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第安美洲例外論(Indo-American exceptionalism，即‘拉美例外論’)”和“歐洲中心主義(Eurocentrism)”兩種錯誤傾向，始終貫穿在拉美馬克思主義的演進歷程之中，像夢魘一樣糾纏著馬克思主義拉美化的理論探索與實踐活動。而拉美馬克思主義的創造性發展的正確之途，就顯現為對二者的辯證處理與超越，即在普遍性與特殊性之間追尋辯證統一。

“拉美例外論”傾向于將拉美及其文化、歷史和社會結構的特殊性絕對化。歸根結底，這種特殊論最終把馬克思主義視為一個專屬(exclusively)歐洲的理論。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美洲人民革命聯盟(APRA，即‘阿普拉’)”。“阿普拉”在其創始人H.德拉托雷(Haya de la Torre)的領導下，最初也試圖使馬克思主義“適應”美洲大陸的現實，但在后來的發展演變中，它卻用一種獨特而折中的民粹主義來“替代”了馬克思主義。對于德拉托雷來說，“拉美的歷史時空”受其自身法則支配，它與馬克思所分析的“歐洲時空”有著深刻區別，因而需要一種新的理論來否定和超越馬克思主義。

其實，在“拉美例外論”產生之前，“歐洲中心主義”已經對拉美馬克思主義造成了嚴重的破壞。這里的“歐洲中心主義”指的是這樣一種理論：它把自身局限于將那些用以解釋歐洲19世紀歷史進程的經濟社會發展模式機械地移植到拉美，它要求經由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呈現出來的歐洲現實的每一個方面，都必須設法在拉美找出對應物，以便削足適履地逼迫現實去“符合”理論。在這種機械套用方法的檢視下，一些似是而非的結論就被炮制出來了：拉美土地所有制結構被視為封建的，當地資產階級即便不具有革命性，也具有先進性，農民對于集體社會主義是冷漠的等等。在“歐洲中心主義”或明或暗地否定了拉美的特殊性的背景下，拉美似乎成了位于熱帶的歐洲，只不過其發展延遲了一個世紀并且位于北美帝國的統治之下而已，這種生搬硬套的看法顯然是很成問題的。

不可思議的是，這兩種頗具誘惑而又互相矛盾的錯誤傾向，卻導出了相同的結論，即社會主義并不適合拉美現實。持“拉美例外論”的德拉托雷便認為，“在通過社會主義革命使工人階級掌握政權之前，我們的人民必須先經歷經濟和政治的轉型期，或者一場能夠使我們擺脫帝國主義枷鎖，從而實現民族獨立和經濟政治統一的社會革命，此后無產階級革命才會發生。”(Alba，1968：147)從拉美的具體現實出發，阿普拉黨人，如C.M.考克斯(Carlos Manuel Cox)，批評馬里亞特吉沒有理解歐洲工業社會和印第安美洲(Indo-American)農業社會之間的區別，卻僅憑一腔革命激情發明了拉美工人階級這一神話。而“歐洲中心主義”(它源于斯大林思想)的結論則是：在拉美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經濟社會條件尚不成熟，當前的主要任務是反封建主義，實現資產階級民主(正如18、19世紀的歐洲)。持此論調的典型代表是墨西哥共產黨理論家A.M.卡佩羅(Alejandro Martinez Cambero)，他于1945年明確提出，“無論是主觀條件還是客觀條件，都不允許我們在墨西哥立即從事共產主義革命。我們的生產力已經發展到能夠且必須突破現有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地步了嗎？我想沒有!客觀而論，我們的經濟條件和生產方式甚至還不是資本主義的。”(A.M.Cambero，1945：7)

毫無疑問，將馬克思主義創造性地應用于拉美現實恰恰意味著對這兩種傾向的克服或超越，即對“拉美例外論”(Indo-American exceptionalism)這一“固化的特殊主義(Hypostatized Particularism)”和“歐洲中心主義”(Eurocentrism)這一“普遍主義教條(Universalist Dogmatism)”之間的困境的超越(aufhebung)——以一種具體而嚴格的方式實現特殊與普遍之間的辯證統一。拉美絕大多數共享這一方法論立場的思想家，從J.C.馬里亞特吉(Juan Carlos Mariategui)到G.弗蘭克(Gunder Frank)就恰好得出了與這兩種錯誤傾向相反的結論：拉美革命要么是社會主義的，要么便無法成為社會主義的。在我們看來，這種現象絕非偶然。

質疑歐洲中心主義模式的一個起點是關于拉美社會發展歷史階段問題的爭論。在對生產關系結構的分析中，拉美老一輩馬克思主義研究者，如S.巴古(Sergio Bagú)、M.西格爾(Marcelo Segall)以及小卡約·普拉多(Caio Prado Jr.)等都認為拉美社會形態從來不是歐洲封建主義的翻版。基于這些質疑性研究，弗蘭克、L.維塔勒(Luis Vitale)等人對拉美生產結構中特有的資本主義維度及其結構與前資本主義形式的結合進行了分析，并且強調：拉美經濟社會的演進史與歐洲所經歷的從中世紀到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并不相同，而且拉美不發達的原因、區域不平等以及農民所遭受的重大不幸并非源于封建主義，而是源于拉美資本主義的特殊性(殖民和半殖民的、依附的形態)。這些研究者進而批評了“歐洲中心主義”有關拉美資本主義發展的“反封建”維度的論點。在他們看來，從馬克思主義對拉美特殊性的理解中，人們能夠合乎邏輯地得出結論說，在社會主義革命進程中，只有通過反資本主義的方式才能解決土地所有制問題，并為經濟社會的和諧發展開辟道路。我們需要注意的是這種解釋是如何在充分承認拉美經濟社會的特殊性的同時，又清晰地闡述某些相當“典型的”馬克思主義原理(觀念)，從而實現特殊性與普遍性的辯證統一。

