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新發展
由2007年秋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極大地沖擊了原有的經濟結構和政治結構，也挑戰了已有的生態理論和生態觀念。面對這一挑戰，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轉而重視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建構，力圖通過自身的理論更新，建立新的馬克思主義生態觀，從而對當代的環境危機和社會危機做出更為合理的解釋。因此，我們要吸取國外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資源，就不能不了解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國外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新發展。鑒于此，本文著重于論述并分析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國外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在理論建構和反思當下生態危機、社會危機方面的新成就，展示國外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新發展。
一、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構
如何看待馬克思主義的生態學思想資源?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有沒有生態學思想?這是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建構必須面對和回答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內部分裂為兩派：一派是以詹姆斯·奧康納為代表的生態學社會主義學派。這個學派的基本觀點是：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只論及了社會發展中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而沒有論及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生態矛盾，因此，在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是找不到說明和解決當代資本主義生態危機問題的思想資源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建構只能到當代的經濟學、政治學和綠色運動中去找尋思想資源。從這一觀點出發，他們把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建構的重心放在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兩個方面，而不去研究作為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基礎的哲學，對馬克思的生態學思想更是持否定態度。另一派是以約翰·貝拉米·福斯特為代表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這個學派的基本觀點是：當代全球生態危機的最基本、最深刻的問題，是人與自然的代謝關系斷裂的問題，而這個問題早在馬克思、恩格斯那里就提出來了，因此，開掘馬克思、恩格斯的生態學思想，建構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自然本體論應當成為當代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建構的首要任務。從這一觀點出發，他們把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建構置于第一的地位，力圖通過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建構，為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生態社會主義的研究開辟新的視野，從而建構起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新觀念。歷史地看，這兩派觀點的對立并不是自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產生之日起就有的，而是在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建構中發展起來的，確切地說，是在21世紀初形成的。在此之前，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只有奧康納為代表的生態學社會主義學派，這也就意味著，在21世紀之前，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只有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還根本沒有哲學；自21世紀開始，以福斯特為代表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學派迅速崛起，并與以奧康納為代表的生態學社會主義學派之間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從而形成了對立的兩派。