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阿爾都塞對傳統勞動價值論的批判

經典的馬克思主義通常將馬克思的 《資本論》描述成古典政治經濟學，尤其是大衛·李嘉圖 “勞動消耗”及 “勞動包含”勞動價值理論的繼續、“修正”或辯證 “發展”。列寧和葛蘭西是這類主張的代表。列寧指出: “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通過對經濟制度的研究奠定了勞動價值論的基礎。馬克思繼續了他們的事業。他嚴密地論證了并且徹底地發展了這個理論。他證明: 任何一個商品的價值，都是由生產這個商品所消耗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數量決定的。”葛蘭西寫道: “據我看，正是實踐哲學把李嘉圖的學說變成了哲學的語言，因為實踐哲學賦予他的發現一種通用的性質，并且適當地把這些發現推廣到全部歷史上面去，從而自己在創造新的世界觀時，首先利用了它們……從某種意義上說，實踐哲學等于黑格爾加大衛·李嘉圖。”從而把馬克思等同于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區別最多就在于，古典政治經濟學將特定歷史時代的資本主義特征理解為對整個人類史的抽象特性。而馬克思反復告誡自己的研究是 “從分析一定的經濟結構得出的，而不是從空談 ‘使用價值’和 ‘價值’這些概念和詞得出的。”或者說是 “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缺點和錯誤是: 它把資本的基本形式，……不是解釋為社會生產的歷史形式，而是解釋為社會生產的自然形式，”即阿爾都塞所說的，“馬克思從 《哲學的貧困》到 《資本論》對古典經濟學提出的根本責難，是指古典經濟學對資本主義經濟范疇的非歷史的、永恒的、固定不變的和抽象的概念。”就如馬克思在 《大綱》中指出的那樣: “價值這個經濟學概念在古代人那里沒有出現過……價值概念完全屬于現代經濟學，因為它是資本本身的和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的最抽象的表現。”

但是，阿爾都塞指出， “這一批判不是馬克思的最終的真正的批判。這個批判是膚淺的、含混不清的，而他的整個批判要遠為深刻得多。”因為馬克思同斯密和李嘉圖的關系絕不能僅僅看作是黑格爾同古典哲學的關系，馬克思并非僅僅讓李嘉圖動起來，歷史起來。馬克思對李嘉圖主義的真正超越，在于價值概念在馬克思那里是“不可計量的”、 “沒有數量上的規定”，是一種關系，一是種勞動力消耗的勞動，而非 “決定于勞動時間”和 “勞動包含”的李嘉圖主義。“馬克思明確認為是他的發現以及他的全部經濟分析的基礎的那些概念，例如價值和剩余價值的概念，顯然就是受現代經濟學家激烈批判的概念……在實質上卻是非經濟的、‘哲學的’和 ‘形而上學’的概念……這些概念是表現非經濟現實的 ‘無針對性的’概念……經濟學家所指責的馬克思理論上的缺陷和弱點恰恰是馬克思的力量所在。同時，也正是這一點構成了馬克思同他的批評者以及某些最親近的擁護者的根本區別。”正如馬克思本人所言，商品體的價值“對象性不同于快嘴桂嫂，” “連一個自然物質原子也沒有。因此，每一個商品不管你怎樣顛來倒去，它作為價值物總是不可捉摸的。”阿爾都塞自己的問題在于，為了避免退回到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所反對的哲學框架，阿爾都塞曾建議跳過 《資本論》開篇三章的閱讀，以避免拜物教思想中透露出的青年馬克思的異化思想和黑格爾的本質主義影子。但詹姆遜在 《重讀〈資本論〉》中則指出，若是 “砍掉對價值理論的闡述，《資本論》就會變成一篇平庸的經濟學論文，不會比它毀滅性地進行分析和批判的普通政治經濟學著作高明多少。

阿爾都塞將馬克思的價值形式分析視作是黑格爾主義對馬克思的影響，否認馬克思的真正創新在于他的貨幣價值形式理論與資本主體觀，因此并沒有完全理解價值形式分析對李嘉圖主義的價值 “勞動消耗觀”的重要批判意義。認為寫作 《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時期的馬克思哲學 “實際上是要用費爾巴哈的假唯物主義把黑格爾的唯心主義 ‘顛倒’過來。”實際上卻是打著費爾巴哈提問方式的印記向著黑格爾的倒退，這使得阿爾都塞未能對萌芽于 《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成熟于 《資本論》中的價值形式理論進行深入的解讀。