此外，這一問題還同土著問題(Indigenous Questions)相關；它涉及到找尋那些與歐洲模式相關的拉美農民的特殊性。在對前哥倫比亞生產模式的研究中，我們可能會對馬里亞特吉或D.里維拉(Diego Rivera)產生興趣，并試著重新與某些集體主義傳統照面，正是這些傳統使得印第安美洲(Indo-American)農民的表現與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所描述的那些歐洲小農們的表現全然不同。在對土著農民所受的二重性壓迫，以及農民起義中所包含的社會經濟特征及民族文化特征進行分析的時候，我們還會注意到H.布蘭科(Hugo Blanco)或R.拉米雷斯(Ricardo Ramirez)的研究結論。即“教條式”的思潮只會把農民斗爭視為一種具有資產階級民主性質的革命，類似于法國大革命中的農民斗爭，而具體辯證的觀點則能夠從文化傳統及資本主義剝削性質中捕捉到拉美農民的特殊性，從而揭示出大量鄉村勞動人民所具有的爆發性的、革命性的社會主義潛力(如薩爾瓦多1932年起義，古巴1957～1961年革命)。

在此背景下，另一個重要爭論便是依附性問題。拉美能夠像19世紀的歐洲國家(如意大利、德國)擺脫外國的統治并實現統一那樣，從帝國主義的統治之下實現自我解放，并獨立自主地發展資本主義嗎？即便是馬里亞特吉所代表的趨向(在一個新的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的范圍內，這種趨向仍在繼續發展)，在此也對歐洲模式加以拒斥。因為拉美的資產階級很晚才登上歷史舞臺，因此在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背景之下，他們不得不依賴和屈從于帝國主義的經濟、政治和軍事力量。所以要想結束由北美大都市所掌控的半殖民統治以及跨國公司的霸權，要想擺脫由外因所導致的不發達狀況，唯一的方法便是打破資本主義體系，走社會主義革命道路。

當然，在拉美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中，無論是歐洲中心主義還是辯證論的思維模式得到擴展或抑制，不僅僅取決于個別思想家個人才能，而首先依賴于世界范圍內及拉美工人運動的歷史狀況。就此而言，整個20世紀20年代，這個在因斯大林主義的成功而導致的教條主義和理論困乏臨來之前的“原初的共產主義”(Original Communism)時期，對于開啟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創造性與“開放”性(“Open” Focus)而言是十分有利，就如同古巴革命開啟了一個新時代一樣。但即便在最困難的時期(1935～1959年)，無論是在共產主義運動的邊緣還是中心，也都不妨礙大批具有創新精神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者的涌現。

馬克思主義最初是由德國、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移民者于19世紀末傳人拉美的。第一批工人黨和第一批接受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思想家以及第一個社會主義思潮的出現，都是受第二國際的啟發。其中溫和派代表是J.B.胡斯托(Juan B.Justo，1865～1928年)和他的“阿根廷社會黨”(成立于1859年)；革命派代表主要是L.E.雷卡瓦倫(Luis Emilio Recabarren，1876～1924)和他的“智利社會工人黨”(成立于1912年)。20世紀20年代，拉美各國紛紛成立了共產黨。拉美共產黨成立之初對自身定位在很大程度上受第三國際決議的影響。尤其是共產國際在1921年和1923年發布的《論美洲革命：致南北美洲的工人階級》、《致南美洲的工人和農民》兩個文件，對拉美各國共產黨影響尤其深遠。很明顯，這些文本將土地所有權、反帝國主義和反資本主義的任務全都托付給美洲革命斗爭。在“不間斷”革命的背景下，無產階級與農民的聯合被視為能夠將拉美直接從一種欠發達的依附性(用第三國際的話來說就是“發展遲緩的和半殖民的”)資本主義帶向無產階級專政。這樣，他們明確否定了獨立的“國家和民主”資本主義這一歷史階段的觀念，并且強調當地資產階級乃是帝國主義的幫兇。順便說一句，我們需要注意，這些文件從來沒有提及農村的“封建主義”，也不會把農民斗爭視為對資本主義土地所有制的直接反抗。為了支持他們的立場，這些文件分析了停滯中的墨西哥革命并將其與俄國十月革命加以對比，進而將之視為由民主革命走向社會主義的未完成的案例。