在這兩派中，以福斯特為代表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學派因其重視哲學的研究而在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建構上很快占據了主導地位，代表了當代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的前景。[1]因此，我們在這一部分著重論述以福斯特為代表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學派自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在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建構上的新成果。
從總體上看，以福斯特為代表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學派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主要是圍繞著如何重新認識馬克思的自然唯物主義及其中的生態學思想展開的，不過，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前，這一研究的重心落在對馬克思的自然唯物主義觀點的開發上，而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這一研究的重心轉向了對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的生態學思想的開發上。
這一轉向與西方經濟學家否定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有著直接的關聯，確切地說，是對西方經濟學家，也包括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內部否定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的當代價值的一種回應。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就不斷地受到沖擊。西方的許多經濟學家認為，現代經濟運動的主體形式是金融資本，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只論及了生產勞動部門的資本運動，而沒有論及金融資本的運動，因此，面對現代經濟運動，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已經過時了。而在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內部，以奧康納為代表的生態學社會主義學派也對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的當代意義持否定態度。比如，生態學社會主義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約翰·巴里在考察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的生態問題時，就明確地反對把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作為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建構的思想資源。他強調，生態危機作為資本主義的第二矛盾，應是當今資本主義的更大的經濟和政治矛盾，正是這一方面，馬克思主義沒有給予充分的重視和研究，因此，要使馬克思主義能夠解釋當代資本主義的生態危機現象，就必須對已有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做三個方面的修正：其一，結合后資本主義的發展，修正馬克思的生產力以及如何打破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的桎梏的觀點；其二，把馬克思有關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相矛盾的觀點置于生產力、生產關系與生產條件之間的關系中加以研究；其三，充分吸取生態學女權主義的思想，把性別和資本主義生態邏輯的思想引入馬克思主義的生產和再生產理論。[2]