二、價值形式學派的興起

馬克思對古典政治經濟的批判是多方面的，最為重要的方面在于，馬克思并不像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所主張的那樣，認為價格可以不依賴于其形式也就是不依賴于貨幣、僅憑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就可以得到計量。在他看來，資本主義之為資本主義，核心特征就在于 “勞動產品的價值形式是資產階級生產方式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這就使得資產階級生產方式成為一種特殊的社會生產類型，因而同時具有歷史的特征。”我們看到，馬克思之前的政治經濟學家們過多地關注價值量的問題，而把價值形式看成一種完全無關緊要的東西或商品本性之外的存在的東西，他們揭示了這些形式所掩蓋的內容。卻無法理解和回答為什么這一內容采取這種形式呢? 為什么勞動表現為價值，普通勞動者為什么越生產越貧困? 即古典政治經濟學完全不能理解勞動同貨幣的關系。“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缺點之一，就是它始終不能從商品的分析，而特別是商品價值的分析中，發現那種正是使價值成為交換價值的價值形式。”即不能從可感覺的商品中發現超感覺的、很古怪的， “充滿形而上學的微妙和神學的怪誕”的存在。那么作為商品秘密的價值的形式又是什么? 馬克思在其他地方明確指出，“商品的價值形式的發展、歸根到底是貨幣形式即貨幣的發展。”

問題的關鍵亦不在于作為內容的外觀形式，更在于這種形式對內容的建構性作用，或者說這種形式是內在性的。據巴塔查里亞在 《資本的譜系》一文中考證，前蘇聯哲學家魯賓 ( IsaakＲubin) 早在上世紀 20 年代的 《論馬克思的價值理論》一書中，就主張商品拜物教和工資形式并非僅僅是一個表象和欺騙，物與物之間商品拜物教的幻象形式的意義也并非在于其隱藏了真實的社會關系，實際上它正是資本主義社會關系得以成為可能的條件，或者說在資本主義社會，人與人的社會關系不得不表現為以貨幣為中介的物與物的社會關系。在這樣的意義上，它是資本主義生產和交換所需要的必然的和構成性的在場，是原子化的個體達成社會關系的必要前提和平臺。以往那些試圖揭開拜物教的幻象以把握藏于其后的真實本質的努力往往不自覺地貶低了價值形式的構成性權力，并且在形式與內容之間再次形成不應有的二元區隔，從而看不到前資本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最根本的差別。

從魯賓而來的傳統一方面將價值和剩余價值理解為歷史上特定的社會關系形式，從 1857—1858 年的 《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 到 1867 年的《資本論》，馬克思一貫堅持認為價值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特有表現形式，勞動產品成為價值是因為它們是在資本主義關系框架之內被生產出來的。另一方面，他們更強調價值有必要以貨幣的形式體現出來，尤其是 《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篇中關于價值形式的分析，貨幣因而是資本 ( 和價值) 的最完美體現。“隨著生產的社會性的增長，貨幣的權力也按同一程度增長……生產者在什么程度上依賴于交換，看來，交換也在什么程度上不依賴于生產者……發展造成了貨幣的似乎先驗的權力。”貨幣的本質 “在于人的產品賴以互相補充的中介活動或中介運動，人的、社會的行動異化了并成為在人之外的物質東西的屬性。”馬克思在穆勒 《政治經濟學原理》一書的摘要中亦指出，在與擁有者的個性完全無關的貨幣中，表現出異化的物對人的全面統治。通過貨幣，資本家對工人的統治，完成了從人對人向物對人的統治的轉換。而所有研究馬克思價值理論的 “古典”方法都將其忽視了。應當說，這些馬克思終生一以貫之，不斷深入的見解是很深刻的。如果說馬克思早期時還剛涉足經濟學領域不久，因而尚不能對價值形式問題作精細而充分的論述，較多停留于現象描述的話，那么在《資本論》中，這個問題在理論上得到了完滿的解決。

在當代對 《資本論》的再解讀中，除了發源于魯賓的價值形式學派外。齊澤克在 《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中，從意識形態的視角，再次認為馬克思在 《資本論》中顛覆了形式與內容關系的傳統解讀思路，清晰地闡明了商品形式本身所具有的重要意義。在他看來，形式不再是對內容的彰顯和反映，它本身統攝和創構了內容本身。古典政治經濟學和傳統馬克思主義試圖發現商品形式或價值形式背后隱蔽內核的做法，反而錯過了形式自身的秘密。因為 “關鍵在于避免對假定隱藏在形式后面的 ‘內容’的完全崇拜性迷戀: 通過分析要揭穿的 ‘秘密’不是被形式 ( 商品的形式、夢的形式) 隱藏起來的內容，而是這種形式自身的 ‘秘密’”。在齊澤克看來，馬克思和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的根本性差異，就在于馬克思《資本論》第一版序言中就明確指出，他的主要目的并非是要揭示隱藏在商品形式背后的人類勞動的內容和商品價值量背后的勞動時間的內容，而是要提示商品形式這個幾千年來看似簡單，卻從未得到真正解答的未解之謎。馬克思通過精辟的科學分析，終于第一次揭開了貨幣的來源和本質這個 “千古之謎”。