當然，古巴的J.A.梅里亞(Julio Antonio Mella，1903～1929)是我們在分析拉美社會歷史中經常遇到的第一個也是最為杰出的一個政治“原型”：一個在馬克思主義中找到了充滿社會正義熱情答案的學生或者年輕的革命知識分子，一種浪漫的反資產階級精神。梅里亞是如何設想古巴的革命斗爭的呢？隨著斗爭叫囂著要“摧毀華爾街”，他需要一個由“各派工人、農民、學生以及獨立知識分子”所組成的反帝國主義統一陣線。他拒絕接收民族資產階級，并將其視為帝國主義統治的幫兇。他告誡古巴戰士不要再為“剝削者以及國內外資產階級”辯護，而要聯合他們的階級同胞——工人和農民。梅里亞把反抗G.馬查多(Gerardo Machado)獨裁統治的斗爭視為一場無產階級和統治階級之間你死我活的戰爭：“我們沒有祖國，我們只有階級敵人，階級戰爭已經爆發——殘忍、暴力，而又鮮血淋漓。”(Mella，1926：17，19)民族主義和民族解放的問題在梅里亞的著作中占據了核心地位。他滿腔熱情地支持桑地諾運動，后者帶領農民游擊隊英勇抗擊那些入侵尼加拉瓜的北美侵略者。另一方面，他也嚴厲批評了德拉托雷的“阿普拉”——自稱為“拉美國民黨”的“民粹派”民族主義組織。在一份出版于1928年的反對“阿普拉”的小冊子中，梅里亞拒絕了“一個代表了資產階級這種真正的民族解放運動的典型叛徒利益的統一陣線”，并且強調說，“摧毀帝國主義的明確斗爭……并不是一個十分布爾喬亞的民族斗爭，而是一個無產階級的國際斗爭，只有肅清帝國主義的根源，即資本主義，真正自由的國度才會存在。”(77，97)這些觀念同共產國際1921～1923年的文件站在相同的政治立場，并宣揚同樣的戰略：聯合、“壓縮”，或者說將拉美革命的反帝國主義維度與反資產階級維度結合起來。作為一個忠誠而又激進的國際主義戰士，梅里亞同時又與古巴的文化及革命傳統深深地融為一體。像后來的卡斯特羅主義者一樣，梅里亞把自己視為J.馬蒂(José Martí)的信徒，是其民主革命以及反帝國主義思想的繼承者。

在馬里亞特吉(拉美目前所知的最為有力和最具原創性的思想家)的著作中，我們會再次且更為清楚地看到這種在普遍主義和特殊主義之間，在國際主義和拉美本土之間的辯證綜合。馬里亞特吉在歐洲旅居期間(1920～1923年)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回秘魯后，他投身工人運動并組建了社會黨，起草了黨綱，宣布與第三國際保持一致，同時拒絕“阿普拉”的聯合提議，并與之分道揚鑣。他說，“無產階級先鋒和有著階級覺悟的工人對于階級斗爭的形勢充滿信心，并拒絕與任何其他階級的武裝或政治實體聯合。任何政治行動，一旦提出，哪怕只是短暫提出要放棄無產階級應當永遠堅持的獨立綱領和行動，我們都將譴責其為機會主義。因此，我們拒絕‘阿普拉’立場。”(Mariategui，1930：211)1928年，馬里亞特吉出版了最重要的著作：《關于秘魯的七篇論文》，首次嘗試用馬克思主義分析拉美社會。在1928～1929年間，馬里亞特吉通過撰寫《捍衛馬克思主義》發展了他的哲學和倫理社會學思想；同時，他借“阿普拉黨”之手譴責了“歐洲中心主義”，又借助于某些蘇聯作家批評了拉美頗具“民粹”色彩的“民眾主義”。實際上，他的思想恰好具有這樣一種特征：它融合了歐洲文化中最先進方面以及拉美土著共同體中的千年傳統，并試著將農民群體的社會經驗納入到馬克思主義理論框架之中。當然，馬里亞特吉也常常被視為一個異端，一個空想主義者或者浪漫主義者，他的作品，尤其是《捍衛馬克思主義》，確實受意大利空想主義、H.柏格森(Henri Bergson)，尤其是G.E.索雷爾(Georges Eugène Sorel)的很大影響。然而，這種唯意志論倫理社會主義應當被看做是馬里亞特吉對“正統”馬克思主義中的經濟主義和庸俗唯物主義的反抗。在這種意義上，馬里亞特吉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與青年盧卡奇思想中的“費希特主義”以及青年葛蘭西思想中的“柏格森主義”有著驚人的相似性。這種對馬克思主義加以革命性修正的嘗試，盡管過于空想，但卻使得馬里亞特吉擺脫了新考茨基主義進化論——嚴格的歷史階段連續論的決定論版本，一種共產國際最初在整個拉美傳播的思想。而且他對辯證唯物主義的解讀，在拒斥“國家主義”中起到了根本性作用，這種“國家主義”把歷史的發展看成是受“自然規律”支配的，從封建主義到不發達資本主義，再到發達資本主義，最后是社會主義，這種歷史順序就像四季變遷一樣不可更改。