針對這一觀點，福斯特和布萊克·克拉克指出了奧康納一派觀點的缺陷。他們認為，奧康納一派將生態矛盾歸結到經濟矛盾之下，把破壞生態條件的經濟危機，而不是生活條件本身的危機，即自然本身的危機，看做是生態危機的根本問題。這是將馬克思主義理論嫁接到綠色理論中去，忽視了對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生態學洞見和方法的研究。[3]從這一觀點出發，他們對那些否定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中包含著生態學思想的觀點做了理論上的回應。他們強調，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中是包含著生態學思想的，這一思想集中表現在兩點上：其一，馬克思在他的1861～1863年的《經濟學手稿》中強調自然系統具有代謝功能，并把自然的代謝作為一種方法，運用于考察人類與自然的交互過程；其二，馬克思把勞動看做是代謝交換的一個部分，強調人類發展的歷史進程是在依靠自然并在與自然的關系中前進的。據此，馬克思提出了“社會代謝”這一概念，用于指稱物質和能量在“人與自然之間的動態交換”，從而對社會做了生態學意義上的規定。進而，馬克思把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規定為一種特殊的社會代謝，指出這種生產方式導致了對有限生態環境的退化和污染，并破壞了自然系統再生產的自然循環和過程，可見，正是資本主義的社會代謝與自然代謝之間的分離，造成了自然循環的斷裂。福斯特等人認為，在這里，馬克思是力圖把一個生態系統的特定的生態環境以及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決定的特定的社會交往納入到勞動價值論的研究之中，深刻地揭示了資本主義制度內在的不可持續性。這就是馬克思的生態唯物主義的代謝分析方法。這一方法應該成為我們今天考察資本主義社會的代謝秩序與生態帝國主義的重要思想資源。因此，今天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就是要遵從馬克思的相關理論和觀點，建立一種新的代謝秩序來阻止資本主義的破壞趨勢。[3]
福斯特等人提出上述兩個觀點，是建立在他們對馬克思的生態學唯物主義理論的系統研究之上的。這一研究包括三個層面的內容：
第一個層面是開掘馬克思的自然唯物主義理論，變革勞動價值論的研究框架。在福斯特等人看來，以往對勞動價值論的研究都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框架中展開的。在這一框架中，人們只能看到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中有關剩余價值生產和資本家剝削工人勞動方面的內容，卻看不到其中有關人與自然的生態關系的內容，于是，人們就輕易地得出結論：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與當代生態問題毫不相干。然而，如果我們超出這一狹隘的理論框架，代之以生態學的框架，那么，我們立即就會看到，馬克思對剩余價值和資本主義剝削工人勞動等問題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思考之上的。比如，馬克思在論述價值時，強調使用價值是價值的基礎，而使用價值講的就是人對自然物的關系。這表明，在馬克思那里，勞動價值論是以人與自然的關系來度量的，而馬克思在其中提出的勞動異化概念本身就是指的人與自然之間代謝的斷裂，即自然的異化。從這個角度看，以人與自然之間的代謝關系為核心的自然本體論是勞動價值論的哲學基礎。為了論證這一觀點，福斯特等人考察了馬克思的這一觀點的歷史形成。他們認為，早在博士論文中，馬克思就通過比較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發展了伊壁鳩魯有關感性自然的思想，提出“現實不外是時間和過程”，而時間是“偶性的偶性”，這就揭示了人與世界之間的“內在關系”[4]234～235，并把這種內在關系作為他的新唯物主義哲學的本體論基礎，或他的哲學的思維框架。這一思維框架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被明確地表述為人與自然之間的辯證關系。在論述這一辯證關系時，馬克思強調“既然人類是‘自然的一部分’，那么人與自身、與他們自身生產的異化也同時是人與自然的異化和自然的異化”[4]228，這實際上已經提出了自然異化這一生態學的思想。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提出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是“依賴于滿足他們的肉體需要的自然，因此，生產必然是為人的生存”[4]228；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把勞動定義為“自然與社會之間的代謝交換，沒有這種代謝交換，人類就不可能存在，歷史也不能夠發展”[4]228。這些論述表明，在馬克思那里，勞動實踐是一個有意義的概念，馬克思正是通過這個概念，一方面強調自然是獨立于人的，是人的生產的環境，另一方面又強調自然與人之間的聯系，強調兩者之間的復雜的物質聯系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前提，從而提出了“自然—社會”的結構，亦即“生態辯證法”[4]276。這樣一來，“自然—社會”或“生態辯證法”就成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的基本框架。綜觀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這一基本框架的基本內容存在于五個相關領域之中：“(1)力圖對一般生產和生產的特殊歷史形態開展唯物主義的批判；(2)論述超越于資本關系之上的社會與自然相互作用的需要理論；(3)對前資本主義經濟形態以及通過原始積累消除這些經濟形態、通過生產改變人對自然的占有方式等等分析；(4)提出資本的阻礙和限度；(5)作為資本絕對限度的環境”[4]277。至于這五個領域的內容，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已經做了充分的表達。由此可見，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雖然是在《資本論》中系統地闡發出來的，但是，它的自然本體論的基礎則貫穿于馬克思從早年到晚年的理論創造之中，并且是在研究資本主義的生產運動中完成的。在這個意義上，應該承認，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不僅包含著生態學的內容，而且還有一個生態學的研究框架。福斯特等人的這一研究，無疑賦予了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現代內容，揭示了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本體論基礎。