在齊澤克看，馬克思在 《資本論》中總是在肯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貢獻的同時，指出他們的缺陷所在。比如在第 1 卷中，馬克思明確指出“價值量由勞動時間決定是一個隱藏在商品相對價值的表面運動后面的秘密。這個秘密的發現，消除了勞動產品的價值量純粹是偶然決定的這種假象，但是決沒有消除價值量的決定所采取的物的形式。”在齊澤克看來，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的問題在于研究方法的問題，導致癡迷于對勞動時間這一隱藏在商品形式背后的內容的迷戀，而忘記去探究商品形式這一資本主義經濟細胞形式自身的秘密。但馬克思認為這是由于他們資本主義辯護士的立場所決定了的，以至于只停留于價值，而不探討價值成為價值的社會歷史形式。

克里斯·亞瑟 ( Chris Arthur) 是這一解讀模式中的另一個代表性人物。他在 《新辯證法和馬克思的 〈資本論〉》一書中同樣拒絕了傳統馬克思主義從勞動價值論引出剝削的路徑: “勞動創造了某種實在的東西，即價值，然后價值被侵占。”比如恩斯特﹒曼德爾就認為: “對馬克思而言勞動就是價值”亞瑟的反駁文本依據是馬克思在 《1857—1858 經濟學手稿》中明確指出:資本主義的 “經濟關系……隨著勞動越來越喪失一切技藝的性質，也就發展得越來越純粹，越來越符合概念; 勞動的特殊技巧越來越成為某種抽象的、無差別的東西，而勞動越來越成為純粹抽象的活動，純粹機械的，因而是無差別的、同勞動的特殊形式漠不相干的活動; 單純形式的活動，或者同樣可以說單純物質的活動，同形式無關的一般意義的活動。”勞動在資本主義社會日益成為 “純粹抽象的活動，純粹機械的，因而是無差別的、同勞動的特殊形式漠不相干的活動; 單純形式的活動，或者同樣可以說單純物質的活動。”而這一切的根源是價值形式的結果，因此試圖解決 “魯賓困境” ( Ｒubin dilemma) 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勞的。即 “不可能使抽象勞動的生理學概念與它所創造的價值的社會屬性統一起來”，勞動和價值之間不存在也不可能形成同構性關系，一切統一起來的努力都是徒勞的: 并不是抽象勞動構成了貨幣與資本，相反，是貨幣化或者說交換關系使得勞動變得抽象化，因此，只有完成對資本的形式規定性的理解才能深入到勞動生產之中去，否則就可能只能看到資本主義的表面現象。即在資本主義社會，勞動不是積極性的存在，勞動一直是被資本所指揮和命令的被動性存在。曼德爾和傳統馬克思主義者一樣，忽視了勞動價值論中價值形式的重視性。因為只有在價值形式的背景下，被剝削的勞動才構成了價值的真實內容，價值規律也并非是起源，而只能在資本主義總體性的形式規定性中才得到理解。

亞瑟認為馬克思把勞動雙重性的討論放在價值和貨幣形式的討論之前，是容易引起誤解的，他認為在沒有將作為形式規定性的貨幣概念化前，沒必要回到勞動問題。亞瑟在 《抽象勞動的實踐之真》一文中進一步指出，與斯密認為價值是具體勞動的凝聚不同，馬克思把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描述為價值賦形 ( form-giving) 的活動，對具體勞動形成實質統攝 ( real subsumption) 。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商品的具體勞動總是從屬于價值增殖的，而具體勞動僅僅是指資本為了更大的增殖而進行的科層布局和分工。總之，在亞瑟看來，資本主義社會不存在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這兩種不同形式的勞動，只存在承載著資本時間的物質勞動。作者進而分析了拜物特征 ( fetish-character) 和拜物教的關系。就前者來說，當某物獲得了由社會形式賦予的客觀權力，此物就獲得了它的拜物特征。這里的拜物特征不是一種思想的規定性，而是一種現實的規定性，有著“抽象的物質性”，并非是錯誤的認識。而拜物教則是一種誤認，當人類活動的現實規定性在社會意識中被認為是自然規定性的時候，拜物教產生了。類似的分析也適用于拜金主義，金錢作為抽象的價值載體，本身具有拜物特征，當把金錢擁有的社會權力屬性理解為金銀本身的自然屬性時，就產生了金錢主義拜物教。

