，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者，如梅林、羅莎·盧森堡等，把馬克思的辯證法與黑格爾辯證法之間的關系作為唯物史觀研究的主題，闡明黑格爾辯證法對于馬克思哲學的積極影響。

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每一次方法論的研究都會帶來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的創新。馬克思恩格斯創立實踐唯物主義，就是從批判和清算黑格爾的辯證法開始的。同樣的，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者能夠系統地研究科學社會主義、創立帝國主義理論，也是因為他們重視馬克思主義哲學方法論的研究，并在這個領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這一成就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其一，借鑒當時自然科學的有機發展觀和人文社會科學的成果，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方法。歷史主義方法早在馬克思恩格斯那里就已經提出來了，但是，馬克思恩格斯更重視的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建構，其歷史主義的方法也主要是通過理論的建構體現出來的，而專門的方法論研究則遠遠不如他們在理論建構方面所做的工作多。因此，在他們那里，歷史主義方法的研究明顯地弱于理論建構。與之不同，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們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的影響^[23]，也是出于創造馬克思主義歷史主義方法的需要，主要從方法論的視角看待當時的自然科學成就和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在這一時期，由于知識結構不同、研究興趣各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們主要從兩個方向建構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方法：一是把當時自然科學的有機發展觀提升為哲學的方法論，建立起具有自然主義特色的歷史主義方法。比如，考茨基以達爾文主義的觀點綜合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把歷史中的自然因素作為主要研究對象和全部唯物史觀的基礎，建立了具有自然主義特色的有機歷史觀；普列漢諾夫則充分利用了當時地理學的成果，闡發了馬克思主義的地理環境學說，歷史地考察了生產力與環境的相互作用關系，等等，在歷史唯物主義中注入了環境和生態的觀念，雖然這種觀念在普列漢諾夫那里并不如今天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哲學表述得明確，并且長久地被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們所忽視，當作錯誤的觀點來批判。為了建立具有自然主義特色的歷史主義方法，考茨基和普列漢諾夫都強調，馬克思主義哲學中有一個超越于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具有一般意義的唯物主義辯證法。這就是我們今天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結構思想的最早起源。二是把當時的歷史哲學、人類學、考古學中的文化起源方法提升為哲學的方法論，建立起具有人文主義特色的歷史主義方法。梅林、羅莎·盧森堡、拉布里奧拉和拉法格，分別在馬克思主義史和歷史辯證法兩個方向上為這一方法論的建構做出了貢獻：梅林以對馬克思主義史的研究闡發了歷史主義的方法；羅莎·盧森堡以總體性的觀點闡發了馬克思歷史辯證法的方法論；拉布里奧拉、拉法格借鑒維科的歷史哲學和摩爾根的人類學成果對唯物史觀的起源和基本原理作了歷史主義的闡發，并論述了歷史主義方法的具體內容。拉布里奧拉把歷史主義的方法分為兩種：一種是起源的方法，一種是經驗綜合的方法。^[24]拉法格則把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方法定義為“經濟決定論”，強調這種方法的優點就是通過經濟現象的分析來揭示人類歷史的客觀必然性。^[25]概括地說，這些方法的根本點，就是把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植于人文主義的土壤之中，從人類歷史、人類創造活動本身來說明人類歷史的規律，反對把馬克思主義解釋為自然唯物主義。由于歷史主義方法的確立，這一時期的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敘述也具有了不同于馬克思恩格斯時期的新特點：首先，把社會看做是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有機統一體，從經濟的角度考察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演進，說明資本主義作為一個是如何可能的。在這一方面，拉法格的“經濟決定論”具有典型性。拉法格的“經濟決定論”以人與環境的關系為基本框架，把經濟作為一個系統，把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看作經濟系統的不同形式，以經濟系統的歷史演進描述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關系，揭示現代經濟形態的基礎及其歷史前景，論證人類歷史的必然性。這一論述有著鮮明的有機統一觀的特點，而不同于馬克思恩格斯把研究的重心放在分析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結構上。其次，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者從歷史主義的方法論出發，開展了觀念史、唯物史觀史、家庭婚姻史和倫理學的研究，極大地豐富了歷史唯物主義研究的內容。

其二，把馬克思主義哲學與各國的革命實踐、與各民族的文化傳統相結合，創造了具有民族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向著多元化的方向發展。工人運動以創建民族國家為主要內容，在理論上就要求創造具有民族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為此，恩格斯特別強調了馬克思主義哲學與各民族的革命實踐、與各民族的文化相結合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在1886年11月29日致弗·阿·左爾格的信中，他批評了美國馬克思主義者教條地對待他和馬克思的學說，指出他們的學說是“行動的指南”^[26]而不是教條，要求各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把馬克思主義的學說與本國的革命實際、本國的文化傳統相結合，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實踐。恩格斯的這一思想對當時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具有主導性的意義，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一般與個別相結合上走出一條民族化的發展道路，從而創造出不同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態。當時，最突出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態有：德國的、法國的、意大利的、奧地利的和俄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態。其中，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普列漢諾夫把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俄國革命民主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哲學傳統結合起來，創造了具有俄國特點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這一哲學對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成和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從而形成了東方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傳統；德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梅林、羅莎·盧森堡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的批判的哲學傳統，意大利的馬克思主義者拉布里奧拉把馬克思主義哲學與意大利的歷史主義哲學傳統相結合，創造了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哲學”傳統，這些都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創造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從而形成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傳統。從這個方面看，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創造構成了20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東西方分野的格局。