第二個層面是把馬克思的“自然—社會”框架或生態辯證法當做一種方法，運用于改造環境社會學，建立馬克思主義生態科學的社會學。福斯特等人分析了當代環境科學中的內在矛盾，指出了當代環境科學不能成為生態科學的社會學的方法論缺陷。他們認為，環境科學產生于20世紀70年代中期，從哲學方法論的角度看，它的核心問題就是要解答自然與社會的關系，即自然在多大程度上獨立于人的活動甚至觀念，又在多大程度上為社會和人的思想進程所構造?環境科學在解答這個問題時，出現了現實主義(realism)和構造主義(constructionism)兩種相互對立的觀點：現實主義主張唯物主義的觀點，認為自然是獨立于人的活動和觀念的，由此出發，他們強調“自然對人的活動的限度”[4]289，強調人們只有首先認識和遵從自然的規律和限度，才能使自然發生變化，從而滿足人的需要。與之相反，構造主義主張唯心主義和懷疑主義的觀點，認為我們認識自然的知識是有限度的，由此出發，他們強調人認識自然的限度，強調人的活動和認識構造的限度，并由此質疑那些被他們稱之為“本質主義”或“實證主義”的自然觀。這兩種觀點創造了兩種完全不同的環境社會學理論：前者創造的是現實主義的環境社會學，這種理論關心環境危機的本體論基礎，強調環境危機是改變現存的社會關系的原因；后者創造的是構造主義的環境社會學，這種理論更為關注認識論方面的問題，即反省我們建構起來的自然科學，認為環境危機最根本的是由構造的隨意性造成的，因此，需要開放不同的解釋。福斯特等人強調，這兩種理論對環境危機的解釋都不足以使環境社會學成為一門生態科學，因為要使環境社會學成為一門生態科學，就必須解答三個問題：第一，要說明生態學作為一門科學是如何產生出來的，在這里，人們不僅要研究我們關于自然的知識，還要證明生產的社會關系的發展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人類社會的沖突必然擴展到自然/生態領域；第二，要說明人類歷史的沖突是如何進入當代生態學領域的，它們在什么意義上影響了當代生態科學中的生態危機觀念的形成?第三，生態科學的社會學的形式是什么?它是怎樣補充環境社會學對于生態危機的解釋的?當代生態科學的社會學要對這三個問題做出解釋，就必須依照批判的現實主義觀點將本體論的現實主義和歷史的構造主義綜合起來，也就是說，要將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融合一體，建構一種有關理解人類世界歷史構造限度的現實主義/唯物主義的觀點，即能夠將伽利略的科學原則和維科的歷史原則協調起來的理論。這種理論就存在于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之中。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則，概括起來，就是馬克思所說的，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不是在隨意選擇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他們既得的自然環境和社會條件下進行創造。人們通常把這個原則稱之為“實踐哲學”的本質。[4]289～291歷史地看，馬克思的這個原則是在克服科學的社會學的缺陷中發展起來的。馬克思、恩格斯十分注意達爾文的學說，一方面，他們贊賞達爾文的進化論，認為達爾文的進化論宣告了“目的論的死亡”，另一方面又反對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如馬爾薩斯等人，把達爾文的進化論的“生存斗爭”的原則簡單地運用于解釋人類歷史規律，于是，他們提出了“兩次提升”的思想，論述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辯證發展，既反對了自然主義，又反對了神學目的論。從哲學方法論的角度看，馬克思、恩格斯的“兩次提升”的思想能夠使我們克服環境社會學中的現實主義和構造主義的片面性，理應成為我們建構馬克思主義生態科學的哲學原則。[4]308～312
第三個層面是以馬克思的物質代謝理論審視生態帝國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帝國主義理論。馬克思主義的帝國主義理論產生于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它的產生標志著馬克思主義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因此，自20世紀以來，帝國主義理論成為馬克思主義世界歷史理論中的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這一點對于生態學馬克思主義來說，也不例外。福斯特等人認為，21世紀帝國主義的擴張使生態問題變得越來越突出了。比如，美國侵占伊拉克，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為了控制石油。