穆里在 《無可避免的危機: 反思巴克豪斯和〈大綱〉中馬克思價值理論的發展》一文中也明確指出，馬克思恩格斯從未簡單地重視物質財富的生產和再生產本身，他們關心的是財富及其再生產的社會形式和目的。但是，馬克思對價值形式的強調一直遭到忽視和誤讀，而最近幾十年來對馬克思價值理論的新辯證法派的解讀改變了這一局面。這一改變可追溯到巴克豪斯寫于上世紀 60 年代的 “論價值形式的辯證法”一文。在穆里看來，價值的社會形式并不是具體財富生產的結果和對它的抽象，恰恰相反，其決定著生產什么和如何生產，或者說是其必不可少的重要部分。同樣，對價值形式與社會特征的關系上，海里希的 《馬克思 〈資本論〉三卷導論》也持類似的觀點。認為傳統馬克思主義者最大的錯誤在于對馬克思價值理論的實體主義誤讀，只強調勞動與價值的關聯，沒有看到價值形式的重要性，這樣做，實際上是把馬克思主義還原成了李嘉圖主義。資本主義的核心特征是價值的形式化，勞動的生產采取了為交換而生產的商品生產形式。

三、價值形式學派對當代其他馬克思主義學派的批評

價值形式學派同樣對近年興起的非物質勞動和 “一般智力”概念進行了猛烈的批判，比如史密斯在題為 《〈大綱〉中的 “一般智力”及其超越》的文章中，認為意大利馬克思主義者維爾諾 ( Paolo Virno) 等人，將來源于馬克思 《大綱》中的 “機器片斷” ( fragments on machine)的 “一般智力” ( general intellectual) 一詞大加闡發，認為我們應該從交換返回到生產，以便重新發現馬克思的真正貢獻。在維爾諾和韋爾切洛內 ( Carlo Vercellone) 等人的解讀中，傳統馬克思主義時間價值理論的前提是直接勞動被鐘表時間所衡量，鐘表時間又為社會財富提供了適當的衡量標準。而當代日益重要的創造性的勞動使得鐘表時間不再能夠衡量勞動的經濟價值，因為商品的價值不再能夠由內化于其中的鐘表時間所衡量，而主要是由社會的科學技術所代表的一般智力以及個人的創造性勞動創造。因此，我們必須提出一套從勞動的時間價值理論向知識價值理論過渡的方案，將人考慮為首要的固定資本，這一解釋路徑不同于傳統的勞動價值論。

史密斯認為維爾諾等人雖然拋棄了從鐘表時間出發的傳統勞動價值論，認為 “一般智力”才是理解當今資本主義的關鍵所在。但是他們仍然拘泥于 “內容”的變化，而忽視了形式的重要性，從而不可能真正對資本主義形成批判。史密斯認為，維爾諾他們的錯誤在于混淆了價值與財富，或者說價值與使用價值之間的區別，不過是庸俗政治經濟學的現代翻版。他們似乎假定，價值是由內化于產品的直接勞動時間的同質單位所決定，而今日的狀況又使首要的生產力從勞動時間變成了一般智力，如果是這樣，馬克思的價值形式理論確實不再能夠解釋今日的狀況。然而這種理解是片面的，從財富 ( wealth) 的視角來看，馬克思不僅強調科學技術的貢獻，還強調自然力的貢獻，比如他套用威廉·配第的話指出:“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但馬克思的價值理論的核心是強調商品的價值不是由勞動直接決定，而是由社會形式決定。即重點仍然是形式，而非內容。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不是勞動時間，而是貨幣為價值提供了唯一客觀的社會標準。生產環節由同質的、無差別的商品屬性( 貨幣) 所中介，一般化的商品生產是資本主義體系最明顯的特征。在史密斯看來，馬克思的最重大貢獻在于提出了形式規定性和拜物教的理論。貨幣和資本在資本主義社會不僅僅是社會生活的工具或流通手段，而且是一種具有本體論優先地位的形式規定性，影響著生活于其中的個體的意向與活動。正是對形式規定性的強調，馬克思也發現了資本主義拜物教的密秘，即將貨幣作為一般價值的尺度這一歷史屬性視為永恒和不可改變的自然規定性。總之，在史密斯看來，維爾諾等人雖然做了不少有益的創新，但卻也嚴重低估了形式規定性和拜物教的強大性。