馬里亞特吉在社會政治方面的一個關鍵性假說認為：秘魯沒有，而且也從未有過進步的資產階級。當然，由于領導秘魯共產主義事業，馬里亞特吉不可能忽視這一斷言與共產國際在中國所持立場之間存在的沖突。因而他試圖通過有關“民族文化”的假說來擺脫這種窘境。這種假說解釋了為什么中國的資產階級(與秘魯的資產階級相反)參加了反帝國主義的斗爭。最終，通過對民族資產階級的分析，馬里亞特吉在“社會黨綱領序言”(1928)里進一步發展了革命戰略的構想：“國家經濟要想獲得解放，只有通過將無產階級斗爭與全世界反帝國主義斗爭緊密結合起來才有可能實現。只有無產階級革命得到了推進，才能完成(資產階級政權不能發展和實現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馬里亞特吉的這一分析，不限于秘魯，還包含整個拉美，即拉美革命只能是將土地所有制問題和反帝國主義這兩個目標包括在內的社會主義革命。在一片由帝國主義所統治的土地上，沒有獨立資本主義的位置，而民族資產階級要很晚才能登上這一歷史舞臺。在一些論及秘魯的著作中，馬里亞特吉認為社會主義道路是可能的，尤其是在農村，因為那里存在著“印加共產主義”(Incan Communism)的余溫。這也是馬里亞特吉與拉美第一次共產主義大會通信時所論及的核心觀點之一。在此，我們不能將馬里亞特吉的觀點同民粹主義的觀點加以類比，而應當將其與馬克思、恩格斯關于俄國村社(Russian mir)的論述以及這一論述在沙皇俄國的社會主義轉向中所起的作用進行類比。或許我們還可以提到馬里亞特吉反資本主義的浪漫精神。但或許可以設問：馬里亞特吉批評資產階級文化乃是古老的前資本主義的共同體的鄉愁，就像在柏格森和索雷爾(以及皈依馬克思主義之前的盧卡奇和葛蘭西)身上所體現的那樣嗎？(對此問題的回答)應當盡量避免將他那復雜而又多少被遮蔽了的思想簡單化，因為他對于過去(共同體)那種田園般的“鄉愁”是受到歷史唯物主義語境嚴格限制的。在社會黨的綱領中，馬里亞特吉試圖明確強調：“社會主義發現，在解決土地所有權問題上，一個社會主義者所提出的解決方案中包含的成分既持久地存在于鄉村共同體之中，同時也存在于大型的農企中……但這……絕不意味著一種重建或者復興印加社會主義的浪漫且非歷史的傾向，印加社會主義的產生需要一定的歷史條件，但這種條件已經完全被取代了，唯一剩下來的，便是土著農民之間的合作與社會主義，而在完全科學的生產技術環境下，這種合作是十分有用的。”(Mariategui，1928：270)

同那些真正具有革命性和國際性(如梅里亞和馬里亞特吉)，同時又具有獨立思想的領袖和思想家一道，拉美共產主義在20世紀20年代末開始出現另一種類型的領袖。這些領袖從一種聰明的政治觀點出發而與斯大林的共產國際建立了更為直接的聯系，無論共產國際如何轉向，他們都緊緊跟隨，毫不動搖。典型代表是阿根廷共產黨總書記V.柯都維亞(Vittorio Codovilla)。1924年底，柯都維亞作為阿根廷共產黨代表參加共產國際擴大執行委員會一次會議，并迅速融入共產國際組織。1926年他又協助阿根廷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過了一項譴責托洛茨基主義并同蘇聯共產黨的領導層團結在一起的決議。1929年，柯都維亞參加了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辦的拉美共產主義第一次會議。作為共產國際南美秘書處的代表他在會上提交了一份題為《國際形勢、拉美以及戰爭的危險》的報告。在報告中，他一方面忠實地回應了斯大林關于“社會法西斯主義”的學說，詳細闡釋了“民族法西斯主義”這一概念，并將其貼到拉美各國政府頭上；另一方面，他不顧革命正朝著激進方向發生轉變，仍然強調“拉美革命的特征還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換句話說，對于拉美而言，共產主義戰略不可動搖的基礎便是革命階段論，戰略上的獨立非左即右，這一點柯都維亞理解得非常準確。

雖然一些政黨，如阿根廷共產黨，把“第三時期”^[1]的傾向視為嚴苛而了無生趣的正統觀念(如反“民族法西斯主義”斗爭等)，而另一些政黨則將這種左翼路線視為激勵他們進行自主革命的動力。這就是薩爾瓦多共產黨的情況。該黨由工會領袖馬蒂(Martí)于1930年創建，并于1932年組織了拉美歷史上第一次由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起義。這次起義大概有四萬多人參加，失敗后起義區兩萬多人(包括兒童)被處死，領袖馬蒂、盧納以及贊帕塔經毫無意義的審判后處以死刑。拉美共產主義領導的另一次起義是1935年巴西紅色起義，這次行動與薩爾瓦多起義不同，它是共產國際慎重討論后決定的，為此不僅制定了計劃，還派出了一些共產國際的代表親臨巴西指導。但實際上，這次起義完全被視為一次軍事行動。它并沒有動員和武裝工農群眾，在巨大的鎮壓浪潮之后，起義失敗了，隨之而來的是上千人遭到了處決，成百上千的政治犯被關進監獄，起義領導人普雷斯特斯遭到逮捕和監禁。巴西1935年起義既是拉美共產黨所領導的最后一次起義，同時也是走向階級聯合政治的第一步，而在20世紀30年代之后的大部分時間里，這種階級聯合決定了共產主義運動的方向。