今天，有關氣候問題、自然資源開發等問題，在國際交往、對話中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這些都表明，生態問題已經成為發達國家控制不發達國家的一個重要方面，發達國家不僅通過經濟、政治和軍事手段來掠奪和侵占不發達國家的自然資源，而且還通過氣候、石油等生態問題的討論取得話語霸權，形成對不發達國家的文化控制。這一切都構成了生態帝國主義的內容。由此可見，帝國主義不僅有著經濟的、政治的、軍事的內容，而且還有著生態的內容；聯系當今社會發展的現實，不難看出，生態問題已經成為帝國主義的最深層的內容，生態危機也是帝國主義最深刻的危機。由此出發，福斯特等人給生態帝國主義下了一個定義：生態帝國主義就是“對控制自然資源的需求，以及為了滿足這種需求而制造出不對稱的資源開發和不平等的交換”[4]347。他們認為，生態帝國主義的這一本質恰好證明：人類只有在生態系統平衡的條件下才能維持自身的生存。這一原理早在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中就已經揭示出來了，因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中包含著物質代謝的原理。這一原理證明，“人與地球之間存在著一種必要的‘代謝交換’，而勞動就是‘人與自然的交換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人通過自己的活動、媒介，調節和控制自身與自然之間的代謝。’任何一種代謝關系都控制著物質交換的調節過程。自然系統，比如養分的循環，就有自己的代謝系統，這個代謝系統并不依賴人類社會，也不與人類社會發生關系，而僅僅是為了維持自身的更新或繁衍。對于馬克思來說，社會代謝的概念抓住了人與自然之間的復雜的物質和能量的相互變化。每一種生產方式都是一種特殊的社會代謝秩序，這種秩序影響著社會—自然的關系，調節著當下的社會再生產和對生態系統的需求。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轉換，就是把一種新的社會代謝秩序貫穿于社會和自然相互交換之中”[4]348。他們運用這一原理分析生態帝國主義現象，強調生態帝國主義的產生標志著資本主義代謝系統的斷裂，它證明，生態問題是資本主義的固有矛盾，不可能在資本主義的系統中得到解決，而必須通過建立新的社會主義的代謝秩序才能真正解決。這樣，他們不僅從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中找到了批判生態帝國主義的理論根據，而且也開掘了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生態內容，從而論證了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的當代意義。
綜觀上述三個層面的研究，第一個層面是對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中的自然本體論的開掘，第二個層面和第三個層面是對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的方法論意義的揭示，兩者分別為人們思考當代生態問題及其出路和開展資本主義批判提供了指導。福斯特等人正是通過這三個層面的研究打通了馬克思哲學理論與當下實踐的關系，極大地拓展了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視野，使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對生態危機的研究不再停留于對新社會運動和政治體制等政治問題的思考，而是深入到對當代環境危機和社會危機的具體問題及其對策的研究之中，從而形成了對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生態政策的批判。
二、對當下環境危機的新思考
環境危機是如何造成的?人類如何走出環境危機?這是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在思考現實中談得最多也是最重要的問題。近年來，這個問題的研究越來越多地集中在對全球氣候惡化這一課題上，于是，以全球氣候惡化為主題的全球環境危機就成為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研究的主題。在研究這一問題時，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不是單一地提出自己的觀點，而是通過批判資本主義國家針對當下環境危機提出的政策來表達自己的觀點，指出解決當下生態危機的道路和未來前景。
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學者充分意識到，當前資本主義的危機不僅僅來自于席卷全球的金融動蕩，也來自于全球氣候的急劇變化和資源的日益匱乏。后者既關乎人類的生存與發展，也關乎統治階級的利益訴求。維克多·瓦利斯指出，當前統治階級對生態危機的關注主要出于三個直接原因：“a)原材料價格和能源成本的持續上漲；b)災難性氣候事件所造成的重大損失；c)大眾恐慌、人民不滿以及可能最終引發的社會動亂”[5]。正是基于對自身統治利益的考量，資產階級對自己的統治政策進行了適當的調整，提出了所謂的“能源革命”、“可持續發展”和“綠色資本主義”等口號。這里所說的資產階級對自己統治政策的適當調整，主要指的是資產階級在資本主義體制內所進行的生態改革，這一改革主要有四個方面的內容：1)尋求更好的科學技術，提高能源的利用率并降低原材料的消耗；2)核能；3)實行大規模的工程計劃；4)總量控制和排放交易計劃。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學者剖析了這些改革措施的內在本質，揭示了這些措施可能帶來的消極影響，從而對這些措施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提出了質疑和批判。