除了對意大利的自主馬克思主義學派進行無情的批評外，價值形式學派還對哈貝馬斯的規范倫理和交往理性理論，以及晚期主張自我技藝學的福科進行了駁斥。讓人印象深刻的，首先是齊澤克在 《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一書的引論中，對哈貝馬斯的嘲諷。即 “在哈貝馬斯那里，我們得到了永不中斷的交際，這是對普遍、透明、主體間的共同體懷揣的一種理想; 當然，在這個理想后面掩藏著主體觀念，是古老的先驗反思主體( subject of transcendental reflection) 的語言哲學版。在福科那里，我們得到的是普遍主義的倫理學，它導致了倫理學的美學化: 每個主體都必須拋開任何普遍法則的支撐，建立他自己的自主模型 ( model of self-mastery) ……就是說，創造自身，把自己當成主體生產出來，尋找他自己特定的生存藝術。”從而因為將主體視為能夠控制激情、自我調停的力量，而把資本主義的社會形式視為意識形態的觀念，而忽視了其客觀性的強制一度。

齊澤克在 《暴力》一書中指出，現代社會的真正主體是資本，而不是生活于其中的個體。資本是一頭只顧自我生產的怪物，它像幽魂一樣存在著。它并非是人們之間現實社會關系的抽象，恰恰相反，現實的人們生活于這一抽象之中。“這種 ‘抽象化過程’不僅存在于金融投機家對社會現實的錯誤認識之中，而且正是在決定物質性社會過程的結構的意義上，這種 ‘抽象化過程’是 ‘真實的’: 整個階層的命運，有時甚至是整個國家的命運都可能被資本的 ‘自私自利’的投機之舞所決定，這種資本的投機之舞只會冷漠地以追求利潤作為它的目標，絲毫不會顧及自己的整個運作會如何影響社會現實”。齊澤克認為馬克思是對資本邏輯進行過深刻分析的理論家，馬克思深刻地意識到，并非現實的物質生產和社會交往產生資本，而是 “資本的自我驅動的形而上的舞蹈在操縱著整個表演，它是導致真實生活發展和災難發生的關鍵所在。”齊澤克說:“參與商品交換行為的所有者都是 ‘實用唯我主義者’，他們忽略了他們行為普遍的社會綜合維度，把它化約為原子化個體在市場中的偶然相遇。他們行為的 ‘被壓抑了的’社會維度，于是以一種與其相反的形式浮出水面，并作為普遍理性轉而去觀察其本性 ( 作為自然科學概念框架的‘純粹理性’的范疇網絡) 。”

當然，對于以貨幣的形式進行統治的資本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自動的主體、統治的主體。齊澤克有很多文獻佐證，比如馬克思確實明確指出: “價值不斷地從一種形式轉化為另一種形式，在這個運動中永不消失，這樣就轉化為一個自動的主體。……過程的主體，在這個過程中，它不斷地變換貨幣形式和商品形式，改變著自己的量，作為剩余價值同作為原價值的自身分出來，自行增殖著。既然它生出剩余價值的運動是它自身的運動，它的增殖也就是自行增殖。它所以獲得創造價值的奇能，是因為它是價值。它會產仔，或者說，它至少會生金蛋。“作為這一運動的有意識的承擔者，貨幣占有者變成了資本家。他這個人，或不如說他的錢袋，是貨幣的出發點和復歸點。這種流通的客觀內容——價值增殖——是他的主觀目的; 只有在越來越多地占有抽象財富成為他的活動的唯一動機時，他才作為資本家或作為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識的資本執行職能。……取利潤的無休止的運動。這種絕對的致富欲，這種價值追逐狂，……無休止的價值增殖，為更加精明的資本家通過不斷地把貨幣重新投入流通而實現了。”

對這種實用唯我主義者的形象，馬克思在 《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就已經從文化和意識形態的視角進行過感性的現象描繪: “依靠貨幣而對我存在的東西，我能為之付錢的東西，即貨幣能購買的東西，那是我——貨幣占有者本身。貨幣的力量多大，我的力量就多大。”并指出貨幣是現代社會的人們同自然界、同社會、同其他聯結起來的紐帶、黏合劑、化合力。甚至用美文學的語言指出貨幣可以把 “冰炭化為膠漆”、 “仇敵互相親吻”。 “把堅貞變成背叛、把愛變成恨……。”在 《資本論》中，馬克思更為深刻地從生產方式和社會形式的視角指出，資本主義 “這種生產方式的主要當事人，資本家和雇傭工人，本身不過是資本和雇傭勞動的體現者，人格化。”“剩余價值的生產是生產的直接目的和決定動機。”作為近年來日益獲得英美學術界認可的新秀洛茨 ( Christian Lotz) ，他在 《資本主義的圖式:時間，貨幣和抽象的文化》一書中，認為貨幣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功能與康德式圖式在傳統觀念論中的地位一樣重要，它們都意味著無差別的抽象一般統治著差異的具體的對象世界。就如馬克思所說: “貨幣是一般等價物，一般購買力，所以任何東西都可以購買，任何東西都可以轉化為貨幣……一切東西可以為換取貨幣而讓渡，那么一切東西也可以通過貨幣而取得……正如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一樣。”