而到了1936年，拉美共產黨的斯大林化已經成型且基本完成。所謂斯大林主義，我們指的是在每一個政黨中都建立這樣一個領導機構——等級森嚴的、官僚的、權威的，它在組織上、政治上以及意識形態上與蘇聯領導層建立直接的聯系，并全心全意追隨其在國際傾向上的所有轉向。這一進程的結果便是接受“革命階段論”，并把四個階級集團(無產階級、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視為政治實踐的基礎，而目標是實現國家民主主義(或反帝反封建主義)。這一學說由斯大林提出，運用于中國，隨后推廣至所有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當然也包括拉美)。這種學說的方法論起點來自于在普列漢諾夫和孟什維克那里所發現的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經濟主義解釋：對于一個半封建的、經濟上落后的國家來說，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尚未“成熟”，基于這樣的認識共產國際終結了激進的“第三時期”，進入了“斯大林化”的“新時期”。

為了避免誤解，讓我們從主觀視角再次作出強調，對于大部分共產主義戰士和領袖而言，他們堅信以下兩點：首先，蘇聯是社會主義的故鄉，對社會主義辯護就是“初衷”的命令；其次，民族民主革命將會打開通向工人運動的終極目標，即社會主義的大門。關于拉美共產主義和共產國際之間的關系，R.德布雷曾指出：“在追隨共產國際方面，拉美要么跟得太快，要么跟得太慢。每一次世界形勢的轉變都與美洲大陸和地區的形勢轉變不相一致。共產黨按照共產國際的指令行動，卻發現他們總是和當地的時局背道而馳，在執行具體的任務時，往往也是南轅北轍。”(Debray，1974：42～43)在我們看來，這種問題并不僅僅發生在拉美。斯大林主義的共產國際傾向在亞洲和歐洲(1929～1933年的德國)同樣“與潮流背道而馳”。然而，在亞洲(中國和越南)，一些共產黨可以在實踐中自主決定且不與共產國際發生決裂，但在拉美(就像大多數歐洲國家那樣)，共產黨往往無條件遵守并削足適履般地適應由蘇聯領導層所規定的“普遍路線”。

顧名思義，“斯大林化的新時期”的主要特征便是“斯大林現象”在拉美馬克思主義中占據了霸權地位，而其首要表現就是“人民陣線”。世界范圍內轉向“人民陣線”，也即轉向一種在1935年第七次共產國際大會上得到官方批準的共產主義、社會主義以及資產階級民主政黨反法西斯同盟。此后，每一個拉美共產黨都試著落實這一新傾向，并為當地的“人民陣線”尋找同盟，甚至在缺乏社會民主黨的情況下，直接同那些被視為自由的、民族主義的甚或僅僅是非法西斯主義的資產階級力量建立同盟。我們可以通過對比以下幾個代表性評價來總結“人民陣線”的歷史作用。按照北美理論歷史學家的說法，“人民陣線”的勝利阻止了一場革命，并教會人民使用投票箱而不是劍。”(Stevenson，1942：136)智利的一個共產主義者認為：“1938年‘人民陣線’以及1946年民主聯盟的勝利清楚地表明，工人階級和智利人民能夠通過起義之外的方式來戰勝政府。”(Gonzalez，1972：36)最后，智利左翼社會主義人士(帶有托洛茨基主義背景)O.維斯聲稱：“‘人民陣線’是個重大政治錯誤，它挽救了正在瓦解的激進黨，并且從人民手中偷走了革命主動權。‘人民陣線’是一次社會迷惑行動……它從來不試著去更正土地所有權結構或者返還我們所擁有的基本財富。”(Waiss，1961：139)

當然，從20世紀30年代直到古巴革命期間，斯大林主義對于拉美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獨裁并不意味著它毫無作為。事實上，二戰以后，許多國家都加大了馬克思主義研究，尤其是馬克思主義經濟歷史理論方面的研究，黨內外開始對流行的關于拉美社會經濟形態的原理性解釋，尤其是將歐洲的封建模式強加于拉美土地所有制的趨勢發出質疑。巴古在其開創性著作《殖民社會的經濟》(1949)中提出：“我們所研究的這段時期的拉美經濟結構實際上是殖民資本主義而非封建主義類型……大都市建造伊比利亞式美洲(Iberian America)的目的是為了將其納入早期資本主義，而不是延長逐漸沒落的封建周期。”(Bagu，1949：39，68)隨后，小卡約·普拉多在《巴西經濟歷史》一書中進一步分析道：“從國際視角看，作為一個整體，(對于熱帶地區的)殖民似乎是一個巨大的商業公司……(它的)目的是為了歐洲的商業從一個未經開發的土地上掠奪自然資源……從純粹生產性的和商業組織的形式來說，巴西殖民地便具有這些特征。”(Prado Jr.，1957：23)同樣，在智利，M.西格爾的研究也批評了對拉美封建主義理論的盲目崇拜，并堅持認為采礦業(一種典型的資本主義工業)在殖民地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而莫雷諾則堅持不同生產結構之間的結合：“如果歐洲殖民的目的是資本主義而非封建主義這一點是真的，那么，殖民者們之所以沒有確立起一個資本主義生產體系，是因為拉美沒有大量自由勞動力。這樣，殖民者為了能以資本主義方式掠奪拉美，便必須借助于非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對于土著居民的殖民或半殖民。”(cf.Moreno，1957)與此同時，共產主義運動的“官方”歷史學家們則逆時代潮流而繼續為傳統理論辯護。例如，H.R.尼科奇，這位智利共產黨歷史學家堅持認為，智利的殖民經濟“具有歐洲中世紀末期的封建主義特征……制造業和礦業都不是獨立的生產活動，在那里，封建生產關系占統治地位。”(Necochea，1967：50)