首先，對資本主義國家提出的碳交易、碳補償、碳固化等政策進行了分析和批判。所謂碳交易、碳補償、碳固化政策的內容是：由政府創造碳交易和所謂“抵消”的人為市場，政府規定碳排放量的上限，超過上限的企業可向未達上限的企業購買排放量的差額，抵消本身超限的額度。資本主義國家提出這一政策，是力圖通過穩定大氣中二氧化碳的濃度來解決因全球氣候變暖而造成的生態危機。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學者對這一政策提出了公開的質疑。福斯特、克里斯汀·弗蘭克等學者明確指出：“碳交易起不到什么作用，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它的提出是地球碳循環系統商品化的結果，充其量不過是將自然商品化的一種嘗試。與此同時，它也不過是一個虛假的記賬方案，那些造成污染的大公司依舊逍遙法外”[6]；“碳交易真正起作用的地方，是提高了投機者與公司的利潤，因而得到了這些人的支持”，可見，在碳交易的協議下，碳交易這種形式可能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金融衍生品市場。[7]
其次，批評世界委員會提出的將生態效率和替代物作為去耦經濟增長的提議，指出這一提議只能給生態環境帶來消極影響。彼得·內斯和卡爾·喬治·霍耶強調，世界委員會的這一提議是虛妄不實的。他們回顧了有關經濟增長與增長的極限的環境辯論，對非物質化策略進行了批判。他們指出，持續的經濟增長與環境可持續性是不相容的，因為從長遠來看，自然資源是有限的(除太陽能)，社會總產品的生產的資源消耗和環境負荷不可能為零。此外，他們還依據斯特恩的理論，對與生態現代化理論密切相關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假說進行了抨擊。在他們看來，隨著人民收入的不斷增加，總污染的排放量也隨之上升，當前富裕國家排放量水平的降低是由于它們將污染產業外包給貧窮國家，從全球范圍來看，排放量卻是有增無減。[8]
再次，對資本主義國家提出的“綠色資本主義”概念提出了質疑。維克多·瓦利斯認為，“綠色資本主義”這一概念是自相矛盾的，因為它試圖將兩個對立的概念結合在一起。“綠色”意味著將生態健康放在首要位置，這就要求限制溫室氣體的排放和保護生物多樣性。與此相反，“資本主義”則意味著促進增長和積累，將勞動力和自然環境僅僅視作投入物，這與綠色維度明顯是沖突的。但是，這一概念的提出也并無任何奇怪之處，資本主義國家為了維持自身的擴張，必須尋求持續的經濟增長率與自身的可持續條件的平衡，“綠色資本主義”作為一個政治目標，不過是試圖將兩個不相兼容的因素糅合在一起的一種嘗試。[5]
最后，反對資本主義國家把生態危機歸于某個技術性問題，從而癡迷于以技術的手段來解決生態問題。福斯特指出，資本主義國家以為通過技術性的處理就能走出生態危機，實質上是一種技術拜物教，它與市場拜物教密切相關。無論是想通過市場機制，還是想依賴技術手段來解決生態危機，都是一種拒絕革命的策略，這種策略是用來維護那些會因經濟制度的變化而遭受重大損失的統治集團的既得利益，因而是不可能奏效的，因為資本主義具有內在的、固有的毀滅性質。
在這里，福斯特表達了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普遍性的看法：解決生態危機的辦法不可能在資本主義制度的邏輯內找到，因此，資產階級國家想在不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前提下通過尋求技術路徑來解決生態危機的問題，只是一種幻想。從環境和生態方面來看，資本主義制度具有不可持續性。這種不可持續性主要表現在五個方面：1)對資本積累無止境的追求，必將導致通過擴大生產來增加利潤；2)資本主義的農業和糧食體系不過是對環境的污染，絕不是讓人們普遍地獲得足夠的、具有質和量的食物；3)資本主義猖獗地破壞環境；4)資本主義不斷創造和加深國內貧富的分化以及國與國之間貧富的分化；5)資本主義利用技術的障眼法來掩蓋其造成的社會問題和生態問題。[9]因而，要克服當前嚴峻的生態危機，維護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就必須超越資本主義制度，建立一種新的文化結構和生產體系。
三、對當下社會危機的新思考
生態學馬克思主義不僅研究環境危機，而且還從生態學的角度來研究社會危機。正是這樣，世界范圍內的戰爭和革命、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等問題也成為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研究的重要課題。與其他學科不同的是，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是從生態學的角度來思考社會危機，或者說，把社會危機當做生態危機的問題加以研究。這一研究常常能夠為人們觀察當代社會危機提供一種新的視角。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對糧食危機的思考就具有相當的典型性。《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在2009年第3期以專集的形式刊發了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學者討論糧食危機問題的最重要論文。在這里，我們以這些論文為主，分析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學者對這一問題的討論。