在這個意義上，作者同意阿多諾對資本主義的診斷: 資本主義是抽象交換體系控制一切的社會。但作者也指出，阿多諾對抽象統治的批判還僅停留于交換價值的作用上面，沒有認識到作為社會物質范疇的貨幣的強大性，因此社會物質的圖式化并非由文化工業，而是由貨幣所驅動的。貨幣作為資本主義的價值形式，是所有社會關系得以組織起來的真正 “太陽”，承擔著支撐整個社會的本體論角色。貨幣是一種現實的抽象 ( real abstraction) ，對它的批判不僅是拜物教意識的批判，也是對社會現實的批判。“我們必須注意到這一抽象化的過程是一個在真實社會世界的真實過程，它有一輛撞翻你的車同樣的本體論嚴格性。”

盧卡奇的抽象，仍然停留于抽象勞動的層次上，而未能真正分析資本主義 “價值形式”的客觀性。作者對哈貝馬斯批判理論的 “規范”轉向也持批評態度，認為它陷入了觀念論和保守派的窠臼。作為社會物質圖式的資本主義圖式不能再僅僅被理解為認識論或精神的圖式，貨幣及其流動形式為進入社會實在提供了可能性。換句話說，貨幣使得資本主義社會關系意義化和框架化，它是現代生活的現實普遍性，是我們日益臣服于它的真實力量，也是構成了人類過去與未來之間聯系的社會視域( social horizons) 。通過信用、債務和金融，個體的想象力和記憶也日益被整合進并且依賴于資本主義的世界，這種整合性和依賴性與隨著電子工業事件和腦科學的發展而與日俱增，它將使得人類欲望的渠道日益單一化為利潤、增長和貨幣。

就馬克思的貨幣理論而言，它已構成一個完整的解釋和批判系統: 1、貨幣是可以購買任何東西的等價物; 2、貨幣構成了異化和外在的權力，將個體變成自利的個體; 3、貨幣具有將 “物”的一切屬性商品化的力量; 4、貨幣將一切轉化為工具性的存在; 5、貨幣具有暴力性; 6、貨幣變成了資本主義的新神圣物，新的上帝。

四、反思與批評

馬克思確實將資本主義定義為自我繁殖的體系，認為 “在完成的資產階級體制中……使社會的一切要素從屬于自己，或者把自己還缺乏的器官從社會中創造出來”。價值形式學派無疑抓住了資本主義這種有機形式的根本特征: 前資本主義社會是建立在人對人的直接統治之上的，而資本主義是通過物的中介而實行的抽象統治。就如馬克思所說，資本主義 “在不論對材料的性質即私有財產的特殊物質還是對私有者的個性都完全無關緊要的貨幣中，表現出異化的物對人的全面統治。過去表現為個人對個人的統治的東西，現在則是物對個人，產品對生產者的普遍統治……私有財產……外化在貨幣中就獲得感性的，甚至是物質的存在。”

馬克思的上述論斷甚至也可以在當代諸多學者那里得到回應和承認，比如阿倫特在 《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一文中，就認為 “古代人將專制獨裁統治……在社會—我們今天所理解的社會，期間社會秩序的頂端不再由專制統治者的皇室所構成――中被轉化為一種非人統治。但是，這個所謂的 “非人”并不因為失去了人格特征而終止其統治，……非人統治并不一定意味著沒有統治; 無疑，在某些特定的情勢下，它甚至有可能成為最殘酷、最暴虐的統治形式。”當然，阿倫特的關注點是科層制，并未能抓住貨幣這個資本主義的真正核心。

問題的關鍵在于，不管是以貨幣，還是科層為核心的抽象統治中，是否真的是平滑、穩定而永恒的? 胡迪斯認為這是價值形式學派最大的問題所在。在他看來，價值形式學派將資本或價值視為黑格爾的絕對主體是錯誤的，價值形式學派忘記了馬克思是在討論流通環節的時候才這樣論述的。只看到此種特征的政治經濟學家正是把利息視為生產過程本身之外屬于資本的東西，而不是表現為這個生產過程本身的獨特的規定性的結果，表現為同勞動無關，只是表現為一個資本家同另一個資本家的關系， “也就是說，表現為一種存在于資本對勞動本身的關系之外的、與這種關系無關的規定。因此，在利息上，在利潤的這個特殊形態上，資本的對立性質固然得到了獨立的表現，但是表現成這樣: 這種對立在其中已經完全消失，完全抽掉。利息是兩個資本家之間的關系，不是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關系。”也正像他在 《資本論》第 2 卷中所說的那樣，“在資本家和雇傭工人的關系上，貨幣關系，買者和賣者的關系，成了生產本身所固有的關系。但是，這種關系的基礎是生產的社會性質，而不是交易方式的社會性質; 相反，后者是由前者產生的。然而，不是把生產方式的性質看做和生產方式相適應的交易方式的基礎，而是反過來，這是和資產階級眼界相符合的，在資產階級眼界內，滿腦袋都是生意經。”