與經濟歷史領域在這一時期的發展不同，很少有馬克思社會學著作指向現實問題。其中的一個例外就是S.弗朗蒂奇(1907～1974)，弗朗蒂奇是位革命激進分子，也是拉普拉大學社會學、歷史學、法學教授。他的哲學、社會經濟學以及政治學方面的作品表明，他對于歐洲文化和馬克思經典著作的理解和他對拉美現實的理解一樣深刻。對于拉美更為直接的關注以及他的作品中的政治特征，把他的工作同經濟歷史學家區分開來。在《阿根廷現實：社會學的解釋》中，弗朗蒂奇在一個年輕團隊的幫助下，對于阿根廷1943年之后的社會形態進行了經濟的、社會的和政治的分析；其主線即試圖理解庇隆主義現象。弗朗蒂奇批評共產黨將庇隆主義視為納粹主義(1945年)，并分析了庇隆政權的波拿巴主義性質、其作為社會各階層之上的“偽仲裁者”的作用，以及通過“國家監督”來抵消工人運動的能力。他還指出，庇隆主義的失敗并非偶然，而是阿根廷資產階級軟弱性(“半殖民地”國家的普遍情形)的結果。實現真正的民主革命這一歷史任務只能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下才能實現，但在此情形中，“問題不是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作為一個自我閉合的階段加以實現，而是在走向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上實現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Frondizi，1956：234)

無論從拉美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看，還是從拉美發展歷史上看，古巴革命都構成了一個重要轉折。古巴革命明確推翻了(被“歐洲中心主義”和/或“斯大林主義”主導的)拉美傳統的、存在問題的、占統治地位的馬克思主義思潮。它表明：一方面，武裝斗爭是摧毀反動的、支持帝國主義的政權的有效方法，也是通往社會主義道路的必要前提；另一方面，在一個不斷革命的過程中，將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結合起來是可行的。這些經驗同共產國際和拉美各國共產黨的傾向明顯相左(后者傾向于通過和平改變以及與工業資產階級聯盟來實現資本主義的民主的、進步的、民族的發展)。而且受到古巴革命的刺激和影響，許多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思潮開始涌現，拉美馬克思主義就此迎來了一個新的變革期，這一時期恢復了20世紀20年代“原初的共產主義(Original Communism)”的一些有力思想。雖然這兩個時期并不存在意識形態上的直接連續性，但卡斯特羅主義重新激活了馬里亞特吉思想，并將梅里亞和1932年薩爾瓦多的革命(激情與精神)從歷史的塵埃中釋放出來。

毫無疑問，C.格瓦拉(Che Guevara)是這一時期最具象征意義的代表，這不僅因其在古巴革命中的歷史地位，更因他的著作及實踐活動對于拉美新革命思潮的深遠影響。這種影響通過應用于一系列密切相關的主題而構成格瓦拉的馬克思主義核心：第一個主題便是把創造一個“新人”作為革命的最終目的，并拒絕用“資本主義的舊武器”(作為經濟單位的商品、利潤，作為激勵手段的個人經濟利益等)作為經濟措施的基礎來建設社會主義；第二個主題是拉美革命的社會主義特征，即這樣一場革命必須“將帝國主義者同當地的剝削者同時”推翻。按照他在《通過三大洲會議致世界人民的信》(拉美整個革命左翼的意識形態的、綱領性的旗幟)中的著名陳述，“民族資產階級完全喪失了抵抗帝國主義的能力——如果他們曾經有過的話——如今又成了帝國主義的幫兇。我們要么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要么成為革命的笑柄，除此之外，別無它途。”(Guevara，1963：342)格瓦拉的第三個主題是，武裝斗爭是這場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條件，因為無產階級的勝利意味著資產階級軍事機構的摧毀。對于格瓦拉來說，被視為工人政治斗爭方式之延續的鄉村游擊戰是最可靠、最現實的武裝斗爭形式。但他堅持認為：在沒有群眾支持的前提下嘗試發動該形式的戰斗會不可避免地導致災難。游擊隊是人民的戰斗先鋒……他們得到了其活動區域內甚至全部領域內的農民和工人群體的支持。