2008年6月，世界銀行的報告指出，全球食品價格同過去三年相比上漲了83％。與此同時，聯合國糧食與農業組織也指出，世界糧食價格在短短的九個月內上漲了45％。這不僅標志著廉價糧食時代的落幕，同時也標志著糧食短缺問題可能成為一個全球性的重大問題，因為糧食價格的急劇上漲，超出了許多人的承受能力，尤其是對欠發達國家而言，糧食進口成本的迅速攀升，致使2007～2008兩年間大約30個國家發生了抗議糧食價格上漲的民眾暴動，其中包括墨西哥、摩洛哥、毛里塔尼亞、塞內加爾、埃及、海地和印度尼西亞。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學者看到了糧食危機的嚴重性，強調這場糧食危機既是環境危機，也是社會危機。誠如埃里克·霍爾特·西門尼茲所說的：“從最近在羅馬、北海道和馬德里峰會時所出現的沖突和抗議來看，越來越多的民眾開始抵制工業農產品的復合體系，同時，以農業生態、土地改革、糧食正義和糧食主權為目標的政治性集會運動日益高漲，所有的這一切都預示著未來的糧食體系問題已經成為了階級斗爭的焦點”。[10]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學者對2007～2008年以來因世界糧食價格上漲而引發的社會危機進行了歷史的、政治的和經濟學的分析，揭示了這場社會危機發生的深層根源。
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學者認為，2007～2008年以來糧食價格的瘋漲有著長期的結構性根源。瓦爾登·貝羅和馬拉·巴菲爾認為，導致全球糧食產量下降進而無法滿足人類增長的需要的關鍵原因在于“發展中國家農業部門的退化，這種退化是由于發展中國家‘對農業的投資和支持不力’所造成的”。與之相關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全球大規模的經濟結構調整，這種調整是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壓力下實施的，它開始于上個世紀80年代，涉及90多個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以墨西哥、菲律賓和非洲大陸的農業危機為實例，“過去幾年的全球糧食價格危機的實質是生產危機”，這種危機使得農業資本主義產業化的合法性受到了極大的挑戰，隨著全球經濟的崩潰，支撐農業生產產業化和銷售一體化的進程將會發生逆轉。[11]菲利普·麥克邁克爾也關注糧食危機的結構性根源，但他更側重于資本主義尤其是新自由主義進程對全球糧食體系的影響。他認為，全球化的供給體系、社會飲食結構和社會再生產條件的變化，為糧食價格的上漲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同時也為新自由主義的發展模式埋下了隱患。新自由主義所推行的自由化和私有化制度，促進了跨國農業綜合企業和糧食市場的一體化。這一制度之前是通過壓低糧價致使小生產者破產，而現在是通過全球性的壟斷引發糧價通脹。同時，世界糧食體系所發生的根本性的結構轉變，使得主要糧食作物用地的用途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不僅增加了南方國家在糧食上的依附性，而且惡化了“全球搶地運動”。無論如何，這次糧食危機暴露了新自由主義糧食制度固有的脆弱性，即大規模的糧食商品化使糧食成為投機目標，而金融市場和大型綜合農業企業則使得糧食價格的通脹成為可能。麥克邁克爾指出：“以市場自由化為基礎的糧食制度，是形成這樣一種全球化體系的直接原因。在這種全球化體系中，糧食價格上漲受到鼓勵并在全球范圍內迅速蔓延，這種全球化體系的根源則在于工業化的農業生產模式及其對化石燃料的過度依賴。”[12]烏薩特·帕特內克認為，“在復雜多變的背景下，區分引發糧食問題的長期因素和短期因素顯得尤為重要”。他分析了印度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糧食問題，指出了糧食問題上存在著的三種矛盾：一種是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以及發展中國家內部的收入(和糧食)分配的不平等加劇；第二種是發展中國家的糧食用途的矛盾，即發展中國家的糧食是用于國內消費，還是基于其他利益考慮而用于出口?第三種是農業對能源的依賴性日益增強而造成了農業與能源之間的矛盾。以此為基點，帕特內克駁斥了關于全球糧食價格上漲的一般性假設，即人類糧食與動物飼料之間的競爭、發展中國家富人糧食需求的不斷增長等。他認為，導致糧食價格飛漲的主要原因是，“在新自由主義貿易的范式下，土地的用途發生了變化，從糧食生產轉向了出口農作物”。這也就是說，貿易的自由化使得全球越來越多的土地被用來生產發達國家人口所需的相關產品，這種專業化的出口模式置多數人的糧食安全于不顧。[13]總而言之，當前全球的糧食體系是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推動和控制之下建立起來的，這種農業食品體系不僅為資本的積累創造了有利條件，也使得農業生產的目的越來越服務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消費需求，并在一定時期內忽視了由于糧食產量增長速度過慢和人均糧食產量降低所引發的世界經濟不平衡問題。