一旦我們進入勞動過程，就會發現這種神秘性消解了。資本只有依賴活勞動才能存活，在這里，宣稱自我運動的資本主體便會遭遇自己的限度。就如馬克思在 《大綱》中所說的那樣: “這一行為不能由它自己重新發動起來。因此，流通本身不包含自我更新的原動力。它是從預先存在的要素出發，而不是從它本身創造的要素出發。商品必須不斷地從外面重新投入流通，就像燃料被投入火中一樣。否則，流通就會失去作用而消失。”因此，如果超出流通過程的環節來看的話，資本在馬克思那里絕對不可能是自我運動的實體或主體。在亞瑟的方法中，勞動者已經成為“由資本發起并受資本指揮的生產過程的奴仆。”以至于勞動 “淪落為資本積累的一種資源”，一種生理學的耗費，即使價值增殖活動要依靠被剝削的勞動，但資本是仍然價值增殖活動的主體。簡言之，勞動是資本的奴仆，它只能接受資本這個主人給它的，由資本生產出來的產品。價值形式學派是從交換或交易行為的角度來展開的，他們有意無意地與其所批判的古典政治經濟學擁有了同樣的視界，區別只在于后者將之視為自明的、天然的前提來擁護，而價值形式學派則對之進行了倫理立場的批判罷了。

就形式本身的重要性來說，馬克思在 《資本論》第 1 卷中的確談到了勞動產品采取商品形式之后具有謎一般的特性，這根源于商品形式本身的特點。“勞動產品一旦采取商品形式就具有的謎一般的性質究竟是從哪里來的呢? 顯然是從這種形式本身來的。”但必須注意的是，馬克思并沒有像價值形式學派所理解的那樣，從對隱藏在形式后面的內容的迷戀轉向對形式本身的秘密的迷戀，馬克思自始至終強調的都是雙重性的緯度及期間所包含的矛盾和斗爭。雖然馬克思也承認這種手段和形式是 “客觀的”。 “這種種形式恰好形成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各種范疇。對于這個歷史上一定的社會生產方式即商品生產的生產關系來說，這些范疇是有社會效力的、因而是客觀的思維方式。”

齊澤克等人對其社會有效性強調是從否認內部打破這種形式規定性的可能性。但馬克思并未完全排除這種可能性，他主要從三個方面展開了分析。

首先，從生存論的視角來看，主觀和審美的反抗隨處可見，即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人，并不可能完全徹底地被異化為實用的唯我主義者，他們作為人，就必然對這種生存狀態提出不滿并進行抗爭，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講，異化越徹底，反抗也就越強烈。在卡利尼科斯看來，從倫理、審美、進步的意義上，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評價是矛盾而豐富的，總是在肯定中保持著批判的維度，即在以最強烈的措辭譴責剝削和資本主義造成的苦難的時候，馬克思在 《共產黨宣言》和《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贊揚資本主義在顛覆傳統的意識形態和制度以及在極大地擴展人類生產力方面所發揮的革命性作用。詹姆遜同樣認為，“作為一種基于歷史事實的新的原創性的思想模式，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所強調的是善與惡的融合，以及對幸福和不幸的歷史狀態的瞬時把握。《共產黨宣言》指出，應將資本主義視為生產力最發達同時也是最具有破壞性的歷史時期，亟待我們思索的是，善與惡共存于其中，我們應將其視為在同一段時間里處于無法分離的緊密交織的維度。較之犬儒主義者和目無法紀者對善與惡的超越而言，這是更為有效的方式。”

其次，從結構性矛盾的視角來看，馬克思同時清楚地看到，即使沒有這種主觀的反抗與斗爭，資本主義這種客觀形式本身仍然蘊涵著其無法克服的矛盾，并且隨著這種矛盾不斷激化，形式規定性的社會有效性也將隨之崩潰。當社會主義遭遇重大挫折，人們紛紛宣告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的時候，弗雷德里克·詹姆遜就明確指出，“將慶祝馬克思主義的覆滅與迎接資本主義的最終勝利相提并論，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因為馬克思主義恰恰是關于資本主義的科學，其認識論的使命在于，以無與倫比的能力來描述資本主義的歷史獨創性，以政治的和預見性的稟賦來揭示資本主義的根本結構性矛盾”因此馬克思對黑格爾的繼承，并非是價值形式學派的體系辯證法，而是革命的辯證法。詹姆遜認為， “這意味著在事物的核心發現不可避免的矛盾，并按照矛盾的觀點對其加以審視和重構，或者說，各種形式的非辯證思維總是被規定為包含、抑制或歸于矛盾等諸如此類的各種策略。”