其三，以馬克思與黑格爾辯證法的關系為主線，開展馬克思辯證法的研究，開創了對批判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傳統的研究。開展這一研究的代表人物是羅莎·盧森堡。羅莎·盧森堡為了反駁當時第二國際中流行的馬克思主義“過時論”和“絕對真理論”的觀點，闡發了馬克思與黑格爾辯證法的關系，并從中揭示了馬克思的批判的哲學傳統的內容。她在為評論梅林編的《卡爾·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斐迪南·拉薩爾遺著》和《馬克思恩格斯文集》而寫的兩篇《我們的導師的遺著》中強調，馬克思的哲學本質上是批判的。在她看來，馬克思哲學的批判性首先來自他對黑格爾以及黑格爾的追隨者的批判和超越。她反復強調，馬克思能夠超越他的同時代人，創立科學社會主義，是因為他“與黑格爾的唯心主義進行一場論戰”^[27]，并在批判鮑威爾、費爾巴哈的哲學和宗教觀中“最終克服了黑格爾主義”^[28]。并且，馬克思哲學的批判性還表現在，它不是在經驗的層面上描述現存世界的現象，而是用辯證法的觀點去批判現存世界，包括對當時的政治、經濟和宗教觀念的批判。羅莎·盧森堡指出，對現存世界的批判，是馬克思完成自己的世界觀轉變、創造科學社會主義的另一條道路。她在論述馬克思在《萊茵報》期間的思想轉變時指出：

黑格爾辯證法這一銳利武器固然使他在評論萊茵省議會關于出版自由和林木盜竊問題的辯論時取得那樣輝煌的戰果。然而在這里為他效勞的只不過是辯證法即思想的方法；至于說到觀點本身，即實質性的態度，那么我們認為，馬克思在這里為出版自由和為貧苦農民在森林里自由拾柴的權利辯護時，與其說是從黑格爾法哲學和國家哲學中引伸出自己的觀點，不如說是把自己的觀點強加于黑格爾法哲學和國家哲學。^[29]從這一觀點出發，她反對人們在經驗的層面上理解馬克思的著作和思想，而要求從辯證法、從歷史批判的高度來理解馬克思的著作和思想。她指出：“馬克思的思想作品之所以具有這種不尋常的作用，不僅是他本人的天才，而且也因為他始終按他所論述的一切問題之間的最重要的辯證關系，從最全面的歷史觀點去闡明它們。”^[30]通過闡發馬克思的批判的哲學傳統，羅莎·盧森堡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從理論體系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堅持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開放性和內部的批判傳統。羅莎·盧森堡本人就是遵循馬克思的這一批判的哲學傳統而走上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創造之路，提出了總體性的辯證法，創造了馬克思主義的帝國主義理論，而她對馬克思的批判的哲學傳統的闡發連同她創造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方法，也都被西方馬克思主義所繼承。在這個意義上，羅莎·盧森堡可以稱得上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先驅。

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者在科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哲學方法論領域所取得的上述成就及其對20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影響充分地證明：第二國際是馬克思主義思想史上的重要一環，若不研究這一環，不了解這一環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自身變革的意義，我們就不可能了解20世紀的馬克思主義，亦不可能把握馬克思主義思想史的整體風貌。由此可見，建構研究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史語境，不僅使我們能夠進入對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史研究，彌補先前研究的不足，而且使我們能夠破解20世紀馬克思主義研究中長期未能解決的東西方馬克思主義之爭的難題。正是后者，展示了研究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思想史的深廣意義。

注釋：

[1][2]《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88、392頁。

[3]卡爾·柯爾施：《馬克思主義和哲學》，王南湜、榮新海譯，張峰校，重慶：重慶出版社，1989年，第73頁。

[4]安東尼奧·葛蘭西：《獄中札記》，曹雷雨、姜麗、張跣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302—303頁。

[5]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杜章智、任立、燕宏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87頁。

[6][7][8]卡爾·柯爾施參見：《馬克思主義和哲學》，第77、79、71—72頁。

[9]參見馬·莫·羅森塔爾主編：《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史——從馬克思主義產生到列寧主義階段之前》，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43—469頁。

[10]Leszek Kolakowski,Main Currents of Marxism,Vol.2 the Golden Age,Translated From the Polish by P.S.Falla,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pp.1—30.

[11]本·阿格爾：《西方馬克思主義概論》，慎之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112—130頁。

[12]黃楠森、莊福齡、林利主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第3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1年，第5、486頁。

[13]《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編寫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7—204頁。

[14]愛德華·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選》，殷敘彝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02—103頁。

[15]《恩格斯致卡爾·考茨基〈斯圖加特1895年4月1日[于倫敦]〉》，《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99頁。

[16]《盧森堡文選》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76頁。

[17]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把馬克思主義定義為哲學，所以，他們特別強調西方馬克思主義與第二國際左派之間在哲學傳統上的繼承關系。

[18][19]卡爾·柯爾施：《馬克思主義和哲學》，第73頁(注17)，第82頁。

[20]Joan Robinson,Introduction,Rosa Luxemburg: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Routledge 2003,pp.xxi—xxii.

[21]何萍：《從“這次危機”的討論看歷史唯物主義研究視角的開新》，《天津社會科學》2015年第2期。

[22]愛德華·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選》，第159頁。

[23]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的研究范式主要是人類學的，這與他和馬克思先前在敘述生產方式和國家的形成和演變時所采用的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式是不同的。對于這兩種不同的研究范式及其對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影響的詳細分析，請見何萍：《在社會主義入口處——重讀列寧〈國家與革命〉》，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1—39頁。

[24]關于這兩種方法的詳細內容，請參見何萍：《馬克思主義哲學史教程》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8—321頁。

[25]拉法格：《財產及其起源》，王子野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2年，第19頁。

[2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7頁。

[27][28][29][30]《盧森堡文選》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74、400、372、403頁。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哲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