針對當前形勢的嚴峻性，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學者對當前糧食體系所存在的問題進行了揭露與批判：
第一，農業的工業化引發了嚴重的社會問題和生態問題。從前一個方面來看，農業工業化進程的開展使農場工人遭受了極為殘酷的剝削，同時也對小農的生存構成了極大的威脅，迫使大量人口離開土地而走進城市的貧民窟，為了生存而艱難地斗爭著。從后一個方面看，工業化的農業對資源的依存度較高，從而導致了再生產和銷售過程中的資源浪費，此外，農藥與化肥的大量使用破壞了土地的質量，造成了單位面積的農作物產量不斷下降。
第二，自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推行的農業自由化貿易，不僅沒有使廣大發展中國家通過“比較優勢”而獲利，反而使廣大發展中國家處于更悲慘的境地之中。索菲亞·墨菲指出，在農業貿易協定內部存在著一系列嚴重的問題，諸如言辭與現實之間的差距、執行過程存在的問題、對于貿易扭曲的沉默等等。這種農業貿易的自由化所帶來的結果是結束了對低效農業的補貼，拆除了關稅壁壘和各地政府所建立的糧食儲備，為資本的流通提供了便利。[14]
第三，新自由主義共識主張通過“自由市場”來調節和滿足全世界人民的供養，以期能夠大幅減少政府在人民供養計劃上的開支。然而，事實證明，這一想法是極其荒謬的，沒有任何事實為其提供佐證。與期望相反，在追求壟斷利潤動機的驅使下，全球糧食生產和銷售體系不僅帶來了更大規模的饑荒，而且加深了全球農業糧食體系的不穩定性。
第四，在全球范圍內，由新自由主義所主導的通過綠色革命來提高糧食產量的方法被證明是不可持續的。這種方法既破壞了生態環境，導致了生物多樣性以及相關傳統知識的巨大損失，也造成許多貧困農民背上了沉重的債務。埃里克·霍爾特·西門尼茲指出：“全球糧食危機強化了新自由主義在農業發展上的緊縮政策，給陷入低谷的綠色革命帶來了新的生命，這一政策正在非洲和亞洲部分地區起作用，然而，與以往的綠色革命一樣，新綠色革命實質上是在為資本主義的農業擴張調動資源。”[10]
第五，試圖通過生化科技改良農業作物的方法是存在問題的。近十幾年來，許多公司大肆宣揚農作物和種子的遺傳基因工程學是改善農業的關鍵，針對這種說法，布萊恩·托卡弗和雷德·馬格多夫指出，到目前為止，這種轉基因農作物與等量的非轉基因農作物相比，所增加的產量并不可靠。更為重要的是，盡管目前關于轉基因作物對于健康和環境影響的全面分析尚有欠缺，但是，科學家揭示的新信息顯示了這項技術本身會破壞細胞的新陳代謝和基因。[15]
第六，試圖通過農業燃料作物來解決能量問題的做法是不合理、不合法的。萊斯·利瓦伊道和海倫娜·保羅指出，當前為各發達國家所宣揚和推廣的農業燃料作物不僅不是可持續的、有益的能量來源，相反，它還是惡性的和不可持續的。他們認為，無論是在資本主義勞動過程之內，還是在其之外，推廣農業燃料作物的計劃都是通過對財富的剝奪來擴大資本的積累，土地的功能被視為一種資本投入，作為一種通過投資來獲得最大回報的生產要素。這一過程經常由暴力所強制推行，攫取社會在土地和勞動上的權益，并加重了環境的惡化和資源的競爭。在具體的操作中，諸如單一品種的栽培、農藥的高空噴灑、密集的灌溉和對市場的依賴等等，對環境和生產者都產生了不利的影響。[16]
基于上述批判，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學者提出了建立可持續和可支撐的農業糧食體系的構想：
(1)主張“糧食主權”，即各國人民享有糧食生產和決定自己生產的糧食和農業體系的權力。[10][17]
(2)要求進行土地再分配的改革，即將集中的余地分成小的、合作的、個體的生產單位，以提升農村福利。[17]
(3)提出替代性的農業模式，即“小農場的生產規模”。[18～19]
克里斯蒂娜·史基亞佛尼還全面介紹了委內瑞拉在建立新的糧食和農業體系方面所做出的努力，為各國進行糧食體系的改革提供經驗。[20]
從以上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思考環境危機和社會危機具有兩個特點：其一，批判性。具體地說，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對環境危機和社會危機的反思都是圍繞著批判資本主義這一主題展開的，是馬克思的革命的、批判的哲學傳統的繼承。其二，世界性。具體地說，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對環境危機和社會危機的反思始終是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剝削與被剝削關系的框架中展開的，體現了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的新發展。從這兩個特點看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的重構，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所建構的自然本體論，不是像以往的機械決定論和實證主義回復，而是沿著辯證唯物主義的非決定論傳統向前走，是馬克思的批判哲學傳統在當代的發展。正是這一特點，彰顯了重建馬克思主義自然本體論的當代意義和未來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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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武漢大學哲學學院）