在格瓦拉、卡斯特羅，以及古巴革命鮮活而又具體的事例的感染和影響下，一股新的革命潮流，即卡斯特羅主義在拉美誕生了。這種潮流對馬克思主義解釋的最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它是某種站在所有宿命論和消極的決定論對面的政治和倫理上的“革命唯意志論”——“每個革命者的職責都是發動革命。我們知道革命將在拉美和全世界獲得勝利，但是坐在自家門口的臺階上等待帝國主義的尸體經過，對于革命來說毫無意義”。(參見1962年《哈瓦那第二宣言》)因此，他的觀點是，不必等到所有條件成熟才去發動武裝斗爭，因為游擊隊運動的“催化劑”(foco)本身就會創造這些條件。但由于“軍事主義”和“唯意志論”傾向，無論從軍事還是政治的意義上看，大多數游擊運動都全部或部分失敗了，即便極少數取得勝利，戰士及其領導者也都傷亡慘重，游擊基地或者消失(如在玻利維亞和秘魯那樣)，或者被孤立和邊緣化(如在委內瑞拉一樣，在一定程度上也像哥倫比亞的情況)。總之，游擊隊在建立與窮困農民所在地區的聯系這一點上是成功的，但缺乏全國規模的群眾運動和政治組織限制了武裝斗爭的擴大。

卡斯特羅主義發展的新階段始于1968年，它尤其以頗具政治影響力的城市游擊運動的發展為主要特征。隨著卡斯特羅主義潮流的發展，古巴的革命運動也激發了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的強力發展。這使得馬克思主義第一次在拉美大學中得以大范圍發展，也使得社會學、政治經濟學、歷史學和政治學研究變得更為豐富。北美社會科學思想及其在拉美的模仿者——CEPAL(聯合國拉美經濟委員會)發展主義理論及其二元論問題(現代社會VS古代社會)——和傳統左派的固化理論(通常源于斯大林主義)，在一系列理論和實證研究工作中都備受爭議。對于這些理論中一些常見的支配性主題的批判在許多地方以一種簡單而富有爭議的方式得到了闡述，如墨西哥的社會學家魯道夫·斯塔文哈根的一篇著名的文章《拉美的七個錯誤命題》(1965)，路易斯·瓦伊塔爾的文章《拉美：封建主義還是資本主義？》(1966)，以及安德烈·貢德·弗蘭克以一種更為成熟的方式寫就的《拉美的資本主義與欠發達》(1967)。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出現了大量重要而新穎的馬克思主義研究，這些研究所涉及的都是有關拉美現實的一些關鍵主題：依附性與欠發達、民粹主義、工會及其與國家的聯系、工人和農民運動、土地問題、邊緣性等等。這些研究為馬克思主義拉美化詮釋做出了詳實而豐富的貢獻。

新的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思想并不局限于學術范圍中，而且常常在意識形態爭論和工人運動的斗爭中發揮作用，強調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舉例來說，在這些最靠近革命左派的作家中，對經濟社會的研究明確與某種政治戰略的觀念聯系了起來。他們的共同問題包括以下幾點：1)拒斥拉美封建主義論和歷史的殖民結構特征，并拒絕把當前的土地結構視為本質上是資本主義的；2)否定拉美有關“進步民族資產階級”的概念和獨立的資本主義發展的可能性；3)把民粹主義的失敗視為拉美社會形態的依附性本質結構以及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和社會本性等等的結果；4)認為經濟落后不是源于封建主義或者前資本主義的阻礙，而是依附性資本主義發展特性本身所造成的；5)通過走“國家民主主義”道路來實現拉美經濟社會發展是不可能的。社會主義革命作為對于不發達和依附性的唯一現實而一致的回應是必要的。

毫無疑問，古巴革命對那些曾被確立了的社會科學的質疑乃是一種強有力的刺激。通過一種更為普遍的方法，古巴革命形成了一種有利于拉美馬克思主義的再生與更新的意識形態氛圍，同時，它也有利于將拉美馬克思主義從蘇聯版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模式中解放出來。更為重要的是，古巴革命的成功也給予那種關于拉美資產階級思想的古典意識形態論點以致命一擊，這一論點就是：馬克思主義是一種歐洲的學說，它同拉美人民的氣質有著根本性的不同。在60年代，古巴見證了社會、歷史、哲學研究的繁榮，見證了一種富有創造性和開放性的馬克思主義的存在，其最著名的代表就是1967～1970年間發行的《思想批判》雜志。而且，在1959年以后，卡斯特羅主義在拉美也并不是唯一的一種革命潮流。托洛茨基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重大發展。在這一時期，托洛茨基主義之所以能夠得到鞏固，除了別的原因之外，還因為一些激進青年認為，古巴革命確證了受到托洛茨基主義和第四國際影響的某些思潮的正確性，尤其是對“不斷革命”理論的確證。而且，古巴革命以后，由于傳統共產主義運動出現了危機，再加上卡斯特羅主義同拉美共產黨的溫和政治主張之間的沖突，為托洛茨基主義贏得了發展空間。1959年以后，在工人運動的領導權方面，卡斯特羅主義、托洛茨基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在拉美的發展對于傳統共產黨構成了挑戰。