馬克思并不試圖解決魯賓悖論，馬克思的貢獻恰恰在于發現了資本主義自身無法解決的這一悖論。他希望告訴大家的是: 在資本主義生產形式下，“人類勞動的等同性，取得了勞動產品的等同的價值對象性這種物的形式; 用勞動的持續時間來計量的人類勞動力的耗費，取得了勞動產品的價值量的形式; 最后，生產者的勞動的那些社會規定借以實現的生產者關系，取得了勞動產品的社會關系的形式。”也就是說，馬克思恰恰通過同時呈現內容與形式，從而將兩者之間的不一致和矛盾性暴露出來。即形式本身不具有自洽性的。

第三，資本主義的所有權蘊涵了對抗性，馬克思說，“這是買和賣，是貨幣關系，但這種買和賣的前提是: 買者是資本家，賣者是雇傭工人。而這種關系所以會發生，是因為勞動力實現的條件——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已經作為他人的財產而和勞動力的占有者相分離了。”馬克思和列寧都承認在資本主義條件下，資本的形式，資產階級的氣氛和空氣有可能 “硬化”和凝固，使得生活于其中的人成為它的奴才。但卻否認其會一勞永逸地成為絕對的永恒必然性。因為利潤要分割為企業主的收入和利息，就需要持續地將剩余價值進行獨立化，即完成它的形式對于它的實體，對于它的本質的硬化。而工人要“取得對象化在他身上的勞動時間的等價物，就要提供他的能夠創造價值和增殖價值的活勞動時間。工人是把自己作為結果出賣的。作為原因，作為活動，工人被資本所吸收，并體現為資本。這樣，交換轉變成了自己的對立面，而私有制的規律——自由、平等、所有權——，即對自己勞動的所有權和自由支配權，轉變成了工人沒有所有權和把他的勞動讓渡出去，而工人對自己勞動的關系，轉變成了對他人財產的關系，反過來也一樣。”“一方面，勞動作為對象是絕對貧窮，［另一方面，］ 勞動作為主體和活動是財富的一般可能性。這種勞動作為資本的對立面，作為資本的對象存在，被資本作為前提，另一方面，它本身也以資本為前提。”如果未能看到資本主義的社會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無法化解的對抗的話，就會片面地得出結論: “勞動力的買和賣是在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的界限以內進行的，這個領域確實是天賦人權的真正伊甸園。那里占統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權和邊沁。自由! 因為商品例如勞動力的買者和賣者，只取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們是作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締結契約的。契約是他們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現的最后結果。平等! 因為他們彼此只是作為商品占有者發生關系，用等價物交換等價物。所有權! 因為每一個人都只支配自己的東西。邊沁! 因為雙方都只顧自己。使他們連在一起并發生關系的唯一力量，是他們的利己心，是他們的特殊利益，是他們的私人利益。正因為人人只顧自己，誰也不管別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前定和諧下，或者說，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著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體有利的事業。”因此，當齊澤克等人關注形式對內容的統治時。他并未能注意到形式仍然只是社會關系的中介和手段，即仍然是資本家統治工人的中介和手段。“凡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看到物與物之間的關系( 商品交換商品) 的地方，馬克思都揭示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

對馬克思來說，商品形式的秘密恰恰在于這種形式所遭遇和反抗和所蘊涵的矛盾還沒有使其達到崩潰的程度罷了。如果看不到這種抵抗、矛盾、對抗在資本主義生產中像幽靈一樣對資本主義形成持續的干擾和擾亂的話，當需要對超越資本主義的未來人類生活的具體形式進行描述時，價值形式學派便會走進自己的思想僵局: 無法給出超越資本主義的真實可能性和形式性所在。價值形式學派也因此被批評為比資本自身的理論家們為資本提供了更好的服務。它喪失了馬克思留給我們的最寶貴的遺產，即從勞動作為主角，作為財富和價值的生產者這一視角觀照現實的能力。價值形式學派的最大問題，便是對歷史唯物主義輕易拋棄。比如亞瑟就認為他的研究 “并不涉及對黑格爾歷史哲學的宏偉敘事的恢復以及使它與歷史唯物主義聯系起來: 相反，它關注黑格爾的 《邏輯學》以及 《邏輯學》如何與馬克思 《資本論》的方法相一致。這一點通常借助以下說法表述出來: 與研究社會制度之興衰的歷史辯證法相反，人們試圖建構一種系統辯證法，以闡明某個特定的社會制度，即資本主義的諸關系。”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