盡管從20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大多數游擊運動都失敗了，但是受古巴革命影響而興起的拉美馬克思主義革命卻尚未結束，尼加拉瓜革命的勝利，中美洲革命陣線的發展都見證了它的持續性。在尼加拉瓜、薩爾瓦多、危地馬拉這三個中美洲國家中，革命先鋒的創建主要是通過融合馬克思主義以及人民的社會斗爭和反帝國主義傳統，這些傳統仍然保留在遭受壓迫的集體記憶之中：桑迪諾在尼加拉瓜反抗美國入侵的斗爭(1927～1934)，薩爾瓦多1932年起義，以及危地馬拉歷史悠久的反殖民斗爭。在這三個解放陣線中能夠找到來源各異的思潮——甚至傳統老牌的共產黨都參加了薩爾瓦多和危地馬拉的解放陣線——但它仍然是一股新的馬克思主義勢力，并偶爾受到格瓦拉主義的影響。

最后，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思想對于“基督教眾”的一個重要部分以及對于神職人員中最激進的部分的吸引力一直是中美洲革命的特征之一，同時，這種吸引力的規模也是空前的。因此，如果不考慮一個新的意想不到的現象——較大的基督教部分的激進化以及馬克思主義對于它們的吸引力——那么，無論是中美洲的革命高潮還是在巴西形成的新的工人的民族運動都將無法得到理解。要理解這個“意想不到的現象”，G.古鐵雷斯(Gustavo Gutiérrez)的《解放神學》(1972)是不二法門，這個秘魯神學家毫不猶豫地在書中聲稱：“只有通過一場社會革命，徹底摧毀當前的政治事態，深刻變革財產關系，讓被剝削階級掌握政權，才能終止這種依附性。只有他們會允許過渡到一個不同的社會，一個社會主義社會。”(Gutierrez，1973：26～27)需要注意的是，古鐵雷斯的這一立場要比同時期拉美共產黨的立場更為激進。解放神學的發展激起了梵蒂岡羅馬教廷的反對：由紅衣主教拉辛格圣教會簽署的“對解放神學有關方面的教諭”譴責解放神學是對馬克思主義概念的“任意”使用而出現的一個新的異端。但無論梵蒂岡教廷攻擊的結果如何，基督教在階級斗爭中的立場再也不復過去了。很多年來，同所謂的“左翼基督教”聯合的問題已經成為拉美工人運動和馬克思主義者們關注的一個策略性問題。1971年智利之行期間，卡斯特羅談到了基督教同馬克思主義之間由策略性聯合轉向戰略聯盟的可能性。如今，經過了中美洲經驗和巴西經驗之后，我們不應當再談聯盟，而應當說有機統一。因為，基督教已經成為革命運動的重要成分，在某些情形中，它甚至是革命的先鋒。它常常在人民工作的“基礎部分”加入一種道德情感體驗，以及一種能夠使運動更為豐富的烏托邦式的緊迫感。把某些激進的基督徒引向馬克思主義不僅為了分析社會的科學價值，還包括，甚至主要是它對資本主義的非正義性的倫理批判，對資本主義社會壓迫的深入剖析，及其投身解放斗爭的激情。

今天，拉美大多數人仍然生活在專制統治之下，飽受壓迫與盤剝，政府武裝力量專門從事逮捕、拷問和暗殺形形色色的馬克思主義激進分子。這促使越來越多的激進分子認識到，應該拋開必要的政治爭論和不可避免的意識形態交鋒，把那些自認為是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各種思潮在工人運動中團結起來，是一個比以往更緊迫的任務。就像馬里亞特吉在1924年勞動節那天號召的：“形成一個統一戰線既現實，又緊迫，……但這種團結并不意味著放棄每個政黨所堅持的理論，而在于如何協調一致地行動……不要用手中的武器相互傷害，而要同資本主義戰斗，同它的體制、不義、罪惡戰斗。”(Mariategui，1924：253～254)

*本文節譯自Michael L?wy,Marxism in Latin America from 1909 to the Present(Humanities Press,1992)一書的導言“Points of Reference for a History of Marxism in Latin America”。——譯者

注釋：

[1]共產國際在1928年的“六大”提出完全脫離各國革命實際的“第三時期”理論。即第三時期(1928年以后)是資本主義進入全面崩潰，無產階級進行奪權的全面進攻時期。“第三時期”理論導致各國共產黨在處理階級關系問題上的宗派主義和關門主義。1935年的共產國際“七大”提出了“人民陣線”終止和替代了“第三時期”的理論路線。——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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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Mariategui,J.C.,1928,"Principios programaticos del Partido Socialista",in Obra polit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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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Mariategui,J.C.,1930,"Sobre un topico superado",in Amauta,n.28 January 1930,in Ideologia y politica,ed.Amauta,1971.

[12]Mella,1926,"El grito de los martires",in Hombres.

[13]Mella,1926,"Que es el APRA?",in Hombres.

[14]Moreno,N.,1957,"Cuatro tesis sobre la colonizacion espanola y portuguesa",Estrategia,n.1 September 1957.

[15]Necochea,H.R.,1967,Antecedentes economicos de la Independencia de Chie,ed.Universitaria.

[16]Prado Jr.,C.,1957,Historia economica do Brasil,ed.Brasiliense.

[17]Stevenson,J.R.,1942,The Chilean Popular Front,Greenwood Press.

（作者單位：M.羅伊，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譯者：馮昊青，陸寬寬，浙江師范大學法政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